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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蒋介石 看看毛泽东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06日 转载)
   
    对照蒋介石 看看毛泽东
     作者：佚名 .

     如果历史镜头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形象与蒋介石“独夫民贼”的形象，将被盖棺论定烙进青史。其实这一天是两人的人生转捩点。就在这一刻起，这两位历史人物不意间互换了方向，各自向着与原来相反的方向走去。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个历史人物你死我活的争雄战场。在中共隆重纪念毛的诞辰之际，让我们对照蒋介石来看看毛泽东，是很有意义的。
     评价一名建筑师，不是看他拆掉了什么，而是看他建设了什么。同理，评定一个政治人物，亦不是他破坏了什么，而是他建设了什么，他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是什么？
     两个“花园”的对比
     一篇谈及共党比国民党更专制的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年在国统区的胡绩伟办了一份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胡绩伟换了一个刊名继续出版，再遭查禁。前后一共换了十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这在共党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了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文艺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从建国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再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最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毛泽东的文艺花园要缤纷许多。
     专制下的异象
     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它所许诺的幸福生活，相反，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人从此失去了言论自由，失去了罢工、抗议示威的权利，失去了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农民刚刚分到土地又被共党收回去；老百姓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
     户口名簿、粮簿、单位依附制、档案制、居委会、秘密员警编织成一张严密的网，只为了一个目的：对每一个中国人实行严密控制，不许他“乱说乱动”。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维护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上至国家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张志新。毛泽东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
     蒋介石在政治上固然也是独裁专制者，但是除了像共党和台独这类敏感问题之外，台湾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台湾人拥有经济自由，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可以生活得美满幸福。
     再从个人的角度，对比一下蒋毛二人的个人品格。比较一下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胸襟和心地！
     蒋介石与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同志，战友，党内对手的？
     蒋介石再黑，尚未至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在蒋介石一生中对他最大的一次冒犯，就是以兵犯上的张学良。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虽被软禁，但张的日常生活还是挺轻松愉快。在最近发表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还特别提到，蒋介石仍然一直非常关心他。
     试想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张学良能活到今天吗？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更好吗？所有被毛泽东认为反对他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蒋介石会把自己的抬轿人、自己亲自提为接班人的心腹刘少奇残酷折磨而死吗？
     再看看这些中共开国元勋的悲惨下场：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
     张志新仅仅反对打倒刘少奇，就被老毛抓进监狱，进行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迫害，包括把张志新扒光衣服扔进男犯监牢，让20多个犯人轮奸，导致子宫破裂碎烂。枪毙张志新时，怕张志新喊口号，不用麻药，把张志新的脖子按在砖头上，把一段喉管割掉。
     崩溃边缘与走向腾飞
     　在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带来了什么呢？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中共官方为毛泽东时代作的结语，可见已经无法为毛泽东遮掩了。
     当毛泽东将中国带到崩溃边缘，蒋介石在台湾干了什么？真心实意实行“耕者有其田”。毛蒋二人皆从农民入手，却走向相反方向。
     　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经济腾飞。一九六三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一九六八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而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大陆的经济状况如何？那一年，我被毛泽东从城市驱赶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第一年的收入，扣除每个月在生产队预支的大米，全年总收入只有三十五元人民币。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蒋介石在发展台湾经济的同时，对「均富」特别关注。据台湾张果为教授的《台湾省家庭收支调查》显示，一九五三年台湾最高与最低家庭收入比率为116，一九六○年下降到19，一九七二年再降至14。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越小。如今，大陆的贫富差距却是越来越大。
     我们应该感谢上苍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台湾这样一块别具历史意义的小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民主的一个契机，使中国人有幸第一次获得对两个政权进行比较的历史机会。国民党先是在经济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走在共党前面。三十年后，第二代共党人邓小平才跟在蒋介石后面亦步亦趋。台湾的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已然走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民主进程。而大陆政权到了第四代，民主的希望仍遥遥无期。
     从政治、经济、文艺全部领域，毛泽东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惊人的黑暗历史纪录。正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却唱出了有几千年悠长颂歌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最响彻云霄的颂歌；正是这样一位“暴君”为自己加冕了历史上最多的“伟大”桂冠，并第一次要超越国界，要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后来毛泽东的位置从“绝对伟大”被邓小平放置到“七三开”。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里，他所有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后来全部成了他的罪行。这就是毛泽东的“七分成绩”吗？
     另一流行的说法来自中共的另一高官陈云，他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如果建国是为了展开后面一系列人祸，实施那一系列罪行，这一“建国”还是“功”吗？这一“建国”对谁有功？他只对共党有功。正是毛泽东率领共党夺得政权，坐上江山，建立起共党的一党天下，他对共党“功不可没”。
     然而，从毛“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奴役，更专制、更黑暗的历史的开端，这一建国对人民是“功”还是“罪”？蒋介石国民党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独裁专制、腐败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泽东共党一旦掌权后将会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独裁专制、更腐败黑暗，你还会迎接这种“解放”、这种“建国”吗？毛泽东的所谓“建国”完全是开了一次历史倒车。
     共党出版的蒋介石传记，恨不能全盘否定蒋介石，却迫不得己对蒋介石发展台湾经济的成就予以肯定。那么，在国民党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可以肯定毛泽东什么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每天都得洗耳恭听这一曲颂歌：“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毛泽东一生中，他做过哪一件“为人民谋幸福”的事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人民的“大灾星”？在毛泽东一生中大概有过一次“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土改”。毛泽东在他进入中南海之前，大半生在农村渡过，他的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农民。他最懂农民，最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当他的革命需要农民为他打天下的时候，他就想农民所想，搞起“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以赢得农民的支持。一俟他夺得天下之后，他就开始了对农民的剥夺与压迫。可见毛泽东的“土改”只是他打天下的手段，只是对农民的利用。一如他在文革初期利用红卫兵与造反派为他冲锋陷阵，一旦大功告成，便兔死狗烹。
     而蒋介石则完全是一个城市人，按共党的说法，蒋介石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资本家，是农民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实行“土地改革”的却是蒋介石，真正关心，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竟是农民的敌人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台湾搞的“土改”，正是从毛泽东的“土改”那里学来的。
     成功有时并不是一个好老师。成功令毛泽东踌躇满志、不可一世，自信“战无不胜”，最后走向“崩溃”；失败使蒋介石清醒，使他真正想到为民众做点事情，使他从地上重新爬起来，爬向经济腾飞。
     毛泽东有过一次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机会，那就是抗日战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可以当民族英雄的机会。但这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人，却无意去当这类民族英雄。善于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中共，为毛泽东拍过不少影片，最经典、最大手笔的是一部名叫《大决战》的三部曲，描写毛泽东领导共党歼灭蒋介石军队的三大战役，展示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代伟人风彩。但为什么中共不去拍一部展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大决战”的“雄才大略”与“伟人风彩”的片子呢？
     善于编造谎言的中共却不敢编造毛泽东抗日的谎言。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己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具有“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却未曾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将他的“军事天才”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华民族将要沉沦为亡国奴的时刻，毛泽东干什么去了？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发挥保存实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的“雄才伟略”去了。一俟日本人投降，从不跟日本人“大决战”的毛泽东，便如下山猛虎，如虹气势与蒋介石展开“大决战”了。抗日期间，由共党领导的唯一一场对日战役──百团大战，还是彭德怀违反毛泽东的指示擅作主张的结果。这一抗日功勋后来竞成了彭德怀的罪名一再遭毛泽东清算。
     蒋介石再黑暗，再恶名昭著，终归关心、解决过台湾的“民生”问题。而毛泽东一辈子从未关心过民生问题，漠视人民疾苦，视老百姓的生命为草芥。从毛泽东的生平中我们找不到一件“他为人民谋幸福”的丰功来。
     毛泽东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只是一件东西──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由此，毛泽东倾其一生所从事的只是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先是跟党的领袖斗，把他们一个个斗下台，为的是让他来当党的领袖。然后他跟委员长蒋介石斗，为的是他要登上九五之尊的天子帝位，成为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君临天下，四海归一。这下该天下太平了吧？但皇上还是睡不着觉，权力被觊觎的恶梦挥之不去。伟大领袖不与人斗，不玩权谋，就会失去“其乐无穷”，无以显示其伟大正确、雄才伟略。于是，毛泽东继续“斗”人，斗掉一个个革命同志，以迫害一个个“亲密战友”为乐，斗掉一批批知识份子，斗得中国大地天昏地暗。一部中共党史，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血腥史。
     盖棺论定，毛泽东的一生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破坏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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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1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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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27日，《人民日报》等媒体刊登关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生“被就业”的新闻，“被”字句在舆论中迅速流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生存在被共产、被代表、被组织、被集体、被自愿、被监视、被侵犯、被奴役、被包围，甚至于被强暴、被自杀的鬼打墙式的被动困境之中；甚至有网友戏称“我们都是被字辈”、“我们处在被时代”。借用著名时评人曹林的话说，“被”字之所以一语风行,是因为它击中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没有什么字比这个“被”字更能言简意赅并精准地描述出许多人“缺乏自由”和“不能自主”的权利感觉了。这种被动,根本上是弱势的公民权利在强势的政府权力面前的被动,每一个“被”字短语之后,都有一个强势的权力主宰和操纵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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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金华社区47岁的钉子户居民唐福珍，就是被政府权力所葬送、所吞没的一个极端案例。
   
    网络中，有端庄秀美的唐福珍手捧奖牌的一张照片，奖牌上一行红色大字：“女性自主创业模范。”据多家媒体报道，唐福珍的丈夫胡昌明是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人。1996年的一天，村党支部书记陈茂源和村主任张国富找到在成都市区做服装生意的胡昌明，告诉他天回镇和金华村要招商引资兴建一条“农民街”，邀请他回家乡投资办厂。
   
    胡昌明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首期以5万元的优惠价格与村委会签订969.8平方米的《建房用地合同》，建起一幢以厂为家的综合楼，并且于1998年正式注册成立成都奥仕威实业有限公司。楼房的一、二层充当制衣车间，三层充当办公室及居家宿舍。公司辉煌时员工达100多人，不但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还为当地政府增加了财税收入。事业有成的胡昌明夫妇因此被当地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一面旗帜而正面宣传，胡昌明被授予“勤劳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唐福珍也被区妇联评选为“女性自主创业模范”。
   
    1999年，胡昌明为扩大生产，又与村委会签订租赁房后1.8亩土地50年的合同，用于车间和工人宿舍建设。然而，随着城区建设的迅速扩张和土地价格的迅速攀升，天回镇金华村被转换成为天回镇街道金华社区，胡昌明夫妇一直在依法经营和依法纳税的合法企业，反而被转换为需要拆除的违法建筑。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到头来被坐实为诱人违法的骗局圈套；曾经自主创业、依法纳税的唐福珍，也因此陷入被招商、被自主、被违法、被拆除、被暴力、被自焚的鬼打墙式的被动困境之中。
   
    2005年7月，天回镇街道办找到胡昌明，只答应支付拆除补偿90万元，胡昌明坚决不同意。2007年经重新调查测算，拆除补偿调整为155万元；2008年3月，拆除补偿又提高至217万元，双方依然没有达成协议。
   
    按照2007年10月1日正式生效的《物权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在当事双方没有或者不能达成拆除协议的情况下，成都市金牛区政府及其城管执法局，并不具有实施强制拆除胡昌明夫妇的合法物权的主体资格，而必须申请当地法院来执行相关的处罚决定。
   
    2009年11月13日早晨，并不具备在法律意义上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资格的金牛区城管局长、区长助理钟昌林等政府官员，带领3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消防及穿迷彩服的不明身份人员，不仅对唐福珍家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而且对居住在房屋里面的多名家庭成员实施暴力殴打。为了抵抗强制拆迁，唐福珍把汽油淋满全身，她抱着一线希望，冲着伸向她家房屋的重型机械一遍遍地高喊：“你们退下，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否则我就要自焚了!”她得到的回答是更加野蛮的拆除和更加残酷的殴打。在走投无路的被动困境中，唐福珍被迫选择了自焚自残。
   
    由钟昌林等人的所作所为，笔者联想到193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掌握整个国家的行政大权的蒋介石，为了在保护龙脉风水的前提下，对位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的蒋家老宅丰镐房进行扩建改造，专门派人在溪口上街新造一批楼房，动员住在丰镐房周围的26户蒋氏族人迁居。结果是25户顺利搬迁，最后只剩下竖立在丰镐房东南角的周顺房。该房主人是蒋介石的儿时玩伴，他执意要求蒋介石亲自出面协商此事，并且为此放话说：“瑞元（瑞元是蒋介石的小名）当皇帝了，他让我搬，我不得不搬……”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既不愿意亲自出面，也不愿意动用自己手中的百万军警实施暴力拆除，而只是无奈地表示说：“迁不迁由他去吧。”70多年过去，扩建之后的丰镐房依然缺少东南一角。中华民国的钉子户蒋氏周顺房，反而打出“蒋氏邻居——周顺房饼店”的招牌，红红火火地做起了生意。
   
    比起被周顺房主认定为“皇帝”的蒋介石，钟昌林等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不是更加民主而是更加专制了，不是更加先进而是更加落后了。他们在被招商、被自主、被违法、被拆除、被暴力、被自焚的唐福珍惨死之后，依然不肯反省自己的违法罪责，反而一口咬定唐福珍及其家人是暴力抗法，充分展现了当地政府官员不以人为本的强横霸道。事件发生后，当地的纪检监察部门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针对钟昌林等人举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学习班，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套用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目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仍然处在“和谐尚未成功，官民仍需努力”的攻坚阶段。
     
    作者：张耀杰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