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三公消费就那么难吗？
郑克中
三公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多年来不知引来了多少民怨，使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威信一落千丈。可惜的是，当局者迷，许多人至今依然感觉良好，而不知社会危机已迫在眼前。如果说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官员们还都很穷，出于工作需要，三公消费还有一个看来说得过去的理由，那么在今天还堂而皇之地进行，并且越演越烈，无疑就是对自己公开宣扬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赤裸裸地亵渎了。
取消三公消费，不需要理由。你只要环顾世界，请问，当今还有哪一个民主国家允许像中国这样的三公消费存在？官员们不是动不动就拿与国际接轨来为自己的一些行为辩护吗？那么好吧，这是不是也应该与国际接接轨呢？总不能一提涨价，一提收费，一提经理、董事长年薪制等等就兴奋起来，就迫不及待地与国际接轨了，一提其他的改革就说中国国情特殊吧？
4月初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自己的微博上倡议说：“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我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这样，廉政建设会大进一步，满意度大提高。”
柳斌杰署长的微博又引出了全国政协委员、前驻尼日利亚、瑞典大使吕凤鼎的跟贴，说：“说得对，廉政建设要收成效，必须有英雄断臂之气，而且要敢于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国外的好经验，这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公车改革也要这样。改（该）取消的专车，一律取消。除了必要公务，任何人使用共（公）用车，统统按市价交钱。”
于是乎这已经提出了两项取消，剩下的一个公款旅游，我想，公款旅游其实是与“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把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会限制住，也就限制了绝大部分的公款旅游。所以只要中央下令并带头，除去国家主席、总理、外长必需的、有实际价值的国事活动和涉外部门的一般的业务往来外，各级政府官员一律停止组团到国外进行所谓的交流、考察、培训活动；国内除去涉及社会安全、治安的部门外，其余部门和单位禁止组织跨市、跨省的各种会议。国家也一律不得用财政款项举办什么论坛和研讨会。要举办，去找社会捐助，没有人捐助，也不得向社会，特别是向国企摊派；商业活动，由企业自己进行，政府官员禁止参与，特别是深度参与。
以上三项措施规定，试行一年，看看在这一年中，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到底受到多大影响，老百姓对政府有何新的评价，再做今后的决策。
据知情人说，在美国各城市大致都有“公车”，但不是给官员坐的，而是专门针对低收入阶层和退休、有残疾的人员。你只需要登记入册，符合条件，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公车服务了。官员们，大概做到部长级别的也没有公车接送。一个首尔，据说才十几辆公车。有鉴于此，我建议，我们中国应该规定：副总理以上的才可以提供“公务用车”，其余干部，一律免谈。取消公车，还不能因此理由给予补贴。不给，一分也不给。人家国外都这样。工资就是你收入的全部。
从今以后，任何单位公款吃喝，一分也不报销。官员出差办事，就吃工作餐，谁吃谁交钱，有人愿意请客，由请客者自掏腰包。
在现代信息如此发达条件下，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尽知天下事；看看网上跟帖，就可以知道民情、舆情；另外如果一个组织系统是科学的，人就像一架机器的零部件那样被安置在恰当的位置，发挥各自的功能，根本就不需要整天开什么会。每个人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整个机器也就运转良好。频繁开会，就是社会没有进入正常化、机制化管理轨道的标志，是一种组织不健全，有缺陷，或者组织中有人渎职、怠事造成的效率低下和无效率。解决这些，要从健全组织管理和提高公务员业务素质做起。官员们整天为私事，为个人奔跑于全市、全省、全国各地参加各种会议，机关大楼十室九空，没有人研究问题，没有人解决问题，不出社会群体事件，不出上访事件，那才是怪事呢！
有学者统计全国三公消费每年有9000多亿（2006年），统计局出来辩解，说也就只不过有1200多个亿。但群众相信前者，而不相信后者。我认为，前者也未必是接近真实的数据。比如一个厅局级单位有正副七名领导，每人配一辆车，一名专职司机。这七名专职司机的工资、补贴、出发住宿、消费和公车私用，接孩子上学，送老婆上下班，这所有开销，一年有多少？可能都没有包括在内。若都算进去，9000多亿也打不住，上万亿恐怕也有了吧？不用统计局，老百姓在一个单位，翻翻财务账本，看看报销单据，就能算出来。
大家自然会想到，若真是把三公消费一下子全取消了，这9000亿或者一万多亿的消费，谁来承接？国家本来就内需不足，一下子丢掉了这么一大块消费，国民经济如何能运转得下去？不用愁，国家有的是用钱的地方。许多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有五六年没有涨过了，在通胀像脱缰野马一样的今天，民生日趋局促。一万亿可以给一亿人每人涨一万块钱的工资，改善他们的低消费状况；中小学还没有实行彻底的免费教育，中小学生还没有像国外孩子那样，享受到国家提供的一份免费营养午餐；每个城镇都存在大量的失业人群，这是社会治安最大的隐患，也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国家完全可以借此建立起失业救助体系，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全国还有好几亿人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看病难，看病贵，或者“大病一场，倾家荡产”的现象像大山一样压在成千上万的家庭头上，也可以把这些钱去救助他们；放眼望去，哪个城市没有大量的空置的商品房、烂尾楼？开发商经营不下去了，跑路了，国家可以把它们接过手来，改造成廉价的经适房、廉租房，分配给无房或低收入户，等等。
总之，国家需要扩大普通民众消费的地方太多了，禁止三公消费，把三公消费切实转换成普通民众消费，这不仅是一个调整改善经济运行和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还是一个检验执政是真为民，还是假为民的问题。
中国还有许多类似的社会问题，都无法解决，像精简机构啦，官员们财产申报啦，跑官要官啦，任人唯亲啦，等等。这在民主国家，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就成了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答案很简单，因为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谁会拿自己开刀？在权力没有制衡，没有监督。官员们自然就会把权力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最大化方向行使，为此还需要团伙协作。当社会每次提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那是因为产生了舆论压力，但其实并没有人真想去解决。因为真的解决了，既得利益就受损了，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如何变个花样，换个名堂，或找个理由来拖延一下，甚至于治标不治本地虚晃一枪，等大家都看得或等得麻木了，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确切说，是没有人再提起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壮大起来，也更加肆无忌惮。到最后，谁提改革，就会首当其冲，大家群起而攻之，或者消极抵制之，让他成为第一个牺牲品。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历史教训。
所以我知道，我其实也正在往枪口上撞。
2012.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