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据统计，在中国有史可查的二千余年中，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为二千余万人。而中共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便夺去了5千余万人的生命。最不能容忍的是，时至如今，仍有多数传媒，沿用丧尽天良的说法，继续对老天爷栽赃陷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只有3个国家没有发生大饥荒，他们是古巴、南斯拉夫和波兰，这三个国家恰恰都保留了私营农场。波兰保留了一半左右，南斯拉夫全面保留，古巴也保留私营农场。换句话说，他们的农业没有强制集体化，所以这三个国家都没有发生大饥荒。
反之，凡是强制农业集体化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大饥荒，其中特别严重的是苏联、中国及朝鲜。居首位的是中共暴政。过去历来认为中共暴政仅发生过一次大饥荒。实际上，中共暴政下发生过3次大饥荒，第1次发生在1946-48年的“解放区”；1949年后又发生过2次，1960年前后的所谓“三年大饥荒”是第3次，也是世界史上第1大的大饥荒；世界史上的第2大的大饥荒也发生在中国，在1887-1888年中国北方饿死了1000万人。世界历史上第3大的大饥荒是1932-1934年，苏联（主要是乌克兰）饿死600万人。
中共暴政下的第1次大饥荒
首先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它夺取了局部地区的政权，延安陕甘宁边区和中国东北，当时叫满州。1946年开始，中共为了换取苏联的援助，不惜饿死延安和东北地区的几十万农民。这是中共第一次人为虐杀中共统治区内的中国农民。
苏联、北朝鲜和蒙古对中共的巨大援助一直在高度密秘进行，中共之所以能夺权，跟苏联及其操控的北朝鲜和蒙古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蒙古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被苏联操控，1945年7月，蒋介石被迫容许蒙古公投，实际上完全掌控在苏联手中。而北朝鲜自二战结束后，一直处于苏联控制下。中国东北跟北朝鲜、苏联和蒙古有三面交接长达数千公里的国境线。苏共就是从这些地方，密秘输入大量武器给中共。1946年的8月和10月，毛泽东两次向苏联驻哈尔滨贸易代表提出用粮食支付苏联的援助，苏联当即拒绝。到11月，毛泽东派刘亚楼赴莫斯科签订中共每年向苏联提供100万吨粮食换取苏联军事援助的协议（刘亚楼后来任当了空军政委），由于大量粮食被中共强制征收去换取苏联武器，结果导致共产党统治区出现大饥荒和死亡。延安地区在1947年就饿死了10万以上的农民，而中共控制的陕西和东北三省，1948年饿死了几十万人，甚至连共产党的军队也时常挨饿，当时人们都以为是内战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是毛将粮食大量出口苏联导致这些农民饿死。
中共暴政下的第2次大饥荒
1955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抢粮食，逼迫许多农民自杀。1955年初，各省地方当局已向毛泽东报告，农民因为缺粮食而吃树叶，卖儿卖女。当时赵紫阳向中共提交了一份报告称干部挨家搜查，抢走农民所有的粮食。在高耀县，110人被逼自杀，当时全国一共有2千个县，因此按估算，当时全中国因为中共抢粮食，农民被逼自杀者超过20万。
中共为什么抢粮呢？就是因为中共用粮食出口苏联，换苏联援建中国军事工业。苏联援助中共150座大型工厂，60%以上都是军工业，其余的都是重工业，因为中国没有钱，所以用粮食换钱，这就是中共抢粮、逼粮的根源。苏联援助中国的150座工厂并不是无偿援助，仅仅是低息贷款，比如一个工厂价值一千万元投资的话，中共要支付苏联一千万元价值的粮食，仅是年息比国际市场低2/3。所以苏联援助实际上仅是减少了2/3的利息。中共长期宣传说苏联援助，不提及是无偿援助还是有偿援助，中国人都误以为苏联是无偿援助。事实上，苏联在1945年8月9日进占东北时，曾将日本在东北三省的投资，其中150座大型工厂所有的机器设备全部拆走，被拆走的机器设备的价值，按照美国专家的估计价值8亿美元以上。而要恢复这150座大型工厂，至少要投资20亿美元。所以1949年中共夺权后，苏联援助中国的150座工厂，实际上不过等于恢复苏联从中国抢走的150座工厂而已，只不过性质不同。原来的150座工厂都是轻工业，或跟民生有关的工业，而中共建起来的全是军事工业。
1947年和1948年，中共强征粮食饿死几十万中国农民；1955年中共抢粮又逼迫农民自杀死亡超过20万，两者相加，至少超过50万。
中共暴政下的第3次大饥荒——1958年到1961年四年大饥荒
专制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中共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据杨尚昆讲，中央得不到各省饿死人的真实资料，问民政局，问公安厅，都隐瞒缩小数字，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要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仕途的。就在1960年，中国饿死2200万人！1960年11月12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广东省委书记，兼中南局书记），率队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了五个月。调查五个月以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超过100万了”。这什么意思呢？中共当局的调查永远查不清当时死多少人，已经超过100万它就不统计了。1961年有三个人，一个是贾启允（国家统计局局长），二是周伯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三是陈国栋（粮食部长）他们三个人就跟各个省打电话，统计死了多少人。搞了调查，统计以后，是几千万。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看了以后，马上说：立即销毁。过了一个星期，周恩来不放心，就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这样，周恩来才放心。
苏联同样发生过三次大饥荒：第一次在列宁时代；第二次在1932-34年的斯大林时代；第三次是在1947年，也是斯大林时代。除了列宁时代发生的大饥荒欺骗性稍微小一点，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知识分子，还没有被强制洗脑阉割，所以知识分子向外国呼吁，列宁被迫同意，向国际社会呼吁营救。但是到斯大林时代，1932年大饥荒就封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中共一开始就封锁信息，从来没有对外透露实情，所有的外国政要无一例外，全部上当受骗。比如密特朗（法国社会党领袖，后任法国总统）1961年访问中国，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彭真1961年10月，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公开撒谎：“中国没有饿死一个人”。1961年后来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访问中国回到加拿大后写了一本《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在书中，他特意批驳外国报纸对中国大饥荒的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负责人、粮农专家沃德爵士也上当受骗。他1959年访问中国后说：“中国粮食产量从1955年到1958年翻倍，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是在有些地方粮食不足”。由此可见，中共在大饥荒问题上故意欺骗，在饿死几千万农民的同时，欺骗国际社会，断绝外国人援助中国的任何可能。
四年大饥荒全国到底饿死多少人？这是评价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史实。
有人说，饿死了3600万。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4千万到5千万之间。这4、5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中共一直封锁那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了1960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1000万人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1991年8月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一书指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书中的“大饥荒”一文里有统计：“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刘少奇在大饥荒发生的1961年初，在大饥荒还没有结束之前，亲口告诉过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当时已经有3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加上最后一年又饿死了1千多万，4年大饥荒至少饿死了4千多万人。刘少奇于1961年4月返回湖南老家亲自调查，他的姐夫（因为是地主）被饿死，他的姐姐也已经快饿死。刘少奇之所以后来有所改变，跟他这一段经历有关。因为他自己革命一生，没想到连自己的姐姐差点饿死，而且自己的姐夫被饿死，所以后来刘少奇在中共1962年1月份7千名中共干部大会上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刘的说法仍然是有所保留的，还是给了中共面子。因为事实上是百分之百的人祸，刘少奇私下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都要上史书的”，正因为刘少奇的这种说法，彻底得罪了毛泽东，也是他日后死无葬身之地的前因。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证实，大饥荒饿死4300万到4600万人，赵紫阳派了“体改所”调查组到全国各地实地调查，特别是大饥荒重灾地区，查档案资料，之后出具了一份报告。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实，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4600万人之间。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丛进教授之《曲折发展的岁月》，及第五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两本书都提及在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一共4千万左右。
2009年4月8日的《广州日报》在A19版全文刊载对水稻专家袁隆平的专访，发表了袁隆平关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因为虚报“粮食生产问题”导致中国饿死4500万人；
在那饿死的4千多万人，男女比例约为5:2；在那遍野的饿殍中，每7具尸体里就有5名男性。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纵观中国历史，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2991万多人。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就饿死了4500万人，其中农民饿死了4千万。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两千年大规模饥荒而饿死的人数的总和。美国在广岛、长崎投的原子弹杀伤了10万人；共产风的威力比原子弹大整整460倍。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啊！
还有一个数字是5000-6000万。据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页所提供的资料，当可推算出1958年起3年内中国的人口净减了5300万。1958～1962年，毛泽东奴役区饿死人数在5290万至5730万之间。1956年，广西一个地区征收了过头粮，导致了1000多人被饿死，省委第一书记被撤职。1958年秋毛在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1956年广西饿死550个农民，从第一书记陈漫远到县委书记均受处分）？死5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大跃进饿死了5千多万人，毛却不说要撤他的职了。作为这桩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他展示出什么道德良心？5千多万冤魂在他心里留下了多少悔恨？没有，什么也没有。在1961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又说：“有一点损失，我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1962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错误，毛泽东生气地打断邓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1961年1月21日胡适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6千万。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4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2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那之前中国还有着高出生率，全国饿死了多少人！和平时期因为人祸，一个国家饿死了这么多人，在世界史上恐也是绝无仅有的。
金剑平指出：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6288.93万人，总人口减少6595.55万。
有学者估计四年大饥荒饿死了大约7600万人。宋美龄在美国说：中国饿死了8千万。刘少奇的儿子说：饿死了8千万。
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推算，山东饿死800万；民间认为：山东饿死900万。
安徽饿死700万；民间推算饿死达800万。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八十年代初，我们考察过的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人占全县1/4，其中有一个公社，每三人当中死二人，换句话说66.6%的人死亡。1986年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很多人死于饥饿，其中陇中地区死亡130万到200万人”。1960年12月，周恩来特意从北京乘专机到安徽省，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他紧急调粮支持西北，因为西北研究原子弹的部队缺粮食。所以曾希圣，在安徽已经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紧急再次抢粮满足中共中央的要求。结果安徽省因为此举多饿死了200万农民，以便让西北的10万大军吃饱饭，这个事实是最近才披露的。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调粮食救其它地方，李是毛泽东的铁杆支持者，所以四川省饿死1200万农民！
河南三年间死亡人数约500万（其中1960年约190万），少出生人口200多万（其中1960年约100万）。民间认为：河南饿死了900万。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包括重庆）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1962年6月，廖伯康对杨尚昆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1000万。这只是从文件上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去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铁流指出：四川实际饿死了2千多万人。甘肃省一直到1962年还在饿死人，甚至四川到1962年也还在饿死人。金剑平保守计算：仅天府之国四川，官员承认饿死1250万，实际高达2616.52万。甚至连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1959年到1963年也饿死了70万人。而根据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西藏饿死的人数远远高于70万人。因为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50%。
共产党“有计划”地淘汰农民阶级
中共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说它是政治原因可以由死亡率最高的省份，都是毛派干部当权的事实得以证实，四川、河南、安徽这三个省是当年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其中四川省是第一名，安徽第二名，河南第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阶级淘汰落后阶级的自然过程。《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所以“落后”的农民阶级只能被共产党“有计划”地淘汰掉了。
早在1950年10月，因介入朝鲜战争财政吃紧，在11月15日的中央财委会议上，陈云曾说：“请农民帮忙。现在还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资产阶级找出路，公务人员亦没有什么油水……还是多剥削农民”。1962年邓小平承认“过去剥削农民多了”。从1953年秋开始，中共便为了军事强国计划，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援建的项目，从而与农民展开了全方位的争夺粮食的战争。毛泽东说“要教育农民少吃，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饿就用“薯叶填补”。薄一波（薄熙来的父亲）承认，“农民绝大多数粮食均被强制抢走，被驱向死亡的境地”。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在决定统购统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正在为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展开一场战争，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是好的”。很明显，当时的政府已经明摆出一副你农民要死就死去的架式。几天以后，陈云向各省领导干部传达毛的指示，全国即使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的事件，仍然要征粮，“要准备十万个农村村民暴动。换句话说，要准备1/10的村庄暴动，但这不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195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杜润生透露：浙江农村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像已续有发生。1955年4月，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农民为134人。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上书毛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老家江苏，“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毛不为所动，反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4个月”，“顶多缺6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确没有良心，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良心是不多的”，“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为了更方便的夺取农民的粮食，中共发起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55年5月份，在谈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毛说，“我们必须在五年内逮捕150万反革命，反革命占人口的5%”。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秋天至少有1万名农民被逮捕，其中的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
毛泽东在农村搞人民公社，推行全面公有化；土地、工具、种子、房屋一律公有，甚至连农民的锅、口粮都公有了，都在干部的控制下；农民只能到公家食堂吃饭才能活命，上级要饿死谁，谁就得等待饿死。如果是“自然灾害”，那么饿死人就没有选择性，所有人皆在其中，甚至城市居民比农民更加饥饿，但实际上饿死的都是“落后”的农民，而党干部及家人往往可以吃小灶。这就实行的有选择性地饿死——他们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者、所谓的坏分子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例如四川许多县，80%的人死于这种禁食惩罚。饥饿被用来作为惩罚的武器，用来处罚那些无法跟上工作要求之人，政府扑杀弱势者和孤苦无依的人。官方送出好几百万人到劳改营，劳改营中每年的死亡率在40～30%之间。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人，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见戴煌：《九死一生》） 。
毛为了名正言顺地夺粮，强迫下面大吹、特吹亩产十万斤。下面在上级的压力下，上报亩产万斤，最高的达到水稻亩产13万斤。其实农民出身的他，怎么会不知道粮食能出多少？大吹大夸正是他需要的。于是上级要粮食，下级没有理由不给，连种子全上缴都不够。粮食都被干部交给国家了；毛泽东让农民吃野菜和糠，他把农民当牲口。野菜和糠吃完了，就吃树皮；树皮吃尽了，就吃观音土；最后就是人饿死。
毛为大饥荒做了舆论准备。在大饥荒发生前的一段时间，毛在各种会议上大讲特讲中国历朝历代如何饿死人，告诉干部饿死人是正常现象，不饿死就不正常了。让各级干部作好了饿死人的思想准备，让他们对饿死人习已为常、麻木，让他们草菅人命。这说明毛知道饥荒要来临，因为这一切是他一手安排的，他要先给干部们洗脑“打招呼”，别坏他“好事”。1958年11月12日，毛泽东对他的亲信说，“大型水利工程、大炼钢铁，像这样的工作，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半中国人可能死，如果不死一半，死1/3或1/4，也就是死5千万。死5千万我会被开除，甚至掉脑袋，但是如果你们坚持，我将不得不让你们干，当人们死亡时就不能怪我”。可见，毛对死人是无所谓的，他明明知道强制征粮食会导致大饥荒，他是克意虐杀5多千万农民。当时在河南省有一个工地，一共有6万人，其中1万多人累死。
1958年底开始，下面饿死人的电报象雪花般地打到中央，毛用铅笔在电报上写着：“教群众吃稀一点，渗着树叶吃”。其实早就没有稀的吃了，如果还有稀的吃，怎么能饿死人呢？当使连树皮都啃尽了。彭德怀看不贯百姓饿死，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对毛的政策进行批评，结果彭德怀及一大批正直的官员被打倒，从此再也没人敢说话。彭德怀后来被活活打死。
庐山会议后，中共马上开展了“反瞒产运动”，在全国搜查农民所谓“隐藏”的粮食，干部和民兵用非常暴力的手段从农民手中“拿”走最后的粮食，甚至连种子粮都拿走。场面非常惨烈，仅在700万人口的河南信阳地区，各级干部在这次运动中，打死逼死群众8万余人。比鬼子抢粮还狠，仅在河南信阳的商城，干部们为了挖出粮食，对民众使用了包括“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活埋、割咀唇、灌大粪、逼迫吃屎”等45种惨绝人寰的毒刑。据《墓碑》记载：1959年11月XX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中共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因为毛泽东的统治依靠这号人。正如信阳一些老干部后来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历次运动无一例外地扩大化，都源于毛泽东的痞子政治。每当人们追问扩大化的原因和责任时，得到的回答无不是“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卞仲耘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女校长，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反瞒产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痞子政治大表演。
1959年底，毛拿着饥饿的电报问那些高级干部怎么办？他就是不下令开仓赈灾，还增加粮食出口。那些干部能有什么办法？有办法的彭德怀已经被打倒了！开仓赈灾和减少出口这些办法还要问别人吗？很明显毛是在引蛇出洞，坚决剔除可能“坏他计划”的人。
1953年中央指示：“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1958、59两年已发生饥荒，粮食出口（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出口）却高达700万吨，加上1960年又出口270多万吨，一共1千万吨。而700万吨粮食已足够向3800万人每人每天提供840热卡，1千万吨足够提供4500万人每天800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类或豆类等大量食品的出口，所以如果不出口粮食，中国一个人都不会饿死。据中共自己统计的数据说大饥荒期间，中国人人均有1534热卡，根据亲共作家韩素英说中国家庭妇女的热卡每人每天最多不超过1200卡。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苦役犯每人每日的热卡量还有1300卡到1700卡之间，所以大饥荒纯属中共人为蓄意制造的。
1960年中国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周恩来闻讯，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此期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但茅台酒厂1959年到61年的产量并没减少，且更具收藏价值。1958年土陶瓶茅台酒以145.6万元创中国白酒最高价。
大饥荒期间中共还用大量粮食制造航天用酒精，甚至还不停止研制原子弹。粮食被中共大量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为核工业原料。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所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比如搞酒精作原料”，光是导弹试验，每一枚导弹要消耗一千万公斤的粮食。周恩来事后说中国制造原子弹非常便宜，一共只花了几亿人民币，但是事实上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费用高达40亿美元，按1957年的比价，实际上高达120个亿人民币，但是周恩来欺骗人类社会，说只花了几亿人民币。 而这40亿美元，若不用于制造原子弹，足够拯救3800万免于饿死。换句话说，如果不研制原子弹，中国人一个也不会饿死。毛泽东因为研制原子弹造成中国人死亡，超过日本因为挨两颗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一百倍！中共的荒唐野蛮到了个什么程度了，一目了然。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中共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那些高官厚禄者，为了他们的地位和面子，助纣为虐，不惜以亿万百姓的性命为代价，视人命不如草蜢，任意饿杀。当四川大量饿死人时，省委书记李井泉说，哪个朝代没饿死人？继续坚持他的害人政策。用这句话来继续坚持他的害人政策，让更多的民众饿死。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当年中共用于救灾的给农村的经费，一共只有4亿5千万元。换句话说，人均只有8毛钱！人均8毛钱能干什么呢？当时中国的自由市场上，大米价格每公斤2块到4块钱。换句话说，8毛钱只能买2两或3两大米，这怎么能救灾呢？
中国的仓库里实际上屯满了粮食和其它食品，但中共有令，由军队和民兵把守，饿死不开仓；宁愿让粮食烂在仓库里，也不能够开仓拯救农民，当百姓接近粮仓就开枪扫射。这种做法只有在共产党极权暴政下才存在。如当信阳大面积饿死人时，信阳粮仓里的粮食是满满的，政府把粮食收起来，百姓饿死也不给。甚至干部民兵封村不让人逃荒，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安徽省当局用机关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800人以上，凤阳另有2.8万农民受到各种惩罚，农村庄死亡率超过50%，有些村庄的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社会学家周孝正说：整村整乡整县的饿死，而且严禁逃荒，迫使农民就地饿死，河南1000多个自然村就此消灭。饿死与战死不同，饿死人往往是一家全死、有的村一村人全死，因为一个人没饭吃，一家人也没饭吃，一村人也在饥饿状态，不是一二天而是三五年，除非有特殊关系的——如干部，否则，逃脱不了厄运。不像打战，中弹与否天地之别，不中弹的人一点事都没有。饿死比子弹打死惨烈得多，饿死是慢慢折磨死的，中国人何罪之有？
毛一边“教群众吃稀一点，渗着树叶吃”，一边把大把大把粮食送到外国，同时把粮食囤积起来，还拒绝接受外援，除了是想把人民饿死，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目的。可见，大饥荒是毛的既定方针。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两千年的君主帝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发生大饥荒时，皇帝都会令地方政府开仓赈济灾民。只有在中共、包括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饥荒期间饿死不开仓。所以中共是蓄意谋杀性的大饥荒。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谢韬说：这是人类历史最大的最野蛮的暴政。
1961年初，刘少奇已经知道有3千万人饿死了，他4月-5月份返回湖南老家，他的姐夫已经饿死，姐姐也快饿死，所以刘少奇回到北京后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当时时，贸易部的官员建议，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进口粮食，周恩来反对，并指示，趁国际金价走低，大量吸纳黄金，用中国几千万人的生命换回了一堆黄色的金属。后来刘少奇拍板，花了黄金进口粮食，解决了一些问题。在1962年初的7千人大会上，毛还想让饥荒继续下去，他说：“现在不是有没有粮食的问题，而是考虑如何把粮食收缴上来的问题”，听得下面的干部毛骨悚然。毛的目的显而易见——饿死人数还没达标，还要继续饿杀百姓。刘最后看不下去，在不知道内情的官员的帮助下，扭转了局势，而且还逼得毛检讨，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被以刘卫黄的名义在河南开封送入火葬场。不是刘少奇拼死一搏，把毛的计划打破，饿死将达一亿人。
毛泽东的菜谱。官方宣传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不吃肉，他认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后来看到公布的毛泽东的生活档案，他不吃猪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据《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披露：在大饥荒期间，毛本人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毛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计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吉士百烤鱼、菠兰煮鱼、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十七种做法。
毛泽东的住房。在中国饿死数千万人之后，毛泽东仍然过着他荒淫糜烂的生活。毛参加的会议的饮食、娱乐，也在进行攀比、竞赛，到1959上海会议达到高峰。1959年毛在庐山开会时还临幸过个18岁的小护士，结果小护士珠胎暗结，为此毛在党内生活会上还做了检讨。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描述毛“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他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供毛泽东性开放的地方，除众所周知的中南海外，全国各地为毛泽东建造的“居住地”共有61处。毛泽东除中南海外，在大饥荒年代开始建滴水洞行宫，著名的还有庐山芦林一号别墅、长沙蓉园、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别墅、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湖心岛别墅、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等61处，目前很多行宫公开展览，成为景点。设计、施工人员竣工后全部在会餐中灭口，而被“幸”少女们秘送海南、东北伐木工中“改造”，几十年后，有的逃回，家人已不认识。而被蒙在鼓里的工、农、商、学、兵，当时正在含泪喊“毛万岁”。
人比牛马还贱
毛泽东明知大饥荒饿死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救灾措施。他是故意的，他不是不知道大饥荒真相。1958年10月9日，毛泽东就对他的亲信圈中人说：“死人有好处，可以肥田”。 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河南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蒋学成，当过土匪，1959年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余习广的家乡湖南澧县，在几个公社和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都发生过用饿死的人尸骨，来炼化肥的惨案。
在旧社会，中国人做牛做马，在腥社会，中国人做牛马的牛马，中国人做牛马的2次方。
在奴隶主看来，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在中共国尤其如此。早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李大钊所创立中共建国后使广大人民不仅做了中共的奴隶，而且还做了骡马的奴隶。
1958年大跃进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可河南却给牲口刷牙。登封当时是全省土法炼钢铁的“先进县”，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河南日报》就登该县的照片。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当时几个农民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1960年3月3日，湖南澧县闸口公社三元大队三队女饲养员戴友姑养的一头猪病死了。大队书记苏海清责令饲养员戴友姑给猪戴“孝”，并规定：⑴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高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⑵要请道士开路，后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⑶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⑷养猪人带路抱灵，边走边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我还你来世帐”。⑸猪坟要埋一人多高；⑹养猪人送烟火（烧纸钱香烛）3天，送一次哭一次；⑺见干部一来就要大哭猪亲爹。并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⑻要搭棚守灵，守一个月。
事件轰动全县，老百姓怒不可遏：全县死了几万人，没见干部过问。从古到今，没见过死了一头猪，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的事！
1980年代中期，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辛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怨愤，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大饥荒导致大面积人相食
中共的人为大饥荒，导致中国在和平年代，出现多省吃人的事件。比如青海湟中这一带，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贵州省检察院确认饿死人、人吃人。广西环江县是1958年水稻卫星亩产13万斤的地方，该县报告确认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及公开卖人肉的现象。四川、山东、湖北都发生过人吃人事件。
在安徽凤阳，1960年春就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当时发现了63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8岁的儿子给勒死后煮着吃了。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饿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一位网友说：“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的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仅在甘肃张掖地区就有40万人饿死。张掖是甘肃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称。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却收不回粮食，人们都去大炼钢铁，粮食冻在地里。这边还超标虚报粮食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报了万斤就要征一万斤标准的公粮，征不上来就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掏空了，不缴粮就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情况势必是要挨饿。195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19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1/3，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当局为了封锁消息，那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甘肃省当时人吃人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一个公社书记对记者说，他们家那个村里面，有一个妇女把自己的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当时的人们饿疯了，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
河南省农民往往集体决定吃小孩，先把小孩给吃了，以保大人的命。《墓碑》中有这样一个令人哀叹的例子：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在中国，政治上不说假话，就会遭难，甚至有生命的危险。谢韬新作《在历史的天平上》作的序言)中说：“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大饥荒是100%的人祸
大饥荒不是所谓的自然灾害所致，也不是刘少奇所说的“三分天灾”，而是100%的人祸，不存在天灾的问题。因为1954年、1980年的气候要比1958-1961年这四年期间要坏得多，但是1954年和1980年根本没有发生饥荒。
在饿死人最严重的1959年还想用强大的舆论把“人祸”压下去。1959年秋天，《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秋粮大丰收的消息。1960年元旦，《红旗》杂志发表李富春文章《迎接1960年的新跃进》，终于有“农业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农业总产值较计划超过很多。”好不容易查到“天灾”的记录，不过它并没有影响收成，反而超产“很多”。至少应该这样理解，全国性的“天灾”没有对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造成任何影响。当时全国范围内饿死人现象已经很普遍，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发祥地河南信阳地区在这个冬天饿死上百万农民。就在这饿死人的关头，1月2日，《人民日报》发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1959年都比1958年有大幅度增长，仅河南省公社和生产大队公共积累超7亿，比1958年增长50%以上。可见，河南农村大批农民是在公共积累增加50%的情况下饿死的！也即，饿死人并非因天灾欠收，而是被“公共积累”搜刮殆尽所致。到1960年夏天，又报《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农业大丰收的序幕》。
到1960年“十一”国庆节，才有高人指点，把饿死人的“人祸”转嫁到“天灾”头上。《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一改过去莺歌燕舞的调子，突然宣布：“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接着又说：“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这篇社论告诉人们：粮食紧张，压低定量是天灾造成的；饿死人的事情一个也没有，这是中共统一口径，不管看到什么，也得按照这个口径说话，否则就要犯下攻击人民公社的大罪。经过一番铺垫以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8届9中全会公报，宣称：“在1959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严重自然灾害。”后因情况未见好转，又顺延一年，变成“三年自然灾害”。
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而政府和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也被谎言洗刷得干干净净。在谎言面前，那冤死的数千万农民似乎死得活该，只能怪“老天不长眼”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7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要老天为饿死人的事情承担30%的责任，仍然是要减轻毛泽东的罪责，因为三分天灾根本不存在，这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大饥荒纯属中共人为制造的，是制度性的谋杀，不是所谓的自然灾害，但是中国人被中共骗了61年，到今天仍然在欺骗，从幼儿园一直骗到大学、博士后。
“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宣传部门制造的“舆论导向”，是为毛泽东掩饰错误的第一块遮羞布，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最厚颜无耻的谎言。
ed2k://|file|%E5%91%A8%E5%AD%9D%E6%AD%A3-%E7%A4%BE%E4%BC%9A%E5%AD%A6%E8%AE%B2%E5%BA%A71-%E6%AF%9B%E8%B5%A4%E8%A3%B8%E8%A3%B8%E5%9C%B0%E6%84%9A%E6%B0%91.mp3|21603088|2ECFF2D41C07347299178EB9F2B084DF|h=FSEX4LDGASWHYPV76SEXSE6DYJS4IICA|/在此卷第25-30分钟，周孝正指出：根据20世纪100年中国气象统计资料，经过中科院电脑计算，1959-1961三年期间是中国20世纪最风调雨顺的三年。此事的科学数据见上海学者丁辉撰写的长文《风调雨顺的3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发表在《方法》杂志1988年第3期。该文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历年旱涝等级资料中120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国务院前任副总理田纪云在《炎黄春秋》杂志2004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提到：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拒绝外援并疯狂地外援
中国1958年始就大量饿死人，到六零年、六一年是最严重的年份。每年饿死上千万人，但是中共当局居然拒绝苏联和美国的粮食援助。这一事实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根本不存在中共胡编乱造的所谓“苏修逼债”的事实。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1960年中国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1961年曾说：“去年没搞好，我们应该给苏联的猪肉也没有给，什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的也没有给，这个很不好。好呵！你们是大跃进，欠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你什么大跃进啊？”可见，苏联并非如中共说的那样逼债，恰恰相反，苏联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中国欠多少债？1950年至1953年苏联提供的军火和为中国提供的设备，共77.5亿元。到1961年底，共还掉47亿。其中，1960、61两年间还掉的债10亿元；这数目小得不值一提。赫鲁晓夫把卢布跟中国人民币的比价，按照有利于中国一方的比价修改，根据合同的约定，苏联完全可以根据高比价要求中共还债，但是赫鲁晓夫主动减债。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77.5%（欠他们100元只须还22.5元）。因为赫鲁晓夫知道中国正在发生大饥荒，所以赫鲁晓夫实际上还有人性，他不像毛泽东毫无人性而充满流氓性。再说中国有钱每年购买几十万两黄金，断无理由怨人家逼债。
毛泽东后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苏联单方面撤走核弹专家，终止对华经援协议，发生在1960年7月。1960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退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了“风光”了一把。当时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早已发生。而且苏联毁约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赫鲁晓夫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帮助中国解决一些粮食困难，比如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3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等，1964-1967年偿还，苏方还提出1960年贸易欠款可延续至5年内偿还不计利息；却被毛断然拒绝，周婉言陈述，毛才同意接受糖。对于古巴糖，中国方面接受下来，在三年困难时成为下发的重要滋补品。除了干部们，普通人谁能享受这些白糖？
毛接受了蔗糖拒绝了粮食，说我们没有挨饿！因为中共打肿脸充胖子，旨在掩盖大饥荒真相，所以拒绝粮食。毛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提前还清”。
毛把欠苏联人16年期的债就在那五年提前还清。这就是毛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的历史真相。当时，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协定应16年还清，但毛决定5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60年，中国人饿死2200万。本来16年还清的债务，每年比如只要出口50万吨粮食足够，毛泽东决定每年出口200万至400万吨。也即毛泽东逼迫中国人勒紧裤腰带，逼迫农民死亡，来提前还债。毛泽东难道不是故意饿死农民？事后毛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多伟大领袖啊！多自力更生啊！几千万条人命如草芥！粮食是磋来之食，蔗糖就不是？为何只要蔗糖？向老大哥求那么多的技术包括原子弹技术就不是“磋来之食”？按这种逻辑，当年打战时，就不应该用敌人的枪，那是“抢来之食”啊！苏联人想办法推托、拒绝中国的食品，一个猪只要一个猪尾巴，鸡蛋大的不要，小的不要，只要不大不小的，周恩来下令把苏联人不要的中国鸡蛋、茶叶、粮食、猪肉等东西倒入黑龙江，说他们不要我们也不要。
当时苏联并未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外债，苏联提出中国可以暂时停止还款，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1961年3月，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间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4月8日见报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苏方提议：1960年中国贸易欠款在5年内分期偿还；8月底以前借给中国50万吨食糖，1964-1967年归还；两笔欠款均不计利息”。公报没提到100万吨粮食。毛此举反映了他为了领袖世界而要求中国百姓“宁可饿死，不食周粟”之决心，可见，把饿死人的原因说成“苏修逼债”是倒打一耙。
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20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可中共却封锁苏联借粮的消息，一味煽动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困难”来自“苏修”“背信弃义”……1961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后，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逼债”及由此造成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
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245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若用它还债，取其1/3就把债还清了。仅1961年度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150亿元”。这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1958年的大炼钢铁，就使我们损失了2000亿以上，1957年国民生产总值才1068亿。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1986年说：“据有关部门统计，大跃进给国家经济上造成的损失近3000亿元。”
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毛泽东有一整套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机制，所以当年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上当受骗。后来美国人知道了中国大饥饿，他们并未袖手旁观。他们认为，中国饥荒形势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通过粮食援助帮助中国，并制定了援助方案。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在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的立埸：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是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可以以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中共当时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进口粮食，当时美国提出的售粮报价最低），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共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中国人又被毛“风光”了一把。
大饥荒期间，中共还大量援助外国共产党，因为毛泽东想争当世界共产主义导师。1960年一年中国饿死2200万人，中共居然开始向全世界出口毛泽东思想！中共开足马力向全世界宣传大跃进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向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让他们学习中国道路，组织公社大规模化、农业集体化。保加利亚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均上当受骗。保加利亚专门派了一个访问团，访问中共回去后，在保加利亚推行大跃进；越南胡志明1958年，就开始在越南鼓吹大跃进；柬埔寨波尔布特夺权之后，在1975还在实行大跃进。而且比毛泽东的大跃进还更疯狂，所以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全部发生大饥荒。
1960年1月21号，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在大饥荒严重的年份，中国的外援急剧增加；中国最穷，但是最慷慨，而且是无偿援助，连本都不要还的。毛泽东有个口头禅，“我们不是军火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做军火生意，送给第三世界各国的军火都是免费的。毛泽东在他专权时期，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给印度支那，也即越南、老挝、柬埔寨。毛泽东还给了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无偿援助，这些无偿援助难以计数，古巴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毛泽东大笔一挥，给了他6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意告诉格瓦拉是无需还的。毛泽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拉住了阿尔巴尼亚，它的人口仅300万，1958年毛泽东就给了霍查5千万卢布；1961年1月又给了霍查5亿卢布，而且还用外汇从加拿大购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援外知多少？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20多个国家。 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节录：“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零600万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50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20万吨，其余的20万吨，准备提前在1965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亿7千万元，其中1961年到1964年支出的为35亿5千万元，占53%。
1950-64年中国偿还外债和对外援助支出(亿元)表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资料来源：偿还外债数摘自《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第135-136页)；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上述就是中共暴政人为谋杀性虐杀5千万中国农民的事实。这一滔天罪行迄今仍然未被彻底揭露。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和逼债，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共迄今仍企图嫁祸于苏联的“逼债”，胡编谎言说是“自然灾害”，把饿死5千万人说成“中国没饿死一个人”！中共虐杀五千万中国农民的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暴政，中共本质上是个犯罪利益集团，它不可能自揭疮疤，它一定要掩盖史实。因为如果真相披露，假如中国人都知道中共是这么邪恶的流氓，还有谁会继续支持它一天？
为了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毛一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反目无情，过河拆桥，为了把帝位传给江青、毛远新，绕过宪法、法律、政府机关，借用红卫兵的手害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副主席贺龙、外交部长陈毅以及陶铸等一大批曾经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还有，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的 123名委员，其中有88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坐监的坐监，整死的整死。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建议世界人权组织授予他“杀人魔王奖”称号，在天安门入口处立一个黑色大理石碑，碑上写着：“全球最残酷最无人性的暴君毛泽东！”以警示来者，告慰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