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搬家

发表时间： 2003-04-01 04:58 　 作者： 一听 　
广东全省99个县，据统计，约有2746万人口，其中大约70%，即1921万人，546万户属于乡村农业人口。全省耕地面积为5192万亩。在广东农村，究竟有多少地主？土地的分配情况是怎么样的？方方在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时，曾经引用了1933年的一份调查材料称：
公尝（即所谓宗族或祖先遗下归该宗族或家族的土地）占全省耕地面积30%；
地主11万户，占户口2%，占全省耕地面积23%；
富农22万户，占户口4%，占全省耕地面积13%；
中农109万户，占户口20%，占全省耕地面积15%；
贫雇农404万户，占户口74%，占全省耕地面积19%。
广东最富庶的田地，像东、西、北江的冲积土田和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几乎全在地主手里。广东农村的地租率，普遍高于全国。番禺的地租额，占产值55%以上；英德、南雄等地，也在50%左右；廉江竟高达65%。

但农民交的租，地主并非全部收归己有，他除了要面对国家的巨额征税之外，还要拨出一部分公尝收入，兴学、修桥、贷粮、施粥，甚至办善堂医院之类的乡村公用事业。国家的赋税，大部分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但古老的氏族制度，使农民产生错觉，以为一切必不可少的公益事业，只有祠堂才能承担。个别地主或有兴衰，但祠堂却永远不倒，这正是乡绅政权的基础。

1949年以前，真正主宰农村的是“祠堂政治”，而非保甲制度。

农村问题，曾经令国民党束手无策，对乡村绅权的膨胀，放任自流，致使农村的土地关系，日益恶化。共产党拒绝走国民党的老路。唯有彻底推翻绅权，才能在农村建立强大的治权；唯有让农民自己起来，绅权才能彻底推翻。于是，共产党喊出了“农民要土地，我们要农民”的口号。

减租减息、“劫富济贫”，作为发动农民的手段，虽然行之有效，但并不能彻底解决土地关系问题。中共在新区的土改，已不准采用“分浮财”、“挖底财”这种在20年代农民运动和40年代北方土改中盛行的手法，正是为建立治权，奠定基础。

当华南分局决定把土改试点，由三县扩大为11县时，毛泽东曾表示首肯：“今冬争取完成11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 1951年1月，华南分局提出“稳步加快”的方针，毛泽东也表示同意：“方针是正确的，成绩也很大，可照你们各项计划去做。”

根据11月省政府通过的《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广东省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三县的做法，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以及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

地主放的高利贷要没收，其他财产及经营的工商业不动，不追浮财，不挖底财。地主在城镇的房屋、在乡村直接用于工商业的房屋，均保留不动。对工商业兼地主的，只征收其土地、耕畜、农具，对他们在农村的房屋，只征收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对他本户住宅、厂房、仓库，一律加以保护。

李坚真向土改团介绍老区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经验。“第一步是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我向工作队员反复强调，一定要紧紧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要把根子扎在贫雇农家里，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诉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苦，算地主的剥削账，要让群众把苦水吐尽，彻底揭露和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通过扎根串连和诉苦，逐步把贫雇农组织起来。先组织贫雇农小组，再组织贫雇农代表会，继而成立贫雇农主席团，使贫雇农成为土改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同时吸收中农和农村贫苦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协会，以结成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
乡间果然热闹起来了。但大家并不知道应该如何斗地主，有的地方农民到处抓人，龙川三区一下子抓了392人。地主被押到斗争会上，罚打、罚跪、罚爬，有的地主脖子上挂个白灯笼、白条子、纸棺材，打锣打鼓，游乡示众，甚至用烧红的铁钳烙地主。

清匪反霸，退租退押以后，第二步，就是划分阶级。

历史学家咸认为，重新分配土地，改变土地所有制，是土改的意义所在。虽然从最终结果来看，未尝无理，因为土地收归国家，也是对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但从土改之初许诺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后来的兑现情况来看，土地在农民手里，只是昙花一现的过渡，几年后就全部收归国有了。因此，土改的分田分地，从历史的角度观之，不过是发动群众的一种方法而已。

土改的真正意义所在，是划分阶级。

划分阶级，即把农村中的所有人口，分门别类，划成贫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待遇，均不相同，而且不仅影响一个人，还影响一家人，甚至影响下一代人。贫下中农的儿子，在娘胎里就是根正苗红的；而地主的儿子就是地主仔，从一肚子坏水的地主婆肚里钻出来，天生就带有剥削阶级的烙印。

划分阶级，实际上，就成了农村未来政治的重要基石和支柱。

按照中央政府1950年8月公布的划分阶级成份规定，所谓地主，指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的人。而剥削则指“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一类。”

看上去是以经济标准划分，不涉及政治立场，但实际上，在划分阶级时，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否担任过保甲长、有没有亲属在国民党党团或军队内任职、对共产党的态度等等政治标准，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要划分阶级，必须先激起农民的“阶级仇恨”。仇恨情绪愈强烈，愈容易划分。兴宁县浮东乡和宁新乡评定地主的办法，先选择一两个容易划的地主，由村民来评，大会一开，口号一喊，先声夺人，再运用“从内部瓦解敌人”的战术，则无往而不利。

评贫雇中农，也是选择典型，召开村民大会来评定。典型包括几种：一种是可作为划分贫雇中农的表尺；一种是实报的，另一种是虚报的，通过这样使农民懂得怎样划分贫雇中农，并在大会上表扬实报，批评虚报，会后再号召瞒报者补报，然后由干部协助掌握，放手给群众展开全面自评。

在完成划分阶级之后，开始在每县挑选一两个区，每区挑选一两个乡，进行重点分田，然后把经验逐步推广。各地土地多寡不一，有的每人分到一亩多，有的只有三四分。据统计，揭阳、兴宁、龙川三县土改结束时，共没收征收耕地75.8561万亩；耕牛5717头；农具20.1466万件；粮食4500.58万斤；房屋7.2407万间。

然而，不久，广东土改被中央批评为和平土改，必须从头来过，由南下干部与大军干部挂帅，全省四万干部，扛着背包，奔赴农村。在63个县全面展开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许多南下干部大声疾呼，广东土改，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斗倒地主恶霸，只是零敲碎打，甚至“基本没动”。从现在起，必须一改旧观，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大军挂帅，狠字当头，不打不服，充分发挥绳子和棍子的作用，无限度地清算和追挖底财，非要把地主斗得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不可。

于是，有些农民在“少数勇敢分子”的号召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有些地方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门斗弱房门。还有人趁火打劫，侵吞果实，贪污浪费。情况令人忧虑，被叶剑英痛心地形容为“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局面”。四乡八镇，无不掀风鼓浪。一些未经政府批准的机构（如城乡联络处之类），擅自成立，到处捕捉逃亡地主，把某些久居广州的知名人士，也作为逃亡地主，押回原籍斗争。 古大存在6月间到粤东12个县区乡进行调查，他所写回来的报告，字字悚目，句句惊心。

（古大存写道）复查一开始，农民就向地主追余粮。如东阁村先召开了党、团、妇、民兵大会，交代政府政策，说明斗争方法和目的，并组织了复查委员会。但一开始斗争时，群众控制不住，纷纷采用吊打办法，群众认为地主狡猾“抵吊”，东阁村七八个地主全部给吊打过，地主罗贵昌，三吊三出，拿出三两黄金；地主罗□培，掩藏白银，不肯承认，后给少儿队搜出，农民用篱笆竹打，愈打愈气，罗回家以后死掉了，他在学校念书的12岁儿子，也给少儿队私下拖去活埋，只剩下了头，以后又扒出来。男人打男人，妇女打妇女，一家地主四个人，有三个打得到现在还起不来。同甲乡四村，有六家地主，三家被打了。地主王和隆，欠一百多担谷，全家18口，儿子媳妇都给打了，只有二口没被吊打。地主陈得胜，全家16口，四口被吊打。四
村吊得很凶，最初吊指头，然后吊单边，另一边则绑石头，吊得手指折断，但是一钱也没有吊出。东阁村农民过去受了地主的气，这次打得气喘不过来还要打，认为“打死地主，当他睡目”，“过去地主对我们狠，打吊一下算得什么”。有些群众见地主自杀，见死不救，如洪村地主婆跳水没人救，死了。

古大存的报告说，由于各乡吊打得很厉害，地主忌而自杀的很多，大部分是女的。一个女摊贩，因为帮地主收藏了50个光洋，被民兵查出后，也吓得自杀死了。“总计从5月30日到6月5日一个星期中，吊打成风，到处蔓延，因吊打致死的六名，自杀的13名，以广和乡和三
维乡最多”。 6月6日，惠阳县第一区（潼湖区）开区农代会。到会代表160多人，征求意见时，只有42人不赞成吊打。“据说42人中大部分是干部，其实也还不是真正思想上弄通的，”古大存写道，“有的认为吊、打死了太便宜地主，要给他受受苦。” 广和乡乡长发言时说，他们已经“扭转毛病”，改为“时吊时停”了；镇隆乡长觉得“我们还没有打过，不够瘾，会给农民怨死，以后不要吊死就算了。”三维乡提出了不吊打后，运动停了下来，在农代会上，他们大吵大闹说，“不准吊打，还搞什么？” 其他各县区的情况，也毫不逊色。古大存在惠阳坪山区看到的情形是：

在村干率领下，民兵领头，到处搬东西，大饮大食，如白花乡蓬峰村军工烈属兼归国华侨罗湘辉（有二个儿子－－已牺牲，二个党员－－在马来西亚参加革命，被捕坐牢后，最后被驱逐出境），他本人不是地主，他自己刚从南洋带回来的东西，及本人的裤带都被解下来拿走。

菜鸟搬家

陶渭熊  


去年冬天，村里最后一名地主，79岁的曹玉林死了。至此，我们村里除了还有一些“地主狗崽子”儿孙，作为曾经是“分子”的地主当事人，就全部死尽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地主，我不得而知。即便有，也只能像长江中的白鳍豚，濒临绝迹。这以后，作为真实的地主，就与世渐行渐远，永远地成了历史任人评说。青少年们要知道什么是地主，就只能求教于被打扮出来的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和周扒皮四位”名星”了。这四位被打扮起来的“历史小姑娘”，从炮制出炉到批量上市，半个多世纪以来，就肩负着繁重而“光荣”的阶级教育任务，他们克尽职守，竭诚尽忠，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南霸天的霸道，黄世仁的凶狠，刘文采的残暴，周扒皮的刻薄；再加上他们的“共性”——朱门深院，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骄奢淫逸，以及依靠“残酷剥削”的发家史，就构成了党文化中“完美”的地主形象，去灌输、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仇必仇到底”（冯友兰语）的无产阶级当班人和接班人。

但是真正的地主是什么样子？倒是现代人完全陌生，而又无从知道的。

专家说，历史首先意味着真实。清除了具体人物，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为此，趁我自己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记录几件具体的“历史”，为历史留下一丝真实。

地主的生活，都是锦衣御食，奢侈阔绰的吗？事实并非如此。


年收8石租子的地主


就以曹玉林来说，他是多大一个地主？说来吓坏你，他每年收租8石稻谷！ 8石是多少？现代人恐怕不大清楚。“石”是旧时的体积计量单位，各地大小可能不太一致。在我们家乡，1石黄谷大约重330——350斤。8石谷子最多也不过2800斤。按目前政府收购价每斤稻谷1元计算，值2800元。因为他父亲一直在外谋生，而曹玉林尚小，就把8石田地顾人耕种，于是就成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划为地主。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你可以想像他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是怎样一种状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敢不敢于企求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奢侈浪费？可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如果他不节衣索食精打细算，倒时时都有断炊的危险。说白了，他就是过着一种普通农民的生活，甚至比稍稍富裕一些的农民还不如。这样的地主，在历史教科书上大概不会记载的，大大地超越了党要我们知道的真实，也大大地出乎我们对“地主”的理解。但他却是确确实实的存在。这就是我们潜意识中“残酷剥削”者的地主！他的“剥削罪恶”到底有多大？到底应该受到怎样一种惩罚？每个人都可以评判。

“解放”时他18岁，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达到了划分地主分子的标准，肥猪刚够秤，理所当然地成为地主分子。他的父亲因参加土匪被镇压之后，党对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都由这个刚刚够格的地主来“享受”。大救星给予他的，是清算、没收、斗争、绳索、捆绑、棍棒、掛黑牌、游街、训斥、辱骂……有如猪狗，猪狗不如。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将近30年！
8石地租，害他一生又祸及子孙。这是地主的罪恶？还是制度的罪恶？


穿草鞋的地主


像曹玉林这种连普通农民都不如的地主决非个别。

60多年前，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陈隆富，他比我大7岁，个头也高我许多，是一个青年。那时的小学生，都穿草绿色的童子军装；中学生则流行麻灰色学生服，头上戴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脚穿白底青布鞋。可是陈隆富却是剃光头，打赤脚，穿着土白布用土法染成蓝色的粗布长衫；即使最寒冷的冬天，也只穿一双竹麻鞋（用嫩慈竹在火上烤软后撕下表层纤维织成的）。这样的打扮在同学中显得有些“另类”。但大家并不嫌弃他，因为他人很好，很和气，力气很大，劳动又好，使用锄头能够左右开弓，挖土又快又平；上劳作课的时候，他几乎代替了我等小同学和女同学完成任务，大家都很喜欢他，并且同情他的家境贫寒。

有一次他父亲到学校来看他。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父亲，就认定他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粗手大脚，头上包着家乡农民长年包着的冬季御寒，夏天擦汗的白布帕，身上穿的也是蓝色粗布衣，脚上则是一双草鞋。一付长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勤劳耕作的农民模样。

万万没有想到1951年冬天土改斗地主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小镇上看见台子上跪着一个衣衫褴缕神情凄惨的地主，他的双手姆指被细麻绳密密匝匝地捆着，姆指中间楔着一个木楔子，一个农民正用石块狠狠地向下打击楔子，痛得那地主撕心裂肺地跪地求铙……我大惊失色：“那不是陈隆富的父亲吗？”

后来才知道，原来陈隆富的家庭也是地主，有10多石田地出租，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逃脱的厄运。

这样的地主，高楼大厦，锦衣御食，对他们何其遥远。


作手工的地主


曹继先在土改前是我们同村的一个地主，和我家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比较熟悉。后来他划入了另外一个区的另一个村。其实他是一个机匠——用古老织布机织布的工人，时常扛着笨重的木制织布机走东家串西家上门服务，靠着“唧唧复唧唧”的日夜操劳，收取血汗钱养家糊口。由于现代纺织业的发展和洋布的输入，土法织布面临淘汰，尽管他手艺不错，他的生易也不兴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是由于他经常在外织布而没有精力种田地，就把祖上留下的20石田地出租，这就成为“剥削者”，土改时划为地主。

对于这样一位地主，农民们认为他还是靠劳动为生的，因此给了他一个“劳动地主”的称呼，想叫他在土改时少受一些皮肉之苦。但是理论高深的土改工作队长却给予坚决的批驳：“所有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哪有什么‘劳动地主’？”

于是这位作手工的地主，也只有享受大救星毛主席给予地主的一切“幸福”了。


“石弯脚板”的发家史


石弯脚板是我儿时的同学石明海的祖父，在我能够记忆的时候，他已因为积劳成疾而死了，但是他勤俭发家的故事，却广为人知，至今还在乡间流传。

他是一位勤劳过人而又极其节俭的农民，靠着强壮的身体脸朝黄土背朝天，与天斗与地斗，日夜操劳耕田种地，喂猪养鸡，卖粮卖谷，卖菜卖柴，流血流汗过日子。由于长年赤足行走而又肩负重担，他的五个脚趾都互相分开，就像一把捞柴草的柴扒；两个大脚趾因为长期用力过度，向内弯曲变形，因此大家赠送他一个绰号：石弯脚板，而其真名反而被人遗忘。

由于他的克勤克俭和精打细算，不但能得温饱，还小的积蓄，于是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个农民梦寐以求的对土地的追求；也萌生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想，不但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基业。于是他更加不顾性命地拼命干活，把地里的出产和山上的柴薪，凡能变卖成现金的，都一挑挑地挑到镇上变卖，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地积累银两。同时又拼命节约开支，不制新衣被褥衣服疤上重疤，不穿鞋袜终年赤脚，夏天不穿衣服赤裸上身，腿上也只穿一条短裤；晚上用松木明子照明节省灯油……过着一种近乎原始人的生活。

而他勤俭节省最经典的故事，一是为节约买盐巴的钱，吃盐蛋时不准丢弃蛋壳，令家人把蛋壳蛋皮细细嚼碎后吞下，说是蛋壳有盐味，丢了可惜。二是说他挑着货物去100里外的城里变卖，来去三天两夜，为节省费用，不住旅店在别人的屋檐下找个角落打个盹；吃饭时只买饭不买菜，取出随身带去的一个盐蛋挑出一些来下饭——当然蛋壳蛋皮也一齐吃下，这三天的菜肴就是一个盐蛋。

就这样他用旁人难以想像的勤俭，积攒了足够的银两买下了30石田地，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把田地出租，以后就成了地主。

这就是这个地主“残酷剥削”的发家史。

其实，中国的大多数地主，也不过是曹玉林、曹继先、石弯脚板一类的中小地主，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存也不容易，他们既无经济后盾，也无政治靠山，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地位，与普通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知道了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再来重温大救星的教导：“地主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因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9页）。这“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教导，使我如坠十里烟雾，不知曹玉林等人附属于哪一个帝国主义？是英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抑或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到底有多大的罪恶，需要劳驾大救星发动亿万农民去打倒他、践踏他、迫害他，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甚至于消灭他们的肉体？这种作法，对于民主、人权和社会进步，到底有什么好处？况且，把这些地主完全、彻底消灭之后，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是消灭了？中国的社会就进步了？……这是今天的中国应该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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