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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日本现代史里，经常能看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词句，他们为没能在战前找到大庆油田始终感到“遗憾”，并对个中的原因进行“反省”。

　　在20世纪，恐怕没有任何一种矿产资源会像石油一样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争端。2003年3月，美英等国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其实质仍然是为了争夺石油。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对象。早在20世纪初，日本人就已注意到了这一点。

　　日本侵华时期，在我国东北地区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在寻找其他矿产资源的同时，也曾进行过油田的找矿工作。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日本人曾在原东清铁路沿线的牡丹江、辽宁锦州和阜新、内蒙古的扎赉诺尔以及河北省的丰宁一带寻找过石油。但日本人为什么没能找到大庆油田呢？

　　据曾任满铁地质调查所参事的日本地质专家新带国太郎的回忆，1928年初，由于当时各方盛传在中国东北发现了石油的迹象，日本人下决心在这一地区寻找石油。1929年春天，新带国太郎和另一名日本人，同十名俄罗斯人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带着20匹骡马，沿东清铁路到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开始寻找石油，经过两个多月的探察，无功而返。第二年4月，在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工作的俄裔美国人托里斯基的指点下，新带国太郎等人乘火车前往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进行第二次找油。他们将采集的矿样带往大连，先经满铁中央试验所化验，后来又经日本德山海军燃料研究所进行分析，断定样品中含有石油类的沥青。两个月后，在哈尔滨的俄文和日文报纸上，对这次发现进行了报道，称“满铁投入了很大的经费，计划在北满探索石油资源，历时多年，终于在这里发现了油田。为此，满铁已经投入了3万多日元，云云。”当时的北京政府也派地质专家前往调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了我国的整个东北地区，日本人在资源调查上就更加肆无忌惮，扎赉诺尔一带始终是最受重视的地区之一。在其后的三年时间里，日本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据说使用了钻探深度超过1200米的钻机、重力探矿、地震计探矿等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但最终也未能找到真正的油田。

　　1939年在辽宁阜新，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为探测煤矿，曾从煤层下找出石油类的矿物，但因没有什么开采价值而放弃。其实，这里与解放后发现的辽河油田仅一山之隔。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的调查部长大村宣告说，“在满洲已经很难找到石油，还是马上到‘南方’寻找油田吧”。于是，日本军方和石油公司打消了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的计划。到1941年，因美国开始禁止出口航空汽油，日本军方迫于形势的需要，将与石油有关的勘测队伍和人员全部予以征用，把他们派往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和打拉根，在东北地区只留些小型设备。

　　在探矿技术方面，当时日本在物理探矿技术方面还很落后，1928年开始向美国学习物理探矿技术，但在方法上必须是发现了矿石露头后再进行地质结构的调查，所以只能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找矿。像在我国东北这样广大的区域内进行勘探，一般应采用地震探矿的方法。这是日本人在勘探方法上的局限性。

　　在日本现代史里，经常能看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词句，他们为没能在战前找到大庆油田始终感到“遗憾”，并对个中的原因进行“反省”。原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森川清在回忆“满洲的石油开发”时说，之所以没能找到大庆油田，“是因为战前日本钻探的深度只达到大约700-800米。不知道是否还有更深的钻探技术，总之是越深越困难，听说实际上并没有钻探。而且，大庆油田最浅的油层也有1000米深，还差不足200米”。森川清似乎觉得战前日本的钻探技术是难以达到足够的深度。实际上，标志大庆油田发现的第一口油井松基三井，恰恰是开钻到1357-1382米之间的油层才出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说法。

　　还有，日本作家草柳大藏在《实录满铁调查部》一书中认为：“石油探矿是由满铁和日本石油公司进行的。从兴安北省的海拉尔到热河省这样的范围内做了广泛的勘察。日本石油公司甚至建设了常驻住宅，进行了深度达1000米的钻探。满铁的钻探技术达到1800米是可能的。这样先进的钻探技术，却将它搁置起来，实在是遗憾。”草柳大藏感到，不是钻探技术达不到，而是没有深入钻探罢了。

　　对于大庆油田的发现，我国地质大师黄汲清先生的说法更富有启发性和权威性。他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提出者和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之一，他曾讲：日本人在东北找了整整30年却没有找到油田，他们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为什么没有发现，而我们只用了五年就发现了大油田？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这是日本人没能找到大庆油田的另一种解释。对此，日本地质史学者小松直干也认为，除了勘探的范围、密度不够外，从根本上说不是钻探设备不行，而是“探矿思想和探矿技术的问题”。

　　不管是日本人的说法，还是中国人的解释，并不矛盾，却可以相互补充。如果说黄汲清先生的解释是认为日本人缺少科学理论上的预见性的话，那么森川清的见解是认为日本人缺乏技术手段上的可行性，而草柳大藏的说法，就只是掷骰子的问题了。这个例子表明，在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先进的理论比先进的技术手段更为重要，没有理论的指导，先进的手段也将失去意义。

　　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近年来在日本还有一种传闻，认为早在1920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已经发现了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却不让美孚石油公司公布这个发现，反而让美孚石油公司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还装模做样地提出一个“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把中国的石油判了死刑。美国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当时东北处于日本人的势力范围。由于当时日本90%的石油依赖从美国进口，美国害怕日本有了石油，就失去了遏制日本的最有效手段。日本人虽然在中国东北各地勘探石油，但凡美国人去过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去了；他们相信美国人认为没有石油的地方就真的没有石油，岂不知自己上了美国人的当，也相信了美国人的“中国贫油论”，最终停止了在中国东北的找油工作而转向东南亚。这种说法，目前还有待证实。

　　

斯莱普尼尔

就算找到大庆，也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大庆油田的品质不高，特别是属于深层油井，开采难度大。而东南亚已经在开采的油田，品质极高，甚至不用提炼直接可以用于军舰。开采难度也低。所以，就算发现大庆油田，日军还是会将进攻重点放在东南亚。
一直有个误解，认为日本在战败前物质奇缺，盟军占领时，连开动救护车的汽油都没有。那只是在日本本土的情况，实际上，算上占领区，日本的物质极其丰富，从来每缺少过。问题就是，粮食在中、泰，石油在东南亚~，几乎所有的战略物质都在本土以外的占领区，日本海上运输力量在美潜艇的打击下几乎往本土运不进一粒米、一滴油。但几乎全部重工业、军工业都在本土。
菲律宾被占领后，日海军的情况可以说明当时日本的处境。当时日本剩余的舰队只有两个选择：开往东南亚，有石油但无炮弹。返回本土，有炮弹无石油。换句话说，无论哪个选择，海军都没有战斗力了，无论当时海军还剩下多少军舰。

日本的战争机器本身有着致命的缺陷，战前连续几年军费开支几乎占了全国总开支的50%。太平洋战争前筹划的时候就发现，全国海上运输力量全部供给海军还是不够。但就这样还是开打了。
所以，在日本本土以外的任何地方发现石油都不会改变战争的进程。
无限潜艇战虽然是德国人提出的，但最成功的却是美国人对日本的封锁。本来就入不敷出的海上运力在美潜艇的不断打击下几乎断绝。日本人发动战争时注定就是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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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离日本那么近，和菲律宾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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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底，生产原油97万吨。
到1963年底，原油年生产能力达到500万吨，生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66%以上。
到1966年底，大庆油田原油年生产能力达到13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1060万吨。
1969年大庆原油产量1580万吨，1970年突破2000万吨。
1974年生产原油644.3万吨，1975年生产原油1099.2万吨，1976年喇嘛甸油田生产原油达到1300万吨。
到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原油突破5000万吨，
2009~10年，大庆油田产量4020.0123万吨；2007年，大庆油田产量4169.8万吨。 2006年，大庆油田产量4341万吨。2005年，大庆油田产量为4495万吨。 2004年，大庆油田产量4640万吨。 2003年，大庆油田产量4840万吨。2002年，大庆油田产量5888万吨。 2001，大庆油田产量5150.16万吨。 2000年，大庆油田产量53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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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2009年中美苏(俄)历年石油产量(万吨)

 

               中国 美国 苏联

 

 

    1940年 0.14 20591 3112

 

    1945年 6.6 23475 1944

 

    1950年 20 27035 3788

 

    1955年 97 34033 7079

 

    1956年 116 35853 8381

 

    1957年 146 35848 9835

 

    1958年 226 33548 11322

 

    1959年 373 35268 12958

 

    1960年 520 35273 14786

 

    1961年 531 35914 16607

 

    1962年 575 36660 18624

 

    1963年 648 37709 20607

 

    1964年 848 38176 22360

 

    1965年 1131 39021 24289

 

    1966年 1455 41476 26513

 

    1967年 1388 44051 28807

 

    1968年 1599 45603 30915

 

    1969年 2174 46188 32837

 

    1970年 3065 48184 35304

 

    1971年 3941 47314 37708

 

    1972年 4567 47334 40044

 

    1973年 5361 46040 42904

 

    1974年 6485 43871 45895

 

    1975年 7706 41809 49080

 

    1976年 8716 40770 51968

 

    1977年 9364 41223 54580

 

    1978年 10405 43506 57153

 

    1979年 10615 42758 58557

 

    1980年 10595 43101 60321

 

    1981年 10122 42858 60882

 

    1982年 10212 43243 61260

 

    1983年 10607 43438 61630

 

    1984年 11461 44516 61270

 

    1985年 12490 44857 59670

 

    1986年 13069 43401 61540

 

    1987年 13414 41745 62520

 

    1988年 13705 40810 62370

 

    1989年 13764 38065 60720

 

    1990年 13831 36777 57050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1990年 13831 36777 51590

 

    1991年 14099 37083 46190

 

    1992年 14210 35954 39880

 

    1993年 14524 34480 35490

 

    1994年 14608 33308 31760

 

    1995年 15005 32798 31080

 

    1996年 15733 32411 30290

 

    1997年 16074 32258 30740

 

    1998年 16100 31875 30430

 

    1999年 16000 29408 30480

 

    2000年 16300 29187 32330

 

    2001年 16396 29007 34810

 

    2002年 16700 28728 37960

 

    2003年 16960 28403 42140

 

    2004年 17587 27169 45870

 

    2005年 18135 25892 47020

 

    2006年 18368 25715 48040

 

    2007年 18666 25675 49083

 

    2008年 19505 24800 48810

 

    2009年 18949 26700 4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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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桶=42美加仑=159升

1937-1945年日本历年油料产量如下

1937年:石油247.0万桶,人造油3.1万桶,合计250.1万桶.
1938年:石油246.5万桶,人造油6.9万桶,合计253.4万桶.
1939年:石油233.2万桶,人造油13.5万桶,合计246.7万桶.
1940年:石油206.3万桶,人造油15.0万桶,合计221.3万桶.
1941年:石油194.1万桶,人造油122.2万桶,合计316.3万桶.
1942年:石油169.0万桶,人造油150.1万桶,合计319.1万桶.
1943年:石油181.4万桶,人造油104.8万桶,合计286.2万桶.
1944年:石油158.5万桶,人造油122.9万桶,合计281.4万桶.
1945年:石油80.9万桶,人造油18.0万桶,合计98.9万桶

1937-1945年日本历年油料进口量如下

1937年:石油2032.1万桶,成品油1665.1万桶,合计3697.2万桶
1938年:石油1840.4万桶,成品油1404.4万桶,合计3244.8万桶
1939年:石油1884.3万桶,成品油1181.8万桶,合计3066.1万桶
1940年:石油2205.0万桶,成品油1511.0万桶,合计3716万桶
1941年:石油313.0万桶,成品油524.2万桶,合计837.2万桶
1942年:石油814.6万桶,成品油237.8万桶,合计1052.4万桶
1943年:石油984.8万桶,成品油465.2万桶,合计1450万桶
1944年:石油164.1万桶,成品油333.4万桶,合计497.5万桶
1945年:进口量为0

1937-1945年日本历年油料获得量如下

1937年:自产250.1万桶,进口3697.2万桶,合计3947.3万桶.
1938年:自产253.4万桶,进口3244.8万桶,合计3498.2万桶.
1939年:自产246.7万桶,进口3066.1万桶,合计3312.8万桶.
1940年:自产221.3万桶,进口3716.0万桶,合计3937.3万桶.
1941年:自产316.3万桶,进口837.2万桶,合计1153.5万桶.
1942年:自产319.1万桶,进口1052.4万桶,合计1371.5万桶.
1943年:自产286.2万桶,进口1450万桶,合计1736.2万桶.
1944年:自产281.4万桶,进口497.5万桶,合计778.9万桶.
1945年:自产98.9万桶

由于成品油中具体品种所占比例不详,人造油密度不详,
为方便计算,石油及成品油和人造油一律按石油平均密度1吨=7.3桶折算

1937-1945年日本历年油料总获得量如下

1937年:541万吨
1938年:479万吨
1939年:454万吨
1940年:539万吨
1941年:158万吨
1942年:188万吨
1943年:238万吨
1944年:107万吨
1945年:14万吨

1940-1945年日本历年油料消耗量  
  
汽油消耗量  

1940年:军用274.2万桶,民用640.9万桶,合计915.1万桶.  
1941年:军用375.5万桶,民用165.6万桶,合计541.1万桶.  
1942年:军用534.6万桶,民用112.2万桶,合计646.8万桶.  
1943年:军用664.3万桶,民用107.4万桶,合计771.7万桶.  
1944年:军用593.3万桶,民用25.9万桶,合计619.2万桶.  
1945年:军用128.9万桶,民用10.6万桶,合计139.5万桶.  

柴油消耗量  

1940年:军用94.3万桶,民用925.2万桶,合计1019.5万桶.  
1941年:军用149.1万桶,民用546.3万桶,合计695.4万桶.  
1942年:军用187.4万桶,民用324.4万桶,合计511.8万桶.  
1943年:军用226.6万桶,民用374.8万桶,合计601.4万桶.  
1944年:军用146.6万桶,民用146.0万桶,合计292.6万桶.  
1945年:军用37.1万桶,民用20.7万桶,合计57.8万桶.  

重油消耗量  

1940年:军用528万桶,民用145万桶,合计673万桶.  
1941年:军用667万桶,民用90万桶,合计757万桶.  
1942年:军用1092万桶,民用124万桶,合计1216万桶.  
1943年:军用947万桶,民用240万桶,合计1187万桶.  
1944年:军用768万桶,民用140万桶,合计908万桶.  
1945年:军用182万桶,民用37万桶,合计219万桶.  
  
汽油密度按0.72,柴油密度按0.85,重油密度按0.9,折算如下.

1940-1945年日本历年油料总消耗量及军民消费比例

1940年:军用120万吨(35.4%),民用219万吨(64.6%),合计339万吨.
1941年:军用159万吨(60%),民用106万吨(40%),合计265万吨.
1942年:军用243万吨(76.6%),民用74万吨(23.4%),合计317万吨.
1943年:军用242万吨(71.4%),民用97万吨(28.6%),合计339万吨.
1944年:军用197万吨(82%),民用43万吨(18%),合计240万吨.
1945年:军用45.7万吨(83%),民用9.3万吨(17%),合计55万吨.

1937-1945年日本的油料剩余储备数量变化

(根据另外一份资料显示1945年7月1日日本的油料储备只剩80万桶,推断应该是年初的数据)  

1937年:石油1047万桶,成品油3260万桶,合计4306万桶.  
1938年:石油1247万桶,成品油3189万桶,合计4436万桶.  
1939年:石油2024万桶,成品油3116万桶,合计5140万桶.  
1940年:石油1990万桶,成品油2968万桶,合计4958万桶.  
1941年:石油2086万桶,成品油2804万桶,合计4889万桶.  
1942年:石油1235万桶,成品油2588万桶,合计3823万桶.  
1943年:石油684万桶,成品油1849万桶,合计2533万桶.  
1944年:石油235万桶,成品油1146万桶,合计1382万桶.  
1945年:石油20万桶,成品油475万桶,合计495万桶.  
  
由于成品油中具体品种不祥,为方便计算,石油和成品油一律按石油的平均密度1吨=7.3桶折算.

1937-1945年日本历年油料剩余储备数量(石油+成品油):

1937年:590万吨
1938年:608万吨
1939年:704万吨
1940年:679万吨
1941年:670万吨
1942年:524万吨
1943年:347万吨
1944年:189万吨
1945年:6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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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错过大庆油田改二战走向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岳 光

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是日本觊觎的首要目标，图为1942年被日本占领的打拉根油田。

　　国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上世纪60年代的一期《人民画报》刊登了一张“铁人”王进喜在钻井台上的工作照，结果，精明的日本企业通过分析照片里的背景，推断出大庆油田的大致位置和产油能力等信息，后来在石油设备的国际招标中一举中标。抛开这则故事的真实性不说，这张照片的确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惊人信息：在一个叫做“大庆”的地方，中国人找到了超大型油田。而且，毫无疑问，大庆油田的发现强烈刺激了一些日本人，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捶胸顿足、后悔不迭，因为在曾经日本统治的伪满洲国，“天赐的良机”与日本擦肩而过。

　　日本在中国东北到处找油

　　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世纪20年代末，由于各方盛传在中国东北发现石油的迹象，日本人下定决心要在这一地区寻找石油。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加速对华战争准备，日本政府经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内有一个名为“满铁调查部”的机构，它的探矿队就像过篦子一样在东北大地肆无忌惮地寻找战略资源，石油当然是主要目标。

　　当时，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高桥纯一是公认的石油权威，他的石油生成理论是所谓的“海底腐泥起源说”，即石油生成的条件必须是海洋沉积型地质构造，藻类和微生物死骸堆积形成的有机物在地热的作用下分解而成，埋藏在具有海相沉积的地质区域。根据这个理论以及渗透到地表的沥青凝聚物，日本将找油重点放在辽宁南部地区，原因是这里比较靠近海边。

　　日本选择的集中勘探区是阜新地区，就是后来属于辽河油田的边缘构造带上。辽河油田1995年的生产量是1500万吨，也是日本当时需要量的5倍。但辽河油田的高流动性原油埋藏在地下6000米处，而当时日本的技术只能下探到2000米。所以后来日本人听说辽河油田被发现后感叹说：“当时即便站在油田正中央，也找不到石油。”

　　而位于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也就是当年日本石油公司找过油的所谓“北满地区”，是典型的陆相沉积构造，理论上就是“贫油”地区，充其量也是油页岩水平的石油埋藏，故不是重点找油地段。当时驻扎在哈尔滨附近的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航线就在大庆（当时叫安达县）上空，来去的飞机能够经常看到草甸子的水面上漂着黑色的油膜状漂浮物，于是他们向“满铁调查部”通报了此事。当时“满铁”方面回答也很干脆：“这个地方不存在生成石油的条件。”“满铁调查部”因此没有去实地勘探。

　　石油引发日美太平洋冲突

　　转眼到了1940年，此时的日本已深陷中国战场这个大泥潭，为了今后的战争，日本偷偷储备了可维持2年的石油，但如果不尽快找到新的石油资源，日本的战争机器将后继无力。“在满洲已经很难找到石油，还是马上到‘南方’寻找油田吧”，日本石油公司的调查部长大村1940年8月宣告说。于是，日本军部将视线转向东南亚。

　　日本当时的石油产量为35万吨，而东南亚1940年的石油总产量为1040万吨，是日本年需要量的3倍，且属于轻质油，还是欧美人建立的整装的油田和炼油厂，是一块嘴边的肥肉。1940年日本攻占法属印度支那，名义上是切断国际上的“援蒋通道”，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让军队接近马来西亚半岛，下一步是夺取荷属东印度（即印尼）的大油田。

 

美国看穿日本的意图，于1941年8月1日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日本每年约290万吨的石油进口渠道被完全封死。二战时期一个著名的日本海军大将曾说过：“离开石油，我们的战舰和其他军舰只不过是稻草人。”日本感到“忍无可忍”，9月6日，天皇裕仁参加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对美开战。日本时间12月8日凌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日，日本军队向驻马来西亚的英军发起突袭。开战一周后，日军相继占领爪哇地区的油田和炼油厂，且动用的都是伞兵部队。到1942年2月，日本占领了印尼境内主要的油田和炼油厂，并从本土和“满洲”调去大批技术人员和设备修复油田和炼油厂。

　　日本完成对东南亚油田的控制后，计划阻断美国与澳大利亚间的海上运输线以孤立澳大利亚。于是日美两军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群岛展开惨烈的争夺战，这场战争美国以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后盾，极大消耗了日军的战斗力和战略资源，日本从此失去进攻能力。此后，日本一步步走向灭亡。

　　石油梦“悲壮”破碎

　　大日本帝国的石油梦破碎得“如此悲壮”，以至于后来不少日本人为侵华期间没能找到大庆油田“痛心”和“遗憾”。实际上，日本“满洲石油公司”曾在大庆油田的边缘地区打了一口1000米深的探井，流出来的是黏稠、含硫量很高的重油，而且流量很小（王进喜的1205钻井队的第一口井的深度为1100米）。

　　有人后来为这件事解脱说，以日本当时的炼油技术，很难用这种石油提炼90号以上的航空汽油，陆军炼油厂生产的汽油最高不过是78号，要想用高含硫的重油生产航空汽油，就必须从美国导入新的技术和设备，仅这一点恐怕就要等上十年八载，所以就放弃了继续找油的计划。

　　日本在中国东北找不到石油还有一个原因。日本当时有相当不错的探矿公司，比如“日本矿业”是采用最先进美国设备找油的公司，但是日本军方担心在东北找油的消息一旦被美国人知道，就势必暴露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没用这家公司。日本的陆军，尤其是占领东北的关东军就像一个独立王国，他们也有自己的勘探设备，并且最深可以打到1800米，但是由于缺少专业的技术人员，找不到石油并不奇怪。

 

不管怎样，由于对没能找到大庆油田耿耿于怀，诸如“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词句常常出现在日本现代史中。有人还提出：如果日本当年发现大庆油田的话（大庆油田高产期年均产油5000万吨），不仅能满足日本国内的需要还可以出口换外汇，最高统帅部也绝对不会做出“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如果不同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也根本不是这个打法了……然而，历史不是由“如果”构成的。

langduan

这个  和希特勒的原子弹 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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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1904年，黄汲清先生诞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仁寿县青岗场一个书香之家。身为乡间秀才的祖父为他取名黄德淦。父亲毕业于洋学堂“通省师范”，参加过保路同志会。在新旧两种文化的熏陶下，德娃子一路读书上成都，过武汉，到天津，1924年从北洋大学预科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黄汲清刚读大三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到北京西山做地质调查，他写出的论文《北京西山的寒武纪奥陶纪层》，竟指出了开滦煤矿英国地质学家马休把因冲断层重复了的下奥陶统地层分成两个单元的错误，得到了中国地质学会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颁发的140块银元的奖金。就在那西山之巅，意气风发的黄汲清赋下明志诗：“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

北大毕业，黄汲清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随后转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质界先驱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麾下，从练习生干起，跟随后来惨遭土匪杀害的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北上东北、华北、陕西，南下云、贵、川，转战四方“敲石头”…… 黄汲清以突出的才干和成绩为翁文灏所长慧眼识珠，于1932年被中华教育基金会派往欧洲留学，在瑞士浓霞台大学有幸成为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阿尔冈的研究生。恩师的教导使他确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为他奠定了大地构造学的基础。

1935年，黄汲清获得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兼职教授、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地质局局长，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1980年荣获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自然科学名誉博士称号，1985年美洲地质学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198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先后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第32届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一连串耀眼的职务贯穿新旧两个中国，把黄老的一生与中国的地质和石油事业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奠基人

黄汲清一生发表论文二百五十余篇，专著二十多部，在地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建树，尤其在生物地层学、区域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等领域功绩卓著，奉献了很多“第一”、“最早”和“最主要”。如：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地层学专著《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首倡二叠系三分，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了全国地质图和一套综合地质图件。1945年，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系统地划分了中国的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对我国地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大地构造学无可置疑的奠基人。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高校、科研和实践工作的经典名著，在前苏联、日本、印度和其他亚洲相邻国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黄先生曾经诙谐地解释过自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这得益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成为援华苏联专家的必读参考书。黄老的野外地质记录本被苏联专家戈鲁斯看到后，引起了一片惊叹：内容丰富，记述准确，素描图清晰美观，不用再加工就可以印作教科书。

大自然中石油的生成，流行至今并广为接受的是有机成因说，即石油是由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成的，因此许多人认为“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这种推理之下，因为中国大陆多是陆相沉积盆地，所以中国就不可能有油。再加上上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便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为这一“法则”所束缚，而且，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前方急需煤炭、石油、钢铁等战略资源，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为他们魂牵梦萦的理想。

黄汲清担纲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在翁文灏的建议下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发现威远大气田打下了基础。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他率领一队人马考察甘肃、青海的石油地质。在年底去西宁的路上，他得到了老母重病去世的消息，因为远在野外而无法送终。

1942年底，黄汲清又带领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和翁文波等人开始了为时半年的新疆石油地质考察。那年10月，天山北坡风云突变，风雪交加，他们乘坐的运输机竟在迷蒙中好久找不到迪化(乌鲁木齐)机场，一行人被气流颠簸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在万分不安中落到地面。那时，独山子油田虽然是中苏合办，但是苏方不肯把地质图全部拿出来，黄汲清只好带着大家自行测制地形图和地质图。春节来临，迪化的气温骤降到零下35℃，几个人披着棉被在招待所里突击工作简报。接着又转战南疆，在汗腾格里峰东南坡的草地上，在牛毛帐篷里，挑起马灯夜晚作业……黄汲清既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实践家，也是一个才思敏锐的理论家。1943年，在他领衔完成的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里，他提出了“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油田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生油，二是能储油，三是要有地层盖住，油气跑不掉，即生、储、盖组合。黄汲清从大地构造学说的地壳运动的多旋回特点出发，分析了中国含油气区的地质情况，认为多旋回构造作用使中国的大中型盆地的发育呈现明显的多旋回和多级演化性，油气的生成和聚集具有多期性、多层性。在谈到这一理论的意义时，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说’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例如，华北盆地和松辽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这就从理论上突破了“中国贫油”论的束缚。

虽然在“陆相生油”的理论探索方面，前有潘钟祥在美国发表论文《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纪的非海相成因》，提出了陆相生油可能性的初步论说，后有陈贲、尹赞勋、阮维周、王尚文、高振西等人从不同角度论述石油与陆相沉积的关系，1954年李四光也发表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远景”的文章，论述陆相生油的问题，但是最完善并且经受了最多的实践检验的，还要算黄汲清的“新疆石油地质调查报告”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黄汲清喜欢用一句四川话“杀死”来说明问题。他有一段学问名言：“研究问题就像打蛇一样，要打七寸。否则，好像打死了，可是过不多久却又活过来了。打死，谁来了也说不活。杀死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关键是杀死！”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他的陆相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就是一个“杀死了”、立得住的理论。

圈定松辽平原，揭开大庆石油发现史

所谓石油发现，第一步是个“找”字，即进行石油普查。1954年，新中国组建了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把黄汲清从四川召唤到北京，委任地质矿产大师谢家荣和他作为技术负责人，统领起全国石油普查的技术工作。从1955～1957年，作为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顾问，黄汲清得到了翁文灏和潘钟祥等人都不可能得到的验证陆相生油理论、施展抱负的机会。

面对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凭借解放初期有限的普查队伍和装备，如果漫天撒网寻找石油，无异于大海捞针。因此，石油普查的关键是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布署，即在广袤的国土上圈定理想的普查区域。若是圈定出错，搞错了方向，接下来的一切都将是白费——这就是黄汲清与谢家荣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翁文波、黄汲清、谢家荣等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

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与谢家荣一起，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组成了五个石油普查大队，并亲自布置了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19.58 1.40%]、准噶尔、吐鲁番和柴达木盆地的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先生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报告，用醒目的桔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后来，大庆以及渤海湾、四川、鄂尔多斯、柴达木、准噶尔、吐哈和塔里木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大庆油田的发现还不乏戏剧性的情节。黄老那么极力主张并寄予希望的大庆所在的松辽平原，在最后的关头竟然没有被列入1955年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确定的普查项目计划。没有计划就没有任务，没有任务何谈去发现？等到黄老发觉东北地质局根本没有动静时，他着急上火了。雷厉风行的他幸好大权在手。他立即找到普委的技术员苏云山，让苏赶快补充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这时会议结束已经两个月了。据苏云山后来回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松辽平原并没有列为首选开展战略普查的地区……会议之后，黄汲清先生……当即指定我……起草一个‘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我记忆比较清楚的是，他在谈到设计任务书的写法时指出，要求踏勘人员乘小船沿松花江两岸多找出露的岩层，尽量测量地层剖面，对铁路两侧及平原边缘的沟谷，要多下点力量，找基岩露头和油气显示。‘踏勘任务书’拟定后，曾经黄汲清先生修改和审定。”

1955年6月11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下达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书，接着，东北地质局派出以韩景行为组长的踏勘组……如果不是黄汲清圈定了松辽平原，不是他坚持并挽救了这个项目，大庆油田的发现可能就不只是推迟几年或十几年了！历史事件有时是令人诧异的，据说松辽平原项目当时是被遗漏了！但怎么被遗漏的，却至今仍是不解之迷。

石油普查有点像军事行动，要人要枪要装备。进度的快慢也取决于投入力量的大小，取决于领导者有多大的决心，而领导的决心有时就来自于好高参。为了筹备好第一次普查，1955年1月下旬，地质部副部长刘杰曾经单刀直入地问黄汲清：石油普查、勘探需要多少力量，需要多少技术人员、设备以及经费等。黄汲清熟知石油工业先进国家的情况，立即结合中国的特点提出：至少必须投入地质部现有技术人员的三分之一，以及相应的经费、物资和设备。

黄汲清从1955年5月22日参加石油地质工作检查组，走遍了西北西南十多个省市，一去大半年，直到12月初才回北京。刚过元旦，1956年1月初，陈云副总理又在中南海约见黄汲清，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以煤炼油的问题，二是中国石油[11.70 -0.09%]的前景问题。黄汲清在回答中，一方面坚定地表示了中国有油的充分信心，一方面提出了现在战线太长，投入的力量明显不足等问题。黄汲清客观冷静的意见切中了中央领导的思虑，后来石油战线实行“战略东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加快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

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地质部党组决定：3年内拿下松辽平原！黄汲清在1958年4月、11月及1959年初几次亲赴现场，听取一线技术员的报告，分析情况，指导工作。很快，在南14井和南17井发现了十几米至几十米厚的油沙！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总之，要搞百家争鸣！”批示之迷

“文革”中，中国地质科学院这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是重灾区。黄汲清头顶着“特字号国民党员”的高帽，背负着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被批被斗在所难免。1966年8月8日，地科院爆发了“文革”史上有名的“八·八暴动”，几十名原领导和技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戴高帽“坐飞机”，台上跪了一大片。

黄汲清被关进地下狱室一百八十多天，从一百三十多斤的壮汉被斗成了只有78斤体重的“牛鬼蛇神”，又被赶到江西峡江县坑西村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五七干校”。从此，在这个农场的养猪班里总会看到一个瘦弱的老猪倌，戴着顶旧劳动布帽子，穿一件旧蓝布中山装，脚蹬一双高筒雨靴，腰围粗布蓝围裙，整天围着一百多头“僵猪”忙忙碌碌……

一辈子跑野外，黄汲清从来不会视体力劳动为苦难。但是，当他从干校回到北京，面对一手组建的“大地构造研究室”和技术队伍已不复存在，满耳又充斥着有关大庆石油发现的不实宣传的时候，他却感到了无以名状的痛苦……多年来不争此功的黄先生，在这样的逆境中不由得设想：若是人们知道大庆石油发现的真相，大地构造研究也许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吧！于是，“要说出真话”便成为他魂牵梦萦的事情。

1978年11月14日，在全国科协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黄汲清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放出了一颗被称为震动整个中国科技界的原子弹。他在长篇发言中说道：“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这恐怕是铁的事实！……我在这儿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两个意见吧。第一，今后是不是不要在报纸或杂志上面吹嘘地质力学的理论发现了中国东部的大油田，不要再这样吹嘘了。第二，今后，地质力学这是一个学派了，应该让它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其他的学派、理论是要和地质力学一样，同样有机会发展。”

黄汲清的奋起其实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他已经向中央向邓小平发出了两次强烈的呼吁，获得过两次批示，只是后来公开的多是第二次，即1978年1月11日黄老给党中央的信及邓小平在此信上的批示。在这封信中，黄汲清全面而详细地反映了“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黄老在信中说：

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独立自主、高歌猛进》一文，首次错误地报道了这一讹传……如果说这在“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还算情有可原……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在《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4日)和《红旗》杂志(1977年第十一期)上分别刊登的以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地球开战》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在这两篇文章中，除了继续坚持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那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

黄老在第二封信里还写道：“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这就说明，在此信之前，还有过一封类似内容的信，而且，邓小平还就此信做过批示。然而，关于邓公这次对黄汲清的批示，长期以来都只有大意转述，而没有原词原句。事实上十多年来，这个批件在哪里？准确的内容是什么？一直留着一个悬疑。

冥冥之中，似乎是天意，更可能是巧合！就在准备邓公和黄老百年诞辰纪念的日子里，北京的一位收藏爱好者竟然发现了这份重要资料。

这位淘书人一天偶然光顾京城北三环的一家废品收购站， 在堆满旧书报废纸张的破败仓房门前，他看到了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显然正要装车拉往造纸厂。他随手打开一个袋子，最先进入眼帘的是一本本中国地质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出版物手稿。虽然都是改革开放后的科技新书，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但他还是跟这里的老板商量购买，没怎么讨价还价就扛回了家。到家后，他泡上一杯茶，倒出袋里的纸张，悠闲地坐在桌前翻检起来：里面还有几本抗战前的《中国地质学会地质论评》、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包杂纸、一些私人信件。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从地科院的杂纸包里竟然翻出了一份1977年中科院和地质总局几位领导批阅过的资料，上面赫然写着邓小平的批示！

这是一份蓝色钢笔的手写件，用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国家地质总局”信笺，题目是“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落款只有日期: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没有撰写单位或撰写者，但在首页上有当时中科院、地质总局和地科院的几位领导的批示或签名，当然这一页上最醒目的字句是:“总之，要搞百家争鸣。邓 八五”抢救固然功不可没，考证或许更加重要。寻找走访知情人，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理清事实的逻辑关系……黄汲清两次写信，邓公两次批示形成的情形在我们眼前勾画出来。

1977年3～5月，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前就多次讲话，确定了纠正“文革”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战略举措，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是时代的大背景。

1977年6月14日，黄汲清第一次写信给邓小平。邓公没有直接在黄的信上批示，而是要求地质总局先拿出一个“说法”——于是就有了地质总局“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的手写件。

1977年7月下旬，邓小平复出。8月4日至8日，邓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8日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关于学风问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就在会议期间的5日，他在地质总局送上的那份“情况说明”上作出了“总之，要搞百家争鸣！”的重要批示。显然，因为那份“说明”还没有脱离“两个凡是”的立场，邓公的批示显示他并不满意。

这样的一份东西，当然不便与黄老见面，所以黄汲清只能听到邓公批示的传达。可能传达本就不准确，也可能记忆有误，使他只记得：“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

到1978年1月11日，黄汲清写出了第二封信，又得到了邓公第二次批示。接着自然而然他挺身而出，放出了那颗震动科学界的原子弹。

就在黄汲清“争鸣”后几个月，又发生了另一场地震。1979年春天，杨显东在全国政协常委小组会上发言，披露了大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毁林造田破坏生态平衡，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实行穷过渡吃“大锅饭”，自力更生也是假的……到1981年，大寨问题正式得到了解决，后来，几个战线上的旧的思想樊篱终于都被冲决。

那一场“黄汲清争鸣”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科学界，超过了事件本身。

1995年3月22日21时55分，91岁高龄的黄汲清先生与世长辞。

3月31日，北京八宝山哀乐低回，一千多位各界人士为黄老送行。灵堂上高悬的挽联，极好地总结了黄老的一生：

一代宗师、地学泰斗，旋回构造奠基础，指导探宝献神州，丰功伟绩，后人永志不忘；

油气勘查，功在千秋，运筹帷幄指方向，九州大地油气流，斯人虽去，风范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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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谢先生指出：“匈牙利地震队的工作对大庆的发现有关键贡献。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过他们一句。好像我们中国人得了帮助，然后把人家忘得光光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真实地对待历史。”

谢学锦院士（资料图）

1959年9月26日，黑龙江省松辽盆地松基3井获工业油流，发现世界级的大油田-大庆油田。

　　关于大庆油田，一般的常识是：李四光的理论发现的，王进喜打出来的。此外，还有用黄汲清理论发现的说法，和谢家荣居功至要的论述。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的发现，怎么能半个世纪过去了，还不明真相？最近走访谢学锦先生时，谈话中特意问及大庆油田的发现，希望能从访谈中理出头绪来。

　　谢学锦先生是中科院院士，我国勘查地球化学的奠基人，近20多年我国80%多的新发现矿产，都是根据他的区域化探填图项目提供的目标及线索找到的。他父亲是谢家荣先生，中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经济地质事业的主要开拓者。谢家荣曾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总工程师，是注意到在东北平原找油的第一人。

　　李四光并未说大庆油田是用他的理论找到的

　　许多年来，国内一直说是在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文革后，地学界开始敢于发表不同见解。黄汲清上书邓小平，认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

　　请教谢学锦先生时，他说：“地质力学和发现大庆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关系。李四光先生并未说大庆油田是用他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的。是在大庆油田发现了两年以后，他有一天写信给何长工，把大庆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了。但当时的原话也只是说‘再一次证明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一看法，与地质部找油部署的方向符合’。就这么一句‘方向符合’，被人演绎出了传诵至今的故事。发展到后来，也许是由于政治的某种需要，宣传的调子越来越高，甚至报刊和中小学教科书都说是根据李先生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了大庆油田。李也就默认了。实际上，他写那封信的时候，不仅石油部的钻探工作已经发现了大庆油田，而且在华北及江汉若干地点都发现了油砂。这是先有发现，两年后再去套理论。而不是以理论指导发现。而且，两年后去套的这个理论，即新华夏沉降带有三个段落，只是个大地构造学理论，并没提到这跟石油有什么关系，跟怎么找石油更没有关系。当时地质部找油的具体部署指挥是普查委员会的常委谢家荣、黄汲清和刘毅，他们遵循的完全是传统的石油地质学理论及大地构造学理论。在那时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草拟的各种文件中，根本没有“新华夏沉降带”这样的新式术语，更不用提是用这样的理论指导在东北的工作了。”

　　黄汲清没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大庆油田的发现

　　黄汲清先生在指出大庆油田与李四光的理论无关的同时，认为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找油重点，是根据他和潘钟祥的陆相生油理论，结合多年实践提出的。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庆油田的发现与陆相生油理论有关系吗？

　　谢学锦先生说：“黄汲清先生后来曾明确提出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根据了他的陆相生油理论。这是在他给邓小平的信和1994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的文字说明中都提到过的。但我以为，这也不够实事求是。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潘钟祥等人的早期研究工作，都曾发现西部几个油田赋存于陆相地层中。可是这些油田储量都不大。世界上其他地区在此前发现的在陆相地层内的油田储量也都不大。谁也没有提出过可以在陆相沉积中找到像大庆这样的大油田。在1955年决定将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列入普查委员会计划之前，黄先生也从未写过有关中国东部石油远景的文章，更未写过松辽平原石油远景的文章。在1957年第三次石油普查会议上，黄先生的报告中提到陆相生油时，也只是说：‘1943年我们根据在新疆等地的工作结果提出陆相生油的重要性……但就整个世界来说，海相生油无疑还是占着绝对的重要地位。今后我们要继续注意陆相生油，但对海相生油更要注意。’‘海相优于陆相，在其它条件相同时，沉积盆地有海相沉积比无海相沉积好。’对松辽平原他也只是说，‘南部平原位于法库以南……可以存在第三纪海相地层。’‘松辽平原的关键问题是：（a）加紧进行物探，进一步划分平原下的构造单元；（b）配合浅钻，研究松花江群的岩相特征、分布规律及其生油和储油的可能性。’他的这些话表明，他并没有用陆相生油理论去指导大庆油田的发现。

　　“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地质学家们设想的是，有可能在松辽平原找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相第三纪的储油层。这是合乎逻辑常识的，因而是无可指责的。而鉴于当时已经发现的松辽平原下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纪的事实，如果不去设想可能发现海相油田，而用陆相生油的理论去指导工作，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它违反起码的逻辑。”

　　谢学锦说：“我同意张立生先生的一段话：‘历史不应该是这样书写的。在大庆油田被发现并且被证明是陆相生油的油田之后，就说是用陆相生油的理论找到了大庆油田。在发现了大庆油田，又在华北与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发现多层油砂后，就说是按李部长指示，在新华夏构造体系内找油取得了成功。这一样是在塑造和妆扮历史，而不是反映历史。’”

　　石油地质普查是大庆油田发现链上最重要的环节

　　近些年来，有不少人写文章，认为谢家荣先生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贡献被抹杀或低估了。对此，谢学锦先生强调，最重要的不是探讨哪位个人的贡献，而是大庆油田发现全过程的历史真相。

　　他说：“李四光、黄汲清两位和我父亲不同。李、黄两位先生主要是理论地质学家，解放前他们的兴趣主要在搞理论的研究，尤其李先生，对具体的找矿实践做的很少。解放后国家发展，迫切要求解决找到矿藏的实际问题，理论家这时很容易想到‘自己的理论’要设法靠上实际。而我父亲更愿意说自己是个经济地质学家，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巧妙地用一切已有的有效的理论知识与方法找到矿。他强调理论找矿，并在具体实施中常有新见解，也有自己的理论。但他从不强调‘我的理论’。尽管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明确指出：‘到现在为止，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而且也不断发表文章说，尽管全世界油田海相生油为主，但陆相生油在中国的地质情况下亦应给以重视。但是，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实事求是地来看一看大庆油田发现的全过程了，搞清楚在这条所谓的发现链（Discoverychain）上，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哪些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谢学锦认为：“第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先后有阮维周、翁文波、谢家荣、孙建初、高振西预测东北平原可能有石油蕴藏。特别是谢家荣，反复强调了东北平原的含油远景，并且在1953年6月根据东北平原有很广阔的含油气远景将其命名为松辽平原（或松辽盆地）。接着，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石油普查的前夕（1954年），谢家荣发表了《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将其分为三大类共20个含油气区域，松辽平原被列为8个‘从大地构造推断，希望很大，但油气苗分布不广或尚未证实的可能含油区’之一。其后，李四光也使用‘松辽平原’的术语，说出过一句‘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这样的话。此外，苏联专家也看好松辽平原，指出地质资料甚少的茫茫大平原有石油远景。这些是决定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踏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重要环节，谢学锦认为是1955年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他说：“谢家荣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石油及天然气矿床的普查》。他在会上提出‘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是十分必要的’。他极力反对当时惯用的方法，即只在发现油苗的附近及地质研究程度高的地点作详查及钻探。这次会议后，普委会按照会议精神，组织大批队伍，分赴各地进行石油普查。这点我们从谢家荣1955年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黄汲清先生几乎是天天没日没夜地亲自部署全国各地的项目，编审计划，拟定工作方法，并赴野外实地考察、指导工作。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闭幕之后，谢家荣和黄汲清一道专门提出了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并坚持当年立即做部署工作。黄汲清先生让苏云山收集资料并起草了踏勘任务书，谢家荣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地质踏勘，是大庆油田发现链上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有了地质踏勘项目，才能在1956年将松辽平原正式列入全面进行石油普查的地区，进而有了1956和1957两年在整个松辽平原进行的大规模全面石油普查活动。”

　　匈牙利地震队对发现大庆油田起了关键作用

　　那么，普查的过程中，哪一个环节特别重要呢？

　　谢学锦先生说：“第三个重要环节我认为是匈牙利地震队发现长垣构造，地质部钻探见油砂。当时，匈牙利的Etvos研究所的地震队是世界著名的。所以中国作出部署，请该所的地震队来中国做地震找油，并帮助培训中国作地震方法的技术人员。工作地点定在西部。顾功叙先生后来亲口告诉我说，1956年底时，Etvos所地震队在西部的工作已经做完，但合同期未满。顾功叙跑去找谢家荣、黄汲清、刘毅，想留这个队伍再选一地区。顾说，鉴于当时松辽平原石油地质普查已取得进展，于是谢、黄、刘决定，将匈牙利地震队调到松辽平原作石油地震工作。1957年，匈牙利地震队进入松辽平原。第二年，他们即在这一地区发现长垣背斜构造。紧接着，地质部在构造上打普查钻，见油砂！这一关键性结果，使松辽平原找油远景骤然大幅升级。从而导致后来两部在该地域集中力量钻探，最终确定出松基一、二、三井的井位。”

　　谢先生指出：“匈牙利地震队的工作对大庆的发现有关键贡献。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过他们一句。好像我们中国人得了帮助，然后把人家忘得光光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真实地对待历史。”

　　“大庆油田发现的第四个重要环节，”谢学锦先生强调说，“是石油部在地质部的地质工作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钻探。”

　　他说：“顾功叙先生对我说，1959年春节清晨，何长工来电话，要他赶紧带资料去何的家。他去了，看到余秋里、康世恩都在，还有石油部的人。许多图件在客厅里摊了一地。余秋里蹲在地上看图纸，一只空袖子晃晃荡荡。顾说：他最记得的是，余秋里听完汇报说，我明天就带200人，立刻动身去现场。此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有余秋里部长的魄力与亲临火线的精神，有石油部的石油地质学家精彩的石油物探工作，正确地拟定松基三井井位，终于在当年国庆节前钻探喷油，导致大庆油田的发现，举国欢腾。”

　　谢学锦说：“可见，找矿并非一种纯学院式活动。首先，它总是要涉及到成矿成藏的许多已有的久经考验的理论。需要根据经验与敏锐的洞察力来利用这些理论，而有时又不能被它们所限。为能作出正确决策，还需要有明确的战略部署、先进的技术方法、缜密的工程部署及坚持不懈的工作。大庆油田就是通过这样一条发现链，艰难幸运地取得成功。说实话，它的发现与谁的独创理论都没有关系。倒是发现陆相地层中居然能有这种大油田的事实――这也是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不仅推动了在华北、山东、江汉等地区的找油工作，而且推动了石油地质学的理论研究。”

　　笔者了解到，当年直接指挥石油普查的谢家荣、刘毅，在反右时都被划为右派；黄汲清被列为“右派倾向”，不被重用。谢家荣在文革初被批斗侮辱后，自杀身死。刘毅本是革命老干部，后来被发送到东北劳改，力尽抱树而亡。于是，真正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就很容易地被人忘记了。

　　同时，大庆油田的发现，不是用李四光的理论找着的，也不是王进喜的钻井队打出来的。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喷油、发现大庆油田时，王进喜在西北，还没调到大庆来。他1960年4月14日开始在大庆开钻打井之前，那里的葡7、葡20、葡4、葡11、太2、萨66、杏66等井都已经打出油了。王进喜那令人赞佩的精神是在后来开发大庆油田的过程里产生的。在大庆油田发现的最后冲刺过程中，石油部中层下层的技术人员是最重要的功臣。

　　应该记住那些曾被我们忽略了的人。

　　人物注释：

　　翁文灏：中央研究院院士，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三奠基人之一

　　（另两位：章鸿钊，丁文江）

　　谢家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

　　黄汲清：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

　　阮维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地质学家

　　孙建初：石油地质学家

　　翁文波：中科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石油地质学家。翁文灏胞弟

　　潘钟祥：石油地质学家

　　顾功叙：中科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

　　高振西：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

　　苏云山：高级工程师。时为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技术员

　　刘毅：时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办公厅主任

　　张立生：地质学家

　　原文编者注：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