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
----推薦餘傑作品《中國影帝溫家寶》
鮑 彤
中國的公民之所以關注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是因爲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領導手裏。千家萬戶對領導都有所求──請求領導過問拖欠的工錢，請求領導制止官商勾結的暴力拆遷，請求領導把自己黨內的腐敗“領導”好，請求領導別再“領導”老百姓的事，別再管老百姓聽什麽歌，看什麽戲，什麽書報不准出，哪些網路必須封，等等。
作家余傑寫作和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無非是批評領導，無非是對領導抱有希望，無非是想知道領導人到底有沒有正視而不回避擺在他們面前的、非解決不可的重大社會問題。有沒有決心從善如流，實施憲法，使中國在建設成爲名副其實的共和國方面獲得實質性、制度性的進步？如果對領導絕望，還會浪費筆墨嗎？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批評。這些批評的言論，反映了一種普遍存在的情緒和要求。我看這種情緒和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真正能夠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積極因素。
到底是共產黨爲實現理想而建立，還是理想爲解釋共產黨的領導權而存在？虛幻與現實，誰爲了誰，這個根本問題，到了西元二○一○年，竟然誰也說不清楚了。但據說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裏面党的領導是“公僕”，所以連史達林也認爲：對自下而上的批評，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確性，就應當歡迎；如果要求批評者百分之百正確，那就沒有自下而上的批評了！
“自下而上的批評”是文明社會的家常便飯，但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卻是難上加難的大難題。史達林的話對中國顯然沒有約束力。根據中國的國情和特色，主人和公僕的關係與衆不同，即便如此，查來查去，中國的憲法、刑法、民法，都沒有說過公民批評不得党國領導人。
六十年前流行過一句話，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一九五三年出過一個“壓制批評的人是党的死敵”事件：一位曾經爲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産主義者，壓制一位專科學生的批評，中共中央發覺後，給了他留黨察看和撤銷部長職務的處分。此事被立即通報全國，要求全黨高級幹部，務必傾聽來自人民群衆的批評，不可因身居高位而批評不得。
現在流行唱紅打黑。正是毛澤東本人，在七大會場上，請求大會批准，把“批評和自我批評”列爲本党“區別於其他一切政黨”的標誌。須知有無“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區別真共產黨和假共產黨的標誌。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共產黨，是真；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共產黨，是假。
樂意爲《中國影帝溫家寶》作序
《中國影帝溫家寶》不能在大陸出版，準備到香港出，但是作家受到警告，香港也不許出。警方的邏輯是，領導人不是普通人，批評領導人就會成爲很嚴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像劉曉波那樣判重刑。
警方的邏輯是現實的邏輯，但這是小題大做，起碼是幫倒忙；說得嚴肅一點，是替和諧開倒車；用法律語言來說，這是非法的、違憲的。我希望警方懸崖勒馬，迷途知返──現在還來得及。也許毛澤東當時說“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時候意在表演，但一經成爲中囯共產黨的宣言而載入史冊，受党領導的警方就不應該把它視爲兒戲。文明的進步需要積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說不定就是明天保護人權的具體現實。
對公民的批評，需要党國領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用不著緊張，用不著動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力量來“維穩”。
我很樂意爲《中國影帝溫家寶》作序。因爲中國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言者無罪的虛擬世界，一個是言者有罪的現實世界。領導和被領導，大家都在矛盾中間過日子。爲了解決矛盾，首先需要指出矛盾。二百多年前，安徒生用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衣》向歐洲人指出了矛盾。現在同樣需要有人向中國人指出矛盾。余傑先生作了勇敢的嘗試，這本書也將因此成爲檢驗中國的藥劑。如果從此以後，言者真的無罪，党國領導、省市領導、縣區領導、鄉鎮領導，真的成爲公民有權批評的物件，公民真的有了批評任何官員而免于恐懼的自由，這本書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二零一零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