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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过去 相信未来

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也是它结束的30周年。作为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比任何其他层面要来得更深刻和影响深远。如果说，文革的结局首先是政治层面的话，那么，4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对文革进行文化上的清算，因为文革残害的是中国人的灵魂。 　　与文革相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粗暴与残忍就显得温和与节制。文革是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广泛而持久地钳制着中国大地上任何能够思考的生灵，这场持续的十年的政治运动切断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其历史的联系。这场运动过后，中国大陆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砾场，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痕迹，这是一种文明的戛然而止。 　　从表现上看，文革对文化的摧残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是影响更深远的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文革把美丽的变成丑陋的，高贵的变成低贱的，独立的变成附庸的，思想的变成盲从的。文革把中国人从文化上变成了野蛮人，变成了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人群。这场运动过后，中国人从此和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失去了文化上的联系。 　　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首先是政治上的控制，紧随而来的是思想的钳制。就是要用一个思想取代十亿人们思考，任何不同的思想和思考都被无情打击，甚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文革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广泛而且最野蛮的纪录。在场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的人们失去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权力，中国人被在思想上被阉割了。 　　文革作为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追求，让中国大地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场，试图通过粗暴的破坏方式以求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的重建，于是，文化传统被颠覆，文化系统被破坏，旧世界被砸烂了，但是美丽的新世界并未能建立起来。人们在狂热之后发现，自己并没有站在伟大领袖描绘出来的大同世界，脚下只是一片无法恢复的废墟。中国人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回到让人羡慕的文明中去了。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动乱，文革在名义上是一场文化领域的革命，实则是一次政治较量，这场争斗中任何一方都不是赢家，任何一方最终都没有在这场动乱中获益。这场运动过后，中国人发现自己失去了政治上的理想和追求，那些曾经奉为神明的口号和偶像不过是虚伪的幻象，中国人什么都不相信了。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是文化层面的，文革是一次不容质疑的历史大倒退。 　　诗人北岛是这样描述文革后的文化生存的：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四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的痕迹早就被轰鸣的建筑工地所覆盖，可是文革的伤痛却并没有远离我们，只是这段可悲的历史被生活的重压淹没了，这块留在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伤疤只要稍微一碰，就会汩汩地流出沉郁的黑血，述说着那些不堪的往事。 　　文革不应该这样的被忘却，我们今天纪念那段灾难的过去，不是为了重温它的苦痛，而是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今天直面这段无法回避的岁月，正是相信中华民族的未来。诗人食指（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说的就是这种期待和热忱。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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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后文化大事记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时间，一般认为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516通知》之后。但是，作为一场在“文化革命”名义下进行的政治较量，文革其实始来有自。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和思想改造，从中共建政之初，就已经开始，至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达一个高峰。1966年文革发生后，则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因此，对于文革的发生，不能孤立地看待，必须结合文革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作为参照。在这里，我们把中共建政之后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化事件列出，希望从中理清“文化革命”的由来和其主要脉络。

1951年——5月20日 批《武训传》 由电影发端的政治运动

　　《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开始公映，并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好评。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为《武训传》下结论称：它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的同时，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陶行知，意在引出即将大规模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批《武训传》是中共建制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从电影发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

1960年——1963年 《海瑞罢官》上演  德彪西遭批

　　1961年京剧《海瑞罢官》在北京上演，作者吴晗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开幕。1962年东方歌舞团成立。主要学习和表演亚非拉等国家人民的歌舞。中国最大古籍目录式《中国丛式综录》在上海编成。

　　1963年毛泽东在中宣部材料上批示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许多共产党人热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文化界为之震惊。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掀起对德彪西及无标题音乐的批判。

1962年 利用小说反党 现代文字狱株连万人

　　这是由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而引发的一场政治运动。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念了康生递的条子：“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此后，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并开始清查习仲勋等反党活动。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而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

　　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被称是“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

1964年 利用电影反党 文艺界开始整风

　　 文革前的1964年，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运动。电影《逆风千里》在全国上映之后，时任中央领导要职的康生就这部影片大加批判：“这是动国民党之心，动共产党之愤”，由此宣判了影片的死刑。

　　1964年的7月29日，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被批判为大毒草。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

　　8月29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通知》。此后，《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红河激浪》等影片也被连带而出，《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用了整整一版文字，对《逆风千里》逐条逐段地展开批驳。对这些电影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八个样板戏一支独秀提供了空间。

　　与此同时，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江青以“旗手”身份开始对中国文艺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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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揭开文革序幕

　　1965年11月，在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抨击它影射彭德怀事件，是为庐山会议中被撤职的彭德怀抱不平，但其矛头真正指向的是北京市长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江青、姚文元等人此时登上政治舞台。

1966年2月 林彪、江青炮制《纪要》 为发动文革做理论准备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密谋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彪、江青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

1966年5月  《五一六通知》 文革开始

　　1966年5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成为为期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为开展文革准备了组织措施。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

1966年8月19日 破四旧运动 文化的浩劫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1966年8月17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在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30万红卫兵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给整个文化界带来的是一场浩劫。按周恩来的说法，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这场风暴中，孔庙被砸、孔子的坟被掘，无数的文物被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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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老舍自杀 文学艺术家遭批斗

　　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们砸教室、学校，放火焚烧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还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

　　8月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被红卫兵进行挂牌批斗，老舍等人被驱逐在烈火边蒸烤，并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红卫兵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投湖自杀。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

1968年 考古发现金缕玉衣

　　文革期间，考古发现取得了一项重大进展，即1968年河北满城发掘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妻子窦绾两座古墓。

　　刘胜墓和窦绾墓出土文物品类繁多，数量浩大，共出土金、银、铜、铁、玉、石、陶、漆等类文物总数达一万多件，其中精品达四千多件，其种类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在已发掘的汉墓中都是罕见的。其中尤以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最为珍贵。

　　2001年3月，满城中山汉墓被评选为“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1969年10月起 大批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共军报》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这标志着整个文革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发表的关于 “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提出“下放科室人员”。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开北京到外地，很多机构也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和试验农场等名义，分散到农村及有关“战备疏散点”。

　　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十多万名下放干部、三万家属和五千名知识青年（子女）。不少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大批官员、教师、科学工作者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使许多国家急需的有用人才付诸东流，浪费了大量物力、财力。

1969年12月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9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上山下乡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也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这场运动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也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一些曾经积极参与文革的城市年轻人觉得自己被欺骗，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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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2年 八个样板戏上演

　　文革带给中国的是一场灾难，带给文艺界的同样也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性的运动使全国大多数剧团解散，许多戏曲演员遭到迫害，戏曲舞台出现一片萧条景象。在这种政治气候下，1970-197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及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八大现代京剧样板戏，叫响了全世界。

　　八个样板戏是指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沙家浜》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后来，又在七十年代初江青指令编演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及钢琴伴唱《红灯记》、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作品。

　　江青等人借助样板戏扶摇直上，被奉为“京剧革命的旗手”。此后，“样板戏”被定为至尊，全国出现“亿万人民一台戏”的局面。

　　与此同时，“语录歌、语录操”、“忠字舞”也热遍全国。“忠字舞”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形式主义做法。而“语录歌、语录操”则将学习毛泽东思想形式化、庸俗化。这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形式主义做法，形同宗教仪式，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1972年 考古大发现 长沙马王堆汉墓

　　考古工作者1972年在湖南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发掘出西汉古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震惊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该墓葬保存完好的女尸，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湿尸。这具古尸入土已经两千多年，仍保持着栩栩如生的面目和弹性肌肤。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包括衣物、食品、药材、漆器、木俑、乐器、陶器、帛画以及大量的帛书和竹木简。这些文物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价值极为珍贵。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数量庞大、内容重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许多原有的学术观念和传统认识。

　　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对中国考古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专家认为，该墓最有价值的是完好无损的古尸，并且有成组成套的物品，还有内容珍秘的帛书、竹木简。这三者能有其一，已是考古的重要发现，如今三者兼有，在中国考古史上可说是独一无二。因此，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被世人誉为“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1974年 文革期间生产的故事片放映

　　从1966——1970年间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无一部电影问世，许多艺人被关、隔离审查，或关进牛棚，或折磨迫害致死。这一时期重点是宣传“文革”成就及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大量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有《毛主席第五、第六次检阅文革大军》、《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等。

　　由1974年春节开始，故事片《艳阳天》、《青松岭》、《火红的岁月》等片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它们是文革八年来首次上映新的国产故事影片，也成为“文革”期间最早的一批故事片。

　　虽然这些电影也深深打着文革的烙印，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大多围绕三个题材：一是突出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二是突出支持“文革”运动；三是突出歌颂工农兵形象。如《青松岭》、《艳阳天》等，但这打破了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和“老三战”（《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看昏头的沉闷，民众欢呼雀跃，其欢迎程度如同过节。

1976年 天安门诗歌运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抒情诗是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文体之一。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群众自发的诗歌集体创作运动。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民众自发掀起悼念活动。4月5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表示不同意“批邓”，不愿意党和国家再度陷入混乱和灾难。但当局展开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北京当局4月5日晚出动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当场有两百多人被捕，许多民众遭到毒打，流血负伤。

　　4月6日，中央政治局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诗歌成了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直接战斗武器。就产生的背景、发挥的作用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学与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都是罕见的文学现象。

1977年起 伤痕文学开始反思文革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了小说《班主任》，引起强烈反响。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

　　此后，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开始流行，这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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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说反党” 当代中国的文字狱

　　《刘志丹》，是一部描写中共早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刘志丹传奇生涯的长篇小说。毛泽东曾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但是，这部小说却被康生等称做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并由此策划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前后株连万余人之多。　

没看小说就定性

　　1956年，工人出版社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到1962年春天，李建彤完成了小说的前五章。在创作过程中，李建彤多方征求意见，还把稿子寄给了刘志丹早年的战友、西北老干部阎红彦。阎红彦粗粗地看过稿子之后，便表示“许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不宜发表。阎所说的“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的“西北历史问题”，因为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

　　在阎红彦的提议下，1962年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此后，阎红彦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康生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

康生向习仲勋发难

　　康生接到阎红彦的信不久，就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向前中共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还有贾拓夫……你们是想翻天哩！”

　　康生在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李建彤才知道她的小说惹了麻烦。9月6日，她写出了一份关于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源的说明，解释称：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但这时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

　　1949年后，中共先后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调整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和判断。所以，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二十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担任主任。

株连者达万余人

　　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论证逻辑是：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许钟这个人物，也属于类似情况。

　　“文革”开始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康生多次点名称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等写《刘志丹》进行反党，又多次批示审查工人出版社的有关人士。

　　此后，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并下放，“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仲勋）、马（文端）、刘（景范）反党集团”。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并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倒了几百名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为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

　　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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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惨过八国联军洗劫

破四旧开始，焚烧字画古籍

　　1966年8月19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开始以后，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先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之后又迅速燃遍全国城乡。

　　值得注意的是，破四旧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这场浩劫，破坏的大多是地面上存有的文化文物，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由于其价值重大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作为最高皇权象征的故宫，由于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进行军事保护，以及其作为反面教材的作用，并未遭到直接破坏。

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久

　　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毁坏书籍无数。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红卫兵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从而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徐文长、吴承恩、吴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毁坏，蒲松龄甚至被掘墓鞭尸。

相传为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的洛阳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

　　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61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砸去，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一批文物被保护下来

　　虽然破四旧给无数的文物古迹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但有些文物估计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故宫就是其中之一。按常理推断，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权的最高代表，故宫应当属于被“破”的范围的，但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免遭直接破坏。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故宫属于国宝级的文物，如果毁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故宫的留存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如此，故宫才免遭一劫。

　　在文革中，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一部分文物，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 “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分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于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68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

　　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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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亿人民八个戏

革命样板戏，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江青树为样板的几个现代题材的戏剧。当时被称为“样板戏”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

戏剧舞台一片萧瑟

　　由于毛泽东在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的形势错误的估量，为文艺界接下来的所谓整顿提供了理论依据。之后，文艺界展开了整风运动，主管文艺工作的夏衍、田汉等人受到撤职、批判，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文艺界包括戏剧界全面展开。

　　1964年夏天举办的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因江青、康生等人的插手，也出现了否定优秀戏曲剧目、打击文艺工作者的倾向。江青在大会之前就分别以歌颂错误路线和形式不伦不类等罪名否定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排演的《红旗谱》和根据豫剧移植的《朝阳沟》。康生在汇演总结大会上点名攻击京剧《谢瑶环》和昆剧《李慧娘》是“大毒草”。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一场灾难，带给戏曲艺术的同样也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性的运动使全国大多数剧团解散，许多戏曲演员遭到迫害，戏曲舞台出现一片萧条景象。

江青借推样板戏政治上位

　　“样板戏”就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中被炮制出来的。“样板戏”最初是指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沙家浜》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后来也包括七十年代初江青指令编演的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及钢琴伴唱《红灯记》、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作品。

　　事实上，“样板戏”并非无源之水，许多优秀剧目都是在前人编创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是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创作的。《沙家浜》是从1963年10月着手，根据沪剧《芦荡火种》移植的。《红灯记》是根据同名沪剧移植的。《海港》是1964年初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移植的。这几部戏的原作为京剧的移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江青主管后，虽然对这些剧目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意见，定下了许多基调，也主要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但江青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把这些劳动成果完全据为己有，并且把原来的编创者打成“反革命”。江青等人借助样板戏扶摇直上，江青本人竟被奉为“京剧革命的旗手”。他们借助“样板戏”在为自己谋得政治利益的同时，还打击、迫害与他们的思想相左的人和剧目。

　　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期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舞台上演。

　　197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群众文艺是一条重要战线》，指出群众文艺的中心内容是学习样板戏和宣传样板戏。

　　“样板戏”的所谓样板，即规定剧中所有的情节、台词、唱腔，甚至服装、道具都不得与“样板团”演出的版本有任何差异。由于“样板戏”被定为至尊，戏据创作也被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歧途，尤其到了“文革”后期，这种倾向竟被总结为“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此后，“四人帮”将“三突出”奉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这种倾向不仅在戏剧界泛滥成灾，而且在整个文艺界被当作一种标尺，整个文艺创作在这种原则统领之下生产出一大批假、大、空作品，影响十分恶劣。

将现代戏推向艺术新高度

　　从艺术质量上来讲，“样板戏”并非一无是处。无论在剧本创作方面，还是在导演、表演、音乐创作、舞美设计方面，都把当时的现代戏创作推向相当的高度。

　　在剧本创作上，“样板戏”虽然从“三突出”原则出发，塑造出一大批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但这些形象又体现出在特定时代人们心目中英雄人物的纯粹性。李玉和的豪情壮志、杨子荣的英雄虎胆、阿庆嫂的善良和智慧，都曾感动过无数人。这些形象之所以感人，也不仅是因为剧本创作者在他们身上所赋予的优秀品质，更是因为参与创作的导演、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为之烘托，而且使主要人物的形象丰富而饱满。

　　在音乐配器上，“样板戏”大胆吸收西方乐器，采用交响乐队参与演奏，不仅丰富了传统京剧音乐的表现形式，使京剧音乐给人以织体丰满、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尝试虽然对京剧音乐而言难免有“伤筋动骨”之感，但在客观上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舞台美术上，“样板戏”采用了大量的西方化的戏剧布景，不仅给人以真实之感，而且在创作方法上突破了传统戏曲舞美“一桌两椅”的重虚轻实做法，为戏曲舞美虚实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样板戏”不仅在整体上追求精益求精，而且在细节上一丝不苟，无论是唱腔上的精雕细琢，还是人物动作上的一举一动，甚至人物服装上的一块小补丁，都规定了不可移动的位置、颜色和尺寸。“样板戏”的创作凝结了许许多多艺术家的心血，体现了他们非凡的才华和智慧，也融入了特定时代人们在精神上的纯粹和理想。

　　1976年“文革”结束后，样板戏随着江青政治集团的垮台，受到人们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一部分在以前群众中影响较大的“样板戏”，又重新开始与观众见面，一方面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在文革中经受了苦难的老一辈文艺家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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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谁证明你是好人？

　　1970年，我在地处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当知青。那年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尤其是中苏边境地区，阶级斗争的弦儿就绷得更紧了。因此，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至于什么法制呀、依法治国呀、尊重人权呀，根本就没听说过。

　　那年10月，我回京探亲，当假期休满，返回兵团时，顺便回了一趟在辽宁庄河的老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回老家，不少亲戚都来探望，其中两位远房亲戚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他们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因为我住的时间短，来看我的人又多，所以事后就把本子上记的谁给忘了。

　　那次我从老家回兵团是计划坐火车从大连到鹤岗，然后换汽车返回连队。可火车到站时，天已经黑了，出站后我才发现“边境地区通行证”不知什么时候丢了。鹤岗属边境城市，要知道，在那个特定的年月，在边境地区，没有通行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住旅馆、购买汽车票都要出示“边境地区通行证”）！我只好到鹤岗火车站候车室找了一个空座位，打算挨到天亮再说。大约10点多钟，我正靠在椅子上打盹，被一阵闹闹哄哄的声音吵醒，一打听，才知道是车站派出所正在对车站候车室进行大检查。几个身着公安制服的警察挨个查看旅客的“边境地区通行证”，还时不时抽查旅客的行李。

　　当一位警察朝我走来时，我连忙主动说明情况，可那位警察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要求检查我的手提包，我坦然地拉开拉锁，他一眼发现了那个笔记本，便抽出来翻看，当翻到记有老家亲戚情况的那页时，他冲我晃了一下笔记本，问我本子上记的人是谁，我顺口告诉他，那是我的亲戚，他又问我那亲戚的姓名和地址，我一下语塞，这回警察可来了精神，无论我怎样解释，他坚持要把我带到车站派出所审查，并训斥我：“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无助地为自己辩护着：“我是好人，这完全是误会……。”“谁证明你是好人？还是老老实实跟我走吧！”警察还是不依不饶。这时围观的旅客也跟着起哄，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尴尬。无奈，我只好跟着警察到了车站派出所。

　　到了车站派出所，他们并没有继续“审”我，而是要我写下兵团的番号、团长和政委的名字、以及我所在连的连长和指导员的名字，并告诉我，待核实了我的身份后就放我走。然后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二楼一间门上包着铁皮、上着铁锁的房间前，他打开大锁，命我进去。屋里没有灯，黑漆漆的。我明白了，这是间拘留室。待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再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月光，发现这间屋子的窗户上钉满了铁条，而且全屋没有任何家具。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房间的一角，还有二个人靠墙坐在地板上。看来，我也得像他们一样熬过这漫漫长夜了。

　　我摸索着顺墙蹭到那两人身边，也像他们一样靠墙坐下，才发现这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通过交谈知道，他们二人是专“吃火车线的惯偷”，已多次出入这个车站的派出所了。我当时心里那个气呀！凭什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丢失了证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和刑事犯罪分子关押在一起？！可是在那个年月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直到第二天上午，他们通过电话查清了我的身分，才把我释放。（文/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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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的旷世大饥荒：我饿了整整两天

　　1969年底我下乡的生产队大饥荒死了一半人，有的全家死绝。四川死人全国第一，有八百万。李井泉有重大责任，他的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就我个人来说，对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肇因于大跃进人祸的旷世大饥荒，记忆是双重的，一是亲身经历的饥饿岁月，一是十年后下乡当知青时见证的大饥荒在农村造成的灾难。

　　大饥荒开始时正是我读小学将升中学的时候，给我一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伤心回忆，最刻骨铭心的是我和弟弟饿饭两日这件事。

饭票提前吃光饿了整整两天

　　我家在成都，1959年饥荒浮现后，父亲被他的工厂下放到荣昌县种菜渡荒，母亲那时在离成都很远的郊区青白江工作，两三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家中只有我和弟弟两个，没有大人，我十一岁，弟弟九岁，在街道食堂吃饭。开始由邻居马娘娘帮我们管定量的饭票，吃一天发一天的饭票给我们。不知后来甚么原因，马娘娘不管了，交给我们自己管。由于老是吃不饱，肚饿嘴馋得不行，人小又管不住自己，有一个月还未到月底就把饭票吃完了，最后两天没有饭吃，我和弟弟在床上躺了整整两个白天黑夜。

　　那时正是盛夏，记得我躺在床上却感到一身很冷，脑子是清醒的。邻居来看过，问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回答“没有饭票了”，邻居说了句“可怜”就走了。太阳下山，天渐渐黑下来，然后是漫长黑夜，然后天发亮，白日依然漫长……这是我一生渡过的最漫长的两天。

　　后来母亲回来，我和弟弟未提起，觉得饭票吃超出了是做了错事，怕母亲责怪。后来是邻居告诉母亲，母亲一听眼睛立刻就湿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事过几十年，早已白了发的老母亲忆起这宗陈年旧事，仍然会红眼抹泪。

　　此后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多吃一口，想尽办法给我们弄吃的。她在宿舍旁边的空地上种菜，甚至种小麦，将小麦炒熟了磨成粉给我们带回来，有时带一大茶缸野菜拌面粉蒸的饽饽，野菜是她下班时到田边去摘的。她不回来的周末就由她的同事带给我们。

　　记得1960年到过年时候，她的单位提前吃团年饭，饭菜较平常多一点油荤，母亲一口未吃，装在大瓷缸里，带着几个馒头，除夕那天坐了火车赶回来。我们一家才吃上一顿年夜饭。

　　母亲自己也吃不饱，但一直克扣自己，还将自己的口粮省一些下来换成四川省粮票来贴补我和弟弟，说我们正在长身体，不能受饿。母亲在青白江工作，发的是青白江粮票，成都不能用，因此要换成省粮票。

李井泉废掉省粮票川人恨之入骨

　　1960年8月23日这一天可能那一代四川人都不会忘记。大饥荒已很严重，许多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父亲从荣昌县回来时一身肿得发亮。大家开始吃一种叫“康麸散“的麦麸代粮，还以炒盐当菜，养小球藻补充营养。大街上抢食的天天都有，我亲眼见抢食的被人拳打脚也要先把抢来的半个馒头狼吞虎咽下去。一个我认识的中学俄文教师为了吃饱饭，辞了教职，到街头卖烤红薯。邻居有一家母子分了灶，儿子在自己面粉盆做记号防母亲偷吃……千奇百怪的事都出现了，人的存在意义已完全返祖到最原始的本能：活命。

　　就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时候，这一天清晨饥肠辘辘的人们醒来，骇然听说四川省当局宣布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远在青白江的母亲气得跺脚，欲哭无泪。要知她身上已变成废纸的十多斤省粮票是她饿着肚子一口口省下来的，是要救她年幼的儿女的！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这一黑心命令不知把多少已在饥饿中的人赶向了绝路。我知有一家人从外州县调工作到成都安家带着省粮票上路，粮票作废，全家断了粮源，结果是靠卖光所有衣物到黑市买高价食品才挣扎着渡过难关。李井泉此人一贯极左，紧跟毛泽东，因此四川大饥荒最严重。李井泉最恶劣的是，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不但非常卖力，还学毛泽东搞引蛇出洞整人。李井泉开了庐山会议回四川后召开省委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竟不把中央已将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决议告诉与会干部，而是把彭德怀的万言书交给不明真相的干部让大家发言表态，结果许多干部中招，说他们与彭德怀的看法一致，也认为大跃进政策失误。待白纸黑字记录在案，李井泉才铁青着脸将中央决议出来，在会上当场就有发了言的干部吓昏过去。结果发言支持彭德怀的干部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在全国反右倾运动中，四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干部也最多。因此四川人把西南王李井泉恨之入骨。文革时李井泉被打成走资派，家破人亡，老婆上吊，大儿子李明清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至今四川人仍说"活该"。

当知青才见到大饥荒最可怕情景

　　1969年底我下放到四川省西北的安县农村插队，从当地农民的集体记忆中才首次知道这场大饥荒比我所经历的要可怕得多，才知道灾难绝大部份竟是落在种粮食的农民身上。

　　在大饥荒中我们城市人和农民承受的痛苦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城里人好歹每月有一些粮食供应裹腹，当我们在挨饿，在水肿，在拼命找吃求存时，中国农村已是饿殍遍野，“新鬼烦厌旧鬼哭，天阴雨湿声湫湫。”只是中国的官方报刊仍在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消息封锁得死死的。

　　当时生产队为我们三个知青建的房是在一个荒废多年的旧屋基上，原来的房主人姓廖一家大小在大饥荒中全饿死了，农民说闹鬼，不敢在这里建屋，所以才荒废下来。我们知青新来乍到，生产队就瞒着我们，生产队长还向全队打招呼说不要告诉知青把她们吓倒了。日子久了，看我们也未撞过甚么鬼，农民才慢慢吐露真相，说我们知青未撞鬼是因为阳气重。

　　农民告诉我，在1960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里干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了回去或就地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妆就把她娶了进门……在农民的口中，吃食堂那几年是他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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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革命革命，一个荒谬的革命时代

撒传单

　　我的文革体验，是从单位上的留守处开始的。

　　1966年最后几个月吧？大孩子们带袖套扛红旗组长征队，走了。连我爸妈也走了，好几个月在全国各地串连不回来，我们，学校停课了，归单位留守处管。留守处组织我们从办公室找来油印机，钢板和腊纸，刻印传单，拿到市里比较热闹的地方去撒。

　　刻印传单是很枯燥的事，可撒传单就很刺激了。从火车站大厅的二楼往下撒，一书包的传单几分钟就撒完了。下面的人总是挤成一堆来抢传单，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那些折得整整齐齐的传单，一旦洒向空中，就如同不灭的缤纷的焰火，张开，飞扬，飘落下去。

　　我们还到广场，百货大楼，大桥头去撒传单，几乎每天搞到很晚把传单印好，叠好，准备好，第二天扎上帆布带军扣的腰带，一人两趟四书包地这么跑，兴奋极了。

　　传单不但我们在撒，其他很多的传单也都在撒，你撒你的，我撒我的，还一边喊口号，对喊。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革命了，那种撒传单的自由和刺激，和现在比，晃如隔世。

卖造反派战报

　　那些传单，渐渐变成了一个个组织的一期期战报，小组织又联合成大组织，最后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派。到派的时候，那战报就是在报社铅印的如报纸那么大张的还带彩色带图片的那种了。这么大张的战报，撒是撒不出去了，我们于是成了报童，沿街叫卖。卖完得的钱，拿回报社，自己还能分一点。

　　卖战报，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得起来，到报社去等着派报。因为要算钱，都是有数的，得当面数清楚才能抱走。用的也是报社发的专门的大挎包，有个小隔袋可以放零钱。记得后来不再去卖战报，是因为两派敌对得厉害，我们有一天卖报时叫另一派的大个子红卫兵给抢了，还追着打，打得不轻，怕了，就再也没去了。到现在还记得那天卖到一半挨抢挨追挨打的时候，我卖了二元八角三分，没法缴给报社了。

　　1967年的5月，我们那里武斗开始了。

复课闹革命

　　当时的学校，停课也革命，复课也革命，根本就不正常了。到了我们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两派已经势不两立，把学校的学生也分开了。我们这派的老师，每天把我们叫到学校操场集合，然后分班，排好队，又齐步走出学校，到附近的一个露天电影院，露天上课。一边走一边喊口号，喊给另一派在学校上课的同学和老师听的。

　　露天上课，不能靠背，很快就累了，所以上课时间很短，基本就是练练唱歌，排排节目，读读语录就完事了。可每当校外有什么革命活动，老师就拉上我们去凑热闹。给静坐的造反派抬水呀，到街上拉横幅搞宣传呀，跟别的学校同派的学生一起开誓师大会呀，等等。

　　真打起来了，大家都躲武斗去了，学校就又停课了。

躲武斗

　　躲武斗，我的感觉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再串连一次。不过，这次得自己掏腰包，没有联络站免费的食宿，没有免票的车船。出门靠的是爸妈的亲朋好友。

　　我第一次接受旅游的概念就是去躲武斗。桂林、杭州、上海、青岛、济南、北京，这条线走上去，我们一家走了三个多月。在桂林，住的是老人山下的图书馆，那时候不开放借书了，可我们住在书库里，看了个够。在杭州，楼上是旅社楼下是饭馆，我们一日三餐在饭馆包饭，每天玩不同的地方。西湖十景，我到现在还是只记得住当时就记住的那一些：三潭印月、平湖秋月、花港观鱼、雷锋夕照、翠堤春晓……彭！一条红鲤鱼还居然蹦到我们划的小船里，丰富了某一天的晚餐。在青岛，我们把追着退浪捞起来的海带晒干，带到北京还吃了个把月没吃完。

　　印象最深在上海，正赶上盛夏，满街尽是睡露天的人，屋里太热，这会儿桌子椅子床沙发……通统摆在大马路上。我们住在巨鹿路上上海文联的小院儿里，西洋式的木地板小楼，楼层高，很凉快。结果，第二天食堂里帮我们打饭的，居然是老作家巴金。那时候，他写的《家》《春》《秋》成大毒草了，人也成了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记得在上海时每天蹲文联门口看人下象棋，吃西红柿消暑。

大联合

　　1968年，上面的意思，结束武斗，两派要大联合。我们结束流浪生活，钱花得精光，爸妈连手表都早不知在哪儿就卖了，两手空空回到家。

　　两派大联合，国共合作一般，结果是还没联起来就又打开了。而且这次打得跟内战似的，中央发了号令，连正规军都上了。小钢炮就架在我们院子里，冲锋号吹得我耳朵聋，战士们进进出出的，就如同隔街那边是鬼子。我从战士那里得了许多的子弹壳，还得过一个弹梭子，铜的，后来全锤扁了拿去换糖吃了。

　　仗打完了，跟解放了似的，又要上街游行，喊口号，我们排着队参观反革命据点里的反革命尸体。红旗飘飘，喇叭声声，市里挂上了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我的理解，挂一块牌子，红一块地方，等全国到处都挂上革命委员会的牌子了，除了台湾，山河就红成一片了。

　　到了这个时候，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才真正上了一个台阶，走向完全的荒谬。

三忠于时期

　　单位上有了革命委员会，可跟现在开发区的管委会大不相同。首先要终于毛主席，不然就革你的命。跳表忠舞，早请示晚汇报，活学活用，忆苦思甜，工宣队军代表什么的，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表忠，是向毛主席表忠，请示汇报也是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可毛主席不在身边，怎么办？没关系，贴个毛主席画像就行。夜里单位要集合晚汇报，早上天没亮又要集合早请示，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跳表忠舞，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有人要显得比别人更忠，于是就亲手绣毛主席头像，或者浑身挂满毛主席像章。

　　忆苦思甜，开会请这大姑那阿婆的来讲旧社会，完了吃一锅野菜煮的杂粮稀饭，总有人为了表示自己更能忆苦，往锅里倒米糠。我们这些孩子，会看大人的眼色，扑上去，把个大铁锅刮得干干净净，连碗都添了它。

　　要熬通宵的是每当毛主席发表什么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头天晚上就不睡了，上街欢呼游行，回来还不能睡，等着，早上要开大会，单位的会，系统的会，全市的会。喇叭里记录速度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字，得练好几天。去书店买毛主席的书或者画像，也是要排通宵的。毛主席的语录是要能背诵的，总有人能一字不漏全背下来，那就不得了了，红透了。

　　单位上来了一工宣队员，抗美的时候去过越南，是个会武功的退伍侦察兵。我要是算会武功，就都是跟他学的，说是带我去巡逻，找个偏僻的地方就开练，直到他发现，我爸妈也是要挨批判的那种人。

　　爸妈又双双走了，去了办学习班了，学毛主席思想，其实就是去挨整挨批。等我再从留守处回到家里，时间已经进入七十年代了。（文/阿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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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之后，谁为我“平反”？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一、初尝游斗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学校司机老赵开车来外专宿舍楼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几位总支委员，参加学校党总支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九个总支委员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有讨论出结果来。

　　当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学校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是学校团委书记，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我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风暴一来，说外专执行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建团路线，我这个团委书记就成了推行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急先锋。我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来反戈一击，给我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这可是外专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我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斯文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

　　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我回家吃饭，老伴已为我煮好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两个荷包蛋，但我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这时，老伴从他的卧室拿出一个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地对我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碗，吃个净光。这时我才发现，老伴两眼都含着泪花，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

　　我心里有了底，不再惧怕戴高帽子游斗，而外专的学生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学子，胆子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有些人也许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还让我第一次尝到坐“喷气式”的味道：弯腰九十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点名要我老伴上台揭发，老伴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竟为我表起功来，说我来学校刚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未等他讲完，就被“革命”群众轰下台去，我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气候，还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没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我还厉害。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养的一个团委接班人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我苦口婆心劝他安心团的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34岁还作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我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说我拿臭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志“文革”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从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开始，北京市就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单位都如法炮制，外专造反派也不甘落后，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长刘质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书记）三个人打成外专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为我们三人都是从对外经委调来的，又都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说法，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臭味相投。但批来批去，除了几顶吓人的大帽子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反党材料。于是造反派就别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贤、封佩玲“夫妻店”。要说“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说法，因为我们是从广西南宁调京的，“文革”乍起，广西大乱，分成“联指”、“4·22”两派。

　　那时，时兴大串联，两派都有人来京，我和老伴都特别好客和念旧，不论哪派，只要找上门来，都热情接待，或吃顿饭，或住上几天，只谈友谊，不谈派性，也记不清招待过多少拨，多少人。那时最感困难的是粮票不够用，因为吃饭买粮要粮票，有些避难来京的同志，来不及带粮票，我们只好东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粮，有时实在接不上顿，就和老伴带上两个孩子串亲戚找顿饭吃。没有想到，这种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谊竟引来了大祸。由于谢王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袁家柯、罗丽华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谢、袁两位同志，都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谢王岗还是我和老伴结合的“红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党介绍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何况，任何朋友来家住，我们都按规定如实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

　　可是没过多久，谢王岗、袁家柯被康生点名扣上特务和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帽子，造反派对我和老伴的批斗大大升级了，我俩都成了包庇窝藏坏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家成了窝点，并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这时就不光是文斗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积水潭医院急诊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长达4个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劳改，接受批斗，又惦记医院的老伴和在家里无人管的两个幼子，身心憔悴。

　　有一天，从干校回家，听我12岁的大儿子说，家属造反派斗了他几天几夜了，说一个造反派的儿子丢了10元钱，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认偷了这10元钱，不承认不给睡觉，还威胁送他去派出所劳改。我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捡到一分钱都送到警察叔叔那里，我们的工资都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也从来没少过一分钱，可是那时就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造反派说你是坏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违心地拿出10元钱给那位造反派“夫人”，并狠狠心，把大儿子送到河北迁安的亲戚家，把只有8岁的小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个年代，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能给予保护，甚至难以抚养。送别儿子的滋味，别提多难过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划界限

　　康生点名批判谢、袁后，外专的造反派和军工宣队认定是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抓了两条“大鱼”，他们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关进“牛棚”，不给自由，不给见面，背对背地交代揭发，规定每月只有一次给老伴送粮油票和日用品的机会，每月见面时，后面总跟着造反派或军、工宣队队员，生怕我们串供。说来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换一下 眼神，就觉得放心了，没事。几个月也搞不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于是，他们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划清界限，说：“周宗贤是铁板钉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谢、袁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你是受蒙蔽的，性质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胆揭发，划清界限。”见我还是揭不出老伴的反党材料，造反派进一步逼我说：“你是要党籍，还是要周宗贤。”我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党籍，也要周宗贤。”造反派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满校园糊大字报，说我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死定了。后来，老伴从牛棚里放出来，造反派对他采取的是同样拙劣的办法，同样是一无所获。

四、封鬼

　　外专军、工宣队和造反派在学校弄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调，不知道他们在南宁外调时怎么听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个绰号：“封鬼”，以为可找到了一个过硬材料，能置我于死地。其实，“封鬼”是南宁解放前我搞地下学运工作时，战友们对我的昵称。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于斗争、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战友和同学们对我这段表现的肯定，它是机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种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尘封的记忆，本算不了什么，更没有表功的意思，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某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义的称谓诬称“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我有作风问题，妄图把我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他们为了打倒我，可谓处心积虑。但南宁外调材料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只有编造谎言了。谎说南宁没有地下团的组织，说我历次交代参加过地下团是假的，搞地下活动是无中生有，是欺骗组织，混入革命队伍，以他们编造的谎言激发群众的义愤。真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已不顾做人的起码良知了。批风流鬼批不下去，于是又把“封鬼”说成是“疯鬼”，要我交代疯狂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不然，为什么叫“疯鬼”。我说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疯狂的疯。造反派说，不管哪个封，你就是疯狂，不交代疯狂，就是不老实，过不了关。如此强词夺理，不讲道理，已是司空见惯。你批你的，我就像没听到一样，思想早开了小差。

五、祸从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老伴关在牛棚，两个幼子都送去远方，牵肠挂肚，内外交困，我又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你发言、表态，我只好按报纸登的文章的口径讲，有时就念报纸，还生怕念错了。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

　　这时，军工宣队为了扩大“战果”，制造恐怖气氛，就利用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学生同几个科室干部发生口角，诬陷这些学生搞打、砸、抢，定性为反革命，人为制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图把这起事件同“刘周封三家村”挂起钩来，掀起更大的批判闹剧。每次批判，自然要我联系自己表态，我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就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共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我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也有人要揪我去专政机关。没隔多久，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造反派就地开了我的批判会，说我也够枪毙的，要我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似乎我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有个文字凭证，可没听说口误罪，真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

六、抄家

　　在我的记忆中，抄家往往同满门问斩联系着，是从旧小说和历史故事中知道的，可是到了“文革”时代，抄家成风，随处可见，就见怪不怪了。运动开始，我和老伴都成了“走资派”，自然免不了被抄家，幸好我们提前听说要破“四旧”，早早就把多年积累的工作笔记、生活日记、亲友来往信件，以及一些旧照片，一把火烧光了。我从广西带来的几大箱书 籍，除了几本爱读的诗词和古典名著外，也全部当废品处理了。所以造反派抄了几次家，翻箱倒柜，什么也没得到，只是有一次，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顺手牵羊把我仅存的几本古诗抄走，还教训我说：“放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看，净看这些‘四旧’的书，反动透顶”。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有理说不清啊！当谢、袁事件出来后，造反派把我和老伴划为谢、袁集团的骨干分子，把我们家说成黑窝点，抄家更成了家常便饭。军、工宣队的队长当面告诫我，家里来人要向造反派、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晚上家里不能锁门，随时叫，随时开门。

　　可巧，有一天，南宁一位自报工厂团干的青年来我家，说是来北京上访反映情况的，因未带粮票，钱已花光，两天没吃饭了，不得已，来求老书记（来不及问他在哪里打听到我这个原南宁团市委干部的）给顿饭吃。这时，我听他讲家乡话，又动了恻隐之心，但如实告诉他，我这里危险，正审查我们，来人要报告居委会、派出所的，你吃过饭赶快走，免惹是非。他说：“我来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怕的。”我一面赶快做饭，一面叫老伴向居委会报告。饭好了，叫这位客人先吃，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真的是饿坏了，怪可怜的。可是刚吃了一半，居委会带两个民警就来了，要查户口，听说是广西来告状的，立马要带走。来客说等把这碗饭吃完，硬是不让吃就带走了。以后再没有这位朋友的音信，也记不得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我，诉说“文革”各自的遭遇，唏嘘不止。正在这时，几个红卫兵闯了进来，这里翻翻，那里敲打敲打，连大衣柜里的衣物也都掀了出来，我这位身高体壮的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红卫兵？告诉你们，我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的头，八代贫农。”说着扬了扬手上的红卫兵袖章，他们见这个“八代贫农”的红卫兵头，气势汹汹，赶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后我问他，你不是资本家出身么？怎么成了贫农，又哪里有个八代贫农？从哪里来的红卫兵袖章。原来红卫兵袖章是小儿子在院子里捡的，正准备送到居委会，就放在桌子上，这位朋友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上述活剧。

七、积肥小组长

　　归纳我的“罪状”，造反派和军、工宣队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不老实就给戴上。“定性”后于1970年6月跟随革命群众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用说，我这样的专政对象要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种水稻、平地插秧难不倒我。造反派又生一计，在抬土造地时，找一个身体最棒的男劳力同我一组抬土，土筐压得实实的，又叫那个男劳力跑快一些，一天下来，我身子简直要散架了，躺下去就起不来了，饭也吃不下，可能有好心人对这样虐待一个专政对象看不下去，第二天为我换了工作，我才没有倒下去。
　　造地种水稻离不开肥料，打扫厕所粪便，积肥，自然落在专政对象身上，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打扫男女厕所的积肥小组，有四五个男的专政对象，却单单派我这个女的当积肥小组长。现在当一个什么长都有点权力，可那时的组长只有带头的份，干不好就开田头批判会，我不但要带头打扫女厕所，也要带头打扫男厕所。说到这里还闹过一次笑话：有人到男厕所如厕，老远听到男厕所里传出女人说话，就没敢过去，因为那时人们对阶级斗争的弦绷的挺紧，有人疑神疑鬼，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厕所里去了女人，那还了得，赶紧向领导报告，要去抓“流氓”。待他们拿着木棒煞有介事地赶去时，见积肥组在女组长的带领下正紧张地出粪，好生没趣，只好悻悻地离去。

八、谁为我“平反”

　　1972年，“五·七干校”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对我宽大处理，过去说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现行反革命都不算数了，但还留个小尾巴，说运动中有错误。我问是什么错误，这位领导说：“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成革命路线，831说成8341，虽属口误，但也是错了，怎么说没一点错呢！”这种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拙劣手法，还是出自一个自认很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说不是 “文革”的悲哀。我就是带着这个小尾巴分配到北京市112中学担任校革委会和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以后又多次调动：区党校、区财贸干校、区房产落实办公室、区委财贸部，还参加一年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工作，最后于1983年提前离休。

　　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损，两个儿子受牵连，“文革”后工作频繁调动，未能尽我力量去工作，实感遗憾。更为遗憾的是：对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头讲给我带个小尾巴的“宽大处理”，以后找谁也不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谁为我“平反”呢？

　　其实，用不着谁再为我“平反”了，“文革”中所强加给我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上的笑料，让后人记住：再不能上演这类最野蛮、最无聊、最残暴的人间悲剧了。（文/封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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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一个胜利者用来祭旗的牺牲品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描写的了那样一幕戏：革命志士秋谨被官府砍头时，不仅有众多的人们在旁看热闹，更有人借烈士的血发财，让人扼腕长叹。在文革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不谐世事的我也参演过类似的血腥剧目。

　　那年夏天，我上四年级。山东老家的“保皇派”组织——“大联合”在当地驻军炮八师和军分区的支持下又夺回了一度被“造反派”——“东方红”抢走的权力。为了显示他们才是真正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定的左派，一场清算“刘、邓路线”反革命罪行的浪潮随之而来。

　　就在这时，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王晋隆，成了胜利者祭旗的牺牲品。

　　王晋隆，男，那年好像只有18岁。家庭成份不好，据说是地主。在市第二中学上学，曾参加过红卫兵组织的“飞虎队”，参与过批斗老师和冲击本地的军分区及赴临沂地区围剿当时的“保皇派”组织——“马铃山游击队”的武斗。后来“大联合”取胜，“东方红”组织的成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清算。王晋隆的父母因为成份问题受到了一些冲击，姐姐的工作遇到麻烦，他本人离校后也只在一家街道的纸盒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

　　可以想象王晋隆对他们家庭和自己的遭遇是心怀不满的。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月里，他小小年纪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不幸命运？于是，他采取了当年红卫兵的方法，到处去书写一些对我们当时的伟大领袖和社会不满，不敬的话语。不久，这一当时震惊全市的“书写反革命标语案”即被侦破，他被捕，很快就被判处死刑。记得，当时的布告中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枪毙王晋隆的那一天全市市民停工停产停课参加他的公判大会或簇拥在主要大街两傍，等待着观看公判大会结束后押解王的囚车会沿街游街示众。出于好奇，我和几个同学则急急地赶往市南区的一座铁路桥边。据悉那天很可能在此地枪毙王晋隆，因为那里是我市一处重要的法场之一，曾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王培文也是在这里枪毙的。

　　中午前后我们疲劳不堪赶到桥边的涵洞边，那儿早早聚集了一大帮人，因为这里是通往法场的必经只路。我的喘息还未定呢，远远一队汽车疾驶而来。前面警车开道，警笛嘶鸣，后面的解放牌汽车顶上驾着机枪，一片闪亮的刺刀，一派杀气腾腾……再往后则是押解王晋隆的囚车。只见他剃着光头，五花大绑，嘴上也扎着绳子，被两个士兵死死地揪着衣领面无血色地朝向前方。背后还插着一面叫做“亡命旗”的东西；白纸糊的，高高的，顶部是一个尖角，好像一只大大的古代令箭。“旗”上王晋隆三个字盖以一个粗大的红色“X”字，好像两道红红的刀口在流着血。

　　等我在惊诧中回过神儿来时那队车辆已在飞扬的尘土中驶过了桥洞，往桥南的河滩开去。于是，我们又随着看热闹的人群奔向那里。两条腿哪有汽车快啊，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时，河滩上早已戒备森严，任何人不得靠近了。

　　尽管过去曾在电影中看到过法场的镜头，但都不如那一次身临其境看的真切和心惊肉跳。从人缝中远远望去，看见两个士兵架着王晋隆（几乎是拖着他），急急地走向河边，强迫他跪下。紧接着第三位士兵，戴着白口罩，端着一枝上了刺刀的步枪，刀尖几乎是抵着王的后脑勺。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王便应声扑倒在河边上了。

　　执行完任务的公安和刑警刚刚离开，周围看热闹的人们一拥而上，争相先睹为快。我也和同学一起神差鬼使般地挤进了人群。挤呀，挤呀，终于从人逢里挤到了里面。唉呀，差一点就扑到了尸体的上面。天哪，不知是哪位已将尸体翻了过来。死去的王晋隆仰面朝天，大睁着眼睛无神地望着夏日的天空。他穿着一身叫做“再生布”的蓝色工作服，双臂依然被绑在身后。嘴上像牲口那样紧紧地扎着一根小拇指粗的绳子，据说是防止他临死前呼喊反动口号。那年头被枪毙的罪犯都这样“处理”过，有的还要往里面塞一个小小的石灰包呢。他的眉心处有一个鸡蛋大的窟窿，那是子弹射穿时造成的。白花花的脑浆和着鲜血染红了他的半个脸，又流在了他身子下面的沙滩上，形成了一个红色的血洼，情景实在恐怖。那枝“亡命旗”扔在离他不远处，也被染的血迹斑斑。

　　我忍不住一阵恶心，急忙要钻出人群。就在这时，只见一位农村打扮的中年人挤到了尸体前，二话不说弯腰就用食指和中指从王那仍在冒血的脑门窟窿里挖出了一块脑浆，滴着血就装到了上衣的口袋里。那人白色的衬衣胸前立刻即被染红了。有人问他做什么用？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声：“治病，治病”，便急急地离去，不知所踪……

　　那次看完了法场回来，许多天难以平静，很久不敢吃肉，看到红色就发晕。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那血腥的一幕也时常在脑海里浮现，难以忘怀。（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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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淹在红色海洋里，逃到哪里去？

　　1968年，八月的盛夏毒日当空。

　　自从被人揭发“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后，立即被专政队关起来隔离审查。这时，我已意识到自己是在劫难逃了。两个多月来，批斗会的声势愈来愈大，次数日益频繁。每当被双手反押冲进会场前，总是有人将一块由铁丝穿起来的黑板套在我的脖子上，按下头弯下腰，眼睛所能看到的，除了脚底以外就是胸前挂的牌子。牌子上贴着白纸，白纸上用墨汁写着“反革命犯XX”，姓名上红笔打上了醒目的大叉，仿佛因此而具有了魔力，谁见了都会恐慌地让道。

　　押到台前时，总会发现自己的左右或身后有一批陪斗的人，此刻他们五花八门的头衔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党份子、叛徒、坏分子——尽管他们同我的案件毫不相干，但文革的潮流将他们同我赶到了一起。

　　有一次我从这一队伍中看到了工会主席尤，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为人正派善良，文艺上很有修养，今天衣服褴褛，抬起了疲惫不堪的眼睛悲哀地看了我一眼，眼光中充满了哀怨和痛苦令我深深难忘。

　　有时并非是对我的批斗会，也会偶尔被借用过去作为他人的陪斗，压压场子，我胸前那块赫然写着“反革命犯”的牌子多少有一些恐怖的威慑作用。当然也没因此而少吃一些苦。

　　除了这块批斗会专用的牌子外，平时，从隔离审查开始的那天起，身上那件无法更换的短袖衬衫的左胸前被人缝上了一块白布，布上同样用黑墨汁写上“反革命犯XX”，并责令任何时候不得摘下。这块仿佛被巫术施了咒语的白布，一下子魔鬼附身般地将我同人隔绝了起来，进进出出，人人见了避之唯恐不及，谁也不敢近身。

　　一天，在我被专政队押送到场部去挨斗的路上，只见迎面开来了的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间就在我的前面急刹车停下。

　　车门打开，一位军人下车并向我走来，准备打招呼，定睛一看十分熟悉，原来是当地驻军的团参谋刘。

　　短短的几个月前，我还曾被借调到附近他们的部队里画过一幅大型的油画毛主席像，吃饭时经常与他坐同一个小圆桌，空闲时见面也常聊天，相处得十分友好。记得最牢的是，一次我称赞他那么年轻就已当了团部的参谋，前程无量，他却自嘲地说：“不过是小小的参谋。谁都知道：‘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可见彼此已十分随便了。

　　不料很久没见，今天在外狭路相逢，理应习惯地要打个招呼。只见他向我伸出手，我也本能地迎上去，还没来得及开口，一瞬间他看清了我胸前的白布，顿时目瞪口呆，突然停了下来，惊慌地往后倒退，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恐惧和不可思议，仿佛不留心触了电似的，转身就迅捷地上了车。这时的我也立即反应了过来，一时尴尬至极，看着没有熄火的车子猛地开动，对着窗中的他，我的心被撞击了一下。

　　我惭愧地转过身望着急速离去的车，为我自己不幸的命运给他人带来恐惧而感到歉意。他的反应是必然的，无可非议。久久地我在想：他上车后怎么向司机解释，回去后是否会将这惊人的事告诉部队里同样熟悉我的付团，尤其是那位与我聊得最投机的长得一表人材的军医。我，一个他们熟悉的，曾在最最革命化的军队里画过最高统帅毛主席巨幅画像，一个多月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受到他们自上到下欢迎和尊敬的，带着眼镜貌似斯文的上海青年，居然是一个隐藏得这么深的反革命犯!

　　对此他和他们究竟会有怎样的感触？

　　平时天天被审讯批斗得无法喘息，麻木的感觉一下被这一小小的戏剧性的插曲唤醒，铁的现实就在我的面前，那就是胸前缝着的这块白布：“反革命犯XX”!!!

　　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正在升级，隔离禁闭的措施也愈来愈严。

　　一天下午，革委会专案组的负责人蒋XX带了两个陌生人来到我的隔离室。他们一言没发，只是看了我一眼就转身离去。就好像提货前核实一下货是否还在。

　　不一会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发动声，随即扬长而去。

　　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凶多吉少，挂在头顶上的剑随时随地会掉下来，但只要当它还悬挂在上面，何去何从仍感到茫然，一种绝望的茫然。

　　当天晚上刚准备躺下，坟墓般寂静的隔离室闯进了一群人，来势汹汹。恐怖一下子压倒了我。“终于来了！”

　　这时的我骇怕的只是这群年青力壮的专政队员会来对我采取“革命”措施，这是他们令人谈虎色变的专长，不少好端端的人在他们的手下变成了残废。虽有1米78的身高，但瘦弱的我那时也只有九十斤左右，隔离后更是虚弱不堪，绝对经不起他们的折腾。我本能地退到墙角，条件反射地抬起手准备抵挡飞来的拳脚。忽然人群让开两边，走来了专案组的蒋XX。他还没开口，一名队员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走！”，其余的人卷起了我无法再简单的衣物，将我从隔离室押出来。

一路上谁也没有讲话，大约五分钟的路显得特别漫长。夏日晴空的夜晚，唯有星星默默地注视着大地。异常的寂静中只听见一群凌乱和急速的脚步声。这时的我感到自己活生生像一只装着烈性毒药的包裹，被人群在深夜里严严实实小小心翼翼地运送着唯恐丢失，遗害无穷。

　　强烈的恐惧感笼罩着我。正如有人说过：最可怕的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脑中还没有搜索出究竟会发生什么，场部已到达，我被关进一间离大礼堂很近的房间，室内除了床之外空无一物，窗上安装着铁栏杆。

　　“睡下来，不准乱说乱动！”一名队员命令着。

　　我向蒋某看了一眼，他那从来冷漠严峻的表情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同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身后跟随了队员，只留下几人看守着我。平时在弹丸之地的场部，蒋某同我也算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相互间没交道可打，况且他从来不苟言笑，一向在令人敬而远之的保卫科工作，虽没参加造反，却一步登上了专政队长这一掌握他人生死大权的位置，性格天生，仿佛非他莫属。

　　我躺在床上却彻夜难眠，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屋梁上吊下的那支特大的灯炮直直地照射着我，咄咄逼人，两个看守则站在房内抽着烟，一刻不离地监视着我，让我感觉自己好象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等候着切割。

　　以前在隔离室虽同样有人看管，但晚上则仅有一人与我同睡同起，大小便则同进同出，今天不仅有人两小时一班轮流看值，门外还有人通宵巡逻，看管得插翅难飞。当我要出去小便，他们立即紧张地跟随着我，并让我就在门外走前几步立地解决，免得到深夜的厕所里有什么不测。

　　当我走到室外，贪婪地深吸了几口夜晚新鲜的空气，仰望了一眼晶莹的星光，环顾了一下周围被微风轻吹的树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青蛙声，此刻的我觉得这平凡的夜色真是太美了，美得让我的心感到收缩，销碎，融化。。。

　　看管催促我立即回到房内，并不凶狠，却碎灭了我瞬息的遐想。

　　走回房间，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领悟到：

　　自由，当你拥有它的时候，它如空气一般，令你无法感到它的存在，当你真正失去它的时候，它才在你的面前显示出所有的价值，全部的魅力，真正的可贵。

　　当我重又躺下的时候，看管如释重负。其实他们这样紧张完全是多余的。且不说今天如此的戒备森严，即使能逃，我又能逃往何处？

　　的确，当我在隔离的阶段里，确实曾萌生过逃跑的念头和冲动。那一段时间里如果决心要逃，相信一定能逃脱，并有很多机会。虽然日夜都有一人轮流看管值守，而且刚开始也很严，几乎寸步不离，但两个多月的相处彼此已十分熟悉，再怎么警惕也会松懈下来。有时半夜里起床小便，就得将他叫醒，当他懒得起来陪我去厕所时就会在朦胧中关照一句：“马上回来”。有时甚至于我回来时发觉蚊帐里的他已睡着，由我自己把门推上，躺进自己的蚊帐后再点一支香烟也没见他反应。尤其半夜里外面下起傾盆大雨看管又睡着的时候，更是逃脱的机会。问题不在于有无机会逃脱。

　　每当白天批斗或审讯回来，我经常恨恨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逃出去？紧接着我总又恨恨地痛问自己：“逃到哪里去？”

　　“逃到哪里去？”这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经常折磨着我。

　　我甚至于感慨和羡慕当时天天上映，家喻户晓的“白毛女”，一个不堪凌辱的农家女子，尚且还能在绝望中被逼得躲进山洞，虽如野人含辛茹血白发披挂，但毕竟孓然一身独来独往，远离了可恶的人间，还有一个藏身之地。

　　而我这么一个男子，天地之大竟无藏身立椎之地。即时逃脱出去，又能在何处藏身？诺大的一个国家早已被红色的海洋和白色的恐怖所淹没，谁也找不到一寸安全的净土。象白毛女一样荒山里寻一个洞穴与世隔绝地躲起来，那毕竟是电影里的故事，更何况自己没学到特种部队绝处求生的本领。凭着自己胸前写着的反革命犯的身份，在人人自危的社会里，怎敢盼望奇迹。

　　除了上帝，谁能伸出拯救的手？而上帝正沉默不语。

　　犹太人离上帝比我近得多，当他们被纳粹疯狂地屠杀时，其中也必定有人绝望地仰天悲鸣，祁求上帝的拯救。但上帝同样地沉默，眼看着无助的子民被活活地推进焚尸炉中化为灰烬。祂的旨意绝非凡人可妄加揣测。

　　即使我逃出去并能活下来，也必定会连累我的全家，我可怜的母亲怎能经受这飞来横祸？尤其是弟弟刚高中毕业，这几天就等待着性命攸关的工作分配，万一我轻举妄动，岂不也同样毁了他？每想到这里，我几乎万念俱灰，如坐针毡，背脊掠过了一阵冰凉的冷汗，痛不欲生。

　　我顿时发觉，其实整个国家整个大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座庞大无比的监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怎能逃脱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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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奶奶和马大娘，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

　左奶奶和马大娘，1966年时是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胡同里的人们一直叫她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1966年8月24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中，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她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北京东厂胡同位于东城区，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之间。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是这个胡同的名字来源。在这个胡同里，有中国科学院的“现代史研究所”，在胡同旁边，是“考古研究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报纸号称有一百万人。这一事件把红卫兵运动引向高潮，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学校中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同时，也把八月初在北京校园开始的大规模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和杀戮，引向了整个北京。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数在8月18日之后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近十万市区居民离开北京，并且活活打死了数千人。这些人的死亡从未被报告，名字也未被记录，尸体被焚烧后也不准保留骨灰。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这些人中的两个。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

　　1966年8月24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他们的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声音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据说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就会回想起那一景象，感到胆战心惊。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他们的时候，声音“象杀猪一样。”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8月24日，东厂胡同2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

　　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象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在北京，那么多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做“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象左奶奶，曾经拥有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做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在“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觉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作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体现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里有“现代史研究所”，可是他们还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在将来去作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怎么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可是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他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考古学家将无能为力。（文/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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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及的生死离别 翻译家傅雷之死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一代翻译巨匠。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次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 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秋回国，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

　　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文革”初受到迫害，1966年9月3日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杀身亡。

　1966年9月，58岁的翻译大师傅雷服毒而亡，夫人朱梅馥自缢随君而去。在那样一个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警察经匆匆讯问便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傅雷的遗书

　　谁也不知道傅雷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他们死后，警察发现了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

　　人秀：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而在这对夫妇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他们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傅雷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这位翻译巨匠面对死亡表现出惊人的冷静。

　　傅雷在遗书中自称自己是“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并说“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如此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这个东方文人并非是对时局绝望而选择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坦然赴死？

“家国”梦的破灭

　　可以肯定的是，傅雷并不是一个叛逆的文人，相反傅雷一直热烈的歌颂那个新生的中国。他这样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以此就可以看出，傅雷是有着明显传统的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他有着一腔真诚为国奉献的热情.但是,他的此种热情却遭到了怀疑和莫大的侮辱。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然而，在人格尊严饱受摧残之后，这样一个坚守家国信念的老人，晚年还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打击。

　　在傅雷家书中，教是教导儿子如何“爱国”之类言辞。而傅聪的出逃彻底宣告了傅式“家国”教育梦的破灭。据传记资料显示，他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惧废。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家与国，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在傅雷心中形成了紧张对抗。

　　至此之后，傅雷开始闭门不出，这位翻译巨匠还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培育出五十多种英国玫瑰。然而这位在“家国梦”破灭之后,欲修身养性不再问任何世事的老人最终还是未能逃离毒打和辱骂。

士可杀，不可辱

　　在傅雷夫妇临终前几天，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傅雷辛苦培育的玫瑰被连根拨掉。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四天之后，他选择了将一杯和有毒的药水仰脖吞下。

　　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1958年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他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傅雷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也就是在1966年，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和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后，这位老人失去了最后值得在这个人世逗留的理由。然后，让后人庆幸的是，这位翻译大师的遗骨得以入土为安。

　　在听闻傅雷死后，江小燕，傅译名著的一个普通爱好者，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当时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冒险来到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她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之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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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巴金（1904.11—2005.10.17）中国文学史重要作家。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巴金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到1937年，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等。1935年至1950年巴金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

2005年元旦，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是为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巴金在他的《随想录》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

　　在这本书里，他本着一个作家的良知，以及以史为鉴的目的，提议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以防止类似十年文革惨痛记忆重演。“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然而他提议的现代文学馆建成了，“文革博物馆”却因种种原因的牵扯，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只有等到“文革”结束即将的30年之后，才由民间兴建完成。2005年巴金以101岁的高龄的去世，意味了五四时代在中国的结束。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以及1949年的解放，政权易手；从解放到文革，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在巴金身上是一个沧海桑田般的一百年。

“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1955年，胡风“反党”风波中，尽管一直认为胡风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巴金跟着大家一起写了批判文章。几十年后，他说：“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他甚至觉得，因为这些当初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子孙后代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要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很快，巴金连续发表十多篇杂感，斥责那些不让人独立思考的人。到了1957年，巴金的许多朋友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包括萧乾、施蛰存。他与萧乾因为政治原因在生活来往中出现了隔膜。而有一次，在北京紫光阁开会，当萧乾进了会场，别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巴金还和他打招呼，并主动坐在他旁边。很多年后，巴金对徐开垒回忆说，“他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到1958年，巴金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此时，不独巴金一人选择了这种写法，茅盾的《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等作品，更把知识分子在此期间的非正常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非正常状态终究莫名其妙得让人压抑，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他在发言中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美联社5月25日发表了巴金的这次讲话，并且评论说，“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美联社甚至还特意说明，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这个报道被毛泽东知道后，怒斥道：“他巴金要什么样的自由！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张春桥见此，更是借机上蹿下跳，放出狠话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

文革十年如一梦

　　巴金的肺腑发言不但没有为作家争取到自由，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甚至灾难。1965年，巴金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回家后，他怎么也无法入睡，当天晚上，他与妻子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向他做了道了歉。

　　1966年，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不久，他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9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挨斗更频，巴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在牛棚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遭受了种种折磨，巴金就认为他所在的牛棚就好像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他每天在牛棚里默默地背诵《神曲》里的诗句，把《神曲》的诗句作为支持自己度过那个黑暗岁月的精神力量。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巴金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这段难忘的经历。

　　此后3年多的日子就是连天的批斗与游行，但巴金没有选择抗争，而是委曲求全地活下来，和老舍、傅雷等人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游斗与大小牛棚的轮换之间，巴金经历了一个“炼狱”。1967年，文革已是如火如荼之势，七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在华师大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说他与作协党组书记吴强“一贯狼狈为奸”，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脸颊都扭歪了。

与爱妻萧姗的生死离别

　　1972年，萧珊病故，巴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萧珊比巴金小13岁，1944年5月初，41岁的巴金与萧姗从桂林到了贵阳结婚，其时他开始着手写作中篇名作创作《憩园》，并翻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的精神摧残，加上患直肠癌，于1972年55岁时离世。巴金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怀念她、追忆她，一直不能释怀失去爱妻的痛苦。他《怀念萧珊》一文中说：“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萧珊之死强烈刺激了巴金，使他深感痛苦。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萧珊之死才让巴金更痛切地感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进而彻底改变了他对“文革”的看法，加深了对历史的反思。

　　巴金没有见到萧姗的最后一面，巴金见到妻子时，她已是一具躺在担架上，被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的遗体。“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爱妻病故，巴金同年也获准返回上海。次年，巴金获得四人帮解禁，允许巴金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6年未提笔的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爱妻的死在巴金心上烙下苦印，却让巴金有机会重回中国文坛，结束了文革这段时间以来的困顿。  

《随想录》里的真言

　　文革之后，巴金写下了5本《随想录》，记录了他在文革中遭遇的残酷经历，以及沉痛的反思。他弥足珍视自己写的这几本《随想录》，甚至说，除了《随想录》，他什么也没有留下。《随想录》是巴金最有激情的作品，他视为自己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巴金在《随想录》也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提倡要讲真话，指出谎言给这个世界造就的灾难：“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这一部《随想录》因此被人们视作中国的良心，20世纪中国良知的符号，与卢梭的《忏悔录》以及托尔斯泰的日记并列相提。

有限的真言 些许的遗憾

　　巴金原名李尧棠，因为崇拜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的和克鲁泡特金，他将两人的名字各取首尾，给自己取取了笔名“巴金”，以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崇尚，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追求。

　　然而无政府主义正是他的尴尬所在，年轻时的无政府信仰不但未能得到坚持，反而成为一个思想上的包袱，一个地雷。批评家陈思和说：“（巴金）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

　　因为这样的犹疑，这样的负担，巴金对“文革”的批判是有限的，即使在号称中国的《忏悔录》的《随想录》里，巴金的批判态度也有所保留。

　　傅国涌在《对巴金也要说真话》一文中说：“在《随想录》之后，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能听到他（巴金）的声音，也许他太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巴金曾为说假话难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他终于下决心‘讲真话’，并力倡‘讲真话’。但他终究不是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他未能发出左拉式的‘我控诉’这样的声音，他的‘说真话’也是有局限的，他超越不了现存体制和时代所给予他的那些限制。在他晚年，说真话实际上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内心是否为自己没有能公开讲出那些真话而难过、而痛苦，我们已无法知道。”

未完成的心愿：“文革”博物馆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里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但他的这个构想却未曾得到官方的支持，直到过去快20年，才在汕头由民间建造了一座文革博物馆，安慰了他的这个心愿。但巴金始终希望他的这个设想能得到官方的认同，民间的文革博物馆的建造并不代表彻底的反思。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文革博物馆是爸爸惟一未了的心愿。”

1995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随行的还有一位特别的客人，就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有关编写者。这位陌生的客人带来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之后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道：“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颤抖着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是迄今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的著作。

　　一本“文革”图录只能聊以安慰，但至少表明了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的态度。担任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草婴在序中这样写道：“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1998年10月17日，专程从美国来到杭州探望巴金的方女士给他带来了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巴金十分激动，心中的千言万语一时难以表达。方女士此行的任务就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巴金，激动地听完了她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落下了眼泪。 与方女士的这次见面，可能是巴金关于 “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虽然“文革”博物馆的建造设想没有得到实践，但巴金的另一个心愿却得以完成，那就是建造现代文学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是巴金晚年的梦想，有感于在“文革”期间作家大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作品被否定说是“毒草”，全国只保留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巴金认为，在“文革”里被打倒的那些作家对文学是有贡献的，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介绍这些作家的生平、作品。另一个原因就是“文革”之后，很多现代文学的资料被销毁了、遗弃了、丢失了。

1981年2月14日，巴金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关于“寒夜” 》和《创作回忆录•后记》，在文中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回应，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正式刊载了他的倡议，引起了强烈反响。1981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了巴老建议，上书中央，请求建立现代文学馆。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1985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万寿寺挂牌。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

　　为解决经费问题，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巴金前后捐了25万元人民币给现代文学馆，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杂志、手稿、书信、照片7765件捐给了文学馆。1985年3月26日，现代文学馆挂牌成立的那一天，巴金在会场刚一坐下，就从裤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当时的馆长杨梨。杨梨打开，发现里面有纸钞也有毛、分的硬币。巴金认真对他说，“我刚得到一本书的稿费，给文学馆。”

　　如今，现代文学馆共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书籍17万册，杂志2100种、9万余册，手稿10970件，是国内最大的和最权威的文学手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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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抗争 1966年老舍太平湖自杀

　　老舍（1899—1966），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语言大师。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因为他降生的第二天（2月4日）正当“立春”，家里人为吉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庆春”，含有庆祝春天来临的意思。老舍是他的笔名。北京人，满族。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小羊圈胡同舒姓的贫寒家庭，满族。父亲舒永寿是清朝皇城的一名护军，属正红旗；母亲马氏，也是贫苦劳动人民出身，家住在北京土城外去大钟寺路上的一个小村落里，属正黄旗。

　　1913年，老舍考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曾任小学校长及中学国文教师。1924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创作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另出版有：《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论文集《老牛破车》。

　　1937年，其代表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问世。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写作剧本。1944年开始创作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他的作品以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老舍是一个充满悲怆的人物，他性格温和，却命运多舛，最后以自杀结束了悲剧人生。他的文学作品像他的性情一样温柔敦厚，中共建政后，他满怀热情迎接解放，写下《龙须沟》等充满了对新生活热情展望的作品，却在文革开始之时遭遇残酷的迫害，年届67岁时仍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带着一身鲜血回家之后，他当夜失踪，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在太平湖中发现他的尸体。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之中，文人的自由人格已经完全丧失，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时，正是万马齐谙究可哀的年代。文革革了文化的命，每一个与文化沾边的人都难免受到池鱼之殃，更何况文化人，就是首当其冲被批斗的焦点。处在这样的境地，知识分子连沉默的权力也丧失了，除了委曲求全地苟活下去，只能以死结束残生。傅雷如此，老舍也是如此。他们满含着悲愤与冤屈交出自己的性命之后，却连飞蛾扑火都算不上，他们死亡的消息被立即淹没，汹涌于人间的仍是大时代的浊浪。

　　老舍生于贫穷的家庭，他幼年失怙，由寡母养大。他的母亲性格坚韧，独立抚养大了四个子女，给予老舍“生命的教育”。两岁时，八国联军自天津出发，进犯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等仓皇出逃西安。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老舍父亲舒永寿在保卫皇城的战斗中阵亡。八国联军洗劫北京的时候，老舍差不多被闷死。他在自传里写道：“有一天，进来三名小鬼，我家的大黄狗一叫，马上挨了一刺刀，它流着血倒在我的母亲旁边，然后，他们三个四处去找，看看有鸡没有；这才是真的鸡犬不留啊！他们没找到鸡，便进了屋中，我正在炕上睡觉，炕上有几只破皮箱，他们不肯放过；打开箱子，一看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便把箱子扣在我身上，想把我闷死，也多少解点气。”

　强盗走后，母亲才将老舍从箱子里救了出来。老舍没有被闷死，却在文革初期投湖自尽，老舍的儿子舒乙后来回忆说，老舍是投湖去找他可爱的母亲了。这样的解释也许是有道理的，人处于绝境的时候，总会渴望母亲给予温暖的精神力量，投入她的怀抱中。这样的解释也是悲哀的，一个苍老的伟大作家丧失了最基本的尊严，被无知的红卫兵肆意欺凌，整个民族是疯狂了。

在自杀前的那些日子里

　　解放后，老舍仍时常有作品发表，作为一个出生贫苦的人，老舍对新政权持着热烈欢迎的态度。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是年老舍五十岁，其时正在美国。旅美期间，他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并协助两位美国朋友将《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译为英文。

　　1949年12月9日，老舍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抵天津，两天后到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1950年4月，老舍购置了东城乃兹府胡同10号，即今丰富胡同19号的一所普通的四合院，与刚由北碚返京的家人一起住了进来。老舍与他的家人在这个“丹柿小院”中生活了16年，写下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部作品。

　　老舍的著名话剧作品《茶馆》以及《龙须沟》都是创作于五十年代的，可以说，解放后老舍的创作力并没有减退。但到1964年，老舍发表的作品遽然少了许多，只是偶尔发些诗歌、小文。1966年，老舍67岁，这年春天，他到北京市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深入生活。7月10日，又出席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

　1966年8月23日，本应在家继续休养的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23日下午老舍与箫军、端木籍良、荀慧生等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近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污辱、毒打。又因“对抗红卫兵”，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直至24日凌晨。被打得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几百名无知少年被煽动起来，专门针对老舍一个人……批斗中，老舍不再说话，不再低头，他使足了最后一点力气，把手中举着的牌子狠狠扔了出去……老舍的举动，无疑使批斗升级，他被轮番毒打到深夜，直到凌晨，夫人才被允许接他回家……

　　1966年8月24日凌晨老舍先生回到家中，清晨，年近古稀的老舍先生独自走出了这生活了十六的丹柿百花小院。他直接去了北京西城豁口外的一个小湖——太平湖，老舍在太平湖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然后步入了湖水。没有人知道，在老舍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坐在太平湖边都想了些什么。

　　老舍遭遇凌辱，竟然是几个学生的即兴发挥，那么，他的死，其实也充满了偶然性。但是在动乱的年代，谁能说这样的偶然可以避免呢？8月23日的惨剧，也可能在其他的时间里呈现，老舍的自杀，是偶然中深藏着必然。舒乙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记录老舍离去前的那一天：“8月23日（1966年）这天，老舍病后第一天去上班参加劳动，恰好碰见几个中等学校的学生们预定在孔庙焚烧京戏的戏装。狂热的少年们点起了熊熊大火，强迫北京市几十名文化名人顶着烈日围火而跪，并用刀枪剑戟等道具抽打他们。纯属被偶然卷入这场暴虐的老舍首当其冲，当场被打成头破血流，伤势严重。”

　舒乙谈到老舍之死的言语是无奈的。“我和我妈妈是当年事情最重要的当事人了—我是收尸人，妈妈是埋葬人。妈妈说，老舍受到拳脚和侮辱的当天晚上回到家，他们俩说过好一阵子话，之后两个人相背而睡，其实都是一夜无眠。第二天，老舍就走了不归路。妈妈说，老舍的走没有什么迹象，一向不管钱的他，只是在那天晚上曾经问过家里还有钱吗？够不够孩子们一时之用？第二天早上，他让妈妈去正常上班，之后只和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有如《茶馆》里一样的情景，他叫过自己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孙女，弯下腰，用很慢的语速说：‘跟爷爷说再—见！’那天，是我一个人赶去收的遗体，我记得很清楚，骄阳似火的8月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毛毛雨……”

老舍之死的罗生门

　　太平湖湖边的水很浅，但走几步，湖水就陡然变深，老舍是呛水而死，死前他将自己的西装挂在树枝上，口袋里装有自己的名片，然后步入水中……

　　老舍死后，关于他的死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是舍身取义的；第二种，老舍先生的死是因为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和侮辱，他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第三种，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

　老舍自杀原因暂且不论，关于他沉湖的事件上，也有许多谜团。到目前为止，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有三个人，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那么只能是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的话，那么就是在那一天里，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的都不是老舍。

　　三个人都在说，是我亲眼见到的，确实是真的，那一天的什么时间，我是怎么样接到通知的，怎么到现场，怎么处理的现场。并且，他能提供出旁证来，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人肯定是老舍。三个人的证据是不同的，有的说，在水中发现了老舍的一捆还没有完全湿掉的手稿，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有的说，在岸边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张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老舍”两个字；还有一个人说，我打捞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生前跟老舍先生认识，他知道这个人是老舍。你看，三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捞的这个人真的老舍。三个老舍？！这让人充满疑惑。

《艳阳天》的作者浩然，“文革”初期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主任，经历了老舍在8月23日所受遭遇的全过程，甚至参与其中，而在老舍之死谁应负责的问题上，浩然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指引起老舍悲剧的主要原始在于草明，是她将揭发了老舍将《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使得红卫兵对老舍的批斗升级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浩然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叙述了老舍那一天被批斗的详情。

　　浩然轻描淡写地说他并没有看出老舍在自杀之前有什么愤怒与绝望的神情，并指老舍解放后的作品都是紧跟形势的，配合运动的。“咳，这是现在的说法。那时候大家都贬他。”“说他架子大。林斤澜下乡采访，回来向他汇报，他都不耐烦。”

　　事实上，正是浩然要老舍第二天在去文联的，他的解释是，要老舍对文联有所交代。浩然更说老舍在批斗中打了红卫兵，而不是老舍想扔下脖子上挂的牌子时不小心砸到了红卫兵的脚。“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

　　更让人吃惊的是浩然同时曝料，说他给老舍夫人胡絜青通知老舍自杀的消息时，胡絜青反应冷漠，“她说死了就死了呗。”

　　舒乙对浩然的这种说法自然十分愤怒，“浩然在说谎!实际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投湖辞世，后事也是母亲和我操办的。老舍失踪，母亲让我去找周总理。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一位接待我的军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着急，将派人尽力寻找先生。家属对先生焦急的程度，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另外，浩然还提到草明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了美国人，得了美金。于是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的迫害。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以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脏钱；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难道要拿蒋介石的坑害了几亿中国人的该死的金元券吗?那时还没有人民币呢。”

舒乙认为对老舍之死，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作为革委会主任，浩然的责任，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谈?反说家属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他用造谣的方式，无耻地攻击95岁的老舍夫人。作为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但浩然和浩然们，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他们对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这已成了一个可悲的通病。”

投太平湖自杀，老舍的宿命？

　　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太平湖周边离老舍家更近的，有什刹海，有后海，有积水潭。有没有他刻意的选择，选择自己死亡的归宿？

　　老舍生前写了无数的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发生在老舍的出生，地护国寺的小羊圈胡同，他出生在那个地方，青少年成长在那个地方，他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到后来上缸瓦市教堂，作品当中描述的很多人和事物，以及情景的发生，大多数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可以说是自己精神的故乡，真实的故乡。

　　老舍当了教授之后，给自己的母亲在太平湖相对城里的那个地，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老舍母亲在那儿住了十年。老舍的死，和他给母亲买这房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生与死的一种相交？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舒乙在其文章《爸爸最后的两天》中说：“太平湖悲剧发生12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老舍的投水自杀的选择，在他的作品也里也可以找到这样宿命的痕迹。他的死与他在《四世同堂》里写的祁天佑如出一辙，祁天佑在遭受了日本人的侮辱之下，挂牌游街，不甘屈辱，最后投水而死。在他的散文《诗人》中，他写道：“及至社会上有了大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冰心在说到老舍之死的时候说，：“老舍先生肯定是要投水自杀的，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作品当中，很多好人的结局都是投水。”

　　老舍自杀的太平湖过去芦苇丛生，充满野趣，后来湖水被填平了，建成了北京地铁修理总厂，今天即使寻得到旧处，也见不到湖面。发现先生尸体的当天据太平湖公园看门人说，8月24日，老舍在公园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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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向里的墙头草 郭沫若文革遗事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
　　1923年郭沫若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1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中等人组织创造社，历任《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杂志主编，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流亡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古文字、青铜铭文，“七七事变”后返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8年进入解放区，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中共第九、十一届中央代表及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1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多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很有个明确的定论。

　　郭沫若在历史评价上虽然有些尴尬，但郭沫若在“文革”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却始终左右逢源，他明哲保身，善于处置自己，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活动从容，几近于游刃有余。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三首诗词

　　对郭沫若有着各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讲到了“郭沫若现象”，认为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共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在演讲中，王东成还提到了郭沫若的另一首诗。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风派人物，细腰是弹簧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文学家抑或学术家？

　　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革”真相：“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至于在考古方面，“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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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汉子

“四条汉子”的称谓，源自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指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四人都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文委作为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1933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其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

　　“四条汉子”是代表中共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但是，在“左联”还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盟主——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的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国民党面对日益扩大的左翼文化阵营，其文化“围剿”的手段已由单纯地检查书报、电影和封闭书店发展到采用暗杀、绑架等手段。 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这次会面，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这样描写：“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四条汉子”的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文革期间，江青等人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而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然而这绝非鲁迅本意，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段文字，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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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揉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文/ 沙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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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个基层单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表现出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不信任态度。《五七指示》出台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共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此后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各地开办，许多老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

　　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则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的留守人员。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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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书

　　红宝书在广义上指所有的毛泽东著作，狭义上则特指《毛主席语录》、“三合一”等袖珍、简易的毛泽东著作选编本，其中尤其特指《毛主席语录》。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小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小小的册子曾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从1964年问世到1979年中宣部通知停止发行，短短的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就有10.55亿多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和许多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其数量之巨大更为惊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快捷方式”，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61年4月，林彪授意《共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位置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共军总政治部编印”。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作了修订，共收语录427条，共8.8万字。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地方出版部门纷纷要求加印。根据统计，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到1968年底已印制70452万册，这一时期，《毛主席语录》出了塑料封套精装本，就不要纸面平装本；出了100开本，就不要64开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未经中央批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当时社会上对“红宝书”多以公费购买、免费分发干部或作为奖品礼品、会议文件等形式分发，印数再多也满足不了需要，造成纸张、塑料等物资及印刷力的极大浪费。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内称：“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毛主席语录》在书店中消失。

　　这种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气候和土壤中出现的特殊出版物，如今已成为市场上出售的“收藏品”，价格越炒越高，一般的64开小红书，每本要价在30元至50元，较为少见的版本则要上百，有的珍罕版本甚至上千元，大大超出了普通旧书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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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老三届是中国大陆1966年到1968年三年共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了，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1966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央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自1969年开始，许多年轻人因此自愿下乡去农村，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热潮由此展开。政府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1966年到1968年，这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到农村落户。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超过高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作为对应，所有1977年五――1979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则被称为“新三届”。

　　“老三届”中大约可以分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有门路的人，这群人家有靠山（有的是自己寻找的），他们后来可以凭关系进入中专、大学(主要是工农兵学员)、参军、出国，当然有些是所谓"推荐"的。第二阶层是中间阶层，也是大多数。他们的智商、情商一般，没有关系，没有后门，苦苦等待“政策”的降临，如上海1978年知青返城风，基本上都回到了上海，而目前社会上一大批下岗人员中这一阶层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他们年龄大，又缺少文化知识。

　　第三阶层是“老三届”中的优秀人群，他们在校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们的智商、情商都超过前二类人，也就是说，一有机会他们便会“蠢蠢欲动”。当然1977、1978年恢复高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占领了大学的位置。这群人少有关系，否则他们早就去上什么“工农兵大学”了。这批人是社会的栋墚，目前许多单位的技术部门都由他们把持。他们虽然受过震，但是他们勇敢地迈过了这一坎，最后他们凭自己的努力，终于在这个社会上立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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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轮流写稿，每篇一千字左右，三人共取一个笔名“吴南星”：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字（笔名“繁星”）。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历时近三年，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1962年9月，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时，“三家村”中的邓拓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它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传统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称赞了昆曲《李慧娘》，被扣上了一顶顶政治帽子而横遭批判。《三家村札记》被迫停止。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批判“三家村”。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恶浪，“三家村”冤案就这样形成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也相继开始遭受在劫难逃的迫害。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很快就被迫含冤而死；吴晗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下，也离开了人世；廖沫沙在精神和肉体上也遭受了极大的创伤。林彪、“四人帮”在“株连九族”的同时实行“瓜蔓抄”，用所谓“支持三家村”的罪名，迫害北京市委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及《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的领导干部和编辑人员。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