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珉尘

《猫眼看人》里看到的，虽然带有很明显的观点，但基本上是忠于史料的。特转过来供同好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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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谷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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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8年到1928年，是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三十年。如果我们稍加留意观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时从政府到民间，到执政机构到反对派，都在致力于社会政治的革命，或者表面上如此。这包括1898年到1911年的清朝的改革运动，以及1911年到1928年的民国宪政运动。然而，这两段革命都失败了。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我们有个最教科书般的解读，但这种解读是否合乎历史实情就很难说了。

也许会有人说，清朝的改革运动根本算不得革命吧，那都是骗人的玩意。这是我们对革命理解的偏差。革命并不是推翻某个朝代，至少这不是最后的目的。革命是制度的革新，而不是简单的替换。清朝改革固然不会主张共和制，但如果君主立宪制能得以确立，这也是一种革命。事实上，当时有许多因素会促进清末宪政改革的成功。至少也是革命道路的一种选项。

双方的博弈没有等来清朝的制度革命，而是推翻了前朝，成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推翻前朝的革命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受旧体制的羁绊来确立新的制度。确立共和制，其核心还是如何实施宪政，可是，那些推翻满清的势力中，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对宪政有兴趣？又有几个人懂得什么是宪政？所有参与组建新国家的势力都声称支持共和，但共和制却艰难地维持着，民国的宪政一直没能确立。民国宪政的阻力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哪些是维护宪政的力量，哪些是阻碍宪政的势力，我们能否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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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火车站的爆炸：革命者追杀改革者
1、光绪和慈禧，改革的接力棒
2、新政与中国的现代化
3、会党和革命党的怪异组合
4、在改良与革命浪潮中彷徨的知识分子
5、走向激进的宪政运动与武昌起义
6、圆梦或梦断于辛亥年
7、民国初期的宪政框架
8、袁世凯和孙文：煮酒论英雄
9、为争人格而护国
10、护法与军阀
11、赵恒惕、陈炯明和联邦运动
12、改变历史的那些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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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和改革：同盟还是宿怨？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车站异常热闹，一大批满清高官、随从、安保人员挤满了车站，清廷派出考察西方宪政的五大臣将要从这里出发，开始他们的西方诸国之行。在告辞与送别的喧嚣之中，一位叫吴樾的安徽籍革命党人已悄然换装为差役，混入了人群之中。他衣服里藏着炸药，趁人不备之际，登上了火车，引爆了炸药。一声巨响之后，吴樾当场身亡，而五大臣中也有载泽、绍英两人轻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刺杀五大臣事件。

革命党人刺杀满清大臣并不是奇怪，但这件事情的有趣之处，就在于革命党人刺杀的不是满清的顽固派，而是那些准备实行宪政改革的变革者。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革命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关系：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看，改革或者革命，都是国家走向现代之路可能的选项，而站在革命者和改革者的角度，两者是不相容的。改革成功的话，那么这些已经踏上革命的志士们也许就会被人们冷落，成为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悲壮的殉葬者，而改革派所面对的除了顽固派抵制之外，也必须面对革命派所设置的障碍。

据清廷后来的调查，认定刺杀五大臣事件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但事实上，革命党人和改良派之间长期处于极度敌视的状态。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梁流亡海外，曾积极筹划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企图武力拥光绪皇帝复位。也仅仅在这段很短暂的时期，康梁党和海外革命党之间有过短暂的合作。然而没过多久，双方就爆发了矛盾。双方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从根源上来分析，是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部分海外华侨们或者支持革命、或者支持改良，当一方获得很多民众支持的时候，另一方也就会受到冷落。海外华侨就那么多，要想发展壮大，要想筹款募钱，就得把竞争对手压下去。于是，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和海外的改良派之间就爆发了异常激烈的口水战。到了1907年10月，当宪政派在日本东京锦辉馆成立政闻社的时候，革命党人浩浩荡荡地闯入了会场，双方一顿老拳相加，将口水战升级为体育运动。

革命还是改革，对于希望国家能走向强盛的民众来说，只不过是不同的途径而已。至于哪条道路更可行，别说当时的老百姓，就是放在今天来评述，也未必有个一致的结论。这样的问题困扰的其实不仅仅是当时的中国，其实西方社会的演变也是如此。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革命的方式，因为革命不仅仅是人们所以为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也是复仇泄恨、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时机，后者甚至更为重要。而所谓的改革，通常不过是统治者对要求变革势力的妥协，虽然矛盾双方在长期的博弈后也可能会产生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模式，但却缺少了革命最吸引人的一个机能，那就是让长期受压迫的人们发泄积累已久的愤怒。

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革命很容易成为人们的首选。但在这样的革命里，人们往往只能完成第一个环节，就是对原政权的摧毁，而下一步，也就是按照最初的革命目的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反而更难了。1640年，英国爆发了反对国王专权的革命，在国王的竭力反扑中，愤怒的人们建立了革命军，打败了国王，并将其送上了绞刑架。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克伦威尔在革命过程中获得了威望和权力，他建立了更为集权的统治。虽然这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共和国时期，可是克伦威尔的专制却超过了任何的国王。英国的的变革最终还是依靠妥协来解决。在几十年的动荡之后，各派的妥协终于确立了英国的宪政体制的雏形。

早期革命的结果大多如此，因为革命者并不打算妥协，即使推翻前朝的统治之后，革命者之间也是如此，于是革命又有了法国式的版本----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清算。法国革命也没有实现法国的宪政体制，而是又经过了近百年的反复，直到议会体制稳定之后，保守派和激进派转为在议会里相互争吵而不断妥协。法国在不经意中，渐渐完成了向宪政体制的过渡。

2．在改革和革命中迷惘

(内容略)

3．历史，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

(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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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欧洲的五大臣


火车站爆炸案的革命党人彭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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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甲午战争中断了的“同光繁荣”

清朝真正的改革要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算起。说到戊戌变法，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两组不同的脸谱，正面的是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智囊团队，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而反面的，是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团队，其中也包括了在这一事件中扮演出卖角色的袁世凯。但是，历史是不应该以脸谱的方式去解读的，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个性特质，而这些特质都无外乎人之常情，并非一溜的奸诈或正义、愚蠢或睿智。

戊戌变法中，第一个被脸谱化的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属于满族贵族出身。1835年出生，1861年，在咸丰皇帝死后，她通过宫廷政变，杀掉了与其争权的八大臣，开始了长达四十六年的掌控清王朝的历程。慈禧执政的时代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时代，但这样的衰落进程是因慈禧所致吗？当然不是。即使换了其他的男性皇帝，也难以改变不了帝国没落的命运。西方列强的进逼，或者说是西方文明的冲击，是所有东方专制集团所共同面对的厄运。无论是清帝国，或者是奥斯曼帝国、莫卧尔王朝，都逃不过它们的冲击。

平心而论，慈禧掌权时的中国并不太平。江南的太平天国还掌控着南京及周围广大地区；英法联军才在入侵中国的战争中挣得钵满体满；满州贵族中的主要敌人才被清算，而在镇压太平军崛起的汉族武装首领们又形成了帝国新的政治势力。而此时，慈禧只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在一个女人掌权被认为大逆不道的社会环境里，在宫廷斗争残酷而血腥的斗争中，她却控制了整个局势。显然，她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从1861年慈禧上台，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爆发的三十四年里，慈禧执政能力还是不容小觑。期间，慈禧掌控的王朝剿灭了太平天国、捻军的起义，在中法战争中也有过几次胜仗，左宗棠的部队收复了新疆。在甲午战争前夕，慈禧所掌控的国家，似乎被她上台时的情形要好多了。

能有这样的局面，当然并非慈禧的运气好，百姓服压，官员听话，列强善良了。这与她的政治手段，政策措施基本得当有着密切的关系。慈禧上台后，重用了一批汉族官员，使他们和满族贵族相互牵制，形成了政治上的平衡。与此同时，在国门已经被敲开的情形下，慈禧支持洋务运动，发展工商业的举措，也使得清帝国的军力、国力得以稳步提升。“同光中兴”算得上是慈禧这一时期执政的成果，这一阶段，政府网络了不少知识分子，多家现代兵工企业、煤铁企业得以兴建，一些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民间工商企业在出现了。在军事上，陆军换上了洋枪洋炮，而海军则成为东亚第一舰队。

慈禧的运气不好，在于同时也有个更锐意改革的东邻日本，在于没落的帝国还有一块海外藩属需要打理，那就是朝鲜。两个同样是东亚的专制国家，需要在一件事情上决出个高下。这场决斗中，只有一个赢家，结果清国输了，而日本赢了。

清国输了，输在它过去十几年的美好光景。这段时间里，清国的统治太顺了，中法战争竟然打了几次胜仗，虽然最后从越南收缩，但却没有太丢帝国的颜面。这时的帝国政治也相对稳当，草民的造反没有成气候的，忠于朝廷的满族人、汉族大臣们都在小心地为帝国服务着。慈禧不是短视的人，她支持的洋务运动，让清国有了一只强大的海军，虽然东邻日本也在强军，但日本的整体实力，岂能和清国相比？在没有太多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慈禧自然不会以最大的力度来发展军事。她六十岁了，她希望自己晚年的娱乐生活更丰富些，大清的实力已经足以对付内外潜在的对手。

但是，以一个老旧王朝的女人而言，慈禧即使驾驭权术的手段再高明，也不会明白还有一个叫软实力的名词。慈禧统治着庞大的帝国，群体关系异常复杂，她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维持帝国的运转。一支具有现代装备的海军，那些武装了枪炮的陆军们，却要存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中。而这庞大的官僚体系，却独独匮乏支撑现代战争的相关系统。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将清国作为主要的假象敌人，在他们看来，与清国的战争是预料中的事情，他们一直都在为此做准备。同样，明治维新是几近全盘西化的改革运动，日本在教育、军事科学等方面也花了巨大的力气。为了未来与清国之间的战争，日本将60%的财力用在海军上，虽然总体实力上赶不上清国，但在海军方面，日本已经能够集中一支足以与清国抗衡的舰队。

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因双方为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而起。在这次战争中，清国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军事上也是逐步投入的。而日本已经等了这场战争很久了。中日甲午战争包括两个部分组成：海战和陆战。在海战中，清国水师应该说还是比较勇敢的，但糟糕的后勤、情报、指挥和落后的机动能力，水师官兵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未能挽回败局。

清国的水师至少还有当属世界先进的舰船厉炮，一些军官受训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习。更糟糕的是以乡勇编制却仅仅是装备了现代武器的陆军，清国除了对陆军是逐步投入，难以形成战场优势外，一样糟糕的军事指挥系统彻底地葬送了这场战争。陆军不但伤亡惨重，更重要的是丢掉了重要的旅顺、威海卫等海军港口的岸上守护，本应是保护舰队的炮台反而成为终结清国水师的利器。清国被彻底击败了，竟败于一个原本毫不起眼的东亚小国。

（同光中兴时期，清剿灭的太平军、捻军，收复了新疆，和法国战平。并组建了强大的海军。一些现代军工企业、基础企业的得以兴建。国家进入到相对繁荣稳定的阶段。更重要的是，一批洋务运动中得以锻炼的人将成为以后的改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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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舰


1880年的清军




1875-1880年的街景


1890年试射克掳伯大炮（右边爬梯者为留德学生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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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惨败，无疑是对当时虚浮盛世的清国一记当头棒醒。一向以□□自大的朝野，不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日本何以可以迅速崛起？答案很容易得到，原来日本进行了变法。

1895年4月，在得知清国将要和日本签订条件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的时候，以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1300多名举人签名请愿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公车上书改变不了战败带来的耻辱和伤痛，但却首次以民间运动的方式提出了变法的诉求。光绪皇帝并没有接到举人们精心准备的上书，但闹得这么大的动静，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公车上书戳了他的伤疤，他本是站在主战的立场，这样的惨败让他大受伤痛。他想要变法，但他变得了法吗？

光绪出生于1871年，四岁的时候，被抱进了皇宫，当上了皇帝。慈禧选择他来继位，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她要掌控天下，一个小皇帝是最适合她垂帘听政的。慈禧有效地控制着帝国，而光绪的年龄也在逐渐增长，即将遇到的是权力需要再分配的问题。

慈禧与光绪的矛盾不是与生俱来的。打小光绪不爱读书，慈禧屡次劝导他认真学习，苦口婆心可见一斑。但是，慈禧是一个热爱权力的人，习惯于权力的人。虽然她要遵循祖制，还政于光绪，但是十几岁的光绪接得了这个班吗，自己的亲儿子同治亲政了，不还是逛妓院，最后染病身亡吗？一个强势的家长是永远不相信自己的小孩会长大的，更何况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家长。权力欲的使然和对小光绪的不放心，慈禧自然不会轻易地让光绪独自亲政。

1886年，慈禧提出让光绪亲政的事情，其实，她不过是观察大家的反应。果然，光绪的亲爸，醇贤亲王奕譞等人就提出来：“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意思是光绪还很稚嫩呢，请太后多操劳几年，就是光绪亲政了，也要请太后训政。1887年，十六岁的光绪终于开始亲政了，而慈禧则按照《训政细则》，进行训政。1889年，慈禧宣布归政于光绪，但军机处又制订了一个《酌拟归政事宜折》，确定：在皇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先由皇上披阅，另由军机处誊抄一份呈皇太后“慈览”；至于各级官吏，先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再由皇上奏明慈禧，才颁布谕旨。

光绪亲政事件微妙地分配了最高权力。严格地说，这根本算不上权力的分割，但这让光绪有了更多的参政机会。也许，对于慈禧而言，只要光绪将权力的终决权保留在她的手中，她未必要和光绪事事相对。有的时候，她甚至会采纳光绪的意见，即使她有些不太情愿，比如决定和日本作战一事。

光绪要变法，慈禧的态度如何呢？为此，光绪曾到慈禧面前请示过，慈禧的意见是：“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这个意见，被很多人理解为慈禧是反对变法的。因为不“违背祖宗大法”“不消除权势”，变法何从谈起？。但是，事实上，这只是表达出慈禧对变法极其复杂的心态。什么是“祖宗大法”，这是很模糊的概念，从后来慈禧保留京师大学堂来看，教育改革并不在违背“祖宗大法”之列。关键问题是“维护满洲权势”，慈禧作为这部分势力的代言人，其实质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势。换而言之，你光绪在妥善处理这些老臣问题的前提下，给了慈禧必要的面子，你还是可以有番作为的。对于毫无势力的光绪来说，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颁发《定国是诏》开始，第一道诏书除了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外，有个两个核心内容，兴办京师大学堂，和推荐人才。在变维新变法期间，光绪一共下达有关诏谕一百多件，改革措施频出，但这些措施是否可行，是否会引起官场地震，年仅27岁、并无多少势力班底的光绪又能否驾驭这样的局势？

改革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班子，这个班子未必会有多少权力，但至少要有清晰可行的改革思路，足够的斗争谋略。戊戌变法前，朝廷中支持光绪的官员并不多，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一些官员，虽然不属于光绪阵营中的人物，但他们对改革持有保留的支持态度，如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除了这些人外，主要还游离在体制外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光绪又是怎样对待这些力量的呢？显然，他对风头正劲的康有为最感兴趣，在他看来康有为是改革的百科全书。维新第五天，光绪一次地召见了康有为，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康有为踌躇满志，光绪对他也充满了兴趣。虽然康有为慷慨陈词了一番，但最终给予他的只是六品小官，康大失所望。此时的光绪，似乎还是有些清醒的，他只是给予康一个发挥作用的位置，而不是奖赏他的时候，这也不是给康封高官的时候。

光绪阵营很快发生了变化。他的老师翁同龢，虽然是康有为的推荐人，但渐渐开始对康有为产生了戒心。他觉得康过于激进，而且个人野心也大，他也无法接受康有为通过重新解释孔子的思想，来支撑他的改革理论。他提醒光绪要小心康有为这个人。光绪此时对康有为的兴趣正浓呢，一怒之下，在给康有为授官的同一天，反而把翁同龢赶走了。此外，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然支持稳健的改革，但也并不支持康有为等人，也许在他们看来，他们多年的洋务经验，比康有为更懂得改革的阻力在哪里，该如何改革。他们和康有为等保持了距离。

支持光绪进行改革的老臣或被赶走，或保持距离，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并未如愿进入皇帝的身边，作为其改革参谋。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样一个企图大规模变革的运动，竟然是以光绪这样一个一直呆在深宫的人来决策的，而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身边有一个较强的智囊团。

(谁是光绪团队？
翁同龢究竟是被谁解职的？
只见过一次光绪的康有为？
对维新派保持距离的李鸿章？
看不惯要杀一两个一品大员的康有为，使得稳健改革派荣禄对维新派非常不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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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


翁同龢


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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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光绪进行改革的老臣或被赶走，或保持距离，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并未如愿进入皇帝的身边，作为其改革参谋。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样一个企图大规模变革的运动，竟然是以光绪这样一个一直呆在深宫的人来决策的，而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身边有一个较强的智囊团。

戊戌变法一开始就变成了一项运动，这对于毫无权力基础的光绪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康有为认为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就不会有太大的阻碍，他对荣禄说，推行改革不妨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革新派跃跃欲试，保守派消极抵制，而慈禧则冷眼旁观，她在变法开始不久，就下了三道谕旨，内容分别是任命二品以上官员要到慈禧那里谢恩、荣禄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秋天在天津阅兵。这是慈禧对光绪及其变法运动的一个警示，意思是要光绪别忘了还有个看着他变革的老娘呢。

变革期间，大多数时间都是改革派和老臣之间的相互弹劾。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一些资历很浅的改革派人士不断弹劾所谓保守派，而保守派也反过来弹劾这些改革派。也许是光绪太急于求成了，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了改革派这一边，即使有些事情并不是对方的责任。光绪的态度鼓舞了更多的改革派低级官员，更多的小臣们上书。终于，有一个问题最终触怒了慈禧。礼部主事王照上了个奏折，建议皇帝、太后可以到国外去考察一下。这个建议遭到了礼部尚书怀塔布扣押，没有呈上去。怀塔布是慈禧信任的人，他之所以没有递上去，或者是对这类建议的反感，但也有自己的顾虑，建议皇帝出国考察，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中的风险也不可低估。如果他代递上去，一旦建议不妥，自己也免不了连带责任。

但王照认为这是抵制改革，于是弹劾怀塔布。而光绪也借此大做文章，以怀塔布等人阻拦言路，一下子将怀塔布等六位部级官员予以革职，而王照及其他几位维新派官员予以提拔。光绪如此大的动作没有向慈禧请示，这超越了慈禧的底限。当一帮旧臣向慈禧哭诉的时候，慈禧对光绪变法运动的态度开始了大逆转。

慈禧起初是支持光绪变法的，甚至还觉得那些变法的奏章很有道理。慈禧对变法中兴办京师大学堂、废除科举等事项都是赞同的。但她不需要官场地震，这些老臣们哪个不是慈禧原来提拔的啊。她也不喜欢康有为等人，她问过包括荣禄、李鸿章等很多人对康有为的印象，康有为和其他大臣相互弹劾的事件，汇总起来的结果是康是一个激进、夸夸其谈的人。但慈禧还不愿意介入进来。她答应让光绪自己支持新政，就让光绪去处理吧，犯不着为一个六品官而再度出山。但光绪一下子撤了六部堂的事情，让她开始呆不住了。

1898年9月14日，光绪又一次带着开设懋勤殿以议新政的想法向慈禧汇报时，却遭到了慈禧的反对。这是自变法以来，十二次请示中第一次被慈禧反对，慈禧还对他一下子革了六位大臣的职表示极度的不满。光绪回宫后，一下子变得惶恐不安了，这个咋办呢？自己连个像样的智囊都没有，看来还得找康有为。于是光绪写了个密诏，给杨锐带出去，要大家想出个放缓改革的办法来。

这个密诏出宫后，内容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康有为说密诏是给他的，是要他想办法救皇上。谭嗣同根据这个密诏的精神，找到了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带兵杀掉慈禧最亲信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谭嗣同的计划是让袁世凯包围颐和园，自己再找一些江湖上的人士将慈禧杀掉。袁世凯被这样的计划吓了一大跳，他的实力远不能和荣禄的兵力相比，更何况袁世凯是光绪才召见和提拔的人，荣禄岂能对他不防？
正在光绪及维新派在想着对策的同时，反对维新的人也开始集结了。在荣禄、奕劻、怀塔布等人的策划下，御史杨崇伊于18日向慈禧上奏，指责光绪用逆臣，逐老臣，请求慈禧训政。此时，光绪几次召见袁世凯，也引起了后党们的注意。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让慈禧最终下定决心，要来终止这场可能危及到她的“社稷”的变革运动。据说，伊藤博文是改革派邀请来的，康有为希望光绪能聘用伊藤为顾问，委以重任。一旦有了伊藤的介入，日本人就可以成为光绪最有力的后盾。这对于慈禧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她决定于次日、也就是19日回宫，重新训政。

袁世凯听了谭嗣同的计划，觉得太过冒险。他并不支持这样的做法，更何况从光绪的密诏里，也看不出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内容。对于袁世凯而言，他充其量是同情改革的人，但绝不想造反。在离京之前，袁世凯再次得到光绪的召见，他向这位即将末路的皇帝说道，改革还是应该要老成的大臣主持，比如李鸿章、张之洞，而不是这些资历阅历太浅的人。

袁世凯不再相信光绪能扭转局面，而自己却已经深陷于其中的漩涡。他非常犹豫，想向荣禄告发，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直到他在荣禄那里见到杨崇伊，得知慈禧准备重新训政之后，担心会牵连到自己，于是向荣禄告发了一切。袁世凯并非导致慈禧政变的原因，但慈禧确实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决定严惩改革派。对于慈禧而言，把刀子对准了自己，这已经是敌我矛盾了。

9月21日，慈禧宣布临朝，京师戒严。从慈禧回宫那一刻，光绪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自由。剩下的事情就是该怎么处置维新派人士了。如果说没有袁世凯说出“围园杀后”计划，也许慈禧只是收回权力，暂停或放缓改革。但现在的性质不同了，慈禧要严惩改革派。

光绪在发现情形不对之前，已经下诏让康有为去上海了。梁启超躲在日本使馆，而谭嗣同等几十名维新派人士被捕。28日，慈禧罕见地不按照通常的程序，以最快时间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杀害于菜市口，戊戌变法上演了最悲壮的一幕。光绪则完全失去了自由，此后的日子里虽然想到了韬光养晦，但已为时太晚，慈禧已经无法解开对他的心结了。尽管光绪最后时刻还救了康有为的命，但康有为流亡后一直声称奉光绪密诏勤王，这简直是光绪的催命符。康有为拿着伪造的诏书，声称要杀慈禧救光绪，在海外到处募捐筹款，过着比较富庶的流亡生活，而慈禧对光绪的猜忌则越来越大了。最终，在自己临时前，慈禧也将光绪毒死了。

魏珉尘

关于戊戌事件的一些历史问题的探讨：

1、慈禧是否支持改革？（应该是支持的，但没有迫切感，更不能容忍激进的做法）
2、李鸿章的态度？（李鸿章和维新派相互之间保持距离）
3、谁的光绪的团队，维新的措施是否激进？
4、导致慈禧政变的原因（至少包括六大臣事件、聘用伊藤博文事件）
5、“围园杀后”计划对维新的影响？

魏珉尘

历史上对于慈禧的评价有两种倾向。要不就是把她看着极其保守顽固的人，要不就是走另一个极端，把她当做能以一介女流却支撑清国末期几十年的非常人物。事实上，慈禧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掌控力的人，但也是一个因为狭隘而愚蠢的人。这也难怪，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女人，在一个极其封闭国家的权力巅峰叱咤了这么多年，突然遭遇到这样一个由自己一手培养大的人反对自己的严重事件，她的狭隘心被完全放纵了。维新变法的失败，继续改变这清国的命运。清国更大的灾难不是来自于变法失败，而是来自于后变法时代。慈禧在试图泄愤中，几乎让国家走向崩溃。

慈禧对光绪出离的愤怒，她想要废掉光绪。产生这样的情绪，大概是要归因于那个“围园杀后”计划。虽然光绪不会承认这样的计划，但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拿着自制的光绪“密诏”，到处泪雨俱下地述说着光绪的悲惨故事，让慈禧无法对光绪再有基本的信任了。慈禧对光绪的憎恨，也来源于对光绪的害怕。毕竟自己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而光绪才不到三十岁，如果自己死了，光绪必然会翻案的。除非，光绪不再是皇帝，或者比自己早死。

要废掉一个正式的皇帝，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一个被软禁，毫无势力毫无自由的皇帝。阻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的和国外的。尽管当时主要的权臣都乖乖地听从慈禧的指令，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底限：皇帝是不能随便废立。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最卖力的是两部分人，一类是各地的权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另一部分人的代表，却是在戊戌政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慈禧亲信荣禄。

荣禄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他既是慈禧最亲信的人，但其个人也非常反对废掉光绪。他希望自己支持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是基于政见不同的解读，而不愿意被当做臣子参与推翻君主的逆谋。好在他是慈禧亲信的人，他劝慈禧还是要小心为好，最好征询下大家的意见，尤其是各地封疆大吏的看法。慈禧觉得也对，就让荣禄去秘密联络各地总督。至于荣禄怎么说的就不知道了，但刘坤一、张之洞都决定上书慈禧，反对废帝。后来张之洞由于害怕，于是在奏折中删除了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坚决反对，而其他的封疆大臣都默不作声，没有支持的声音，慈禧自然也就知道大家对此事的意见了。

还有一个阻力就是来自国外。戊戌政变后，各国都对光绪及改革派的命运表示出极度的关切。受到外国人关注的主要是一些有过涉外经历的人，比如张荫桓原本已经列入了被杀的名单，但是这个人经常和外国领事谈判打交道，因此英国公使窦纳乐想救他，于是联络了日本公使，一起找到李鸿章，要求别杀张荫桓，最后又通过荣禄向慈禧求情，最终保住了张荫桓的命。此外，在上海的日本人、英国人也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朝廷放黄遵宪一马，慈禧也只得将黄遵宪放了，遣送原籍。

如果说只是这些干预，慈禧还能忍受。但慈禧最不能容忍的是，日本人竟然保护了维新要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传说光绪被害，日本等国还明确表示，想要知道光绪的近况，希望慈禧温和处理有关事件。此后，又由英国公使提出，要求派出医生为光绪看病，慈禧无法拒绝，只得于10月18日，让法国医生入宫为光绪看病。此后，日本又提出来，日本天皇要给光绪授勋，希望予以同意。慈禧无奈，于11月5日，和光绪一道会见日本公使，互赠礼物，并接受天皇授勋。

外国各国之所以对光绪的命运表示如此关切，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列强各国大多已是宪政国家，且主要都是君主国家，他们一样也不愿意接受清国的法定君主被非法废黜。尤其是日本，光绪的地位和天皇的地位是一样的，他们有着本能的相互同情感。此外，维新变法可以促进清国走向现代化，这也有利于各国和清国之间的各种交往。但这些都并非慈禧所愿意的，因此慈禧将愤怒转移到了外国人的身上。

废黜光绪的计划遭到搁浅，但慈禧并未打算停止这样的策划，她再去想别的方法。旧历1899年12月，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宣布，因其没有子嗣，同意立溥儁为同治的大阿哥，也就是过继给同治的子嗣。这样一来，将来慈禧再找个机会废掉光绪，他就可以合法地继任皇帝了。这就是“已亥建储”事件。这么做的目的太明显了，此举立刻招致了国内外一片反对声。各国公使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对列强的愤怒之情到达了极点。

魏珉尘

1899年12月（老历，实际为1900年1月），“已亥建储”被过继为同治儿子的“大阿哥”溥儁。


溥儁的亲爸载漪，此人成为义和团运动在朝廷的最得力干将。杀五大臣，企图杀光绪，主张进攻使馆。

魏珉尘

除了慈禧憎恨列强外，民间对外国人也开始敌视起来了。民间敌视外国人最早源于西方宗教的传入，加之西方文化的进入，这与以儒教为思想体系的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碰撞。天主教的传入，与本土宗教产生摩擦，而西方医学的进入，更和传统中医理念格格不入，于是各种言论四起。比如西医的外科手术是西方人戕害中国人的证据。民间反外运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地方官员、儒生的支持。19世纪末期，各地爆发多次教案，愤怒的民众开始烧教堂、杀洋人，进而开始大规模捕杀国内信教民众、甚至使用洋货的人。1899年，在山东巡抚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等地形成了很大的规模。为了配合官方的需求，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对于这些义和团，清国的态度是复杂的。一些官员是支持他们的，但另一部分是反对的，主张剿灭义和团，这实际上是慈禧团队的一次大分裂。支持义和团的，是慈禧团队中最保守的势力。为首的是新立的大阿哥的亲爸端郡王载漪。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洋人干涉内政，他的儿子就当上了皇帝了。此外，北京城的一些满族旗人也纷纷加入义和团，或支持义和团。在他们看来，维新就是要废掉旗人的利益，而洋人就是光绪进行维新的罪魁祸首。支持义和团的人，把和洋人打交道的，或者稍有新思想的人，都称之为“二毛子”，光绪就是最大的“二毛子”。

反对义和团的，则是慈禧团队的稳健改革派，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将会把清国拖进巨大的灾难之中，要求严厉镇压义和团运动。这些人包括袁昶、许景澄等人，甚至连慈禧亲信荣禄也是反对义和团的，只是他不敢公开表态。在慈禧明显排外的情绪下，这些人几乎都被当做了投降派、汉奸，最终悲剧收场。

由于列强拒绝庆贺慈禧新立的大阿哥，她内心中的太平实际上已经偏向了义和团这一边，但她一直都在摇摆，无法下定最后的决心。她当然知道，义和团们杀洋人会引起的后果，也知道义和团一旦壮大了，也是无法控制的。在没有确定把握的情况下，她不能表态支持义和团。但这并不重要，在载漪、刚毅等一大帮王公大臣们的支持下，义和团很快地就发展进了北京，许多贵族甚至参加了义和团。一些清军部队，如董福祥部、神机营等，都和义和团形成了联盟。为了让慈禧早点下定决心，载漪、刚毅等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些团民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当然不是无神论者，或多或少地相信了这些。

义和团运动引起了列强的担心，他们决定自己派兵保护使馆。1900年6月10日，北京使馆区已被包围，列强决定组建联军，准备进军北京。此后，北京的外国人和团民、保守派清军冲突不断。11日日本使馆书记官被杀，各地天主教民也遭到大规模杀戮，至13日，部分清军和义和团开始进攻使馆区。16日，天津租界区联系中断，八国联军次日占领大沽口炮台。战争其实已经爆发了。

当得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天津，慈禧召开多次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开战的问题。此时，爱国派占有了绝对的优势，而坚决反对宣战的只有袁昶、许景澄等人。许景澄是负责主办京师大学堂的主办大臣，也曾长期从事外交事务，他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但他们的声音微乎其微。最终，在有争议的《假照会》事件的影响下（即保守派伪造了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照会），慈禧于21日决定向“彼等”宣战，清军及义和团开始正式进攻使馆区。25日，载漪带着他的几位兄弟和几十名义和团民，冲向瀛台，准备杀掉光绪，遭到了慈禧的阻止而未果。不久，反宣战的袁昶、许景澄被保守派杀害，兵部尚书徐用仪因为安葬他们而全家被义和团杀害。立山、联元被保守派借机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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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进攻使馆而被杀的袁昶、许景澄


义和团民


约数百外国人及几万中国人（主要是教民、甚至包括因为戴眼镜者）被极端分子所杀。此后，被杀害义和团民也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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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大炮（被日军缴获）


日军俘获的清国济远号军舰主炮


被日军遣散的刘公岛被俘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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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战后的清军战绩极为不佳。数万人马围攻数百人守卫的使馆区，但却一直都未能攻下。我们通常把它当做作为慈禧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之一，因为她不愿意全力进攻，而是想要剿灭义和团。其实这和反对宣战的荣禄有关，他是主攻使馆区的主帅，而进攻的主力则是他的手下，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董福祥。

使馆没能攻下，八国联军却在天津集结。此时，全国的局势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情形。当慈禧向全国下达“勤王”的通电的时候，时任电报督办的盛宣怀立即开始和各地的封疆大吏们联系，商讨如何对应。盛给李鸿章的电报说：“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李鸿章最终回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国也不想让战争全面化，在盛宣怀的牵线之下，李鸿章等各地总督巡抚和各国达成了“东南互保”的奇特局面。战争仅仅只是在河北、东北一带展开，而其他地区却相安无事。

当天津的联军规模达到近三万人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北京进发。15万左右的清军未能挡住联军的进攻，8月14日，联军到达了北京城下。16日，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只得带着光绪仓促逃跑。从山西辗转一番后，最终抵达陕西西安。联军则占领了华北大片地区，甚至一度进到了山西。俄军还乘机单独占领了东北。

慈禧逃亡的时候情形非常落魄，一路上没有衣服换洗，吃得非常简陋，谁土炕。直到跑到了河北怀来县，才稍稍改善。这是这位权倾天下几十年的老太婆前所未有的遭遇。一个□□大国最有权势的人，竟然被几万番兵追杀得如此狼狈。慈禧不得不再去仔细思考。其实从甲午战败的时候起，慈禧就知道清国之弱，是因为体制的落后，所以当光绪提出改革的时候，她是支持的。可是，从戊戌政变从此时，老太婆满心想到的，就是如何复仇、如何对付光绪，而变法维新的迫切性，早就被她忘得一干二净了。此刻，她终于明白，唯有变法，才可以雪耻洗辱。她要改革，她要亲自主持改革大业。

但是，当务之急是停止这样的战乱，这需要有人来收拾残局。有过外事经验的人如袁昶、许景澄都已被害，而前一段时间掌控局势的极端分子，是不可能作为谈判代表的。慈禧再次启用了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奕劻与李鸿章，任命他们为全权代表，负责和联军进行谈判。

庚子之乱是清国末期的一次浩劫，当义和团运动最盛的时候，在华北地区，约两万教民和上百外籍人被杀，当联军部队打进来的时候，又有不计其数的义和团及清国官员及士兵被杀。列强各国提出的议和的代价极高，除了惩办相关人员、提出其他多项特权之外，最后确定的赔偿额是白银4亿5千万两。这给清国未来的财政增加了巨额的负担。此外，还搭上了李鸿章的一条命，年老力迈的李鸿章在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中耗尽了所有气力，在签订议和条约不久，也力竭死去。

庚子之变使得慈禧痛切地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她得到这样的感受晚了两年。她本应该在戊戌事变后继续维新的措施，但她却没有，而是以她特有的小心眼去思量这如何去掉光绪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此时，虽然慈禧确定要重新开始改革事业，但是，此时的清国要多背上数亿白银的负担，这让未来的改革有了更不利的环境。

魏珉尘

1．在新政中崛起的改革团队


新的历史是从1901年1月29日掀开。这一天，已经流亡到西安的慈禧光绪发布了著名的新政上谕，其中有这样的语句：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上谕还要求，各高级官员、外交人员、地方督抚等要在两个月内为改革事业出谋划策，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慈禧要求改革的迫切心情了。列强已经占据京畿之地，不和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轨，她将无法无法运行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

经过从1898到1900年的两年政局的剧烈震荡，帝国的精英团队发生了几次重新洗牌。戊戌政变中，清洗了激进的改革者，而在庚子之乱中，袁昶、许景澄等五位稳健改革派被杀害，剩下的极端保守派，如载漪、刚毅等人，也在战败后或者被流放，或者已死。此时，支撑帝国的改革事业，将依赖怎样的团队呢？慈禧想到了李鸿章，这位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历史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其没有涉及到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最终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失败。这其实是对洋务运动不正确的评价。中国不同于日本，几千年的固步自封使得这个国家具有极强的自大情结。即使是列强多次打败这个老迈的帝国，人们未必愿意接受西方的任何东西，并对其抱有极强的抵触情绪。义和团运动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而得以发展的。洋务运动，使得中国有一批重要的官员得以接触西方的技术、思想和文化。虽然洋务运动并未直接产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但却为未来的改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没有洋务运动作为改革的前奏，改革必将无从做起。

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不仅仅是李鸿章，还包括几位重要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这些人在推行洋务运动中，更知道中国改革的瓶颈在哪里。在维新运动中，这些人被激进的改革派所排斥，他们也不赞同维新派激进的改革运动。他们甚至看不起那些毫无政治、经济经验的维新派。在随后的戊戌政变中，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大的牵连。在庚子之乱中，这些人都是地方大员，因此没有被受保守控制的朝政所清洗，甚至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搞了个“东南互保”，将战争控制在江南等大部国土之外。

对乱局的善后，对改革的推动，慈禧还得依靠这些老臣们。而这些老臣们，在经历这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在战战兢兢之后，也有了一份期待，他们太希望帝国实现全方位的改革了。为了推行新政，慈禧设立了负责新政的“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为首，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李鸿章本是推行新政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人，但他却在议和的事情中累死了。不过，没有关系，洋务大员中还有张之洞、刘坤一将担当这样的作用。在改革上谕颁布不久，早就按捺不住的张之洞、刘坤一就联名上奏，提出了他们的改革设想，这就是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折》。清末的改革基本上遵循这样的思路而进行的。

张之洞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其立场是值得玩味的。针对维新派的激进、保守派的顽固，他撰写的《劝学篇》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变法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应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观点得到了慈禧和光绪的认同。显而易见，他是稳健改革派。刘坤一是两江总督，是湘军的代表人物，原本也是极端保守的。但后来因为主持洋务运动，逐步改变了观点，也对改革开始持积极的态度。

《江楚会奏变法折》是分三次呈交的，涵盖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是主张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办现代学堂，鼓励留学。第二是政治改革，包括吏治改革、司法改革改革方面。第三是军事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等。清廷对其所奏予以积极评价，认为其“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和张之洞、刘坤一一样，袁世凯也是积极主张改革的封疆大吏。与前者二位相比，袁世凯的资历要浅一些，因此他的主张没有《江楚三奏》那样有影响力。但是，袁世凯也在他所统治的山东、直隶等地推行着他的改革事业。袁世凯起步虽晚，但其作为荣禄、李鸿章衣钵的继承人，却拥有不小的平台。他先是任山东巡抚，并创建了继京师大学堂之后的山东大学，后继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负责京畿事务和练军事务。他成为地方大员中极具势力的一员。袁世凯对新政的推动，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主张兴新学、废科举，军事方面负责编练新军，经济上发展工商业、兴办铁路，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推动地方自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又是随后的宪政运动的始动力，并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是推动新政的地方主力团队。他们的崛起，也代表了汉族官员在清末新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这是满清王朝，慈禧不可能仅仅依靠这些汉族官员，满洲贵族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相对而言，满洲贵族大多都倾于保守，他们支持极端的义和团运动，而反对任何的改革行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主要保守派被惩治，一些主张改革的贵族逐步形成了另一个改革团队。

新政负责机构的主管人是庆亲王奕劻，这位过去一直和李鸿章主持外交等事务，虽然他有些贪婪庸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改革的支持，对于他而已，这是一桩有利的事业。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载沣，光绪的弟弟。1901年，他被派到德国，就德国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害一事向德皇亲自赔礼道歉。这是中国第一位亲王远赴欧洲，也让这位王爷增长了不少知识。他利用此行考察了欧洲的军校、博物馆、现代工厂等，“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他成为了满清皇族中最有见识的人。此外，他还被慈禧寄予厚望，他被赐婚娶了荣禄的女儿，他的儿子将成为光绪的继承人。他没有让慈禧失望，他的儿子叫溥仪。

此外，满族贵族中著名的改革派还有载泽、端方、善耆等人。他们将和地方汉族官员一同推动这次希翼能挽救大清的改革。至此，一个有力的改革团队在慈禧身边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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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启用的李鸿章，不过没有发挥作用就累死了。


洋务运动中的留美幼童


新政的核心人物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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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中国，澳大利亚旅行者拍摄。


1896年的家庭（估计是贵族女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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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最为关键的内容。对于中国确立现代教育体制而言，最大的障碍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这种在中国运行了一年多年的教育、官制体制，牵涉了众多人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官员、读书人都是在这种体制下生存的，一旦这种体制被否定，那么社会几乎所有的精英阶层都将被否定。

清末新政不是像戊戌维新一样，将改革当做一项运动来进行。对于教育改革，改革派主要从两方面来推荐，一是废除科举，二是兴办新学。改革伊始，这两项工作都在开展中。一方面，逐步减少科举的人数，科举考试中增设经济特科。另一方面，各地都开始兴办新的学堂。

当各类新的学堂开始大规模、大范围兴办的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作为国民基础的新教育体制应该是怎样的？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开始主持拟定了6个有关学制的文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官方现代学制系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等内容。但是，这首个学制存在太多问题，未能付诸实施。

在张之洞等人的协助下，1904年又出台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为“癸卯学制”）。依据该学制，国民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阶段。其中初等13年，包括幼儿教育4年，初小5年，高小4年。初小设计为强制教育，其认为儿童7岁进入学龄期后，理应一律进入，“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

癸卯学制自1904年生效。当新的教育体制确定了之后，原有的科举制度便成为了多余。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宣、端方等六名地方督抚联名上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要求立即停止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广泛发展。同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以新教育体制全面取代科举制。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但却没有兴起大的风浪。原因在于这些老练的改革者们为科举体制下的举人、秀才们设计了别的出路。清廷尽力开拓门路来消化这些过去的科举文人，如将原来的学堂改为西式学堂，或是鼓励他们出国游学，或鼓励经商、从军等等。于是，在一个开放、改革的大气氛之下，原有的秀才、举人、贡生员们不仅没有抵制这样的改革，更多的是积极投身于这样的新生事物中去了。这些人很多留学日本，或者成为宪政运动的领头人，或者成为海外革命党的领袖，如汤化龙、黄兴等。

1905年，清廷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教育的学部。不久，通令全国设立半日学堂，收贫寒子弟，不收学费，不拘年岁。1907年3月8日，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明确要求女子入学接受教育，分女子小学教育为初、高两级，修业年限各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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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小学生上体育课


最早由端方创办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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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教育改革中，张之洞为主要的推行者，因此在其主政的湖北也是新式教育发展最快的地方。湖北以“兴学育才“为中心，全面推行新教育，广建新式学堂，包括方言学堂、军事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初步形成了一个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有相应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毕业出路等规定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到1906年全省已有小学堂1219所，中学堂16所。

此外，江浙一带的教育发展也很快。由官、商、绅集团联手推进，是各地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至1909年，浙江全省官办学堂仅209所，而私人创办的学堂有225所，众人集资创办的学堂达1506所。

但是，以西式教育体制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而国家的建设，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体制的现代化，对人才的需要非常迫切。在这样的情形下，各地又掀起了派送留学生的热潮。鼓励游学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 另一重大内容。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拟定的对留日学生的《约束游学生章程》及《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清末形成了一个留学高潮，特别是留日潮。1901年留日学生仅为274人，以后1902—1909年分别达到608人、1300人、2400人、8000人、12000人、10000人、3000人，1906年为其顶点。

清末的教育改革力度和发展速度无疑是非常惊人的。从1905年学部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时短短的6年时间，中国的现代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至民国元年，国学校达到87，272所，学生达到293．3387万人。而留学生包括留日、留欧、留美等，人数也多达数万人。应该来说，清末新政基本确立了中国现代教育。

教育改革的成功，当然并不意味着清廷之幸运。如此的改革力度，需要大量的金钱。而当时清廷除了维持其庞大的各项行政支出之外，还必须偿付几次战败所必须承担的巨额赔款。几乎大部分的教育改革支出，只能通过一种途径解决，那就是再向民众征收捐税。加捐抽税让这个古老而脆弱的帝国矛盾更加激化，而那些受到西式教育的人们，也并未成为朝廷想象中的维系统治的栋梁之才，反而更多的站在了反对者一面，或者加入革命党，或者成为宪政派和政府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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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改革积极的推行者---端方。其创办了暨南大学，最先创办幼儿园、省立图书馆。



晚清的女子学校，可能是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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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山谷无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章提交者：美好的仗23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光绪此时对康有为的兴趣正浓呢，一怒之下，在给康有为授官的同一天，反而把翁同龢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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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翁是被慈禧赶走，削弱光绪变法力量
哪个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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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两种说法。但慈禧赶走翁同龢一说没有依据，而是光绪与之发生了冲突有相关依据。
翁被赶走是维新的早期，慈禧还是比较支持的。况且翁也是慈禧能接受的人。否则也当不了光绪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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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星条旗的光辉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恭亲王死前，建言此人不能用！光绪和西太后都对他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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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山谷无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翁同龢究竟是谁驱逐的呢？《翁同龢日记》比较可靠。

所谓慈禧驱逐的，并无任何记载。而且，翁同龢是级别很高的官员，且在慈禧训政期间长期执重要岗位，所以即使是帝党，也是慈禧能接受的人。反倒是光绪，当时
正是要大展拳脚的时候，对于长期训导他的翁有些不满。借机将其开掉不奇怪。翁长期为光绪师傅，且慈禧也算信任，因此为人比较张狂，得罪的人也较多。


[ 本帖最后由 魏珉尘 于 2011-6-12 13:5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