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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事态发展看清除极左思潮的迫切性

从近期事态发展看清除极左思潮的迫切性

最近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闹得是沸沸扬扬。一件发生在南海,围绕黄岩岛海域,中非对峙已持续20多天,有内地媒体调查显示近八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南海遭遇挑衅时应该以军事方式回击。另一件就是陈光诚入出美国大使馆,针对此事,北京的媒体步调高度统一,《北京日报》、《 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等媒体同时发声。这两件事表现形式不一,实质则相同,都是围绕中美关系做文章。

    其真实用意何在?

    自从薄熙来被停职调查之后,有关为薄叫屈、翻案的声音时有耳闻。而利用中美关系大做文章,一来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二来可以把主张中美友好、加强合作对话的人士打成“汉奸”、“卖国贼”,引导舆论,利用所谓的民意向中央施压,从而达到为薄翻案的目的。上述两件事,亦可作如此观。

    由此看来,薄与薄所代表的阵营,绝不会就此甘心,他们一定会寻找这样那样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整个事件还没了,因为薄熙来还有相当的党内和社会上的基础。

    在刚刚过去的两三年里,重庆似乎成了革命圣地,薄熙来俨然成了左派共主、毛派领袖,一到重庆就树起十层楼高的毛像,背毛语录,唱崇毛“红歌”,一门心思发动毛式群众运动,邀毛派理论家做智囊,高调接见乌有之乡毛派网友,与着名毛派学者相互呼应,欣然接受毛派人士的献媚和拥戴,俨然一副当今毛派最高首领的架势,俨然以复辟毛式极权政体为己任。

    当前中国的极左力量大概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底层民众,由于未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日渐被边缘化,对毛时代有一种非理性化的向往。这是极左势力的群众基础,广场上大唱红歌的就是他们,也是极左势力有恃无恐的道德制高点——为广大普通老百姓说话。第二部分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内部权力血统主义现象明显,高层职务集体世袭化倾向加剧,一大批专食父辈余荫的家族子弟,活跃在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界到商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红二代”、“太子党”。他们从“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的血统论出发,顽固认为自己才是这片红色土地的真正主人,这才是重庆“唱红”风靡一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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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左力量的第三部分就是诸如张宏良、司马南等掌握笔杆子的无耻文人。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张宏良曾有一篇《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

  因此,如果仅仅从刑事案件角度来解读薄熙来的罢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出于战略和策略上的考量。但如果不能深入、彻底、全面清查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思潮和势力,未来会怎样,还真的难以下定论。

    薄事件能够发展到何种地步,是否还有更高级别的人和事涉入,难以判断。在当前这个敏感时期,一旦端出左转与右倾、毛派与邓派、改革与复辟、极权与宪政、民粹与民主等等带有全局性、宏观性的敏感议题,事情就会越来越複杂,就不排除会有一系列的斗争事件陆续冒出来,会牵扯出越来越多的人与人、派与派,令软弱者望而生畏。

    该来的迟早要来,不是顺着来,就是倒着来,躲是躲不过去的,越不敢往前走,就越难免往后退,越不敢政治改革,就越难免文革再现。

    薄事件提供了一个全面遏制极左思潮,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此良机把事实摊开,把道理说透,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清除极左思潮和极左势力,彻底消除封建残余、文革余孽,彻底清除毛左政治病毒,一举突破政治僵局。

    如此,则中国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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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事件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重庆模式以其内部爆裂的形式訇然坍塌,随之而来的是为其高唱赞歌的左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不得不转为低调。
       大约从2004年开始,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声逐渐增多,对中国未来何处去的争论逐渐增多。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虑,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是往回走,还是往前走;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市场经济和政治开明的路线,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还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问题。中国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新的抉择。在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论战和思考中,逐渐形成了“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两大对决。
        至于“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各自内涵和特点,不在本文叙述之列。本文要说的是,极左势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毛左势力,在“重庆模式”的形成和舆论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的左派势力大概有这么几个派别,一是“极左派”,以“毛泽东旗帜网”为基地;二是“传统左派”,即毛左派,以“乌有之乡”网站为基地;三是“新左派”,以“民声网”和“独家网”等为基地。到了二○一一年,原本各自为战的三股左派势力出现了合流连手的趋势,八月下旬“乌有之乡”举办了第三次“重庆模式”研讨会,这被视为三股左派势力正式连手的标志。
        这次研讨会汇聚了一批左派官员和学者,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光明日报》原副主编陈谈强、媒体人司马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原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和剧作家黄纪苏等。
        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吹捧薄熙的“重庆模式”。高调提出:重庆模式是对改革开放的自我纠正,是对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回归。同时,左派还抨击了“广东模式”。说广东是以牺牲了几千万、上亿的农民工人和底层劳动者,才换来了其外在的繁华,换来了小部分人的富裕,因此广东模式不具有推广性。
为什么左派势力联手为重庆模式大造声势,是因为重庆方面的某些做法,和左派,特别是和毛左的理念思想一拍即合。而此时,左派阵营也正苦于在政坛上找不到代理人,于是纷纷闻风而动,迅速出面对其表示坚决支持,发动左派理论阵营,为“重庆模式”寻找理论依据,把“重庆模式”吹捧上了天。一时间,重庆成为左派的“圣地”,遗老遗少们纷纷前去朝圣。
        左派还以其它名目举行了一系列的研讨会,与“乌有之乡”研讨会一样,这些研讨会的矛头,都是针对十八大,试图影响十八大政治路线的确定和人事布局,进而影响未来政策向左调整。
应该说,左派的努力收到了一定效果。在王立军事件之前,左派复辟的势头是甚嚣尘上,有识之士无不为中国未来担忧。
        也许是天佑神州吧。在中国未来何处去的紧要关头,重庆模式以内爆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倒塌,使全面清算极左势力有了契机。中国要想继续前进,实现强国之梦和民族复兴,必须要坚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坚决把重庆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拨乱反正。因此,对那些扰乱改革开放,继续坚持极左路线的毛左分子,必须要坚决清理。毛左不除,国无宁日。
        当然,说清除毛左分子,并不是像毛左分子所鼓吹的文革那样,从肉体上消灭掉,而是转变他们的思想。想想也很有意思,如果真的回到毛左们极力吹捧的文革年代,像孔庆东这样的,有一百个脑袋也不够砍,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伟大之处。而要转变毛左的思想,就必然彻底揭发批评文革的全部罪恶,彻底评价毛的是非功过,摆事实,讲道理。相信追求公平、正义,痛恨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毛左中的绝大多数,在知道了事实真相后,会走到拥护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
        至于一小撮文革余孽、封建残余,就只能被历史车轮碾得浑身碎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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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大倒退,这没有任何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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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左要进行彻底反省,对左要进行规劝帮助、说服教育、左能使社会到退,人民得不到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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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毛极端也好、邓改革也好,只要是中共那一套,都该被历史车轮碾得浑身碎骨
流氓并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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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左势力进行彻底铲除,听这口气和重庆一个调调,不顺眼就铲除,打倒,这不是比着开倒车看谁开得快吗?真正改革是要反思改正自己,而不是去铲除,打倒对方,各方势力都应该存在,关键是人民要开智,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不要一天到晚只听一个声音的宣传,而不加思索地跟着喊唱,铲除这个,打倒那个,紧跟一个,没有那个,就没有这个,结果是口里是一个,心理是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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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法国总统选举候选人:左派、极左派、右派、极右派,都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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