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又进行了下去：“六月末，我们加入了一个突击大队，被装上卡车运往前
线。我们驶过大片麦田，麦田一望无际。我们的排长说，希特勒有意在这时对俄国
人发动进攻，以便我们能够抢收粮食。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我们
一路看到许多死去的俄国人，被炸毁的坦克，被破坏了的卡车，大批死去的马匹。
也有一些俄国伤兵，无助地躺在路边，没有人照料他们；我们一路上都能听到他们
的惨叫声和哀号声。
“我们有一个同事朝他们啐唾沫，我抗议他不要这么做。他用我们军官常用的
话回答我：'不要同情俄国人……’
“他的话听起来很像严肃的军事命令。他以战地记者的口气说话。他的话无异
于鹦鹉学舌，一点也不动脑筋。他说的全是从报上抄来的陈词烂调。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乌克兰村庄，我们第，次与敌人交上了火。我们朝一个废
弃的农舍开火，俄国人早已把这个农舍改造成了防御工事。我们冲进去后，只发现
几个伤兵躺在地上，我们没法管他们。我是说，我没管他们。可是我们突击队的头……
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
“我现在躺在医院，这些细节老是反复出现。我回忆了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
遍清晰，一遍比一遍具体……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回忆。
“战争是非人的。许多人都忍受不了。比我们大的人看到我们是这个样子，就
冲我们嚷嚷：'你们得相信自己，俄国人对待我们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你只需要看
看他们如何对待他们自己人的。我们遇到的囚犯大都遍体鳞伤。他们带不走囚犯，
就用枪炮把囚犯射倒。谁选择了创造历史，谁就不应该拘泥于细节。’
“有天晚上，有个同事把我拉到一边儿，想对我诉说他内心的恐惧。但是话刚
开了个头他就又停下来了。他信不过我。
“我们继续创造历史。一天又一天，捷报传来，老有人告诉我们说，战争很快
就要结束了。希特勒这么说，希姆莱也这么说……对于我来说，恐怕真要结束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又呷了口茶。我听到身后有声音，转过身一看，门已经开了。
他已经听到了声音。
“大姐，请你……”
“没事儿，我只是想看一看……”
她又关上了门儿。
“盛夏，我们来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处都是丢弃的汽车枪支。许多
还原封未动。很显然俄国人迅速撤退了。房屋正在燃烧，大街被堵了起来，改成了
防御工事，但是没有人留下来抵抗。市民中有伤亡。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具妇女的
尸体，两个小孩儿正蜷缩在她身旁……
“传来命令要我们原地休息。我们把枪靠在墙上，坐下来休息抽烟。忽然间一
阵巨响，我们四处张望，但是没看到飞机。随后我们看到有好多间房子被连根儿炸
毁了。
“俄国人撤退前在许多房屋下埋下了炸药，部队进城后，房屋就炸毁了。有一
个同事说俄国人是从芬兰人那里学到这种诡计的。我很高兴我们是在休息，我们再
一次幸免于难。
“忽然有一辆指挥车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位少校钻出车叫我们上尉
上车。随后又来了几辆卡车，把我们拉到了城市的另一个地方。那里也是一片狼藉。
“车停到了一个大广场上，我们下了车，四处张望。广场的另一头，有一群人
在被看管着。我以为他们是被赶出城来的市民，因为战斗还在继续。忽然间人群中
在到处传着这样的话：'他们是犹太人’……以我这么大年纪，我平生还是第一次
看到这么多犹太人。当然，以前也见到过一些，但是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他们中
大部分都已经迁移走了。少数留下来的很快也就消失了。据说他们被送进了居住区。
随后他们就被忘掉了。有时候我母亲会提起我们的家庭医生，他是个犹太人，我母
亲非常怀念他。她小心地保存着他开的所有处方，因为她绝对相信他的医学知识。
可是有一天药师告诉她，必须换一个医生开处方，他不接受一个犹太医生开的处方。
我母亲非常恼火，我父亲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不用说你也知道报上是怎样谈论犹太人的。后来我在波兰看到了犹太人，他
们和我们斯图加特的犹太人完全不同。在德贝克军事基地，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工
作，我经常给他们一些吃的。不过突击队的头发现后，我就没再给他们了。犹太人
得清扫我们居住的地方，我经常故意在桌上留下一些食物，我知道他们会找到的。
“我对犹太人的了解仅限于从广播上听来的，从报上读到的东西。我们被告知
说他们是一切灾祸和不幸的根源……他们总想踩在我们头上，是他们导致了战争、
贫穷、饥饿、失业……”
我注意到这个濒死的人讲到犹太人时，口气非常温和。我从来没听到一个党卫
队员用这样一种口气说话。他比别人要和善些？还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下达了命令，”他继续说道，“我们朝犹太人站着的地方开了过去。大约有
150到200个犹太人。包括一些小孩儿，他们正焦急地看着我们。有人在抽泣。有几
个婴儿还在他们母亲的怀抱里，没有年轻男子；大部分是妇女和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们越走越近，已经能看清他们的眼神——他们满怀恐惧，莫名的恐惧……
他们显然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
“运来了一卡车油桶，我们把油桶卸下，搬进了屋子。犹太人中强壮一些的被
叫出来，要求他们把油桶搬到顶楼。他们听从了命令——他们无精打彩，没有丝毫
个人意愿，像一个机械人。
“随后我们就把犹太人往屋里赶。一位士官手里拿着鞭子，谁走得慢他就给谁
一鞭。一时诅咒声和脚踢声乱成一片。房屋不大，只有三层。我本来以为挤不下这
么多人。可是过了几分钟，街上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
他停了下来，我的心开始咚咚直跳。我完全想象得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我太熟悉这一幕了。我仿佛置身于其中，不得不拿着汽油桶往屋里挤。我能感觉到
他们不得不使劲儿地挤在一起的情景；我仿佛能听到他们疯狂的喊叫声，他们肯定
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位濒死的人又接着往下讲道：“又拉来了满满一卡车犹太人，他们也被塞进
了这栋房屋。然后门锁了，一挺机枪架在了对面。”
我明白这故事是怎么收场的。我自己的国家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一年多，我们
听到了很多类似事件在比亚利斯托克，布罗狄和格勒得克发生。总是同样的手段。
我没必要再花时间听他讲述这恐怖的一幕了。
我站了起来，准备离开。可是他恳求道：“求你坐下，我必须把后边的事讲给
你听。”
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留下。不过他声音中似乎有些什么东西阻止我听任
直觉离他而去。也许我希望能听他用自己的话亲口讲出纳粹的恐怖行为。
“我们被告知一切就绪，我们退后几尺。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打开手榴弹保
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接着是一声声巨响……天啊！”
他说不下去了，从床上微微抬起身来，浑身都在颤抖。
不过他还是继续讲了下去：“我们听到里边人的惨叫声，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
添食着他们……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边逃出来的人。
“房屋里的惨叫声非常恐怖。浓烟拥了出来，呛得我们……”
他的手湿漉漉的。他被自己回忆到的情景吓呆了，他停下来，抽出手去擦汗。
我的手稍稍放松了些，但是他马上又抓住它，紧紧地攥住它。
“请你，请你，”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不要离开，我还有话要给你讲。”
我再也不用怀疑了，就是这么一个结局。我看到他正鼓起全身最后的力气，要
把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告诉给我。
“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挟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
他身边儿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是孩子的母亲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
随即他跳到了街上。紧随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随后，其它窗户也有很
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噢，天啊！”
这位濒死的人用手捂着绷带覆盖着的眼睛，似乎想从脑海中擦去这些画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奋力跳出窗户，可是有一家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尤其
是他们的孩子。黑头发，黑眼睛……”
他已经精疲力尽，说不下去了。
他讲到黑眼睛的孩子，这让我想起了埃里。埃里住在里木堡居住区，6岁左右，
长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一双难以理解的眼睛——一双充满责备的眼睛——一双
永远难以忘怀的眼睛。
居住区的孩子长得似乎都很快，他们似乎意识到他们的生命非常短暂。对他们
来说，一天就是一月，一月就是一年。我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玩具时，一点儿也不像
个小孩儿，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就像一个老头在玩小孩儿的东西。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埃里？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和他搭？这我都记不得了。他
住在居住区门口附近。有时他会溜达到门口。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一名犹太警察和他
讲话，所以也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埃里。很少有小孩敢跑到居住区门口。埃里也
知道这一点。他是凭直觉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不知道原因。
“埃里”是他的小名。他的全名是以里亚·以里亚胡·哈那维。先知的意思。
想起了这个名字，就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逾越节的喜宴上，桌上
的盘子里放着一个巨大的，装饰华美的酒碗，谁也不能碰这个碗。这碗酒是为以里
亚胡·哈那维准备的。经过了一系列祈祷后，就派我们中的一个小孩儿去打开门：
据说这时先知就会进来喝这碗为他预备的酒。我们小孩儿瞪大了双眼，非常好奇地
盯着门看。不过，当然，没有人进来。而我祖母老是对我说，先知事实上已经进来
喝了酒。我跑去看看杯子，它还是满的，于是祖母就会说：“他酒量超不过一滴泪
水！”
为什么祖母这么说？难道我们只能为先知以里亚胡奉敬一滴眼泪？自从出埃及
以后，多少代以来，我们都是凭记忆庆祝逾越节。从这个伟大的事件中，慢慢演化
出了一个传统——为以里亚胡·哈那维留上一杯酒。
我们小孩儿把以里亚胡视作我们的保护神，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会以任何可能
的形式出现。我祖母告诉我们说他是很难被认出的；他可能化身为一个村夫，也可
能化身为一个店员，一个乞丐，甚至是一个小孩儿。为了感谢他对我们的保护，在
逾越节的喜宴上总是用最好的杯子为他留下最好的酒——不过他只喝一滴泪水那么
多的酒。
小埃里在居住区里奇迹般地躲过了对小孩的多次搜查。小孩儿被认为是“没有
工作，没有用的多余的嘴”。成人整天在居住区外工作，党卫队经常趁他们不在，
突然袭击小孩儿，把他们带走。部分小孩儿总能想办法逃脱搜捕，因为他们总知道
想办法躲起来。大人们在地板下，在炉子边儿给他们挖洞藏身，或者在壁橱旁给他
们做个假墙。他们及时地产生了一种对危险的第六感觉，不管危险显得多么微小，
他们都会及时发现。
可是慢慢地，那些最聪明的藏身之地也被党卫队发现了，他们成了这场事关生
死的捉迷藏游戏的赢家。
埃里是我在居住区看到的最后一个孩子。每次我离开居住区——我一度获准进
出居住区——，我都要四处看一看埃里。要是我看到他了，我就明白那个时候不会
有危险。那时居住区也闹起了饥荒，满街都有饿死的尸体。犹太警察经常警告埃里
的父母不要让埃里到大门口。但是没用，因为在居住区大门口的德国警察经常给埃
里食物。
有一天我进居住区，埃里不在门口，不过随后我就看到了他。他正站在一扇窗
户下，伸出小手从窗台上扫东西，然后把手指放进嘴里。我走近一些后明白他在做
什么了，我一下子流出了眼泪：他在收集别人放在窗台上用作鸟食的碎屑。毫无疑
问他认为鸟儿们可以从居住区外找到营养，而现在即使城里最友善的人也不敢给饥
饿的犹太孩子一片儿面包了。
居住区门口，经常有妇女提着成袋的面包或面粉与居住区里边的人交换，拿食
物换衣服，换银盘或地毯。不过已经很少有犹太人有什么东西可换了。
埃里的父母当然没有东西可换，即便是换一片儿面包的东西也没有。
党卫队的头目凯茨曼——臭名昭著的凯茨曼——知道，尽管反复搜查了这么多
遍儿，居住区里肯定还有小孩儿。于是他那残忍的大脑想出了一个邪恶的计划：他
要开一个幼儿园！他对犹太人委员会说，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地方，并且找到一个
妇女来管理，他就可以建一个幼儿园。这样的话，在成人外出工作时，小孩儿就有
人照顾。犹太人那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又起了作用，他们把这视作一个比较人道的
态度的表示。他们甚至互相告知说，已经颁布了新法令，禁止枪杀。有人还说他听
到过美国电台说，罗斯福已经警告过德国人，假如再杀犹太人的话，美国就会对德
国进行报复。所以以后德国人会更人道一些。
还有人说，有一个国际委员会要参观居住区。德国人要建一个幼儿园给他们看
——以显示他们对犹太人的体贴与关心。
一位名叫恩格尔斯的盖世太保官员，长着灰白的头发，带着一个犹太人委员会
的人来了，说是要看一看幼儿园建的地方是否合适。他说他相信居住区还有很多孩
子想进这个幼儿园。他答应增加粮食配给。盖世太保也的确拉来了很多罐可可和牛
奶。
于是那些还心存疑虑的儿童父母被慢慢说动了，把他们又饥又饿的孩于送进了
幼儿园。人们还焦急地等待着红十字会派来的一个委员会。可是这个委员会一直没
来。相反，一天早上，来了3辆党卫队卡车，把所有的孩子都带走，送进了毒气室。
那天晚上，父母们收工回家，整个废弃的幼儿园登时充满撕心裂肺的哭喊。
然而，几周后，我又见到了埃里。他的直觉又救了他。事情发生的那天早上，
他留在了家里。
在我看来，床上那个人说的黑眼睛小孩儿就是埃里。他的小脸将永远留在我的
记忆中。他是我看到的最后一个犹太小孩儿。
从这时起，我对这个濒临死亡的人开始有些同情：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捏
得我手生痛，我把手抽了回来。
不过我还没想走。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对这一点儿我很确信。他的故事还没有
完……
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的思绪已经飞向了别处。尽管我
是坐在这里听他焦急地给我讲一些事，然而似乎他已经忘了我在场，我也似乎忘了
他在场。他一个人在独白。生病的人经常独白。他还要把他的故事讲下去吗？还是
他虽然想讲，但是不敢用合适的词句表达出来？谁知道他还会讲些什么？根本猜不
出来。我只知道一点：没有无法超越的邪恶行为。
“没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喃喃道。
他说什么？他怎么能看见？他的眼上和头上全是绷带。
“我看见那小孩儿，他父亲，他母亲。”
他呻吟着，长长地出了口气。
“他们跌到人行道上时或许已经死了。太可怕了。到处是喊叫声，子弹一排一
排打了出去。似乎是故意要用枪声盖住喊叫声。永远也忘不了——我头脑里老是出
现这声音。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去想，不过那恐怖情景还没想够……”
我现在听到枪声了吗？要是我们已经熟悉了枪声，恐怕谁也不会再注意到它了。
可是我却能听到枪声。在集中营里经常能听到枪声。我闭上眼睛，记忆中听到和看
到的恐怖细节一下子涌了上来。
听他断断续续的说话，我自己也好像在现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发生的每一件
事情。我看到可怜的人们被赶进了房屋，我听到他们的惨叫，我听到他们为孩子们
祈祷，我看到他们从火海里跳了出来，摔在了地上。
“不久我们就又出发了。在路上他们告诉我们，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是为了报复
俄国人埋下的定
时炸弹，这些炸弹炸死了我们30个人。我们杀了300个犹太人作为报
复。没有人问杀死犹太人与俄国的定时炸弹有什么关系。
“晚上每人发了份儿白兰地。白兰地能帮助我们忘掉白天发生的事……收音机
里正在报道前线情况，报道炸掉的船只数量，俘虏人数，打下了几架飞机以及新征
服了什么地方……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有白兰地壮胆儿，我们开始坐下来唱歌。我也跟着唱了。我反问我自己，今
天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也许我想麻醉自己。我也确实让自己麻醉了。事情离我
越来越遥远。可是到了夜里，白天的事又涌上了心头……
“睡在我边儿上的同伴是彼得，他也来自斯图加特。他老是睡不着觉，翻来覆
去地念念叨叨。我站起来瞪着他。可是天太黑，看不到他的脸，只听到他说，'不，
不，’又老在说'我不能，我不能。’早上起来，我看看其他一些同伴，很显然他
们也都没睡好。可是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他们都互相回避这件事。甚至连我们突击
队长也注意到了。
“'你们也太感情脆弱了！男子汉们，你们不能这样。这是战争！你必须坚强。
他们不是我们的人。犹太人不是人！犹太人是一切不幸和灾祸的根源！你开枪打死
他们和开枪打死自己人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小孩儿，这都没关
系。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毫无疑问你应该干掉他们。要是我们心肠太软，那我们就
注定还是别人的奴隶，而元首说……’
“都是这些话，你也知道。”他引了个开头，没再引述下去。
他还要讲些什么？或许还要讲一些能安慰他自己的话。或许还要讲一些能解释
他为什么给我讲他的身世的话？但是，他没有再回到这个话题。
“我们没休整多长时间。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行军，现在我们成了冲
锋大队的一部分。我们登上卡车，被送往火线。但是这里也见不到多少敌人。他们
已经从小村庄和小城镇撤退了，没有交战就放弃了这些地方。只是在敌人撤退时，
偶尔有小规模的交火。彼得受了伤，卡尔·海因兹战死。于是我们又休整了，留出
时间来洗衣写信。各种话题都谈论到了，但是很少有人提起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
克发生的事。
“我去探望彼得。他腹部受伤，但神志还清楚。他认出了我，眼泪汪汪地望着
我。我在他身旁坐下，他告诉我说，他不久就得送往医院了。他说：'那间房子里
的人们，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说完他就昏死过去了。可怜的彼得。他临死还
忘不了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经历。”
我听到走道里有脚步声。我望了望门。门随时都有可能打开。我站了起来。他
拦住了我。
“求你等一会儿。护士在外边，没人会进来。我不多耽误你，不过我还有很重
要的事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