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

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

作者：邓聿文

曾经被讥讽为“弯脚杆”的中国农民终于不再是“二等公民”的象征,曾经从宪法从删去的“自由迁徙”基本人权开始回到中国 大地。在中国西部中心城市成都，一项统一户籍、实现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重大改革今天宣布推出。长期困扰中国改革进程的户籍壁 垒和城乡标志性体制障碍首次在地方改革实践层面得以突破。      据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介绍，城乡居民在全域成都范围内统一户籍，实现自由迁徙，是成都市在七年统筹城乡发展基础 上的水到渠成之。       据介绍，这项改革在机制体制上的三大创新亮点：一是破除了长期以来束缚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制度障碍，全面建立了户籍、 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二是农民进城不以牺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权为代价，充分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益；三是破除了长期 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权利不平等，实现统一户籍背景下享有平等的教育、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著名学者邓聿文曾表示，中国尽快取消户籍限制已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达成了共识，即恢 复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但由于在户籍制度载体上附加的各种利益关系非常复杂，改革有很大的成本代价，所以，在学界尤其城市管 理者中，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是该快还是该慢认识不一致。大多数城市管理者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不希望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 ，他们经常提到的两个理由是，过早放开城市户籍会出现“城市病”，并挤压城市人口就业机会。      　　　 但这些担忧的看法似是而非。从世界城市的发展来看，随着人口的大量涌进，的确会出现贫民窟、犯罪增多、城市环境脏乱 差等所谓的“城市病”。换言之，它似乎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是，不能因为怕出现“城市病”就紧闭城门。事实上，防治 “城市病”的最好药方，就是在人口自由流动中发展城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况且，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很多“城市病”并不是 放开城市户籍造成的，恰恰是农民进城后没有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致。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城市病”无法解决，这也是城市化进 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比起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来，“城市病”是第二位的因素。       　　　 户籍制度改革，牵涉到自由迁徙的基本人权。从历史来看，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一直没有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也一度实行自由迁徙，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户籍制度，并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从国际范围来看，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也没有因自由迁徙 而引发什么乱子。   　　 社会发展到今天，现有户籍制度的存在，在限制了人身自由、割裂了社会共识的同时，阻碍了社会的整合和良性运行，制约 了人口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无论从制度的效率，还是从公平度来看，适应计划经济要求的户籍制度都与现代的社会发展格格不入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取消户籍限制，天不会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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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

解析朝鲜  

作者：周宇
之一：朝鲜病人

　　尽管朝鲜被认为是世界最封闭的国家，但现代科技正使这个国家变得透明起来，在GoogleEarth上，全世界各种“朝鲜研究爱好者”们正努力把朝鲜每一寸国土上的建筑都标注上用途。

　　在过去的一年里，金正日同志用一系列惊世骇俗举动牵动着全球关注：2009年4月导弹危机、5月地下核试验危机、年底货币改革危机直至2010年3月份枪决前计划财政部部长，再到持续至今的招商引资热。

　　来自天空和地面的无数双眼睛，几个月前就开始紧密盯着金正日同志何时访问中国。因为囊中羞涩的金正日将军领导下的朝鲜，不但已极度需要输血，他还面临着两件或许耗资巨大的任务：三子金正云的接班问题、父亲金日成100周年诞辰纪念（2012年）。

　　能拉金正日将军一把，为虚弱的朝鲜输血的，今天只剩下中国。

　　【导致市场休克的货币改革】

　　2009年11月29日下午，朝鲜各地银行及部分官员接到平壤电话，正在流通的货币将在第二天作废。

　　在罗先特区，全朝鲜著名的罗津市场里熙熙攘攘，这个与平壤商店的冷冷清清截然相反的市场扩建后，在朝鲜拥有特殊地位。这个下午，人们不知道他们卖出的是商品，收回的将是废纸。

　　极少数得到消息的人突然开始疯狂购物，尽最大可能花掉手中的朝元。平壤时间下午3点左右，一位当时囤积了约4亿朝元的中国炒汇大户得到消息，他紧急派出全部手下疯狂采购，不问价格，统统买下。下午6点，罗津大市场按时关闭，他未能把手中的钱花完。但他比另一位囤积大量朝元的中国商人幸运，后者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才得知货币改革的消息。

　　货币改革引发了休克式的混乱，从12月14日起，朝鲜各地市场陆续关闭。此前，朝鲜规定了严厉的旧币换新币措施。除了兑换时间的限制，朝鲜政府最初规定每家只能将10万旧币换成1000新币。此后上限被调整为100万旧币，允许存入银行，并不再追查资金来源。根据目前官方汇率，调整后朝鲜家庭可兑换的新币上限折合人民币约594元。

　　对没有多少余款的普通市民，以及手中只持有外汇，很少拥有朝币的特权阶层和大商人来说，朝鲜货币改革冲击并不大。他们只需要暂时观望，度过混乱即可。但那些维系朝鲜市场运行的小商贩和分销商则血本无归。

　　一位新义州的朝鲜批发商在银行有1000多万旧朝币存款，被告知10年以后再来取，否则只能承认约200万的旧朝币存款。罗先一名袜子和手套批发商，将价值80万元人民币的袜子以旧朝币作价分批给下级批发商和小贩，货款尚未收回，已成废纸。

　　第二波打击轮到了持有外汇的大商人。韩国对朝媒体《今日朝鲜》（DailyNK）12月28日引用“咸镜北道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朝鲜人民保安省12月26日发布朝鲜内阁公告，禁止居民使用和私藏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等外币。

　　如果个人通过交易获得外汇或使用外汇，将均视为非法活动，同时将没收个人拥有的外汇。韩国媒体认为，这是在向以外汇交易为主的朝鲜地下物资黑市和外汇黑市宣战。

　　《DailyNK》报道称，朝鲜公开枪毙了平壤市平川区2名涉嫌非法流通外汇的妇女，并驱逐其家属。此外，1月5日还公开枪毙了另外3名妇女，她们在咸镜南道咸兴市兴南区西湖里水产事业所交易得到人民币和美元后，非法使用了这些外汇。

　　货币改革最初获得了部分国营单位员工的拥护。从12月18日起，朝鲜政府对所有国营农场职工，每户发放了14000元新币的“国家奖励金”。以官方汇率，约合350美元，这相当于币改前一般劳动者29年的工资总和。

　　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朝总联”的机关报《朝鲜新报》称，货币改革后，朝鲜的矿工、集体农庄的农民成为新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纷纷涌入平壤市内的百货店购买高价商品。

　　但物价随之飙升，人民币对新朝币的黑市汇率在2009年底就迅速飙升了170倍。

　　由于市场一度关闭以及货币的极度混乱，商人们开始囤积食品，米价暴涨，粮食危机出现。罗津一妇女因不愿出售3缸豆油遭举报。豆油全部没收，妇女被抓走。

　　受新朝元剧烈贬值影响，中朝贸易一度停滞。除非朝方能当场支付美元、欧元等外币，否则极少有人愿意卖货，而朝鲜禁止持有和流通外汇的法令更是雪上加霜——这等于切断了朝鲜90%以上的日用品和外来粮食供给。

　　由于朝鲜多年来无力提供足够的粮食配给，朝鲜人早已习惯通过市场寻找食物。货币改革令市场休克，导致朝鲜人即使手握大把钞票，也无法获得足够食物。

　　《DailyNK》2009年12月11日报道，两江道甲山郡甲山邑做面条生意的申某和11岁的大女儿因虚弱死在家中。申某死后，家中发现了9千元左右的旧币。按货币改革前的市场价，可以买到4公斤左右大米，但此时显然没有人愿意卖给她。

　　该媒体另一报道称，两江道丰西郡内浦里一名精神异常、不享受食物配给的父亲吃掉了15岁的女儿。为避免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朝鲜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发放食品。

　　此前，当地只在19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时代出现过吃人事件。《DailyNK》报道称，1997年，当地有18人因此被判刑。

　　新一轮粮食危机一直蔓延到3月。2010年3月4日，脱北者团体“NK知识分子连带”称，在咸镜北道富宁郡古茂山站，部分居民欲劫持载有中国大米的火车，与武装护送人员发生冲突，一居民中枪身亡。

　　货币改革成功打击了朝鲜政府无法控制的市场和商人，但市场瘫痪后，政府显然无力支撑朝鲜人日常生存消耗。雷霆万钧的货币改革只能草草收场。

　　1月9日，朝鲜《劳动新闻》报道称，“金正日说，未能贯彻给人民吃‘米饭和肉汤’的金日成首领遗训……目前朝鲜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在军事方面，列入强国队伍，但人民生活确实有不足之处。”

　　韩国《朝鲜日报》将之解读为金正日承认朝鲜经济失败。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教授则认为，这可以认为是金正日的道歉之言：朝鲜前主席金日成1946年以后，每年谈及“米饭和肉汤”，但朝鲜60多年一直未能实现。

　　《朝鲜日报》报道，2月10日，朝鲜总理金英日在平壤人民文化宫向在场的人民班长和普通干部宣读事先准备好的道歉稿：“事先未能充分做好准备，盲目推行了此次货币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此深表歉意。”

　　3月中旬，负责货币改革的朝鲜前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因“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在平壤附近射击场被枪决。外间一度曾怀疑消息真伪，但平壤人士向《凤凰周刊》证实了枪决的消息。该人士称，官方宣传朴南基是“南朝鲜派来的间谍，为了把朝鲜经济搞乱。”

　　朴南基被枪决前，朝鲜已放松市场监控。外汇也再次被允许使用，目前中朝边贸逐渐复苏，朝鲜人又回到了以市场维持生存的局面。但商人们警惕起来，朝币持有者会当天就到黑市兑换人民币，不让朝币过夜。

　　【丧失运转功能的肌体】

　　朝鲜货币改革，是一次试图全面夺回社会资源控制权的尝试。

　　朝鲜当年为应对大饥荒而默许自由市场存在，但农产品交易市场很快发展成各种消费品无所不包的综合市场，尽管按朝鲜法令，农产品外的交易均为非法，但市场规模却越来越大，

　　尽管朝鲜自1990年代以来出台种种“改善”政策，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工厂企业继续实行党委领导、厂长分工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大安工作体系”，合作农场继续实行集体劳动、凭工分进行统一核算的基本管理制度。

　　但是，计划体制内的工农业生产不见起色，国有经济体犹如浮动在市场暗流上的坚冰，正迅速消融衰竭，掌握在政府手中社会资源份额越来越少。

　　朝鲜高度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劳作普遍低效。在农村，标语和红旗随处可见：山坡上是赞扬金正日将军的巨大标语，农田周围几无例外要插一圈红旗。人们列队扛着铁锹和红旗上班前，通常会先围坐一圈，由带队领导训话。进入农田后，干活者寥寥，多数人或蹲坐休息，或拄锄头远望。

　　朝鲜的工地上，常能看见一大群配备了明晃晃西洋乐器的文艺宣传人员，吹吹打打，为一旁干活的人鼓舞士气。

　　商业会社同样低效。有中方合作者形容朝方会社，“九个领导顶多3个干活的。官太多，社长、副社长下面有组长、副组长，副组长还能领导着小队长、副小队长。”

　　大陆多本朝鲜经济研究著作普遍认为，朝鲜工厂开工率不到40%。

　　2009年，朝鲜发动“150天”战斗的生产运动。靠近中国的惠山矿以超额完成140%生产计划，在《感动世界的150天奇迹》中被反复宣传。由于产量是朝鲜的机密，官方未公布具体产量。但《DailyNK》援引消息人士称，该矿实际产量每月仅10吨。

　　1970年中期，惠山青年铜矿生产量达1万吨。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供电恶化只停留在4千吨左右。一位朝鲜矿产资源研究领域出身的“脱北者”说：“目前朝鲜矿产生产量只停留在80年代的10%左右。”

　　上下一致的偷窃是生产的大敌。许多工厂设备因零件丢失报废，无法生产。

　　一名参与朝鲜工厂建设的人士向《凤凰周刊》介绍工厂遭到的偷窃：所有的材料最后都不够，因为被工人们越偷越少。焊条被藏起来，因为三根焊条可以换一包香烟。油漆工人的衣服里都藏着小塑料瓶，一边刷油漆，一边往瓶子里倒。可怕的在后面，突然来了一位高级领导，命令整车拉走贵重零件，因为放在厂里不安全，要拉到更安全的仓库。当然，这些零件再也没有回来过。

　　生产崩溃使朝鲜几乎不能生产民众日常所需的任何产品。平壤货品丰富的的外汇商店里，除熊胆、高丽参及少量工艺品外，皆中国商品。而附近专供普通朝鲜人的商场，空荡荡的柜台只有少量香烟、酒、泡菜、盐等出售。

　　有平壤女士回忆，卫生巾近年似乎实现了国产化。但这或许是错觉。许多印着朝鲜语，标明朝鲜生产的商品，在中国珲春等地生产，只不过是用朝鲜文包装。平壤牌香烟，则是中国提供烟丝及辅料，在朝鲜生产。一些貌似朝鲜国产的日式自行车，同样是中国提供零部件，在朝鲜组装。

　　由于渔船过于破旧且缺少柴油，朝鲜守着世界罕见的8000多公里无污染海岸线，却无力捕捞海产品。而且缺乏电力加工冷藏。一切由中国商人代劳：他们卖给朝鲜商品，报酬是获得海产品捕捞权，但他们还需要投资购买柴油、发电机、冷库、渔船、运输车辆，甚至修路，海产品运回中国加工后，再卖给朝鲜人。

　　电力缺乏不但困扰着朝鲜工业生产，也令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黄海南道某生产企业人士称，每天仅有4个小时的供电。一些中国投资者被迫购买发电设备带到朝鲜。亦有中国投资者考虑过从中国买电。但过细的电线、破旧的输电设备以及过高的损耗令买电变得不可能。

　　在“谷歌地球”的夜间照片上，整个朝鲜半岛北部，除了平壤亮光夺目外，整个朝鲜半岛北部几乎一片漆黑。这与周围的日本、韩国、中国沿海地区的灯火通明形成鲜明对比。

　　即使在平壤，18个区中也只有中区供电充足。其他市区每晚都会停电，路上没有路灯，马路中间的交警配备了闪光的指挥棒。在平壤以外的朝鲜，夜晚唯一明亮的，是大楼正前方被射灯照亮的金日成巨幅画像。

　　英国《金融时报》引用鹦鹉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NautilusInstitute)所长彼得？海斯(PeterHayes)的话称：“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垂死者的X光照片。它已时日无多了。”

　　鹦鹉螺研究所自1992年起开始参与朝鲜的能源计划。该机构数据显示，朝鲜的消费者能源需求从1990年的约1300PJ骤降至2005年的500PJ出头，这是朝鲜工业崩溃的充分反映。（PJ是一种能源消耗度量单位，相当于约3000万千瓦时）

　　“北韩民主化网络”发行的消息刊物《NKIn&Out》2009年5月报道称，电力工业省的两名副科长因为咸镜北道金策市盛津钢铁厂电力供应中断事件而被公开枪决。

　　报道称：“金正日指示，因为平壤电力不足，要减少盛津钢铁厂的电力供应，优先保障平壤的电力供应。”“于是电力工业省的两位副科长停止了向盛津钢铁厂供应的电力，将电力转到了平壤方面。但正在运行的高炉停机，铁水凝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两位副科长被逮捕，2天后公开枪决。

　　韩国银行（BankofKorea）的数字称，朝鲜GDP在整个90年代都是负增长，直到1998年后才实现转机。但到2004-2007年间再次由正转负直到—2.3%。2008年有所起色，上升至3.7%。

　　事实上，朝鲜比韩国经济似乎更具先天优势。朝鲜半岛矿产资源大多集中在北方，据估算，朝鲜矿产价值是韩国的24倍。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也集中在北方，韩国在1970年代才追上朝鲜。

　　作为世界最封闭而形势严峻的经济体之一的朝鲜，30年来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飞速发展的国家。美国环球透视公司预测，到2011年，朝鲜GDP约有每年2%的增长。但GI认为朝鲜人均实际GNP（根据实际购买力调整的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很低，与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国、苏丹在同一水平线。

　　而韩国世宗研究院专家崔尙勋（ChoeSang-Hun）2003年文章称，朝鲜经济早就被判死刑了，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和武器和毒品贸易无法维持。

　　【行将枯竭的外汇血管】

　　在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经互会”的时代，朝鲜在这个大家庭温暖的怀抱里曾有过滋润的生活，外汇不是问题。

　　韩国远东问题研究所《北韩全书》的数据称，1945-1970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经济援助高达20.43亿美元。

　　1970年代中期，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暴跌，而朝鲜需要的机械设备、原油等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中石油价额飙升130%。朝鲜无法按时偿还西方国家债务，直接影响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1981年，前苏联再次向朝鲜提供6.8亿卢布经济援助。1984年金日成的苏东之行，又获得30亿卢布的援助。

　　这一时期，中国继续向朝鲜提供优惠价格的石油，每年价值4000万美元的焦炭、100吨以上的食品，援建大量工厂。1984年又提供了4亿美元的贷款。

　　与此同时，朝鲜也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坚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整个80年代，朝鲜对外援助约2.6亿美元，援助对象以非洲和中东为主。

苏联解体对朝鲜打击巨大。俄罗斯取消了各种对朝经济援助，停止了约60%的进出口贸易。1991年朝俄贸易锐减80%以上。此后经互会国家间贸易结算由记账改为美元现汇结算，朝鲜外汇状况更加恶化。

　　基于脆弱的生产能力，朝鲜可供出口的物品实在不多。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字，1990年以来朝鲜始终存在贸易逆差。2000年后，朝鲜虽然努力出售丰富的矿产资源，但逆差也在不断扩大。

　　1994年以来，朝鲜进入最困难的苦难行军时期。1995-2003年间，国际社会对朝援助共达29.96亿美元，以粮食和化肥为主。

　　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令朝鲜国内财源已近枯竭，只能考虑筹措海外资金输血。但冷战后，朝鲜因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被国际金融机构宣布为“丧失外债偿还能力的国家”，失去了获得国际民间商业贷款的能力。911之后，美国将朝鲜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切断了朝鲜从国际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可能性。

　　雪上加霜的是，2006年7月导弹危机以及10月份的核试验，令其面临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以及国际社会经济、金融双重制裁。2009年5月，朝鲜第二次核试验，立遭更严厉制裁。

　　在对华贸易中，外汇的严重缺乏使朝鲜不得不选择用人民币代替美元结算。朝鲜从中国进口改用人民币结算将节省有限的外汇，但这令朝鲜无法从对华贸易中获得人民币以外的外汇。2006年丹东地区对朝贸易进口16726万美元，但美元的结算货款只有50万。

　　巨额贸易逆差，加上核实验、领导人及高级将领的奢侈生活都需要巨额外汇，朝鲜不得不开发各种创造性的手法来获取外汇。

　　为此，朝鲜国有贸易企业体系诞生了“外汇创收基地”。基地包括一系列劳动单位，这些单位均被授权生产提供出口的产品来获得外汇。主要劳动力来自军队的新兵，以及只得到微薄工资的当地居民。

　　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认为，朝鲜获得外汇的合法手段包括借款、外国投资、外国援助、海外朝鲜人汇款、向海外提供服务、出口武器等。而非法手段包括假冒硬通货、军事设备或技术的非法出售、销售违禁药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法交易等等。

　　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口被认为是朝鲜的主要外汇来源。据美国统计，朝鲜1986-1990年间武器销售收入5亿美元，占其出口的80%。联合国1718和1874号决议禁止从朝鲜进口所有武器，武器创汇渠道被堵死。

　　美国反毒品局称，1976年以来在超过20个国家缴获至少50起与朝鲜有关的毒品案件。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为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

　　美国国会研究处认为，朝鲜每年毒品收入约7100万美元。此外，韩国估计朝鲜每年假币收入为1500万美元；假烟和假药收入为8000万到1亿6千万美元。彼得森研究报告认为，上述数字可能被高估。

　　朝鲜这些传统独门创汇拳头产品，因市场封锁，外汇收入急剧减少。据国际危机集团（ISG）的一份材料，朝鲜走私品例如假冒香烟和毒品等，近来大多已从日本消失，因为中国籍有组织犯罪团体取代了朝鲜同类组织。

　　国际清算银行获得的报告显示，朝鲜近年曾获得部分商业贷款，但这些奇怪的贷款显然很难继续：韩联社5月4日消息称，朝鲜对外贸易银行因未如期履约偿还台湾银行贷款，被告到纽约法院。

　　来自西方的官方发展援助和民间对朝鲜的捐助，曾是朝鲜的重要外汇来源，2004年曾达15.296亿美元，但此后就开始一路下滑，2006年最低时只有5960万美元。

　　朝鲜另一个重要外汇收入来源是金刚山，朝鲜政府每年从金刚山租金收入7200万美元，游客每年还能贡献900万-1亿4000万美元。

　　此外，朝鲜派往前苏联/俄国、利比亚、沙特、保加利亚、皆可等国的劳工会带回每年约500万美元汇款。

　　今天，朝鲜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大宗外汇收入来源几乎全部被切断。

　　【最后一位献血人】

　　尽管想尽办法获取外汇，但与每年都会产生的高达十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相比，上述进账显然还不够。幸好朝鲜还有朝总联、韩国、中国三棵摇钱树。

　　在日本的朝鲜裔，一直对朝鲜经济贡献巨大。1991年之前朝鲜合营企业中的75%由朝总联（朝鲜人总联合会）投资。

　　1990年代，每年从日本汇往朝鲜的金额被估计为1600万-4100万美元之间，最多不超过1亿美元。但来自朝总联的大规模汇款在下降。

　　因为日本经济衰退、2002年金正日承认绑架日本人等不利因素，再加上不断长期对朝鲜汇款输血，朝总联自身经济实力迅速衰落。朝总联下属企业、银行机构纷纷破产。

　　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称，朝总联要偿还破产的信用组合发行的债券共计627亿日元。法院还批准扣押朝鲜联位于东京市中心的中央本部建筑物。朝鲜总联的地方本部和教育设施等9处设施已经被扣押。

　　2009年4月导弹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汇款的限制，将对朝鲜汇款的义务报告额度从“超过3000万日元”提高到“超过1000万日元”，并考虑全面禁止汇款和完全封锁出口。日本这根输血管萎缩了。

　　来自韩国的人道援助和各种援助，从1991年到2008年间共计33.37亿美元。但在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后，2008年的援助只有1.5936亿美元。在此前的16年间，韩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也高达6.9557亿美元。但同样，2008年比2007年下降接近一半。

　　由于金大中、卢武铉两届实行对朝巨额援助的“阳光政策”，并未对韩朝关系产生积极作用，朝鲜也未因此停止核步伐，在韩国争议不断的“阳光政策”被终止。

　　2008年7月11日，一名在金刚山旅游的韩国女游客被朝鲜士兵射杀。韩国暂时扣留了援朝物资，暂停一切人道主义援助磋商，并中断金刚山旅游。这意外地令朝鲜失掉了一大块外汇收入。

　　2009年底，韩国统一部向国会提交的对朝援助计划高达6160亿韩元（折合5.31亿美元），但至今悬而未决的天安号沉没事件令朝鲜能从韩国拿到的好处变得可疑。

　　不仅如此，就连联合国的对朝援助项目也出现了“捐助疲惫”。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宣布，如果无法很快获得更多的捐助，该机构将不得不在7月份停止向严重饥荒的朝鲜提供救援物资。

　　联合国官员担心捐助者已被朝鲜激怒。去年3月，朝鲜将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驱逐出境。朝鲜政府严格限制救援人员的活动范围，要求他们在探访农村前提前报告，并禁止救援队使用自己的讲韩语者。

　　环顾地球，唯一能给朝鲜稳定援助的，只剩下中国。

　　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龙山认为，朝鲜每年缺口的一半左右都是中国解决的。除粮食外，朝鲜要求中国援助从日用消费品到工业原料无所不包。

　　陈龙山认为，“朝鲜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而没有崩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不仅没有参加制裁和封锁，而且还对朝鲜提供了大量援助，尤其是中国的粮食援助和石油供给可以说已经成了朝鲜的生命补给线。”

　　中国对朝援助始终是机密。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中国对朝援助研究后得出结论。从1990年到2005年间，每年估计在1亿美元和2.5亿美元之间。报告指出。中国的对朝官方支持比较稳定，并且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另一被公认的事实是，中国从未间断的援助似乎并未增加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等官员和学者2009年曾公开承认这一点。

　　相关对朝鲜工作人士介绍，中国对朝援助项目都是由商业公司招标后，完全商业运作，并且被计算进入当年的中朝贸易额。这些援助均有明确预算，但考虑到朝鲜建设中极大的贪污、浪费，实际有时远大于公布的预算。

　　援助数额有限，吸引来自中国投资就尤显重要。2010年3月，朝鲜欲将鸭绿江上毗邻丹东的黄金坪岛、威化岛租给中国的招商风波成为朝鲜急切的招商愿望的代表。

　　丹东对朝投资研究人士称。朝鲜拿出两个岛招商，确有其事。但朝方无法提供配套政策保证，基础设施为零，令招商成为空谈。

　　该人士综合来自朝方外贸人士以及朝鲜高层的信息分析，朝鲜如今的招商动作，与其下一个政治动作密切相关：2012年，是金日成诞辰100周年，以及朝鲜要建成强盛社会主义大国的年份。这都要有大批庞大的献礼工程，其中包括平壤10万套住宅工程。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资金。

　　在此背景下，5月3日，金正日万众瞩目地秘密窜访北京。尽管金正日访华或有其他议题，但能否再次获得老大哥的“输血”，成为外界猜测的重点。而金正日对大连（罗津港中方投资商创立集团所在地）、天津两大港口城市的访问，亦被普遍解读为想要引进中国资本开放罗津港。

　　《DailyNK》引用匿名对朝专家的分析称，“朝鲜想通过朝鲜大丰国际投资集团引进中国巨大的资本，实际上并不可能……此前金正日访华时一般能得到2亿美元左右的现金援助，从惯例上判断，此次也会得到同一水平的援助。”

　　《朝鲜日报》仔细分析了大陆中央电视台有关金正日访华的约10分钟电视画面后认为，金正日似乎并不高兴。

　　金正日在访问中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对北韩进行投资”。温家宝说，“中朝经贸合作具有很大潜力，双方要加快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探讨新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朝鲜日报》将其解读为，“北韩希望中国能马上对其进行投资，而中方却暗示首先要建设基础设施，并改善制度。”

　　温家宝的另一句话则被解读为进一步挑战了中国此前对朝鲜百般呵护的底线：“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愿意向朝方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经验。”《朝鲜日报》引用北京外交界的分析称，这“事实上就是劝北韩进行改革开放”。

之二：双面朝鲜

　　4月下旬的一天，那个令外界震惊的处决刚过去一个月，朝鲜新义州车站上挤满矮小的朝鲜老妇人。上千人人头攒动，无一例外都像虾米一样弯腰90度，背负着比她们自身大得多的货物包裹，拼命挤上开往平壤的列车。

　　朝鲜官方为限制市场自由贸易，一度规定50岁以下妇女禁止在一般市场做买卖，至今一个家庭中往往还是由老妇人承担起做生意的重任。中朝边境城市的中国人对这些从丹东或新义州打货的老妇人早已司空见惯，不过，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难免震惊，这些身高不足1.5米、面色如土、身形干瘪、头发蓬散的老妇们，令年老的游客们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中国。

　　穿行在背着枪的人民军士兵中间，瘦小的背包妇女和她们身上沉重的货物，呈现出朝鲜地下经济的真实一面：在严密控制的计划体制下，市场经济暗潮已然势不可遏。

　　跟她们同在一列火车上的高等车厢里的北朝鲜女生小樱（化名），则跟这些妇女形成鲜明对比。尚在大学就读的她身着进口名牌风衣和漆皮高跟鞋，面色红润美艳，妆容精致，配戴着苹果绿时装表和妈妈送的20岁生日礼物—一条珀金项链。可以随意用手机打电话的她，并不清楚自己每个月用掉多少话费，因为“爸爸到时间会去充值”。包括轻松的笑容在内，她身上的一切在这个国家都尚属稀缺品。而这只是因为小樱的父亲是时常南下广州、深圳、上海等地的朝鲜商社的领导。

　　这看似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交织着朝鲜社会复杂的矛盾和博弈。一方面，它们泄露着这个国家公开的秘密—由上至下，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尽力向境外寻找生机，不是以“地下经济”的方式艰难求生，便是以公开贸易的方式发财致富；另一方面，前者作为市场交易链条最活跃的终端，或许是这个国家最期待市场化改革的人，而后者则作为垄断了“合法交易”资格并得以牟取暴利的既得利益者，却绝不欢迎以市场开放为方向的对内改革。

　　两张面孔告诉人们：朝鲜其实离市场经济很近，也许近得让人难以想象；但离市场化改革很远，远得同样让人难以想象。

　　金字塔社会

　　根据丹东对朝贸易人士观察，朝方商社领导在中国购物颇为奢侈。进一次服装专卖店动辄消费上万元。家中各种家电、电脑一应俱全。他们的孩子如同小樱一样，营养、消费水平甚至超过中国都市里的一般青少年。

　　在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里，这部分人作为“从事贸易者”，已成为朝鲜社会的新贵，位列朝鲜社会五个阶层里的第二阶层。

　　该份报告认为，在市场经济浸润多年、市场交易最终取代国家配给成为朝鲜民众主要的生活来源之后，朝鲜的社会阶层开始随之发生改变。

　　位列第一阶层的是握有军政大权的朝鲜劳动党的干部。他们在一切方面享有特权，强烈维护现有经济体制。他们的收入来自外国投资者和国内非法交易。

　　第二阶层为从事贸易者。他们能接触到国际资本，尤其是有机会获得硬通货外汇。

　　第三阶层是有组织的暴徒，他们通过控制不受政府保护的市场从中非法获取保护费。

　　第四阶层是依赖政府配给的“城里人”。

　　第五阶层是农民，他们通过出售自己耕种的农产品谋生。

　　尽管声称追求绝对公平的共产主义，但朝鲜的阶层分化早已不是秘密。不过，不同于配给决定一切的时代—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越优越的人，现在，有机会离市场越近的人，也越有可能获得暴利和地位。

　　第一阶层是所谓的“传统贵族”，而这一阶层一旦与市场发生关系，所获最多。曾有新义州安全官员向中方人员打听，能否将其手中50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而大肆收受进出口商贿赂、瓜分原本应该缴纳的每笔动辄数万元关税的各海关关长，则被认为“一年几百万元人民币根本不是问题”。部分朝鲜官员甚至在中国拥有房产。

　　小贩撑起的地下经济

　　庞大的地下市场，在朝鲜之所以成为可能，以粮食为首的全面短缺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曾前往朝鲜考察的俄罗斯教授安德列·兰考夫的描述中，上世纪90年代朝鲜出现大饥荒，同时失去了前苏联的援助，粮食和物品的国家供应系统崩溃，包括企事业单位普通员工在内的绝大多数朝鲜民众不得不想办法自己寻找食物和收入的来源，集贸市场从此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如果饥饿是地下市场形成的内因，中国的存在无疑是这个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外因。在朝鲜国内生产多半停滞的情况下，来自中国境内的产品支撑起了近乎整个市场的物资供应。

　　延边大学朝鲜经济研究专家林今淑教授表示，早在1980年代初，中国兴起经商热时，延边等地居民已开始以探亲形式到朝鲜边境地区从事经商活动，19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当年参与经商的人，今天许多已是朝鲜边境经商的大户。1990年代也是在这些人的带动下，大部分边境地区居民加入经商，在国家停止粮食供给的情况下靠经商收入购买到高价粮食渡过了难关。

　　随着包括平壤地区在内国家配给的全面紧缺，私下交易的市场很快扩散到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朝鲜西北角的新义州和东北角的罗先特区，作为两个可以获得境外物资的地区，成为最重要的发货地点。新义州到平壤的铁路和公路，以及从罗先特区开往内地的铁路和公路运输，成为朝鲜大地上的两条粗壮的商品输血管道：一些商品在这两个特区交易后，被内地贩子运往朝鲜内地；一些商品只是路过那里，直接由中国运往内地。

　　商品到了内地之后，又会在地上或地下市场形成完整的完全自发的销售网络。

　　城里人、农村人都参与交易。在农村的市场上，城里人会带去工业品出售，并买到大米背回平壤；农民们种地、养鸡、养羊、养狗，都用来出售，或者换回他们需要的产品。另一些小贩将货物装在包里，通过贿赂得到行走各地的通行证，以流动的方式偷偷卖货。

　　在韩国全南大学课题组对滞留在中国的200名朝鲜非法越境者的访谈中，对于“在您的经济生活中，常规部分（工资和配给）和非常规部分（包括副业收入、经商收入、自留地收入）的收入相比，哪部分更大”这一问题，62.5%的人回答“非正规部分的收入要大得多”，17%的人回答“非正规部分的收入要略微多一些”。两者相加，79.5%的人认为非正规收入多于正规收入。

　　韩国脱北者团体“好朋友”于2000年对滞留在中国的朝鲜非法越境者的访谈中，对于“目前在朝鲜靠经商来维持生计的家庭大概占几成”这一问题，48.9%的人认为占90%以上，79.5%的人认为占80%以上。

　　朝鲜人早已无法脱离对市场的依赖，尽管政府对自由市场在不同时期设置了不同障碍，不过人们早已学会用各种方法规避限制，继续做他们的生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08年的报告称，2007年秋，朝鲜政府曾强行规定50岁以下妇女禁止在一般市场交易，但人们让更老的家人去市场做买卖；2008年1月中旬，限制一般市场供应商品的种类，但受管制的市场很快被小巷市场弥补，商人们不断更换交易场所，并贿赂巡查的官员。

　　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教授认为，朝鲜人现在的市场意识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成熟得多，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靠市场存活。“1982年，中国的报纸还在鼓励人们从商，人们却都不愿意抛弃铁饭碗。但现在的朝鲜不是，每个朝鲜人离开市场都不行。国家机关想用钱也得到市场换。市场经济到了这个份上，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

　　小贩们除了撑起了朝鲜的地下贸易，更撑起了朝鲜的地下金融市场。

　　由于朝鲜官方金融系统运转能力和信誉度的全面崩溃，朝鲜实际上一直处于金融系统缺位的边缘。

　　对外，朝鲜的银行存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管理水平、运作方式、技术和效率与国际惯例差距太大，不讲信誉、挪用客户资金等各种问题令本地银行根本无法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境外银行也不可能与朝鲜银行建立通汇结算关系。中朝贸易甚至必须通过第三国或地区的银行间接转汇结算，以至结算成本过高。因此人民币等各种外币的地下黑市以及现金交易、私自携带大笔现金出入朝鲜成为必然。

　　对内，据金强一分析，1990年代中期，朝鲜的金融、法律体系基本上都被破坏了。他观察到，在货币改革之前，旧朝鲜币通常破烂不堪，说明这些货币并未经过银行存取款以及银行对旧币的回收、替换过程。“也就是说，朝鲜的银行除了印钞票，已经失去了其他功能。社会上流动的钱，到不了银行，银行对这些钱毫无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支行《朝鲜经济研究》课题组2008年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中朝贸易中滞留在朝鲜的每年数十亿元人民币，绝大部分都被私藏民间而非存入银行。朝鲜人民币黑市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由朝方少数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在当地颇有社会背景的家族成员操控。其内部职责划分清楚，分工明确。主要集中在市区农贸市场内，交易对象以中朝两方边贸企业为主，主要从事朝元与人民币的现钞兑换。黑市汇率一般由几个比较大的“黄牛”引导形成。

　　在“黄牛”的操控下，2002年“7.1改革”之前，黑市汇率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浮动汇率；此后实行以粮食价格为基础的调整汇率；2003年4月之后，朝鲜大量发行货币，出现通货膨胀并逐渐恶化。人民币汇率呈现急遽攀升态势。

　　在大陆，不论是官方还是黑市，朝元都是不可兑换货币。朝鲜如果没有人民币黑市，以朝币为基础的贸易根本无法进行。
神秘的朝鲜商社

　　全民经商之外，全官经商更是朝鲜市场经济蔚为奇观的一面。

　　朝鲜没有私营企业，所有国营公司都称为商社。商社系统扮演了国家分配系统中最核心的角色，简单说，就是为朝鲜劳动党和金正日政权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最关键的财政保障。该系统中的大小商社，在中国的大多数省级城市中都很活跃。中朝贸易关系也由此成为平壤的独特生命线。

　　1992年朝鲜实行“新贸易体制”之后，全国贸易公司由1980年代的39家猛增到100多家。除对外经济委员会外，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劳动党中央所属的组织指导部、国际部、干部部等部门以及社会安全部、保健部、人民武力部等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商社，从事贸易活动。各个道、市行政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也有自己经营的贸易商社。除了党政系统之外，朝鲜人民军也拥有商社。

　　1998年，朝鲜整顿对外经济体制。废除对外经济委员会，成立贸易省。各道、直辖市只允许保留其管辖的1家贸易公司，其余由贸易省统一管理。朝鲜民族经济合作联合会负责与韩国的贸易、投资合作事项。

　　当年9月，朝鲜对出口贸易不佳的商社进行整顿，将中央各部管辖的商社以党的部门—大成、人民军部门—美丰、内阁部门—平壤商社等为对象进行整合。朝鲜贸易商社数量由300多家锐减至120多家。

　　据丹东某对朝贸易研究机构截至2010年4月底获得的朝鲜方面提供的对华贸易企业目录，朝鲜贸易商社超过284家，其中包括朝鲜烽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公司以及烽火总公司，朝鲜大圣第一到第八贸易公司，大成贸易公司，柳京贸易公司，三池渊贸易公司，白马贸易公司等。此外，被统计的能够与中国发生贸易或投资关系的还有合营公司22家、专业公司19家、出口专厂11家。

　　理论上，朝鲜是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收入上缴国家，国家再通过调配和发放工资完成对单位和个人的分配。而这些贸易商社则是通过完成上缴利润指标，以及在重要纪念日“向党中央和领袖献礼”（通常以货物形式）来“上贡”。

　　现在，朝鲜有很多商社在中国驻站，每个小公司要面对每年5000美元的利润上缴额度。许多商社根本完成不了指标，如果负责人在三年任期内不能完成指标，就得回朝鲜。所以许多人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包括骗中国企业的钱以及给上级领导送钱。

　　留在中国的好处太多了。部门也许不挣钱，但个人能挣钱。尤其是掌握实权的人物，一旦成为中国商人争相“打点”的对象，甚至可能一夜暴富。而对中国商人而言，和这些商社打交道是最没有信用保障的，因为一切商业往来都要通过关系达成。往往在重金“打点”了关系人物之后，一场生意还是变成骗局，血本无归。
—— 原载: 《凤凰周刊》2010年15期

自幼

逃出劳改营——一个朝鲜人的惊险历程  

作者：布雷恩哈登
　　他最初的记忆是一次执行死刑的场面。他与母亲一起走到一片麦地里，看守们将数千监犯集中到这里。这个男孩在大人的腿间穿行，挤到前面，他看到看守们把一个人捆绑在一根木头柱子上。

　　《逃离14号劳改营：一个朝鲜人逃往西方自由世界的惊险历程》

　　申仁根当时4岁，听不懂行刑前的讲话内容。在后来几年进行的几十次行刑过程中，他都会听到一个看守告诉众人，将被处死的犯人不珍惜通过艰苦的劳动“赎罪”的机会，辜负了朝鲜政府给予他们的宽大待遇。

　　看守们将鹅卵石塞进死刑犯的嘴里，给他戴上头套，然后枪杀。

　　在关押朝鲜政治敌人的14号劳改营，禁止两人以上的聚集，但行刑时例外。每个人都必须参加。

　　韩国政府估计，大约15.4万人被投入朝鲜的劳改营，而美国国务院掌握的数字则高达20万。规模最大的占地面积相当于洛杉矶市，长31英里，宽25英里。第15和18号劳改营有再教育区，被关押人员在这里接受补救教育，学习金正日和金日成的指示。其中一些人会被释放。其它的劳改营属于“完全控制区”，那些被认定为“不可救药者”服劳役至死。

　　申所在的14号劳改营属于完全控制区。它建于1959年，位于南平安道的价川，关押着大约1.5万人。这个劳改营长30英里，宽15英里，整个营地设在山谷里，两侧山岭陡峭，沿山谷而建的是一些农场、矿山和工厂。

　　申和他母亲居住的区域，是劳改营中条件最好的。他们有自己的房间，不过是直接睡在水泥地上，他们还与另外四家人共用一间厨房。每天供电两小时。没有床、椅子或桌子。也没有自来水。

　　如果申的母亲每天完成工作定额，她就能带回家一些食物。早晨4点钟，她会为自己和申准备早饭和午饭。每餐都一样：玉米粥、腌白菜和白菜汤。申总是吃不饱，母亲刚刚出门去工作，他就会把午饭也吃得精光。他还吃掉她那份。当她在正午干完活回家时，找不到吃的，就用铁锹暴打他。

　　她叫张慧静。她从未告诉过他自己的过去、家庭，以及她为何被关进劳改营，他也从没问过。她能有这个儿子，完全是看守们安排的结果。劳改营中存在一种“奖励”婚姻。看守们选择她与那个后来是申的父亲的男人作为彼此表现良好的奖品，结为夫妻。

　　单身男女按性别分别安置在不同宿舍。第14号劳改营的第8条这样规定：“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有性接触，一旦违犯，格杀勿论。”奖励婚姻是唯一不受禁欲条款约束的方式。看守们每年公布4次奖励婚姻。如果官方安排的配对一方认为对方太老、残暴或者丑陋而无法接受，看守们有时会取消这种婚姻。一旦被取消，涉及的男女任何一方以后均不再有结婚的机会。申的父亲申境燮曾对申说，他能娴熟地操作车床，作为报酬，张被许配给他。

　　结婚后，夫妻可以连续5晚同床共寝。然后，申的父亲每年只能有几次探亲的机会。他们的大儿子申希根生于1974年。申在8年后出生。兄弟两个几乎不相识。申4岁时，他哥哥就住宿舍去了。

　　看守告诉孩子们，他们因为父母犯下的“罪”而成为囚犯，但他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服从管教并告发自己的父母“洗清”自己生就的罪恶。

　　一天，申与母亲一起在地里插秧。她落在了后面，看守就强迫她跪在地上，双手高举，直到她不堪烈日的蒸烤而昏倒。申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什么，便一言未发。

　　在夏日的夜晚，男孩子们会偷偷溜到附近的果园，摘未熟的梨吃。被抓到后，会遭到看守一顿暴打。不过，看守们倒是不在意申和他的朋友们去吃老鼠、青蛙、蛇和昆虫。吃老鼠是生存的保障。老鼠肉可以使他们免得糙皮病，这种病很普遍，原因是他们的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和烟酸。得了这种病的囚犯们会经受皮肤病变、腹泻和痴呆症的折磨。这往往带来死亡。申开始热衷于捉老鼠。到了晚上，他和同学们在小学校汇合，吃烧烤老鼠。

　　申的老师是个看守，身穿警服，屁股上挂着一把枪。1989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对这些孩子搜身。结果，他在一个瘦小的女孩身上查获了5颗玉米粒，在申看来，那个小女孩像仙女那样美丽。老师命令这个女孩走到教室前面，然后让她跪下。他挥动着教棍，朝着她的头部不停地击打。申和他的同学们默默地看着，她头上鼓起了包，血流满面，然后倒在地板上。申和他的同学一起把她抬回了家。就在那天深夜，她死了。

　　申的学校边上是面山坡，上面有条标语：“服从一切禁令。”他背下了劳改营的10条禁令，至今仍能复述。14号劳改营第3条中的第3项规定：“任何偷窃或藏匿食物的人，立即处决。”申认为小女孩被惩罚是正当的。那个看守老师一直给他们上课。休息时，他允许学生们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在每个周六，他有时还让孩子们花一个小时互相从头发中找虱子。申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

自幼

小学生每周上6天课。中学生上7天，每月休息1天。冬天，所有学生（大约1千名）被调集去看守们住的村子清扫厕所。申和同学们赤手将冻成块儿的粪便打碎，扔到架子上，然后拖到外面做肥料。夏天，学生们在地里拔草，从早晨4点一直干到黄昏。

　　肥皂是一种奢侈品。申的裤子早已肮脏不堪，被污泥和汗水无数次浸透，变得硬邦邦的。天冷后，人们不能在河里洗澡或在雨中冲洗时，申、他母亲和那些同学们就像农场中的动物一样浑身散发着腥臊味。

　　在校期间，申有两个一起上学好伙伴，男生叫洪成超，女生叫文成心。申把洪成超当做自己的知心朋友。他们一起玩儿抓子游戏，两人的母亲在同一个农场干活。但他们从来没有去彼此的家中做客。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利害冲突毒害了相互间的信任。为了分到额外的食物，孩子们争相向看守举报邻家的吃喝穿戴和言谈方面的异样。

　　申9岁那年，遵照老师的要求，他和同学们一起去火车站捡煤渣。在去车站的路上，他们必须经过山坡上的看守生活区，看守们的孩子居高临下，大喊着： "反动派的狗崽子来了。" 随后就扔石头，劈头盖脸地砸他们。申和同学们尖叫着，四处躲避。一块儿石头打中了申的头，他倒在地上。他醒过来时，发现许多同学都在痛苦地呻吟，到处都是血。 文成心也被打昏了。

　　老师看到他们浑身是血躺在地上的时候，非常生气。“你们不去劳动，躺在这里干什么？”他喊叫着。学生们怯生生地问他，那些昏过去的同学怎么办。“背上他们走，”老师命令道。

　　申和同学们上中学后，几乎还是文盲。但他们已经过了在课堂学习的阶段。老师们变成了工头。中学不过是为矿区、农场和森林工作提供劳力的中转站。一天工作结束后，大家聚在一起做冗长的自我批评。夜里，25个男生睡在地板上。

　　1996年4月5日是周五，申的老师告诉他，因为表现好，奖励他回家与母亲一起吃晚饭。回到家后，他吃了一惊。在劳改营水泥厂工作的哥哥也回来了。看到小儿子回家，母亲并不显得高兴。她并没有说欢迎回家或者很想念他之类的话。 她用家里仅有的一口锅熬玉米粥，每天定量配给的玉米面仅有7百克。申喝过粥之后，就去睡觉了。

　　过了一段时间，厨房里的说话声吵醒了他。他透过卧室门偷看。他母亲在做米饭。对于申来说，这就像是打了他一记耳光。他每天都吃味同嚼蜡的稀粥。现在，他的哥哥居然能吃到米饭。申猜想一定是她偷来的，每次偷几粒，积少成多。申气愤至极。他侧耳偷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申希根并没有放假。他是未经许可偷跑回家的。他母亲和哥哥正在讨论该怎么做。

　　逃跑。申听到哥哥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吓坏了。他没有听到母亲说也要一起逃跑。但她并没有说这样有什么不对，虽然她很清楚，假如他成功逃跑或者逃跑过程中被打死，她本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会被拷打，并很可能被处死。每个囚犯都知道14号劳改营的首条禁令中的第2项：“任何逃跑行为的目击者，如果不向当局报告将被立刻处死。”

　　他的心怦怦跳着。他很生气，母亲居然为了哥哥让他承担巨大风险。他同时对哥哥能吃到米饭而心生嫉恨。申在劳改营环境中获得的第二本能占了上风：他必须向看守举报。申跑回了学校。当时是凌晨1点钟。他告诉谁呢？在拥挤的宿舍里，申叫醒了他的朋友洪成超。洪告诉他，去找学校的夜班警卫。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申对警卫说，“但在说之前，我想要些东西作为回报。”申希望得到更多食物，并希望被任命为年级组长，这个职位可以确保他少干活，少挨打。警卫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让申和洪回去接着再睡一会儿。

　　到了早晨，一群穿制服的人来到学校。他被戴上手铐，蒙上面罩，汽车载着他，悄然驶向地下监狱。

　　“你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吗？”问他的军官并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想知道，申其实是个忠诚的告密者。“今天佛晓，你母亲和哥哥在逃跑时被抓住。你知道这件事吗？如果你想活着，就把知道的都交代出来。”

　　申后来才弄明白，那个夜班警卫自称发现了这个逃跑图谋。但在那天早晨，申懵懂无知。他只有13岁，茫然不知所措。最后，这个军官朝他推过来几张纸。“这样的话，你这个混蛋，按手印吧。”

　　这份文件是家庭犯罪记录。上面解释了他父亲一家被关押的罪名。他父亲不容宽恕的罪名是，他有两个兄弟在韩战期间逃往南方。申的罪名是，他是他父亲的儿子。

　　申的牢房很小，几乎没法躺下。没有窗户，分不出昼夜。没有吃的，也不能睡觉。

　　大概是第3天早晨，狱警们走进申的牢房，一言不发，给他戴上脚镣，把一根绳子挂在屋顶的钩子上，然后将申头朝下悬起来，然后扬长而去。他们直到晚上才回来。第4天，穿着便衣的审讯人员来了。申被带离他的监舍，来到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屋顶上悬挂着锁链。墙上挂着锤子、斧头、钳子和棍子。他还看到桌上放着一种用来夹滚烫金属的夹钳。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们真相，我会救你一命，”主审官说到。“不然的话，我会杀了你。明白吗？”

　　他的副手们扒光申的衣服，将他绑在架子上。他们做完后，他的身体呈现U形，脸和脚朝向天花板，裸露的后背冲着地面。主审官咆哮着审问他。他们把一个炭火盆拖到他身下，然后，夹钳伸向火中取燃烧着的木炭。令人无法忍受的痛楚袭来，身体烧焦的气味弥漫在四周，他拼命地挣扎。其中一个狱警抓着一个铁钩，刺着他的腹部，将他的身体按在炭火上方，直到他失去知觉。

　　申苏醒过来时，已被送回他的牢房，身上沾满了屎尿。后背满是燎泡，钻心地痛。脚踝周边的肉被撕扯掉了。烧伤处感染，他开始发烧，没有食欲。

　　申猜测过了大概10天，他被最后一次提审。审讯就在他的监舍进行，因为当时他太虚弱，无法站立。他头一次为自己辩解。“这件事是我举报的，”他说。“我表现很好。”审问他的那些人并不相信。他便恳求他们去向洪成超求证。

　　申高烧不退，情况越来越糟，后背上鼓胀的水泡里充满脓水。监舍里的气味难闻，狱警们不愿踏足。过了几天，申被转移到另外一间牢房。他被判缓刑。洪证实了他的说法。学校那个值夜班的警卫也永远消失了。

　　按照14号集中营的标准衡量，申的新狱友显得有些老，大约50岁。他拒绝说出自己为何入狱，但对申说他在这里已经很久了，真想看到外面的阳光。他皮肤惨白，瘦骨嶙峋，名叫金振明。他让申叫他“叔叔”。随后大约2个月，叔叔精心照顾申，用咸菜汤洗他的伤处消炎，按摩他的胳膊和腿，免得肌肉萎缩。“孩子，来日方长，”叔叔说。“人们都说，即使是老鼠洞，阳光也能照到。”

　　老人疗治和宽慰让这个孩子焕发了生机。他不再发烧，头脑清醒了，烧伤处逐渐凝结成痂。申感激不尽，又深感困惑。他从来就不信母亲会确保他不被饿死。在学校的时候，他不信任任何人，而且还告发每个人。但他得到的报答，却总是虐待和背叛。在牢房里，“叔叔”慢慢地改变了他的心境。

　　"叔叔，给我讲个故事吧，" 申会说。老人就给他描述外面的食物什么样，味道如何，吃起来怎样。多亏了他生动而诱人的描述，烤肉、炖鸡和在海边吃美味的蛤蜊等等美食让申又有了强烈的食欲。申猜想他以前是个大人物，受过很好的教育。

　　一天，一名警卫打开了牢房的门，递给他那身校服。

　　“让我握一下你的手，”叔叔说。紧紧握住申的双手。申不想离开。他以前从未信任，或爱过任何人。在今后的岁月，他会常常想起这位老人，但很少想到他的父母。但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叔叔。

　　然而，申没被放出去，而是被带进了一间屋子。4月的时候，他在这里头一次被审讯。现在是11月。申已经14岁了。他已经半年多没见到阳光了。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父亲跪在那里，坐在桌后的是两个审讯人员。在他旁边跪下后，申看到他父亲的右腿不同寻常地甩到一边。显然，申境燮也遭受了酷刑。

　　在保密表格上签名后，父子两人被戴上手铐，蒙着面带上车走了。申猜想着他们可能会被释放，但过了半个小时，当车停下时，面罩被取下，他几乎被吓死了。他看到了聚集的人群。申现在能肯定的是他们父子会被处决。他大口呼吸着，对自己说，他很快就不能这样呼吸了。

　　"处决张慧静和申希根，她们是人民的叛徒，" 高级军官宣布。申看着他的父亲。他在无声地哭泣。当狱警把她拖到刑场时，申看到他母亲面部肿胀。他们强令她站在一个木箱上，塞住她的嘴，将手捆在身后并在脖子上套上绳套。她环顾人群，发现了申。他拒绝与她对视。狱警把木箱抽掉，她拼命挣扎着。在母亲挣扎的同时，申心想她罪有应得。

　　申的哥哥看上去很憔悴，狱警们把他绑在木柱上。三名狱警朝他连开三枪。他在想，哥哥同样罪有应得。

　　申被送回了学校，他的老师深感愤怒，因为他没有得到揭发逃狱阴谋而立功受奖的机会。他强迫申跪在地上，连续几个小时，不让他上厕所。同班同学抢夺他那份食物，对他连打带骂。申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再次从事重体力劳动又使他饥饿难耐。在食堂里，他用手蘸洒落在地板上的汤，然后把手指舔干净。他到处搜寻米粒、豆子或者残存在牛粪里未消化的玉米粒。

　　自从进过监狱后，申就意识到有些东西他可能再也吃不到或者看不到了。污秽不堪、臭气熏天和惨淡无望的劳改营生活摧毁了他的精神。他陷入无尽的孤独、悔恨和渴望之中。最重要的是，他恨透了父母。由于他母亲的过错，自己才遭受酷刑折磨和在学校受人欺侮。他恨父母的自私，在劳改营中还要生育，他们的后代注定要死于铁丝网里面。

      在申的母亲和哥哥被处死后，申的父亲曾想宽慰他。“你还好吧？你哪里受伤了？”他父亲不断地问他。申满怀怨愤，置之不理。
　
　在学校难得的几天假期里，他该去看望父亲。但两人见面后，申经常一言不发。他父亲试着道歉。“我知道你受的苦，都是我们的错，”他说。“你生在这样的家里，很不幸。可你能做什么呢？这都是命。”

　　到了1997年3月，大约出狱4个月之后，饥荒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老师和同学总是为难他，他根本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充饥。结痂的伤处仍在流血。他越来越虚弱，经常完不成定额的工作量，由此招致更多的毒打、更少的食物配给和更多的流血。

　　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 一天早晨，经常折磨他的老师不见了。新来的老师有时私底下给他一些食物。他还减轻了他的工作量，停止了打骂。申的体重增加了一些。烧伤处也痊愈了。新老师的种种做法令申困惑不解，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但申确定的是，假如没有这个老师的帮助，他早就死了。

　　1998年，申与数千名囚犯在大同江上的一个水电站大坝工地干活。这里的劳动日夜不停，大部分挖掘和建坝的活都是用铲子、桶和双手进行。申曾目睹集中营中犯人死于饥饿、疾病、毒打和处决，但从来没经历过日常劳动中丧命的场面。这场人间惨剧发生在1998年7月，大同江上突然山洪暴发，在大坝上干活的数百名工人和学生被洪水冲走。申马上被召去掩埋尸体。

　　第2年，中学生涯结束了。申已经16岁，该分配固定工作了。他的老师宣布每个人的去向，不加任何解释，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在哪里度过余下的一生。申所在班级中多半儿被分配到煤矿，那里经常死人，塌方、爆炸和瓦斯中毒是家常便饭。大部分矿工都会得黑肺病，至多能活到40多岁，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话。文成心被分配去纺织厂。洪成超去了煤矿。申此后再也没见过他。

　　申被派到养猪场，在这里，他可以把玉米、洋白菜和其它蔬菜当零食吃，有时还能睡个午觉。在农场一直干到20岁，申相信自己找到了今生的归宿。但在2003年3月，他被转派到服装厂工作，那里有上千名女工缝制军服，每天工作12小时，两班倒。申的工作是维修她们用的脚踏式缝纫机。

　　2004年夏天，他在搬一台这种铸铁的缝纫机时，它掉到地上摔坏了，无法修复。由于缝纫机被认为比囚犯的生命还宝贵，工段长抓住申的右手，砍掉了中指上的两节。

　　虽然如此，到了10月份，厂长命令他辅导一个新来的重犯。申的任务是教朴永哲如何修理缝纫机，并成为他的朋友。申必须将朴就自己的过去，参与的政治活动和家庭方面的一字不差地汇报。“朴必须供述自己的罪行，”主管说。“他交代的还不够。”

　　朴谨慎听从申的管教，并对涉及自己过去的一些问题，敷衍了事，只字不提。沉默了大约4周之后，朴突然问了一个私人问题：“敢问，您家在哪里？”

　　"我家？" 申说。“我家就在这里。”

　　“舍下在平壤。”朴说。

　　朴很有教养，大约40多岁，但他表示谦卑的敬语令申感到厌烦和窘迫。

　　“我比你年轻，”申说。“请不要用敬语对我说话。”

　　“好吧，”朴回答道。

　　“顺便问一下，”申问他，“平壤在哪里？”

　　申这一问，让朴目瞪口呆。他只好解释说，平壤在这个劳改营的南方，距离大约50英里，是朝鲜的首都，那里住着国内权力很大的人。朴说他在那里长大，然后去东德和苏联留学。回国后，他负责管理一家跆拳道训练中心。他接着描述营区外的生活，包括钱、电视机、计算机和移动电话等。他还告诉申世界是圆的。

　　朴讲述的大部分内容都让申很难理解、相信或者关心。最能引起他兴趣的是，美食，因此，他不断追问这方面的内容。朴就向他解释中国、香港、德国、英格兰和前苏联在鸡肉、猪肉和牛肉的烹制上存在的哪些做法。申完全沉醉于美食的想象中，他作出了也许是平生第一宗出自内心的决定。他选择了不去告发。

　　朴讲的故事让他上瘾，但当他一天夜里唱起歌时，申吓坏了，他怕工头会听见。

　　“快停下，”申着急地说。

　　申从来没唱过歌。他接触到音乐的唯一经历是在农场时，听到卡车上的高音喇叭放出的军队进行曲。对申来说，唱歌令人不自在，而且存在巨大的风险。

　　朴问他为什么听到一首歌就这么害怕，却愿意听那些具有煽动性的说法，比如金正日是个窃贼，朝鲜肮脏不堪。

　　2004年12月，申开始想着逃跑。朴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尊严以及讲的那些故事，唤起了申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他突然明白了自己身处何地，失去了什么。14号劳改营不再是家园；它是个囚笼。他现在有了一个走南闯北的人帮助他逃离。

　　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并且有些疯狂地乐观。申负责想办法闯过电网。朴负责带路逃往中国，然后在朴的叔叔帮助下转去韩国。在提出两人一起逃离的想法之前的那几天，申心烦意乱，寝食不安。也许朴会去告密，自己也会像母亲和哥哥那样被枪毙。即使朴表示赞成后，申仍然疑虑重重：他能出卖自己的母亲；朴为何不能出卖自己？

　　但无法抑制的兴奋战胜了恐惧。生平第一次，他有了盼望实现的目标。每天一起干活的时候，他们便不停地悄声细语，谈论着在中国正等待他们的饕餮大餐。他们决心已定，如果被发现，朴可以用跆拳道把那些看守除掉。

　　申从狱友那里偷来一些衣服，然后静待时机。机会来了。过年时，厂里难得放两天假。申在12月底得知，他们这个维修小组将在1月2日去铁丝网附近的山上剪树枝并收集木柴。

　　申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的父亲。两人的关系一向疏远，而且越来越冷淡。他们在沉闷的气氛中一起吃了年夜饭。申对逃亡计划只字未提，也没有特别的告别举动。申不由得想到一旦狱警们得知他已逃跑，就会找到他父亲，然后把他关进地下监狱。

　　第二天清晨，申、朴以及其他25名囚犯出发去山上干活。他们几乎到了接近山顶的位置，大约海拔1200英尺。太阳照在厚厚的雪上，很耀眼。警戒塔在铁丝网北面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看守们端着自动步枪在内侧巡逻。申注意到巡逻的间隔很长。

　　申和朴决定等到天黑再行动，那时狱警们会很难追踪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在4点时，他们开始一边剪着树枝，一边悄悄向铁丝网那边靠近。申发现他们面对的是10英尺高的高压电网。

　　“我不知道行不行，”朴悄声说。“我们能不能另选时间？”

　　申怕还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会有另一次机会。“咱们跑吧！”他大喊着，抓住朴的手。他滑倒了，朴先跑到了电网边上。他曲身试图钻过最下边两根铁丝之间的空隙。申看到闪烁的电火花，同时闻到一股肉烧焦的味道。在他站起来之前，朴就一动不动了。他的身体压在下面那根铁丝上，撑大了电网间的空隙。此时已不容一丝犹豫，申快速跑过去，爬过朋友的躯体。在他即将全身通过电网时，他的双腿从朴的躯体滑了下去，碰到了高压线。

　　他爬过去之后，朝着山下狂奔。大约跑了两个小时。他没听到警报声，没有枪声，和喊叫声。他喘息稍定，便注意到裤腿外黏糊糊的。他卷起裤腿，看到了血，这才知道自己被严重烧伤。天很冷，远低于华氏10度（相当于摄氏零下12.2度），而且他没穿外套。

　　在电网上被电死的朴，没告诉他该怎么走才能到达中国。

　　申看到一间农舍。他破门而入，发现屋内一件军装。他换了衣服，于是，他不再是逃犯，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朝鲜人。

　　在申爬过电网，逃进雪地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出生在朝鲜关押政治犯的劳改营中的人成功逃离。从目前能确定的事实看，他仍然是唯一成功脱逃的人。

　　他现年23岁，不认识任何人。逃亡期间，他在猪圈里、稻草堆上和货运火车上过夜。吃着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他偷东西并在黑市上交易。有人帮过他，盘剥过他，并且出卖过他。他双腿疼痛，饥寒交迫，但内心振奋。他感觉自己就是个落入地球的外星人。

　　2005年1月下旬，他走了一整天——大约18英里——沿着图们江寻找能让他进入中国的河段。他假称自己是当兵的，用饼干和香烟贿赂边境上的岗哨让他通过。“我在这里都快饿死了，”他听到最后一个士兵说。看上去他大约16岁。“你有什么吃的吗？”申给了他粉肠、香烟和一小袋糖果。

　　这段河水比较浅，结着冰，大概有100码宽。他开始在冰上走。半途中，冰层破裂，冰冷的河水浸湿了鞋。然后，他匍匐着进入中国境内。

　　他在韩国生活了两年。作为一家美国人权组织“自由朝鲜”（LiNK）的代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生活了4年。

　　他现在的名字是申东赫。目前身体状况总体良好。但在他身体上，印刻的是他在劳改营的苦难中成长的过程，朝鲜政府一再否认存在这类劳改营。由于缺乏营养，他长得矮小、瘦削——仅有5英尺6英寸高，体重120磅。他的胳膊因为童年高强度的劳动而弯曲。他的腰部和臀部满布伤疤。他的踝骨因戴脚镣而变形。他右手上的中指没了。他的胫骨在穿过铁丝网时被烧残，但却未能阻止他逃离14号集中营。
—— 原载: 《逃离14号集中营》节选，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