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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两个半外交家

中国的两个半外交家

中国的两个半外交家

     美国学者唐德刚说,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各算一个,顾维钧因未有决策权,只能算半个外交家。

     对这一说法,得到了国外研究中国史与外交史的专家学者认可,但国内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

     周恩来是现代中国外交家,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争议的焦点就在李鸿章和顾维钧两人身上,二人生不逢时,进行的弱国外交。

     有人戏称,李鸿章代表屈辱外交,顾维钧倡导常识外交,周恩来展示魅力外交。

    李鸿章虽然签订了不少割地、赔款的条约,但是假如没有李鸿章的话,也许情形会更糟,毕竟祸不是李鸿章闯的,李鸿章每次做的都是事后的谈判工作。 而且除了李鸿章,清政府几乎无人可以用来进行这种外交了。

     清末的重大外交事务中都有李鸿章的身影,李鸿章最擅长的好像就是媾和。他一生以和为贵,乃是当时世界第一和平人士,在他的意识里简直就没有武力御敌于国门之外。

    李鸿章很精明,在与外国人谈判中表现得极为机智,机智也好,愚钝也罢,总之李鸿章就没有为中国在谈判桌上争到一丝利益,他所进行的外交周旋无非是以中国少赔几两银子的令人丧气的低头下气的哀求工作。

    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悲哀!自古弱国无外交,李鸿章也无回天之力。按说李鸿章也算个不错的外交家,但后人心理上很难认同李鸿章的外交成就。

    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对其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是弱国外交的闪光,但是终究没有保住山东。此后,在国民党同志旧中国时期,顾维钧为中国外交做很多工作。可以说顾维钧是职业外交家。

    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一个二十世纪驰骋中国外交界长达55年的中国外交官。

    1912年3月,他满24岁的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4月,他回到中国,出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秘书,并担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1915年任驻美国公使,时年27岁。

   晚年,他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外交活动是巴黎和会”。

   1919年,31岁的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奉命参加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名为和会,实则是分赃大会,与会的三巨头美国英国法国操纵大会,欲对世界利益作一新的分配,中国虽是战胜国之一,却也在被宰割之列。

    在会上,顾维钧舌战群霸,力争国家主权,要求“根据和会承认的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收回(山东被占的)那些领土”。面对东西方列强的威胁与恫吓,顾维钧对和会有损中国权益的不公正议案极力驳斥。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的这句名言,被《费加罗邮报》等多家外国报刊引用。

   中国北洋政府当时决定签字,同时代表团团长、外交总长陆徵祥也倾向于签字。可以说,签字的主张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
    “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顾维钧的态度十分明确,“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面临着可签可溜的严峻形势,他勇敢挑起了中国代表团的重任,在最终拒签和约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和会上,日本无理强占中国山东的方案讨论通过后,顾维钧对着东西方列强与国际新闻界悲愤宣告“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被日本接管了,外交失败引发了学生运动。

    5月4日这一天,愤怒的学生放火烧毁了外交总长的住宅,痛打了中国驻日本公使。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全国性的响应。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1919年6月28日,中国外交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中国代表团集体缺席巴黎和会。

    顾维钧的外交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拒签和约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开创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先例。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也无法获得山东的统治权。

    顾维钧因此名声大噪,誉满中外。成名后的顾维钧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也多有建树。

     192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两度代理内阁总理,其间多次强烈要求日本从青岛撤军。

     1928年因支持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而受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流亡法国、加拿大等地。

     1931年12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1932年任东北收复失地委员会委员长,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

     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他坚持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并且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对调查团施加影响,控诉日本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顾维钧长期出任驻美大使。

    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他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在美国奔走呼号,争取援助。

    1945年任中国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首席代表,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字…… 。

    1946~1949年任驻美国大使兼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团长。

    1954年,以驻美“大使”身分参与台湾当局与美国签订“中美防御条约”的谈判。
    1956~1967年,顾维钧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

    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

     1985年11月14日,这位外交传奇式人物在美国纽约逝世。

     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顾维钧有不倒翁之称,既能在国内官运享通,也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顾的圆滑从中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此人圆滑不假,却也严守节操,能够始终保持做人与处世的气节。爱国将军张学良曾豪宅馈赠于他,他断然拒绝。

     可堪称道的是,顾维钧一生不曾给国家抹黑,有人说中国有外交始于巴黎和会,那么中国近代的外交家不就自顾维钧始么?

     这样一个外交人员,当然称得上外交家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为之降了半旗。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周恩来的外交魅力可见一斑。

     周恩来做到了很多前两者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也许是强国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

    这也是李鸿章最为遗憾的事情——没有能够通过洋务运动使得国家富强起来。

    李鸿章主持清朝的外交,顾维钧主持民国的外交,周恩来主持共和国的外交。

      从半个外交家到一个接一个的外交家,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有所提高的,今天两个半外交家都已经作古,周恩来之后还有谁能与其称得上真正的外交家。

      窃私以为,今后中国再无外交大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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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无外交,口交差不多
意淫强国!手淫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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