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27 13:12:51
近来孔庆东的言论引发热议，有人翻出他在八九学运中的角色，说他背叛什么的。既然网友点到名（昨天周锋锁还打电话来问），就写几句。
孙文学校元旦开学以来，忙到有点喘不过气来。这里只能说几个重点：
1/ 孔庆东在八九学运中的角色，当时北大筹委会的同学们（包括我）就有质疑；
2/ 他是1989-4-25日中途插进来的，不是最初站出来的同学；
3/ 4/25改选的代表性很成问题，但孔庆东却以第一高票当选，所以做了7天北大筹委会招集人（而非媒体上所谓的「高自联常委」）；
4/ 很多筹委会同学质疑孔庆东和沈彤常去校党委表忠心（孔是党员）；
5/ 孔庆东和沈彤坚决阻挠4/27大游行，可能是校党委授意的；
6/ 孔在5/2改选落选后，就未见继续投入学运（这是我记错了，但确实没有什么突出表现）；
7/ “六四”后孔似乎也被下放内蒙古，后来考回北大读博，余杰的师兄；
8/ 孔文笔不错(如《47楼207》)但口吃，所以北大选举对话团成员他也落选，做了教授口齿好很多；
9/ 孔近来的极左表现，令很多同学非常吃惊；也许是在玩“无间道”，故意挑动国内矛盾？
详情附后——拙著《六四日记》中有关孔庆东的记述与注释，各位可参考。
孔庆东
下面这张照片，网络和媒体普遍说是【1989年初，孔庆东（红圈示）与王丹参与学运，是发起罢课的高自联常委。】其实当时(1989-5-1)二人都不是北高联常委（孔庆东从来都不是，但在5/1日还是北大筹委会招集人；王丹当时也不是，北大筹委会4/29决议：在北高联王丹不代表北大，由我任高联常委，4/30我当选北高联主席。这张照片是5/1中午中外记者会的情形，王丹的一贯作风是喜欢在记者会上高调亮相，导致外界容易误认为他是主要负责人（至今外界还依然如此误会），而实际上却既不做组织工作（比如这里手中的稿件全是别人准备的，会场筹备也是别人在做），在学生组织内部也没有多大影响力，每次改选都被边缘化或出局（详情参见拙著）。作为历史当事人，我能看清楚这些差异，从中明白许多道理，深感幸甚，也觉有责任如实记录下来，哪怕别人误解我或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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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封从德《六四日记》中有关孔庆东等人的记述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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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星期一
这两天筹委会领导层有些混乱，没有组织好今天的全校学生大会。我知道这事莽撞，却没顺势推行全校直选，痛失机会。
……
4月25日 星期二
筹委会改组竞选
竞选会场设在文史楼104。等我进去时，能坐40人的教室挤了70来人，讲台两边都挤满了。说是各系各班来的代表，但门口没有检查代表资格，也未查学生证，使此次竞选的合法性有所缺憾。……
竞选程序是先提名，后演说，再投票……最后唱票选出筹委会“五人常委会”。……结果两个新成员高票当选，原先筹委会成员则有三人当选，但票数较低：我是37票，沈彤、王丹依次排在最后。[1]
……
获票最多的是孔庆东。他演讲提到的非凡经历给人印象深刻。他是法律系八五级学生，身为共产党员却领导过“擦鞋运动”【可能搞错了，见注】——北大学生去人民大会堂前摆摊为“人民代表”擦鞋。[2] 这是一个黑色幽默、无声的抗议，官方却无可奈何。这既反映出知识的贬值，又讽刺了官员借改革而发横财的现实。孔庆东给人感觉既沉稳又富于斗争艺术，于是在64票中，以47最高票当选，自然也就成为筹委会第四任招集人。[3]
……
“特殊身分”的进修生
一个瘦高个子的参选，令我很是担忧。此人自称王振群，是“北大唯一特殊身分的进修生”，因此没有同学，也不住在校内。大家都睁大了眼睛——这是不是临时安排“进修”的便衣？王振群还向大家晃了一下蓝色学生证（我们的都是红色），其实国安要做个假证件易如反掌。我不记得他说了甚么有内容的东西，身上带有一丝掩藏不住的痞气。但是，就这么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竟然只差两票就当选，这使我更加担忧在场代表们的成分。……
王振群虽然落选，后来又在筹委会的几个宿舍东奔西走，一会儿到联络部说他腿长，适合于联络；一会儿又到理论信息部说他头脑清晰善于分析；最后干脆到秘书处对柴玲吹嘘他有整洁的习惯，最适合做机要秘书。总之，他对筹委会的一切工作都有兴趣且能胜任。他最终跑到我面前，我一面给予高度赞扬，一面请他做些看门之类的工作。这样，他干站了一会儿，便自觉地不见了。从此以后，这个一米九的帅哥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不止一个同学举报他，说他就是昨日在台下怂恿丁小平、张智勇上台的那人，但在竞选会时我并不知情。
……
4月26日 星期三
四二六社论与学生的遗书
……
五人常委否决四二七游行
4月26日晚，北大筹委会按照民主机制，否决了五人常委关于四二七不游行的决议，让北大学生顺利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伟大游行，避免了一次历史性的笑话，也使我看到民主机制的优越性。
……
北大本来反对四二七游行。北高联在25日晚便通知北大筹委会准备四二七游行。……
恰恰这时四二六社论出笼，北高联开始动摇，北大同学反而要游行了。……
但北大筹委会五人常委多数比较保守，反复讨论后以三比二票否决了参加四二七游行的计划。孔庆东、沈彤和王迟英坚持认为，中共态度强硬，以不出校门为宜，这样既避免流血冲突，又可保存同学们的体力。[4] 王丹与我则认为，四二六社论出笼后形势已有根本变化，此前还可与官方协商妥协，现在这顶帽子扣下，双方冲突已升级，目前首要任务是施加强大压力摘下帽子，否则一切努力都将被此帽子掩盖；而且目前同学们情绪高涨，只宜顺流，不宜逆流。当时我的一个信条是：运动应该是大家推着组织者走，而不是由组织者拉着大家走，组织者最多快半步。
扩大会议推翻五人常委决定
出于这样的忧虑，我把希望寄托在现有的民主机制上。五人常委否决出校后，大家一片哗然，虽不满意，但谁也不知该怎么办。大家对筹委会的组织程序还不熟悉，我便走上讲台……
听我解释完，当即有11个部委与分筹委会联名。于是召开扩大会议，经半小时激烈辩论后，最终以大大超过2/3的压倒性多数否决了五人常委的决议。
这晚的扩大会议我特别注意审查代表资格。……
北大同学能够顺利参加四二七大游行，是民主制度的一大胜利。这说明了民主程序较少数独断为优，保证了能容纳多数人的智慧，因此在重大决策上犯致命性错误的可能性低很多。四二六扩大会议也证明，只要本着民主的精神，即使缺乏经验，也能闯出一条民主的道路和制度。
行政与立法二权开始分离
……
4月27日 星期四 晴
孔庆东和沈彤阻止我出校门
清晨6点半我被广播吵醒。……
但是，我却不准去领队游行！这事来得突然。7点钟，当我做好准备正要下楼时，孔庆东和沈彤出现在楼道中。孔庆东沉着脸对我说，他不同意我参加游行，要我留校“坐镇”。沈彤也附合了几句，这时王迟英也过来了。我心里又急又气，知道这是他们不满我昨晚启动扩大会议否决常委的决议，也就是他们三人的意见，于是阻止我出校门。只要我不在，出校后队伍由他们带领，以王丹的性格也难以坚持独自领同学们到广场。
见我抗议，孔庆东便起用组织程序说，现在5个常委有4人在，可以开个常委会，讨论封从德是否应该参加游行。我盯着王迟英逼问他的态度，王迟英支唔了二声，不置可否。他总是这样，似乎永远没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在筹委会里几乎没听过他提甚么建议，哪种意见占上风，他就附议。结果，我的申辩自然是徒劳。既然参加了组织，就得按组织程序办事，我不再说甚么，老老实实到2楼240宿舍广播站，眼瞅着同学们浩浩荡荡在喜庆中冲出校门。[5]
孔庆东、沈彤等人的过度忧虑，可能同北高联主席周勇军的举动有关。[6] 面临与军警冲突的可能，周勇军在当局的压力下，终于承受不住，在27日凌晨连续派遣了几十个联络员，到各校传达他的“手谕”：以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各校取消27日的游行。[7] 但这些举动已无济于事。……结果，四二七大游行有百万市民与学生上街，冲破了军警一道道防线，成就了1949年后最大的一次反官方示威游行。
后来听许多同学讲，这次筹委会的表现很不如人意。原来，队伍一出校门，便在中关村遭遇警察拦截，孔庆东等人拼命要同学们返校，同学们当然无法接受。途中他们又屡次劝说同学们退回，引起一次次不快。有的同学观察仔细，发现官方学生会也从中作梗，派了他们的人马，装做积极的模样扯开大旗，走在了队伍的前列，但在该带队冲锋时，他们却要卷了旗帜回校。
……
4月28日 星期五
……
推动直选合法化
4月28日中午例会上，我竭力主张尽快进行全校直选，以使学生自治会名副其实地合法化。……
在我推动下，筹委会通过了30日举行全校直选……
可惜当时大家的热情还沉醉在罢课、游行、上街募款、开会等热闹场面上……
直选计划没能完成，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也许大家觉得筹委会在25日才作了新的选举，如果再搞一个直选，感觉和重选一个新筹委会没有实质差别，没意识到直选的重要性，反认为多此一举。我虽一直担忧25日选出的第四届筹委会的代表性，却不能在筹委会上公开质疑，更不可能得到孔庆东、王迟英他们的赞同。因此，在遇到种种障碍后，我精疲力竭，只得作罢，空留遗憾。
4月29日 星期六
王超华要求我主持高联
本来，王丹一直在北高联代表北大，但北大筹委会总感到王丹没有足够的影响力申张北大观点，尤其当北大与高联有分歧时。……故在王超华的提议下，北大筹委会选派我作北大筹委会驻北高联代表。[8] ……
王超华实际上是希望我去做主席主持高联。周勇军由于四二七前夕的违规表现，28日便被高联罢免，由吾尔开希接任主席。……超华对开希也不满意，在推荐我去高联后，她对我讲有意支持我做高联主席，这样北大就可领导这次学运，她认为北大筹委会在组织上最为坚固、最为完善。[9]
……
“个人记者招待会”
回到北大后，继续到筹委会开12点的例会。会上，王丹介绍了他与吾尔开希在香格里拉开“个人记者招待会”，并讲有便衣跟踪他们。王丹的做法受到筹委会一些同学的批评，因为筹委会已经立过规矩：常委不得以个人身份见记者。[10]
那晚在文史楼101，北大筹委会举办了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柴玲对我盛赞杨涛主持与答问时的机智。后来我一直不明白，王丹与杨涛这对搭档，为何那晚各自分开办了个记者会？尤其是王丹与开希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如何就懂得要办和如何办“个人记者会”？不过，当时这些疑问也就是一丝掠过，没有多想。
4月30日 星期天
北大研会成功改选
……
王丹开希任“挂名常委”
4月30日晚的北高联例会，依然在北师大物理楼104召开。高联例会前，还有一个常委会。这晚记忆较清晰的事如下﹕
一、王丹、开希以安全理由请求留任北高联，作“挂名常委”。
开常委会时，吾尔开希和王丹显得很紧张，说昨晚在香格里拉饭店开个人记者会后，中共便衣盯上他们的汽车，若不是几个香港记者掩护，可能已被抓走。因此他们希望不再到高联开会，但希望继续留任，这样可以利用高联的组织而起某种保护作用，使中共不敢轻易下手。我理解这种在脱离组织孤立无援的恐惧感，也认为高联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参加者在投身时便决定了冒风险，组织也应该利用群体的力量来保护带头人，尽可能减低他们可能受到的伤害。由于我到北高联替代了王丹的常委资格，因此在会上尽力为王丹的请求说话，结果大家决定他们可作为“挂名常委”。[11]
开希躲得很深，他从自己宿舍搬走，藏到一个同学的宿舍，一般人都不知他在何处，这几天的常委会和例会也不来参加。周勇军代理他主持会议。[12]
二、我当选北高联第三任主席。……[13]
……
三、讨论各校学生自治会合法化的问题。
……
四、讨论复课问题。
……
我主张分批复课，先部分复课再分期复课……
五、讨论对话代表的分配问题。
……
六、决定举行新闻发布会。
这项任务交给北大去筹办。我负责督促北大筹委会作一切准备工作。……
5月1日 星期一 晴
上午的记者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幕后却有点小波澜。……[14]
安排北高联新闻发布会
……
发言人宣读九项声明
北高联的人已经来了，我请他们到中央的木桌附近。高联设立了发言人，宣读了九项声明﹕[15]
……
孔庆东、沈彤想选掉王丹
自从四二五选出第四届北大筹委会以来，经过一周的发展，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大家都希望在“五四”之前调整领导班子，以适应“五四”期间的重大活动。
五一中午例会后，孔庆东在29楼外拉住我，对我讲他有意将王丹选下去，希望我在晚上例会上支持他。我没有说甚么，只是静静地听，心里暗暗吃惊。过了一会儿，沈彤也对我做类似的表示，我感到是筹委会换届的时侯了。
请熊焱“出山”
我决心请熊焱复出，因为今晚将选拔北大对话代表。……
高联常委会形势分析
五一高联常委会由我主持。……开希和王丹既为“挂名常委”，高联会议就没出席。
这晚的高联例会也由我主持。……
……
选拔对话代表引发改选
柴玲与父亲在前面慢慢走，赵体国和我跟在后面。我对赵体国讲了孔庆东和沈彤找我的情况，也详细讲了改选筹委会的想法。他对五人常委的工作同样不满意，虽然不怎么说话，但我清楚他基本上同意了我的观点。我们都感到孔庆东、王迟英的领导能力偏弱，沈彤与官方的关系则很暧昧，为了提高组织效率、迎接五四的大规模活动，筹委会有必要改选。这是一个光明磊落讲义气的汉子，我相信他一定会使改选行得公正。后来赵体国在筹委会上的非凡表现，更使我惊叹他的深谋远虑。
没想到这晚北大例会引发改选的，却是因为选拔对话代表。……孔庆东自荐作对话代表，但他说话有点结巴，表达意见时观点不鲜明，缺乏个性，甚至有点官腔，因此大家反对。孔庆东坚持说他有语言才能，大家便开始批评他，认为他缺乏领导能力。在一阵难堪中，他收回了想做对话代表的意思。
……
赵体国的批评和方案
……
会上通过了扩大部委权力后，赵体国当即提议部委分筹委联席会议行使权力，罢免了第四届筹委会五人常委，并提议由筹委会全体会议改选新的常委，以适应五四纪念活动的需要。体国的谋略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料到他能把一个棘手的改选问题，安排得这么顺理成章、这么漂亮！
三权分立的自然体现
……
筹委会再度改选趋于稳固
北大筹委会全体会议的改选结果，我和杨涛、熊焱、常劲、王丹当选为新的五人常委。
……这五人不光都是筹委会创始会员，既有工作经验又互相信任，且各有所长，也都较得各部工作人员敬重。……
沈彤与孔庆东忿忿不平
孔庆东对改选及其结果颇感意外，也十分愤怒。他认为是我起了关键作用，也一定记着他同我提过撤换王丹的筹划，这时便冲我激动地吼起来﹕“老封，你搞甚么鬼？！本来我们这届筹委会，我刚刚把工作理顺，刚开始正常起来，你就又……”眼睛里充满怨愤。但孔庆东毕竟有较多的社会经验，能压制内心的情绪，在筹委会内很快又找到新的位置，一直在学运中坚持工作。相对而言，王迟英的反应极平淡，完全随遇而安，柴玲有一次对我说他还会算卦。
沈彤的反应与孔庆东差不多，他在会议快结束时才赶来，显得既忿忿不平又很疑心﹕“两次改选，为甚么都在我不在的时侯？为甚么每次都是把王丹选上？”另一次改选可能是指4月20日夜里选出郭海峰那次，那时他正在雨中带领北大游行队伍。沈彤生气也有道理，实际上王丹与他的票数一样，并列第五，但他不在会上，大家自然就让王丹做了常委。[16]
这次柴玲找我做和事佬。以前丁小平被免职后就去搞分裂，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柴玲在29楼外将我拉到一边，说﹕你最好推荐沈彤去高联筹备对话团。我采纳了柴玲的建议，对沈彤介绍高联最近物色人选协助成立独立的对话团，也许日后运动中将是焦点性的组织，会在全国电视上发生影响，而他的兴趣又一直在宣传方面。沈彤马上就答应了同熊焱一起干，情绪也就很快平息下来。[17]
由此可见，落选人员的善后很重要，许多人因为落选有面子问题而脱离组织，甚至带着情绪搞对立，实在是组织的损失。
我和王有才对李禄的冷漠
……
5月2日 星期二
……
张炳九与丁石孙
……
据说张炳九很得校长丁石孙的赏识，二人私交很好。……
这晚我们商量好，明日由他带我们去会见校长丁石孙。我看不出这是他的意思还是丁校长的，不过我也觉得有必要亲自探探校方的态度。
5月3日 星期三 晴
……
丁校长赞同校园民主计划
……
就长期而言，我向丁校长正式陈明筹委会的校园民主计划。这方面意外地得到校长明确的赞同。丁校长说：“我支持在校园内搞民主改革。学生会也可以改嘛！我愿北大做为全国高校的校园民主改革试点单位。”丁校长说，校园民主不仅可以包含筹委会成立时提出的两条目标，学生自治组织和校园独立报刊，还可加上第三条：「教授治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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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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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劲修订补充道：“…24日五四广场大会由我和赵负责纠察。…大会失败后，我和赵非常失望，相约辞职。…25日听说郭海峰宣布筹委会全体筹委总辞，中午封从德找到我说要召开各系代表大会选举新的筹委，但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代表，要我去参加以防坏人控制会场。下午选举时我在场，但没有出来竞选。…”
[2] 据张伦讲，这次“擦鞋运动”是刘刚组织的，“为中国的教育筹集资金”。见《争鸣》1991年7月号第80页。【可能是我将孔庆东与姬军混淆了，孔应在中文系，法律系的姬军参与了擦鞋运动。】
[3] 前面三任是丁小平、郭海峰和熊焱。“六四”后孔庆东到内蒙古教了几年中学，后考回北大获文学博士。1998年起以一本《47楼207》火爆登场，人称“北大醉侠”，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但他随后的变化颇令人吃惊，如吹捧北韩统治者金正日，并称专制不一定不好；2007年章诒和的书遭禁后，孔公开贬斥章诒和等等。
[4] 其实背后另有原因：沈彤和孔庆东那时与官方联系并有协议，但没向筹委会讲明。详见27日“孔庆东和沈彤阻止我出校门”一节的注。
[5] 沈彤没在回忆录中提到阻止我出校，反而说我与王丹和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途中我们的讨论。见《Almost a Revolution》第203-204页。
[6] 还有别的原因。直到91年巴黎会议上沈彤才讲了背后的原因：孔庆东和沈彤那时常与官方联系并有协议：“北大校方和团系统建议北大筹委会不要游行。这是一个条件，如果北大不游行，北大校方和团系统将以正式的方式帮助学生和政府之间搭桥。”但他们当时一直没把背后的原因讲出来，大家只知道他们常去校党办，有的同学甚至忧虑他们出卖学运，但更多是不喜欢他们的黑箱操作。实际上26日晚沈彤与孔庆东并没有遵守扩大会议关于27日出校游行的决议，而是暗自“作了许多准备”、“第三次与校方及团委接触，商量时，提出搞校园静坐”，凌晨还与师大吾尔开希（他也受到校方压力）约好五大院校都不出校门，这些动作都是背着筹委会的。另外，周勇军也说吾尔开希那晚“也曾提不出校游行的建议”（《百姓》1989年7月1日第28页），而马少方等高联常委也持类似意见。27日晨孔庆东要去广播站宣布取消游行被杨涛阻止，于是又与沈彤试图配合官方学生会半路将队伍带回，也没成功（《回顾与反思》第63、65页）。由此可见，至少政法、师大和北大学生自治会的首领，都受到校方不同程度的压力，且皆有与校方妥协的举动，但最终没能阻止同学们游行。由此也可看出，八九学运其自发的成分比组织的成分大得多。
[7] 据香港记者记述，周勇军是27日凌晨“在校方团委的陪同下，以北高联主席的名义签发不游行的信，并乘政法大学团委的车，逐间高校去送信，送到天亮。”见《百姓》1989年7月1日第27页。
[8] 王有才回忆说，北大筹委会当时投过票，决定让封从德去北高联替下王丹。撤下王丹的原因，主要是筹委会内很多人、特别是赵体国和杨国忠不喜欢王丹热衷于跟记者搞些记者招待会，却不愿意参与组织活动，因此代表性很差。而封从德被选派去高联后，王丹就不再是北高联常委，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大家对沈彤也有类似看法。见王有才“六四口述实录”。
[9] 王有才修订补充：“应该说，在你没有离开北大筹委会之前，我一直在你所负责管辖的范围内工作，这也是我不愿意你离开北大筹委会的原因。（另外，你去北高联能当北高联主席也是与我希望北大主导发挥作用一致的，所以我是不同意一些人提议撤换你的代表资格的。）当时对话代表团我个人也是支持熊焱、沈彤去的。当时你应该是北高联主席，所以应该不会希望你去的。因为北高联更重要。”
[10] 王丹和吾尔开希对学运组织隐瞒了他们的媒体策略，无论是“个人记者会”还是“便衣盯梢”，其实都是二人制造个人形象的媒体策略的一部分。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直到91年巴黎会议上大家都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据当时接近二人的香港记者记述，“四二七大游行后，学潮曾经沉寂下来，学生代表欲维持这股声势，二人遂商量制造紧张气氛。首先是吾尔开希匿藏起来，王丹以至其它同学散布二人生命有危险，已被点名，随时被公安逮捕。后来二人都承认这是策略，因为怕同学情绪涣散，再策动不起来。”（《百姓》1989年6月16日第19页。据称这个主意是王丹出的：“我们可以制造紧张气氛”，见舒琪《天安门演义》第24页，到海外后吾尔开希承认其实没有便衣跟踪）。据当时随行的程真回忆，她也完全不记得有便衣跟踪这回事（程真“六四口述实录”）。又据在场的沈彤回忆，二人的“个人记者会”确实很“个人”，吾尔开希对记者澄清说他不是藏人，王丹澄清说他没私吞捐款（《Almost a Revolution》第208-209页）。据记者罗绮萍的文章介绍，“吾尔开希还挺会与记者打交道，差不多每晚都亲自或叫他的挚友到记者聚居的饭店”，见《香港经济日报》5月11日3版“一个学运领袖的诞生——吾尔开希”。“个人记者会”是王丹和吾尔开希以个人超越组织的第一次突出表现，第二次是发起“个人绝食”。第一次时，学运组织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想到后来绝食的失控，就是因为已经形成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局面造成的。当时大家只是觉得个人见记者会带坏风气，但听说有便衣跟踪，二人又要求组织保护，也就没多说甚么。这样也就未严格追究、对外澄清，这是学运组织的一个严重失误，而我作为北大代表和高联主席，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11] 当时我完全想不到，所谓“便衣盯梢”其实是王丹和吾尔开希的媒体策略，为了引起外界关注“二人遂商量制造紧张气氛”，详见29日“个人记者招待会”一节的注。
[12] 也可能和昨天一样是王超华代理主持的。
[13] 实际上我这时犯了一个严重失误，没有意识到媒体的重要性，没有对外宣布高联新换主席的消息，也没太在意吾尔开希和王丹爱出风头的毛病，致使外界很长时间都以为他们是北高联的主席或负责人，导致名实不符及他们得以轻易凌驾于组织之上开展各种“个人行动”，如非组织化的“个人绝食”，而学运组织无力阻止。外界误以为吾尔开希一直是高联主席的例子很多，而对王丹则称为“北高联负责人”，但也有称王丹为“高联主席”的（如《香港经济日报》5月3日8版）。
[14] 后来才知道赵体国对沈彤和周培胜很有看法，并影响到柴玲等筹委会成员，见《回顾与反思》第112页。此前他辞过职，原因主要是对沈彤和王丹有看法。
[15] 一些官方数据误记为王丹主持了这次记者会，如《中国六四真相》第254页。
[16] 其实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对沈彤、孔庆东跑去校党委献媚的反感。见《回顾与反思》第112页。
[17] 沈彤对他落选这一段的忆述偏差很大。他很不满意王丹当选，把他的落选归因于柴玲故意没通知他，又将熊焱描述为一个不讲道理的胆小鬼，还借我的口说杨涛任主席的这届筹委会只有3天任期（《Almost a Revolution》第214-215页、《回顾与反思》第78页）。而实际上，筹委会五一改选后就进入黄金时期，变得非常坚固而稳定。外界不清楚甚至低估北大筹委会的作用，一是因为其中主要成员守规矩不去见记者出风头，二是爱出风头被内部边缘化、但对媒体影响却比较大的成员误导外界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