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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sinbad 于 2009-10-6 22:26 发表
主要责任在张学良身上,他自己不抵抗的.TG则赖到老蒋身上这个家伙是民族罪人啊
自1840年中英贸易战(亦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历经的国际大大小小的利益纷争中,沦落成可悲的最后买单者的角色或称冤大头的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此间事实不胜枚举,但尤“9.18事件”与“西安事变”的戕害为烈,其余毒绵绵,流害源远鲜见有匹及者。
我们可以痛恨残忍贪婪的掠夺者,我们可以痛恨寡鲜廉耻的宵小通敌卖国。痛定思痛,我们是否可以理智的反思自己一下,为何受损害的总是我们?如何思考,如何付诸行动。最起码的以史为鉴吧,我们需要的是真实,作为正确判断的基石。
张学良是“9.18”我方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博主也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因素进行了细致透彻的分析,从后人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事件。
设身处地当事时,或将一股脑的责任都推与张也有过实之处。无栋梁之才,却担大任,社稷之灾害。
是谁将张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是其父还是我们的传统?至于张为什么作出不战图存的决策,私下以为还有几点补充:
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苏俄入侵之规模远超“9.18”,那时中共已接受共产国际的命令--“武装保卫苏维埃”,并于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于伪满洲帝国。)给张兜头一棒,让其见识了当时的现代化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出了东北军的原形,以致将到手的路权又跪送回去,而且黑瞎子岛也被占了去----作为苏俄维护中东路的重要基地。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张对曾经击败过沙俄的日军的忌惮可想而知了。
1928年的“济南事件”给了他很好的借鉴----“力持镇静,忍辱负重”,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扩大事态,争取北伐的胜利而放弃了济南,虽然济南重镇的地位不逊于沈阳,但是济南事件时,日军并没有占领济南进而侵占华东的计划,有其偶然性一方面。而占领东北全境是关东军既定战略,处心积虑的谋划了很久---张也不是不清楚,生要济南套用沈阳,这也是他位重才疏造成的误判,典型的刻舟求剑。
既然局势严峻、形式越来越紧张,张必然有日军侵占东北全境的顾虑(毕竟是他的老窝),不可能他不细思量,所以也就有了31年9月12日的“张蒋会晤”问策:“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可以说,不抵抗是当时高层的共识。再如,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历史称作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
如博主所云:任何一个人能够了解边界挑衅和全面入侵的区别,曲解铣电显然没有意义。那么挑衅与全面进攻如何界定?攻打北大营是挑衅还是全面进攻?正如日后、张学良解释的:虽然没有国府的不抵抗命令,但是忍辱避战已是大家相同的想法。
关东军的虎狼之心昭然若揭,作为封疆大吏和一国之统帅不可能没有面临全面入侵的考虑。
如果日军全面入侵东北、首先肯定向国联提出抗议,要求外部势力介入,干预日本的侵略行动逼其退兵或者将事变的损失降到最低。而且也受到了一定的效果,迫使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
另外,还有希望寄予苏俄,因为“北满”是其势力范围。因为中东路就促其大打出手,苏俄能对“北满”坐视不管?不管怎样,或多或少的干涉总会有吧?关东军的全面侵占东北的意图不会那么轻易的实现吧。然而,12月31日,苏联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明确保证其不会干涉日军入侵东北。大动干戈得来的中东路,后来苏俄亦用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了日本!这样的结果,也是让张大跌眼镜吧。
谁也不想把日本的军国祸水引向自己。弱国的利益只是强国博弈的筹码而已!
这样的结果,想必少帅也不愿意看到吧!北大营的陷落已失去了抵抗的先机,再由于后期举措失当,导致败兵山倒,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只能力图残局,保存仅剩的实力。“9.18”如此结局,是张鸡飞蛋打的收获:
一没有因为极力的避战实现避免、限制或拖延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的战略意图。
二没有保存应有的实力。苦心经营的地盘、装备悉数落于日军手中。属下兵员逃的逃,降的降,剩下的残兵流落关内,已是丧家萎靡之军,一蹶不振了。“打回老家东北去”不过是呜咽的低泣,聊以自慰而已。
虽然有当时的“避战”战略决策,但是张学良对讯息万变的局势的把握决定能力实是令人汗颜。
那么,“9.18”对蒋来说,并不是最坏的结果。
首先,避免与日本的全面战争的意图实现了。争取到了六年的削平内患,发展经济,加强军备的宝贵时间。
东北的不抵抗,是为了不给日军全面侵华以借口,以图日后中日一战。但是平定内乱、积蓄实力要需要时间。这个日本人也明白,如要全面侵华就要在中国内乱不止,人心离散,国力衰弱的时机。但是偌大中华之利益、日本要独享未免胃口也大了点,列强的表态,他也不得不顾忌。所以,就千般万般的寻找借口。我方也是千分的戒备不给其口实,哪怕是诬陷的机会都不给。那么抵抗呢,不过是增加了日军全面侵略的危险,并不是说,只要反击关东军就即刻全面侵华。避战是尽量拖延时间。避战并不是不战,可以利用日本国内,主和与主战派的矛盾,再恰当的时机,给予日本主战派以迎头痛击,消挫其不可一世的气焰,增加主和派决策的份量。这也不失于上策。最佳时机与地点应在锦州。
前期,张少帅只是一味的消极避战,对关东军没有足够的戒备,失去了先机。并不是说、在沈阳开战就是上策。为了不给关东军借口,可以忍辱负重,但是一定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早期将主力及军备秘密集结到锦州地区一带,必要的可以转移到关内。如日军进攻北大营,逐级防御、且战且走,争取国际援助,在道义上一定占据制高点,赢得国际的同情和支持。东北军主力收缩到锦州一带,战备防御。
东北其他省份可以派小股作战部队进行游击袭扰牵制日军的行动。配合主力,寻机运动中打个歼灭战。明确示威于所谓的主战派,中国军人不是所想象的不堪一击,如要侵华必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政治军事态势一定昭示世界。沉重打击主战派的嚣张气焰。助长日本国内主和派的威信。很可惜,我们少帅的避战成了不设防,先机已失。倒是让日本人将我们分化得一盘散沙。
那么、失去先机就意味着放羊般的逃跑吗?并不是,国府命令其在锦州抵抗不失为明智之决策。虽然9.18之后,东北军损失惨重,但是在当时的抗日热情高涨,又有国际舆论支持,大后方提供给的人力物力会源源不断的运抵前线。以哀军之威展示于世界。拼死抵御日寇,当然这要艰辛的付出,很可能东北军的主力要消耗殆尽。这是张打死都不愿意看到的。他选择了逃,虽然避免了提前全面开战的风险,但是这是最下策,争取到了最少的时间。为了保持实力。
其次,对于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东北军,虽然两人也是称兄道弟,但是这个近似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政独立体,一样是心腹大患。国家平定,国力日强之后,东北问题的解决是早晚的事情。不可能任由其分庭抗礼。其实,张积极避战(抵抗)也好,消极避战(逃跑)也好,最终是避免不了土皇帝势力的土崩瓦解。这对蒋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
总之,张的抗命逃窜没有受到国法军纪的制裁(虽然也出了国一阵),应该是有感于中央,既然你逃避保存实力(其实并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就去与中共火拼去吧。难道这还要抗命不尊吗?还是真的这个小六子这样做了,悍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其实,东北军的境地,逃也好不逃也好,最终避免不了覆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