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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人民币的购买力在快速下降

陈志武:人民币的购买力在快速下降

陈志武:人民币的购买力在快速下降,相对美元存在贬值风险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在近日接受凤凰网财经采访时称,人民币真实购买力每年都在快速下降,按照购买力计算,人民币最近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升值。

 


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今年以来人民币不断有新的视线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人民的升值是非常的迅猛,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左右的一个升值,现在已经破了6.4了,而美国政府现在国会参众两院要立案让人民币逼迫人民币继续升值,但是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通货膨胀也是非常的严重,而现在在很多香港离岸的地方已经有很多华尔街卖空人民币的声音,而在看一个就是中国的发钞量是非常的大,现在有80多万亿的M2的余额,而美联储只有差不多9万多亿的M2的余额,可以说中国以美国40%的经济体,发钞量比美国还要多如果按汇率换算的话。人民币是非常明显的内贬外升的一个情况您是怎么看这种情况?


 

陈志武(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其实表面上看两者是很矛盾,到了实际上也是很有矛盾的,因为一方面人民币的购买力每年在至少按照百分之六点几的速度在下降,实际的我觉得真实的人民币购买力贬值的速度比6.4%6.5%要高很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美元做比较,我86年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在耶鲁的校园周围一般的餐馆那个时候大概866美元、7美元就可以吃一顿午餐,现在20几年以后我还是又在耶鲁周围工作。 

 


同样的餐馆同样的东西,现在大概是7美元8美元也可以吃一顿午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25年,美元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下降,那么大的变成,相比之下在中国那个时候的一块钱,8685年的一块钱,你可以吃一顿饭或者吃两顿饭都没有问题,今天的话你同样一块钱可能买一瓶水都买不到。


 


从那个里面看得出来一个现象就是,随着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不断的上升,使得人民币的购买力,使得人民币真实的购买力的价值每年都在快速的下降,按理说,根据购买力来算,人民币最近的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升值。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的情况人民币在升值,主要的原因是跟贸易顺差有关系。 


 


只要中国的贸易顺差还继续存在,还继续按照比较快的速度在增长的话,按照汇率理论里面有一种理论,你最后一个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完全就是看你的贸易是出现顺差还是逆差,如果出现顺差的话,而且顺差不断增长的话就意味着全球贸易市场上,对你国家的货币需求量就会不断的上升,货币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存在和上升,而逐渐更多的需求大于供给的压力以后,就必然会使人民币会升值而不会下降。


 


所以在最近的话我看到了一个局面,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速度基本上停顿下来了,甚至于最近2011年有至少有两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这种新的趋势应该说明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跟以前比,应该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本身的通货膨胀利益的维持在6%或者更高的水平也会加快人民币的购买力,这样一来的话,因为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少的同时,中国自己的通货膨胀率也会使得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由此带来的结果我觉得可能在不久将来人民币可能会出现贬值而不是升值,所以我觉得香港有的人就做空人民币,我觉得是有他的道理的。

陈志武:人民币实际在贬值

 


根据购买力来算,人民币最近的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所谓的升值。


  人民币真实购买力每年都在快速下降,按照购买力计算,人民币最近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升值。


  现下人民币升值非常迅猛,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左右的升值幅度,已经破了6.4。但国内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且发钞量非常大,现在有80多万亿的M2的余额,而美联储只有差不多9万多亿美金的M2的余额。可以说中国以美国40%的经济体,发钞量比美国还要多。如果按汇率换算的话,人民币是非常明显的内贬外升。


  一方面人民币的购买力每年在至少按照百分之六点几的速度在下降。我觉得真实的人民币购买力贬值的速度比6.4%、6.5%要高很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美元做比较,我1986年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在耶鲁的校园周围一般的餐馆6美元、7美元就可以吃一顿午餐。现在我还是在耶鲁周围工作,同样的餐馆同样的东西,现在大概是7-8美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25年,美元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下降。相比之下,在中国那个时候的一块钱,你可以吃一顿饭或者吃两顿饭都没有问题,今天同样一块钱却连一瓶水都买不到。


  从中看出来一个现象就是,随着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不断地上升,使得人民币真实的购买力每年都在快速地下降。按理说,根据购买力来算,人民币最近的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升值。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人民币在升值,主要的原因是跟贸易顺差有关系。


  只要中国的贸易顺差还继续存在,继续以比较快的速度在增长的话,按照汇率理论理解,你最后一个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完全就是看你的贸易是出现顺差还是逆差。如果出现顺差的话,而且顺差不断增长的话,就意味着全球贸易市场上,对你国家的货币需求量就会不断地上升、货币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存在和上升,而逐渐导致更多的需求大于供给的压力以后,就必然会使人民币升值而不会下降。


  最近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速度基本上停顿下来了。2011年中至少有两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这种新的趋势说明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跟以前比,应该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本身的通货膨胀维持在6%或者更高的水平,也会加快人民币的购买力贬值,这样一来的话,因为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少的同时,中国自己的通货膨胀率却使得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可能会出现贬值而不是升值。所以我觉得香港有的人就做空人民币,是有他的道理的。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12-6-27 19: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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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人民币汇率法案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作秀
陈志武 @ 2011-10-21 14:12 阅读(1550) 评论(0) 推荐值(4)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陈志武:美国参议院的这次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可以说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作秀,不可能起到实质的任何效果。根据WTO世贸的规定,被低估的货币,并不能构成违反世贸法规的条件。同时一国货币的汇率也是一国的货币主权的一部分,只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出面表态,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一国货币汇率进行攻击。如果美国因此给中国加上惩罚性关税,中国有权到世贸组织对美国进行上诉。

  从09年的轮胎特保案,到最近的参议院法案,每当美国经济出现增长疲软,失业率高企的状况,美国的政客总喜欢对人民币汇率或者中国的贸易顺差指指点点,利用民粹主义来赚取民众的支持。然而这种情况如果扩撒到全球,形成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本来就非常脆弱的世界经济将会是更加沉重的打击,19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我们不应该忘记。

  当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显著缩小,甚至出现了贸易逆差,而美国制造业也停止了工作岗位的流逝,但另一组数据,却非常值得玩味。每当中国在一个美国公司的所在产业增加10%的出口量,这家美国公司就会增加3.2%的专利申请,3.6%的信息技术支出,以及12%的研发支出。这显示中国的廉价出口给美国企业带来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国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提高生产率。

  我想我们看到这组数据之后,更应该考虑的并不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扩张和市场份额,而是我们自己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如何提高生产率,如何生产出商业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陈志武:人民币汇率法案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作秀




(10月11号美国参议院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的票数通过了一项货币兑换监管改革法案,美国参议院用加大贸易壁垒进行威胁,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虽然说这项法案基本不可能在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通过,但人民币汇率问题,无疑是2011年中国经济中的有一个热点。在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却持续上涨,但同样我们也听到一些国际金融炒家卖空人民币的声音,上周和讯网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教授,让他谈谈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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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怎么看人民币升值?
陈志武 @ 2011-5-11 16:20 阅读(3402) 评论(4) 推荐值(73)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怎么看人民币升值?

  作者:陈志武
  来源:国际财经时报

  随着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人们自然要问:人民币升值能纠正现在人人都谈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吗?尤其是,中国的这一政策变化会在减少贸易失衡同时,把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在新兴市场之间转移,使美国贸易赤字稍微下降,同时会使其进口商品价格抬高,让利率也升高,但未必会提高美国的就业。人民币升值本身不太会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尽管全世界都想看到这一点。只有当中国政府放松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民有化改革使政府不再是主要的土地与财产所有者,让普通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中国民间消费才会发生根本性增长。

  二十多年前,为了办手续准备来耶鲁大学读书,我跑遍北京,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才发了一份电报到美国。当时,打电话到美国每分钟至少是四美元,而且在北京只有两个地方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业务!跨太平洋通讯缓慢又艰难,信息流量也严重受限。在那时的运输与通信价格那么高、容量那么小的情况下,跨国贸易的成本和壁垒如此难以克服,以致于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可能不到美国工人的四十分之一,但是,美国制造业还是不用担心,制造外包还没成气候。

  即使人民币升值50%,制造业也不会流回美国。

  然而,今天,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不仅越洋通讯近乎免费,信息传播手段良多,而且洲际运输成本也非常低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币升值50%,使中国劳动力成本升至美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制造业仍然不会流回美国。至多是美国零售商不从中国进货,而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货罢了。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或就业问题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积极影响。

  正如几乎所有中外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全球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提升国内消费。许多人说挑战在于中国人不喜欢消费,只喜欢储蓄。——肯定并非如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民众一样喜欢消费,喜欢过更好的日子。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the Penn World Table),在1952年,也就是中国土地集体化、企业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67.4%,这与今天美国的71%并没有多大差距。之后特别是大跃进的那几年,民间消费急剧下滑;整个计划经济期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一直在下滑;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民间消费所占GDP比下降到48.7%。

  改革开放的头十五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保持平稳。到1997年,是49%。那时候,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相对消费水平太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太高,开始呼吁调整政策,让民间消费对推动增长发挥更重要作用。然而,虽然愿望强,但接下来民间消费仍继续下降,现在只略高于 GDP的35%!为什么这么难?

  已经给的解释很多,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到位、规避未来生活风险的金融产品还不丰富,还有就是银行储蓄利息被人为压低,让百姓的收入因此没有应该的那么高,变相由百姓给国有企业补贴;这些当然是家庭不敢消费、必须多储蓄的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在这些,民间消费之所以一直没有跟上中国GDP的增长步伐,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国有经济,政府拥有社会最主要的资产和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国家享有,并且也因为征税权和财政程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制约监督,缺乏民主运作机制。

  中国太多的财产性收入和国民收入流进了各级政府的金库,个人收入占比当然就越来越少,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低。按照一些官方统计,国有经济产值大约占GDP的35%。然而,这一比例被严重低估了,因为许多由多个国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没算作国企,但实际的产权还是国家拥有。

  如果算上企业产权、资产和土地,政府差不多拥有整个社会资产性财富的60%以上。诚然,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土地、企业股权和其他资产的价值都升高了,但这些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各级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个人手里。

  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因为它使百姓不能从土地增值、国企利润和资本收益中直接获益,使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人们会认为,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会惠及所有公民,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的增值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公民交税的必要。但是,在中国,实际征税权主要掌握在国务院和其部委手中,并且很少受到全国人大的监督核查。

  所以,不奇怪,从1995到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企资产收益、土地出让收益)增加了6.7倍,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 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这期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两倍,而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则低于GDP增长率。

  随着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几乎失控地增长,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政府靠税收和卖地收入就够了,无需国企上交利润,甚至在各国企和国有事业单位出售资产之后,也不需把所得上交国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上交利润,上交国企资本所得。实际情形是,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会期十天,其常务委员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对国家负责。

  于是,国企能把大部分利润留下,也能把资产出销收益留下,然后按照国企自己的意愿进行再投资,不断投资。当然,即使把利润交给了地方政府,政府也会拿这些钱去投资。这两方面就解释了如下现象:中国总储蓄占GDP的百分比从1992年的41%增长到最近的 51%;在新增的这十个百分点中,有七个百分点归功于企业储蓄的增加,其余三个百分点归功于政府储蓄的增加,而私人储蓄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停留在 21%左右。

  国内产能和消费需求间的失衡迫使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并因此需要人民币汇率保持低水平。

  简言之,资产由国家所有,加上缺乏制约征税权的民主机制,一并造成了如下这种循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和资产价值都在增加;但大部分财产性收益和比例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都流进政府金库,变成了国企和地方政府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制造产能;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民间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只能跟着下降;这就加剧了国内产能和国内需求的失衡,使得中国更加依赖于出口,而为了便于出口,就必然要求人民币停留在低币值水平。

  民间消费增长不足、人民币汇率必须很低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膨胀,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产物,不是偶然。

  过去,对各种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和并由政府控制经济,使中国能够迅速工业化,其好处是明显的。但是现在,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情况跟以前不同,增长模式必须转向靠内需,而此时,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征税太多就成了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障碍:因为它们抑制了民间消费的增长,所以,国有制经济体和征税权不受制约,也要为全球贸易失衡担负部分责任。

  因此,尽管人民币升值在表面上可以促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部分调整,但是,如果国有资产能够被民有化,并且纳税人对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预算有更多实质的监督,那么,这不仅能促成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开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进程,而且也将有益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陈志武:政府推出新税种须以财政民主为前提
陈志武 @ 2011-12-21 14:10 阅读(1438) 评论(1)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我接着刚才贺主任的话往下说,其实对刚才贺主任讲到的问题,不管是税收的规模还是中国的财政开支结构还有关于收入差距的这些方面是非常认同的。刚刚谈了在解决方法的方面我们常常有一些分歧。

    第一,千万不要在财政部民主制约不大的情况下太快地推出财产税。

    第二,在没有民主监督在财政开支方方面面进行监督和听证的大背景下做所谓的转移支付,这只是理论上,实际的转移,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越多,反而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上的不平等。当然待会儿在讨论的时候恐怕还有好几位这方面的专家,可以一起来就这些话题更多地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找到不同的理由。

    我主要讲两方面的数据,第一是看一些数据,看看目前中国与美国、欧盟国家比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第二,很快地说一下中国跟美国和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差别。过去几十年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财政没有问题非常健康、负债减少,而其他的发达国家却不然。第三,我主要是想回顾一下以前我谈到的不论是古代还是到近代或者是到现代,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政府太富有了以后方方面面的弊端和长期对法制民主制度环境的轻视又到底表现在哪里。

    我前面谈到了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美国、英国、日本,今年的财政赤字都是在10%到11%,欧元区财政赤字到15%,中国的财政赤字不到2%。这是第一个反差。

    第二个是在国债的水平上,国债余额差别很大,这个我不用多说了中国比较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债余额特别高。

    第三个方面是看税负的负担差别,我上午谈到了欧盟税率为平均GDP的41%,美国总税率为GDP24%,中国财政税收占GDP的35%。这是很有意思的差别。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占GDP10%,而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不到GDP的2%,上面几个数据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年美国的总财政税收也达到中国的35%的水平的话,那么35%-24%,实际上美国今年的税收负担就会给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11%的收入,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麻烦可以看到,如果美国也像中国这样子征税的话,今年不仅仅没有财政赤字反而会有财政赢余,实际上像中国这样子征税不受制约,当然也可以有财政赤字也可以借很多债,但总的来说征税如果不受监督和制约,那财政赤字发生的倾向性应该要低很多,而美国是反过来的,征税非常难,尤其是共和党议员不会轻易让奥巴马和民主党议员轻易地把美国的税率和税种推得太高,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在未来几年可能都不太容易完全消失。

    总体上这几张图是想跟大家陈述这样的意思,第一,正如张教授所说我们的政府“真贵”。2010年中国8万多亿的财政税收和今年的10万多亿税收,大概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今年农民的纯收入做一个基数,除以今年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相当于14亿农民的收入。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数量没有14亿也没有15亿,大概只有7-8亿农村人口。实际上如果把政府今年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的话,总的数字和比值是14亿多农民。

    与中国这些年财政税收不断地扩张的情况来讲,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胀大概只增长了2.2,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与中国情况对比有很大的反差的是美国从1950年以联邦税收为指标来看,大致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

    第一,个人所得税,所有的美国人交给联邦政府的税收,在1950年的时候是GDP的6%,到2010年上升到6.5%这样的水平,这中间总体的水平是有一些波动的,从1955年一直到2008年左右,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大概相当于GDP的7%到8%,所以今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水平相对GDP来说,比过去50年整体上都比较低。这也体现了美国为了在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为了刺激经济不断地通过减税的方式,包括减少个人和家庭税负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尤其是我们把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加在一起除以GDP的话,在1950年时,美国的企业税是当时GDP4%。2010年美国企业所交的税额只有GDP1.8%,相对于GDP来讲,美国企业税收负担在过去60年减少了60%左右。如果我们以美国所有公司的总利润作为一个基数的话,1950年的时候美国企业总的税负是当时美国所有公司加在一起的总利润的45%,那是1950年的时候。到2010年,这个比值下降到20%,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所有的税加在一起去年是相当于总利润的20%,跟60年前相比也是减少了将近60%的税负。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趋势,美国还富于民,在过去60年不仅没有发生变化,反而把还富于民的制度哲学和建国哲学更强化了。

    我们大家过去一两年看到了美国国债越来越高、财政赤字越来越高的局面,不是说因为美国越来越穷了,就像两个星期前我的侄女跟我说,我88岁的母亲在湖南的农村,给她打电话说你叔叔在美国听说美国没有钱了,你叔叔在美国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看电视也看得太多了,从中央电视台还有其他的电视频道,每天都在说美国政府没有钱了。在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我妈妈看来,政府没有钱了就是人民没有钱了,就想到我儿子也没有钱了。美国政府可以没有钱可是老百姓有钱,而中国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观念的差异,不仅仅是中国过去几千年形成的差别,很多的差别也是因为目前和过去的制度差别造成的,使得我们对同一个事情的理解与美国人完全是两回事。在美国,政府没有钱,但百姓的日子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因为还富与民是更大的道理,这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欧洲国家过去五六十年,税负基本上维持在40%左右,所以就出现了欧洲国家现在是“三高”——高赤字、高国债、高税负。而中国是“一高两低”——高税收、低债务、低财政赤字。

    下面我快速地说一下在中国目前不仅仅征税很多,而且中国也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顺便再讲一下我要说的话题,正因为国家拥有太多的资产和收入,所以国富民穷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因为国内的民间消费增长相对比较艰难,所以就不得不更多地靠出口。另外,在这样的一种国富民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我们计划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的情况,工业会得到很多的发展,很多的高楼大厦、形象工程,另外服务业发展会非常地艰难。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主要还是把国富民穷其他的结果跟大家很快地再分享一下。

    第一,挤压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法制水平往往就越低。无论是从数据来看还是从学理上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法制跟国有经济很难兼容,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做民营企业的人能更亲身地感受到。再一个,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后几十年的经历,以及我们最近的感受,我们的法官都很难当一个中性的裁判做判决。

    从近代人类社会的经历来看,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之后,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运作层面上系统地发展出民主法制的国家,相比之下西班牙按理说比英国更有可能推出民主法制的国家制度安排,因为在西欧国家里最早推出议会的是西班牙,是1188年。哥伦比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使得16、17世纪从中美洲国家给西班牙运回了大量的金银财宝。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最早在西方国家中推出议会的西班牙,反而一直到一九七几年才真正地完成了民主法制的建设,而英国在18世纪初基本上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民主法制的建设,做过比较之后你会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从17世纪早期开始英国的王室就很穷,自己的收入和财富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支付英国王室的生活和开支,逼得英国的国王不得不把王室更多的权力让位给当时本来没有多少权力的议会。因为英国王室政府的钱很少,才逼得影响英国政府把更多的权力让位给民选的议会。相对来说西班牙在16、17世纪一直是靠美洲大陆运回来的金银财宝使得朝廷和王室非常地富有,反过来使得西班牙国家的权力用不到主动地受到制约,因为西班牙的国王自己靠美洲大陆运回来的金银财宝就可以挥霍和做他们想要做的开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西班牙经过了几百年一直没有走出专制架构(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看到不同的西方国家的近代的经历,如果我们做更详细地研究可以更多地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追回到更早的古代,把古希腊、古罗马和和中国的汉代,以及现在的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做对比,这个对比告诉了我们,古希腊在公元前几百年一直是政府很穷的早期国家,因为当时的希腊政府是不可以对老百姓强行征税的,只能依靠民间半自愿捐献为政府公共品提供财力支持。但总体来说古希腊政府是不富有的,因为靠着半捐赠的钱维持开支不太容易产生太多的政府盈余,那样的话政府的钱太多了,民间半自愿捐赠的支持就自然地会减少了。

    罗马共和国基本上也是跟古希腊是一样的,从公元前509年一直到公元前29年,罗马共和国政府也不能征税,只能是靠半自愿的进贡来维政府提供了开支,发生了几次战争把罗马共和国政府的财政变得很差。这样一个由政府向民间借债的先例到了后来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惯例。我们今天说,欧洲国家今天的国债余额平均相当于GDP的85%到90%的水平,如果回到古罗马的时候,根据英国的史学家詹姆斯•麦当劳(音)的估测,它也应该超过GNP的60%,因为那时候政府的公债市场不是很发达,那时候也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国家一样,2200年前罗马共和国有这样的经历。与古罗马、古希腊相对应的是伊拉克、伊朗、埃及等中东地区的文明古国以及中国的春秋战国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秦朝很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慢慢地衍生出由国家做主要的高利贷的提供者,所以我们看来看到王安石七秒法,很多的经济学者认为七秒法是最早由政府放贷增利的。这实际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

    我这里有这样一组数据,今天我们讲到的“国进民退”,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的国有金融机构他们的业务空间比民营的金融机构运作空间、发展业务的空间大很多。今天中国的这种做法官办的空间很大、民办的空间很小,实际上这个历史是非常久的。从隋朝到唐朝一直到宋朝,法定的利率上限给官方放贷的时候规定的利率上限整个几百年里都比民间的最高借贷利率高12个百分点。比如说从公元600年到公元728年,官方放贷利率是84%,民间放贷是72%。从公元728年-公元1260年,官方放贷最高到60%,而民间放贷最高利率到48%。实际的税率可能比这个高出去很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当国家太富有了以后,不仅仅给国家提供了与民争利的空间和机会,反过来对我们今天关心的民主法制和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愿望来说绝对是“帮倒忙”的。这个道理讲起来很简单,政府非常有钱的时候,政府的权力跟民间社会的权利博弈的时候,肯定是公权力会更胜出的,因为政府太有钱也用不着求老百姓,老百姓更多是求政府,用转移支付和播种其他的项目给我们多施舍一些,你那时候还会跟公权力讨回自己的权利吗?这是非常不对称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今天看到发达国家今天的政府负债率很高,财政赤字也很高,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没这个问题,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危机很严重,坦率地讲不管是回到古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是说中国的汉代,或者是400年前的中国和当时西方国家做对比的话,我们只是重复了几百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也重复了2200-2300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西方国家负债很多、财政赤字很多,文明古国财政赤字也不高,负债也不高。

    如果我们根据过去的历史来展望未来的话,未来50年、100年后是不是今天的政府不怎么欠债、很富有的一些国家,在50、100年后终于可以胜过负债累累的发达国家呢?我就不多说了。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做更多的思考。根据这个让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让政府征更多的税拥有更多的财产,包括推出方方面面的新税收政策,最终是更有利与民间社会的壮大、还是更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扩张?同时使得跟关系、权力更靠近的人有更靠的发财致富的机会?结果大家是什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方面的思考。

    总体上,我是希望每个人能记住不管是对转移支付寄予的希望还是通过各种税收来调节收入,在没有财政民主之前千万不要轻易地又推出新的税种,应该把现有的税种先减下去,才有可能谈新的税种的推出。

    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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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对话陈志武

  陈志武认为,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对于现在的美国债信危机和两党之争,该如何正确地解读?

  陈志武:中国的财政赤字占本国GDP的2%多,美国16000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4.5%左右,比中国高出12个百分点。但是,美国赤字这么高,是因为政府征税少;而中国的财务状况这么好,是因为征税高,税收占GDP的比例比美国多出10个百分点。所以,美国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这次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谈判,是两党理念的核心焦点:共和党反对加税,但是为了减少政府赤字,要求政府减少方方面面的福利开支;民主党反对减少福利开支,要求政府加税,所以不肯提高国债上限。

  征税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中国,把征税看得太随意。因为说到底,所谓征税,是把老百姓的收入通过一个合法的方式,转到政府手里。如果组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幸福的话,没有比财富和收入影响更大的。保护财产、控制征税,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或者政府应该坚守的核心底线。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美国债信危机和两党之争,体现的正是美国宪政制度的特点?

  陈志武:我们要探讨的,对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来说,是美国这种政府征税权受制约的制度,还是中国征税权不受制约更好。这是两国制度作比较的核心焦点所在。

  我刚刚看到一个统计数据,上半年陕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7.2%,各项税收增长39.3%。这是荒唐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生态问题,任何良心社会都不应容忍。

  人物周刊:为了对抗全球金融危机,包括中美欧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在过去3年都开出巨大的经济刺激方案。这和美债危机的爆发有内在关系么??

  陈志武: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奥巴马政府庞大的刺激政策,才使得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膨胀到16000多亿美元。之前,奥巴马政府开出13000多亿美元的刺激方案来支持美国的经济,其中很多用于支持本来买不起房子的人去买房子。

  本来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金融机构把钱借给没有能力偿还住房按揭贷款的人去买房子。为了让美国经济走出低谷,奥巴马政府进一步在房产市场上继续提供更多帮助和刺激,将更多的美国社会资源投到那一块去。

  所以,不奇怪,为什么美国政府花了1.3万亿美元,失业率仍然在9%左右。这说明,对经济的刺激政策基本是无效的,不过是把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往后拖延了。

  现在,美债问题、市场的震荡都是在否定美国过去3年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效果。

  人物周刊:这次美国主权债信危机爆发,标普下调信用评价,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陈志武:我认为,这次债务危机的爆发,否定的是现代政府走向福利国家的潮流,否定的是“大政府主义”。民主宪政国家是很容易走向财政崩溃的。所以,像标普对美国主权债信用评价的下调,以及资本市场的反应,都是很好的,长期来说,都是很健康的。可以把越来越膨胀的大政府主义打压下去一些,迫使政府作一些修正。

  美国是全球“小政府,大社会”的榜样,去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4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7000万美国人一年的收入。相比,中国现在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开支规模达到了过去专制时代朝廷所难以想象的程度。这种趋势必须得到扭转。

  人物周刊:反观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又面临着怎样的结果?

  陈志武:中国的表现形式将比美国的更严重。银行呆坏账的上升,高铁紧赶快赶的“大跃进”发展,以及以此带来的对旅客生命安全方面的挑战。

  这次温州的动车组相撞,只是一个开端,更严重的问题到以后才能慢慢地看到。

  人物周刊:前几年,我们曾津津乐道于“中国模式”,国际上追捧的人也很多。所谓的中国经济模式,是不是已到了头?我们现在要背负怎样的后果?

  陈志武:靠投资带动的投资增长,往往只是短期的繁荣,昙花一现。中国在过去3年,已经把所有的刺激手段都用尽了,甚至通过“铁公鸡”来刺激经济增长。

  决策层会发现,即使还想跟着凯恩斯走,能够使用的工具和手段已是越来越少了。不可能再追加上几万亿的天量贷款来拉动经济,我们总不能在原有的高铁基础上再修一层。

  可以预见,下一届政府面临的挑战非常多。

  人物周刊:现在,一些市场派学者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市场经济有着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您怎么看?

  陈志武:台湾方面曾出过一本我的文集,题目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我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类解放、增加个人自由、增加个人财富水平的根本出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停滞或者逆运行,整个社会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会出现倒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

  过去3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制越来越强化。2003年之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对政府的过度膨胀进行一次修正,但是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对政府的过度开支、机构人员过多进行调整过。

  很遗憾,由于政治改革的落后,这些年中国的官商勾结的程度,远远比拉美要严重得多。以前讲的“拉美现象”,在中国有过之而不及。

  人物周刊:作为自由市场派的学者,您一直在鼓吹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您感受到公众的不同看法了吗?

  陈志武:这个很遗憾。这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美国也是如此。今年,我的40个学生在十几个省份作问卷调查,根据反馈回来的数据,倾向性回答是相信和依赖政府解决经济问题,譬如解决收入差距的办法等等。

  这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若政府手头拥有权力越大,决策、管制、审批权越多,普通大众要得到资源的最主要方式就是靠关系了。权和势,正是他们所没有的。很遗憾,中国上上下下都迷信一个好皇帝,真让人摇头。

  有时,我想,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理念太难了。不过,也好理解,过去书本上灌输的那些政治经济学,都是对私有制、对市场经济的敌意。传统的、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相信的就是皇帝;受过教育的,他们相信的是政府。

  所以,我更为管理决策层担忧。现实中,最好的办法是朝更市场化的方向迈进,然而人们心目中,认为最好的境界还是相信和依赖政府,当现实和人们观念的理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这是否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我还在思考。

  包括张维迎、周其仁在内的我们这些人尽量地推动市场的理念,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对大多数没有权没有势的人来说,真正能让他们得到公平机会的,恰恰是公平而充分的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管制市场配置的制度框架。

  人物周刊:在做启蒙大众的工作时,会觉得挫败么?


  陈志武:这不妨碍我们这群人做一点事。特别是我,设的起点很低,本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改变社会,所以,能做任何一点事,都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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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中国征税处于失控状态
陈志武 @ 2012-2-16 13:38 阅读(4052) 评论(4) 推荐值(5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2012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非常低,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经济长期硬着陆的概念非常高。现在看起来可能明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下降的压力比较大;第二就是民营经济在未来几个月面对的挑战继续会非常大;第三个就是来自于欧洲债务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也会比较大。这三个明年主要的风险、因素可能会迫使央行和国务院在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方面不得不有所放松。

  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经济长期硬着陆的概率非常高。长期可能指的是未来三至五年的概念。结构性问题很多,我想说两点:第一个就是税收失控的局面短期看不到有太多的可能性得到改变。不管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或者其它专业委员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要他们不对行政部门、财政部等等的征税冲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征税冲动做一些限制的话,现在税收相当于GDP三倍的增长趋势在短期之内都难以改变。第二个方面很重要,尽管已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国家作为资产的所有者的比重仍然很重,约为2/3;政府占有中国社会财富的比重也是2/3。基于这两个原因,这就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投资,没办法更多的依赖民间消费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进入政府,越来越多的财产、资产的升值也继续留在政府,而不是留在民间老百姓手里。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改变的话,长期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前景很难避免。

  国内很多媒体包括专家对于美国经济非常担忧,我认为美国经济短期之内也就是未来两三年不太可能实现快速增长,但是相对于欧盟来说,美国经济的前景比国内认为的好很多。欧盟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因为欧盟征税很容易,通过欧洲政府花钱更容易。美国是政府花钱比较容易,但是美国政府征税很困难。按照最近的数据,欧洲现在国债余额很高,但是平均税负是41%,美国现在的国债也很高,但是美国今年联邦政府加上地方政府的征税比重是24%。如果美国的财政危机真的是走到无路可走的话,美国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只要美国老百姓和政客愿意提高税率,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过去40年,美国所有的企业税占美国公司利润的百分比为40%左右,到前年美国的企业税下降到只有企业利润的20%,与中国的局面正好相反。按照我初步的估算,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

  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债务危机、财政危机很严重,但是以下数据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美国今年全年的税负只占GDP的24%,但是中国的比重约为35%,如果美国的征税水平与中国相当,也为35%,那么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为零。我们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美国征税很难,而目前中国的税收增长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美国的国债问题事实上并不严重,只要提高税率,美国的财政危机就不会出现。

  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经常出现“下药过猛”的现象,全国人大、地方政府人大的不作为必然会导致下药过猛。美国国会经常就一些立案达不成协议,很多中国人会觉得美国政府参众两院真是无能。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权利受到制约的社会权利机构理应是这样的。它不应该享有随意征税的权利。因为政府的手如果太积极,触动的太多太频繁,必然会造成太多的政策选择上面下药过猛。即使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很严重的时候,美国政府每次下药都比我们预计的轻。现在媒体非常发达,专家、民众都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政府的任何一个政策也会在第一时间得到传播。但是这也造成一个问题,很多政策在颁布之后,专家、民众没有耐心去等待政策发挥效用的过程。很多人似乎认为怎么没有立竿见影,政策是否有误?其实像我们身体一样,吃了药也需要一段时间调整。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昨天才做出的政策选择,怎么可能24小时内整个经济马上发生很大的调整?尤其在中国权利不受制约的大背景之下,专家们千万不要给政府下更多猛药建议的冲动。每一个人给自己提醒一下,也许要给市场看不见的手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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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让土地真正私有化
陈志武 @ 2012-5-4 14:57 阅读(2891) 评论(22)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土地制度改革前几年有动向,可是现在基本停滞不前。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继续让农民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农民收入和一般老百姓收入就难以增长更多,普通人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很少甚至没有,使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



土地制度改革前几年有动向,可是现在基本停滞不前。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继续让农民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农民收入和一般老百姓收入就难以增长更多,普通人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很少甚至没有,使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



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最大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和相关的当权者,让他们可以方便、轻易地出让几十亩、几千亩的土地,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



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流转,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资本化交易的时候,要么把农民锁定在农田上,限制他们改变收入的空间,要么让那些进城的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不能有更多的创业资本。



对于农民来说,最主要的财富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一双手即劳动力资本,前者的价值可能高于后者。当土地不能流转、不能资本化的时候,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里创业,就少了必要的资本,就少了很多经济选择,沦为低收入的农民工。土地私有并可以交易、资本化是任何一个社会最核心的经济自由之一,也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基础。



最好是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让土地真正的私有化,把上世纪50年代从农民手里集体化得来的土地还给他们。当然,我不是说要回到原来的土地归属,而是以今天的土地承包安排为基础,发给各农户相应承包土地的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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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这个例子就明白了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美元做比较,我86年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在耶鲁的校园周围一般的餐馆那个时候大概86年6美元、7美元就可以吃一顿午餐,现在20几年以后我还是又在耶鲁周围工作。  





同样的餐馆同样的东西,现在大概是7美元8美元也可以吃一顿午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25年,美元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下降,那么大的变成,相比之下在中国那个时候的一块钱,86年85年的一块钱,你可以吃一顿饭或者吃两顿饭都没有问题,今天的话你同样一块钱可能买一瓶水都买不到。
披一帘烟雨,撑一叶扁舟,我轻轻地走進你。水墨江南,小橋流水人家,叩響千年不老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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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人家美国说真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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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内贬外升令老百姓日子难过活;  大量印发人民币合法抢钱, 人民币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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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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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工会,工人的利益不能保障,没有商会,小商人的利益没有保障,现在有保障的只有有权人有钱人的利益,没有社会福利,穷人老人孩子怎么办?
我们交的税哪去了?难道交给高速公路了?难道交给高铁了?难道交给医院了?国税交到外汇储备了?地税交给房地产了?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房奴?还是高涨的物价?
从教育开始,而教育问题从哪开始?是的,国情,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规划,生活完全没有保障,整天还喧传着要爱国爱党?
而党啊?你看到你的人民在流血?流泪吗?你们TMD的同情过了吗?你的官员只知道往自已的口袋里放钱,只知道浅规则,只知道和谐社会了吗?还有酒足饭饱的那些事了吗?
会思考的人会说:We need change
不会思考的“愚民”会说:坚持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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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又不是今年的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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