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达秘杀令
王亚樵的“频频出手”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威胁，蒋介石自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曾悬赏10万大洋缉拿王亚樵，但是连个影子也没捞着。谋刺“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未遂后，蒋介石更把王亚樵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严令戴笠缉捕王亚樵。
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亚樵门下，后来在王亚樵的举荐下报考黄埔军校第6期，从事特工活动后深得蒋介石赏识，从此开始飞黄腾达。戴笠深知王亚樵的厉害，本不愿“蹚这浑水”，不料受到蒋介石的“钦点”，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上海军警合作追捕“恩师”王亚樵。
戴笠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也一直没能在上海捉到王亚樵。一次，由于内部人的出卖，王亚樵在上海的新住处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军警特务出动100余人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后，王亚樵的黑紫羊皮袍还在床上，被窝尚有余热，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参与搜捕的人都认为王亚樵有飞檐走壁的本事。其实，王亚樵听到声音后就奔上四楼阳台，顺着隔壁的下水管跳下楼去安全脱险。还有一次，王亚樵和妹妹王亚瑛被特务堵在一条弄堂内，王亚樵迅速跟王亚瑛互换了衣服，戴上围巾，在特务的身边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特务们再次扑了空。戴笠闻听后，不禁悲叹：“没有谁能对付得了王亚樵！”
1933年8月，王亚樵知道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便化装成码头工人，随船偷渡到香港，随行的有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20多名骨干成员。到香港不久，王亚樵很快又与“西南派”首领人物李济深等人取得了联系，共同谋划再次刺蒋。王亚樵他们这回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周密计划，精心准备，不搞盲目行动，务必刺蒋成功。经过策划，王亚樵派手下大将华克之谋到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一职，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高层，打探蒋介石的行踪，伺机下手。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各新闻机构都派实力记者前去采访。上午，与会人员参加完开幕式后，在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因久等蒋介石未到，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好牵头带领全体中委拍照。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本想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干掉蒋介石，没想到蒋介石临时不知动了哪根筋，不参加集体照相了，孙凤鸣只好退而求其次，对准汪精卫举枪便射，“砰———砰———砰———”3声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孙凤鸣随后被警卫人员射杀。
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领袖纷纷质问、指责蒋介石，要他给全国一个明确的交待，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缠着蒋介石大哭大闹，蒋介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召来戴笠，限他3天内破案。
戴笠开始分析这次枪杀案：很显然，这次枪杀的目标是冲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恐怖暗杀，那么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又有这么大的胆量、技术、谋略、手段？除了王亚樵，在中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于是，戴笠一开始就把破案的重心放在了王亚樵身上。
戴笠调查后得知，晨光通讯社所有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保人及经费来源，每日发稿内容都要报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审核，平时还要接受中央通讯社的管理。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很快查出两个至关重要的嫌疑人：一个是南京钟山中学校长李怀诚，另一个是浙江人项仲霖。李怀诚毕竟是一介书生，酷刑之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戴笠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手下具体负责这次刺杀行动的华克之，而他这时候早已不知所踪。
知悉这桩惊天巨案又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先是喜，接着又暴跳如雷，喜的是自己终于摆脱了主谋刺汪的嫌疑，怒的是戴笠多年久捉王亚樵不获，使他又在天子脚下作乱，还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接着，蒋介石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把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1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我知道你和王亚樵的关系，如果这次再让王亚樵漏网，你就不要来见我了！”
戴笠从蒋介石的办公室出来，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心说：“很多‘共匪要犯’的身价最高才不过10万大洋，看样子，老头子这回是真急了！他王亚樵的头拿不来，我戴笠的头就会被老头子拿去啊！”如果说他前几年对捉拿王亚樵还有少许应付或者幻想为己所用的话，那么眼前则被逼到了死角，他决定亲自出马，这一次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取他王亚樵的性命。
一代枭雄因内部人出卖遭暗杀
戴笠根据掌握的情报，发现王亚樵正躲藏在香港，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亲自带领几十名骨干分子秘赴香港捕杀王亚樵。
戴笠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领袖胡汉民紧急与香港总督葛洪亮协商，请香港当局按国际准则，保护政治犯王亚樵的安全，王亚樵还出面请香港警务处长亨利·勃郎共进晚餐，向他透露了戴笠到港捕人的消息。因此，戴笠一伙刚到香港，就被早有防备的香港警方拘捕。
戴笠没想到平生第一次到香港就落了个“阶下囚”，气急败坏，只好亮明身份，费了很大周折才恢复了自由。随后，戴笠要求香港警方将王亚樵等人由他们抓捕归案，香港警方以政治犯不予引渡是国际惯例为由，拒绝了戴笠。戴笠正气恼间，手下人献计说：“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指出王亚樵等人专干暗杀、绑票等罪恶勾当，刺杀汪精卫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是刑事凶杀大案。”
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多次交涉下，英国政府不愿为了几个有争议的案犯而损害本国利益，立即电令香港当局协助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伙。香港警方不得已，通知王亚樵尽快离开香港。正当王亚樵走投无路之时，李济深来信请王亚樵去广西梧州他的老家暂居。王亚樵心想，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二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几乎是半独立状态，在广西应该是安全的，遂于1936年2月，偕20余名部属及家眷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住进李济深的祖居府地。
王亚樵再次神秘失踪后，蒋介石整日惶恐不安，总感到黑暗角落里会突然冒出王亚樵举枪对着他的脑袋，搅得他食之无味，疲惫不堪，只好拿戴笠出气。戴笠挨一顿臭骂之后，又气又羞，但又苦无良策“挖”到王亚樵的新藏身之地，整天急得团团转。忽然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条“以人寻人”的妙计……
原来，王亚樵的重要部下余立奎因为在南京参与刺汪被李怀诚出卖而被捕，余立奎是个硬汉子，任特务们酷刑用尽，始终不肯吐露有关王亚樵的一个字。戴笠听说余立奎在香港有一个小妾叫婉君，二人共同生活多年，都对王亚樵及其他重要部下十分熟悉，戴笠决定从婉君入手，哄骗她找到王亚樵的藏身之处。
于是，特务们在香港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婉君，哄骗她说：“蒋委员长一向器重王亚樵的才干，找到他是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可委任他一个省主席。而且，我们不仅马上放了余立奎，说不定也给他个专员、厅长一类的大官干干。” 婉君一听，动了心，她过去和余立奎追随王亚樵游荡江湖，整天提心吊胆，从来没过一天安稳日子，要是真如他们所说，岂不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大好事么？因此，涉世未深的她稍加犹豫之后，就答应帮助特务们寻找王亚樵的最新落脚之处。
戴笠听到特务们的汇报后大喜，为稳住婉君，以防她中途变卦，他再次亲自赴香港同婉君相见，一出手就赠送她10万元巨款，并承诺事成之后赠送她的巨款数目更为可观。婉君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钱，双眼笑成了一条缝：“戴先生，你真的是为了亚樵哥好吗？”“那还有假，”戴笠信誓旦旦地说：“我和亚樵是患难之交，他做了高官，我也能跟着沾沾光啊！”于是，婉君对戴笠一伙深信不疑，说用不了几天就会打听到王亚樵的下落。这时的婉君只顾高兴了，全然没有注意到戴笠眼角中射出的那一丝凶光。
圈外人找圈外人困难，而圈内人找圈内人则容易多了。果然，3天没过，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一听，兴奋地心都快从胸膛中蹦出来了，马上策划了一个捕杀王亚樵的秘密方案。
1936年9月中旬，婉君由香港来到梧州，找到王亚樵说，她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也来梧州居住。9月20日，她说有重要的事请王亚樵去她的住处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早已埋伏在她的房中。王亚樵不知是计，按约定时间去婉君的住所，刚一进门，特务们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眼睛被迷，仍顽强地同特务展开激烈搏斗。最后，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然后，特务们按照预先方案，又一刀结果了婉君的性命。
上世纪末，王亚樵的后人从广西将他的遗骸运回家乡安葬，王亚樵墓现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政府西约１公里的小山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墓旁立一石碑，上书：“王亚樵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