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本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新闻吵得沸反盈天，打鸡血、打飞机、打酱油者摩肩接踵。我忍不住发微博说，地方官员无权就外交问题抗议，南京官员的所谓“软弱”有官场逻辑。不要坠入环球时报式鼓吹仇恨和对抗的狭隘民族主义中去，义和团运动已经逝世一百多年了。要说恨日本人，你究竟恨哪个日本人呢？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基本都是骨灰了，你对着骨灰盒瞪眼？或者父债子偿，你恨不得打到东京去，俘虏一堆风俗娘？
结果我就被数百名爱国愤青跟帖痛殴。呵呵。一些人说我是日本人的养子，另一些人说要操我的屁股，还有些人则问候了我所有的直系亲属。
不过，也有富含幽默感的爱国愤青。一位叫李树成的爱国愤青这么说我：“像你这样的同志，如果在电视剧里面，最多活两集”，另一位叫方晨的爱国愤青则说我：“你就是尚未去世的汉奸。” 其实，我也为南京大屠杀悲伤，但我相信，纪念这场惨剧，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悼念。而要悼念，就必须建立厘清铁一样的史实而非制造神话。譬如说，三十万的死难数字，在国际史学界至今犹存争议。我们为死难者做的工作，也还远远不够。譬如说，如今南京大屠杀纪念碑上仅铭刻1万多死难者的名字，而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
当然，不论是30万，还是20万，或者10万，日军犯下的罪行都必须谴责，这是他们也是人类史上共同的耻辱。但我并不因此就支持狂热的民族主义。许多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激情，表面上是爱国热情，骨子里是民族狂热，而民族狂热的核心，又是恨。在所有令人聚结在一起的胶水中，最好使的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自我中快速卷走，使他变成一粒无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如海涅所言，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在中国，煽动与被煽动总是轻而易举。制造一个敌人，是极权统治者的惯用法宝。纳粹需要制造一个敌人，所以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苏联需要制造一个敌人，所以美帝深入人心。制造敌人，可以增强内部凝聚力和统治者自身的合法性，同时转移国内矛盾或对矛盾的关注。这就是仇日宣传的动机和意义所在。官方在煽动仇日情绪中，得到认同度和合法性；媒体在迎合仇日情绪中，得到关注度和认同度，“站在容易站的一边”，“谁人多我帮谁”。而被煽动者，在仇日情绪中得到群体归属、自我价值实现及悲壮感——却廉价而虚幻。
有时我真觉得理性沟通之不可能。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就像狂热的明星粉丝，天然继承义和团的愚昧，天然继承红卫兵的暴戾。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中国不但稀缺，甚至危险，很容易丧失，而拥有者又很容易被群殴。
狂热的民族主义和自发的爱国主义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后者则是目前民族国家中仍不可缺的一环。但爱国，不是爱国家机器，不是爱政府，更不是爱党，这些东西如此冰冷，有什么好爱的？爱国是热爱某个地方、某种生活方式、某类文化或某些传统，人们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并不想将其强加于人。爱国本质上是防卫性的，不管军事还是文化方面。但狂热的民族主义不同，它总是与权力欲望一致，力图获得更大的实力与威望，以实现尚未实现的或无法实现的理想目标。无论打着什么爱国主义的旗号，只要内涵权力欲望，且充满进攻性，并表现为有组织行为，就是民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一句话，爱国主义是感情上的热爱，是个人行为，民族主义是行为上的忠诚，并且有组织力量。
上周，一位自称“中国公民”的网友花费10万元，在香港的《太阳报》刊登了一则“香港人，谢谢你！”的广告，以回应2月1日香港网友的“蝗虫”广告。他说：“我希望通过广告能化解双方的戾气，重新回到理性宽容的道路上来。”我觉得这位网友，是真正的爱国者。
来源：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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