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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的新鲜感在繁重的劳动中，很快就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水土的不适、身体的不适（这些本身就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和劳动与生活（主要是洗衣做饭）之间的矛盾。
我们生产队七个知青，开始时每天轮流的留一个人在家里给大家做饭，后来大家觉得是浪费了人力，就改为下工后大家共同做饭，。就这样拖着，磨磨叽叽的过日子。七个人由于秉性脾气肯定不尽相同，肚皮官司总是有的。到了当年的年底，一位男知青顶替退休的母亲回了成都参加了工作，人心就更散了。过完春节回来，大家一协商，各自分灶开伙。我和另一位年龄大些的男知青，一起搭伙过日子，以便相互有个照应。其实主要是他在帮助、照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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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在农村，最困难的，就是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去做，也就是没有任何人为你搭上一把手、帮忙作一些最简单的后勤保障，每天下了工累得半死，还有自己挑水做饭，虽然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是日复一日的过着繁复而艰辛日子，时间一长，在心理生理上，承受起来都是很困难的。
知青们特别是男知青，日常生活中的做饭洗衣等居家过日子的事，以前都是“在家靠娘”；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而现在要自己料理自己，要想做到有条不紊的过日子，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只有慢慢的磨，尽管绝大多数男知青在后来的磨砺中成为了做家务的好手，但在当时，由于都属于毛手毛脚的青年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是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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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生产队杀猪，我和知青彭二哥一起，两个人一人分得一个连蹄子的肘子，那是主持分肉的保管员带照顾性分给的（分量远比平均数量要多得多，而当地农民不愿意要猪蹄）。分到手已经天色已晚，拿回家赓即扔进锅里加水就炖起来；一二十分钟后，突然发现锅里冒出大量的泡沫而且伴着强烈的肥皂味，揭开锅一看，那肉汤已经成了肥皂水，不知咋搞的，一小块肥皂在煮肉的同时已经下锅同煮了。赶紧捞起来，经过紧急商讨以后，两人一致认为丢弃了太可惜，于是在经过几次清洗以后，重新下锅换水再炖。
两个人在灶前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一边给灶膛添火，直到那巨大的肘子炖熟，一人一只，啃完后才睡觉。那肘子，肥皂味依然十分浓烈。
这种事情，在知青中发生的概率颇高。
知青们在生活生产中闹出的笑话，回想起来，让人心酸且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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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漫长路和漫漫长夜中，这种日子，没有人知道尽头在哪儿。
很快，悲观情绪、厌倦情绪和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在知青中迅速的蔓延开来。
知青们开始分化，以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维持着自己的知青身份。
有的溜回成都后，就一直滞留不归，在父母的卵翼之下做观望，这些人一般是具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或者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所以并不着急在农村挣表现；
有的到处游荡，到外县去寻找以前的同学或亲友，一耍就是好几个月。这些人一般年龄稍大，文革前期就有闯荡的经历；
为数不多的知青为人处事相对低调，每天认真的出工，尽量使自己融入到农民中去。但是也悄悄的搞点偷鸡摸狗。被知青们称之为“独立大队”。这些人在懂事上，比其他人要早。另一方面，就是这类知青的家庭出身不太好，为长远计，保持低调和多参加劳动，于自己于家庭，都是有好处的。
更多的知青，还是选择了留在生产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边做活路边玩，与几个关系不错的知青一起，三五成群到处晃荡，偶尔为展示实力而打打架，业余性的搞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以打发那不知何时是尽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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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第一年，大致上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是我们那儿的基本形势。再重申一遍，我们公社，以前没有下放过知青。其实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时候资讯太不发达，一切事情都要亲自经历了才知道该怎么做，包括农村干部和社员们，在如何应对知青下乡这一重大事件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过，德昌全县，也就是我们这个公社以前没有下过知青。
基本情况介绍的差不多了，再继续用流水账方式写下去就更加乏味了。其实知青的上山下乡，除了给当地农村和农民们带去了诸多不便和恐惧之外，并没有能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带去更多的积极因素和活力。农村的发展和进步，还是得靠大政策的变化、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在当时，靠的是上级的紧箍咒放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只有这样，农村和农民，在巨大的付出下，才会生活得更好一些。
知青到了农村，在其实质上，就是农民中的一员。用一些相对重点的人物来反映当时的农村和知青的情况，也就反映出当时农村和知青们的实际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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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长老文——
农村的生产队长，是一个“上管天、下管地，既当妈、又当爹”的做活路“干部”。生产队几百号老小，吃饭问题归他，上管天(土地收成)、下管地（安排农活），自己还得带头做事，其实这个角色十分不好当。农民们对生产队当家人的评价是以“瘟”还是“不瘟”为标准。“瘟”是四川土话，是“不能干、没水平、没震慑力”等等的代名词；当然，对生产队长的“考评”是他最终的综合能力，是生产队的收成收入、农活的安排得当、集体的经济经营得如何。农民们不是哲学家，而是“效率优先论”者，他们只看每年的结果。“瘟”还是“不瘟”，最终都会在结果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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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来岁的队长老文身材比较高大，是一个独眼。如果放在城市里，至少是一个四级以上的伤残。据说是在一次上山砍柴中，下坡时脚下打滑，摔倒后头撞在树杈上戳破了眼睛。那时候他才二十来岁。由于脸上破了像，本来就不太苟言笑的老文面目显得有些狰狞，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一顶脏兮兮的、帽檐耷拉着的布帽子。以至于完全没有如《金光大道》之类电影里那种农村“带头人”的形象。据说是眼睛受伤影响了神经，有一边耳朵也不好使，所以说话是大喉咙，有时候也听不清人家说话，但据我观察，凡是遇到对于队长或者生产队不利或他不想回答的事情，他的耳朵特别不好使。说实话，很有点“不痴不聋、不做阿翁”的风范。
但很多人都对老文有几分畏惧。特别是那些出工不出力、偷懒耍奸而“站老青桩”（河边一种类似于鹳的大鸟、经常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经常会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农民当中，和其他的群体一样，偷奸耍滑的也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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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对知青比较宽容，一般不说重话怪话，拿其他人出气也不骂知青。三年中，没吃过知青一顿饭，也从来没进过女知青的“闺房”。
基本上不识字而接近文盲的老文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能认得阿拉伯数字，所以还不能算是资格文盲。这些并不影响他计算某些看似复杂的农业生产经营的账目。去开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甚至四干会（县上加公社等上述三级），光凭脑袋记，回来还可以把要点一二三说的头头是道而不会剑走偏锋；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班子，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一干人众，除了会计（比较年轻而随和、文革前毕业的初中生）和保管有些文化之外，其他几位都是老实得近乎于木讷的老农民形象。其实，这几位在生产队中自己管的那一摊子的事情和农业生产，他们每个人都是门儿清，脑袋里头清楚得很。而且都是老文的忠实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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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对我们这个大队或者说我们生产队，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一年。灾害和丰收几乎在同一时刻降临，包括知青在内的社员们共同经历了这一大喜大悲的转换。
大概在五六月份，水稻的插秧已经完了，生产队还有几十亩应该用来种水稻的好田却一直空着，啥都没栽，只是翻耕后，处在“炕田”的阶段。据农民们说是留来栽洋芋的。一天傍晚，队长老文来知青住处，叫五个男知青去做点事。跟着他，一口气走到河对面的公路上。生产队的“班子”几个人已经在那儿候着了，地上，一大堆粗壮的罗汉甘蔗已经捆好了，一人一捆（知青的捆子要小些），老文吩咐一声，大家扛起就往回走，这时天已经黑尽了，好在月亮尚好，知青们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锻炼后，也还能负重夜行。十几个人像做贼一样，一会儿就回到了生产队的保管室。进去才知道，“班子”的家属们都点着火把在那里候着，用来浸泡甘蔗的“拌桶”、农药等等工具是早已准备完毕。年轻些的会计告诉知青，甘蔗是做种的，今晚要连夜浸种，今晚拉甘蔗的事情不要在外面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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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的栽种是大体上是一整根一整根的放进垄沟的（也可以卸成一段一段；但是要区分大面或小面、大面向上生长速度要快些），栽种前，需要用农药进行处理，不然很容易招受病虫害；同时也担心有人去悄悄的刨出来吃。经过了有毒的处理后，人、虫就一般不再会成为危害。
果然第二天，大家照常都在出工，就像没事儿人一样，也没人议论甘蔗的事情。
处理过的罗汉甘蔗很快就栽下去了。栽的时候，当然全队的社员就都知道了。作为“新”农民的知青，我们也不知道前面为啥要连夜处理那些种子甘蔗，是当地的风俗还是另有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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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是个把月，甘蔗的苗子早就出齐了，长势很好。一天，吃罢“早饭”出工（实际上是已经出了一歇气工了。这里的记工方式比较特别，是一天分为四个“歇气”。同时分为上下午各两歇气，上午的工分要多点），恰逢大队书记和老文蹲在保管室大门口，两个人都是气鼓气胀，看见几个知青过来，老文一下子就高声了：你问知青嘛，连他们都晓得的事情，你还说你不晓得！
连不懂农事的知青都晓得生产队种甘蔗，你不知道？
那是他们两个在说栽甘蔗的事。老文坚称栽甘蔗是正大光明的、是向大队汇报了的；而蒙在鼓里的大队书记不知道是真正不知情还是他们两个在演双簧，一口咬定他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队长老文的意思是，现在生活“好了”，栽几亩甘蔗，过年的时候，大人娃娃可以啃几节甜一下嘴巴，我老文当一阵队长，还是想大家说个好嘛。
问题是你一下子就种了四十多亩。
不种粮食种甘蔗，这是严重违反“以粮为纲”的政策的。
反正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录音录像可供查证，他们两个之间又不可能有什么谈话记录，大概老文也吃准了这一点，一口咬定，反正我是给你说过的。
现在甘蔗苗子都一尺多高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那你说咋整哇；耍开了泼皮，反正大家以烂为烂。老文的面相本来就比较狰狞，一发怒，就更不受看。
你总不能叫我把苗子铲了吧。
见大队书记无言以对，老文又裹好一根叶子烟递给他，一脸和气的再次“请示”：那你说咋个整哇。
见看热闹的社员们越来越多，老文赶紧吆喝大家去干活，给大队书记甩下一句话：该交的公粮我老文保证一颗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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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真资格农民的大队书记，生于斯长于斯，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做农田活路，他哪里不知道种甘蔗的收入远远高于种粮食呢。他同样知道老文栽甘蔗的目的绝不是让娃娃甜一下嘴巴，肯定是栽来卖钱的，哪个农民舍得把能换钱的东西自己吃呢。只不过他是职责所在，不得不出面来过问。
过了几天，据说老文一大早就和大队书记一起去了公社。
太阳还没当顶，老文就一个人回来了。当时大多数人正在薅秧子（那时候除草剂还没有普及，薅秧子仍然是按几千年传下来的方法，全靠人力一点一点的薅；那是用脚在秧子周围搅松泥土，使杂草漂上水面上嗮死；同时也是给秧子松土。这个活路不轻松，多半是由队上的主要男女劳动力来完成），他直接就下田一起薅。过了一会儿，歇气了。几个老农问他，公社咋个说，老文诡异的一笑：他把毬给我咬了？苗子都这么高了。对话没有主语，但都知道是说的是甘蔗问题。而“他”，是指的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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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老文利用信息的时间差，用农民的狡黠，成功的挑战了一回上级的意志。
而趁天色已晚，叫上知青一起去弄回甘蔗种，这肯定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知青在这里没有亲戚，不会把生产队的农活拿去当龙门阵摆。至少在栽种前，不会向外面传递不利的消息。
说实话，大队书记事先是否真的不知情，这也很难说；他的家不在我们队，让敢作敢为的老文打个头阵，先弄几十亩甘蔗一栽，试探一下公社乃至县里的态度，如果可行，下一年就可以在大队推行；当然如果上面强行制止，那就迅速收手。在场面上，作为精于农业生产的他，事先是不知道的；等他发现栽了甘蔗时，已经苗子出土了，这样他就只好向公社汇报。他当然也知道一旦甘蔗苗子出齐了，谁也不敢轻易叫停，那种损失的责任，没有哪个愿意或者能够承担。当然，这只是大家的猜测。
其实农村干部对农作物栽种的感觉上，往往有着惊人的预先判断能力。尽管上级并没有给予过任何的事先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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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田是生产队的好田，加上水肥充足，真是长势喜人。那时候的农活要比现在的农活要艰难得多。光是薅甘蔗（给蔗田除草松土施肥）就必须要进行三次；甘蔗叶子边缘有细小的锯齿状的刺，薅一天下来，手上脸上割得尽是细小的血口子，汗水一渍，让人十分难受。而蔗田里风吹不透，烈日当空，闷热难当，还得穿上长衣长裤戴上草帽，实在不是滋味。
@蝶恋花依依2012-06-2610:27:28
@yanxuetongxue2012-06-2522:36:38
我们那儿也是把"甘蔗"(甘蔗类,非真正甘蔗,青色,细如玉米杆,牙齿可以把皮撕下来,俗称"甜秫秸")截成一段一段种,但我丝毫不怀疑楼主所说的种植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弄虚作假吗?有些人真是庸人自扰;
我们这边还把吃剩下的"甘蔗"根拿去种呢,想不到吧——
我们那也是这种青甘蔗。小时侯家里都会种一块地，那是我们最主要的零食。夏天就可以吃了。中午回家吃完午饭去上学的时候都会砍一根，一边吃着一边去上学。
秋天全部砍掉后可以储存在地窖里，到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还可以吃。经过储存的甘蔗更甜了。
那种紫色的粗粗的甘蔗很少有人种，好象要经常打药，非常麻烦。而且我们那气候也不适合，好象一般都是从南方运来的——
现在种甘蔗，仅仅是用甘蔗的上半部分，即甘蔗稍来做种，这应该是种植方面的进步吧。
那种"甜秫秸"，以前成都也有卖，娃娃们称之为“高粱杆”，很便宜，成都的娃娃们用刀剖，进行比赛，叫做“划高粱杆”。这个耍法，上点年龄的成都人是都有的
那种紫色的“罗汉甘蔗”，极甜极脆，以前也只有南方才有种；现在的紫色甘蔗，估计是经过了杂交，已经不脆了，但是产量要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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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底的十一月，甘蔗已经完全长成了，正是让它蓄养糖分的时候。队长老文安排男知青守甘蔗，白天一个人，晚上两个；这是轻松活路，却又是其他农民无法做的，因为知青无家无口，不像农民们全大队都可以攀上拐弯抹角的亲戚，走过路过，吃两根甘蔗不算是偷，但全大队只有这么几十亩，经不起大家都“路过”来掰。当然，晚上的守夜主要是防止有人进行规模性的偷窃。于是，这一重任就落在了我们几个人身上。不过老文仍然不断叮嘱，任何人都不准吃，包括大队的公社的以及你们几公子守甘蔗的。即使要吃，也得等到十二月底甘蔗真正成熟了，吃了才不可惜。
真正到了成熟时，恐怕甘蔗早就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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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告诫我们几个知青外，老文在“大路”边、赶场时、甚至在大队书记面前，不遗余力的到处散布我们队的甘蔗是知青们提着砍刀在守，逮到敢于偷甘蔗的，知青是要宰手的。由于下乡已近一年，本公社的知青们先后与当地的矿上工人以及外来人员也进行了几次颇具规模的群殴，已经打出了恶名（不过从来没有和农民发生过冲突），以至于一次“失手”，把一个矿工打成重伤而让当事知青外出“逃亡”了几个月；而在此之前（我们下乡之前），德昌的一个老知青因为口角，曾经一拳将一位青年农民当场殴毙而被判徒刑。所以，在当地，知青已经成了敢打敢拼命的“恶人”的代名词。所以，由知青守甘蔗，也算是老文的“人尽其用”的举措。
不过，那一个多月，倒是便宜了这帮知青，晚上悄悄吃点甘蔗，还是很惬意的。自己吃点，捎带着招待一下晚上摸夜路的知青，应该不算是监守自盗吧。而知青们自己吃点，又没有三亲六戚帮到吃，已经属于损失降到最小最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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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底，队上安排砍甘蔗，全队出动。女的砍、男的运，用“马槎”将甘蔗一捆一捆的送到河对面的公路边，过称、记数、装车。一天忙下来，那四十多亩又脆又甜的罗汉甘蔗就一扫而光了。据说甘蔗卖了个还不错的价钱：每斤四分。据说一亩地可以产甘蔗五六千斤。
但是老文没有能够笑出来，虽然钻了上级的空子却没有受到处分，种甘蔗的收入也不少，但是两个月前的一场泥石流，使生产队的损失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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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近两百亩的水稻金黄一片，沉甸甸的稻穗在微风中低头摇曳，丰收已经在望。因为今年是使用的新谷种，是杂交稻，据说是收成高、但脱粒相对要困难一些。所以，老文几乎天天到每一块田里去转，计算着最佳的开镰的时间。生产队的晒坝、掼桶，农民的镰刀、箩筐也预备完毕，只等队上号令了。一年当中最辛苦也是最高兴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用当时的官方语言，就是到处洋溢着丰收的景象。
老文在田边安排了割、打、运、晒的劳动力的分配，宣布了全队休息一天（当然有的工作不能停，比如专职放牛、羊），各家各户自己再检查一下准备情况；生产队杀两头猪，大家好饱餐一顿，第二天开镰割谷子。老文认为，今年是一个大丰收的好年头，预计工分值要超过一元（这里面已经预算进了了几十亩的甘蔗收入）
一切都准备好了、一切都围绕着今年的大丰收、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是，人算最终还是不如天算。
@srf19452012-06-2808:49:04
@金沙江南2012-06-2800:52:06
作者：小玉斑回复日期：2012-06-2713:33:50回复
我好像记得这个和上次我贴出的不是一处的，文中提到的GBT20%不是在同一位置，这次的是在文章开头，我记得以前发的，那“GBT20%”似乎是在文章的中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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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
太准确了。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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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从生产队分来的猪肉一顿就吃得精光，大家也就早早的进入梦乡。农忙开始了，知青们也知道这是不能躲懒的时刻而需要自己尽力了。临睡前，一场大雨伴随着巨大的雷声不期而至。
在当地，中秋前后雨季就基本结束了，但是这期间突然来一场大雨，好像也是正常，作为知青当然也对这些基本上无动于衷，该睡觉就睡了。
半夜也不知道几点，老文“快起来”的吼声伴随着“咣咣”的砸门，让人胆战心惊的一跃而起，开门一看，大雨依然倾盆，穿着蓑衣的老文提着一只已经熄灭的火把，身后还跟着几个队上的精壮；“水都淹拢屁股了”、“大家出来往保管室去”、“照应倒女知青”的吼声此起彼伏，借着闪电那惨白的光线一看，院子里的水已经马上就要进屋了。
我们这个院子是离安宁河最近的人家户，地势相对低些，而距我们院子只有二三十米远的保管室，那一片就要高出好几米，相当于高出一个台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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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穿橡胶雨衣的共军抱起院子里的孩子、搀扶着老人，大家都去了保管室。
当时我们生产队住了十多个共军，是铁道兵，由一个姓王的排长带领，在这一带采集一种草药。
德昌的山上出产一种被当地人叫做“鸡窝草”的植物，乱糟糟、一丛丛的生长，生长不连片而状似鸡窝，因此而得名；其根部有油质，具有比较强烈的芳香味，用蒸馏的方法，能炼出“鸡窝油”，尽管名字很土，但据说是治疗烫伤烧伤的外用良药。这个“土”东西学名是啥、是否列入了药典不得而知，但共军们在夏秋季节“鸡窝草”生长的旺季来采集，而且正正经经炼出了好几大桶纯净清亮的“鸡窝油”，肯定是自有道理的。
共军们在我们队上住了好几个月，和村民们关系很好，不少半大娃娃帮共军挖“鸡窝草”，还能得到每十斤五分钱的报酬。大队书记还趁机请王排长帮助训练了几次民兵连基干民兵。
那个狂暴的雨夜，共军们的存在，给我们队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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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倾盆，夜黑如漆，仿佛是世界末日的来临，年轻而无牵无挂的知青们还稍显镇定，但两户拖家带口的农民却更为紧张。邻家的大爷死死缠住共军的排长，要他向西方打枪（排长一天到晚都挂着自己的手枪）嘴里不停的念叨：恶龙现身了，快放炮啊。排长被缠无奈，问清方位，拔出手枪，“咣咣咣”朝天连开三枪。
躲进了地势高的保管室，早就腾空了的库房（准备收粮食的）足以容纳这几家人和男女知青。队长老文已经吩咐同来的的精壮汉子们带上几个共军，打起手电筒（共军的），涉水去更靠近河边、地势更低的生产队牛圈，迅速打开圈门，把生产队的好几十头大小水牛，引导到高处来。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雨夜，一帮人居然把几十头牛毫发无损的赶到了附近的山坡上。
进了水的就只有我们院子和牛圈。把人、牛撤出来是担心干打垒房子被泡垮。结果是天还没有亮，牛圈轰的一下子垮了。好在牛儿们已经转移，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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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停了。天亮了。水退了。
一条与安宁河在方向上成垂直状的山涧小河，一夜之间，被从山上冲下来的巨石大树改变成了浊浪滚滚的大河，小河原来两边的斜坡已经荡然无存，大自然的巨大能量把小河冲刷成了深沟，原来小河上一座大约二十来米长的小型而简陋的铁索吊桥（只有二三米宽、简陋得没有两边的护栏，但那是整个大队的交通要道，非常有作用；也是共军建的），连两岸巨大的水泥桥墩和粗如儿臂的钢缆，已经完全不见了踪影，小河或者叫深沟，填满了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巨石，巨石们最大的至少有两间房屋大小。以前温柔清澈的小河沟，换成了张牙舞爪、怪石林立的狰狞面目。
原来小河沟靠近安宁河两边的那一片金色田野，被漫上来的泥沙变成了一片“金色”沙滩，田埂连痕迹都没有了，全部被黄沙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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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大山和安宁河的距离不太远，洪水（那时候还没有泥石流这一概念）从山沟里倾泻而出，还来不及向两边扩展，就已经进入了大河的河滩，再加上原来的小河沟本身比较深，巨石泥沙一时还漫不上来，所以对小河沟两岸的大部分农田没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但在小吊桥以下的田地就遭了殃。估计是小吊桥在垮塌的同时，对泥石流起到了短暂的拦截作用，泥沙就是从那一段开始漫进农田，呈扇形的把两岸的一百来亩田地变成了沙滩。小河沟对面的土地属于另一个生产队。两个生产队各有三四十亩稻田被掩埋，其他更靠近“两河”交界的土地，则栽种的是洋芋芝麻烟叶等等。那些作物，当然就更是连影子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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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亮，大多数村民就已经聚集在“沙滩”边上，队长和队上“班子”带着一干老农在商量着对策，几个中年妇女则在旁边呼天抢地的嚎哭，埋怨着老天爷的不公，不少农民的眼中都含着泪水。土地和庄稼是农民的命根子，眼看就要收获的庄稼，一下子毁于一旦，哪个不心疼呢。
很快，队上的决定就出来了，全队的主要劳动力全力以赴，收割未受灾的稻子，而队上所有能够动弹的老人孩子婆娘们，带上镰刀剪刀箩筐，扒开沙子，先把稻穗剪下来，尽量保住粮食的产量，减少损失；此外，秋收期间，每天早晚各增加半个小时的劳动时间。
大水夹杂着泥沙是因为吊桥垮塌的瞬间漫过田野的，好在时间很短，漫过后粗砢的沙子盖住了稻田，掩埋了已经成熟的稻子，但是没有把稻子冲走，刚才人们扒开沙子已经验证了这一点，所以要先扒开沙子剪下稻穗，虽然损失不小，但还是能够夺回至少一半粮食。
至于那些种植的其他作物，就彻底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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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小河沟的尽头大山深处，有一个伐木场（伐下木材的运输路线并不在我们这边，所以连本地的资深农民基本上没有人去过）。但泥石流却顺着小河沟冲下来不少粗大的木料。这让村民们十分眼热，如果弄上一两根回家，那也算是发了一笔大财。于是就有村民在下工以后，约上几个人往家里搬（那些木材，最好的劳动力四个人都抬不动、至少得八个人才行），接连弄了几天，实际上也没弄走几根。老文知道后，进行了严厉的制止。倒不是老文的思想觉悟有多高，他担心的是国营的伐木场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些财产，而木料也是属于国家的统购统销物资，一旦追究起来，社员们出了力反而惹来麻烦讨不到好（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大家忙于弄木料，哪个又有精神做集体的事情呢）；另外，倒不如把这一阵忙过，队上统一组织劳力先把那些木料归拢，如果真正没有哪个来管，就可以成为队上一大笔财产；如果真正有人来理抹，队上出面说不定还能争得一点回报。所以，在秋收的主要事情一完，就一边安排人清理田里的沙子，一边就安排壮劳力归拢那些木料。大队书记对这样的安排深表赞同，也安排河沟对面的生产队同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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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活路都是非常繁重的。当然，接下来的打石头抬石头新筑小河沟的防护堤，同样也让人畏惧。而这几件重活路，都是这次泥石流灾害带来的，让生产队在损失了近两成的粮食之后，又白白的多投入了很多的人工（每个工是要算入年底的分配的）。
经过了二十来天的努力，近百根巨大的木料归拢到了一起，很是壮观。这期间，县上、公社都陆续来人，一是看灾情，二是对国有林场的财产也要求进行保护；伐木场也来了人，对已经归拢的木料进行了编号，还在公社干部的陪同下，每个院子都巡视了一番。他们倒不是去安慰受灾的农民，而是检查是否有人私自藏匿了国家的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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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正在吃上午饭，生产队的年轻记工员一路狂奔大喊：外面的人来抢东西了、男人们拿扁担到小河沟哦！
丢下饭碗操起扁担，生产队各个院子的男人都纷纷奔向河边。原来就是伐木场来了几十个人，打算把木料几根一组，用放筏子的形式，顺安宁河弄到河对面的公路边去。
东西一旦弄走了，就不会再有人管你了。伐木场的算盘打得很精，反正这些“农二哥“也好糊弄，伐木场远在天边，我就不信你们还翻山越岭来找我讨要工钱？
其实当时森工局的工人们境遇并不比农村农民好多少。不过，人家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国营单位。
精明的老文当然不会轻易放手。他一边叫人通知大队书记和河沟对面生产队的队长，一边叫大家守住木料、稳住阵脚，因为伐木场来的人也都是手持撬棍（那是人家干活的工具）的精壮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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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沟对面生产队也赶来了几十个人，隔着河沟“哦呵”“哦呵”的打招呼，他们队的队长带着四个男知青提着扁担先趟河过来，让老文的底气越发强壮。九个知青一起，摩拳擦掌，真正拼起命来，那也算是够厉害了，反正事情是生产队的，只要喊打，大家绝不会含糊。更何况还有几十个精壮农民助阵。
其实，这样的对峙不可能真正打起来。当地的民风并不算十分剽悍，拖家带口的青壮农民操起扁担锄头也是做做样子，生产队这边要的是声势。而伐木场的人一看就没有打架的心理准备，人家是来干活的，更何况那些木料跟他们自己，是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
很快，大队书记、公社革委会的主任等等都赶到了，连公社专管知青的副书记也赶来了。他最怕的是这些无牵无挂无所顾忌的知青不分青红皂白先动手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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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场的领队和公社的一干领导就地进行协商，而大队书记则吧着叶子烟看热闹，这是他的地盘，他肯定是维护着自己这边。
其实关于补偿工钱和损失是早就在县以及公社这个层面上谈好了的（因为受灾的不只是河边，山上也有不少因泥石流而受灾的），两个生产队的当家人也早就知道，只不过，农民们并不相信那些什么协议之类，只是希望他们当场交付补偿而已。
弱势的一方，只有想方设法的自我进行保护。
结果是由公社负责，来和生产队结算因为归拢、保护木料而发生的工钱，所以事态很快就得到平息。钱虽然不多，但毕竟维护住了自己生产队的基本利益。一场可能发生的械斗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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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涨大水（泥石流），规模应该是不大的，但据当地老农讲，以前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才有恶龙来了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讲，就是N百年才一遇的事情。但是当时的资讯极不发达，估计除了当地人之外，没人知道这里曾经出现过如此恐怖的灾情。没有另拨救灾款，当年的公粮数量也不会减少；当然就更不会有什么媒体来报道灾情了。
不过，泥石流的出现，肯定和滥砍乱伐是绝对有关的。从那年开始，泥石流隔三差五的就来一下，而就在前两年报纸电视报道德昌大面积的泥石流、损失严重，估计都是砍伐过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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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全队人民的共同努力，漫上来的沙子清理完了，垮了的牛圈也进行了改建扩建；一个冬天耗费了无数劳动力，也做好了小河沟的拦阻石墙以防止山洪的再度冲刷；但小吊桥再也无法也没有能力去重建了，河沟那边的几个生产队到公社的“生命线”上至关重要的一环也随之中断，又重新回到以前趟水过沟的状态。
由于老文精明的耍了一次泼皮，事先栽种了一些甘蔗而有较大的收入，但由于受灾，生产队的年终结算比上一年却是略有下降；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仍然让老文懊悔不已。一头占了便宜，而另一头却吃了大亏，虽非人力所至，岂非天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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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73年），公社根据上级的安排，下达了全大队栽种一定数量的甘蔗的指令。不过，栽的甘蔗不再是水果甘蔗，而是榨糖用的甘蔗，这是属于经济作物的范围。终于开始“因地制宜”了。
栽种经济作物，上交公粮的数量会按政策相应的减少，而农民的口粮数量还会得到政策性的补助而有所提高；而甘蔗的产量高，虽然收购的价格是国家牌价，但总体的收入显然要比光种粮食肯定要高出不少，也就意味着生产队的集体收入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对劳动者来说，这些都是很不错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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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老文总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上级放宽了政策让你种甘蔗，他却又弄点花样，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台湾甘蔗”种子（也不知是不是）栽，而且就栽种在被泥石流漫过的、靠“大路”的那二三十亩地上（沙子是清理不完的，但种甘蔗则是带沙的田最好），那“台湾甘蔗”长成了，不像甘蔗倒像竹子、又长又大，节粗皮厚，当然糖分也高。那甘蔗因为粗且坚硬，用脚踹不断，用嘴啃不动，虽然在大路边，到收获时居然一根未丢，使老文颇为得意。但是到了供销社来收购是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当地没有这个品种，无法定价，而且榨糖的机器也与之不匹配，差点被人家拒收。最后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人家才按普通甘蔗的价格拉走了。
求人不如求己，当年，大队干脆自己兴办了榨糖厂和酿酒房。当然，这也是政策宽松了的结果。
@小玉斑2012-07-0213:15:37
@小玉斑2012-07-0208:12:56
你大概忘了那甘蔗不管你是白天公开种的还是晚上偷偷种的，总归它是要发芽生长的；你大概忘了甘蔗长出后就所有的人都是能够看见的，包括上级领导；你大概忘了，你们说过那时的领导让社员拔掉已经成才起来的农作物改种其他作物；你大概忘了既然如此上级领导发现后也是可以命令社员把甘蔗拔掉的；你大概忘了晚上偷偷栽种甘蔗是没用的，因为上级最终还是会发现，如此那书记——
你这个“大概”，最好是去再从小学的语文开始，读几年书来说。
你们山西那个“村子”，现在就缺你这样到处乱咬的。
内容你都没弄清楚就开咬，真是莫名其妙。莫得人让你来看
@蝶恋花依依2012-07-0212:47:11
@小玉斑2012-07-0212:08:35
毛时代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翻了222.9倍。看得懂这说明什么吗跳梁小丑们？
不是毛时代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工业，大搞科研，没有水没有化肥，中国的粮食能够达到今天的产量吗？粮食达不到今天的产量，今天的你们这些畜生能吃饱了有劲在这骂毛吗？？？你们这些畜生真正是端起碗吃饭放下完就骂娘的畜生！——
作者：蝶恋花依依回复日期：2012-07-0212:58:59
@蝶恋花依依2012-07-0212:47:11
毛时代的“红宝书”更是翻了N多亿倍！——
毛时代，那种咬人的畜生翻的倍数最多。
那是畜生倍出的时代
@小玉斑2012-07-0213:46:48
@小玉斑2012-07-0213:15:37
@小玉斑2012-07-0208:12:56
你大概忘了那甘蔗不管你是白天公开种的还是晚上偷偷种的，总归它是要发芽生长的；你大概忘了甘蔗长出后就所有的人都是能够看见的，包括上级领导；你大概忘了，你们说过那时的领导让社员拔掉已经成才起来的农作物改种其他作物；你大概忘了既然如此上级领导发现后也是可以命令社员把甘蔗拔掉的；你大概忘了晚上偷——
我就问你一句，你为什么要造谣毛时代是以粮为纲不准种其它？？？既然不准种晚上偷偷种就行？你那甘蔗不会一直到收获都是在晚上领导们看不见吧？？？===========================
你是瓜娃子还是瞎子？
我们单位有个智障的职工，理解力都比你强
@重庆皂角山李氏2012-07-0216:25:58
作者：小玉斑回复日期：2012-07-0215: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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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先生不被人骂好像不舒服一样？我看见的总是您一而再再而三先骂人“造谣”，然后被人骂，心理有毛病，是吧？
知道玉门油田是何年何月开发的吗？——
马老弟，不要理会这位“黑黄——小玉斑”，他就是想激怒您，以此降低您的身份，将此帖搅黄！
不要理会他，对他视而不见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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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哥。
我知道它是想激怒我，去争论那些明摆的事实，然后搅黄帖子。
真是树林子大了，啥子鸟都有。
不过兄弟真有一事不明：它这样宁肯让人骂，而且骂得那么厉害，它又图个啥呢？真是为了所谓的“信仰”？我见过的最正统搞党务的，都没有这样怪。
我不会再理睬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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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昌这个地方，还盛产水牛。应该是和当地温暖湿润的气候和水草丰美的水土有关。据说本地的水牛比起其他地方的水牛，更是身体强壮而且力气很大，我们队自己就喂养了有六七十头，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算得上是一支比较庞大的牛群。而且每年近亲繁殖，还能生下好几个小牛。生产队的牲畜多，农田的活路做起来就快得多，而且水牛除了在春秋两季大忙时需要加点粮食做饲料保持其耐力外，其他时候只是保证有草供应就行了。不挑食又能干，当然是非常不错的；但水牛是农业的生产资料，既不能拿到供销社去作为商品进行交换（这实在是有点悲哀，缺少耕牛的地方多得很，但又没有机构来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调剂性买卖、生产队更没有权力去交易），又不能杀了吃肉，所以水牛再多也只能算是中看不中用，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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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知青彭二哥一度被老文安排去放牛，是因为原来放牛的那位下雨摔伤了腿；这种活路实际上也适合知青，说轻松也算轻松，但每天必须出门去放，偷不到懒，早出晚归，也十分磨人。
开始的十来天还认认真真的赶牛趟过小河沟，当时小吊桥还在，但是牛儿们不会走吊桥，就只有趟河；到安宁河边一个因河流改道后的河湾以及附近山坡去放。当然也可以找一头老实的成年牛，下午回来的时候，坐在它的背上打道回府，颇有“牧童归来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歌”的味道。不过此举颇被农民们侧目，那是不厚道（不善待畜生）的行为，同时也容易被摔，所以也不敢经常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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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的河湾山坡属于公共地带，那是附近的几个生产队大家放牛的地方，农村有农村的规矩，各放各的牛，互不干扰，于是大家都相安无事；放熟悉了，经常是在树荫下枯坐显得十分无聊，于是就赶着牛去人家生产队的放牛地方，去寻找刺激，让水牛们打架，我们队有几头“骚牯子”（青春而强壮的公牛）块头大，颇具打架实力，经常在本牛群就打得冤冤不解（放牛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止牛群内部打架）。结果，接连几天下来，打得那几个生产队的牛群望风而逃，就是人家牛倌自己不去赶，他们的牛群看到我们这支队伍，都自己会退避三舍，另外换地方吃草。而我们赶着牛到处走，哪里草更好就到哪儿，由于牛群的活动量比平时大，牛就吃得很饱，老文非常高兴。尽管有人也把这事反映到大队，我们也可以不予理睬。但好景不长，一天突然下雨，我们两个自己忙于躲雨，跑到邻队知青那里打了一下午扑克，等到雨停后才发现，牛儿们把人家队的一大块正在灌浆的玉米地糟蹋得一塌糊涂。
玉米杆和还未长成的嫩玉米当然要比青草好吃，牛也知道这个道理。牛群全体混了个肚儿圆。
庄稼是农民的命根子，更何况这是集体的财产。只有老文出面去“捡脚子”了，而我们，第二天就被剥夺了牛倌资格，下岗，重新回去跟大家一起做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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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这个牲畜，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老祖先把它们驯化家养，南方用水牛耕田，北方则用黄牛拉车（也有用来耕田的）；但是牛儿们并不是生而知之，直接就会耕田，而是需要教育，也就是强制它们学习，让它们学会劳作。
调教牛，农民们称之为“教生牛儿”。
“教生牛儿”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会，那是真正懂得牛的人才能做好的。我们生产队只有几个人会“教”，可以胜任教练员。其中一个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一个干瘦的缺牙巴老头），另一个是一个地主分子，也是一个干巴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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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队长（还兼任贫协主席）是个不温不火的老头，农活技术是一流的。尽管老头是队上的“领导”，也是党员，但牢骚话特别多，有些牢骚已经很接近“反动言论”了。比如一次在割麦子歇气时，他讲在旧社会帮地主，栽秧打谷割麦子最累时候，“主人家”（地主）一天给雇工们开五顿饭，其中有两顿是送到田边上来的。叫做“小晌午”，而晚饭则是酒肉管够；现在，哪个给你送“小晌午”？哪个管你的酒肉？未必你还指望我这样的给你们送？还是“原来”好啊。另外，他是生产队里已经存量不多、亲眼见过当年红军路过德昌的极少数的人之一，经常在歇气的时候讲些对红军们很不恭敬的龙门阵，以至于老文都当众给他打招呼，不要把知青带坏了。
而那个地主老头则是一个完全的闷葫芦。也许是身份使然，低眉顺眼不说话，那是农村大多数地富分子的显著的外在特点；知青三年，我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完整的句子。一年四季，他一天不拉的出工，最脏最重的活路比如掏猪圈打石头等等，都是一声不吭也不歇气的干，当地的“五类分子”，按“规定”每个月要做几天的义务工（属于强制性的义工），多数是公共性质的修桥补路等等，有义工活路，就是那位地主老头带上其他几位“分子”一起工作；在没有义工任务时，那几天就算是为生产队作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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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到底有几家地主和五类分子，直到离开生产队时我都并不清楚，虽然刚来时公社要求知青一定要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但是鉴于知青的“恶名”，大多数农民与知青平时很少交往，五类分子更不敢主动的接触知青，于是就根本谈不上划清界限之类；不过从生产队农民们对老地主这样的五类分子的态度上，看起来还是和睦的，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歧视。
很多农民对知青的态度却是敬鬼神而远之，并不愿意真正的接纳他们。特别是在知青下乡的头两年，因为知青们的言谈举止，都还和当地人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知青们的偷鸡摸狗“跳丰收舞”的行为，以及知青们在短时间内不适应农村劳动而被认为“好吃懒做”，给农民和知青之间形成了很大的隔阂；这种情况，在时间长了，大多数知青不再游手好闲的混日子、偷鸡摸狗的行为也大大减少后，农民们与知青的交往才逐渐多了起来。
老地主是队上大家公认的做活路特别是使牛的好手。所以生产队“教生牛儿”就是他们两位。“教生牛儿”一开始必须要三个人，牛鼻绳要穿三根：一边一根再加上一个竹筒靠近牛脸使之不东张西望而目视前方，另一根就由后面的“教练”掌握，“教练”嘴里骂（牛）、手上的鞭子不停的挥；前前后后，要教很多天（次），直到牛儿们能听懂口令，那些“生牛儿”们才会按照主人给它的指令，成为真正的耕牛，才会四平八稳的按照主人的意思做好工作。
绝大多数的牛是温顺的，听话而不具备反抗精神；但水牛毕竟是大型牲畜，力量很大，发怒了也十分危险；我们生产队就在后来发生了“牛打人”（当地的说法：牛用角挑人）致死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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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刚开年不久的一天，队长老文、副队长、老地主加上两个精壮汉子，赶着生产队的二三十头牛走了，听说是用水牛去换黄牛，是县上公社同意了的。大概一个把月，五个人回来了，赶回来一大群大大小小的黄牛，而这五位赶牛人，人都脱形了，已经完完全全成了“讨口子”形象。
黄牛是从云南那边换的。据说对方是老文家的一个拐了弯的亲戚，也是生产队长，那地方十分缺乏耕牛。在云贵川的山区，水牛耕田比手扶式拖拉机还管用，成本低、转移方便，效率也高；尽管那时候手扶式拖拉机在这些地方还十分罕见。云贵川的山区，特别是山坡上的田地，是根据山势开垦出来的，既没有稍微宽阔点的路，那些田有不少根本不成规则，农民们称之为“刀把子田”，拖拉机是无法进行耕作的；唯有水牛，上坡下坎行走自如，耕作那些边边角角的小块田地，更是运行自如。牛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的农村，几乎是其他的耕种工具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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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牛的事，信件往来已经谈了很多次了（信是由会计执笔写），政策一松动且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双方就进行了实质性的行动。翻山越岭的赶着一大群牛，来回上千里的山间路途，完全是昼行夜伏、风餐露宿，晚上睡路边树林，自己带的米和洋芋（由牛驮着）进行“野餐”。一个多月的“野人”生活，精壮汉子之一是我们一个院子的，回来后都接连休息了两天才缓过劲来。
黄牛是可以宰杀的（集体的养殖的性质大致上如同集体养猪），也可以卖给供销社宰杀。用水牛换回黄牛，其实也是增加一种副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可持续发展的副业。而一头水牛，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头黄牛。这种买卖是很划算的。而黄牛是在山上放养，不会和水牛争夺吃草的地盘；只有放牛人把住下山的路径，那些黄牛也不会逃下山来。
于是生产队更加牛丁兴旺。
但这需要生产队的经营者有足够的勇气和吃苦的精神。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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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利用去西昌开会的间隙，我回了一趟我们的生产队。二十几年过去了，老文居然还认得我，不过他已经显得十分的衰老了，当年走路虎虎生风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聊起现在的生活，却是颇有些无奈和伤感，现在政策好了，但是人也老了，做不动了。以前生产队的老人们包括副队长不少也已经过世。老文拒绝了儿子要他们搬到西昌去同住的邀请，土地转租出去的收入够吃饭了，儿女们再帮衬一点，就在本乡本土安度晚年了。
@小玉斑2012-7-511:53:00
作者：小玉斑回复日期：2012-07-0511:02:38回复
@马齿徒长2012-07-0509: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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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牛的事，信件往来已经谈了很多次了（信是由会计执笔写），政策一松动且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双方就进行了实质性的行动。翻山越岭的赶着一大群牛，——
其实，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得很……
前面说放牛，你就说你知道的是老人孩子才放牛；但是你并不知道，几十头牛，别说老人孩子，两个年轻男人都不是轻松活路。
黄牛不准宰杀，那回民兄弟吃什么？我们那里，靠公社的那个大队，就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居民是回族。县上公社支持换牛，其实也是想在当地有专门的养黄牛（其实就是现在说的肉牛）的队。
尽管那时候还是文革期间，供销社还有一个职业的阿訇，宰牛是每次都要仪式的。那时候，我也才知道，回民们对信仰的执着。
但生产队自己杀牛，则无需请阿訇，因为大家都是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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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龙门阵——
我们这个大队的知青，在这儿“接受再教育”的时间长短不一，最短的只有十来个月（回城顶替退休母亲的工作），最长的呆了将近七年。不过，还有一个女知青，嫁给了本地农民青年，就一直在那里扎了根。而当我在下乡接近三年，离开的时候，大多数知青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我算是离开农村得比较早的知青之一。
十七八岁的青年，在一个远离父母没有亲戚的陌生环境，独自过着寄居似的生活，在没有人帮助没有人指导下，唯一的依靠是自己认为信得过的同伴，也只有想方设法的相互依存，让自己过得稍微好一点。于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离奇故事在不断地演绎。尽管这些故事都不是轰轰烈烈，也不可能波澜壮阔，而只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中一些琐事，不过，回想起来，这些小事都是令人回味的。而且，也只会发生在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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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伟大领袖，在那几年造就了一大批“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天兵天将，造就了一大批置任何社会规则于不顾的“破坏者”，造就了一大批当枪使的“天棒娃娃”；当大批青年“当枪”的使命完成后，革命造反的出路也就走到了尽头，到农村去，重新去“接受再教育”；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
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洗礼的知青们，把文革的全部“天棒”精神带到了农村。
尽管我们这些后来下乡的知青，文革的时候还处于懵懂时期，但文革的“造反”和“天不要怕、地不要怕……”的精神，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青春、前途、学习乃至家庭都变得渺茫和模糊的时候，文革形成的“革命”精神在知青中又自然而然的展示出来了。
据我所知，四川知青的名声在当时当地是并不好的（我也只能说四川）。尽管时过境迁，现在知青们重返当年的下乡地，农民们都热情欢迎，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年知青就受欢迎。
知青们给农村带去了令人难堪的骚动，特别是知青下乡的前几个年头。
于是知青中间就有无数的故事，只不过都是些凡人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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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说明一下，在四川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是插队落户的，是几个人在一个生产队，除了极少数知青一直坚持过集体生活外，绝大多数都在几个月或一年后“分家”。而“分家”后则完全是独立的生活，虽然公社有专管知青的领导，大队和生产队也有人过问，下乡的派出单位每年也要安排“知青慰问团”来看望大家；但知青们还是基本上长期处于有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不像有的省份，知青是集体生活而称之为集体户），和当地的单身农民一样，既无人管束、也自在散漫；而那些电视上演的那些关于知青的影视，与四川知青的生活状况完全不沾边。穿白衬衫扛着红旗（或彩旗）去田里做活路、边劳动还边讨论党支部工作的知青，或许是农场的知青吧，过的是集体生活，思想政治和思维方式都和内地落后的插队落户不同。所以，这样的场景，对四川的插队落户的知青来讲，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
@重庆皂角山李氏2012-07-0515:42:29
作者：小玉斑回复日期：2012-07-0514:18:54回复
水牛到河沟里“滚澡”常常会在河里滚出一个大深水坑，小孩子们不熟悉“水形”，到河里洗澡，误入水牛的滚出的深水坑，出事的也有——有一次我就差点出事。幸亏同学拼命救出——
不知道你说的河是什么样的河？在我们这里，水牛在河里是滚不出“大深水坑”的，你说的“——
成都人把水牛在河沟里滚出来的坑，叫做“牛滚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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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说说知青们的穿着。电视里，男知青好像都喜欢穿白衬衫，几乎成了夏天的统一装束。其实知青是极少穿白衬衫的，穿白衬衫，和农民形象相去甚远，就等于自己故意去农民拉开距离；所以男知青一般只穿外衣，里面穿个汗背心；而且经常和农民一样，只穿个空心外衣（光膀子或只穿汗背心是不行的，一会儿就能晒脱一层皮）。白衬衫不经脏，耗肥皂（那时候肥皂是紧俏商品，农民是不配给的，所以供销社一般都是无货，知青们只得从成都家里带来），男知青又懒，洗衣服困难；何况那白衬衫穿上只要一出汗，几次就沤黄变色了；知青们即使有白衬衫，也是留在赶场时才穿；至于电视上的那些穿白衬衫的知青，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估计是有人帮助他们天天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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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做活路，外衣裤是很容易破的，经常拉个豁口。知青的方法是裤子破了，用“伤湿止痛膏”去贴，简便易行，实在方便，完全可以达到不露肉的效果；这是属于知青可以申请专利的创举；上衣破了则可以不管，让他褴褛去，只要有一件不破的可以“出客”就行。
拆洗被褥是男知青比较头痛的事情。那时候的被子分为里子和面子，拆洗后还得缝上，过程比较麻烦。现在的被套，套上去就行，那时候居然没有人想到去“发明”这种拆洗简便的东西，后来在部队，被子也是分里面，也得缝，只不过里子面子的颜色是一样的草绿色而已。不过，多拆洗几次，就可以应付了。
知青（男知青）的形象，下乡时间稍微长点，就基本上和当地的青年一样了，干活路时也一样的穿得脏且烂，在人堆当中也不易辨出；只有在赶场的时候，谁是知青，则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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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搞怪的时候。一次，几个知青在街上的茶铺里闲坐，有人提议大家去剪个光头，要用剃刀刮的那种纯光头。头脑一热，就都去了理发店。理发店那个老师傅（也只有他一个人），一看七八个人来剃光头，还以为知青们来故意找他生事，一再说好话让大家饶了他（那头发刮掉了可是一时长不起来的，赔又没法赔），好说歹说，才说服他一一弄完。结果，一出门才知道自己做了蠢事，那火辣辣的太阳瞬间晒得头皮发痛，“光头党”们只好赶紧扯草做个临时帽子来遮阳。
另类得过头了，一帮人集体剃光头的事情很快传得走了样，结果，“光头党”们得到了公社管知青的副书记逐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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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龙门阵之前，还是得先说说当地的农村干部们。把干部们放在知青的龙门阵前面，是因为很多事情的交代要容易和清楚一些；另外就是农民和当地的干部，他们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客随主便”，所以先说一说他们。
不是我想“让领导先走”，他们这些人那时候就是中年人，现在，据我所知，现在不少人已经作古了。
我们公社专管知青的公社副书记，姓王。这是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中专毕业的学历，斯文而随和。一年四季都是一身洗的发白蓝布的中山服。他不是当地人，而是西昌人，说话带有浓厚的西昌口音。
以前公社没有分配来知青，他分管的是教育卫生文化等等杂项，知青来了，就增加了知青工作这一块。那时候整个公社的行政机关连一把手在内只有十几个人（其他公社情况也差不多），公社连个派出所都没有，只设了一个称之为“公安员”的干部，来行使治安管理的职责；而王书记手下也没有助手，光杆一个，既是副书记又是办事员，一切份内工作都是他亲力亲为。
我们第一批六十多个知青，住房、生活以及日常农具、锅碗瓢盆的添置等等，这些十分繁琐的事情，都是他到每个生产队一一安排的，也包括了刚到的前五天给知青做饭的人选安排。费用则是由知青安置的经费中支出。所以我们到了生产队，基本的生活安排是完全到了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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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知青安排的生活用品中，每个生产队的知青都有三盏马灯（男女知青各一个、厨房一个），另外还加配了三个罩子和一小桶煤油。马灯在没有通电的农村中，是比较现代化的日用品：玻璃罩、可以灌装一斤煤油，一般性的风是无法将其吹灭，而且用来走夜路也是十分的方便。但是这帮毛手毛脚的年轻人，在一两个月内，就把它们毁坏殆尽；即使个别马灯在女知青认真保管下幸存下来，但是一斤煤油要几角钱（马灯娇贵，烧柴油不行），一算账，实在不划算，所以也只好让它在角落里呆着了。而后来绝大多数知青的照明，都是到公社那边找矿山的人讨要柴油来点灯；不过，柴油点灯也是黑烟很大。
而王书记也是提一盏马灯，却经常擦拭得干干净净，一直都是他到生产队的随身物品。在知青下乡的头几年，他经常都要到各个队去走动巡视，了解知青们在生产队的各方面情况，最远的，下午回公社时就得摸夜路了。一盏马灯，在夜晚的田野上，远远望去，一小团橘黄色的光，那就是他在回家的路上了，而马灯的光与火把不同，火把的光，大而红亮。
@重庆皂角山李氏2012-07-0909:18:47
说说我们学校文革中“死人”的情况！
文革中直至72年初我都在北京，我们学校的“一打三反”运开始于1970年初——当时我正在家探亲，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运动。
具体到我们学校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捆绑在一起的。文革1967年中北京外国语学院确实有一个名为“五.一六……”的红卫兵学生组织，这个团体的一些人也确实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要打倒周总理，不过他们的行动很快——
惊心动魄啊。
其实，跟什么路线进行什么斗争之类的，和这些普通人（包括中下层官员）是没啥关系的，斗来斗去，最后人家倒是官复原职了，清理阶级队伍几自己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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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知青和这位分管的领导都很熟悉，大队生产队的很多人与他也非常熟悉，那时候的基层干部很少摆官架子，也没有什么官架子可摆；对知青乃至知青的家庭情况和各个生产队的情况，王书记也是十分清楚；到知青那儿，多数时间都是在田坎上院子里或蹲或坐，聊聊天问点生活琐事；男知青的住房他倒是经常进出，但对待女知青，也是完全不进人家的房间；大概是在以前受过旧的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人中间，不走进有“女眷”的房间是一个基本的做人准则；而吃饭则不会在知青那里吃，在生产队的几个干部家，哪家近便就在哪家，临走，一角钱三两粮票照付。
当时德昌农家的伙食，几乎一天的两顿饭都是米汤煮菜，蘸盐和海椒面来佐餐；没有重要日子或是逢年过节，既不会炒菜，也更不会有荤腥，大家都一样，就习惯了。所以不会因为公社来人了特别是经常来的人，而另外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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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德昌县委食堂吃过几次午饭，是因为一个要好的知青借调到县知青办做临时工作人员，去他那儿玩过几次。本地最高的首脑机关——县委（和县革委在一起办公），食堂的午饭也是米汤煮胡豆角；德昌的豌豆胡豆的产量很高，田边地角田埂都栽种胡豆；胡豆连角一起煮，我也只是在当知青时吃过，胡豆本身是比较好的蔬菜，但是连角子一起吃，那个角子也太过粗粝了。米汤煮胡豆角五分钱一份，另外备了若干小碗来做蘸水碟子（碟子的内容全民一致：海椒面加盐），连当时的县委书记都是一样待遇，也见他在里面打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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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要附带说一下，德昌这样富裕的地方，全县所有的乡镇供销社都没有酱油卖；不是没有货，而是在农村，酱油是属于奢侈品来对待的，最大众化的酱油，每斤也是一角五分，于是就基本上没有客户购买，一来二去，供销社干脆不卖酱油。可能是县城里挣工资的人多，所以仅仅是县城的百货公司里，可以买到这种中国最基本的调味品；至于味精之类，就想都不用去想了。
小时候，酱油、豆豉、豆腐乳等等，由于蔬菜不多，这些是家里佐餐的常备“菜肴”；而在农村，蔬菜倒是有，这些调味品反而成了奢侈品；因为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列入农民们极其有限的现金开支计划的。当知青的第一年，很多知青从成都带“固体酱油”来，饭做好了，掰一小块往碗里一搅和，就算是一顿了。而那个“固体酱油”，据说还是日本鬼子传过来的技术。
在这以后，生活习惯了，也不再有人带“固体酱油”来了，时间一长，酱油是啥滋味，也就忘却了。
@金沙江南2012-07-0915:44:31
作者：马齿徒长回复日期：2012-07-0910:38:22回复
拆洗被褥是男知青比较头痛的事情。那时候的被子分为里子和面子，拆洗后还得缝上，过程比较麻烦。现在的被套，套上去就行，那时候居然没有人想到去“发明”这种拆洗简便的东西，后来在部队，被子也是分里面，也得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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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兄挂在铁丝上缝被子的做法，应该是很先进的哦。
缝被子的最大问题是铺不开。
现在好了也不用再缝了。而且被褥之类也不是很值钱了。
@srf19452012-07-0916:15:22
@ddvzhang2012-07-0909:16:34
@小玉斑2012-07-0908:06:33
农用耕田机械若是自重不大也是很不好用的，耕田是就会较表浅，尼玛这样闭门造车的玩意在农村没什么市场就不奇怪了。所以，我们这的农村极少见尼玛那破货！……说你妈半天，你就直接说你是哪个县吧，我来查查你那里有多少农——
看了@ddvzhang
的贴图着实让人感概良多。那机械看来就是实用的。估计价格也不会高。
现在的农业机械很不错了，使农民们不再一天到晚在地里忙活。
安全、实用、耐用，肯定受农民欢迎。
@蝶恋花依依2012-07-1017:05:37
@zh-j-jun2012-07-1000:01:54
楼主好文！
说到知青，想起栽秧子的一个情节。我们那里有一种小蚊蝇，俗称“墨蝇”。墨蝇个头小，但咬起人来却是厉害，一点不比蚊子逊色。知青没干过多少农活，没晒过多少太阳，皮肤比农民要白些。这墨蝇可能对白色有偏好，好像认人一样专咬知青，在你干活时就发起进攻，防不胜防，每次插秧下来，高高挽起裤脚的腿上都布满红色的小点，其痒无比。一次有——
那种蚊子四川叫“墨墨蚊”，北方人叫做“小咬”。咬人绝对厉害。水边、主要是池塘、河沟边最多。电视上那些穿白衬衫的，在夏天背上肯定是一层那墨墨蚊。
蚂蟥见肉（活体的）就要钻，那玩意实在让人恐惧。四川农村里，如果钻了蚂蟥，用烟杆的烟油抹，蚂蟥就投降了。
@ddvzhang2012-07-0922:24:52
@马齿徒长2012-07-0921:11:55
看了@ddvzhang
的贴图着实让人感概良多。那机械看来就是实用的。估计价格也不会高。
现在的农业机械很不错了，使农民们不再一天到晚在地里忙活。
安全、实用、耐用，肯定受农民欢迎——
乱在楼主的贴里发图，希望楼主不要见怪哈，那个东西价格不高，现在国家又有补贴，算下来就二千至三千元一台。而且还可以后面挂个拖斗，当个微型拖拉机来用，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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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客气啦。
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对机械几乎是一窍不通。我说的感概良多，是真正发自内心。
社会的进步，惠及到边远山区的农民，真正是好事。社会也才真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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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位尽心尽责的领导和长者，知青们是普遍有着敬畏之心的。大家普遍认为知青生杀大权都是掌握在公社的干部手中，更何况那是专管知青的领导。不过那时候不兴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知青们也不会有这方面的意识，大家只是想在领导们面前留下一个好点的印象罢了。
公社大队甚至包括生产队的干部们，作为知青，我们和他们仍然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是对等的，是一种从心理上相互戒备的距离，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无法建立相互绝对信任的距离，所以，绝大多数的知青对干部们的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以他们对待知青的态度来臧比干部们的好与坏。那些农村基层干部，他们也是人，也不是神仙级的，他们也面临着无数的生活烦恼。尽管他们有着十分明显的封闭意识乃至封建意识、小农意识、以及在整个社会还十分落后状况下的各种缺点，干部们也可能——也只能说是可能，利用手中握有的那些小小职权，悄悄搞点多吃多占的勾当，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当时绝大多数的农村干部是好人，是真心愿意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的人，是那种淳朴的、真正心地善良的中国百姓，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是和当地百姓一样的清苦；在我们公社，直到76年还有下乡的第N批知青（后来，有时一年中要来几批），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克扣知青经费、欺辱女知青、或者利用职权贪占知青便宜的干部或类似的现象；而从我和其他地方的知青的交流中所知道的，农村干部欺凌知青的事情，也是极少和极个别的现象；当然，中国这么大，出现一些很坏的干部，也应该属于正常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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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农村干部们对下乡到本地的知青，其实也是十分无奈，既完全无法满足知青们的返城愿望，也无法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在大家都处在这种十分尴尬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他们在农村不要惹出大麻烦，而招工的机会能早点到来，早一点把他们送走。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何况这些“神”还不是他们自己请来的。
大概在73年的夏天，一个知青在自制炸药中被烧伤，伤势不轻；王书记得知后，立马安排买当天的火车票，并派两个知青护送伤者回成都治疗；同时，自己乘火车赶到县城打电话通知我们下乡的单位（当时公社的电话仅有一部摇把电话，基本上无法打通成都的长途）因为他知道县城的医疗水平和条件，而只有送回成都治疗才会得到治愈的保障。
两边安排好了，回成都的治疗就很顺利，一个多月，受伤知青也就“伤愈归队”了。在当时的极左时期，这种事情是可以“上纲上线”的，至不济也可以算是“咎由自取”；但公社没有追究，还开销了一部分费用，这件事让知青们十分感激。
王书记一直在公社当副书记，没有得到继续升迁的机会，直到退休才回到西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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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炸药在农村，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较流行，但即使在当时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做炸药当然不是为了去搞破坏或者试图“揭竿而起”，而是为了在安宁河炸鱼。
自制炸药其实很简单，主要的原材料是在当时农村已经比较普遍使用的化肥硝酸铵。不过，制作的过程比较危险，稍微大意一点，就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燃烧，但不会爆炸，那个知青就是被突如其来的燃烧所伤。所以绝对不能在房子里操作，只能在空旷地带整，即使出了差错也不会惹出大麻烦（危险动作、切勿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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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做好了，属于黑火药，威力不太大，但用来炸鱼则足够了。
安宁河江阔滩急，河水清澈，迴水沱多且深，盛产各种鱼类，在冬春水浅之际，农民们徒手都可以在水里摸上尺把长的鱼来，队上的青年农民，也带我们去尝试过摸鱼，简便易行而且很有快感，运气好，一会就能摸上好几条。只不过，无论再好的鱼，没有食用油脂配合，吃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当地人基本上不吃那些小鱼。而在迴水沱里炸鱼，炸到的就是大鱼，当然也有可能炸不到。
一次，大队书记带着他们队的两个知青去炸鱼，并且到我们生产队来喊外号“鱼王”的青年农民一起去，捎带着，我和知青彭二哥也就一起跟着去玩、看热闹。到了河湾那边宽阔处，另外几个青年农民（都是水性极好的）已经准备好了两个不大的坛子（炸弹），而在河中间，不知道在千百年前就耸立在那里的一座突兀的小石山，石山的顺流处是一个巨大的迴水沱，据说没人敢下到过那个迴水沱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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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青年人带着坛子从上游顺流上了石山。其他人则在下游做好下水的准备。
坛子炸弹扔下去了，短暂的沉寂，两声闷响，水柱并不高，证明那个迴水沱实在深。
一两分钟后，一条近两米长的鲇鱼翻着白肚浮了上来，接着又有三条以同样方式浮了上来。
“鱼王”游向最大的一条，轻轻靠近后，一下子把手从大鱼张开的鳃中穿过从嘴里伸出，用整只胳膊挽住了鲇鱼那庞大的头部；那鱼无论怎样用尾巴拍打都无济于事，“鱼王”则拖着鱼游到了岸边，同时，大队书记用同样的方法也弄住了一条小点的，大家七手八脚的把两条鱼弄上岸，；而另外的一大一小两条，也许仅仅是被震懵了，在其他人捕捉时受到惊扰，翻身过来，一下就不见了。
鲇鱼滑溜溜的，而且体形巨大，在水中根本无法逮住，唯一可行的就是扣住鱼鳃。“鱼王”的手和胳膊上，让鲇鱼的牙齿划出了很多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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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边就开膛破肚，把鱼内脏扔回河里，大家抬着鱼胜利凯旋。回到书记的家，有人拿来大秤一称，大的那条七十来斤，而小点的，也有近四十斤。而且是鱼内脏已经清除了的。
在书记的吩咐下，书记娘子和院子里另一家人拿出很多自制的泡酸菜，他们队的保管员则从生产队的油桶里弄来一盆菜油（这是典型的利用职权多吃多占。不过也没办法，哪个家庭都无法负担那么多的油，除非他们家不想过日子了），开始升火做鱼。
在当时的条件下，当地人吃鱼的方法，是先用少量的油把酸菜炒一会，加水加佐料烧开，再放鱼至烧熟。油太少鱼不好吃，所以只能用酸菜去压住鱼的腥味。这种吃法在当时也就只好如此了，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几户农民在公社开的饭店就按照农家风味做鱼（当然食油和佐料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生意十分红火，引来周边甚至西昌都有人专程前来品尝，成了我们公社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鱼做好了，书记院子里的两家人用农村里煮猪食的大锅弄了满满的两大锅鱼（那种锅大得吓人）；大家一人捧着一只大碗，稀里哗啦的吃，像过节一样热闹。在闻讯赶来的人的协助下，一会儿两大锅的鱼就一扫而光。那顿饭，估计至少吃掉书记院子两家人三十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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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书记是一个比较豪爽的人，当过兵见过世面，既然是本大队的带头大哥，所以在当地也算是叫得响的一个人物。73年对农村的政策有所松动、全大队开始种植甘蔗的任务的消息一传来，他和几个生产队长商量，开始组织“专业队”改造大队的一块河滩。
专业队有点类似于那时候到处都在宣扬的“青年突击队”，参加的人以青年中年人为主，都是能做活路的劳动力；但是我们的专业队，没有那些宣传口号标语，更没有没有那些红旗招展激动人心的场面，有的，只是劳动与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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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河滩大概有上千亩，除了一些边角栽了点玉米外，其他都是荒的，遍地石头杂草，开出来的难度不小，而且根本不适合种粮食；但现在允许种甘蔗了，开出来就很适合。而且正好顺应了“农业学大寨”的基本精神，我们那里没有“七沟八梁一面坡”，却有一个荒凉的河滩用来改造；73年一开年，大队的专业队就成立了，队长就是书记本人，大队的大部分男知青被要求参加。
在划出了第一期开垦的地盘后，专业队百多号人就开始了“改土”工作；开荒的初期是最辛苦的，主要是抬石头。遍河滩的大大小小的石头要清理出去，然后才是从附近坡地上挑土来“改”，几个队的牛圈也清理一空，牛粪和沤过的草是改土的最好材料。
专业队的队员一个月一轮换，以保证对艰苦劳动的热情和体力。而大队书记本人则一直是队长。知青们则要求尽可能的留在专业队中劳动。
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改土完成，大约有二百来亩，并种上了甘蔗。而长远的计划是每年把河滩改造一部分，让他全部种上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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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在改土的同时，就地取材，在河滩里盖起了一排房子，打了一溜巨大的灶台，那是新建的榨糖厂。当年年底，就开始用河滩里的甘蔗开始了小规模的榨糖。除了公社安排的甘蔗种植的计划，各队自己悄悄增加种植面积的甘蔗也都运来榨糖。
榨糖的机器是事先由公社通过县里帮助购买的，由柴油机驱动，粗糙而结实。没有公路也没有运输工具，那就靠人力运回来；榨糖机器还好办，拆散后去一大帮人，抬的抬挑的挑就弄回来了，由雇来的师傅再装好调试。而柴油反而不好办，一桶净重二百斤（一百公斤），光溜溜的不好弄，大队就从几个生产队中挑了几个力气大而且耐力好的去背，一人一桶，用粗绳子像现在那种双肩包一样背；那玩意儿在调好绳子的长短和平衡后，背起来就必须一口气背到头，中途一放下就肯定就无法再背起来了。路程是十四五里，因为要经吊桥过河，那起点和终点就像“U”字的两头。几个去背柴油的农民哥们，那真是具有超凡的耐力，只是可惜当时没有条件，不然真正可以去参加铁人三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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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糖（甘蔗榨汁）用机器，而熬制则是土办法：一溜定制的特大型的大锅（据说是榨糖专用的）共七口，使用的是流水作业的方式，榨出的甘蔗糖水从第一口开始熬，熬一会就翻到第二口锅，依次往下，到第七口时，糖水已经十分粘稠了，加入一些用于凝固的添加剂，几分钟后，就可以往糖模子里倒了。那糖模子非常类似做砖的砖模，大小一如成都当年的战备砖，浇进去冷却后，一块十斤重的糖砖就成了。
做好的糖是红糖，就是西昌地区久负盛名的红砂糖。虽然没人会想到去掺杂使假，但用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那在卫生等各项指标上是绝对不会合格的，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制糖的标准，只知道那是实实在在的红糖。
过年回成都，把生产队分给自己的四块糖砖背了回去，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赞扬。这应该得益于队长老文，他提议知青每人多分两块，以带回家孝敬父母。
大队糖厂开张，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因为我们这个大队，终于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机器。
@谈情A不说爱2012-07-1220:32:20
@马齿徒长2012-03-1519:14:51
等到放出来时，武斗已经开始了。也不需要再“回到革命队伍中去摇旗呐喊”了，除了例行公事似的上班，此君把精力和技术放在生活的乐趣上，修练成了几乎无所不能的“万能工匠”，从弄菜做饭、修理钟表自行车、打家——
啊？伯伯，你说的这个人物跟我10楼一个邻居好像啊。他也是不到70岁，全能技术型——
不会是你的这位高邻。我说的这位不会电脑。
其实，那个时代的人动手能力都比较强，因为社会的服务体系相对落后，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做。
不像现在，干啥的可以找人做而自己可以不动手。
@蝶恋花依依2012-07-1214:26:13
@金沙江南2012-07-1200:15:39
作者：马齿徒长回复日期：2012-07-1121:25:39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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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上的青年农民，也带我们去尝试过摸鱼，简便易行而且很有快感，运气好，一会就能摸上好几条。只不过，无论再好的鱼，没有食用油脂配合，吃——
呵呵！这个好象不用担心。我认识的四川人好象都是烹调高手，尤其是四川男人。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伙食太难吃，又没钱经常下馆子打牙祭。虽然学校禁止在宿舍做饭，但我们还是买了电饭锅，时不常偷偷在宿舍做饭打打牙祭——
呵呵，确实四川男人会做菜。大多数四川男人都有自己一两样拿手的当家菜，逢年过节都要展示一下。
由于四川男人比较勤快和愿意做家务，所以四川男人“pā耳朵”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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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糖后的甘蔗渣，则用来烤酒。烤酒的地点，就选择我们生产队保管室旁边，距离我们的住房，也就只有五十来公尺。这里离几个生产队都不远，而且从山上下来的大路也近，
由于原料来源的季节性（每年只有那两个月才有甘蔗渣），烤酒时又正好是旱季，所以一切都是临时性的，这样也不影响被原料所临时占用的土地。烤酒时，就地势挖一口大灶，一口大锅一个新做的大甑子，就开始蒸馏甘蔗酒。但烤酒的师傅是请来的，而酒曲子，也是由师傅带来。
酿酒的关键，在于酿酒的原料和酒曲。
甘蔗酒又辣又上头，酒尾子还带苦味。可以说是白酒里最不好喝的酒（后来才知道，法国著名的朗姆酒也是甘蔗烤制的，就是说，朗姆酒也是甘蔗酒。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用甘蔗的残渣烤的）。当然，由于它是甘蔗的残渣所制，和粮食酒无法比拟，但在当时粮食酒基本上无法买到的情况下，甘蔗酒还是颇受酒类爱好者的青睐，由于成本很低、主要成本是那一点有限的劳动力成本和山上砍来的大块木材，所以甘蔗酒价格十分低廉，我们大队烤出来的甘蔗酒，每斤只卖两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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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坊”开张的日子里，生产队保管室附近就成了聚会的场所。高峰时，买酒的坛子都要排成行（要优先卖酒给那些山上远道而来的山民）。由于价格便宜，酒的质量（主要是酒的度数较高）不错，不光是村民们整坛的买来慢慢喝，山上的民族（是当地对少数民族的简称）有的走一天的山路，专门前来买酒。对那些民族，是随到随买，而且可以用酒坊自备的搪瓷缸先喝上几缸热酒再走；（这一政策对所有的人包括未成年人都适用，可以在现场喝，有多大的酒量尽可以在那里展示；但不准带走）。以至于经常在周边出现“道逢醉叟卧黄昏“的景象。
榨糖和烤酒让书记队长们笑得十分开心。第二年，全大队的甘蔗都自己榨糖。
榨糖和烤酒的时间是阳历的年底，也正好和其他农时不冲突，要劳力有劳力、要原料有原料，所以74年光这两样事情在年底就干了很久。只不过74年才刚开始榨糖，我就当兵走了。
但在75年下半年，据说榨糖和烤酒是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右倾翻案风”的一部分，糖厂和酒坊也随之关闭了一年。种出来的甘蔗，又只好由供销社去联系外地的国营糖厂。
其实，公社大队的书记们随时也在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报纸上批林批孔的宣传，挂在嘴边的也是“带领大家干社会主义”，也在经常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复辟”的反革命；结果他们因为榨糖和烤酒，也差点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
@重庆皂角山李氏 2012-07-14 12:51:29
作者：马齿徒长 回复日期：2012-07-13 10:34:16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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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河滩大概有上千亩，除了一些边角栽了点玉米外，其他都是荒的，遍地石头杂草，开出来的难度不小，而且根本不适合种粮食；但现在允许种甘蔗了，开出来就很适合。而且正好顺应了“农业学大寨”的基本精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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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哥的支持。
把我当成和老哥是一个人，那是高看了兄弟。
另外几位也被说成是和我一样的人、一样的心思，也是高抬了我，实在不好意思。
@重庆皂角山李氏 2012-07-14 12:51:29
作者：马齿徒长 回复日期：2012-07-13 10:34:16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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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河滩大概有上千亩，除了一些边角栽了点玉米外，其他都是荒的，遍地石头杂草，开出来的难度不小，而且根本不适合种粮食；但现在允许种甘蔗了，开出来就很适合。而且正好顺应了“农业学大寨”的基本精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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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农民们是十分聪明的。只要不去瞎指挥，该种什么、不能种什么、如何能提高产量，只有他们最清楚。而且积极性蛮高。
@临时用用 2012-07-14 14:14:43
回复第128楼，@马齿徒长
那几年的春节，按照中国的传统，本来应该有一顿至少说得过去的团年饭，因为食材有限，也只好取消。年夜饭都不能放开肚子吃，而是按照应有的定量，仍然实行一人一碗的分配标准。在61年的大年三十，父亲按照多年的习惯，自撰了一幅春联贴在门上：“半个馒头辞旧岁 二两稀饭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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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幅对联，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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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时候，我也是同样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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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的干部中，妇女主任是一个有一些特点的人。她的家就在我们生产队，与保管室紧邻，和我们墙靠墙但不是一个院子（她家的地势高些）。
妇女主任姓安，是我们生产队的两户彝族之一。安主任黑而瘦，身体较弱，说话走路都是慢条斯理的，终年头上都缠着一个黑帕子，四五十岁的样子，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媪。这个形象，与小说电影里的妇女主任那种面若银盆声若银铃风风火火的女突击队长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
不过这并不影响知青和当地人对这大妈的尊重。
刚下乡不久，知青们一般都和妇女老人们一起干点相对轻松简单的活路。歇气时，女知青和一帮婆娘在一起，要那些农村妇女唱点当地的山歌来听。思想还相对单纯的女知青，以为山歌都是成都人民广播电台里唱的那些“人民公社好、架起了幸福桥”、“山笑水笑人欢乐”之类的大雅之声；而婆娘们纷纷表示唱不来之后，立马就推出一个五十来岁的干瘦而颇有点斯文像的农民老头，都说他会唱而且唱得好。那家伙也不推辞，顿开沙哑的喉咙就开唱：“大田（那个）薅秧行对行（来哟），丢下（那个）薅秧棒去嫖婆娘”，笑得那些婆娘们前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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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叫好，那老头接着又来一段：
“哥哥（你）做事没良心（来哟），
把我按在（那个）包谷林，
包谷（那个）叶子豁死人（来哟），
石头（那个）瓦块顶背心”。
老头唱完，表示山歌都是这个调门儿，内容嘛，他就只唱得来这种。而婆娘们叫老头唱“更来事”的。
女知青们就显得十分尴尬，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安主任过来，刚才她到河边去收拾锄头去了，但也听到了这边的事情。老头赶紧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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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不轻不重的说了几句那帮婆娘，无非就是要自重之类，并警告说“哪个再把那个‘老骚棒’往女知青面前引，我就找哪家男人说话”。
农村的婆娘们在家里没啥地位，真正有人去“告发”，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儿。
事后知道，那老头是河两边都出了名的“潇洒哥”，以前家境富裕，还读过书上过学，就是因为吃喝嫖赌成了破落户（所以成份还是贫农），其沾花惹草勾引良家妇女的能力超强。在当地，人称外号叫做“骚波罗”。本地的男人们，是禁止自己的婆娘和“骚波罗”来往的。
“波罗”在当地是指公羊，而“骚波罗”，是特指用于配种的公羊。
下午，老头过来，向女知青们道歉，骂自己管不住烂嘴。这大概是安主任教育了的结果。
后来在的几年里，我们也和多次“骚波罗”一起做活路，真正领教了这个老头的口无遮拦，其语言之淫秽实在少见。不过，在有女知青的时候，他自己知趣，不再往女人堆里钻。以这老头的风格，估计他并不怕那个彝族大妈，怕的是安主任的儿子。
安主任有一个强壮而好斗的儿子，一个已婚的彝族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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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妈级的妇女主任，又是民族，知青的事情特别是女知青的事，她出面管一下，经常效果很好。比如洗衣服没有了肥皂，她去公社反映多次，供销社专门去县上申请一些回来，知青一人两条。而这里的农民洗衣服通常是使用烧碱、皂角甚至草木灰（草木灰里含碱），肥皂洗衣粉是城里人用的，属于奢侈品。
安主任其实并不分管知青工作，但对知青们很熟，经常到各队的女知青那里去看望走访；一次，一个队发生男知青打女知青的事，公社大队多次都解决不下来，还是她想出办法，出面协调，把几个女知青调到另一个没有下知青的生产队（唯一没知青的队），算是彻底解决了矛盾。
一天半夜，安主任的儿子来叫门，说老妈被开水给烫了（真不知道为啥半夜还会没睡。连我们这种真资格的夜猫子都早就睡了），让我们帮忙到公社去请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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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卫生院只有一个医生，姓王（当地王姓很多），大概也是四十来岁，穿着举止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头发是向后梳的大背头，整齐得明显是在时常梳理。医生的助手兼药房兼护士是他的夫人，卫生院里也是他们的住宅。一句话，操持卫生院就只有他们两口子。而卫生院就在街上茶铺旁边，知青们经常坐茶馆，和医生两口很熟。而我们几个，和他尤其熟，那是因为刚下乡没两个月，医生就到我们那儿来救治过这几个知青。
下乡后的前半年，县上给每个知青每月配了半斤菜油，以保证知青们的生活能维持到生产队当年的菜籽榨油后的分配；当时我们七个知青这一起开伙，每月就安排人去，把当月的菜油和煤油一次买回来。那天是个赶场天，我们几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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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逛了一会儿，时间差不多了，就先去供销社打煤油（菜油在粮站买），当我在供销社的门市把煤油装好出来时，拎着菜油桶的同队知青老田，正神色紧张的从供销社院子里出来，也不等大家，他就自顾自的一溜烟先走了。回到家，才知道老田在供销社院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不太大一个储油罐，发现那罐子里居然是满满的菜油。天遂人愿，那罐子还有一个龙头开关，于是他老兄一看四下无人，就手装了满满一桶，怕人发现，所以赶紧先跑回家了。
当天的菜是“虎耳瓜”，就放了很多的油去炒，尽管那“菜油”味道很怪，十分的“闷人”，但大家仍然兴高采烈的一边夸奖老田的脑袋“打得滑”，并盘算着哪天再去弄点回来，一边把一大盆“虎耳瓜”扫荡一空。另外有两个去赶场的外队知青，赶上了饭点，就一起在我们这儿共进了那几乎要命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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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饭最多不到半个钟头，就有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呕吐了，接着大家都吐，翻江倒海的吐，同时还伴随着肚子的剧痛和猛烈的拉肚子；院子里九个男女知青，或蹲或坐的吐，其状甚惨。同院子的大爷叫出儿子，要他跑到公社去叫医生。很快，气喘吁吁的王大夫就提着药箱子赶到了。
医生的第一判断就是食物中毒。观察后，在要求大家大量喝水继续催吐（相当于洗胃）以后，分发了一些药片（估计他也就只有这些治疗的办法了），他一直留在那儿观察，亲自给大家烧开水，直到天黑了大家都稳定了，才回公社去。
中毒源很快就确定了，医生一进厨房，就闻到了那浓烈的桐油味。
闻讯赶来的队长、安主任和下班回家的公社公安员（大家叫他杨公安，他家在我们生产队）都感到意外，桐油的味道那么难闻，你几公子居然吃得下去？
杨公安问了桐油的来历，大家只好老实交代。为人颇为豪气的杨公安也哭笑不得。
知青老田是我们队年龄最大、算是见多识广的大哥，但脑子里，也没有桐油的概念。桐油的颜色和菜油几乎一样，只不过味道不同，不能食用。吃下去的结果，就是我们这样。当然更严重的桐油中毒，就会影响生命。
队长老文提走了那桶桐油，正好生产队用来刷拌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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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主要是那些农民，一般都不去卫生院，有病自己弄点草药；即使去卫生院，也多半看中医找医生把脉抓付中药，而不大相信西医，尽管卫生院的中医西医是同一个人；所以，王大夫中医西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打针把脉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而且技术颇精。他除了上班坐诊之外，还要出诊，一般情况下是随叫随走，敬业精神可嘉。
到了街上，叫起医生，他简单问了受伤原因，提起药箱就一路逶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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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三更，月光如水，三个人一路无话，七八里路，一会儿就回来了。
医生进屋施治，主任的儿子老马（马子火、这是彝族名字）则陪我们俩在火塘向火。
安主任的老伴几年前上山干活摔伤去世，而老马两口又没有儿女，她们家实际上就这三口人。
老马的女人也是彝族，据他自己说是花了六百块钱的彩礼从山上娶来的。那女人身体不怎么好，显得病病怏怏的，安主任身体也不大好，家里的实际劳动力就是老马一人。
三个人默默的坐在那儿向火，一会儿，医生出来，告诉大家问题不大，擦了药也交代了后续事项，这时好像离天亮还早。
老马的女人变戏法似的端出一盆鸡，就是那种把鸡砍成小块、白水煮成的鸡；一只大碗里倒满了白酒。这是彝族人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
四个男人，就着火塘的光亮，一大碗白酒轮着喝（这在四川称为喝转转会），白酒喝完了又满上一碗。
两大碗酒喝完了，略带醉意的医生起身告辞。他是经常在农家治病而被待若上宾的人，随叫随到又不收出诊费，待人态度也好，所以，农民们总是尽最好的款待他。而彝族青年老马，对医生和帮忙的人更是感激万分，半夜杀鸡款待，就能说明这一点。
我们两个又陪着医生回到卫生院，返回家时，东方才开始泛白。
文革以后，有个段子，说：大概七四五年，一个日本医药专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受到某副总理接见，当然副总理是分管文教卫生的，在座的中方亦有一帮专家。鬼子那边，有人讲，贵国的李时珍，是我们鬼子极度佩服的泰斗级的，无法望其项背；副总理环顾四周，问，李时珍今天来没有？
大家（双方）都弄得很尴尬。
据说后来中方给日方的解释是，我们现在有个专家，也叫李时珍，当天确实没到场。
这后来被编入相声：街口子的医生，每次打十针，所以叫李时珍（李十针）。
@铁三角铁骑2012-07-1814:39:45
@马齿徒长2012-07-1814:37:09
正告你这母狗，本人这帖子，是与你和你那些主子无关的，一开始就定位的是“闲话”，也先劝大家不要骂人，结果你是变了无数个马甲来找茬、骂人，而且是变本加厉，
与你计较，无异于与畜生计较。
你继续留在本帖里，，就是一堆狗屎在那里臭大家，
滚出去！——
谢谢铁骑兄，。这几天事情多，人劳顿后有些烦躁。
那母狗欺人太甚，辱及已故先人，所以人也只好以暴易暴了。
@淡若微风20122012-07-1814:52:29
@马齿徒长2012-07-1813: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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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饭最多不到半个钟头，就有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呕吐了，接着大家都吐，翻江倒海的吐——
呀！原来那时候也有地沟油——
那不是所谓的地沟油，而是货真价实的桐油。
如果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能够分辨，也不会去品尝的。
@涯天熟客2012-07-1815:00:13
@75369842012-07-1810:35:05
作者：涯天熟客回复日期：2012-07-1810:06:5
我都快70了，才第一次听说什么《毛泽东兵法》，请你说说它的的详细内容——
你本来就一个社会老混混，你知道什么，你除了赊拿骗吃，你知道——
中午看到这条回帖是就想说几句，这些人太可以了，对一个老人、而且是文革前读过书的老人，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让人真正觉得这些人是拿了钱来搅混水的。
老哥不必动怒
@淡若微风20122012-07-1815:15:29
@马齿徒长2012-07-1814:27:18
@小玉斑2012-07-1814:15:00
尼玛哥畜生，编故事呀，接着编！——
你这条毒蛇，老子是操了你妈还是奸了你姐妹？——
汗……
楼主，木有想到你也会骂人！
这世道——
其实我也不想骂人，我也早就过了骂人的年龄。
那个东西欺人太甚，辱及先人，确实让人忍无可忍。
我又没有招惹过它
不过，暴粗口实在不好。
不好意思啊
@淡若微风20122012-07-1815:28:53
@马齿徒长2012-07-1813:59:19
文革以后，有个段子当然副总理是分管文教卫生的，在座的中方亦有一帮专家。鬼子那边，有人讲，贵国的李时珍，是我们鬼子极度佩服的泰斗级的，无法望其项背；副总理环顾四周，问，李时珍今天来没有？——
楼主，你这段话有语病，“有人讲，贵国的李时珍，是我们鬼子极度佩服的泰斗级——
我只是描述一下，没有加引号。这样应该只算是过程。
另外，我确实不喜欢日本人，所以能说成鬼子的地方，就都说是鬼子
不过，我自己也觉得，帖子中语病不少。谢谢你的提醒。
@淡若微风20122012-07-1815:50:38
@马齿徒长2012-07-1815:34:58
嗯，楼主说话彬彬有礼的，那本小姐对你反毛的罪名就予以包容了——
说实话，“反毛的罪名”我还真正担当不起，包括在帖子里所有发言的，都不应该担当这个“罪名”。
个人认为，反毛拥毛，其实已经是过去式了，毛的是非功过，已经成为历史。不管人们认为那段历史是痛苦的悲凉的还是愉快的。历史将永远存在。
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感受就不同。
不过老百姓们在茶余饭后，议论一下，说说自己的感受，应该还是允许的吧。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淡若微风20122012-07-1815:59:00
@马齿徒长2012-07-1815:34:58
楼主，你咋这么恨日本人呢？日本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承认钓鱼岛有争议的那个日本老师
我用的是“不喜欢”，没用“这么恨”。
鬼子除了侵略杀人外（这应该恨），现在的鬼子中，偏执狂很多，以前因为工作，接触过不少鬼子，好人有，坏人也多。
@小玉斑2012-07-1817:26:45
尼玛比跳梁小丑，楼猪是你爹呀？尼玛总是跳出来为那畜生圆谎，只可惜尼玛这些畜生智商也实在太低，只能是越描越黑抽那畜生的脸！前几天，那畜生编故事说在河滩里栽种甘蔗也有几个畜生跳出来帮其圆谎。尼玛这些畜生上蹿下跳的只能是丢尼玛十八辈子的先人！——
你和那个“尼玛比”，到三打根八号番馆去，就知道你爹是哪个了。
@淡若微风20122012-07-1817:49:40
楼主！
建议你不要和重庆皂角山那位交朋友
心胸太狭窄
言语无味——
呵呵，您这个建议让人不好接受哦。
就凭刚才的几句话，就给这位老哥下断语？
这些老哥都是文革前的读书人，是有真才实学的、为建设这个国家做过贡献的人。毛时代的工作和社会的发展，是靠这帮人撑起的。光靠那些说大话的，成昆铁路大庆油田是建不起来的
@小玉斑2012-07-1821:04:40
@钟馗打猫妖2012-07-1819:15:53
小玉斑？听着象过去妓院里妓女的花名。是不是此畜过去当过鸡？还是把它妈妈当年用的花名当自己的马甲了？！——
孩子，不要以为尼玛是表字就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是啊！——
钟馗兄，你看这杂种是不是母狗，在这儿就已经承认了。
那杂种的名字既是花名，又是一种毒蛇的名字。
玉斑锦蛇属于游蛇科，别名杏树根子桑根蛇美女蛇，全长可达1米左右。背面紫灰色，头部有三道黑斑；背中央有一行几十个黑色菱形斑，菱形斑中央及边缘黄色；腹西灰白色，左右交错排列着黑横斑。生活于丘陵山区林地，捕食蜥蜴和鼠类，卵生，无毒。广布于中国华北、华东、华南地区。是北京地区稀有种类，仅在密云和怀柔云蒙山区、海淀香山樱桃沟部分地区有少量发现。此外在近京的河北野三坡拒马河流域比较常见。
我记错了，那蛇无毒。
以前就听人说过：美女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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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受邀去过山上的彝家，彝族汉子是十分好客的，去了客人，那是山寨的荣幸。彝家的待客之道是走拢就开始喝酒，围着火塘，煮鸡、麂子干巴、煮洋芋或在火塘里烤洋芋，这三样是必备的，（哪家连麂子干巴都没有，那就是穷到家了），如果正好附近有人打着了野物，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白水煮鸡，但盐和辣椒有的是。无论多少人，大家（都是男人）环火塘席地而坐，一大坛烈酒杵在那里，一大碗酒轮流喝；猎枪猎狗猎物和庄稼收成是男人们的永恒话题，酒过“几碗”之后，有人乘兴吹起了口弦（彝族特有的小型民间乐器），有的喝得麻扎扎的高声唱歌；闻讯赶来的以及路过的，无论认识与否，都可以加入喝酒的行列。喝醉了，可以在火塘边倒头便睡，睡醒了可以头重脚轻的回家；有事的，喝点酒自行离开也不算失礼；没有人介绍“来宾”，没有那些虚伪的礼节、没人挽留提前离开的酒友，更没人劝酒布菜。那是真正的彝家的风格，是大山山民对待朋友的方式。那一切，都沉浸在山民们的淳朴豪放的性格、停留在烈酒那粗犷的芬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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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说明一下，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彝家来了远道的贵客时才会出现，生活十分贫寒的山民，只有靠打点野物和采些药材换回烈酒和盐巴，不可能经常请客。而高山上的彝家，并不是我们现在去旅游看到的那种几十户人家的大型山寨，高山上的彝家“山寨”，通常只有两三户人家，居住得十分分散。而住得分散的原因，是山高坡陡，成片的土地很少，人们只好根据土地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安家地点。
到彝家做客，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彝族朋友好客，那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由于彝族长期居住在苦寒的高山上，当时的生活接近于原始，所以在汉人面前有比较强烈的自卑感，由自卑感而产生的自尊心特别强烈；在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有着巨大差异之下，很多彝族人不愿意和虚伪的汉人打交道。越是大山深处的彝族，自我的封闭意识越重、对汉人的戒备心理越强。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不少的彝族开始接受一些汉族文化的影响，搬下山来住，我们队的两户，就是解放以后才下山的。
在彝家做客，你必须接受并完全遵从他们的生活习俗，否则就容易被误解为瞧不起他们。而自己养成的汉人习惯，最好先收拾起来。这样，他们才视你为朋友。如果触犯了他们那脆弱的自尊，即使你是无意的，他们也有可能当众与你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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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们结识的那位彝族大哥，其实认识得十分偶然。一次他自己最好的一条猎狗（撵山狗）在追赶麂子时，被麂子踢伤了头部（那是麂子唯一而有效的防御手段），伤势颇重；他不愿意放弃自己心爱的猎犬，而带它下山找兽医站想办法治疗。其实下山治疗，也不会有啥结果，那时候也没有“宠物医院”之类的动物救助，而兽医站只治疗猪、牛以及家禽这些所谓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那时候哪个给狗治病，是会惹笑话的。结果，我们大队一个知青在豪侠加好奇的驱使下，用自己的云南白药加碘酒纱布帮他治好了狗伤。一来二去，这帮爱在一起耍的知青就都成了彝族大哥的朋友。据彝族大哥讲，他的那条受伤的猎狗，在前一年中，自己“一个人”就拖回了七只麂子。
知青们的豪侠仗义和一切都无所谓的性格，也正对彝族汉子的脾气。
那彝族大哥的家，我们去做客，要走大半天，而且基本上都是陡峭的山路。所以在结识他后，尽管他经常相邀，一共也只去过两次。在这之前，基本上没有汉人到过他们那里，更不要说是作为客人到他们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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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大山深处走，那些自然风光，那山间色彩的明暗、淙淙的溪流、倾泻的瀑布、自然形成的小型湖泊、婉转的鸟鸣，真正是美不胜收，美得无法形容。“西南诸峰、林壑尤美”、“蔚然而深秀者……”等等，都不足形容那山间的美景。在喝了酒后的醉眼迷离中，才真正能体会到酒仙李白那种“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感受。
人与人的交往，只要是坦诚而开放的，肯定能擦出火花，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不管的身份是什么，是农民、知青还是少数民族。这一点，也恐怕只有百姓们才有体会。
@胡不归瓦吉木2012-07-1822:32:53
马大哥不要动怒，更贴才是王道。
不知道马大哥网龄有多长？或者来天涯有多长时间了？要知道在天涯，特别是在煮酒版，几乎没有不吵架的帖子，这里专门有一帮人因为害怕说真话的帖子，肯定会到帖子来谩骂捣乱，如果楼主一气之下不写了，正好上了他们的当，楼主继续写下去才是他们最恐惧的。
这都有个过程，我刚上网时也是对其恨之入骨，恨不得把这些走狗统统奸杀，现在我都平和多了，不过是些拿钱捣蛋的人，为了微薄——
谢谢。
我的网龄不算长，天涯的帖子看得也不多。
前段时间我几乎就不想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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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千万计的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前前后后，历时近十年；而从69年下乡的那一代知青算起，到73年公布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为止，对知青而言，这四年多是下乡知青人数最多、处境最艰难最动荡最让人绝望的几年。这几年中，虽然有一部分知青们返城做了工人，但绝大多数知青依然如同社会的弃儿，根本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和应该怎么办，在这遥远而自己又举目无亲的农村里，无法扎下根去，除非你自己放弃那今后回城的最后希望，到哪家农户中去当倒插门女婿（说实话，人家条件好点的农民，还不见得瞧得起这些一身恶习两手空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城里人）；但不认真努力去做活路，又担心表现不好，今后有机会招工又不推荐你。所以，大部分知青的感受是悬在半空之中徘徊彷徨，左右为难，一个人在那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中挣扎，如果再生点病受点伤，那就更加凄苦了。尽管在这个民风淳朴的山区，有公社大队的干部和农民们的关心，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帮助和照料你。本来，他们也就没有照顾知青们生活的义务；唯一的，就只有知青们自己相互关照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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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首歌，是歌颂当时农村农业的榜样山西大寨的：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那个）就在这山下边，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在我们下乡时，这首歌已经不知何时、也不知道被哪些知青改成了这样：
“离开成都市，
来到德昌县，
XX（那个）公社把家安，
一口锅（来）一口灶，
一双筷子三个碗，
还有（那个）一个泡菜坛；
吃的是鼓眼饭，睡的是光板板，
月月要贷账，东西全卖完，
到了年终一结算，
还说（那个）老子要补钱，呃—-三百元”
（鼓眼饭是成都老话，即无菜的白饭；意思大概是瞪大眼睛都没有看见下饭菜在哪儿）；
这“歪歌”的“作词”虽然有较大的艺术加工和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还是知青生活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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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青，大家都处在那种彷徨的日子当中，但我们这儿已经是非常好的地方了，虽然每月还要靠父母从成都寄几块钱（通常是五元），来维持生活当中的基本花销，比起那些粮食极度不够吃和以粗粮为主的地方，已经算是很幸福了。
64年曾经下了一批知青（我们公社没有，但邻近的公社有），当时叫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我们下乡的时候，这些老知青很多已经结婚成家；尽管如此，很多64年的知青在改革开放以后也经过落实政策回到了成都。限于自己的经历，无法把他们都一起纳入知青的故事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