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搬家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13日 来稿)
    （博讯编者按：作者未署名）
    公元1957年，岁在丁酉，鸡年，那年闰八月。敝乡有谚曰：“闰七不闰八，闰八拿刀杀”。故近半纪以来，多有称1957年“反右”运动为“丁酉之难”或“鸡年之难”者。如今回首那风雨如磐的岁月，实有过于“刀杀”！
     读了郭道晖先生《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一文（见09年第8期《炎黄春秋》），竟激活了我许多已尘封几十年的记忆。事情过去悠悠半个多世纪了，原本不想再提那些过往的经历，因为它哪堪言说！？然而，激活的记忆也激活起我的一种公民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我从消沉中猛醒，不以小民位卑就自外于历史，而理应奋然肩起作为历史亲历者无可旁贷的追踪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相的责任。 .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或历史学者都中肯地指出，历史是需要细节的，再也不能以史论或有意无意以抽象模糊的政治概念代替史实了。林贤治先生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载《炎黄春秋》09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笔者感佩于林先生的上述论说，并愿意以自身的亲历、亲见、亲闻，还原最近60年中国历史中的一段真实，为那一段历史提出见证。
    一句戏言千古恨
    我是一句话的右派。打我右派那年，我正读大一。
    我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入团（当时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以在职干部身份参加高考，被某部属师范学院（即今xx师范大学）录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开展的。如今说起来不怕你笑话：斯大林去世时（我正在“xx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我心情非常沉重，竟致两天茶饭不思，而对班上一些照旧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同学横眉以对（此事直到前几年还在“革大”老校友中作为笑谈，可惜他们如今都已作古！）。考上大学前，我是一名公安干部。可是，才过一年，仅仅因为在班上的一句调侃性戏言，却被打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那么，我当时究竟说了一句怎样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话呢？其实，说来很平淡，甚至有些好笑。一次，课间休息，一女同学不知怎么聊到人的生死话题，我在一旁插了一句嘴：“你以为死比活着更可怕吗？”当时还幼稚地有点自鸣得意，觉得这句话好俏皮。孰料就这一句话，到了反右的时候被揭露出来了。本来，这句话被揭露出来也不应当有蛮大的关系，但此时，这句话竟被歪曲成这样似是而非：“xx（指我，下同）说，现在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一时真让我百口难辩：说自己没有说过这句话吧，却又说过一句似乎类似的话；说自己说过吧，又不是这样说的，也确实不是这个意思。起初，我还竭力辩白，哪知越辩越糟糕，说我狡辩，说我嚣张，说我态度不好，要先打我的气焰，打我的态度。于是，我成为全校第一个被弄出来，在外语系教学楼前面的广场上公开批判的学生。开我的批判大会那天，事前没有通知我，直到“上灯戌时”左右，班上的团支书突然叫我到某地开会。我到那里一看，不觉暗暗吃惊，因为当时全校都还没有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有何德能？只见广场上临时牵线装了三四盏电灯，摆了许多靠背椅和两条条凳，会标是：“xx反动言行辩论会”。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批判会在形式上还是比较文明的，还让我坐在放在会场最前面的长条凳上，不低头、不弯腰。只在别人都发完言之后，被指令上台“作深刻检查”。那晚的批判大会，被指出对我思想上的帮助蛮大。但有一个问题我却没有悟透：不是还在辩论吗？怎么就先给我的言行定了性呢？既然已经定性，那还辩论干嘛？不过，我当时无比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觉得现在是党和毛主席说我错了，那肯定是我错了。于是，我挥泪泣血、披肝沥胆地检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会根源，找思想根源……。我校的反右开始得早，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那篇举世闻名、现已被钉上历史的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不能参加团员大会了。到了暑假回家，居委会的干部就很“关照”我了，时不时找些鸡毛蒜皮的事到我家来看我。
    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批判斗争和没完没了的自我批判以后，次年3月前后，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省委礼堂给武汉地区高校的右派分子作了一次报告，用他那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语气平和（与此前我在武汉大学听周扬疾言厉色的报告相比而言）、慢条斯理地批判了在场的右派，说右派向党进攻就像登徒子好色赋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批判够了，老书记又为我们这些戴罪之人，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但当我们离开省委礼堂的时候，虽说老书记语重心长为我们描绘的“光明的前途”言犹在耳，心情还是沉重如铅！此次会后，接着就进行组织处理。给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动的骨干分子”，处分是“留校考察”。我有幸保住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反右运动后期，湖北省有关部门出版了一本专辑，内容是武汉地区高等院校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编，竟收录了前述我的那句被歪曲的话，孤零零的十几个字单独排成一行，并注明“xx师范学院右派分子xx”。此书人手一册，我每每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没有面子，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觉得这哪是我这个爷们说的话呢？这分明是哪位张大妈、李寡妇的口气嘛。
    如前所述，《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在实际上成为了业已定性的右派。那时，我还未满22周岁，及至1979年我拿到母校华师那纸不足100字的“改正通知书”的时候，已经44岁，两鬓斑白了！22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如水花一现，但对我个人而言，却又如漫漫长河，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尽付东流！其实，我被“派右”的过程是平淡无奇的，倒是在从“左派”炼成“右派”以后的生涯中，亲历、亲见、亲闻了许多“趣事”，才为我的右派生涯增添了一些色彩，激起了些许波澜。兹愿略记如后，以飨同辈，以告后人，以鉴历史。
   
    我在丁酉之难后遭遇的趣事（二）
    “文革”前在街道小厂的故事
    1、追查苏东坡 煮熟的鸭子飞了
    我家住在省城，当时就业并不困难。因此，在大学毕业前，我选择了自谋职业，并很快就在我家所属居委会办的一间小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个小厂基本上是由本居委会辖区内的一些家庭妇女及社会闲杂人员组成的，居委会的书记兼主任也就是厂里的书记兼厂长，管段户籍则是最高权威。厂房是向本居委会居民租借的闲置房，分布在五、六处，一个车间一处、食堂一处、公事房一处。我刚进厂，被分配在铸造车间学做砂型，月薪18元。几个月后，有人知道我是大学生，日用五金车间（租用居民的一个闲置后院，搭上天棚，约百平米。再辟约15平米一角，砌两面单砖墙，余则靠房东家的板壁，这就是车间的公事房兼保管室）就把我要了去做保管员。由于我做事谨慎、人也勤快、工作很仔细，受到工人师傅普遍好评。
    一年后，厂里和辖区派出所打算给我摘右派帽子。在履行相关程序时，要我填写一份摘帽申请表。这表有最主要的一栏是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我就在填写这一栏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天真地写出了自己真实的思想，对于工资太低表示不满。我当时真是十足的懵懂，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所面临的是什么形势、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人，还是不改说话调侃的积习。我竟然这样写道：“当有人问我每月拿多少工资，我从来不说是两个9块(因是每半月发一次工资)，而说六个3快，因为“六”比“两”多嘛！我就是用这样的笔调和口吻填写了那张表格，丝毫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和不安，只等着取帽子。等了不到10天，某日，下午下班时，生产小组长通知我，下班后到食堂开大会。我还以为是取帽子的会呢。我把散放于车间的工具大体清理了一下后，便立即赶往食堂。待我到食堂一看，群众都到齐了，只有几个积极分子还在往墙上贴标语。我朝标语瞥了一眼，那可真叫傻眼了。食堂内外都刷满了吓死人的标语：“xx，你的阴谋我们全都掌握了！”、“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食堂（木板平房）大门外面，就在街上摆了一张方桌，屋檐下贴的会标是“斗争右派分子xx大会”。不过，当时我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我心里没有鬼，况且自己正被那厮的“阳谋”套牢了，哪还有余力去阴谋别人，无非是对工资太低所发的那两句牢骚罢了。一会儿，管段户籍来了，厂里的书记站到方桌后面，环视了一下以那张方桌为中心，围坐在食堂门口的工人师傅，习惯性地问了一句“人都到齐了吧？”然后，面容严峻地宣布“现在开会！”紧接着一声断喝：“把右派分子xx带上来！”立马就闪出两个积极分子把我架到方桌前面，命我低头弯腰。于是，事先通了气的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上去发言，尽管他们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但因为据说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大约天然地拥有“丰富的”毛泽东思想，所以都有那么一股子劲儿，一上台，一个个都像怒目金刚似的，痛批我抗拒改造，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罪行，且每人发言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今天，我是很气愤的！”（这就不知是哪位高人指点）只是所有发言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大抵政治口号连篇，歇斯底里而已。不过，我还是作痛悔莫及、低头认罪状。
    正在头一波批斗高潮呈现疲态之际，一个重量级女积极分子邱某（她家庭成分特好，四代贫农，在厂里红了几十年）跳了出来。她跳出来毫不奇怪，绝对在我意料之中。不过，她这回对我提出来的质问，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大声质问我：“xx:你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一个居委会办的小厂也叫“组织”，“组织”就至高无上！？）
    我说：“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向组织上交代过了。”
    她说：“那好，我问你：有一个姓苏的，你交代没有？”
    我肯定地说：“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姓苏的。”
    她这时面向群众大声喊道：“xx老实不老实？”她娴熟地运用当时政治运动的套路。
    “不老实！”众人齐声应答。
    “不老实怎么办？”
    “斗！”众人响应。应声未落，立马上来两人，将我本已低着的头狠狠地往下按。
    接着，她说：“好！我给你点一下：苏东坡是不是你们一伙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要求她重复一遍，确认之后，我说“苏东坡是古人”。这时，一位会计手拿一张纸讥讽地问我：“xx：你说他是古人，那你们混在一起写反动的歪诗，说现在不是在人间，污蔑新社会，你从哪里谋得来这样的古人？只怕你也是个古人吧，啊？”我再次说明苏东坡确实与我毫不相干，他是宋朝的大文学家。
    这时，我已完全明白了这场误会的由来，我也同样明白此时不是解释的时候。但，此时，我心里非常踏实。邱某又站起来了，正准备喊口号，说时迟，那时快，意想不到的惊人一幕发生了：因为斗争大会是在食堂外的小街道上进行，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冲过来两个小伙子，一下子就坐到方桌上了，其中一小伙的两腿还吊在方桌前面晃悠了两下，然后，两人大叫一声“回家吃饭啰！”立即飞奔而去，一拐弯，很快消失在小巷中。由于事发突然，刹那间，在场的人，谁都懵了。但仅仅一刹那，书记清醒过来，朝着他俩飞奔的背影怒吼道：“你们干什么？”奇怪的是，谁也没有起身去撵，连片警也没去追。也许是那天实在太热了，大家劳动了一天，下班后又开了一两小时的会，都累了吧。
    会场闹哄哄，众人都散了神，会开不下去了。书记到底是书记，处变不惊，他站到了方桌后面，拍了两下巴掌：“安静点，都安静点！今天的会暂时告一段落。xx今天的态度很不老实。今天回去以后要把你与苏坡东^……啊哦苏东坡的关系写成书面材料，明天早上上班之前交给我。xx，听见了没有？”我诺诺。然后，他宣布“散会！”，众人一哄而散。次日，上班之前，我遵命向书记交出了连夜写出的深刻检查，无非是自我痛骂罢了。至于那勒令我老实交代的苏东坡，我交给书记一本《唐宋名家词选》，并告诉他苏东坡就在书中折叠的那一页。此后，“组织”未再追查此人此事，但此事并没有完。约莫半年后，到了那一年年底，某一天傍晚，我到辖区派出所去办了一件什么事，正准备离开，遇到管段户籍。他对我说：“你来得蛮好，你等我一下。”接着，他就走进后面一间办公室去了，我听见一大串钥匙开了几次柜子锁的声音，很快拿来一张纸。我一看，立马认出就是我默写苏词的那张纸，也就是斗争大会上我厂会计手里拿的那张纸。只不知这几个月他们把这张纸曾拿到何处去折腾了的，纸的两边空白处被剪成几处不规则状，左边有的剪成新月状，右边有的地方则镂空近似茶壶把状，但均未损及文字。那天，他的态度很平和，我的心情似乎也不错。他让我给他讲了写这篇东西的前因后果以及这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然后，他又收回了那张纸。这是后话。
    本来，这回是要摘帽子的，竟因一念之差弄成了这样的结局，煮熟了的鸭子飞了。
    那么，这场追查苏东坡的闹剧是完全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吗？那也不是，还是有所“根据”的。如前所述，我在五金车间做保管员，经常需要同一些土产商店的业务员联系（因本车间生产消防桶，归土产店经销），电话是主要联系方式。全厂只有一部电话，打电话要去公事房，公事房单独设在一处地方。某日，我在公事房等客户的电话，闲暇中，在一张办公桌上发现一张弄皺了的白纸，便拉过来将我时常默诵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默抄了下来。待接完客户电话后，却忘了带走或撕掉，被公事房的什么人捡到了，报了案，于是惹下大祸。
    至于那两个搅局的小青年，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进口的佐罗，也不是国产的“七剑十三侠”。他们或者是家庭成分特硬还不晓得怕事；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把居委会办的小厂当回事儿；再者，年轻人精力过剩。
    2、“车前工”、“泰山头”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一晃又过去两三年了，我的青春年华还是在这间居委会办的小厂里耗着！1964年下半年，四清工作组来了。这回又准备给我摘帽子，走程序开全厂职工大会（此时日用五金车间已独立成厂，全厂也就40来人），对我进行评审。一开始，大会的气氛不错，工作组长的态度也很平和。
    这时，一个积极分子发言：“xx：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去五金公司送货，五金(公司)的一个人问你是不是带队的干部，你指着板车说‘我是车前工’，你会车钳工吗？你是车钳工吗？你这不是在外面骗人吗？今天你说说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说的不是车钳工，是‘车前工’，是拽着绳子走在板车前面的工人。”这一下，炸锅了，纷纷怒斥我“抗拒改造”、“对政府不满”……。
    “我来揭发一点！”另一积极分子站起来说：“xx他前几天理发，说是理了一个‘泰山头’，大家看看分明是‘风凉头’,他偏说‘泰山头’。他这就是想说我们工人阶级头上还压着三座大山，污蔑我们党，污蔑新社会，挑拨革命群众和党的关系……”于是，会场气氛陡变，群情激愤，高呼“打倒xx、！”的口号。我当场拒绝了这一指控。我说：“从一种发型作出这样牵强附会的分析，我不能接受。”接着，各种指控，纷纷嚷嚷，义愤填膺，聒噪了好一阵。工作组长终于开口了，他说：“今天，我很受教育。看来，我们厂的工人同志们的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也是敢于斗争的。xx：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我们工人文化低，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你是斗不赢我们的。听说你平时话不多，句把两句话，但放的毒不少。把风凉头说成泰山头，话不在多，一句话就挑拨了党和工人群众的血肉关系，很恶毒……”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不等他说完就顶了他：“要是照这样分析，可以把任何人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往反革命上靠……”当时，四清工作组长那是何等身份？就是“钦差大臣”嘛，连厂里的书记在他面前都俯首帖耳，今天我一个五类分子（右派分子属“地、富、反、坏、右”之一，故亦可迳称以上任何一类“分子”为“五类分子”）竟敢在群众大会上顶撞他，这还了得！他把桌子一拍：“嚣张！”那天，我也豁出去了，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当然，我始终坚守争论焦点，即坚持从“泰山头”这一明确而简单的概念，推导不出“挑拨群众和党的关系”这个结论，不使争论枝蔓。我和工作组长吵起来了，会议不欢而散。我一连等了几天，等他们出着，准备承担后果。奇怪的是竟没有下文，四清工作组和组长再也没有露面了。我琢磨这里面原因较多，小民当然估不透有没有来自高层的原因，小民看小处，就是这工作组是领导本街道几个街管小厂四清运动的，而“敝厂”又是这些小厂中最小的厂，可能考虑到不能因小失大；再说，“泰山头”之争，他们也可能觉得过于离谱。事情虽然没有激起更大的风浪，然而，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这回一飞，十四年音信杳无。直到1978年中央党部有一个55号文件下来，才算“桂冠”吹落。
    3、扒手只扒走了我的一张“传票”
    1963年夏。某日，我突然收到市公安局的一张“传票”，命我次日上午8点到汉口宝丰路xx号（因我原是公安干部，知道那里是湖北省第二监狱）去，事由彷佛是“问讯”（我不懂法学，事情也过去几十年了，本段文字内加了引号的两个概念不知是否准确，反正是公安局给我下达了一张表格式的小单让我于次日某时到他们指定的所在去一趟）。当晚，我乘公交去一亲戚家借钱，公汽上又热又挤。到站下车，一摸短西裤后口袋，吃惊不小：钱包在车上被扒了。包里一分钱没有，只有那张“传票”。可“传票”丢了，我明天凭什么进省二监的门呢。我也不去借钱了，急匆匆跑回家，希望能在家里找到，可哪里找得到呀？十分焦急，急中生智，我便凭记忆依样画葫芦，画了一张其格式并不复杂的“传票”，并郑重写明失窃的经过。好在次日在省二监进门处和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员，在此事上都并未为难我，很顺利地进去了。
    说到市公安局这次“传”我，也是颇有几分趣味的。事情是这样：那是1962年吧，右派分子忽然被由公安部门管理，改交统战部门管。这事，大单位好办，但我这样分散在社会上和小单位的“散兵游勇”，就只好根据其家庭住址或单位所在地，按属地原则由各区政协管。所谓“管”，也就是每周有一个晚上去区政协学习一次；所谓学习，一般就是读读报，然后说些党和政府的好话，相互也谈谈各自近期的见闻。我们这些多年被警察吆喝的人能到政协学习，都感到轻松，以为政府要给我们摘帽子，所以，都很主动参加每周一次的学习。话说有一次学习，同组有一王姓组员向同组一吴姓组员（吴是曾参加过所谓“抗美援朝”的军官）出示了其友人从广州寄给他的一封信，内容是说近来某时广东某地曾放关几天，不少饥民实在饿不过，趁机跑到香港去了，问王想不想去。不久，王真的跑到广州去了，结果被抓。在里头，王供出曾让吴某看过那封信，于是，吴某以“知情不举”被抓（在看守所关押审查8个月）。我没有看过那封信，因我那次学习请了假。但调查人员听说我与吴某接触较多（我们是同一街道的），因而也找我“问讯”。一开始，“问讯”人向我提出的几个简单的常规性问题，都很快解答了。及至涉及相关的具体问题时，交流出现障碍。“问讯”人大约是广西山区人，乡音很重，我听不懂他的话。他坐在“预审室”东头一张条桌（近似中小学生用的课桌）后面，我坐在西头靠墙的一个凳子上。他大概以为是距离导致我听不清他的话，就叫我坐近一点，我向前移动了一米多；还是不行，他让我再向他靠近一点，又向前移动了一米许；还是听不清他的话，于是，他说你干脆坐到桌边来，我们笔谈。我很乐于接受这种形式。我坦然承认吴某对我讲过那封信，但我没看过，而且也不太相信那封信的内容，所以没当回事。这事也就问不下去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问我在大学是学什么的，我说是学中文的，又问我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我说我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现代诗歌没多大兴趣。他又问我喜不喜欢陶渊明的作品，我随即脱口朗诵了一段《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西行，忘路之远近……”。然后，他又问了些杂七杂八的问题，现在也记不清了。整个“问讯”的过程，都是口语和笔谈交叉进行的，他有时做点记录，有时并不记。眼看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他看了一下记录，似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好像今天没有必要叫你来。”我没做声。接着，他在一张便笺上划了几个字，交我作出门凭证（他没有邀我共进工作午餐）。后来有在省二监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预审员，毕业于某名牌大学法律系。这在当时的警界属于凤毛麟角。
    4、细心送“瘟神”
    1963年夏，我被本街道的一间小喷漆厂通过“组织”临时借调去拉板车。该厂有百把人，在咱小厂人眼里它是大厂。该厂有一辆人力三轮车、一乘板车。那辆三轮车是该厂一名“历史反革命”余某专用，我只拉板车。某日，早晨一上班，车间主任就给我下达任务：“现在把这个毛主席的半身像还到xx区法院去，到那里要安放好，放到一二楼之间的一个架子上去，你一进法院大厅就会看见那个架子的。不能碰坏了。”她说话时，手一直指着放在车间靠墙的一张条桌上的一尊毛半身像。这像的体积当然比毛的真身要小许多，但比当时廋削的我的上半身要大些。板车停在厂门口的人行道上，我一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家”抱到板车上，结果发现放在板车正中间不行，因“老人家”过于“富态”，板车两边的轱辘的间距窄了，只能放在接近板车把手而不及轱辘处。这样，还是有难处：我一提起把手，“老人家”就往前栽。我就想：倘栽了，轻则撞破脑袋（当然，头破不会血流），重则“粉身碎骨”。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一位老工人走了过来，我问她，这是怎么运来的呢？她告诉我：昨晚厂里开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表彰劳模大会，柳xx（该厂的重量级骨干，其夫是xx区法院法警）向区法院借来的，是余x用三轮车拖回来的。我说，我这该怎么办呢？她说，用绳子把它捆起来不就一样拖吗？她是个老党员，说话底气十足。这真是“党给我智慧给我胆”（杨子荣“打虎上山”唱词儿），我就用板车配备的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往“老人家”的脖子上绕了两圈，然后在它的前胸后背作交叉状缠绕，又使绳子在半身像中间走一道，最后将绳子的两端分别在板车两边的固定钩上缠紧系死。。经这样一番料理，“老人家”形象上虽然“那个”一点，近似五花大绑，但维持其稳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切都弄停当后，我推车（为了“老人家”的安全，我不能背对着他来拉车）上路了。那时的路面哪有如今这么平坦，到处都坑坑洼洼的，为了“老人家”的安全，也为了让他坐得舒服一点，我慢慢地推车走着，平常不需半小时的路程，这回走了一个多小时。那天，太阳是毒热毒热的，我在路边的树荫下还歇了一会儿。再上路时，担心把“老人家”嗮坏了，我就把自己戴的一顶破草帽，扣在了“老人家”头上，只是他的脑袋大，草帽小了点儿，戴在他的头上摇摇晃晃的……。不时有人朝我们这边看过来，但都不过瞥他一眼罢了。那时，毕竟是在“文革”前，没有象后来那般神化“老人家”。在“脱胎换骨”的21年里，我的主要活计就是拉板车，拉过无数的东西，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唯有这次拉的东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在丁酉之难后遭遇的趣事（三）
    在“文革”（不含“清队”）中
    1、在我家门口批斗我
    1966年自“5•16”通知和6月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出后，社会形势日紧一日，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声讨武汉大学以校长李达为首的所谓“三家村”的群众大会，连我所在的那间街道小厂也先后召开了几次声讨大会（有一次大会后，几个积极分子围着我质问：“刚才喊口号的时候，怎么没有看见你举手？以后开大会不准躲在后面，要站到前面来）。至于有组织或无组织的”革命群众“上珞珈山武汉大学送大字报，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已成洪流之势。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历练了十多年的我，预感到将有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早上出门上班，就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因此，我清理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小袋人丹（天气已热，预防中暑）放在枕头下面，准备着随时被什么人带走。9月3日，预料中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下午一上班，厂里的几个“红卫兵”（当时还没造反派）由前述那个“重量级”积极分子邱某（此时当然是“红卫兵”，后来是厂里保守派头头）带头逼问我：“xx：我们‘红卫兵’昨天贴出的‘勒令’，你看见了没有？你为什么今天还不佩戴‘牛鬼蛇神’的黑符号？”我回答说：“‘5•16’通知中没有这一条。”我话语甫落，她即刻从其工作服兜里掏出哨子一吹，大声喊道：“全厂紧急集合！”全厂也就40来号人。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具，拥到“事发现场”。她继续发号施令：“把高帽子给他戴上！”（事先做好了的），立马拥上来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箍的男女，从两边抓住我的胳臂，另有二三人将一顶硬纸糊的、两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我的头上。我趁他们一松手，飞快将高帽摘下撕毁。这一下大大刺激了他们，立刻又拿来一顶给我扣上，又被我撕毁。这时，邱某面红耳赤，带头高呼口号，同时倚人多势众制服我，将第三顶高帽扣在我头上，并将我架到厂门外的小街上，由三个男工（原均系社会闲杂人员）紧紧抓住我，对我进行批斗并示众，一直折腾到晚上6点左右。当晚，这批毛主席的“红卫兵”明火执仗地抄了我的家，连我家的粮票也抄走了。与此同时，另一拨人则押着我，在我家大门外对我进行批斗并示众。抄家过程中又发现了我新的“罪行”，就是在家里的板壁（我住的是板房）上，没挂毛主席的像，而挂“西斯廷圣母”，便愤怒地质问我是什么“狼子野心”？我实话实说：“板房怕失火把毛主席的像烧了”……
    罢了！有人忽悠咱“向前看”，权当啥事都没发生过似的。今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忽然想起60年代中后期，常见于报刊的一句话“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就不说那些不快活的事儿了，还是讲点儿趣事吧。
     2、我不敢再抽铁塔牌香烟了
    《随笔》2006年第3期冯锡刚先生的《郭沫若与张士钊》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一群初中生居然从郭沫若为《欧阳海之歌》一书题签的‘海’字中看出名堂，说是从反面看系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以此为据，以‘揪出反动文人郭沫若’为标题的传单传遍全国……大批红卫兵聚集在……门前，因着警卫人员的恪尽职守无法闯入郭沫若的寓所，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勒令这位‘反动文人’数日之内‘交代罪行’，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笔者以下要讲的这件事与冯文所述可谓“异曲同工”。也是在1966年9月，某日下午刚上班，忽听一声哨子急响，接着就听见邱某高声喊道：“ 全厂紧急集合！”然后，她激动地宣布：“刚才，（我厂）刘书记发现了一起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在‘铁塔’牌香烟盒子上印的铁塔里边看见了蒋介石的像，还发现了一个英文字母和一个俄文字母。这就是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牢’世界（那一帮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长时间‘牢’‘宰’不分）。已经派小丁（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工之一，一个流氓无产者）到公司（此时我厂已归属市二轻局日用五金工业公司）报案去了。”我恰恰是抽这‘铁塔’香烟（依稀记得是开封生产的），因为它便宜，只1毛几分钱1盒。当晚回家以后，我把那烟盒沿边拆开，、抚平，仔细察看，反复再三，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从今以后再也不抽‘铁塔’了。第二天一早，我一踏进厂门，丁某就拦住我：“把烟拿出来！”我立马掏出本地生产的“大公鸡”（也是便宜烟），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他接受了，有点失望似的。这时，我忽然想起好像是哪个和尚写的歪诗“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此案后来未听再提起，也不知道案子如今破了没有！？
    3、二送“瘟神”
    这里，我又要提到《随笔》。2009年第3期有张鸣先生的一篇文章《宝贝的“聖容”及其背后的故事》，说“文革”那会儿“家家户户发领袖像……。让老百姓……供起来。这样供起来之后，既会制造不少爱护领袖像胜过生命的英雄，也会制造更多的因误伤污秽了领袖像而得罪的罪人……我们周围这样的罪犯非常多，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因此变成一个罪犯。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就是他在往木板墙上钉钉子的时候，不小心钉穿到了背面，而背面恰好是幅领袖像……后来听说，还有人因此而丢了性命。“
    1971年“10•1”前后，三天两头，深更半夜由片警带一大帮人上门查户口（后来很久才知道是发生了“9•13”事件），我家当然是作为重点户查，连床铺底下都要用手电筒反复照射。开始我觉得没什么可害怕的，经周密思考觉得并非如此，还是有懈可击的。记不起是什么时候，我妻同事送她一尊小型的毛的半身像，不知那是用一种什么发光的材料生产的，黑夜里也若隐若现看得见老人家的“圣容”。那种材质非常轻，所以，“老人家”很容易倒。于是，我就想到要是哪一天夜里，老鼠（家中多鼠）把他“老人家”绊倒了，甚至咬破了“老人家”的鼻子（当然不会流鼻血），我又没有发现，而恰巧半夜查户口的来了，被那帮人发现了，那我可是要罪上加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还要连累妻儿，那怎么得了！于是，暗暗下定决心，尽快把“瘟神”送走，送得越远越好，省得惹祸遭灾。至于用什么方式送、送往何处，又不致被人找到送回来（那麻烦就大了），我可是绞尽了脑汁，竟导致一连几夜失眠。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按“老人家”的高度和厚度，备齐了4块马粪纸板，又准备了7-8张没有弄皺的报纸。趁某日休息，在家关上房门，先用两张报纸铺于地，并使之重叠三分之一许，再仰卧“老人家”于报纸重叠处，继而将4块纸板按尺寸大小，轻轻分别立于“老人家”四边，复用索线缠绕之。基本固定好了，就以“老人家”卧其上的报纸精心包好第一层，包出棱角来，并用饭粒粘住报纸边沿。接下去，第二、第三、第四层就好包了，成长方状，最后以红头绳作十字形系之。稍停，冷静观察一下街坊四邻有无坐在大门口的，断定一切平安无事，飞快出门，直奔一路电车起点站，去武昌大东门，再转乘往郊区花山方向的汽车。上车后，坐最后一排，将“东西”似随意放在身边，及至距终点站还有两站路的地方（我从未去过的），我作匆忙状空手下车，接着乘车原路返回大东门，然后改乘公汽回汉口家中。送走“老人家”后，乘返程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望着桥下东去的江水，也感到那种恐惧感及其制造者亦正随大江东流去，不可逆转！
    4、一次令我欣慰的年终评审会
    那年头，每到年末岁尾，在一天劳累之后，既要参加所在单位对我的评审会，还要参加居家所在地居民委员会的评审会，因为谁都可以管我。某年（约为1971或次年），12月下旬某晚，居委会开我的评审会。居委会主任道了开场白以后，一帮街道积极分子纷纷发言批判我改造不积极主动，甚至抗拒改造。其言词或强词夺理，或无事生非，或捕风捉影，我都作恭听状，会场气氛严肃。最后，居委会治保主任作总结。她先是概括众人的发言，指出刚才“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都是为我好，今后要积极主动地改造自己，那样，前途就是很光明的；要是还像以前一样，不积极主动改造自己，就没有前途，就不会有好下场。她越说越激动，忽然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官僚！”，指责我平日不把干部放在眼里，如何如何。其实，我一听到她对我的那二字评语，就明白了自己平日在这帮人心目中的印象，觉得她为我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看见了自己平日的形象，很感欣慰。因此，她以下还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见。我参加过无数次此类评审会，几乎每次都令我忿忿，唯独这回的评审会令我欣慰，印象深刻，因为它让我看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我在丁酉之难后遭遇的趣事（四）
     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中
    “文革”10年，“清队”在其间。我今为之立专题而从“文革”剔除，只因在“清队”中，所亲历的趣事更有趣、更荒唐，故如是单列。
    1、 小阁楼上的尴尬 被限制人身自由
    “文革”期间，对于世事之诡谲，我不敢说
    “洞若观火”，但经“反右”以来10余年的历练，总算擦亮了眼睛，所以，在此期间，我始终隔岸观火，只将冷眼观螃蟹。不意还是祸从天降，难逃一劫。
     “清队”伊始，我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1969年1月下旬某日下午，厂里的造反派头头突然把叫我到“办公室”（即前述“公事房兼保管室”所在）去，说有外调人员来厂找我外调。我到那里一看，有两个陌生男人正等着。这时，我厂陪见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我说：“这两个同志是果品公司来的，找你了解若x（尚健在，现为某大学离休老干部）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立功。”这时，她向来人望了一下，示意可以提问了。
    来人中一戴眼镜者单刀直入地问我“你和若x以及你们那一伙人，平时都说了些什么？”
    我答：“我们平时聊天也就是些闲话，况且见面也不多。”
    “眼镜”紧接着问：“你们那年的‘抱冰堂’会议也是闲话吗？”
    我一时竟没有反应过来，不知他在说什么，但很快就悟过来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我是去过一次抱冰堂，几十年也就只一次。那是1966年春节期间，若x同他老婆、我带着老婆孩子，还有宫xx、艾xx和一个叫王xx的一道去抱冰堂喝过一次茶，那天因我们去晚了，还不到一个小时茶馆就收场了。这怎么能说成是什么会议呢？”
    “眼镜”问：“你能对你今天说的话负责吗？”
    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我能对我今天说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负责。”
    他说：“那好，我们走。”随后两人就悻悻地起身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知道问题就出在那王xx身上。他是若x单位的一个小青年，无论在年龄或学识上与我们这些人都是有代沟和距离的，不过，他在单位对若x还好，有空还上若家坐坐，这样，他就与我们这几个老若的朋友也认识了。虽说若、我以及宫某和艾某都是右派身份，但我们从来没提防他，我们也没有什么需要提防他的。但因他在其单位曾一度是所谓保守派的头头，掌过一点权。及至武汉“7•20”事件发生后，他单位的造反派掌了权，人家就寻机报复他。某日，不知是什么事。人家把他弄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之类的所在一顿好打，并盘问他为什么与若某来往密切，有些什么勾当。他”雷打不过往树上指”，就一通乱说、胡编，把我们1966年1月在抱冰堂喝茶说成“抱冰堂会议”，就是这样屈打成招的。当天打完就把他放了，人家也并未把他的“交代”蛮当回事。哪晓得到1969年“清队”时，由于错综复杂的派性斗争，又将这起3年以前几个人喝茶的事提出来，并进行调查。调查来，调查去，“抱冰堂会议”之说没有下文。但是，上述当天一起喝茶者，除王姓青年以及女人和孩子外，都被各自的单位关起来了，批斗多时，纠缠的焦点是我们几个右派在一起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某日，下午下班的时候，我正拖一板车什么材料回厂，刚卸完材料，一个小组长对我说：“xx：你今天不要回家了。”这时，忽听一声断喝“把xx看起来！”发令者是我厂造反派总头头、社会游民出身的刘某。就这样一个街道小厂，就这样一个社会游子，就这样一句无法无天的话，竟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长达3个月，当晚就未能回家。
    在此期间，开我斗争会无数次。比如，其中有一次斗争会，主事者事先安排几个积极分子分别揭发批判我在同朋友们的闲谈中发表的“反动言论”（均出自上述王xx的“揭发”），一个积极分子气鼓鼓地上台说：“我今天要揭发批判xx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行。他在和他们那一伙‘牛鬼蛇神’放毒时，恶毒地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最高’，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次高’，称周总理为‘台柱’，大家说，xx是不是一只花面狐狸？”下面齐声应答：“是花面狐狸！”（我至今都不知道还有“花面狐狸”，以前在动物园见过的那不都是“素面狐狸”？）接下来的一个积极分子一上来就把我的头狠狠按了几下，同时怒吼“低头！”她紧接着直截了当地质问我：“xx：你是不是说过‘现在8亿人看8个戏？”我承认“说过”。会场群情激愤，口号声声。
    上面所说的我被单位“关起来了”，白天还是照常上班，但不能回家吃饭，晚上不能回家睡觉，而且有2人或2人以上看守。
    他们把我安顿在厂外一间堆放铁板和杂物的板房的小阁楼上。这小阁楼约为10平米左右，人在中间可以直立，两边是坡顶就不能直立了。于是，在一边的坡顶下安放了一张单人床，是我睡的；在另一边的坡顶下搭了一个双人床（倘3人值守则横卧），是看守我的人们睡的。两床中间放了一张方桌，这既是供我晚上写交代材料用，也是我与看守我的人之间的“汉界楚河”，因为看守我的是清一色的“嫂子”。我厂不是还有几个男人吗？说起来也是天可怜见，捉襟见肘，比如 ：那个下令关我的造反派头头由于他的老婆参与夜间值守，所以他就不值夜班；“小丁”一年四季在厂里值夜班，所以也不能分身。其余几个男的都被认为不太可靠，不能派他们值班。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居住条件又差，上下阁楼是一个活动的木单梯，也没有卫生间，男女混居一室，煞是尴尬。例如，半夜“方便”就很不方便。我如起身“方便”总是先干咳两声，并拉亮电灯（以免被栽赃或误认为我想逃跑或行刺），然后从方桌下面拉出一只小木桶，再面向我床小解。至于水声哗哗，那我实在没有法子呀。“嫂子”们要起夜，总轻手轻脚，一般不开灯，但“泉水叮咚”，她们也只好横心一放。（她们真不容易！）她们每夜几人次这般轮番“叮咚”，我则惊梦几回。及至中共“九大”后，天气渐渐热起来，不便之处更多：夜间既不用盖被子，长裤也不能穿了，即便关了灯也能模糊显示肉光腿影。然而，我中“封建”之“毒”太深，始终恪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之道，总不觉得她们在我眼里。“嫂子”们终于忍不住了。一天晚饭后，我亲耳听见一“嫂子”小声对头头讲：“你与若x单位联系一下，问他们单位几时放人，你就说你们还不放人，我们单位要放人了，我们小厂条件有限，不能与你们国营大单位比。”两天后，厂里放我回家了，没有给我任何说法。若x单位大，条件好，比我多关了大半年。这算什么事呢？！
    2、 追查“去银行抢两千块钱”
    我被厂里关押期间，还有一件趣事。一天，若某
    单位的那两个外调人员又来了，而且还颇有点来者不善的样子。“眼镜”先泛泛地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诸如，你想不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群众怀抱里来呀，你觉得自己的态度老不老实呀之类，接着进一步问：“你认为自己的问题交代完了没有？还隐瞒了哪些问题？”还不等我吧问题回答完，他就态度严峻地猛一拍桌子，怒吼道：“xx，你太不老实了，交代问题避重就轻！我问你，你们说过打算到银行抢两千块钱的事没有？”我一听此言就觉得忍俊不禁，世上哪有抢银行之前先就预定好抢劫数额的？倘若银行里只有一千九，是不是还要坐等额满才拿钱走人呢？倘若银行有两千一，是否还留下一百元呢？不过，今朝话题太险恶，我得郑重以对。我明确答复他们，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话。于是，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当天自然不欢而散。来人走后，我也十分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个问题来的呢？人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也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吧。他们逼我写交代材料，我写不出来，僵持了几天。后来，我终于想起一件事可能沾边。依稀记起那应该还是“文革”初期吧，报纸报道云南边境某县，曾发生一起抢劫案，劫匪劫走一人刚从银行取出的两千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我们当时好像是谈论过这个一时的热点新闻，其时王某也在座。也就如此而已。如今居然被演绎成这样，使我们都成了“竇娥”。这当然还是那位王某提供的“素材”，再经某些阶级斗争爱好者和立功心切者罗织出来的。双方单位联手对我展开强大攻势，不依不饶。起初，我据理力争，但他们毫不讲理，我说什么都是狡辩。我被逼无奈，决定在把握“说”（与“行”相对）和“两千块钱”这条底线的前提下“编故事”。他们看了我的第一篇“交代材料”（亦即第一篇小故事）后，“眼镜”对我说：“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说明你还是不想与人民顽抗到底的，我们欢迎。不过，这两千块钱，还不是那两千块钱，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深挖，要争取主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来人临走时，特别强调：“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材料写出来，我们明天下午来拿。”我诺诺。当晚，我以“钱”为中心，以“说”和“两千块”为基本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发挥想象力，又编出了一份“交代材料”。次日，来人看了材料以后，不满地说“这还不是那两千块钱，重新交代。”接下来几天，我又一连编出了几份材料，但“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总算渐渐琢磨透了，他们是想逼我编出来的材料与他们泡制出来的材料对口。这怎么可能呢？当交出第6份材料，仍被说成“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时，我实在冤不过了，斗胆说出了我的想法。我说：“本来，您只要两千块钱，现在我都开出1万2了，您还要；当然，如果您还要，我还可以开。不过，这都是纸上谈钱，实际1分钱也没有看见。”听了我这番话后，他们大概也有所悟吧。那天临走时只说“你再考虑考虑”，没有说“重新交待”。当晚我就自作主张没写材料。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3、 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
    大约是1971年12月27（或28）号，我家所在居委会要开我的年终评审会，我那天恰好病了，发高烧，实在走不动，就让我妻去居委会代我请了假。过了两三天，即12月30日，我在去上班的路上遇见了管我（我所在工厂和我家都在其管段内）的户籍（片警）刘某。他叫住我，问我为什么不参加日前的年终评审会（其实他知道我病了），我如实作了简要的说明。接着，他说：“你没有参加这次年终评审会，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是很大的损失。”同时，向我宣布：从现在起，每周要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我原本只是每周向单位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现在他也要，又不能照抄交给厂里的那份材料。写，当然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材料”，哪有那么多东西写呢？我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不禁大喜，决定就写刘户籍对我的“教导”，这可是一个用不完的主题。什么主题呢？我就抓住上述12月30日他在街上对我的那番“教导”，即“没有参加这次评审会……是很大的损失”，紧紧抓住不放，反复敷衍成文，为刘户籍“立言”，并使自己的认识上升到“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的高度。每周呈送给他的思想汇报材料，主标题自然不同，但副标题总是如下定式“学习刘户籍‘12•30’重要讲话心得”（之一、之二、之三……）此外，每篇材料的起句和结尾句，都是“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在文字的使用上也相当慎重和讲究，尽量选用我手头留存（炒家时未被拿走的）的一本大约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在“文革”前出版的《难字表》上的字。这样，我与刘户籍相安无事眼看将近两个月了，一天，我又在路上与他邂逅，他叫住我，还未等我开口问他有何指示，他就开口了：“你的思想汇报材料不要写了，算了！“我诺诺。
    其实，我能摊上刘户籍管我，能时常聆听他的“教导“，是挺幸运的。他出身农村，年龄不到30，又是有文化的人，读过高小；也有些人生阅历，在家烧过砖，参军烧过饭。复员之后，有幸进城当了户籍，也应该算是有身份的人了。现在又发现他的哲学很重要，我真是三生有幸！
    好了，“趣事”大约已有近两万字，我想也该打住了。二十二年的另类人生，哪里是一篇文章写得完的！
    有朋友对我说：读完你的“趣事”总觉得笑不起来；有时笑了，眼眶却湿润了。是的，“趣事”背后他年泪，青壮遭遇老来悲！
    简短的结语：笔者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已近耄耋之年，一身重病，正是风烛瓦霜。但不幸又有幸亲历了中国最近60年的共和史，曾经见证中国当代史甚至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出奇稀有的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及和我一样经历过宗教裁判所式的炼狱者，不妨把自己看成是国宝级的文物，而且是活的、会说话的文物。这决不是有意自我抬高身价，而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文物，因为我们也没有可再生性，去一个，就少了一个！
    如前所述，历史是需要细节的。笔者乃一介书生、一个平民，只能为历史提供点滴自身阅历的细节。但我相信这些细节或将可以让后辈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先人曾经历过怎样不堪言说的岁月，曾经历过怎样惨淡的人生，我们民族曾经历过怎样的辛酸和苦难！
    初稿于2007年6月8日
    修改于新朝六旬之年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
    定稿于2010年即将走向尽头之日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