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正右派”：仍旧还是“右派”？
叶光庭
毛泽东在反右派时曾声称：“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过他老人家宽大为怀，把右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但“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成千成万的右派，被送到西北的夹边沟，送到东北的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送到西南的雷马屏劳改农场、马武寨和昭通大山包等集中营，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荒山野岭、荒漠严寒之地去服苦役，以繁重的劳动、非人的折磨、严厉的批斗，再加上疾病和饥饿，把右派成批地驱向死亡。夹边沟的三千余民族精英——教授、记者、作家、专家、医院院长等等等等，纷纷倒毙于沙漠荒沟，最后活着回来的，只有数百人！
这就是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么按敌我矛盾又能怎样处理呢？也不过如此吧？
当然，对国民党人、特务、地主、杀人犯、强奸犯等等还有更直截了当的处理，就是——杀！杀！杀！特别是在运动的高潮时，大张旗鼓地杀，成千成万地杀，直杀得血流成河，直杀得尸积如山，何其痛快淋漓！但右派不也同样被杀吗？仅仅北大，就有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张锡锟、吴思慧七人。四川也杀了不少右派，周居正、杨应森、陈学诗等等不过是其中的少数例子。当年到底有多少右派被杀，因为档案仍旧保密，现在无法统计。他们的罪名，不过是不肯认错，或仅凭捕风捉影的诬告，不经查证就草率定罪判处死刑！
右派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太相信毛泽东。毛泽东号召他们鸣放，怂恿他们提意见，“助党整风”，他们毫不怀疑，相信伟大领袖的诚意，于是纷纷自投罗网，成为他的猎物。这也难怪，右派们对政治还太幼稚，他们的思想也太天真，怎么可能看透伟大领袖城府的高深莫测呢？他们还相信宪法，因为宪法上就白纸黑字地写着“言论自由”，谁又知道伟大领袖是高于一切的，——“朕即宪法”，他可以踢开一切，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一场反右运动，一网就打了五十五万右派，真叫人触目惊心！把人民诱骗上钩，然后送他们去劳教，定他们死罪，“阳谋”的手段实在也太险恶了！这岂不比满清时代的文字狱还要残忍？
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口头上常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说得真太美妙了！但“主人翁”怎能受到像对待敌人那样残暴的对待呢？本来，在毛泽东的语言里，谁也弄不清哪些人是“人民”，哪些人是敌人——“人民”和“敌人”只是些空洞的概念，在伟大领袖的手掌心里，像变戏法似的，是可以随意易位的。作为 “国家主人翁”的人民，只要说一句他不愿听的话，马上会变成“右派”甚至是“反革命”，被置之死地而后已。毛泽东口头上说把右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从以上这些事例，用不到多说，却分明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是说得好听而已，其实不过是欺骗，——骗使右派心怀虚幻的希望，安心受奴役，期待“摘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阳谋”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了！
再看对右派的归类。当时“地富反坏右”是最流行的说法，“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当然都是敌人，右派归入这四类，虽位列末尾，但他们受到的待遇，丝毫也不比地富反坏好一些，有时甚至比他们还要恶劣。在牢狱里，右派是政治犯，比一般刑事犯要严重得多，前者要受后者的监督。当右派被关进监牢时，牢头常常嗾使监狱里的小偷、强奸犯等来痛殴他们，这不是个别事例。
这样把右派折磨了若干年之后，有些人“表现好”了，——大概已经整得服贴了，甘心做奴隶了，于是对他们开恩，给他们“摘帽”。幸运的“摘帽右派”可以回到原单位工作，但虽然回原单位，却只能降级使用了。在劳教农场接受劳教的右派，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幸运，一般仍留场工作，战战兢兢，稍有疏失，又会重新落到劳教犯的处境。
“摘帽右派”虽然一时摘了帽子，但这顶帽子还操在“人民”手里，稍有疏失，随时可以重新扣上。他们已经被打入另册，一辈子受人歧视，永远得不到信任，运动一来，又成为批斗对象，——实际上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毛泽东时代的情形就是如此。
毛死后，一段时期是胡耀邦执政。这是中国最美好、最光明、最有希望的年代——但不幸却也是最短命的年代！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对毛泽东的暴政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他以极大的勇气，冲破重重阻力，平反了累累的冤假错案。他原想给右派彻底平反，只因太上皇邓小平的权威不容动摇，未能成功。邓小平是毛泽东反右运动的急先锋，他死不承认反右运动的错误，还要厚着脸皮坚持“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因此，对受尽折磨和凌辱的不幸的右派，只给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和工资，而对他们二十余年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和凌虐，不给予精神损失赔偿，对他们被扣的工资也一文不予发还，甚至不肯表示一点歉意。
因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于是右派不能平反，也是当然之理，“改正”算是客气了。
与此成为对照，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都官复原职，因为他们是“官”，邓小平本人则是官中之王，他们被扣的工资也全部发还。可见对“右派”还是另眼看待的，他们头上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虽然无人明说——“改正右派”！
在八十年代，“改正右派”比起“摘帽右派”来，虽然社会地位确也明显地提高了一个等级，个别还当上了高官，可是这却是特例。“六四”之后，八十年代比较开放、比较开明的政治形势愈来愈恶化了，人民的自由愈来愈少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愈来愈严，文字狱愈来愈多，在此情况之下，“改正右派”的地位自不必说，又降低到了先前“摘帽右派”时的水平了！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虽然民间活动已经比毛时代有更大的空间了：各校的校友会、各种行业的协会、学术团体的研究会等等都可以合法活动了，但涉及右派的活动却总是遭到禁止和打压。
一九八七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方励之、许良英、刘宾雁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结果被两位鼎鼎大名的大右派（改造的“楷模”！党陛下忠顺的太监，甚至鹰犬）向中央告发，于是研讨会也吹了。
又比如开追悼会吧。人们活了一生，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死后给他们开个追悼会，总是合情合理的吧。但是“改正右派”却例外。
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老逝世后，于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就受到官方的打压和破坏。谢老是彻底平反了的“胡风分子”，不过他的 “罪”性质上其实同右派无异。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如李锐、胡绩伟、杜光、铁流、博绳武、燕遯符等，都是国内知名的“改正右派”。那天，殡葬服务社接上级通知，谢韬老的祭仪一概不能“制作带有文字内容”的挽联，“自由”、“民主”等字样，一律不准出现在花圈缎带上（在当局的眼里，“自由”、“民主”已成为洪水猛兽了）。
另一个例子，是在一位钦定不予摘帽的右派——林希翎——追思会上发生的事。林希翎在一九五七年还是人大学生，因为从法制观点批评毛泽东把胡风定罪为反革命没有法律依据，触犯了“伟大领袖”的尊严，于是被划为右派。她被判刑入狱十五年，出狱后流亡国外，有家归不得，最后于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客死法国巴黎。巴黎友人为她在拉雪兹公墓教堂举行了追思仪式，可是北京的右派难友于十月十八日为她举行追思会时，却碰到了麻烦。
追思会的地点设在一个餐厅，但无所不在的公安、国安早就嗅出了踪迹，到时候餐厅被迫宣告关闭。不过那些老右们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们略施小计，骗得老板开门，一群人便一哄而入，尽管餐厅关灯，就在黑灯瞎火中打开“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的横幅，开起追思会来了。老右们嘲笑那些在门外徘徊的鹰犬，请他们进来一起参加仪式，弄得他们只好悻悻然垂头丧气地离去。
林希翎的儿子携她的部分骨灰回老家温岭安葬，在温岭殡仪馆开追思会时，虽然参加的人很多，但殡仪馆拒绝开放大厅，仪式只能在偏旁的一间小室内举行。比起北京来，算是“客气”了，但显然这位“最后的右派”，死后也不能享受普通公民的待遇。
林希翎犯了什么罪？毛泽东钦定胡风为反革命集团，连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都认为缺乏法律依据，只因毛的御批，不得不得不将她逮捕。林希翎是因为维护法制，触犯了毛泽东，才被划为右派的，本来应该“改正”，胡耀邦也批示“改正有利”；可是太上皇邓小平为了自己的面子，要留几个右派，证明“反右是必要的”，所以把这位当年的学生右派留作标本，不予摘帽。
不过当局并非仅仅因为林希翎是没有摘帽的“右派”，才禁止或降低其追思会的规格的；当局这样做的原因，主要还在于追思会聚集了庞大的“右派”群体。在当局的眼里，“改正右派”依旧是政权的敌人，对他们必须严加防范。平时某些重点对象已经受到监控了，如果他们群集进行活动，当局的神经更加紧张起来，仿佛他们立即就会造反，推翻共产党的政权似的。
从这些事例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右派”虽然改正了，可是“右派”还是“右派”，当局仍旧把他们看作敌人！
今天的当局这样看待“改正右派”，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毛泽东仍旧受到崇奉，毛的专制极权制度仍被在位的领导人继承下来，因此毛的“阳谋”一手制造出来的右派，仍旧属于敌我矛盾。力主民主改革的胡耀邦，是太上皇邓小平把他罢黜的，今天已成为媒体的“敏感”人物；他主持“改正”的右派，当然也是异类。不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究竟不便推翻，因此只得容忍“改正右派”，但要给予他们与一般公民平等的权利，——梦想！
为维权索赔而艰辛努力的“改正右派”朋友们，你们现在明白了吧？既然在当局眼里，你们仍然是“右派”，是敌人，他们还会理你们的索赔要求吗？你们向他们索赔，无异于与虎谋皮！
你们若要得到彻底的平反，除非推倒毛泽东这具僵尸，唤起胡耀邦地下的英灵——即自由民主精神。这是一件十分艰巨但也十分重要的任务，即使我们此生此世已经难以办到，为了下一代，为了中国的前途，我们也应该竭尽全力而为。就像愚公移山，我们一畚箕一畚箕地挖土，我们死了，后代子孙接着挖。
那座专制极权的大山，总有一天会被挖倒的！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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