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已非精神先驱
自古以来，相较其它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与政治有着天然而本能的联系，权力精英们亦总是希望知识分子为己所用。然而矛盾的是，热衷于参政议政的知识分子们常常又被看作是最具危险性的社会群体。1949年后，大批处于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被纳入体制。“时间开始了！”胡风喊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回望50年前，1957年的那个夏天，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国迅速展开的反右运动中，“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群体刚刚觉醒的议政热情和价值自信被击得粉碎。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6000万文化人噤若寒蝉，知识分子不复有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权力的光谱上亦迅速走向边缘化。紧随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灾难进一步使知识分子的文化和社会职能丧失殆尽。
1990年代的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又使得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世俗化的严峻挑战。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现实中这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属于先天不足。没有恒产而缺少金钱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着在“皮”上的“毛”，自由、力量和尊严飘摇不定。他们惊讶地发现金钱的压力更直接、更具体，或投身商海，或忙于通过知识换取财富，知识分子们开始精心处理自己“沉重的肉身”。
伴随经济理性的觉醒，知识分子们在思想和价值层面的沉默似乎便成为了必然。1990年代中期，随着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拥有话语权和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迅速依附式崛起，继经济精英之后，成为又一“精英”集团——知识精英。原本被期待成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成为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却被边缘化。
改革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目前的状况是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他们人数很少，却已然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愈来愈大，改革的游戏规则从19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而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是1980年代的启蒙者，转而成为既得利益者。
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层面的缺席，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思想追求，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和诱惑面前，放弃了普遍价值和道德使命。
虽然被执政党纳入“统一战线”预示着新知识阶层的崛起，但与过去100多年那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精神先驱的角色相比，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今天，包括新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却正遭遇着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知识就是力量！
当培根400年前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一个时代就此开始。人本年代里，知识并没有明智而及时地为自己的力量设限，“实验科学”的范围被扩大到社会领域，问题的产生促使人们反思。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选择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其实，“实践检验真理”，依旧是培根400年前的发言。
2006年岁末，中共公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首次将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新阶层纳入“统一战线”。
在利益形成与分化的过渡期里，值得追问的是，知识要成为什么样的力量？以及，知识如何成为力量？怎么走是知识，向哪走也是知识；只有在自由与民主的现代文明平台上，知识才有可能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重新赢得它的尊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被执政党纳入统一战线预示着新知识阶层的崛起，但与过去100多年那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精神先驱的角色相比，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今天，包括新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却正遭遇着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当知识分子一词不再具有道德价值，新知识阶层仅成为一个基于财富的政治性描述时，很自然地，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便成了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经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然而，期待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的道德自律，只能是赫尔岑讥讽的那样“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需要适宜的制度土壤。（原载凤凰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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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anuary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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