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宇哲：蒋介石日记曝光 超越国共内战 颠覆传统史观
本周的亚洲周刊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揭秘了藏身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来自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两岸著名的学术机构的学者齐聚一堂，抽丝剥茧地剖析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党史，尤其对诸如抗日战争、二二八、白色恐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亲笔记录，彻底推翻了两岸官方教条化的刻板印记。学者们更给出了一个异口同声的答案：蒋介石日记势必改写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历史论述，也将改写中国现代史。
注：文后那张图表可能更能清晰地反映出蒋介石日记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对比，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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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慧：蒋介石日记曝光让他走下神坛和祭坛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台海两岸的学者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这两年来的缜密研究，一致认为这些日记具有高度真实性及权威性，颠覆国共两党过去的官方论述，将蒋介石从“伟大领袖”的神坛上拉下来，也从“人民公敌”的祭坛上拉下来，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现蒋的民族气节及抗战功绩，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质上的优缺点。日记中的种种细节，推翻了两岸历史教科书的论述，势将改写中国近代历史。
这儿黄昏的余晖有一种目眩的感觉。落日照在史丹福大学校园的钟楼上，衬托校园西班牙式的建筑，映照出一种如幻如真的光晕。来自台海两岸的学者，走出胡佛研究院的大楼，刚好可以见到这幅和神州大地很不一样的风景，嗅到加州南湾区徐徐吹来晚风的气息。他们过去从没想过，会在美国的土地上，走进一个前所未知的中国历史世界，发现了颠覆国共正统论述的历史秘密。
他们来自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众多学者都沉迷于蒋介石龙飞凤舞书法中所隐藏的秘辛。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两岸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说。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五十多年、以千万计的文字，不仅记录了蒋的隐私（如蒋嫖妓及色欲，详见四十四页专文），也揭露了他各项重大决策时的心理状态。
这大半个世纪的日记，也使蒋介石走下了国民党的神坛和共产党的祭坛，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再是国民党论述中“主义、领袖、国家”中的不可一世、永远正确的“伟大领袖”，也不是共产党论述中的“卑鄙、卖国求荣、不敢抗日的人民公敌和资产阶级吸血鬼”。
但来自两岸的学者都同意：蒋介石日记显示，他是极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领袖，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也陷入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之中，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著“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一九七五年在台湾去世。
但蒋介石日记的全面出现，也逐渐让蒋介石回到中国民间，超越国共斗争的框框。千秋功过，让日记成为各方评说的最新依据。
胡佛档案馆的规定是，目前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蒋介石日记，都已向外开放。任何持有照片身份证明的人士，都可以入内阅读日记的影印本。但规定，不能带手机、照相机或任何摄影器材进去，也不能自带纸笔，而只能使用胡佛档案馆提供的纸笔。
但不少研究学者其实更关注蒋介石到台湾后的情况，尤其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五六十年代白色恐怖事件、雷震因组织反对党而被诬为“匪谍”坐牢，更不要说台湾当时的文字狱事件，从柏杨、李敖、陈映真等因“思想问题”而入狱的冤案。学者都希望从蒋的日记中看到他当时的想法，以及他如何对付台湾上升的民主力量。
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是争取蒋介石日记“暂存”史丹福大学的关键人物。祖籍湖南的郭岱君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总统府新闻秘书，她一九九七年辞职后在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任副教授。二零零零年起担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两年多前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方智怡将蒋日记暂存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院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蒋日记原来是在蒋方智怡的丈夫蒋孝勇手上。蒋经国把日记交托给蒋孝勇，他过世之后，蒋孝勇在一个机会里把日记都拿出去了。后来蒋孝勇生病，临终前嘱咐蒋方智
怡，他说：“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一定要找到适当的场所保存，整理、运用。”
如何说服蒋方智怡？郭岱君说，她曾透过一些管道了解到蒋方智怡一直想寻找一个专业的、客观的适当地方来存放两蒋日记。她并没有要自己占有，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将日记好好保存，并且公开给学者研究。郭认为胡佛研究院是非常合适的：一方面是它的专业，二是胡佛研究院拥有强大的研究群，三是史丹福大学在世界上的声望，第四，当今两岸政治情势，台湾目前政治情势不稳定，中国大陆也还不成熟。
前后谈了近两年的时间，蒋方智怡于二零零五年的夏天终于同意。虽然暂存胡佛研究院，但蒋方智怡认为，这些资料是元首的资料，她不愿意它们永远流落在外国，她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些日记还是要回到中国土地上。
按照合约，蒋介石日记开放前，内部只有四个人可以看。胡佛研究院代表是郭岱君和马若孟(Ramon Myers)，蒋家就是宋曹利璇（宋美龄幼弟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的夫人），还有一位是秦孝仪的学生、代表蒋家从台湾去的潘邦正。宋曹利璇不但代表蒋家，还代表宋家和孔家看日记和资料。她是蒋宋孔三家年轻一代目前在美国唯一可以自由使用中文的人。
郭岱君说，内部阅读蒋介石日记的进度目前已看到一九六二年了。她将和方智怡商量，如果她同意，希望尽快再开一批。她非常希望把五十年代日记都开放，因为五十年代是整个国民党在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蒋介石领导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都奠定了台湾日后发展的基础。
为了保护原件，目前公开的日记都是影印本。胡佛研究院与蒋家有工作上的协议，有关隐私，例如蒋辱骂什么人或提到他人极大的隐私，而其本人或直系亲属还在世，就暂不开放；或是有关蒋家个人极度隐私，像是疾病之类的，都暂不开放。但根据合约，这些暂不开放的，在二零三五年也全都会开放。目前资料暂不开放的极少，万分之一都不到。胡佛研究院很负责，暂不开放的会“盖住”，并注明暂不开放，学者看到的是一块黑的框框。
影响近代中国非常深远的关键人物蒋介石的日记曝光后，两岸三地学者络绎于途，赴美研究日记里的“历史密码”。各方学者认为，目前暂存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势必改写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历史论述，改写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详读过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后，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权威学者、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等同院士）杨天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现任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吕芳上也认为，在蒋介石日记以及大量史料公布之后，民国史应该重写。
一直以来蒋介石抗日的态度是争议焦点。蒋日记呈现出他是民族主义者。蒋在日记里看得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讲：“中日难免一战。”蒋认为日本要看到中国亡国，“日本必亡中国”。他知道中国没有能力对抗日本，所以，他尽量拖延正式开战时间，让中国争取时间备战。
杨天石发现，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蒋亲自拍板的；蒋介石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弊病其实知之甚详，曾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劳动国民党”；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蒋的日记记载有：美国人想把孙中山儿子孙科捧出来取代我。后来蒋亲自约见孙，痛骂他误党误国。还在日记中骂孙为“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
吕芳上刚从美国胡佛研究院研究蒋日记返台，他说，蒋介石日记对民国史研究的另一重要价值是，补足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蒋一九二三年底访俄的感受、北伐后期东北易帜秘密交涉、一九三零年二月汤山事件蒋介石和胡汉民关系的恶化，日记里都有蛛丝马迹的线索，也有的是详细心路历程的描绘。
连续两度前往美国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吕芳上认为，蒋的日记呈现他从平凡人到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奋斗历程，显现他从不同的环境中，自我修练，走上政治之路。过去对蒋的评价呈现两极，有人认为蒋是伟人，也有人认为蒋是流氓，各有观点。吕芳上强调，蒋不是圣人也不是坏蛋，历史应还给他本来的面目。
吕芳上说，过去海峡两岸官版定调的书，年轻人不看。现在正是重写历史书的适当时机。吕芳上强调：政治是一时的，学术是长远的，应运用新材料重写民国史，回到比较公平、客观的论述。
多年来，蒋介石在两岸有不同的形象，是两个极端的评价。国民党把蒋介石称为“千古完人”、“世界伟人”、“民族英雄”；而共产党有一段时期称蒋介石为“独夫民贼”、“人民公敌”。
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过去两年多，各国学者、记者汇集于胡佛研究院，研究来自台湾的蒋日记，为的是还原历史的真相，探索当时决策人物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为中国百年来的发展找出历史的脉络。
蒋介石在两岸的历史地位翻转，一个蒋介石，两岸各自表述。到底历史的真相为何？蒋介石日记的曝光，经学者研究后，正是改写历史的开始。
中国近代历史转弯处，蒋介石是重要的转折决策者。
蒋在日记中提到几件事情显示，蒋早已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例如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日后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刺陶当时没有日记。多年以后他在日记中提及。
杀陶成章得中山信任
民国成立后，国民党改组，国父孙中山先生觉得这党的纪律不够，需要改组，加强党的纪律。这时候，两个主要人物反对，他们认为：我们都志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该说要对党主义、对总理效忠，还有签字、盖手印。这两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陶成章。这两人反对最力。黄兴与世无争，不赞成，就走了，未与孙中山先生争执。陶成章却在大大小小会议上公开骂孙、批评他，甚至公开说要倒孙。
孙中山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他也没有对陶成章怎样。这时，是陈英士向蒋提到陶的问题。蒋其实是跟著陈英士的。当时，陶已耳闻有人要对他不利。躲到医院里，想暂时避避风头。但是，蒋还是找到他。蒋与另一个人一起刺杀陶成章。蒋认为革命大业，陶为什么来搅局。
郭岱君说，过了十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曾说到，他认为他做了一件总理孙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觉得“总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从未向总理报告，他也未和我提过，但我相信总理心中是有所感的”。这也说明蒋在国民党权力竞逐中胜出，也是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个人训练、背景、气魄、眼光，和相当的政治上的技巧。
对日抗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到底为何？郭岱君说，中共权威学者张海鹏坦承，他是抱著点怀疑来看蒋介石日记的，结果却不得不承认，蒋确实是民族主义者。
当时，蒋曾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也是蒋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最强烈的时候。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他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杨天石说，过去他读到这一批示，以为蒋主要是批判传话的天津市长萧振瀛，现在才知道，蒋其实是同时批评萧和孔祥熙，可见蒋确实是坚决反对与日本和谈的。
据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指出，对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蒋的日记著墨不多。当时，在蒋来说他思考的是整个中国的问题。直到后来事件扩大了，死了很多人，他发现事情严重，因此他在日记里觉得是“人谋不臧”，他认为是人事问题，换句话说是怪陈仪，要付很大的责任。后来他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和监察委员杨亮功来台调查。他们回去之后据实以报。陈仪数次要求要派军队，蒋在日记中一再强调“勿滥杀无辜，除首恶者”。
蒋介石的日记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除了一九二四年遗失外，一共有五十五年都是完整的。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的原始日记可能遗失了，于是，蒋在一九一七年摘要回溯记录。终其一生，蒋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不停的记载日记，由二十八岁一直记到八十五岁，五十七年时间，蒋介石以中国书法的行书写日记，平均每天花一个多小时，记述自己的心路。即使兵马倥偬，也从不间断。
公开蒋介石日记时，日本的《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共同社都派人来到胡佛。《读卖新闻》甚至派了一个记者住下一个星期，专门看日记。郭岱君问,《读卖》记者：你到底想看什么？他说，日本人想知道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郭岱君介绍说：“蒋在日记里一方面很恨日本人，称他们是‘日倭’、‘日寇’。说日本就是要看到中国人亡国，说他们要‘谋我’、‘灭我中国’。但又熟知日本的长处，他训话时，又经常骂部下不如日本人。”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潘邦正是四位可最早阅读蒋介石日记原稿的学者之一。潘邦正已看到一九六二年蒋日记了。对于新内容，潘邦正说，依照规定，尚未开放的内容不能透露。潘邦正指出，蒋介石日记的开放，重新引起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热潮。主要因素为蒋日记的内容包涵广阔，尤以政治、外交、党务、军事、经济、农业、工业、财政最为丰富。除了日记本身之外，蒋还在日记里记大事、剪报、反省、札记，或个人档案。一本日记大约四百页，每页以两百字计，一年有八万字。预估至少有四百多万字以上，量很大，内容也很丰富。
许多人关心蒋介石日记的真伪。亚洲周刊实地走访并且采访相关学者，求证存放于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内容的历史真实性。
日记真实性受肯定
历史学者杨天石说，胡佛档案馆所藏蒋日记是原件，而且内容真实性很高。因为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蒋在日记里写了许多个人隐私。他这样一部日记原没有公开的打算，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
促成蒋日记存放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指出：“蒋在早期年轻时的日记，确实是真实反应他内心的想法，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国家元首，根据他的日记，年轻时他还想去做生意，搞股票，还想到美国留学。北伐之后，他在军事上成为重要人物，尤其是抗战时，他成为国家领袖，下笔之间也许有分寸。但是，看过内容就知道，这日记还是他个人重要纪录，是他治国及修身的参考。”
过去研究蒋介石的主要依据包括：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类钞，里面收录的是蒋青年时代的老师、后来成为其秘书的毛思诚所抄录的日记摘抄本。还有台北国史馆所藏《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等五种抄本、以及秦孝仪所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篇》也摘录了蒋的不少日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杨奎松说，过去读过一些经过蒋介石自己事后修改或国民党机要人员整理的蒋介石日记等文献。不过，这些经过摘编过的日记，有些在不同的篇章，会出现“同一天同一段文字里，不一样的表述或内容”。
详读过各种摘抄本的中国历史学者杨天石说：蒋日记公开后，摘抄本的价值就小多了。杨天石曾远赴台湾、日本与美国查阅蒋介石资料。他指出，过去所见到的蒋介石日记，都是经过修编的抄本或节录本，而胡佛研究院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则是原件，可以“深入历史细微处，看到那些大历史背后的枝蔓”。
不过，正当中国大陆逐渐比较客观的评价蒋介石之际，国民党于二零零零年在台湾失去执政权，民进党执政，蒋介石成了“去中国化”的攻击目标。民进党在台湾进行一连串“去蒋化”行动，今年三月十四日高雄市政府将中正文化中心改名文化中心，并连夜拆移蒋介石在该中心的蒋介石铜像，切割成两百多块，震惊全台，引来国民党与民进党“护蒋”、“去蒋”之争。
曾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副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会欣指出，近二十多年来，随著大量原始档案的陆续开放，海峡两岸意识形态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宽松，因而中国大陆有关民国历史的研究已由“险学”变为“显学”，成为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为了采访蒋介石日记内容，亚洲周刊记者从两岸三地、亚洲到美洲，历经长时间的调查、采访，在蒋介石“伟大领袖”与“人民公敌”的两极形象中穿梭，而蒋介石日记像全新的地图，引领历史学者与中华民族，穿越传说中的魔幻迷雾，跨越流言与神话的丛林，发现被尘封已久的历史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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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慧：蒋介石曾用心读马列
他从列宁及十月革命领悟到权力的重要，领导权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代表北京官方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应邀前往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主要是查阅蒋介石日记。
张海鹏指出，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间，蒋介石曾用心看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著作。在访苏期间，在西征、北伐的戎马倥偬中，也用心阅读马列书籍。这种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他在日记上吐露心声，对列宁，对十月革命，他领会了掌握权力的重要。他在日记中写过，中国国民党是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也是革命党，但革命的领导权只能掌握在国民党手里。
他从中山舰事件中有了初步的实际体会，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流血事件中有了更切实的体会。但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就不把中国共产党当作革命党了。一九二六年前的日记，他基本上没有批评过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以后就不同了，不仅批评，更是剿伐。这种权力观念，不仅体现在国共关系上，也体现在国民党内的关系上。
蒋介石的书单与反思 蒋在日记中透露了他读了什么书，向哪些人请益，常常检讨自己。
吕芳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现任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二零零七年二月在胡佛档案馆研读抄写蒋日记。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底又再度前往研究。
蒋介石的阅读书单透露出他思想形成的主因。吕芳上说，蒋很爱看书，常在经典中找答案。他读古书，读宋明理学，也看新书。五四时期他像五四青年一样，看《新青年》、《新潮》杂志，读杜威演讲集、胡适的作品，读马克思的著作、列宁丛书。
三十年代为了治国的需要，他读法、俄革命史、俾斯麦传、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传；在抗战烽火中看黑格尔学述。还经常安排时间“听讲”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作“日课”，也是“补课”，受邀讲授的学者，包括刘秉麟、马寅初、翁文灏、周鲠生、萧一山、李唯果等人。
吕芳上向亚洲周刊表示，蒋介石的个性强又好胜，有些人不愿意和他谈。但有些老朋友和幕僚会直言他的优缺点，他也在日记里记下来。一九三二年南京时期，他的亲近幕僚杨永泰直言他的“缺点”，说他事事躬行，以致顾此失彼、赏罚不明、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换过兰谱的黄郛批评他“有毅而欠宏”，蒋说：“余亦以为然！”
蒋一直克制自己的个性。但是，他性情急躁时，有时无法克制自己，对于看不顺眼的事，火冒三丈。但事后他又在日记里检讨自己，以清朝名臣曾国藩的话惕励自己，以习字、静坐为常课。有时候，他在日记里写“记大过一次”。还有一次写：“手击部下，记过一次。”
吕芳上说：“日记里有著蒋对母亲的思念。逢年过节，都会想念母亲。在蒋日记中，可以看到主宰他的人生的，包括他称‘中师’的孙中山、他的母亲以及妻子宋美龄，还有耶稣基督。”蒋信基督的过程，一度有人指出是蒋为宋美龄而信仰。但是，吕芳上从蒋日记中发现蒋是在自己有所证验之后，才信了基督教。吕芳上说，蒋早期受母亲影响，信奉佛教。结婚前没念过基督教《圣经》。
一九三零年，岳母倪桂珍劝他入教。这一年二月，蒋夫人和江长川牧师都劝他受洗。但是，蒋在日记里自言，他对教义还不了解，所以没有答应。一九三零年八月，他在军事行动中有所证验，认为“这是上帝的力量”。同年八月十五日，他读《新约圣经》，启发新思维。这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蒋才正式受洗。他对于基督教过去知道但不解，直到他个人有所证验之后，他才接受。这是他的人生态度，对某些事一定要了解才愿去做。
蒋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期间的日记，显示他感觉自己是全国领袖了。蒋写道：“不可不注意为一世师”的感受。那时，他在国民党里还是后生小子却位居要职，遭受不同的阻挠与敌视。但他已注意到自己身为领导人的责任。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中央政府设在南京。那时，许多军政人物周末会往上海度假，蒋在日记里写到，他必须坐镇南京，不可前往上海。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张学良到南京看蒋，离去后，蒋在日记里写：“与汉卿叙别时，托以万一我去后或死后之国事。”他暗示张学良，万一他死后，要张学良做他的接班人，把领导权交给他。可见蒋当时很信任张学良，要托以国事。因此，“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对张显然难谅解。
抗战时期，蒋的眼光展现国际视野，在日记里分析整个世界局势，气魄与格局俱见扩大。蒋的日记中，一直呈现他急于把中国建立成一个“近代国家”，每每有恨铁不成钢之叹，在日记里最忧心的是国家“人才不够”。吕芳上指出，蒋的日记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遗失了。后来他以补述的方式追记。现存日记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其中一九二四年遗失，一九七二年发生车祸之后，他未能再记日记。
吕芳上表示，看蒋的日记，很感动。蒋很诚实的写日记，长达五十年以上，这份恒心非常不简单。蒋的日记越到后来写得越详细。早期的蒋日记，是蒋年轻时的纪录。那时，蒋还不是一个“伟人”。日记里透露出年轻时的蒋是一位平凡人，记录了包括寻花问柳之类的事，坦白叙述，坦诚记录。当时，蒋的生活很浪漫，和一些人相像，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浮浪子弟，也作过股票生意，结果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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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慧：蒋把台湾看做反攻跳板
他认为台湾没有共产党及人事等复杂因素，日记中提到反攻大陆的计划。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国际关系博士、胡佛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潘邦正是蒋介石文胆秦孝仪的学生。潘邦正于二零零五年到二零零七年间，共前往胡佛研究院六次。日记目前开放到一九四五年，但他已看到一九六二年。
潘邦正说：蒋来到台湾之后，曾在日记中有提到“反攻计划”，他准备“反攻大陆”，有积极计划，有军事上的规划。他把台湾看做“反攻”的跳板，他认为台湾没有共产党，没有大陆的人事等复杂的因素。
潘邦正在胡佛研究院存放的“蒋介石日记”中，看到“两位蒋介石”。一位是“青年蒋中正”，怀有浪漫情怀，在旧社会中谋生活；另一位是“革命的蒋中正”，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力谋国家统一，除旧布新。
蒋中正本来是黄埔军校校长，但是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中正成为北伐领袖。西安事变确定了他抗日的地位。中山舰事件及西安事变对蒋中正个人及中国现代史发展，影响巨大且深远。
潘邦正在蒋介石日记中看到蒋介石深爱宋美龄的记载。一九三四年，蒋在日记中写“余死后不愿国葬，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栖霞寺。”“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宋美龄为母。”
“他的日记以行书写作，偶而有草书和正楷。没有标点符号，如古书，所以读起来会增加一点困难，段落在哪里得去斟酌。”
日记中包括他私人的事以及近代历史的发展。外国人看他的日记会有点困难。中国人喜欢称字号。例如：他在日记中写家属名：“我今天与武勇熊虎游戏”，“武勇”还可以猜是蒋孝武、蒋孝勇，但“熊虎”，则是指侄儿宋伯熊、宋伯虎，如果不知道家谱，会以为他和孝勇孝武去动物园。
日记中有大量剪报，例如开罗会议宣言、斯大林病重等等。另外，他也有自励自责，“叛逆未减，列强未平，何以为家。”对自己有些行为不当的地方，自责对不起母亲。文化教育上，他建立很多大学、军校，推展文化。他曾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写：“我下令，孔庙不能驻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