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
1978年，中共在胡耀邦开明政策的力促下，终于坑害了五个人（有说90余人），编造了一个“反右”准确率百分之0。0001的“扩大化”笑料，发布55号和11号文件，给全国老右来了个“改正”。
1980年春，我正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有一天，忽然收到一封来自福建南安县致公党的陌生信件。信封的纸质极为粗糙，字迹陌生。我一边迟疑地看着，一边拆着信封。急急抽出信纸，先看信尾，落款的名字是“志华”。我释然地笑了。
张志华， 1957年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四年级读书时，快要毕业，落入了“阳谋”陷井。1958年我们一同被送到茶淀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我第一批摘帽，被送回北京之前，我们一直是同组、同屋，可以说整天在一起有三年多。共产党搞干部短期下乡劳动，有“三同”一说，即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开个血色玩笑的话，我们当时那倒也可以算作“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教养”，外加一个“同饥饿”。能从茶淀于家岭分场逃过一死，那就叫“命大”。如果当时那种饥饿再延续3—5个月，必然会进入“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诗境，没有一个人能逃脱“饿死”的安排。从这一点说，我们当时有幸都逃过了那一劫，真所谓生死难友。
61年我离开农场。此前，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无中生有，栽赃陷害，胡乱上纲，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教训告诉我：“不能和任何难友联系”。因此我除了和在北京一同作临时工的难友有些“干活信息”的接触外，和在农场的难友都没有联系。分别以后，时隔十八年，不知道他怎么打听到我的地址，写来了信。从那以后，我们有了通信联系。
后来我去深圳工作了七年，他来过北京，我不在，我回来以后，他没机会来，一直没机会见面，但无论他到了福州，到了昆明，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他离开人世。
张志华是个单纯的学生，是个好人。还没有走向社会，就落入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一代枭雄设计的“阳谋”毒网。在“教养农场”呆了十多年。文革来了，被送回老家福建泉州。他考上北大时，他的生身父母已经去世。生活上全仗叔父、母供养。从农场送回泉州，正是文革风暴狂热的当口，在军工厂工作的他的两个堂妹，坚决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让父母亲接纳他。搞得叔父、母也没有办法。
遣送回家，农场推给了当地。到家，却被“拒之家外”，不能进家。正当他被“家”所弃，面临着十几年劳教折磨，好容易回到企盼多年的家，给他的却是啮啄心坎的亲情抛弃的痛楚。饥肠辘辘坐在门外那捆破行李上一筹莫展，八方无助的时候，可能有人又玩了“通风报信”，当地的红卫兵听说之后来了。上来只问了姓名，扭背双臂，拉起来一边喊口号，一边推来搡去就游街。在街上转了几圈，小将们累了，也饿了，才把他扔到街头不管他了。他又饿又渴，疲惫不堪，心情简直一片灰暗，回到家门口，那卷破行李还放在大门旁边。行李上坐着一个人。当时的心情用他后来信上说的，那就是：“撞墙而死的念头立刻涌上心头。但万一死不了怎么办？”
犹豫之间才看清，坐在行李上的是堂弟张润峰，堂弟帮他提起破行李说：“走，爸叫我来接你回家。”这是另一个堂叔的孩子。张志华看着堂弟脸上憨厚的笑容，不免有些狐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堂弟微笑着说：“爸说，你是我们张家的人，别人不接纳，我们接回来。我们能活，有饭吃，也得给他饭吃。”他依然有点迟疑地跟着堂弟走去。
这个堂叔是位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一进门，堂叔就对堂弟说：“把行李拿到你那里，你们住在一起。”回头对张志华说：“孩子，我们和你都没想到落得这样结局，你是张家的孩子，以后我们对你和对润峰一样，你就回到家了。”
张志华此时才体会到这位堂叔亲情的真切和可敬。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流满面地跪在了堂叔的面前。
从那以后，他在泉州老家又有了家。
然而，堂叔家并不富裕，作为30多岁的“汉子”，他也不能白在堂叔家吃饭。为了生活，他不管什么脏、累的体力活他都去干。挣钱多少次要，不能给好心的堂叔增加负担是主要的。那时的心情他在后来的信上说：“我是一具没有死亡，还能活动，还能吃东西的准尸体。”多亏堂弟润峰视其为亲兄，整天和他生活的一起，成了唤起他生活希望的重要因素。
转眼挨到了“改正”。当地“摘帽办”把他分配到南安县致公党工作。
还没有走出校门他就坠入“阳谋”陷井。如今总算有了一碗饭吃。南安离泉州不远，立刻赶去报道，好免去给堂叔的负担。
堂叔真是个好人。看他有了工作，已经年过四十。张罗着到处托人给他找对象。后来找到一个三十出头，有过两次婚姻，丈夫都已去世的女性。用他的信上的话说：“人生似乎都要结婚，有多少人的婚姻是我这样子的？但我既不能对不起堂叔，也不能对不起这位女性。唉，我这也算婚姻。”
尽管志华决定结婚了，但那女性却郑重其事地忧郁了起来。她说：“小时候家里给我算过命，说我是‘剋夫’命，我两次结婚，不久丈夫都死了，那我要和他结婚，那不是要害他吗？我不能害好人呀！”
志华、堂叔、润峰都觉得占卜的迷信有点可笑。还真作了一番破除迷信的工作，最后他们终于结婚了。次年生下一个男孩。
我从深圳回来，他到福州工作，在一个酒店作大堂经理。我们多次通电话。这工作绝对不合他的专业和特长。估计也是为了生活。
后来，他从昆明来电话，他到了福建商会驻昆明办事处担任秘书。春节来电话说要回福州，过完春节再来。
春节过后，我给昆明几次打电话都没人接。给福州他家打电话，他的孩子说：“他走了，他已经走了。”
但多次打电话到昆明，一直还是没人接。
我又打电话到福州，叫通之后，我对他的孩子说：“我打了多次电话，昆明没人接呀！”
那孩子说：“诶，可能搞错了。我说他走了，是说他永远的走了。”我忽然明白了，焦急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孩子说：“他在昆明就病了，回来一查，已经是胃癌晚期。没办法了。”
我怔然慢慢放下电话，唉！一个“年轻的学生”，一个难友，一个好人，一个被害者又结束了生命！
癌症都是忧郁造成的。
被折磨，被害了二十二年，最后，“扩大化”三个字还是说给别人听的，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解释，继续歧视，无尽折磨，有的还是三个字：“不讲理” ！ 能不患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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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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