菜鸟搬家

作者：李公明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更新时间：8/6/2011 9:27:15 PM  



德国人会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或者说，“德国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激发我们思考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确会令我们感到一种思想的敏感张力。

\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的《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关于德国人和他们的历史》（丁君君译，三联书店，2011年6月）是一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者发表在报刊上的专题文章的文集，这个书名就是1986年一篇文章的题目；毫无疑问，它很容易使人产生痛苦的遐想。

\它讲述的主题是德国纳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但其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在德国问题这个主题之下，它似乎是一部西方的革命与专制极权主义的发生史，时而又像是一部历史学争论史与国家政治以及外交政治的关系史，甚至是一部关于国家政治罪责与民族分裂之间复杂而又痛苦的关系的思辨性论著。这些问题都像无数锋利的、充满杀伤力的碎片，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思想雷区。

\《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原是1986年作者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谓的“希特勒阴影”指的是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滔天大罪——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二战’结束四十年后，一些政治和文化界精英认为已到了摆脱希特勒阴影的时候。他们质问道：如果我们的回忆永远停留在奥斯维辛上，德国还有未来吗？难道年青一代没有权利卸下第三帝国的历史包袱，走进新的千年？如果我们的未来永远纠结在一段早成往事的德国罪责上，悲观、挫败和颓废感也会永远如影随形。”（第151-152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对这场德国人的历史观大争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指出像诺尔特、希尔德布兰特等历史学家那样试图为德国减轻罪责的说法是经不起考验的，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斯大林、波尔布特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而正是这种联系和比较试图使德国的罪责相对化——那种逻辑是，既然别的政权也有，既然历史本身就是充满了罪恶，为什么要永远苛究德国的罪责呢？对此，作者仍然强调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罪行，也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罪行”（第158页）；二、减轻罪责与民族自辩的浪潮与德国统一的呼声和民族主义意识有着密切联系，“为了重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必须要改写过去的历史。因此那个摧毁了统一德国的政权不能继续以过去的形象出现，这也就意味着，不能再将它称为史上最反人类的政权”（第159页）；三、那么，德国人应该怎么做？温克勒说，“我们必须学会带着历史继续生活，而不是事后改写历史”；不能以为通过修改历史就可以获得一种权利。历史留给德国人的任务是团结那些曾被德国伤害、并一直承担着更多历史重负的国家（第160页）。作者的意思是，要从希特勒阴影中走出来，不能依靠修改历史，而必须承担责任。

\十年后温克勒再次撰文反思这次历史学家的大论争，也检讨了当年他认为德国不会重新统一的武断观点。作者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政治”的概念，诺尔特要减轻德国大屠杀的历史罪责其实是一种历史政治的建构，但是相反的一方表示应该接受国家分裂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因此，“现在是时候审查历史学家争论中的某些貌似正义凛然的言论了”（第163页）。德国左派认为德国的分裂可以为纳粹罪行赎罪同样是一种历史政治，在“前言”中温克勒指出这个概念的出现是为了警示出于政治目的将历史工具化的危险。

\通过对各种历史观点和历史事件的反复辩难，温克勒在该书“前言”中指出：“两德统一并没有驱散希特勒的阴影，也不会驱散。‘二战’结束四十年后，犹太人大屠杀才以其真正面目被德国人的集体记忆所承认，这一真面目是：大屠杀是20世纪德国历史中的核心事件。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大争论’才是一种必须之举。因为争议的真正主题是德国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历史地点，而触发争议的则是某些将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行为相对化的尝试。”最后，让大屠杀退出日常政治生活是应该的，是一种进步；面对历史，应该致力于在当下为负责任的行为创造条件。这就再次回应了“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这个核心主题。

\但是，对我们而言，还有远比这种“阴影”更为复杂和更为现实的阴影，还有更为复杂的“历史学家大争论”的问题：从禁忌到主流观点、从历史政治到权力政治。在温克勒的文章中，许多主题被反复讨论，各种思想的碎片折射着敏感的话题。

\关于大屠杀的“独特性”、与其他极权政权所犯下罪行的比较问题，温克勒正确地指出，坚持大屠杀历史的“独特性”观点是一把双刃剑，其合理之处是能够防止将德国的反人类罪行相对化，但同时也衍生出了另一种后果：其他国家的罪行（甚至包括种族灭绝罪行）也相应被低估了（第164页）。这第二个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要，在我们自己看来，德国大屠杀的“独特性”也阻碍了我们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那些同样是以群体性、血统性、隔离性和残暴性为特征的大规模迫害与杀戮的比较研究，阻碍我们彻底地研究和认识像希特勒这样的历史人物，也阻碍我们在国家罪责及其赔偿问题上取得哪怕是最起码的进步。所幸的是，目前已有学者开始了反思和进行比较研究，无论如何，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在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不是唯一的、独特的。

\关于德国的历史道路和国际共运史的斗争，温克勒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在各种复杂的事件、思想和人物脉络中看到了在反民主、反自由的种种民族论、国情论中通向反人类罪行的邪恶之途是如何逐步铺筑起来的。从1917到1933，从1848到1989，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上这些年份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忧伤的思考和判断只能建立在作者所说的那种“伦理地平线”上：人权与公民权的共同价值观。他认为“同代的不同代性”说法的确体现了十八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德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大多数人拒绝从启蒙运动中得出的西方经典民主等政治结论；人民对俾斯麦“自上而下革命”优点的信任慢慢转化成了一种对政府权力的内在默许，而这种权力绝不是来自人民的；德国的知识精英以“1914年精神”来回应“1789年精神”，用对秩序、规驯和内向的歌颂来回应“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第217页）。

\实际上，“永远活在……阴影之下”这个论题有着远比温克勒的论述更为复杂和更为尖锐的性质，而且更是一个与作者的同代人，甚至是下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相关的问题。关于社会解放的时间表与焦虑问题，过去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是从马克思那里开始感受到的。当时我们的教科书说共产主义是千秋万代的大业，但是阅读各种马克思的传记却使我们想到当年的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认为德国的问题必须通过一场激进的革命来解决，而这将是一场彻底的革命，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而到了他的晚年，马克思则是对在有生之年能否看到埋葬资本主义感到有一种摆脱不了的焦虑，最后他寄希望于俄国。当时我的同班同学林兄就对这个马克思的“有生之年”的问题特别敏感，在学到国际共运史的时候我们有过一些讨论，那时大约是1980年。在本书中，我们看到温克勒在“反革命的革命”一章中对马克思的心路历程的分析正与当年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吻合。只是，那种焦虑之情恐怕还是温克勒难以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