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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编辑部1967.08.17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会主义正气高度发扬，资本主义邪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

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急先锋彭德怀，赤膊上阵了。他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彭德怀这些家伙，充当了杜勒斯、赫鲁晓夫之流的应声虫。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还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他们所谓“两者并重”，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主张钞票挂帅，搞物质刺激。他们还恶毒地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庐山会议所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这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决议》指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庐山会议揭露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的大阴谋，夺了他们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使军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⑴⑶）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共匪不服从国民政府的罪证），反对无产阶级(PS：指共匪)夺取政权。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PS:“抗日战争”还有“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欺骗和愚弄群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就更加猖狂了。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一开始，他就伙同大野心家高岗、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高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手法，阴谋篡党篡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一次大交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当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彭德怀就恶狠狠地冲了出来，而中国的赫鲁晓夫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看到形势不妙，就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并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制造混乱，阴谋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经济破坏，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班老爷们看来，天快要塌下来了，神州快要陆沉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

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披挂上阵，大喊大叫，替彭德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吴晗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说“将我罢职理不公”，吹捧他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就是要为彭德怀进行反攻倒算作舆论准备。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将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以及臭名远扬的“三家村”狐群狗党，也鼓噪而起，大肆吹捧《海瑞罢官》，在全国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海瑞精神”，为彭德怀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这场反革命舆论的锣鼓声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奋起迎战，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挑起的这场进攻予以迎头痛击。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的这一批判，不仅打中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而且打中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海瑞罢官》打开一个缺口，揪出了“三家村”的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揪出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进一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个战线上的流毒，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破产了。这是我们党的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四月，伟大的共军过大江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其中有四句：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今天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重读这首诗，感到倍加亲切。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进一步磨砺革命的锐气，团结最广大群众，彻底清算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第十三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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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1968.10.18；中发［68］155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夥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共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PS：毛匪破坏和平、破坏谈判、在俄寇支持下发动内战的罪证）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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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1967.08.0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ｐóｕ＠①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

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PS：哈哈，可证明汪精卫的苦心！）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一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齐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扌加不＊＊＊＊＊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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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咬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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