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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海燕

我

早先工作的單位，有一個女同事，也曾當過知青，後來被“推薦”上北大，所謂工農兵學員。說起人的命運，女同事說，當年下鄉時，在農村與公社書記的兒子談戀愛，不少公社幹部知道，對我笑臉相迎；後來北大來招生，書記兒子被“推薦”走了，這小子，進北大沒兩天，就來信和我絕交，我傷心了好幾天，嫌丟人，也不敢吭聲，只有好好勞動；第二年北大又來招生，公社幹部不知道書記兒子已經和我絕交，催著趕著又把我“推薦”進了北大。

女同事說，盡管陰差陽錯，這也是一種命，一種你躲不開的宿命。

前幾天，我與研究中國知青和上山下鄉運動的法國學者潘鳴嘯教授做對話節目。他說，上山下鄉這條路，不是知青們自己的選擇，而是別人的政治運動之路，所以，踏上這條路的知青們，是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

確實如此，在知青年代，有時候機會的十字路口就擺在你面前，“選擇”微笑著向你招手，你還是無法選擇。

強同學是我中學同學。1968年夏天畢業分配時，他留校上高中，好歹湊了兩個年頭的學歷。到了1969年底，遵照毛主席“再教育”的指示，強同學這批高中生便 “被畢業”，送到城市郊區建知青農場去了。

農場的知青分成連隊，睡大舖，吃大鍋飯，集體出工，在黃河灘開荒，種水稻。強同學與本連幾個好友愛議論“回城”之事，憧憬著住集體宿舍、月底領工資、周六洗澡、星期天看電影的城市生活。大家便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專揀臟活累活幹，又寫“紅色日記”，往牆報上貼戰表、貼決心書，爭取在機會到來時，自己能被挑選上。

到了1972年12月，忽然有傳說到了農場，市計委批的當年招工指標月底作廢。消息還不知真假，一夜醒來，市內各工廠、商店、飯店的招工人員，蜂擁而至，擠到市郊知青農場突擊招工。

知青農場都是些中學生，大家雖然也設想將來回城，卻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那麼突然。

早上起來，強同學就聽見本連指導員在外面拼命吹哨子。他出門一看，原先早上出工集合的操場上，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一個人沒有。招工的消息傳開，全連同學連夜回家找關系、找後門，連假都顧不上請了。指導員是公社派來的幹部，哪裡知道這中間的事情。他聲嘶力竭喊叫著，毛主席語錄和土政策交替使用，最後縮著脖子來了三五個人。農場昨天還“戰天鬥地學大寨”，今天卻冷冷清清，只有幾條狗還在食堂前轉悠。

那幾天，從市內到郊區各知青農場的公路上，奔跑著各種車輛，川流不息，走馬燈一般。這是家長們顯身手的時候，轎車、吉普、大客車、大卡車、翻鬥車、大公共，甚至連洒水車、垃圾車、拖拉機都出動了，連夜到農場拉學生。那時候不像現在，雖然馬路窄，車輛多，人們還能講點規矩，所以還不至於堵車。

社會就像施了魔法，人們被一條看不見的線牽著。一夜之間，離開農場的同學們又回來了。為什麼走？為什麼回來？誰也不說話，四周靜悄悄的。每個人坐在自己的舖位上，動作晚點的抓緊準備材料；門路通暢，下手早的幾個人，已經開始整理行李物品了。、

此時，同學們心裡牢記的只有爸爸媽媽的教導：對誰都不要相信，遇人多個心眼，說話留有余地，問什麼都假裝不知道，只搖頭就行。後來，有人總結說，那時看似走向目的地，其實，誰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這時候最忙最操心最擔驚受怕的還是家長們。從1968年開始的上山下鄉運動，到1972年，各種事端、弊端、案件層出不窮，農村的真實面貌已經被反應到城市，上山下鄉是條什麼路？人人心知肚明。所有的知青家長，莫不為自己孩子擔憂。一旦他們知道了招工消息，馬上放下手頭的工作，到處奔波，找關系，托熟人。不管白天黑夜，無休無倦。

父母分工此時一清二楚，出頭露面跑手續的是娘，坐鎮後台動用關系的是爹；有本事大的家長，拿著好幾張招工表，送到孩子面前任其挑選，竊竊私語；也有當爹的親自跑到農場，滿頭大汗，興奮不已，明眼人一望便知，這已經動用預備隊了，家裡資源基本耗盡；當然，個別有權勢者，不用親自動手，自有秘書來辦手續，坐著上海小轎車，或者北京吉普，車停下半天不開門，下車又頤指氣使，吆吆喝喝，自是一番風景。

同學們原本平靜的心被徹底打亂。原先朝夕相伴的好友，現在突然變得鬼鬼祟祟，做事遮遮掩掩，似乎見不得人。農場失去了往日的歡樂，失去了往日的生氣。

也就在這時，那些兩年前走向廣闊天地的學生，才算邁出走向社會的第一步，邁出由學生轉為成人的第一步。

強同學屬於家裡毫無辦法的那種，只能聽天由命，悲哀的看著別人。一天夜裡，他被一陣輕輕的抽泣聲攪醒。起身看時，通舖的盡頭，一位同學掩著被頭在哭。強同學爬過去好言相勸，還念了牆上貼著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等幾條豪言壯語。那哭泣者抹著淚說，我也不是怕當農民，我就不明白，原先說幹得好了就可以回城，我就好好勞動，每天晚上打著手電寫紅色日記，指導員都看見了……說完他又哭。另有幾個同學也披著被子圍過來，大家都勸他。有人說，也不知道這算不公平呢？還是領導騙我們？也有人笑言，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聊當自慰罷了。

又有一次，已經半夜了，連隊指導員敲窗戶叫起強同學等人，說旁邊一個宿舍有幾個人不見了，趕快去找，怕出大事。強同學幾個人連忙拿著手電筒尋找。四處牆角旮旯，涵洞土坡，尋常男女幽會處都找遍，就是不見人影。直到後半夜，才在場部後面的糞堆旁，發現幾個醉倒在地的人，躺在糞土裡，嘴裡吐著白沫子，都已經凍僵了。強同學他們趕緊將幾個醉鬼搬進宿舍，捅旺了火，又每人剝脫幹淨，蓋了幾床被子，捂了好一陣，幾個人才醒過來。醒來便“爹啊！娘啊！”哭喊著，鬧了半宿。強同學他們幾個鼻酸，圍著看，沒有說話。

強同學說，我比較懦弱，連喝酒都不敢，更不敢哭爹叫娘了。

有一天，指導員叫強同學幫忙，帶著一個幹部到公社去辦幾個同學的招工手續。

強同學到了公社，找到辦手續的地方，只見人頭攢動，各家來辦招工手續的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像趕廟會。其實也無所謂辦手續，只在一摞子填寫好的表格上簽字、蓋章就行。

蓋章的只有一個人，在一間小屋子裡。強同學他們擠進去，見幾十個人圍著屋子中間一張桌子，吆吆喝喝。蓋章的是個中年人，面前一摞子表，他不斷的翻動，簽字、蓋章，其他人站在一旁，滿臉都是焦急，有人站在桌子上、椅子上，還有人站在床上。屋裡人雖然多，吵吵嚷嚷，但是誰先誰後，人人心裡明白，所以也沒有爭搶，耐心排隊而已。輪到強同學帶來的招工幹部，蓋章的人翻看表格，說，少了招工單位一個章，回去補吧。那人好不沮喪，又無奈，只好交代強同學等著，他回去補辦。等最後蓋完所有的章，已經第二天凌晨三點了。

還有的農場，開大會宣布招工名單，一共招多少人，男生多少，女生多少，明明白白。看似公平，其實也是內定，全在幕後商量，後門、關系早已走到。國營工廠，車鉗銑刨鏜好工種，早已名花有主；少數幾個積極分子雖榜上有名，不過陪太子讀書而已。

真應了那句話，千裡搭長棚，天下沒有個不散的筵席。都說是否極泰來，又誰知樂極生悲，天有不測風雲？忽然一天，市政府宣布招工指標作廢，全部招工作廢。已經到了單位的學生們又回到農場。

一場鬧劇收場，落幕時好不淒涼。當那些回城的同學們，又提著行李從城裡回到農場，強同學他們三五個留守人員站在農場大門口，舉著小旗歡迎戰友歸隊。當晚，強同學提議，連裡買了酒，熬了大鍋菜，全連同學聚餐。一些女生端著大碗，喝得酩酊大醉，又相互搭著肩頭，嚎啕大哭；男生則端著空空的酒碗，對著夜空嗥叫。哭聲和叫喊聲，在黃河灘上空飄盪……

那段苦辣酸甜的日子，不管是進到城裡還是身在城外，同學們飽嘗世態炎涼，受盡命運的捉弄。現實教育了大家。原來，上山下鄉真正有出路的，並不是那些勞動模范、重活累活搶著幹的人，也不是那些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而是那些有一個好爹，有一個好娘，家裡有辦法，有熟人，有關系的人。

強同學說，這次招工的黑色記憶，一輩子也忘不了。是命運在捉弄人嗎？宿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