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权威冒险，而当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就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邓小平在宽街的家中办公，那里地处中南海东北方向，到中南海驱车用不了十分钟。随着听力渐差，他很难参加会议。华国锋担任党主席时经常召开政治局常委的例会，邓小平则很少召集。当有人问他何以如此时，他说：“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么？”
他的听力问题是由无法治愈的神经退化疾病和不时出现的耳鸣所致，这造成了神经性失聪和耳内异响。他的听力在1980年代后期恶化，讲话者必须对着他的左耳大声说话。这也使邓小平认为，把时间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会议划算。他更喜欢读会议报告、听机要秘书王瑞林讲述会议的情况；王瑞林代表邓小平出席会议，跟其他高官的机要秘书会面以了解他们的看法。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8点用早餐，9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数据、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10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复。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纸片，那里总是干净整洁。
陈云要求自己的机要秘书每天为他选出5份最重要的材料，邓小平则要浏览所有材料，以便自己决定哪些需要仔细阅读。读过材料并对其中一些作出简要批示后，他把全部文件交给王瑞林和卓琳，由他们把他圈阅或批示过的文件转交相关干部，再将其余文件归档。邓小平圈阅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领导全党工作的方式。对一些文件他简单地写上同意，还有一些文件他会送回，要求作进一步加工和澄清，或提出再做研究的指示。
在上午3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邓小平很少会客，但中间他会花20到30分钟到院子里散步。在家用过午饭后，他一般会继续看材料，有时会让干部来家中见面。如有重要外宾来访，他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某个房间会见他们，有时也与他们一起用餐。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
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后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情况以便亲自制定战略。
自1952年就担任邓小平机要秘书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意见时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干部认为毛远新刚好相反，他在19 7 5年末到1976年初向外界解释毛泽东的意见时，往往用自己强烈的成见去渲染甚至补充毛泽东要他向其他干部传达的意见。王瑞林对任何事关党或政府的事都避免作出自己的解释，尽管他与邓小平悠久的关系使他更像是邓家的一员。王瑞林不添油加醋这一点对邓小平来说很重要。有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使外界准确知晓他的想法，邓小平会写下主要观点，让王瑞林传达他的书面意见。
邓小平的见解有助于形成共识，但在书记处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一般不会作出最后决定。一旦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书记处就会拟出文件在常委中传阅。常委们会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或是作出简短批示。在后一种情况下，文件会送回书记处进行又一轮修改。最后，由邓小平“拍板”批准一项决策或文件的最终措辞。
其他最高层领导人有时会不同意邓小平的决定，偶尔也会因为邓不跟他们商量而生气。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邓小平有几十年的经验，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信，因此很少向别人让步，尽管在具体事务和起草文件上需要借助于专家。即便其他领导人不同意邓小平作出的决定，他们也会遵守党纪，不会公开表达异议。
邓小平偶尔也跟与他年龄相近的老干部见面，如杨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与这些人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这个由多年知交组成的小团体有着高度的个人信任，使邓小平能够对政治气氛和人事问题作出更可靠的估计。邓小平与给他写讲话稿和起草文件的笔杆子，尤其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也有着比较随意的关系。相比胡耀邦，邓与他们交往时更为轻松。
邓小平用不少时间准备每年的中央全会，因为这种会议能在二百多名中央正式委员和一百多名候补委员中统一思想。他用更多时间准备每五年一届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它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使人数更多的党代表统一思想。
在筹备这些重要会议时，邓小平会与胡耀邦一起工作，列出他要涉及的重大问题的议程，然后让他们和胡乔木等人一起领导文件和讲话的起草。对于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发表之后通常会进行新一轮的编辑加工，作为能传之久远的历史档案收入他的文选。
作为有12年戎马生涯的军事领导人，邓小平很看重权威与纪律。做重要讲话之前，他会和其他重要领导人一起为讲稿把关，使他确信自己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权威冒险，而当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就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不过，除非在正式场合发言，邓小平讲话一般不需要提纲，而且能讲得条理分明。1985年过了80岁以后，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写、编辑和陈述的长篇讲话。除了包括1992年南巡讲话在内的少数例外，他的讲话不再被加工成有标志意义的长篇文件。
此外，他会尽量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他指示，对文革可以作一般性的公开讨论，但不要纠缠于细节，这只会揭开伤疤，加重过去的敌意，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报。
一些大胆的干部认为，造成这些（文革中）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泽东本人，但是邓小平认为，过去20年的失败不能全归罪于一人，用他的话说，“我们大家都有份”。
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
像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邓小平一般会去较温暖的地方住上几周。夏天他会去海滨城市北戴河避暑，那里是高层领导人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交谈的地方。但是对邓小平来说这些“休假”其实也是处理党务的机会。例如，1984年他在广东和福建的经济特区过冬时，肯定了它们取得的成就，把它们确定为沿海发展的样板。在1988、1990、1991和1992年，邓小平视察上海等地，推动了加快上海市发展的计划。
随着年龄的增长，邓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体力的办法。他利用书面文件处理大多数事务，避免参加劳力耗神的会议。
他的大多数电话都由王瑞林处理。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要员前不要求别人口头通报情况，部下们可以看出他对来访者的近期活动有一定了解。只要不是会见大人物，邓小平通常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饭后他一般会放松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电视。
他关注新闻，对体育也有兴趣，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但是他与牌友、甚至与家人都不怎么闲聊。邓小平有“不爱说话”的名声，即便是在家里。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领导，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行为一贯、治国方式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