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金难买“帝制赋”的梁启超
荆楚
我写了那篇《试论中国人的“他信”》的论文之后，感到心儿累了。就连续写了三篇闲适调侃的文字，来自我精神调济。其一曰《女人是什么》，其二曰《某党偶像和领袖，都是一些虚伪无耻的衰男人》，其三曰《记才子辜鸿铭“为反对而反对”的一点趣事》。
三篇闲适调侃的文字，被网友热评。而那篇颇有思想分量的论文，却遭人冷遇，被打入冷宫。真是曲高和寡，众口难调啊。
面对这种现象，令我颇感无奈。这让我想起梁启超“30万金难买‘帝制赋’”的故事来。原来这句话又来源于“千金难买相如赋”一句。（其实辛辛弃疾《摸鱼儿》中的原句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我查阅了一下，把这句词改成“千金难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者，其实是“长门闺怨”的谜面）
“千金难买相如赋”，说的是陈阿娇被贬至长门冷宫后，终日以泪洗面。遂想出一法，命心腹太监携黄金千斤，向才子司马相如求作一赋，写她的冷宫闺怨。
司马相如得悉原因后，遂挥毫落墨，下笔千言：“……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
武帝阅后，想到其“金屋藏娇”的幼时誓言，亦想起他与表妹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情形，遂将陈阿娇从冷宫中放出，再施恩宠雨露。但“长门赋”虽是千古绝妙佳文，终究挽不回武帝对陈阿娇的旧情。
如此说来，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真可谓一字一金也。引为文坛佳话。
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更为大众熟知。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卓文君引为知音。竟放弃优裕富足的生活，与司马相如私奔。当庐卖酒，不畏生活艰辛。相依为命，坚贞不屈。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流传千古的才子佳人的佳话，被搬上舞台和屏幕，引得芸芸众生如醉如痴。
其实，後来的司马相如，入朝受宠之后，把卓文君忘在了蜀中老家。卓文君苦苦盼望夫君来接，却总是望穿双眼，失望而归。快要化成望夫石了，才情不自禁，写了一封哀婉凄绝的情书。司马相如阅后，愧悔无已，才将卓文君接进长安，成为司马府的“司马后”，管理好几个“司马妃”呢。
言归正传，一代才子梁启超，其为《李鸿章传》，竟引得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能大段背诵。伊藤博文情不自禁，边朗诵边哭泣。为其精神导师李鸿章忍辱负重、饱受艰辛屈辱、却被思想简单的国人骂为卖国贼而痛，亦为才华盖世的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而泣。
伊藤博文退休后，满清试图“以日为师”，派五大臣访问各国，考察宪政。最后一站是日本。五大臣拜访前首相伊藤博文时，伊藤当着日五大臣之面，痛斥满清政治黑暗，迫使才华盖世的梁启超流亡海外，实为清国之辱，朝廷之耻……
梁启超的笔底风流，为世人倾慕。其笔下有“气吞万里如虎”之气势。其笔端带有浓浓的感情，真气沛然，超凡脱俗。走笔如火山之喷发，如波涛之汹涌。他的笔端充满魔力，令时人如醉如痴，趋之若鹜。他创造了一种“新闻体”的文风。以致时人教子，动辄曰：为文当学梁任公。他的才思敏捷，竟能边打麻将边口授报纸社论，口授稿亦成为一篇行云流水的佳作美文。梁启超的两房妻子，皆名门淑媛，大家闺秀，贤惠美丽。其子女皆为才俊之士。他们的爱情故事，缠绵悱恻，感人至深。又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扯来太长，就不扯了。
袁世凯筹谋洪宪帝制时，曾徵求过梁启超的意见。并对梁启超的笔力深为叹服。遂送去一张30万银元的支票，示其写一篇赞成帝制的文辞。
也许梁启超深知袁世凯洪宪称帝之举，已成覆水难收之势。乃明里许之，而暗中阴连学生蔡锷，准备举兵反抗之。
袁世凯洪宪皇袍加身，梁启超却以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来公开宣言反对之。并将30万银元支票原物奉还。
後来，梁启超的学生蔡锷，首先在云南发难，举枪相向，天下群起响应。遂推举梁启超担任各路兵马大都督，指挥各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北京。
袁世凯在举国反叛、作茧自缚的洪宪称帝后，羞愧无地，急火攻心。遂一病不起，一命呜呼。
袁世凯临死之前，曾以曹孟德之词哀叹：天下无孤，将有多少人称王？将有多少人争霸？天下生灵，将遭百年涂炭矣！
以后的历史证明，袁世凯的临终哀叹，被其不幸言中了。中国至今仍在历史的三峡中盘旋翻滚，而没有找到文明的出路在何方。
比较一下毛泽东，在他酿成了饿死5000万人的惨烈大饥荒之后，不但不知忏悔反省，反而把无意中讲了一句“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的得力干将刘少奇，运阴谋于胸中数年，才将其扳倒。遂让刘少奇不得善终，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人格之渺小无耻，实在比不上袁世凯一根卵毛。孟子曰：“人而无耻，不知其可。”正此之谓也。
其实，袁世凯在国家衰危、俄国趁乱鲸吞蚕食中国领土之时，又在日本对此深为不满，频频向民国政府施压，以谋取自身利益的外交态势下，他左支右拙，费尽心机。维护着国家主权和利益，维护着民族之尊严。其用心之良苦，非为一般人所能道者。他终日诚惶诚恐，熬干心血。其爱国之情，沛然于丹青。
袁世凯固然缺乏民主政治的素养，然其聪明盖世，深思远虑。其行政理乱，精力充沛，日理万机，实为行政之奇才。其御八房之姨太太之雄风，令八房姨太太均幸福满足，足显男人之阳刚，实为阳刚男人之榜样。（这些虽然都是史实，然对于今天的男人们来说，千万不可模仿哦。否则，因重婚罪被关进牢房，别说是我用历史教唆的。否则，天下将有成多少无偶的旷夫啊。我运笔到高兴处，素来讲点开心话的。）
袁世凯行政理乱之苦心，被大洋彼岸的唐德刚教授看得真切明白。并在其《袁氏当国》的大著中，细细地钩勒出来。如果袁世凯地下有知，当引唐德刚教授为隔代知音也。
洪宪称帝失败后，思想简单的中国学界，于是又诿过于古德诺教授。指责其鼓吹帝制，罪无可遑云云。
为此，唐德刚教授又专门找来古德诺教授之原文，与中文翻译稿仔细核对。这一核对，让唐德刚教授悲从中来。
原来，古德诺教授作为民国政府聘请的宪政顾问，书生气颇重，不愿尸位素餐，乃思为中国政制改造有所参详。于是为文论述君主、共和、宪政之优缺点，以为兴利除弊的比较也。
但中国的翻译者，断章取义，只选取对帝制有利之言辞翻译之。以便挟洋自重，以为洪宪称帝造势。古德诺教授不擅中文，遂被欺骗之。只好卷起铺盖，回美继续教书。
由此可见，言论封禁，单向性灌输，不但蠹国害民，当轴者亦深受其害，被深深误导欺骗而不自知。可谓历史一叹也。
唐德刚教授桃李满天下，数十年精研民国史，发掘颇丰，见解精到，著作等身。他把仿若乱麻的民国史料，梳理得条理清晰，经纬分明。已毋庸我赘言。
我读唐德刚教授之书稿，时时感受到一种儒雅之气。常令我会心而笑，拍案叫绝。读之如品香茗，淡雅芬芳，满口书香，余韵绵绵。
更为奇特的是，约在六年之前，我一次去桂林，留恋于各家书店。在中山南路邮政书店，找到一套中国史学会于五十年代主编出版、近年重印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我将其视为沙海中的珍珠。
而这类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之基础工具书，又不是一般读者的读物，而没有市场效益。两家出版社联合再版重印出来，实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积累，承担了社会重任。机会可遇不可求。
只因当时带钱不多，只买下《义和团运动》四本。打算下次去时，再把其余40余册弄回来。
结果，我下次赶去时，那家书店却关门大吉。我问周围的人们，书店搬哪里去了？老板是谁？能找得到么……众人都是一脸茫然。让我至今拍胸痛惜。还特地去该书的出版地上海寻找，也是失望而归。这里的读者诸君，有看到这套丛书者，请告诉我。我先表感谢啦。
後来才获知，唐德刚教授非常喜爱这套书，推重这套书。他就以这套丛书为基础素材，作出诸多历史发掘、钩沉和补漏。并培养出诸多博士。真是所见略同也。
不幸的是，唐德刚教授在2009年10月26日不幸去世了。我就以这点文字，隔洋仰望，在此遥祭唐公德纲吧。
又扯远了，还是拉回来吧。今天看来，梁启超的诸多见解，未免轻率。确实有如著名学者、史学大家XXX的无奈批评那样：见解未深，却轻为论断。常常自我矛盾，思想数变。然其笔底有魔力，影响广大，误导士林（说这番话的这位著名学者、史学大家的名字，实在忘记了。对他的这番话，只能记其大意。因为在哪部作品里看到过这段原话后，印象深刻。但究竟在哪本著作之中，硬是想不起来了。致歉！）
一代才子梁启超的英年早逝，竟死于医疗事故。是他的一个肾脏出了故障，遂让医生手术摘除。梁启超指定留美医学博士为其开刀。上了手术台后，医师却将左右弄反，竟将健康肾脏取出，留下病变之肾脏。
这起医疗事故，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仅使梁启超英年早逝，文坛巨陨，也使那位实施手术的知名医生，从此臭名远扬，贫穷潦倒，困辱而亡。真是医患双方的人生悲剧啊。
今天看来，梁启超明里支持袁世凯披上洪宪皇袍，暗里却绸缪举兵反抗。这种损招，实在太阴了。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
我以为，既然袁公对他信任有加，倚重异常。就该尽朋友之义，对袁公世凯黄袍加身之举，据理谏之争之。以免朋友犯下历史错误。惜哉梁启超却是背道而驰之。
遂致袁世凯黄袍加身不久，身死国危为天下笑。从而轻开衅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启动百年之战乱，才造成今天中国之全面专制复辟。
而袁氏当国所造就的文化辉煌，国力复兴，民生改善，也随之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令我等读史者，无不扼腕叹息。
从这一点来看，吾以为，梁启超亦为一历史罪人也。
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那句俗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数百年来，被思想简单的中国人，奉为圭臬，朗朗上口，顺口说出，成为中国人思考和判断问题的基础，是多么的荒谬。但只有辩证思维方式，而没有逻辑思维传统，思想出奇懒惰的国人，对于这句话，却从来深信不疑。
初稿于民国99年（2010-12-3）深夜，4～5两日抽空再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