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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身死后的境遇

李大钊身死后的境遇

中共创始人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后,遗属孤儿寡母,无力营葬。


 


有大陆《文汇读书周报》刊发散木文章《是他们厚葬了李大钊》: 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是哪些人安葬了李大钊,在过去人们常回避不谈,因为这些人不属于“革命阵营”。其实,即使是后来革命处于“低潮”时,仍有许多并非“革命同志”──烈士生前的同事或友人──参与了对烈士的营葬。


 


 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从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上看到一张清单,那是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读之不禁大吃一惊:当时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无法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


 


 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


 


 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者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十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如果用我们久已被灌输成习惯思维的历史观,这就是很难认同的历史的事实了。


 


 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举行时,参加者中还有教育部长的李书华、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国民党中央监委的黄少谷(都曾与李大钊于“三一八”后遭北洋军阀通缉)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适、周作人、马裕藻等。


 


 出资为李大钊厚葬的20人没有一个是李大钊同一营垒中人。如果说在李大钊受难的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地下党自顾尚不暇,那么,在李大钊遇难后的六年中,在过了六年后,在李大钊的北大同人和其他相熟者伸出援手时,中共仍然对其建党元老的后事无动于衷则是难以理解的。相对于当时全国范围一片“剿匪”声中,这些人仍然对“匪首”李大钊同情、哀悯、襄助、厚葬,竟能安然无事,被秉政者、被全社会所接受。中共如何面对?如何看待?按道义、循逻辑,中共只能“情何以堪!”但是中共从来若无其事,处之泰然。这就只能从文化层面来解释这一现象了。


 


 创造社、太阳社、左联的郭沫若、蒋光慈、周扬、丁玲、胡风们遵行的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文化、你死我活的文化、恨的文化;新月社、学衡诸社团的胡适、徐志摩们信奉的是儒家文化、基督文化、爱的文化。这就是二者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在同一制度下受管辖,却有迥然不同的行事方式和结局的根本缘由。


 


 制度相同,文化不同,表现出的人性也会不同。


 


 ps:李大钊的遭遇与“左联”的旗手---鲁迅可谓是“惺惺惜惺惺”。鲁迅先生临终嘱托许广平,要丧事简办。他所遗留下的钱款足够它娘两个生活的。


 


可是,左联的同志们找上门来说,鲁迅先生的后事怎么能从简呢,应该大张旗鼓的办。许为难道,这要花许多钱,所攒下的积蓄恐怕不够。这位却一拍胸脯道,这个不必担心,你们先花费操办着。事后,由我们集款负责这一切开销.... 这才有了“民族魂”的葬礼----许氏自掏腰包。


 


完了,当初那位拍胸脯的却玩儿起了失踪,引得鲁迅遗孀怨言连连,这次大办出殡,积蓄也花的差不多了,却没见当初的“报销承诺”来兑现......


 


这就是革命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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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太阳社、左联的郭沫若、蒋光慈、周扬、丁玲、胡风们遵行的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文化、你死我活的文化、恨的文化——他们从人品人格上来说,都是一群无耻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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