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为何被冷落？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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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1951—），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宁乡。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中南海度过的。刘源小时候的生活很美好，也特别淘气。196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十周年那一天，他带了几个同学背着教师躲到一个教室里，在桌上点了几枝香，摆了一些糖果，又在黑板上画了几棵松柏，然后就趴在地上磕起头来，说是供奉斯大林伯伯。刘源1965-1966年在北京四中读初二；把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学长写的一封信转交给刘少奇。这封信称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特别是高考制度让搞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刘少奇把这封信刊载在ffice:smarttags" />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由此1966年6月高考制度被正式取消（11年后刘源又写信要求参加高考）。文革刚开始时，在北京四中读初二的刘源也曾狂热过一阵，甚至和刘平平等一起积极参与了红卫兵的抄家活动，但被刘少奇发觉后制止。刘源1966年7月在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9团某连军训；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源被部队退回；接着，在北京四中参加了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西城区纠察队；1967年初到4月的一段时间，与西纠的战友们蹲了公安部的监狱。
1967年9月13日，刘源和刘亭亭两姊妹，连同简单的行李卷，被抛上一辆卡车，赶出了中南海。因此，他四处逃难，躲避抓打，和彭真等人的孩子一起翻窗户躲到中学五层楼楼顶，披星戴月度过寒冷的夜晚。没有饭吃的时候，他还曾同彭真的孩子一道去卖血，但因为没有证明被医院拒绝。北京没容刘源久留。1968年12月，刘源被押送到山西雁北地区山阴县白坊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一去就是7年，其间两度被关进监狱。这是刘源第一次来到农村，但是他不怕苦。白天卖力干活，晚上只要不开批判会，他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他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还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
为了上北京寻找多年杳无音讯的爸爸妈妈，刘源曾深夜从乡村逃出，凭着口袋里仅有的一把黄豆充饥，白天在林野里躲藏追捕，夜间在山道上赶路，昼伏夜出三天三夜，才扒上火车。1972年，刘源兄弟姊妹们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见爸爸妈妈。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刘源们在监狱里一再追问爸爸的下落，第二天专案组才又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
1975年9月，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刘源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识青年离开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刘源的报名被厂里以“超龄”为由退回。“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只是不便说。”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邓复出不久，主抓科技和教育。刘源在信中表达了他参加高考的愿望。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准予参加考试。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刘源的考试总成绩超过了那一年北京市规定的最低录取标准，但因为当时的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第一批被录取的考生中没有他。为此，他同其他一些因为各种不公正的理由刷下来的考生四处上访，并结伙到北京市招生管理部门抗议要求有和其他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后来，北京市为了解决这一批人的问题，专门指示北京师范学院（现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等市属高校扩大招生，刘源才幸而于1978年3月8日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分进入首都师大历史系当了一名“走读生”，和袁腾飞是系友。当时，首都师大历史系的学生扩招了一倍，全班80多个学生中，有一半是后来通过扩招才进去的，基本上都是如刘源一样的“老三届”出身的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
他给大学同学留下的最深印象有：第一件是跳舞跳得极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小就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出入高干舞场，所以看也看会了。班里每次开舞会，刘源都如王子一般。当时他正在同中共元老曾山的女儿、曾庆红的妹妹谈恋爱，曾经把这位女友也带到班里的舞会上。曾山的女儿同刘源一样跳舞跳得好，加之一副漂亮的身段，所以他们俩一出场即令人惊羡。不过刘源在舞场上也很注意不要“脱离群众”，往往是看到哪位同学静坐在旁边被冷落时，即主动上去邀请。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彻底平反。随着父亲的平反，刘源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黑帮子女”变成了高干子弟。后来，刘源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他说，比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没平反，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但是父亲平反后，情况就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只好自己调整了。
1980年11月，北京地区高校的大学生展开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刘源是北京师范学院在校门口贴出《竞选声明》的第一个选民，由此才打破了该校的宁静。
刘源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开拓——北大学运文选》第352-353页，香港田园书局1990年）。因为在竞选演说中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作为前国家主席之子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所以在竞选初期他的当选呼声最高。刘源的主要支持者是校内的干部子女，他们组织了专门的竞选班子，为刘源大造声势。期间，正好有一位刘源原插队乡村的农民老乡去北京看望他，竞选班子便乘机请那位老乡介绍了刘源在农村时的表现，另外还贴出了刘源在北京起重机厂工作期间表现的调查报告。对立面讽刺说“就差没有把幼儿园的阿姨也请来介绍情况了”。
当时刘少奇已获平反，他已恢复了“皇太子”的身分，所以责问甚至攻击纷至杳来。比如有人问到他的妹妹刘亭亭已为北京师范学院录取，为什么后来能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上学（1981年，刘亭亭大学未毕业即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重新学习本科。4年后，她又考取该校商学院硕士研究生，读了一年之后又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再读两年。毕业后先是在纽约给著名的美国大财团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小有发达之后即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刘源在答辩会上为自己辩护说：“十五岁成了最黑最臭的‘黑崽子’又跃而成为‘最高’的高干子弟，一种典型的隔阂又把我与人民分开，不少人又避开我，猜疑我，误解我。这两次重大的变化，都只因为出身。可以说，在平反后，我千方百计与大家打成一片，消除误解，但是不行。我苦思苦想，这绝不是任何人的过错，更不能责怪误解我的同志，这是社会造成的，是社会中那些封建等级观念要把我与人民隔开，这种隔阂必须靠我自己来打破。我不首先站起来能靠谁呢？只有与封建专制残余去搏斗，与人民一块，一锹一锹填平封建观念的鸿沟，我才能永远在人民的怀抱中；只有我主动让人民审视、检查我，抛掉荣辱杂念，为民主而战，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才不愧为人民养育的儿子。因此，我出来争当人民公仆，义不容辞！”刘源在答辩会上愈说愈激动，赢得了不少女同学的眼泪和男同学的掌声。他在答辩的最后呼喊道：“中国要民主，一定要实现民主！我愿意打冲锋，向封建残余势力和一切恶弊宣战！与特权决裂。只有大家都动员起来，中国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否则，不堪设想。”
在答辩会上，有人问刘源“你认为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个概念是否科学？”他回答说：“科学，这不成问题。我认为问题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科学的体系，主要是前期的思想，如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广泛的统一战线等等；另一是不太科学，甚至可以说是反科学的体系，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三化领导等等。”对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他的评价是：“纵观毛主席一生所为，笼统地、不客气地说是这样：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有很大功，也有过。十七年有很多过，但也有很大的功。‘文革’大难，他应负主要责任，但与林彪、‘四人帮’的性质绝然不同。”
有学生问“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好不好，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只适用一党制”的问题时，刘源回答：“在目前不会有，也看不到产生第二个与共产党相争的大政党，更看不到有第二个党比共产党更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改革必须站在这一基点上。我们必须帮助党搞好改革。纯粹从理论上看，如果有几个能代表人民的大政党并存，多党制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而且有好处。起码是能使不同意见的存在合法化，又能在竞争中保证真正的优秀分子来当领导。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问题主要是更有待于进一步实践的问题。”
在回答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该处以什么刑罚的问题时，刘源回答说：根据《刑法》及他们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应该枪毙！否则就等于公开废止了这一条法律。”
刘源在回答对他自己父亲的功过是非问题时说：“刘少奇同志不是完人，有错误，尤其有严重错误。尤其是解放后，他的一点错误就可能是全党全国的大损失。掌握多大的权力，也必须负多大的责任。我认为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他全有责任，如反右、批彭，虽然他曾极力反对，之后又设法补救解放，这些都成为文革打倒他的大罪状。但我认为他反右、批彭负有责任。少奇同志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能制止‘文革’的发生，没能制止这场祸及全国全民全党的大灾难。他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一线工作的主持人必须负有责任。因为这些灾难并不是一朝一日酿成了，基础也不是一年、两年打下的。”
在这些内容的答辩中，我们不难看出刘源思想中的一些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在他的竞选对手“草民代表”中并不存在。“草民代表”在当时往往比刘源的思想更科学，在对共产党长期的专制集权的否定方面更彻底，所以，在更多的群众面前，他们就比刘源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当时，学校官方的“选举办”曾向选民们推举学校御用学生会的负责人蒋孝愚（毕业后效命北京团市委及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成为中共镇压历次学运的马前卒，后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但遭到刘源及“草民代表”的共同抵制。但后来刘源对官方强奸民意的谴责声突然减弱，而“草民代表”则始终坚定地站在“选举办”的对立面，这就使得许多选民认为刘源同官方有了默契，许多选民认为，刘源在对毛泽东及邓小平等人的评价上官腔太足，另外对魏京生的问题态度暧昧，所以他的选票数大跌，没有选上。
1982年1月毕业前夕加入中共。1982年初，刘源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虽然他要求先做一名普通农民，但地方政府很快就安排他在公社负责管理社队办的小工厂、小企业，并先后担任了管理区区长和七里营公社(乡)任党委副书记、七里营乡副乡长，人称“公社第十七把手”。1983年4月经县人大常委会全票选举为新乡县副县长，负责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生产；那时是短缺经济时代，就给李敏、李纳送米、送面，送油。这种胸怀，这种大气后面有深刻。1984年又全票当选为新乡县县长。
1984年12月，刘源以出色的成绩和较大的知名度当选为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对外经贸和计划工作。刘源担任郑州市副市长期间，的确为郑州人民做了几件为人称道的好事。他最得意的政绩是由他一手主持的天然气进城的主体工程，原计划三年完成，实际上不到两年就完成了，使四万三千户郑州市居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时代。两年之后，郑州市大部份居民都用上了天然气，这在大陆内地城市中还是第一个实现的。后来，中共有不少报刊杂志载文宣传刘源下基层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的故事。但他晋升如此之快，不能说同他的家庭背景没一点关系。刘源比习近平大两岁，1985年胡耀邦直接将习近平空投到福建省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可见，二人旗鼓相当。
1987年中共13大前，赵紫阳建议，副省长一级干部在省市人大的提名和通过，应该实行差额制。1987年底至88年初，河南省召开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许多代表对省级干部的候选人名单不满意，一是认为可供“差额”的比例太小，二是在名单上的人年令普遍偏大。于是，众多代表联名推举刘源做副省长候选人。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曾立即就此事请示中央，得到了总书记赵紫阳“尊重人民代表的意愿”的回覆。进入副省长候选人名单后，刘源以较高票数获选，被中共报刊称为“中国目前最年轻的副省长”。刘源的能力与政绩比习近平优，所以在1988年初便破格当了河南副省长，当时习近平还是厦门的副市长。而1949年7月生的薄熙来于1988年2月任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厅级），比刘源薄低了2级。宋平当时曾就刘源一事向中共高层递了一份专门报告，对他大加褒扬。
刘源任副省长期间，参与领导了全省大型工业项目建设工作，如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全国投资最大的中原制药厂、拥有世界最先进的三套设备之一的中原化肥厂相继建成投产。1989年“六四”事件后，传说他是中共高干子女中唯一与“六四”镇压划清界限的一个。中共内部一直在调查刘源支持“动乱”的问题。事实上1989年5、6月间，他夜以继日地苦劝大学生保持理智情绪，并成功地劝回了一批从河南到北京声援的大学生。
1992年5月，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2政委，被授予少将警衔。武警水电部队是修大坝的，和真正的军权相去甚远。这个工作变动与邓小平有关；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这支部队事实上接受武警总部和国家电力部、水利部的双重领导，完全是工程兵性质，其下属支队分布于全国各地，哪里有新建水电站，哪里就有他们的任务。据透露，刘源调离的原因是因为河南省主要领导到中央参了他一本，称他在工作上越来越不称职，连省委和省政府召集的会议都经常不参加。有一次省委开会到处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到山里打猎去了。刘源可能是因为“六四”事件对共党政权失去信心，所以才得过且过。中共高层觉得：赵紫阳的父亲被中共屠杀后使赵要改变共党，因此害怕与赵紫阳有类似经历的刘源被重用后仿效赵紫阳，恰恰此时有对他的投诉，就让他去武警挂了个闲职，由“官员层”发配到了“劳务层”。而此后薄熙来在江泽民的提拔下，直线上升，迅速超过了刘源的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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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12-3-6 18:49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