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桥
【提示：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就，也使中国成了一个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人口和经济大国。但在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们那里，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的终极目标，首先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了专制政权变得更加强大；而改善民生、增进福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无论在实践中还是此结果上看来，则更象是改革开放议题中一个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目标。如若不然，当初所承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何以停滞不前、甚至明显向后倒退？谁都明白：正是那个次要目标，才是改革开放真正的动力、才是民众积极响应并投身其中的根本原因。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公共道德之所以荡然无存、社会矛盾之所以如此普遍与激烈，正是主、次目标被颠倒，党、政官员贪赃枉法，公平正义无处可寻造成的结果。中共习惯于愚弄或运动民众，这在信息时代已不太可能成功。如果当政者总是将一种投机家的实用手段作为国家治理的政治谋略，一再忽视来自民间的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的合理诉求，企图继续以经济改革成果收买民心，最后必将使国家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笔者始终认为：如果说毛泽东是“胜利地建立了一个失败的政权”，那么邓小平便是“兴高采烈地发起了一场怨声载道的改革”。】
系列一：改革起步与目标
1、远去的改革先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官方编撰的所谓“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高度一致的政治宣传中，都被认为是一次与遵义会议等量齐观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全会。按照中共领导层在历次权力角逐中所形成的话语逻辑，这次全会在后来形成的正式文件里，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是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二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党和国家从此步入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三是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清算，迫使邓小平的政治对手、当时的党主席华国锋开始向边缘化过渡；四是肯定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合法性。
上述四项议题，每一项都与邓小平密切相关。因此本次会议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但看上去却象“邓小平研讨会”。虽然在今天，已经有更加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明上述结论不过是一派胡言。它更象是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与毛派的权争结束后，获胜方一时兴起的神来之笔。但就算那是一段史实，也只能说明邓小平其实只是一个精明而缺乏官德、善于投机又野心勃勃的政客，离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相去甚远。同时，上述文字还清楚地表明，这位被称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他鼓动全党成功冲破对毛泽东、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之后，却又不动声色地把人们引入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使他在后来的某一个时期，成为红色中国最后一位享有独裁权力的党魁。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本人倒也毫不掩饰，他在“六•四”镇压后就对江泽民说：“毛主席在，毛主席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邓小平利用他的影响力为改革开放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资格包揽改革开放的全部成果。事实上，早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恰恰是华国锋首次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①而在已经公开的党史文献里，人们并没有发现邓小平在此前或在当时发表过哪怕是最简短、最含蓄的类似言论。华国锋的提议发生在11月10日，42天之后，邓小平才在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照本宣科地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发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发起、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领导人中，起码应该包括年富力强、胸怀抱负的华国锋，老成持重、进退有度的叶剑英，特别是身体力行、真抓实干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杜润生、任仲夷等人②。据中共前副总理田纪云回忆：赵紫阳早在1978年，就已开始让(四川)农民采取“包干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并最先试行“撤社(人民公社)建乡”。同时，在行政与国企改革领域，也出台了四项措施：1、党政职责严格划分；2、政企分开；3、权力下放；4、精简合并政府机构。
当然，鉴于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起步于农村这一事实，最适合提出或支持改革方案的只能是赵紫阳、万里、华国锋三位，因为他们都有地方与基层历练。特别是华国锋和赵紫阳，前者1958年任湖南副省长主管农业，后者长期担任华南局农林口主官。万里虽然多年任职工业与财贸，但在农业大省安徽主政3年，对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与华、赵一样都深有体会。民谣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决不是溢美之词或者空穴来风。因此在如何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上，他们与长期在京工作、思想开明的胡耀邦、习仲勋、杨尚昆等人，是可以取得最大共识的。当然，由于这些人所处位置不同、处事风格各异，因此在促成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议题上，各人会有不尽相同的表达方式。但赵紫阳、万里以及任仲夷等作为一方诸侯，胡耀邦作为高层党务部门负责人，由他们根据自己在第一线总结出的经验，提出一个加速农业发展、调整农村工作方针政策的建议，不仅更具说服力，而且在当时那种保守势力依然强大的情况下③，不失为一条攻防兼备的政治策略，是身居更高层级或者担任较低职务的同党不能代替的。
首先，华国锋就不能先于他人公开提议。尽管他对工业增长、粮食丰收、经济发展以及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有比别人更急切的期待，但他尚无一言九鼎之威。他知道自己资历不足且缺乏军队背景、知道自己不能仅凭解决“四人帮”的功业维持党主席大位；他也知道，在党内和军内均有声望的政治盟友叶剑英年事已高、终有竟时。而一旦失去这位元帅，就意味着失去可以借重的强势人物，因此他需要以实实在在的政绩换取党内支持。在当时，首当其冲的大事就是搞好经济建设、稳定社会局势。作为毛指定的继任者，尽管华国锋不会在重大原则上背弃毛路线，但他毕竟以务实见长，因此他明白不能照搬毛式施政方略，不能将国家社会资源消耗在政治运动之中。否则国库空虚、民怨四起，政治对手势必以此为由，另择他人取而代之。这同时也是华国锋必然支持赵紫阳等人开启农村改革的直接原因。但在胜算不足之时，如果由华国锋本人贸然提出一个曾被毛否认的方案，万一得不到多数支持，必将失去回旋余地，最后收场也会很尴尬。何况就在此次全会期间，他被他的同事兼对手认为应该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负责。④
另一个是权倾一时的邓小平。三中全会召开期间，由于其复出不过年余⑤，身边有多少支持者心中无数。其时他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在各政治派系之间寻求平衡，起码在场面上他必须如此，以笼络更多、更庞大的党羽。因此即使他有类似的想法(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他全然没有改革开放意识)，以他的城府之深，也未必会出头提出超越中共政治意识形态传统的建议。此人后来被吹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玩笑。哪怕就是对邓小平下令镇压学生持同情态度的哈佛教授傅高义也承认：“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⑥作为毛的爱将，邓小平的政治道德可想而知。他从毛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以独裁者的恋权与专横、冷酷与刚愎自用为多。其1992年重启改革，带来的就只是专制政权与权贵们的极度富裕和广大民众的长期贫穷，并且在客观上葬送了真正意义的改革开放。
总而言之，无论今天有多少人否定华国锋的历史地位，或者有多少人赞美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但前者率先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无疑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而后者，在当时并非中共核心，但他自信那个核心非他莫属，并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邓小平的良苦用心自然也没有白费，不久之后就有了回报——1981年，他终于如愿以偿的盼来了黄袍加身的庄严时刻，当上了军委主席。只是如此一来，他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定位，就不得不重新评估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自从邓小平成了最高领导人，他那种炉火纯青的政治权谋就有了充分展现的机会。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领域，都有大批官员恭候着他发号施令。尤其在改革开放这个万众瞩目的政治舞台，邓小平一言一行，都会引来众多的猜测和解读，他似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教父。然而，按傅高义教授的说法：直到“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才开始出现。”⑦这同时可以解释邓小平为何反复明确警告：“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改革开放的之初，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任仲夷等改革开放的践行者们，既有底层民众的积极响应，也有叶剑英、邓小平的默许，还有华国锋不可或缺的支持，只有这样，他们才最终冲破保守势力以及“文革”余孽的重重阻绕，共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他们无疑都是这个古老帝国的经国栋梁、济世良才。尤其是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表现出的非凡勇气、赵紫阳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远见卓识，以及他们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科学构想，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鼓舞民心、催人奋进的超凡魅力。
在这个风风火火的年代，需要记住和必须遗忘的几乎同等重要。但有一个名字，注定会成为历史记忆中永久的伤痛——1989年的某一天，在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先生为捍卫民主、法治的伟大传统和自由、人权的崇高价值，在没有任何力量要求他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放弃可贵的个人自由时，他决定服从自己的良知，义无反顾地拒绝与顽固势力合作。尽管他和他的一些同事曾经努力抗争，尽管这些抗争未能阻止独裁者的疯狂，许许多多年轻的生命最后还是被邪恶暴力所屠杀。但是，从那一刻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已经远去的赵紫阳。人们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崇高的人格、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而有光，就有希望。
2、回天乏术的伪改革
前面已经提到，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其实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以元老身份以及后来担任军委主席的太上皇身份，在观望中坐收渔利，确保自己始终站在正确的一边。以中国人的宽宏大度，邓小平地如此不作为肯定不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尤其是对于一个古稀老人。
不过邓小平最终为人诟病的是：在华国锋年代，他默认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他本人也在1980年8月对“一言堂、个人崇拜、重大问题个人决定、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家长作风予以批判⑧。但随着华国锋淡出、邓小平当政，政改就落得个“只经历风雨、从不见彩虹”的下场，一党专制、一元化领导也光复失地。尤其被封为“总设计师”之后，改革开放的解释权便为邓小平牢牢掌握，“发展才是硬道理”荡平了所有政治改革话题。此后不久人们才终于明白：能够为邓小平容忍的改革，必须是在党——邓小平绝对领导下的改革，是绝不允许损害党的利益、削弱党的执政地位的改革。这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意识、帝王思想，同时也是中国政改流于空谈而无点滴进展的直接原因。至于邓小平为何在1992年春以88岁高龄南巡，途中发表一系列讲话要求重启改革，后来的研究者认为：一是因为江泽民、李鹏鉴于“6•4”教训，偏向于执行同为中共元老的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顽固派⑨所主张的保守路线，致使邓小平的政治影响力明显下降；二是邓小平仍有一颗基本清醒的头脑，能够认识到只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才能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使中国走向富强；三是邓小平试图通过重启改革，争取或多或少地改善自己因“6•4”事件形成的负面形象。
这是邓小平最后的一搏。可惜对失序、倒退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样的改革已是回天乏术、徒叹奈何。因为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实现国富民强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开放，早已在1989年的“6•4”镇压之后被抛骨扬灰。而1992年迫于邓小平的余威所重启的改革，不管其初衷如何，但由此导致的后果假如算不上天理难容，至少也是人神共愤——在世界范围内，恐怕只有极少数独裁国家，才会出现如中国这般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一面是官权集团牢牢控制着绝大部分公共资源和巨额的社会财富，经济成果轻而易举地落入极少数权贵的口袋；而在另一面，则是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国民，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的困扰。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如果按国际标准计算，中国尚有2.54亿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个别地区，“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6。至于中国公民的政治生态、基本人权以及在司法过程中遭遇的严重不公等种种制度性灾难，则是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本文将在稍后提及。
邓小平生前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二个年头，可是现在——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在我看来，“我们的政策”一是导致了道德缺失和两极分化；二是导致了严重的道德缺失和两极分化。如今，邓小平虽然把帝王思想带入天堂，但他毕竟没有把帝王体制也带走，而是完完整整的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媒体正在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造势，江泽民2001年确立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也重新受到热捧。既然如此，笔者以为层级越高的领导者，就越有责任做好道德楷模。邓小平亲自提携两代核心，可谓居功至伟，起码也于各核心有知遇之恩，核心们理当知恩图报，以示互不缺德。邓小平生前说过的话似乎并没有什么人太在意，这已经有忘恩负义之嫌。笔者于是有一个梦想：希望邓小平死后说过的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者的高度重视，不然何以言德？
3、为党改革、为权贵作嫁妆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出现两极分化这种结果，是与改革者的动机——即改革开放所要实现的目标密切相关的。人们可以通过查阅已经公开的党史文献，便不难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为了巩固和加强党领导”，既是党文化的一种范式，也是中共的首要目标。这一明确固定目标，是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一切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工作和国民经济建设的指南。因此围绕治国安邦这个重大主题，除了“党的领导”不容动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实行的改革路线，都不是中共真正关注的具体内容。邓小平有言：“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此话虽然直白、通俗，却并不妨碍它成为至理名言——它可以为任何一个孤立事件提供理论支持。在此处，代入式的理论表述即可以转换为：不管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只要党国体制不改革，就是正确的改革。当然，邓小平理论也不总是如此直来直去，有时候也会向人们提供很晦涩的暗示。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就曾含糊其辞的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这一经典的党国思维言论，表面上看去，其忧国忧民之心令人动容。不过人们至少可以透过排序看出：党、国家、民族决不是三位一体，而是中共长期坚持“党在国上”这一传统的必然表达。而所谓“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等八股之论，都将终结于巩固党的统治地位这一目标。按照这种党国逻辑，自然就可以得出“亡党”即意味着“亡国”的结论。只是无论邓小平多么精明，他也无法证明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什么时候被谁灭亡。
在共产党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激发劳动热情、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早日走出统治困境的尝试性选择，并没有什么确定性预期。因此改革开放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议题。只是由于传统共产理论在实践中不断遭遇失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倒退、国民生活质量每况愈下，民众不满情绪向社会各个角落迅速蔓延，特别是“文革”浩劫，几乎使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的险境……正是基于这种种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才成了当时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而随着毛泽东的亡故、其忠实信徒被清除，以及政治高压日趋缓解，飘着资本主义花香的“改革开放”，才得以在那样一种背景下恰如其时地华丽归来，而且在持续受惠了三十多年之后，依然还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的主题。
但是在八九“6•4”之后，由于中共政权对人民实行更加野蛮的独裁统治，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行更全面的控制。与此同时，在一切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公民合法拥有的政治参与和实事求是的社会评价，也受到各级政府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如此恶劣的政治背景，必然导致1992年重新启动的、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所谓改革开放，毫无悬念地为权贵集团所控制和垄断，并且很快就变成他们疯狂掠夺社会财富、明目张胆侵吞国家财产的、最顺理成章的籍口和最具效率的手段。而当年那种承载着人们的厚望、承载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之重任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腐烂在历史的某个角落。现行这种单一的经济改革，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多少减轻了他们一些经济压力。但由于权贵集团的贪得无厌和巧取豪夺，使本来就已经特别悬殊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加令人难于忍受。
不过，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在基本人权得不到良好保障、生存权尚且脆弱的中国，除了在牢牢控制着“土地、资本、企业主”的权贵面前低头，为他们作嫁妆，你别无选择。也正因为如此，包括一些“文革”余孽在内的毛派人物，才敢于严词谴责、全盘否定利“党”不利民的改革开放战略，才敢于恶毒攻击、肆意污蔑以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为代表的改革先驱，直到公开叫嚣要清算邓小平、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的政改言论⑩。这恐怕是中共政权始料未及的。
注释：
①李杨、杨中旭：2008年10月22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由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现在被认为是“改变中国的36天”。它所解决的问题之广、涉及的事件之敏感，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选择。华在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三项议题：
[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2]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②《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杜润生访谈录》记载：直到1980年1月，“包产到户”仍然遭到多数省委第一书记的反对，而邓小平对此没有明确表态，致使农村改革不得不无限期推后。但是，虽然“包产到户”在会上败下阵来，所幸的是会议结束后，赵紫阳［刚担任副总理］、胡耀邦、万里、杜润生［农委副主任］等人进行了更深入、更具体地讨论。特别是赵紫阳，他向这些志同道合者说：“发达国家成功解决农业问题，搞的都是家庭农场，象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决不要堵死。”为推动“包产到户”在更大范围展开，他甚至做了点“小动作”，说既然李先念、王任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均反复强调农村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他们有意见，就不用国务院的名义，而以国家农委的名义下发文件，这样就把问题淡化了。
③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形成“改革开放”这一完整概念。但在会议期间，中共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口号，它其实就是当时所制定的中央政策。不过这一口号却是“改革开放”的演进前体。而最早将“改革”与“开放”连在一起的是胡耀邦——他在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讲话提纲中，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精简为代表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个政治术语，那就是“改革开放”。而根据现有的资料，邓小平远远算不上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不过在中共党史上，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定位为改写历史的会议，这当然不是事实。事实是此前召开的、达一个月之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议定了三中全会的全部议题。只是因为邓小平大部分时间缺席，因此才用移花接木术，把三中全会推向一个名不副实的高度。即使如此，从政治局组成人员来看，三中全会也远未使改革开放成为共识，保守势力仍然强大。如政治局中的陈云、汪东兴、李先念、王震、吴德、纪登奎、韦国清、陈永贵、许世友、苏振华、薄一波、宋任穷、胡乔木等13人，对改革开放从来都是抵制的。
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称：“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在充分肯定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这是直接针对华国锋的一段话。
⑤邓小平于1977年7月恢复原职，并在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成为为中央副主席。
⑥、⑦《纽约书评》2011年11月10日出版 方励之：《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方励之说：(读傅高义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未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傅高义——哈佛大学荣休社会科学教授]
⑧《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要点有：(1)权力过分集中问题；(2)兼职、副职过多；(3)党政不分、以党代政；(4)交接班的问题。
⑨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元老中的陈云(1905～1995)、李先念(1909～1992)、薄一波(1908～2007)、王震(1908～1993)、宋任穷(1909～2005)等被认为是保守势力的代表。来自民间的评价可以概括为：陈云相对正直，政治态度保守中不乏灵活；李先念一生爱耍滑头，政治上平庸无能、见风使舵；而薄、王、宋三人，民间对他们的评价不管是个人品德、还是政治操守、或者为官之道，都是极其不堪和负面的。
⑩在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攻击改革开放和他们认为有改革意识的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不受限制，但“反革命”言论、包括批判毛泽东的言论是不允许存在的。人们可以从那里看到“文化大革命”式的“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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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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