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黑暗岁月——塔琅施塔得的悲剧与党禁/Kevinyang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10日 来稿)
开题前说句闲话，记得两年前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面谈的时候，他告诉我为了避免苏联的悲剧再次发生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多D制来组织未来的政权机构。而今天我要谈的这个话题恰恰与此密切相关，连斯大林主义者都开始思考过去的失败（当然他们是不会反省当年的官僚专政和“领袖正确”带来的各种危害），我们是不是该认识一些本该带给人民自由与民主的最佳机会却让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给剥夺去了的错误呢？正是这些错误直接促使了苏联官僚专政的逐渐形成，从而丧失了一个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佳时机。
曾经一个加拿大左翼学生跟我就苏联为什么会走向堕落的官僚一D专政进行过讨论。从言谈中他对布党在内战中的表现很不满意。当然有很多左翼同志认为解散立宪会议是布党独裁的开始，而宣布党禁是一D专政的正式形成。当然这样的看法是有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环境下还原当时的情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当时处于一个极端困难的阶段——外部有德国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直接的武装干涉，内部各反革命势力伺机而动，白卫军时刻威胁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且国内经济情况并不乐观，一切似乎都处在崩溃的边缘。1918年初立宪会议召开，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完全控制了会议，无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在这种关乎社会主义生死的紧急关头成立立宪会议，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重新制造出的两个政府并存——左翼社会主义政权与右派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企图在一定程度剥夺苏维埃所拥有的权力，并使之重回资产阶级的正常轨道。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行，取缔象征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是必要的。从革命始初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无产阶级叫出的口号都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无产阶级辛辛苦苦夺来的政权凭什么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而也正是怀有以上美好愿望的代表“俄国革命的荣光”——塔琅施塔得水兵们驱散了立宪会议。我们要注意这时的苏维埃政府比立宪会议更拥有继承革命法统的权利，不仅因为它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也同时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我们从1917年11月7日和12月9日分别召开的全俄第二次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与全俄第二次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分可以看出，这时还没有出现所谓的一D专政。在当时新选举的苏维埃政府中，布党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进行了合作，且还有少量的孟什维克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可以说革命左翼在苏维埃政权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并且没有出现一D专政的现象，体现了革命力量的团结。直到1918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为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自动退出了苏维埃。刚好此时内战已然开始，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布党不得不肩负革命的重任，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而此时获得解放的工人与取得土地的农民为了保护革命胜利成果加入红军与白卫军作战。但是，在几年的内战中无产阶级大大消耗了他自身的力量，从1917年300万人直降到内战后的100多万，使得革命力量对比比例严重下降，也使得革命开始进入低潮，[1]这是直接造成布党将D=阶级，包办替代主义从此而来，成了进行一D专政最根本的前提。在内战过程中，一D专政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危害性逐渐暴露了出来，虽然地主与富农受到了严重打击无法再向革命进攻，但也大大打击了贫农等农民阶层对革命的信心——“土地是我们的但粮食是你们的，池塘是我们的但鱼是你们的，森林是我们的但木材是你们的”。[2]征粮队的横征暴敛，随意抢粮的行为在内战中屡见不鲜。而战时经济凋零的情况简直变成了灾难，工厂停工，工人逃难、罢工之事并不少见，并已成为常态了。在内战中布党的领导是为了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但一D专政的权宜之计却延续到了内战结束之后还在蔓延，这是让人十分费解的。 .
[塔琅施塔得的悲剧]
1920年底除远东外，内战基本结束。塔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正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按理说反革命势力已基本被肃清，此时士兵工人们已疲惫不堪，革命力量至此已开始转入低潮期，但强大的布党政府仍以内战中包办一切的思维思考问题。我在《三连环》一文中由卢森堡的理论发现群众广泛的自发运动是革命先锋队建立和运动的基础（列宁也自己反复说职业革命家组织离开自发运动的革命阶级只是一场游戏）。而在1921年的俄国农民自发的暴动、工人自发的罢工和水兵自发的起义说明了内战结束了，苏维埃政府该从政治与经济政策中作出符合群众利益的反应和政策来，而不是再以内战及左翼社革党退出苏维埃后从而进行一党包办的思维思考谁是反革命谁该被镇压。诚然，农村中还有富农，但相对贫雇农而言，富农在数量上属少数，相对白卫军势力，根本对革命政权构成不了威胁。布党不再向七月事件和十月革命那样高瞻远瞩，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启发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实行果断的措施。反而对已经即将走向无力支撑的工人和曾经革命荣光的水兵们举起红色恐怖的屠刀。这不仅是内战困境及无产阶级低潮直接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领导还被富有偏见的包办替代主义所困扰而犯下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不错，列宁与托洛茨基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力量的低沉与后续新生力量的断裂，但他们没能意识到无产阶级能在垂死之时发出的最后力量的崩发。
从1921年塔琅施塔得事件的各种资料来看，水兵们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荣光，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基本都是之前布党革命时所倡议的理念，比如塞瓦斯托波尔两战列舰的水兵提出的工农、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政党都应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列宁也说过类似的话：“把一切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共同斗争的人的代表，把一切只要起码在政治上是正直的人的代表，把一切人（只要不是黑帮分子）的代表，都包括进来。”[3]塔琅施塔得起义的前奏——彼得格勒工人示威，号召要求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及苏维埃自由选举。但是难道革命中心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已经沦为反革命的工具了吗？工人阶级的最后呼声竞被布党无情说成落后分子、反对革命而无情镇压，好像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既没有经历过革命的锤炼又没有忍受过内战的苦难似的，就是无产阶级中受到锻炼最少、教育水平低下的最底层分子也多多少少吸取了些无产阶级革命大潮的精华，而不是败坏的一无是处。水兵也是如此，托洛茨基后来污蔑他们是最坏分子，但资料显示，构成塔琅施塔得水兵大致结构的波罗的海舰队在1921年1月有76%的人员是1918年以前入伍的，而提出民主要求的两战列舰的水兵有93%是1917年前入伍的，革命的荣光是与反革命搏斗阵阵仍存留下来的精华，诚然肯定有农民思想仍混入其中，但经历过革命大浪和内战搏斗的水兵却依然持有革命留下的民主精髓。[4]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的抢夺和对工人的压制无疑激发了水兵们的民主斗志，这是布党没有预料到的。从整个起义过程来看，起义的代表机关临时革命委员会起到了领导作用，在这一时期水兵并没有理会反革命的号召，既没有与反革命势力进行联系也没有进行间谍活动，逮捕了一些CPD员但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或者直接枪毙，拒绝了社革党的军事援助，要塞内经过宣传，要求改选苏维埃，将劳动者的真正代表选入政府，使之成为积极有干劲的民主机构，并且由于临时革委会的努力，要塞中秩序良好，曾来要塞中的孟什维克领袖唐恩讲到要塞中的民主气氛十分融洽，任何人都乐意执行交给自己的任务，任何人都乐意互相交换观点，连CPD员也不例外。[5]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在要塞中起到了领导和关键作用，但革命的民主精神和追求社会主义的决心仍没有改变，这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反而像革命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反对官僚独裁强加给人们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精髓在于无产阶级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造，并且进行工人自治，而并不是由一党代替无产阶级做出决定进行专政。但是当时的布党确实过度紧张，将要塞水兵反对CP要求进行苏维埃改选看成是对自己的莫大威胁，宣布水兵起义是反革命事件并且说他们是新白卫军。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对吉伦特派的镇压是因为吉伦特派串通反革命势力到处进行颠覆活动，但塔琅施塔得起义完全不是这样，水兵们既没有与反革命势力联系，也拒绝了社革党与孟什维克的建议，转而进行完全被动的自我防御，他们没有对苏维埃进行进攻，只是通过宣传想把一D专政的不归路调转方向变成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反革命反而是对革命民主的促进。但布党包办思维的僵化，纠缠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中，在进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没有辩证地注意到政治上该实行民主的政策。谁是反革命及党该在革命低潮进行专政的包办替代主义的思想困扰着优秀的革命家进行反思，没有看清现实环境的真实状况，最终导致了塔琅施塔得的镇压，列托充当了对革命民主水兵的刽子手，扼杀了民主左翼生存的环境，这是1921年黑暗岁月的最大悲剧之一，和党禁一起，直接促成了斯大林官僚专政的最终形成。
另外关于塔琅施塔得起义说一句，有人肯定要说没有CP领导的工人革命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波兰团结工会不就是一例嘛，更不要说塔琅施塔得起义了，脱离CP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要说的是，首先革命先锋队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自发运动的基础之上，其次革命先锋队力量必须要善于把握群众运动的方向，及时认识到无产阶级之需要。事实证明，CP会犯很多错误，有时错误还会很严重，布哈林说过，革命先锋队的党只不过是“一个各种集团、派别和‘倾向’通过协商形成的联盟”，[6]说明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虽然宗派主义对革命事业总是有害的，但某些时候先锋党并不代表正确意见之时而由某个派别反映出正确的群众需要（无产阶级的需要也分近期和长期之分，意识和状态也分很多种类，已超出本文探讨的范围，可以以后写文详谈），可以通过与错误倾向的反复斗争（这种斗争或许是你死我活的，或许是会承担失败的风险，直接臣服于党的纪律之中的），由代表群众运动趋势和需要的派别暂时领导运动，做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举动（群众运动的风向标始终是先锋队做出正确政治领导的根本前提）。塔琅施塔得起义正是这样，只不过革命的先锋换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们，那时他们把握了无产阶级水兵的需要，从而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民主尝试。这里再说一下波兰革命，团结工会之前并不是由崇尚市场的瓦文萨领导的，在81年底戒严之前也是由左翼主导工人自治，但由于左翼势力的软弱与妥协，最终为团结工会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对于无产阶级与革命先锋队的辩证关系，我想再引述下曼德尔的论述：“劳动群众的解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没有上帝、没有凯撒也没有一个永不犯错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或总书记能够代替工人阶级所做的集体的努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尝试着同时建立先锋组织（党）和群众自我组织（工会、工人委员会，工人苏维埃等）的原因。你必须通过说服的方式而不能欺骗工人或“诱使”他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必须帮助工人阶级能共同地并实实在在地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与群众自我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7]
[布党党禁]
1921年3月8日正是布党进攻塔琅施塔得的日子，也是布党召开十届代表大会的日子。虽然，会议宣布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破产，进行了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但在政治上列宁和他的党又犯下了一个几乎决定历史未来的致命错误：“解散一切不论何种政纲的集团……禁止一切派别的活动。”虽然之前布党就压制新闻自由，但是还是在党外党内允许进行派别活动的（孟什维克和社革党在不支持反革命的情况下依然活动自如）。但是此令一出，民主气氛也就此终结了。内战中布党实行的强制措施只是一时的权益之计，为了战胜反革命由此造成的各种困难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内战结束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正好可以激活工人阶级和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正如资料显示的那样，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工资收入者的数目很快超过了1916年的水平，文化生活繁荣起来，工人阶级进行自我民主管理的物质条件已经创造出来。[8]可是由于党禁及列托等布党中坚仍认为无法激活无产阶级，反革命的危险仍在活动，D=阶级进行的一D专政的现实仍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P再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后仍在用这样的“列宁主义”式方法哄骗世人）。我们再来看下当时的现实情况，俄国经济正在好转，反革命除地下活动的少数分子外基本已肃清，城乡资产阶级的因素虽然存在，但是和社会主义力量相比，处在弱势状态。而所谓的反革命政党，即原先的左翼政党无力也不想在政权方面和布党作对。笔者从拿到一本《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的原始资料中可以看出，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派主流除了仍对布党的某些政策作出批判外，已转向支持新的社会主义政权，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都反对反革命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如要更好地和反革命做斗争，光靠布党的红色恐怖往往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正是激活工人阶级的最佳时机，而由于党禁等各种原因，越发造成民众对政治的冷漠，促进了官僚专政一D独裁的正式形成。
卢森堡在其最后的《俄国革命》中写道：“随着在全国对政治生活的压制，苏维埃的生活必然同样会变得越来越残缺不全。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每一个公共机关都会失去生机，徒有生命的外表，其中只有官僚是积极的要素。”[9]列托当时对普选毫无信心，害怕小资产阶级将普选制度埋葬。而其没有信心的表现正是因为布党禁止党派活动，进行一D的包办替代主义，而最好的办法，在经济情况已然允许条件之下，实施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和自治管理（当然列宁在最后时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已经无能为力），以无产阶级普选战略对资产阶级选举，这样才能达到无产阶级民主的高级状态。可是布党的自我紧张完全丧失了实现民主的时机。党禁不仅毁灭了民主从党外表述的途径，也掐断了布党本身的民主空气。当时布党中有不少工人反对派分子(之前还有民主集中派也是党内反对派)被党称为工团主义者，但是他们提出的建议一定程度符合现实情况的发展。当21年底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列宁申辩说无产者并不身处工厂时，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施略普尼柯夫这样反击道：“恭喜你们，你们是代表不存在阶级的先锋队。”[10]虽然党内还是对工人反对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介于党的纪律，工人反对派最后还是被压制了。维克多•谢尔盖在其《俄国革命第一年》中，敏锐地注意到这一趋势：“随着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党之间的各种不同思想的政治辩论的消失，由共产党人控制的苏维埃机构，从地方苏维埃到VTsIk和人民委员会，便像在真空中运行：既然所有决策都取决于党，那么苏维埃所能做的只是加盖官方橡皮图章。”[11]托洛茨基后来反省：“对反对党的禁绝造成对党内派别的禁绝。对党内派别的禁绝最终禁绝了与自诩一贯正确的领导不同的思想。以警察方式制造的一党专制导致官僚特权，而这是一切淫奢和腐败的根源。”[12]季诺维也夫说道：“……我们是唯一合法存在的党，……可以说，我们垄断了一切。……宗法制同我们党是格格不入的……”[13]一切都成了老近卫军主导的包办替代主义专政了。即使后来列宁在病重时仍提出很多富有建设意义的民主意见，但无奈官僚专政在党禁之后已然在布党的各个机关中蔓延开来，就是耶稣重生也拯救不了独裁的趋势，更不好说列宁本人了。1918年包办替代权益之计的潘多拉魔盒一开，一旦不能即使制止，而是任其发展必将是走向灭亡，只不过苏联的官僚专政在苟延残喘中又多活了70年。
不仅当时经历党禁的布党领袖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后来很多持革命民主理念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大多这样反思。波兰前著名CP党员，卓越的传记作家多伊彻在《先知三部曲》中写道：
“现在，布尔什维克终于把所有其他政党镇压下去，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独裁。他们很清楚，倘若他们允许自己的反对派自由发表意见并诉诸苏维埃选民，那就会使自己和革命冒极大的风险。一支有组织的反对派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混乱和不满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因为布尔什维克无法调动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是决不肯让自己和革命冒这种风险的。由于党以自己的名义代替了无产阶级，因此党同时也用自己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统治了，成为苏维埃有机成分的工人阶级已经把权力委托给布尔什维克，尽管在宪法上他们仍有权罢免布尔什维克或者把他们从政府机关里召回。无产阶级专政现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独占统治的同义语了。无产阶级不能“召回”或罢免布尔什维克，如同不能“召回”或罢免它自身一样。”[14]
“布尔什维克摧毁了多党制，却对其后果一无所知。在他们的想象中，没有多党制，他们也仍然一如既往是一个纪律严明但又自由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盟。他们想当然地以为，通过例行的意见交流和理论上与政治上的相互争论，党的集体意志定能不断地形成。他们不懂得当他们禁绝党外的一切争论时就不可能保持党内的生动活泼局面；他们也不懂得，当他们任意废弃全社会的民主权利时就不能单独为他们自己保留民主权利。
一党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一党本身已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党了。它的党内生活必然凋残枯萎、停顿熄灭。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如今只剩下集中了。党保留下来的只是它的纪律而不是它的民主自由。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如果布尔什维克现在可以自由展开争论，如果他们的领袖可以公开阐明分歧，如果基层组织都可以批判其领袖及其政策，那么，他们就会为那些不肯放弃争论和批评的非布尔什维克带了一个头。如果一个执政党允许它的党员结成派系和小集团并在党内形成特殊观点，又怎能禁止党外人士去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制订他们自己的政纲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让1/10的人有发言权而让9/10的人缄口无言。列宁的党既然把沉默加到了非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头上，到头来也就把沉默加到了自己的头上。党不可能轻易屈从于这种沉默。那些从不盲从权威、惯于怀疑公认真理并且以批判的眼光去审查自己的党的革命者是绝不可能在转眼之间就毫无异议地、服服帖帖地向权威俯首就范的。即使表示服从，他们仍然继续提出质疑。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禁止党内派别活动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仍然传来了争论的声音。思想相同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盟，提出政纲，发表论文，对其领袖进行严厉的抨击，同时还威胁着要挖掉一党制的根基。在镇压了它所有的敌人和对手之后，布尔什维克现在除了不断地自我镇压之外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15]
第四国际领导人、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中谈到：“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领导集团或哪一个人是不犯错误的。一个先锋队党——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党的话——的唯一优点在于，始终依靠内部民主或公开民主，较少犯错误，纠正错误时更容易、更迅速。不迷信“领导”、思想具有批判性、能独立判断各种政策和政治纷争，是成为一个‘出色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条件。党内形成派别的权利和公开争论的自由是多党制的必然结果。”[16]
中国优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王凡西在回忆录中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时说：“党内禁止一切派别存在。换言之，那便是‘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可是事实上，将成百成千，或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要想没有不同意见发生是不可能的，有了不同意见，要想没有相互对立的派别也是不可能的。”[17]
总之，布党在内战结束后的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加强了专制的政策无疑是一大悲剧，更为官僚专政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促成了斯大林独裁的最终形成。虽然列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写了不少批判官僚制的文章，并且极力推动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之中工作。他还不断强调允许孟派和社革党回到政权中来，并反复谈及孟什维克及其合法化，但是一切已经晚矣。[18]列宁重病缠身早已在事实上脱离了政权工作，而托洛茨基后来的抗争也是鸡蛋碰石头之举，因为官僚专政已经在俄国开出了罪恶之花。正如他们所言工人阶级早已冷漠，拿什么与官僚独裁对抗？列托最大的黑暗时期不是在内战之中，正是在于1920-21年的黑暗时期，假如在1921年布党开放民主，不犯如此严重错误，那么历史是否能重新再来呢？历史问题总是值得人们来反思的，历史过程虽不容世人假设，但是它为我们提供的经验与教训让人受益良多。正如凡西老人所指出：“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该停止在宣扬专政对于革命的重要上，而且应该走向前去，指出革命专政民主化的重要，使它只能为善不能为害的重要。”[19]
摘录些我的观点及事实：
1．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内核是无产阶级自我的民主管理，进行自治。当然需要社会主义先锋队对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阶级教育，使无产阶级能够明辨真伪善恶，与资本主义进行完全决裂。社会必须为他们提供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教育机会，使得他们自我选择。并且在工厂自治的计划核算中学会如何管理企业和生产。
2．革命派别与宗派主义不是一回事，但宗派主义的消除过程是漫长的，是和广大群众、群众自我组织和革命先锋组织的辩证过程密切相关的。
3．托洛茨基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非艺术的方法，艺术不是党随意指挥的领域。艺术不完全为政治而服务，完全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是独裁的艺术。虽然艺术和文学的创造中有许许多多的流派，并且有反革命及颓废的代表，但他们不是直接作用于反革命的暴力手段，不能直接对其进行人身肉体的消灭。
4．列宁主义最初是季诺维也夫等三驾马车为对抗托洛茨基而发明出来的，至今被人接受下来。
5．党能领导阶级，但无法领导整个历史进程。在多党制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党只提供政治领导和为政权提供政策服务，决不能代替群众自治组织做出具体决定及包办其内部的民主自治。如发现错误，可向群众宣传教育，及时纠正，而不是以强暴的措施强加给人民。
6．之前我在文章中试图用布党的内战思维来说明其对塔琅施塔得的紧张反应，但经过同志提醒和托洛茨基提供的相关资料，列托对内战造成的巨大困难有着极其敏感的政治本能（老托1920年就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只不过被否决），不可能不以敏锐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眼光看待他目前身处的困境。但是他们对水兵起义又过于敏感，觉得这是反革命的进攻，并且以其包办替代主义的思想（当然这种包办思维和内战现实所决定的）看待水兵们的革命民主精神。正如一个同志所言，只要布党选择了继续包办，镇压就是必然的。而在老托之后的写的著作中，除了寥寥几句对塔琅施塔得事件的狡辩外，其余只是对其一带而过。我们不要过于迷恋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在困难时期也犯过重大错误，说得不好听点，那也称得上是红色刽子手。正如托洛茨基批评列宁进攻华沙的错误：“列宁并不是不犯错误的计算机，他犯的错误比其他任何一个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要少得多。但他犯过的错误，是很大的错误，是与他工作的巨大规模相当的。”同样这句话也适用于老托自己。当然他们也最终用自己微薄的呼声反抗暴政，完成了心灵的自我救赎。
7．也有很多中国托派对俄国革命布党专政的问题进行过不少反思，为了使本文更有说服，现再贴出几段。
我们先来看看刘宇凡在1997年11月《先驱》第46期《十月革命的良心》里怎么说：“内战的逻辑迫使列宁的党不能不一方面放慢扩大工人民主，另一方面不能不借助旧沙皇军官及文官来维持国家机构。这些人原本就同革命敌对，现在更迅速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同时，俄共党内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个党从不足三万人发展为五十多万，而其中包括不少投机份子，或至少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的人。到内战结束时，革命前入党的所谓「老卫士」只占党员的2%而已。……包括列宁在内的主要俄共领袖都曾经站出来反对官僚化。悲剧在于他们不是在同一时间以一致的认识去加以反对，而是先后不一，有时还各自斗争。结果，当大家发现斯大林才是革命掘墓人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看到布党已经开始结构性的变化，正是由于内战的困难使得布党将旧官僚们请回来统治国家，此时说明，官僚化已经开始在俄国进行蔓延和演变了，虽然布党中很多人批评反对官僚化（如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包括列托等人），但是他们看出了端倪却不知所措（或信心不足紧张过度），竟想不到用民主的办法（或面对党禁无力反抗）来制止官僚专政的蔓延，不得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列宁及托洛茨基等主要领袖反对工人反对派的政纲，认为那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多数派虽然承认党存在官僚主义，但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仍是初尝失败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甚至进一步主张禁止党内派别（在此之前这一直是被视为党内民主的必备要素）。十次代大是俄共党史上一个分水岭，因为禁止派别的决议后来就成为了斯大林镇压所有反对派的尚方宝剑。……
注意，是「现在」不是时候，是「目前形势」而已。在列宁的演说中很容易知道个中原因。那时内战虽然刚刚结束，可是经济破产，工业生产只及世界大战前的五分一。工人阶级数目只及战前的35%。在二百五十万复员的军人中，不少因生活困难而沦为武装匪党。接着，又发生了克朗斯达脱水兵叛变。但是，在这个时刻俄共党内因为工会问题而发生激烈的派别斗争，真理报上天天都让各派抒发己见。但争论越久，各种各样的敌人便越大胆子。俄共党即将分裂，俄共即将倒台、白军卷土重来等谣言冲击已然浮动人心。列宁等人很担心谣言成真，所以才主张暂时禁止派别。”
从上叙述可看出，内战后谣言成风，但谣言只不过是谣言，由于无产阶级的涣散，列托对自己的党和事业此时完全没了信心，这是他们错误估计现状的根源，用独裁党禁的方法对抗反革命难道就比民主方法实用得多吗？
杜建国在其《论俄国革命》中说得更为清楚：
“国内的状况如此糟糕。如果继续保留民主制度，如果继续允许其他政党存在，那么他们会不会利用此时的局面上台从而推翻十月革命呢？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并非不想如此。群众是不是会因为饱受折磨而抛弃革命呢？
而布尔什维克本来就没有料到在世界革命不成功的情况下自己能单独生存下来，孤立使他们不知所措。面对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对国内的现状，布尔什维克竟失去了过去的自信了，他们害怕依靠民主制度不能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赢得多数群众的支持了。或者说他们对群众失去了信心，群众有可能抛弃他们而去追随别人。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出现，布尔什维克决定暂时取消苏维埃民主，取缔所有其他党派。这样苏维埃民主专政就被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代替了。阶级的先锋队要代替本阶级来行使专政了。
各党派被取消后，社会上的不同利益和意识并不会随之消失，他们以各种形式在唯一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内部反映出来，党内的派别分歧与争论开始变得激烈起来了。为了避免党成为苏维埃的替代物，党内的派别、言论自由也被禁止了。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党的老近卫军代替了党。这样在将苏维埃的民主取消后，布尔什维克也将自己的党内的民主取消了。
今天看来，布尔什维克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危险，过高地估计了其他党派对群众的吸引力。在内战期间最危险的时刻都没有取消民主，难道内战结束后危险反倒更大了吗？早已遭到群众唾弃的那些政党根本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如果说其他党派的力量被过高估计了的话，那么取消民主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危害则被大大低估了。
在工人阶级相对消极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企图通过代替其行使专政。但是，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手段。用取消民主和代替主义的手段不可能达到在将来还政于民的目的，这一手段与要达到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工人阶级已经缺乏活力了，这时候再剥夺其民主权利，只会使其更加消沉下去，而且使其失去了在政治上复苏的最起码的制度条件。这一措施的采取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俄国工人阶级自1921年起逐渐地远离了政治舞台。
与工人阶级离开了政治舞台相对应，取消民主的另一个恶果也让布尔什维克始料未及。党内民主取消后，选举制自然就被任命制代替了。新设立的书记处成了决定干部任命的权力中心。一个从基层的党委书记到中央的总书记在内的新生的书记阶层——党内官僚集团形成了。作为取消民主的产物和最大受益者，官僚集团不仅不希望在将来恢复民主，更希望彻底地把党内的民主的残余加以清除，民主越是消失，他们的力量就愈大，反过来也一样。取消民主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讲只是一个手段，对于官僚们来说，这一手段则成了他们的目的。党的官僚们要对党实行专政了。
工人阶级的权利被党剥夺了，党的权力又被党内新生的官僚集团剥夺了，这就是俄国革命蜕化的逻辑。
官僚们的力量在迅速的膨胀着，老近卫军的领袖、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首先成了官僚们打击的对象。面对着这个利用自己的失误而日益强大起来的祸害，病重的列宁深为自责：“我觉得我对不住俄国工人阶级。”毫无疑问，1921年布尔什维克采取的非常措施为日后斯大林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点，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负有责任。
通过俄国革命的教训，我们应该认识到，要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的解放——的最终胜利，不能以任何借口实行包办代替主义的方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与否，而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与否。在1921年，在工人阶级已元气大伤的情况下，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敌视革命的势力，而是工人阶级的被动状况。只有从此处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争取重新激活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促使工人阶级逐渐得以复苏。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纲举目张。只有从此处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另一点也需要注意。蜕化的逻辑之所以能够完成或展开，是由后面的社会斗争的基础来决定的。革命的退化固然与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错误有关，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衰落，而衰落又是因为世界革命的暂时失败。
如果工人阶级继续保持着1917——1919年的状态的话，布尔什维克根本就不会采取那些措施了。即使他们仍旧要取消民主，那么工人阶级也不会允许。而只要德国革命成功了，一切担心就都不会产生了。”
杜同志的话已经把我要说的话说了，历史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俄国革命的失败对我们来说可能空间与时间的距离过于久远，但是对于未来来说，如果不处理好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历史的悲剧仍然会一次次令人感伤的重复上演。
[1]曼德尔《权力与货币》2002年中文版第145页。
[2]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第50页。
[3]曼德尔《权力与货币》第141页，来源于英文列选。
[4]对水兵成分的统计来自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第76页。
[5]同上第59页，原始数据来源自《1921年塔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等编，2007年人民出版社。
[6]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4页，1982年人民出版社，援引自布哈林《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
[7]曼德尔《先锋党》。来源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ese-mandel-1983.htm
[8]曼德尔《权力与货币》第146页。
[9]曼德尔《权力与货币》第138页，卢森堡英文版《论俄国革命》，第391页。
[10]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98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6页下注。在21年上托洛茨基大批工人反对派，这也成为他最糟糕的一个时段，说了大量包办替代主义思想的话，详见《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11]曼德尔《权力与货币》第145页。谢尔盖V．Serge《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1972年伦敦版，第264页。
[12]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95页，春燕出版社。曼德尔《权力与货币》第145页。
[13]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98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7页下注。
[14]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98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7页。
[15]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98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7-18页。
[16]曼德尔《权力与货币》第137页。
[17]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46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18]列宁全集第二版42卷，534页，曼德尔、刘宇凡等人都引用过。
[19]王凡西《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inese-wong-1950.htm
参考书目
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
沈志华等《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7卷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阿谢尔《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
多伊彻《先知三部曲》
纳乌莫夫等《1921年塔琅施塔得》
说明：鉴于屏蔽字问题，特殊词汇经过处理，如D=党，CPD=俄共。文中加粗黑体亦是笔者所为。
[中国Kevinyang委托赵京发表，2011年3月8日] [博讯来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