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铁夫
“五七同学”李才义，于2011年5月2日在成都病逝，终年73岁。
李才义，祖籍湖北，1938年出生在成都市，中共整风反右时在四川省建设银行工作，由于为流沙河的《草木篇》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鸣不平，又在报上发表“春风何时至，隔岸闻花香”的短文，批评本单位领导不执行共产党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的决定，被打成极右分子，1957年12月31日押送成都市新村4号——四川省公安厅劳教收容转运站——1958年1月1日，被押到峨边县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同年被押往四川省公安厅筑路第二支队（415信箱）219中队修筑内昆铁路，住云南省盐津县黄葛槽。
1959年底415信箱从云南省盐津县转移到凉山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时，我和李才义同在219队服苦役。1960年初415信箱从喜德转移到旺苍修筑广旺铁路时我和李才义同在108队服苦役。由于我和他年龄相近，思想认识相同，都是不靠拢党和政府的反改造右派分子，对现实不满，就走得很近。李才义和晓枫（黄泽荣、现在叫铁流）、张先痴、范通才、杨应森关系都很密切，我们自然也就成了一伙。
1979年，李才义被平反、改正。
2001年1月海珠出版社出版李才义著作《风萧萧路曼曼》（以下简称《风》），第一个将毛泽东时代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大的流动劳改营——415信箱内幕公诸于众。
《风》书描述了数以万计的劳教右派分子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的奋起反抗的故事；叙述了415信箱发生的两大政治案件——“叛国投敌集团”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李才义与“叛国投敌集团”成员关系亲密，又与部份马盟人往来密切，被卷入两案受到审查，终以马盟“一般成员”、“又参与叛国投敌集团”等罪名，被再次判处劳教三年。
《风》书中《侯家扁的萨皮纳》、《逃亡是被迫的选择》、《亡命天涯》、《劳教队酸涩的爱情》、《革命志士与共和国死囚》、《杨应森一案牵涉的人和事》等章节真实地描绘了两案的一些情况。
《风》书难能可贵地的是留下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人的一些活动事实，描写了周居正被杀的全过程，为研究马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李才义积极为平反马盟案呼吁，在海内外多种刊物和网站发表文章，要求法院依法再审马盟案，给马盟人一个公正的判决。
“叛国投敌”的“知情”人
李才义是涉嫌马盟案被审查的人，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马盟的《案卷》里记载他是马盟的“一般成员”“另案处理，又参加叛国投敌案，拟判劳教三年”。虽然李才义身陷两案，但是他是两个集团案的边缘人物，是“巴倒烫”起果子泡的。
1961年10月1日，张先痴、周茂歧“叛国投敌”出逃，李才义被涉嫌遭“理麻”（方言：审查）。《风萧萧路曼曼》是这样叙述的：
大约快到1962年元旦（是1961年11月——作者注），415信箱的右派集中在侯家扁（是集中在快活场周围——作者注）幻想着甄别的时候，忽然传来周先之（张先痴化名——作者注）和张茂歧（周茂歧化名——作者注）双双被抓回的消息……
两人的落网连累了一个叫任兹同（任世同化名——作者注）的人，说他与周先之的出逃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凡与两人平时关系密切的也受到了审查或讯问。谭队长语重心长地劝导柴义刚（李才义化名——作者注）：“你这么年轻，原来还是团员，怎么与这些老反革命混在一起？你与他们是不同的，只要划清界线，站到政府这一边来……”柴义刚知道“这是分化瓦解敌人”的策略，最后并不给你“烧饼”吃，于是始终否认从周先之那里听到过什么“反动的、反革命的言论、反革命的策划、反革命的组织……”
当谭队长拍桌打掌，声色俱厉暴露出凶恶面目时，柴义刚只好不做声，采取了软拖的办法……（1）
2003年在成都，我问他：“你怎么也滚到‘叛国投敌集团’的汤锅里来了？”
他说：“我当炊事员的时候，偷了十多斤米给范通才，就巴倒了噻。”
连坐法是商鞅发明的，在秦始皇时代疯行，法律责任之一是知道犯罪人不报连坐。在毛泽东时代，犯连坐的即使你不知道犯罪人也要连坐，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毛泽东时代比秦始皇时代更残暴、更坏。
闹粮事件
李才义在《风潇潇路曼曼》中对他牵涉马盟案的事有详尽描述，我摘要编纂在此。
415信箱的一千多名“职工”是分期分批从灌县转移到永川新胜茶场的。1962年6月，我们百多个摘帽右派到了新胜茶场，被分到小白岩分队。
不久，队里发生了“闹粮事件”。起因是一个炊事员透露的消息引起的。炊事员说：职工一队成立两三个月，钟大炮（中队长的绰号）明扣（不出工就扣饭）暗扣（“要留有余粮”为借口）了2000多斤粮食，加上原劳教队“余粮”3000多斤，和钟大炮一起转移到场部。“职工”们认为，这些粮食是自己的血汗钱买的，当属于自己所有，于是，跑到场部反映，要求追查这些粮食的下落。还有少数“职工”在朝阳寺与仰天窝之间胆敢栏截给钟大炮运东西的汽车，还胆敢进行搜查，竟在车上查出化猪油、菜子油、腊肉、黄豆、面粉、大米等等一车东西。这些东西是钟大炮侵吞“职工”们的。于是，“职工”们又到场部告状，这就成了415信箱的摘帽右派们“制造”的“闹粮事件”。
与此同时，王家坡、马家山……一些分队摘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分子帽子的“职工”们，悍然提出要组织工会。他们的理由是：既然自己是工人，当然应该建立工会。
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去黎家山挖煤。这个决定叫我们即震惊又愤怒。
黎家山煤窑是个“狗爬洞”，井口只能容下一个人的身子。拖煤的人一身赤裸，手脚全趴在地上，用竹篦片编成船形的筐装煤往外拖。更危险的是随时都有瓦斯爆炸的可能，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为了自己生命的安全，我们团结起来，拒绝进洞。
涉嫌马盟案
李才义是怎么涉嫌马盟案的？他说：
过了些时候，从灌县传来消息说，415信箱有个“反革命”组织，与共产党作对，警方正在进行侦查，要弄清这个组织的性质、规模、背景，以及他们是拿卢布，还是拿梯那尔，还是拿美元。
江津公安处特别注意从415信箱来茶场的摘帽右派，派了原415 信箱的“政侦高手”董霖为特派员，组成专案组，侦破该案。
茶场采取了措施：将摘帽右派和其他分子分散编队，让其相互渗透、相互矛盾，从而暴露问题；对可疑分子频频调动，变换地方，让其自动“浮出水面”；对“敌人内部实行分化瓦解”，收买、利用他们中的意志薄弱者，让他们反戈。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茶场的周密措施，查明下列人员频繁接触，行动“诡密”，有时三、五成群在一起集会。这些人都是参与过“闹粮”、拦车、要求成立工会和罢工的人。他们是：马家山分队的周居正、陈民国；王家坡分队的卫生员廖廉康、袁进修；一分队的杨全松、陈永吾；二分队的李玉平、费宇鸣。
专案组认为：茶场发生的一连串“反革命”事件并非偶然，不是孤立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领导进行的。
1962年8、9月，江津公安处逮捕了周居正、陈明国、廖廉康、袁进修、杨全松、李玉平和费宇鸣。
由于我与李玉屏在灌县时同队，有过接触；来茶场后李才义也参与了“闹粮”，在工棚起哄钟大炮时也积极，李玉屏盛赞我有正义感，表现不错，因而受到牵连。
他们被捕后月余，我被警方传询。
参加询问的有三个人，询问的内容是：你认识不认识被捕的人？与他们是什么关系？有些什么接触？他们说了些什么反动言论？干过些什么违法的事……
我回答：除了周居正其他的人我都认识，我和他们是劳教同学关系，有点头之交，没有具体接触，因此，没有听到他们说的反动言论，也不知道他们干了哪些违法的事……
问：“你认识李玉平吗？”
答：“认识。”
问：“你看过他的一个笔记本没有？上面写了些什么？”
经过警方的询问，我才想起：一天休息日的傍晚，我从黄泥塘回朝阳寺，在仰天窝与小白岩的桠口碰到李玉平、费宇鸣、杨全松几个人散步到那里。李玉平招呼我，递给我一个软壳的小本子，说他最近写了几首诗，请我欣赏。此时，我腹中饥饿，想的是尽快回队吃饭，无心欣赏他的作品。但是，又放不下情面，接过来翻了几页，好像是一些情诗。印象深点的是摘录了一些孙先生《三民主义》的章节，记得有“耕者有其田”，“关乎国家经济命脉之大企业应控制在国家手中”……这些文字。
我如实回答。
警方表示满意的样子，要我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大胆地检举揭发他们的罪行。还说，想起要补充的可以写成书面材料，交黄队长转给我们。他们还要我签字划押。
我看了他们写的是“询问记录”，不是“审问记录”，还有些宽心，照他们的要求在写满字的纸上签字划押，还捺了手印。
1962年12月30日，菜瓯北和陈咏吾被捕了。
过了元旦不久警方对我进行第二次询问，询问者还是上次的三个。
他们对我验名证身。
他们问我：“你是何时参加反革命组织的？履行了哪些手续？参加了那些活动？”我的回答是“没有这回事”。
主审者在桌子上“啪！”的一巴掌：“你还不老实。这个组织的名单上都有你，为什么不承认？”
我本想给他顶回去：假如我搞个什么组织，想壮大声势，也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你该不该承认？但又想在此人盛怒之下顶回会吃亏，只好低头不语。
于是，其他两个询问的人一边问，一边做思想工作：
问：“你这么年青，原来还是共青团员，不能把自己与那些老反革命分子套在一起。”
答：“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人要我参加，更没有履行过什么手续。”
问：“为什么他们说你参加了呢？”
答：“他们有什么证据说我参加了？”
问：“当然有证据。政府是挽救你，才叫你自己坦白嘛。”
答：“既然有证据就拿出来嘛，是申请书？还是填的表？还是我的书面承诺？”
问：“证据是要给你看的，但现在不是时候；真正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悔之晚矣。”
经过这次审讯，我也明白，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也不会轻易放我。我想，肯定是“马家班”（永川茶场的右派分子对马盟的称呼）中有人为了“立功受奖”乱咬，才影响了我的。
我在胆颤心惊中过日子。
1963年7月1日前夕，我被通知到场部“学习”。我心中明白，就是关起嘛。
到了场部，已经有几十个人先我而到。我想起五年前成都新村4号，一间房子挤满二、三十个人，茫然地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个个神情沮丧，忧心忡忡。我再也不像当年满不在乎的样子，经过党和政府五年的改造，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的霸道，尝到了“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滋味，想到这些，不寒而栗。
我们来场部不是学习，而是集训，所谓集训就是收容审查。审查我们是不是“马家班”分子。干部号召我们坦白交待，反戈一击；人人检举，立功受奖；当面斗争，背后揭发。说得脱，走得脱；说不脱，绊倒脚；你不说，换个地方说。
弄来审查的好多都是原415信箱的摘帽老右。川北地下党的黄志强，东北财经学院分配回川的毕业生谭国仁，西南政法学院学生申云松，成都西城区街道办事处的干部易永康……；还有刚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徐廷泽的老师刘云龙，聂荣臻的远房侄儿聂俊奇……几十个。
干部明令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串通案情，监视的干部在我们中间来回梭巡。我们趁其不备，写条子，相互传递，以此通信息。
谭国仁传来的条子上写道：“我早知道你要挨整，听说你参加了拦钟大炮的车，又参加了那个组织。”
我写条问谭国仁：“你听哪个说的？”
谭国仁回条：“是听袁进修说的。”
听说袁进修是“马家班”的组织部长（是保安部长——作者注），他说我参加了我就说不清楚了。
若干年后我听一个受牵连的人说：“马家班”拟定了一个发展计划，把彭德怀虚设为“马家班”的后台，把许多人列为他们的发展对象。袁进修被抓后这份由他们草拟的名单就成了“成员名单”，列入名单的人没有一个跑脱。
我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
集训的当天就有半数以上的人主动向专案组缴械投降，然后，他们写材料，然后，卷起铺盖卷“解放”了。当天晚上只剩下九人，第二天又“解放”了6个，最后剩下谭国仁、易永康和我三个最顽固不化，要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反动到底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受审查两、三个月，看来他们确实无证据证明我们参加了“马家班”，把我们放到新胜茶场地势最高，条件最差的殷家槽分队，继续接受审查。
周居正遇难不久，我被宣布第二次劳动教养，判处三年。
改正右派中的幸运者
1979年7月17日四川省财政局做出《关于改正李才义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全文如下：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和有关政策规定，对李才义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被划为极右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按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李才义同志在鸣放过程中有些说法与作法是错误的，但其性质是思想认识问题，属于错划，因此，经中共四川省财政局党组确定予以改正，相应撤销开除团籍处分，恢复政治名誉。其亲属和亲友档案中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材料，函告有关单位按规定予以处理。
李才义在文件的空白处留有几行字：
田纪云同志对当年的“反右”运动是有很正确的认识的，是中央领导同志中有这种认识的很少几个中的一个。1979年田纪云同志曾是四川省财政局的党组书记，我的右派问题就是在他主持下解决的。恢复工作后又在他夫人李英华同志任处长的处里工作，他们对我很关心。
李才义平反、改正后回到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投资处工作，评自己的能力和对事业的忠诚，当上中央科科长。
李才义还当过四川建设工程经济资询公司总经理、四川省银建审计事务所主任，评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寻找难友
李才义退休后十分勤奋，于2001年出版了《风萧萧路曼曼》（海珠出版社出版，海外出版的书名叫《天府悲歌》），纪录了一群右派劳教的真实故事，一段未被揭示的苦难历史，一幅知识分子的风骨画卷，一篇人生真谛的大讲义，一部让人深思给予人启迪的佳著。
是李才义第一个将415信箱展示在世人的面前，第一个向世人传递了415信箱的以右派分子为主体的两大政治案件——“叛国投敌集团”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信息，引起海内外关注，直今热议不绝。
2008年4月，李才义另一作品《情系天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成都市一批下放干部因饥饿而流亡新疆找工作、求生存，竟被视为“叛国投敌”而遭追捕、拘押，并被劳改、劳教的苦难经历。
李才义常有作品在海内外刊物和网上发表，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
2001年李才义在《风萧萧路曼曼》书中最后一页刊文《写在出版前夕的话》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愿本书作为载体和传媒，能与下列难友或其家属取得联系。作者一直牵挂着他们。
陈同瑞（河南） 郭传壁（山东） 高 扬（河北）
辛光荣（重庆） 张勇先（广东） 宣汉威（南京）
以及四川的 郑世浩 郑尚明 曹传本 余德芳 王大荣
赵尧生 范通才 罗铁夫 潘先久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难友牵挂着我，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当我看到这行字，不觉热泪盈眶，深深地为李才义的真诚友谊感动。2003年初，李才义托人到司法局打探到我的信息，立即电话到北京找我。当年6月，我专程到成都看望李才义，从此我们联系不断，往来甚密。
2003年10月，李才义来宜宾和我一起重走盐津路，从盐井镇步行到普耳渡，共同回忆当年苦难岁月，一起缅怀死去的难友。2006年李才义、晓枫和我一起看望了在永川、重庆的难友，探望了周居正、魏昭的遗孀遗孤。2007年李才义和我一起去西昌看望了范通才和赵尧生，我们一起重游喜德县，沿孙水河而上到219队当年驻地汉都奴；同年11月，我和李才义结伴去灌县看望在那里的难友，寻踪杨应森遇难的地方。2009年李才义陪我雷马屏监狱游，历时四日。
这么多年来，李才义向我提供了很多信息和资料，并通过他联系上好多难友，又认识、结交了好多朋友，我深深地感谢李才义为我所做的一切。
2011年3月2日，我去成都看望病中的李才义，他已病入膏肓，身体极为虚弱，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虽然一再鼓励他要有求生的欲望，一再安慰他说：春天来了，生命力也就旺盛了；但是，我明白，他的生命也快到尽头了。
5月2日，成都传来噩耗，李才义走了，虽然是预料中的事，仍感到很突然，不觉悲从心起，禁不住两行眼泪……
注:本文是拙作《血沃中华——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记实》（未发表）中的一篇文章，重新整理后发表，以此缅怀难友李才义。
（1）《风萧萧路曼曼》第21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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