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

一场以扼杀民族灵魂为目的的现代坑儒运动fficeffice" />

——“阳谋”五十年祭

 

荆楚

 

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也没有长进的民族。

 

谨以此文祭奠那些在“反右”运动中遭受长期迫害并虐待致死的无数冤魂！献给那些遭受长期迫害今天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的风雨漂零的生灵！更献给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中国看客！——题记

 

一、几个必须厘清的基本概念

 

“反右”是一场扼杀中国人良心和灵魂的逆向淘汰运动，它把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集体性的精神谋杀和肉体消灭，把所有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去势阉割，是一次抽去国人脊梁骨的“阳谋”，是一段令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牢牢记取的历史悲剧。

 

由于长期的“法西斯语言符号系统”的强制灌输，在现有的中文环境下，许多基本概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混乱。逻辑学上有一种重要的现象——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也就是说，大前提和小前提是建立在明确清晰的概念基础上，一些基本概念被搞乱之后，就使整个逻辑推导过程变得毫无意义，也使一些词汇变得难以使用。也由于本文的讨论涉及到一些特定名词，如果不将这些特定的概念进行必要的注释，将使读者感到突兀。所以，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几个基本概念需要厘清或加以注释：

 

1、笔者原来是用《他们以精神自虐、人格扭曲、灵魂迷失为“秦希斯制度”献祭》为题目。初稿写出来之后，专门征求过一位右派朋友的意见。他阅读之后，感到这个题目对他们当年遭受的灵魂煎熬、精神折磨、肉体摧残有调侃讥讽之意味。遂改为现在这个《一场以扼杀民族灵魂为目的的现代坑儒运动——“阳谋”五十年祭》。

 

不管笔者改用什么题目，文章的脉气是不好更改了。否则，必须推倒重来。从本文的气脉主线来看，这绝不意味着笔者对这些苦难的人们进行嘲讽。恰恰相反，而是通过对当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还原分析，来讨论这一奇特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并对他们抱以深深的同情。

 

2、所谓秦希斯制度，是许多中国学者的共识，即为毛泽东所说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一种制度，也是对毛泽东“百代还行秦政制”的一种表述。这个制度揉和了秦始皇的皇权专制和希特勒的军国强权，再加上斯大林的血腥恐怖之产物。它是人类历史上对人类最严密的控制和奴役的一种制度。也就是今日中共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在这种空前严酷的秦希斯制度下，当年的大部分右派，纷纷以妥协退让来保全身家性命或后路，这是符合人性的行为，是值得同情的，而不是求全责备。

 

3、按照中文的一般理解，本文标题中的“儒”，一般是指知识分子。而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认同俄国和法国学者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原初定义。即指那些对人类命运和社会未来有终极关怀，对社会弊病有批判精神，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有责任担当，对政治腐败、民生黑暗有鞭挞的道德勇气，有独立人格，有正义感，有一定的学识素养，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们。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上的巨轮，知识分子不是船长，但他们时刻站在船头，警惕地了望前面的航程。一旦发现漩涡和暗礁，就拼命地呐喊示警，以免巨轮陷入灾难之中。而不是目前这种泛泛化的概念——即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就统统地泛称之为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也许是一个出色的技术专家，也许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但绝不是知识分子。

 

很不幸，这些站在船头了望前程、并拼命呐喊示警的人们，却被中共当局视为破坏其“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异类，视为洪水猛兽，恨不得除之、驱之、缧绁之而后快。

 

更为不幸的是，今天中共的九名政治局常委，全都是一些半桶水式的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之类的货色。他们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缺乏有关人类自由、尊严、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基础知识，有的甚至是一窍不通。只知道手忙脚乱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知道保有特权而攫取特权利益，只知道在腐朽的专制体制上弥缝补漏。他们驾驶着中国这艘巨轮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却不许知识分子站在船头呐喊示警，更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对其施政指手画脚。他们哪怕把这艘巨轮驶进毁灭性的漩涡之中，几乎是一致性的木知木觉。

 

再打个比喻，让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来制造原子弹，这些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也许对制造原子弹的工艺流程比较熟悉，也能忠实地完成任务——即把原子弹制造出来。这些仅仅知道忠实完成工作任务、而不管制造出来的原子弹是用于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是不能算作知识分子的。只有那些能思考并担当原子弹是用于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这类问题的人们，才能算作知识分子。

 

4、所谓毛共，是指毛泽东所创立和坚持的、以“公有制”崇拜为基本特征的马列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虽然将毛的亲信家人一网打尽了，且在实质上完全否定和背叛了毛泽东的马列原教旨主义，但邓小平却要在表面上死死抱着毛泽东的木主灵牌，来体现其政权的“合法性”。否则，邓小平之后的政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本文为了将邓之后之中共政权与毛泽东时代之中共政权相区分，所以用“毛共”来称呼毛泽东时代的马列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用“邓共”来称呼邓之后的共产党。

 

“毛共”是一个集合体的概念，除了毛泽东之外，当然也包括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内的党政大员。当年的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党政大员，正是“反右”运动的干将和急先锋。尽管他们在后来也遭受到几乎与右派一样的非人迫害，但不能逃避他们丧尽天良、草菅人命的罪责。

 

特别是邓小平，由于异常卖力地丧尽天良、助纣为虐，因而当胡耀邦大力为右派平反时，尽管120万的右派中『注』，没有一个是罪当其罚，全部是被冤屈的。但邓小平却硬着脖筋横蛮狡辩曰——“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只不过不该扩大化罢了”。还说“不准叫‘平反’，只能叫‘改正’”云云。

 

5、所谓“阳谋”，是当年的毛泽东面对国人的指责——“反右是毛共言而无信、食言而肥的阴谋”时，毛泽东则以“这不是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来蛮横狡辩。当有人指责毛泽东是暴君、是秦始皇的时候，毛泽东听后，不但不像历代昏君、暴君一样勃然大怒，反而是哈哈大笑着说：“秦始皇才坑了460个儒，我杀掉的右派，何止46万！我要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千倍。你们说的远远不够，还要我自己加以补充……”可见毛泽东的厚黑无道，可见毛共官僚集团的邪恶无耻，可见党文化的嗜血冷酷。

 

6、五七年被划成右派的人，绝大多数其实是货真价实的左派——即认同中国共产党暴力篡夺中华民国政权，认同马列主义阶级斗争邪说的基本主张。而那些货真价实的右派，早在中共篡政窃国过程中，不是流亡港台和海外，就是被中共在历次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中，被有组织地以“反革命”的名义杀戮殆尽了。

荆楚

二、“中国右派综合症”
   
虽然反右在五十年前已经鸣金收兵了，但“右派”一词却被收进了牛津辞典里——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当年的毛共，先是诱使和胁迫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并信誓旦旦地郑重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嘉勉”、“绝不进行秋后算账”……

当年的知识分子，历经“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等无比残酷的整人运动后，他们本来已被修理得像是惊弓之鸟，始终是胆战心惊而不敢说话了。于是各级党政官僚轮番发动，以“对党是否真诚”来向他们施压……而当一些知识分子在不断“启发”和施压下，说了一些意见之后，也被允许刊载在党控的报刊上，而没有遭到立即整肃。他们被憋屈得几乎要窒息的心灵，终于触发了他们的放言议政……

总体上来说，当年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受中共单向性宣传的欺骗和愚弄，他们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还缺乏认识。他们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一直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并对之抱有幻想。在他们在遭到严酷的批斗后，往往是一听到自己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就极为反感，并从内心深处不能认同。且真诚期盼共产党通过他们的意见反馈，来改正缺点和错误，把国家治理好。因此，他们当年的大部分言论，确实属于鲁迅所说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畴。

尽管如此，仍然触痛了毛共的逆鳞。毛共于是使用了“空前”或许不会“绝后”的“阳谋”，对这些放言议政者进行了秋后算账式的严厉整肃和残酷迫害。

毛泽东一声“反右”令下，众多党政官员纷纷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纷纷背亲卖友、落井下石，唯恐落人之后，影响自己的官帽前途！而众多的右派们，虽在开始阶段，确实有不少人进行抵抗和反驳，但随着精神虐待和人身迫害的一步步升级，到了后来，则几乎是整体性的以精神自虐、人格自残和灵魂自戕来保全性命……

当然，在反右过程中，确实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来。他们激烈地反抗暴政奴役和非法迫害，反抗这种人妖颠倒、黑白不分的残酷现实。但由于毛共对媒体的严密控制，使人们很难获知这些无名英烈。而刊载在报刊上的文字，则是许多大名鼎鼎的大右派是如何如何地“低头认罪”的文字。如在批判刘冰雁先生的大会上，就有一名不是右派的刚烈勇士，他感到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希望和光明，于是以当场跳搂自杀来表示抗议等等。

也由于毛共的思想警察、言论特务、出版管制和新闻检查制度的异常严酷，从而使得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都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世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是那些当年在国民政府时代豪气如虹的许多大牌知识分子，虽然敢于点着蒋介石的鼻子开骂，但他们一落到了共产党的手上，就纷纷作了“小媳妇”，只能俯首帖耳、低眉顺眼地过日子。连那些最有骨气和勇气的人，也只能在内心深处表示不服，但在口头上却要老老实实地“认罪伏法”，而不敢对独裁者有所侧目？

当年的世界各国人士，对毛共把中国社会捂得像铁桶一样黑暗的新闻管制体系还缺乏认识。以至当时的世界各国人士，纷纷看不懂这些中国的知识者。他们满腹迷惘地看着这些中国的精英阶层，但看来看去，仍然是一片迷惘。于是在一些著名的西方媒体上，出现了这样一副寓意深刻的众生图（漫画）：一边是各级官僚的凶狠批斗，一边是众多右派口中大声地叫喊着：我有罪！我该死！皇恩浩荡兮！谢吾皇之赐死！

在许多人眼里，要不是冒出了一个圣女林昭，那么中国反右的运动，只留下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苍凉荒芜。

有好几年，我也是傻傻的想——假如当年多几个像林昭一样的须眉丈夫，也许反右运动就不是那么一种悲惨的结局；假如当年多一些像林昭一样的勇士，也许林昭也不会当成异类而虐杀致死；假如没有在反右运动中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那么大跃进之后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剧就不会发生，文革也不会发生得那么惨烈和持久；假如当年的中共不是把中国捂得像铁桶一样黑暗，那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汇，就不会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才在欧洲出现，而是以“中国右派综合症”来命名了。这又是一个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的历史“壮举”，这不是“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又一个有力佐证么？

当然，历史没有后悔药吃，历史也不能假设。

在我深入地对反右运动进行分析之后，我对当年右派所遭受的苦难和折磨，也就多了一些理解、同情和宽容。

尽管“反右”运动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尽管许多当年的当事人已纷纷作古，今天仍然健在的，大多是风雨飘零、夕阳暮鼓。但巨大的精神折磨和心灵戕害，已深深地镌刻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并继续影响着今天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责任和道德勇气。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

更有少数右派在历经磨难之后，对中共当局对之施以小恩小惠，就感激涕零。对共产党把长期捆绑在他身上的绳索松了松，从而使他们变得舒服好受了一些，他们竟然是感恩戴德、涕泪横流。于是，这些人一见到有人揭露毛共的罪恶，就痛心疾首，就怒不可遏地为毛共文过饰非……

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右派朋友中，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直到今天，仍然是小心翼翼、心有余悸。

如我妻子的老师蒋金科先生，当年，也因为他当年的“轻信、幼稚和缺心眼”而“响应党的号召”提了几条意见。使快要从清华毕业的他，被关进了牢房。一关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戕害了他的身心，使他子女尚未成立，就英年早逝。他人品高尚，富于正义。他学识渊博，见解精深。他待人真挚，乐于助人……他的英年早逝，使我痛失了一位忘年的挚友。他于一九七八年获得“改正”后放出，已经是满头银丝。刚放出来的十多年里，他见到穿制服和干部服的人，就条件反射式的鞠躬、哈腰、低头、让道，嘴里还嘟嘟喃喃地不停念叨。看到他这样，我就鼻子发酸！

他在监狱里，因为有文化，被分配担任相对优游的仓库保管员。那些没有这种机遇的人，所受到的心灵戕害，实在难以用笔墨来描述……

我的这类忘年的右派朋友们，每当看到像我这样的后生晚辈初生牛犊似的放胆言论，便纷纷以过来人的口气数落和教训我曰：殷鉴不远啦！你们年轻人不懂……

我当然明白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但我也为他们严重的“中国右派综合症”而心酸和悲凉！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奇特的心理现象？有什么样的神奇魔力，让他们直到今天仍然胆小慎微、心有余悸？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琢磨……

荆楚

三、“中国右派综合症”的成因分析

出现这种“中国右派综合症”的奇特现象，以笔者浅见，主要有以下七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因为对自然科学知识一窍不通，而又十分狂妄自负，因而饱受知识界的嘲讽和轻贱。在他通过阴谋手腕掌控党权并篡夺中华民国政权的过程中，也一直受到党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理论上的压制。嘲笑他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是“流寇作风”等，从而激发了终毛一生对知识分子进行激烈报复和疯狂迫害的病态心理。

毛的这种病态心理，与共产党弱智愚民的宗旨不谋而合。共产党为了强制灌输马列邪说，为了将马列邪说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必须扼杀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灵魂智慧，就必须消除国人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参照物，就必须消除国人胸腔中的良善美德和正义品质，就必须对人民施行严厉的思想钳制和言论控制，而让人民失去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以便宗奉马列邪说。

两者的不谋而合，从而营造了一种对知识者进行鄙视、迫害、甚至大肆杀戮的特定文化氛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啦！什么“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啦！并大肆嘲笑知识者的形而上思考是“马尾巴的功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批判“形而上学”，以消除国人的哲学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张国焘大肆杀戮知识分子，贺龙肖克也在洪湖地区大杀特杀，毛泽东则更是杀人不眨眼，亲手炮制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迫害杀人运动，如大杀“AB团”、“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和抓特务”等、肃反、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等等。这就是共产党这头怪兽的发情期。

实际“革命”经验也明确告诉这些泥腿子毛共：有知识、有良知、有文化、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往往不好驾驭，甚至会成为其“革命”的巨大阻力。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成了毛共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党文化”必须进行歧视、迫害和清除的“罪人”。

只有把知识分子打翻在地，把知识者的社会威望彻底消除，让整个社会只剩下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们，才能鼓动人民互相仇恨，才能使社会群盲彻底做到——党让你去迫害某人，你毫不犹豫，上去就是一棍子下来；党让你去杀戮某人，你毫不思索，抽出刀子就捅了进去。并将这种血腥暴戾，披上“革命性”的法衣。

只有消除知识分子的社会威望，或者干脆地予以消灭，才能达到鼓动人民的相互仇恨的目的，才有利于灌输马列邪说。从而达到“捉起蚂蚁子打架”的目的，而对人民进行分化瓦解和恐怖控制。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暴力篡夺中华民国政权，才有利于稳固其血腥恐怖统治。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以迫害知识分子为目的的运动，是“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第二，毛共建政之后，只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接着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而把一切生存资源都“公有化”了。而这个公有化，又以“官僚特权所有制”为实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中共变私有制为“中共官僚所有制”而已。

众所周知，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是人类社会得以和谐运转的伦理底线。而中共建政之后，认宗西方的马列邪说，鼓吹通过恐怖暴力来获取政权，来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从而漠视人性、人道和人权的普世价值，仇视私有财产制度，其实质就是仇视和反动人类的文明进步。

也因为，私有财产是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物质基础。没有私有财产这个物质基础，人的自由和尊严、独立人格、批判精神等等，仅仅是奢谈和空想。

毛共建政不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将中国公民的一切政治资源、精神资源、生存资源都牢牢掌控在毛共特权官僚集团的手中。真正达到了毛泽东梦寐以求的目标——“听话的，就给饭吃；不听话，就不开饭。”从而从精神灵魂上，从物质财富上，完全控制了全国人民，使全中国人都成了毛共的奴隶。

中共建政之后，还全部砸碎了中国知识分子凭以谋生的文化艺术作品的市场交易体系，如稿酬制度等，而代之以知识分子的各种专业协会制度，并在各种专业协会里，对这些知识分子发放固定工资。如文联、作家协会、画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等。

当年，这些知识分子看到自己有了旱涝保收的固定收入，心里很是高兴和满足。但他们却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把自己的脖子伸进了毛共的圈套里去了，并被一步步勒紧。毛共的真实意图，乃是为了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部关进狗笼子里去，把他们统统地像狗一样养起来。必须摇尾乞怜，才能讨得主子的恩赐；必须奴颜媚骨，才能获得凭以养家糊口的那根“骨头”。

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但在毛共异常酷烈的极权专制的奴役控制下，也只能老老实实作犬儒，只能奴颜婢膝地看中共官僚的脸色行事。否则，就失去一切生存资源，而变得一无所有。在这个控制体系下，何谈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何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从而造成了中共建政之后，我华夏古国几乎变成了一片精神的荒原、文化的沙漠。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几乎成了中国社会的垃圾。

第三，毛共建政之后，除了马上改写全部历史、以适应其灌输马列邪说、消除中华民族之历史记忆的需要外，还一环紧扣一环地、在全国建立了一套组织化的社会控制体系。特别是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建立之后，毛共几乎把中国变成了一座庞大的集中营。被关押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人，不仅仅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那些势焰熏天的中共官僚，也被牢牢地控制在其中。

在这个集中营里，离开了共产党的恩赐，就没有任何生存资源。绝大部分生存物质都采用凭票供应的方式。买粮食，要粮票；买肥皂，要肥皂票；穿衣服，要布票；坐车，要介绍信；外出，要路条；住宿，要证明；看病，要医疗证等等。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对公民进行特务控制的“档案制度”，还建立了严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城乡二元隔离的“户籍制度”，把所有中国人牢牢控制在共产党官僚的掌心之中，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座真正的“人民监狱”。否则，随时都可以用“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名义关进大牢。让人们“躲，无处躲；藏，无处藏；逃，无处逃”。只能画地为牢，任由专政机器的奴役和宰割。

在这样一种高度组织化控制的社会里，当年的许多右派，虽然内心不愿屈服，但因为虑及到家人今后的悲惨处境，理所当然，他们会不寒而栗。只好在口头上表示认罪和臣服，以获得当局的“宽大处理”，以改善家人的生活境遇。

第四，中共建政之后，一直汲汲于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汲汲于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观”，汲汲于建立“党文化”的思想控制体系，汲汲于强调“党性”而鼓噪“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所谓党性，按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说法，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那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这样一种所谓的“党性”，其实就是奴性和兽性混合物，是奴性和兽性的新瓶装旧酒而已。党要把知识分子打翻在地，你必须把老师和学者（叫“反动学术权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党要你父（母）子成仇，你必须父（母）子成仇；党要你夫妻反目，你必须夫妻反目；党要你兄弟相残，你必须兄弟相残；党要你骨肉相弃，你必须骨肉相弃。并在你的师长和亲人遭受共产党的残酷迫害时，却不能抱以任何同情怜悯之心，反而要求你与之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就是党性不强，就必然受到严酷的迫害。

经过这种“党性”的强化驯育之后，中国人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被彻底地否定和颠覆了，而建立起一个“一切以党的需要为转移”的价值体系。“党”，几乎成了一个比上帝还要上帝的抽象怪物。

按照一般人的心理——当一个人处于异常的艰难困苦、疾痛惨怛的绝境下，会情不自禁地在生死抉择之间徘徊。这时，只要旁人给予些许关爱或安慰，就使这个人看到人间的真情和温暖，就使这个人觉得人间还值得留恋，从而激发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从而救下了一条性命。相反，则促成了他痛下决心，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与这个丑陋而冷酷的世界决绝。

经过十多年的“党文化”的增益和积累，经过“党性”的强化驯育，人性、人道和人权的价值观，早已被酷烈的秦火焚烧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反右运动，对于共产党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了。

而众多的右派们（只有极少数例外），只能面对家人的纷纷背叛，面对亲友的纷纷出卖，面对同事或好友的落井下石。他们在这个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冷酷世界上，是显得那么的孤立无援！是显得那样的绝望无助！他们饱经心灵的折磨之后，只能纷纷地缴械投降——我有罪！我该死！

第五，正如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说——“民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德行，立宪政体的统治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统治原则是恐怖。”由于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专制恐怖统治，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恐怖政治的重压下苟活喘息，只能依附于专制机器上讨口饭吃，从而使得“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学”异常发达。相对的，比较缺乏独立人格，缺乏自由思想，缺乏批判精神，缺乏对真理、正义、良知、美德的执著，缺乏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坚守。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最多算是“准知识分子”而已。

在这种“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学”异常发达的知识分子群体内，人们一直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秉持“穷则独善其身”。一直汲汲于“识时务者为俊杰”，一直坚持“世无道则隐”的人生哲学。在这种“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学”异常发达的人格下，当年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遇上共产党的蛮横批斗，尽管开始试图抗争，但经历一定时间的批斗折磨之后，就纷纷地以认罪和退让来保全性命。而少数几个坚持真理正义、执著道德良知的人，就立即遭到共产党的肉体杀戮和精神消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六，由于中国极权专制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从而产生了一种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学说。后经宋儒进一步将这种儒家学说引申扩展之后，这就产生了一种“专制理论伦理化，家族伦理专制化”的社会结构。通过这种温情脉脉的“专制理论伦理化”之后，专制文化已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就很难认同基督文明之“平等”的价值观。

儒学，从本质上来说，仅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伦理学。而伦理学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根本够不上哲学的层次，那就更加够不上信仰层面的资格。但中国人在几千年儒家文化的强制灌输下，却把儒家学说拔高为信仰层面的东西来信奉。从而产生了一种大谬不然的文化结构。

儒家学说被几千年强制灌输之后，孔孟之道就构成了中国人人格的基本元素。墨子提出的“兼爱”的观念，尚且受到孟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严厉指责，何况基督文明“博爱”之价值观？

由于基督文明提倡上帝的子民“一律平等”的基本观念，这就更使深受专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寇仇视之。这就使得基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仅仅停留在下里巴人的层面上。而对于作为中国社会价值导向的士大夫和缙绅阶层，则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在基督文明的社会氛围下，知识者皓首穷经地执著真理和探索宇宙奥秘，是一种荣耀神的高尚事业。他们的很多形而上钻研和探索，虽然在当时看不到它的价值，但在后来却闪耀出人类智慧的熠熠光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和前途，从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在基督文明的社会氛围里，这些皓首穷经地执著于真理探索的人们，也能获得社会的普遍尊敬。

而在以孔孟之道为文化传统的中国，孔孟之徒一遇上形而上的问题，就逃避，就绕道走。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等等。在以孔孟学说为精神信仰的中国社会里，要是有人像在基督文明社会中那样地执著于真理探索和宇宙奥秘的钻研，将被这个社会视为疯子和异类，而遭到公众的唾弃。

在一个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国度里，人们汲汲于“学以致用”，汲汲于“升官发财”，汲汲于“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汲汲于追求自身的“出人头地”，从而缺乏对真理和正义的执著，缺乏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坚守，缺乏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缺乏对社会未来、民族前途的形而上思考……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者，产生了大量的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

对于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的落后贫穷，确实让不少先知先觉之士进行了不懈的思索，但他们思索的结果却是——急功近利地把宪政民主制度视为富国强兵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把宪政民主制度视为保障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一种制度设计。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

在一个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氛围浓郁的社会里，人们汲汲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不愿对那些关乎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的问题作深谋远虑的形而上思考，那么，就使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始终陷入灾难化生存之中，而难以自拔。

在一个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氛围浓郁的社会里，人们一旦遇到必须在坚持真理、追求正义与保全性命之间作抉择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难以涌现出照亮人类文明的示范人物和闪光事迹，从而难以涌现出坚持真理、执著良知的伟大人格和高贵灵魂。当年的大多数右派，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灵魂迷失的处境下，才纷纷妥协退让，才自虐性地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我有罪！我该死！

第七，毛共素来是玩弄阴谋手腕的高手。在反右运动中，毛共将那些名震中外的大右派默默许以优待的条件，诱使他们检讨认错，继之在党控的报刊上大肆宣嚷。从而对全国的小右派产生示范效应，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众多的小右派，看到那么多大名鼎鼎的大右派都低头认罪了之后，感到自己人轻言微，如果再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必然受到更加严酷的对待。为谋求自身和家人的退路，只好违心地承认“错误”。于是，纷纷缴械投降——我有罪！我该死！

以上七个层面原因的混合，从而把中国社会罗织成了一张十分严密的天罗地网，从而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古拉格”，使得毛共政权几乎变成了一架巨大的绞肉机，使得中国人的良心道德和灵魂智慧统统地被绞杀或窒息，使得“反右”运动演化成为一段异常惨痛的历史悲剧。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考虑到本文的篇幅过大，就留给读者去思考和补充吧。

荆楚

四、令人心酸的“反右花絮”

笔者虽未亲历惨烈的反右运动，但通过阅读有关记录，心情仍然异常沉重。笔者通过与一些右派朋友交谈，所了解到的一点“花絮”，也非常值得一记。

有人认为——“反右”和“文革”是偶然出现的历史悲剧。对于这个问题，我很赞同辛灏年教授的观点——“反右”是毛共这个党文化脓包的灌脓时期，“文革”则是这个脓包彻底溃烂的体现。因为毛共一直汲汲于培育党性，即奴性和兽性，而否定和批判人性、人道、人权的价值观。从而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没有人性、人道、人权价值的两脚兽类的丛林，就必然导致“反右”“文革”这样的人道灾难的屡屡发生。

在这个脓包的生长和灌脓疼痛过程中，大部分中国人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数”，默默忍受疼痛的折磨，或者是闭眼念经，或者是跟风盲从。而一部分人为了受到毛共的提拔和重用，于是做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帮凶。因此，在反右这个问题上，罪大恶极的当然是毛共，但不能免除普通中国人的罪责，只是罪责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虽然毛泽东一生秉持蔑视和迫害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但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大饥饿灾难后，毛泽东只好被迫承认——“老九不能走”。

不过，毛泽东心目中的“老九”，仅仅是一些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之类的人物，而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始终视之为洪水猛兽，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必欲除之、戮之或缧绁之而后快。于是毛共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知识分子的一波波迫害和洗脑运动。

毛共建政之后的历次杀人运动，如“划阶级成分”、“土改”、“镇反”等等，都由毛泽东拍拍脑袋，先确定一个杀人的比例和人数，然后再分解布置到各地具体实施。从来就不理会那些被杀之人是否冤屈？

各地官僚在毛共这个恐怖体系下，为了讨得主子的高兴或赏识，必然是变本加厉地大杀特杀。一直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以体现其“革命性”和“党性”，以免受到“党性不强”和“革命性不高”的指责或清洗。

其实，中共的“革命”，不是指社会变革，而是指“取人性命”的果敢性。敢不敢大肆杀人，是其“革命性”的一贯说法。这就是“奴才比主子更坏”这种社会意识的温床和土壤，是嗜血恐怖、冷酷凶残这个恶性病毒的良好培养基。

在这次“反右”运动中，仍然是由毛泽东拍拍脑袋，然后确定了一个5％的比例。下层奴才为了在主子面前邀功请赏，乃变本加厉地雷厉风行。实际执行结果，全国被划成右派的人数达到了120万人之众，全国右派的总体比例达到了20％。有些反右运动的重灾区，右派比例竟然高达50～60％。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关键取决于单位头头对反右运动是否“积极性”高，是否“党性”强，是否“革命性”足。

在这种事先确定比例人数、并层层加码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的自我增益的恐怖体系下，有的人被划成“右派”，是因为为了完成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们，只好没完没了地“开会讨论”和“组织学习”，实在不好意思将任何人划为右派。正在长久讨论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尿急得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出去小解。但等他小解回来后，右派帽子就给他戴上了。

也有一些人，是主动为单位领导“分忧”，来完成上级规定的划出右派的“政治任务”，就玩笑着跟头头说：“大家都不愿意划，任务怎么完成？把右派给我好了，尽快结束这没完没了开会，以便正常开展工作……”于是他就成了右派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右派”帽子，竟然会造成他日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在反右运动中，除了这120万正式右派之外，还有很多无法统计的“不带帽右派”、“编外右派”、“漏网右派”等等。还因为执行“在工人农民中原则上不划右派”的最高指示，不少头头看着一些工人农民不顺眼，就借运动的“东风”，将这些人划为“坏分子”。他们也一样受到“劳教”的对待。他们饱受歧视和迫害，饱受了二十多年的屈辱悲惨生活之后，到他们正式要求甄别平反之时，很多地方的负责官僚竟然敷衍搪塞说：“当初对你们就没有被正式划上右派嘛！如何去平反昭雪？这没有依据嘛！如何操作？”。

如山东大学校长陆侃如，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史家。他有幸到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如坐春风，如沐甘露。回到青岛，他就召开九三学社的会议。在会上，他鹦鹉学舌式的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我赞成撤消学校里的党委制”。结果，他传达的这句话，竟成了“向党疯狂进攻”的有力罪证，他也成了“阳谋”的牺牲品。

如著名教授画家美术理论家高尔泰先生，他事先嗅出了“引蛇出洞”的气味，他于是“看什么样的大字报，我都不表态。有人稿（子）长，见我没事，请我帮抄几张，我拒绝。有人贴出呼吁书，许多人连署，要我签字，我也拒绝。我想，我不沾这个边。在整个鸣放过程中，我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一个字也没有写。想不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就是我。”（引自高尔泰《寻找家园》）

当年被划成右派的人，最少的只有16岁。许多天真幼稚的中学生，因为口无遮拦而成了一个个右派。而中学生中被打右派的人，大多是素质比较好思想比较开放的人。而成为“右派”，却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只要各级党委书记看着不顺眼，或一时不高兴，一颗公章盖下去，他就成了右派了。既完成了“揪出右派”的任务，又可以借之整肃异己，真可谓是一石双鸟。各级党官都乐得讨取“积极反右”的封赏，哪管别人是否冤枉。

毛共素来善于玩弄“阴阳手”的伎俩，且“两手都要硬”。以欺骗国际社会，以蒙蔽国内人民。在他们武力征服大陆后，对于那些被俘的国民政府官兵，一方面，他们十分周到地优待那些著名的高级将领，并施以特赦后的高官厚禄，以体现毛共的宽大仁慈……同时又对那些被俘的和原来从抗日战场退役下来的低下层官兵，以“历史反革命”进行大肆杀戮。

这一次毛共发动的反右运动，他们照样是熟车熟路地使用了这种“阴阳手”的手腕——即对那些著名的大右派，只要他们积极配合毛共的“统战伎俩”而低头认罪，就既不关押也不罢官地优待起来。而对那些没有多大名气、且不会引起国际国内关注的小右派，则施行了严酷的苦役虐待或非法的关押。

当年，广东有关部门将全省右派送去青海服苦役。二十多年之后，右派终于获得了平反。于是广东有关部门急匆匆赶去青海将人接回来。但他们到了青海一打听，竟然没有一个人活着，全部变成了累累尸骨，都被浅浅掩埋在一堆堆“土馒头”之中。广东有关人员心有不甘，于是质问青海人：哪怕是留下一个人，也好让我们接回去交差嘛！青海人则毫不客气地回敬广东人说：当年把他们送来这里，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被流放到甘肃的右派，也好不到哪里去。仅仅一个酒泉附近的夹边沟农场，在饥饿得虚脱的条件下，还发疯一样提高劳动强度，还要让这些极度虚弱的人们“一天等于二十年”。结果把关进去的2500多人累死、饿死和折磨致死了个精光。仅几个幸存者得以逃生。兰新铁路从尸骸横陈的夹边沟农场的远处经过，过了好多年之后，列车开过，旅客们还莫名其妙地闻到一股股尸臭漂进车窗，但不知道来自何方。那里的右派死光之后，农场也被迫解散了。

我不知道那些当年的管教干部们，这样大规模的、“合法的”谋杀中国的知识者，是否能够有所醒悟和良心发现？但我至今没有看到这类忏悔表示的只言片语。也许他们目下正是中共“劳苦功高”的离休干部，正拿着高薪悠哉游哉，正迈着方步委蛇委蛇！

1982年，甘肃省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批准甘肃医学院到夹边沟农场旧址去挖掘完整尸骨作实验和教学用具。医学院原答应办货人“按件付酬”，后来发现农民获得完整的人骨太容易了——根本无需挖掘，只在农场大门不远处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随便拣了一天就够了。便要求修改合约，减低按件计酬标准。农民们指责医学院赖账，医学院则指责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引自高尔泰《寻找家园》）

世人往往惊悚于纳粹集中营的阴森恐怖，但比之于中共的劳改劳教“集中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世人难以获知而已。

经过反右运动的严酷整肃之后，剩下的那些没有被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也统统地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他们只能低首下心、夹着尾巴做人。从而抽掉了国人的脊梁骨，砍掉了中国社会的脑袋，以利于共产党的愚民统治，以利于营造出一种“全民族只用一颗脑袋思考问题”的社会氛围，造就了一种“一个人发疯，全民族遭殃”的政治体制。

经过整人运动的多次循环，经过反复的逆向淘汰，特别是经过“反右”运动对民族灵魂的扼杀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几乎只剩下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共产党官僚和社会群盲。真正实现了毛共梦寐以求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目标。

但随后爆发的大跃进运动，马上就让全体中国人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在一个既无自然灾害、又无战争的和平时期，竟然饿死了四、五千万农民。连一贯草菅人命、残民以逞毛泽东，都被吓得哭了起来——“怎么办哦？中国要出李闯王了！”

也令中共政权至今闻之心悸变色，而不敢回顾，也不许人民反思。

荆楚

五、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中国大众在“明哲保身、莫谈国事”的哲学下，在“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中，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体系里，眼看着这些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精英遭受非法迫害，他们大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数”，或者是跟风盲从，也举起右手跟着中共官僚胡乱叫喊——打倒、砸烂、踏平、炮轰……但过了不久，这些人就被大批大批地活活饿死，接着又在一波波政治运动之中被一次次地利用和抛弃，始终陷入灾难化生存之中。

一个把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社会，一个以“知识越多越反动”作为统治宗旨的民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是一具行尸走肉。而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反复爆发大跃进、大饥荒、反右、文革、残害自由信仰者等人间惨剧，是顺理成章的逻辑。

通过“反右”这一万分沉痛的历史现象，我希望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从这血泪斑斑的历史中，学到一些宝贵的历史教训——懂得保护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心和精英，懂得珍视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也就是等于珍视和保护了我们自己。而不是甘当麻木不仁的看客，而不是始终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态度，而不是只懂得在极权专制的缝隙中刨抓食物，而不是对自身悲惨生活的境遇徒叹奈何，而不是对腐败黑暗的政治逆来顺受，而不是企图在酷烈专制的荒漠中努力去营造自己的温室，而不是只满足于作一名木知木觉的华老栓，或者只满足于做一名贪婪凶残的康大叔。

邓小平说：“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他还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对于这两句混账话，我要坚决地说“不”！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长进也没有出息的民族。

今天的共产党当局，用尽一切手段来抹去这斑斑血迹，是为了不让中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妖孽本质。

今天的共产党当局，还想方设法阻挠人民回顾这段悲惨的历史。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在“伤口还在流血、心灵还在疼痛”的时候，就变得“一无所有”。把我伟大的民族，变成一群只懂得蝇营狗苟、木知木觉的牲畜，变成一个率兽食人的民族。以利于他们的腐败和反动统治。

惨兮！中国120万右派！！

伤哉！中国500余万“知识分子”！！

悲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中国人民！！！

痛矣！荼毒我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马列秦火！！！！

注：中共官方一直宣称是55万多名右派，但据丁抒先生《阳谋》一书（修订版）考证，当年胡耀邦看到120多万右派遭受非人的迫害，害怕公布出去会对中共政权产生极为负面的政治影响，于是摸摸脑袋，就宣布为55万了。

初稿于民国96年2月6日
定稿于民国96年2月27日

首发于《人与人权》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627
首发稿与本文略有区别，因为最终修改的文字已来不及排版了。

66989

说白了就是人家有枪.....国人从来都是盲目跟风...逼急了只会造反而巳....而无反抗精神

荆楚

至今仍有很多人屡屡采用55万右派的数据。但据郭道晖先生根据最新解密档案披露：全国实划右派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打成中右分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处罚（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两项合计，右派总数是4616032人。可以说，一个反右运动，几乎把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zhaochao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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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

谢谢版主大侠加精鼓励

扑街的猫

反右打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从此中国鲜有知识分子，多是阿谀逢迎之辈

楚门的国度

秦希斯制度 ，
秦始皇的皇权专制
希特勒的军国强权
斯大林的血腥恐怖

jiujin91100

原来老毛也会吓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