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施琅说起
[1031] (2006-03-31)
近日，央视一套在黄金时间播出了电视剧《施琅大将军》，闻知这个情况，俺不禁愕然。俺基本是不看央视一套的，因为它的节目大多无聊且无味，但却万万没想到，它竟然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央视、或者说是中国政府要歌颂施琅的用意，地球人都知道，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台湾也。但是老大，我不得不说，你错了，错得离了谱了。
确实，目前海峡两岸的情况，颇似康熙当年，在大陆，一个全新的政权正在崛起，而在台湾，却还留存着前朝的残余。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相似，在其背后所隐含的，却是本质的不同。
首先，满清取代明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其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是革命，我们看到，在建国之前，中共所宣称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反动而独裁，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民，因此，中共所争者，不过是中国的领导权而已。中共是中国人，这是中国内部的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政府所提出的异议，仅此而已。但满清和明朝又是什么关系呢？
古代的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或者说，没有现代国际法定义上的国家，古人所称国家者，仅为民族认同而已。古代的中国，领土经常发生着变更，朝代历经了无数的更迭，但所不变的，是他的民族的认同，是他的文化的烙印，这和今天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是不同的，正如孔子所说：“入夷则夷，入夏则夏”，一个人、一个政权，你是不是属于中华，那是要你的文化认同来说话的。
对于满清来说，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前，其社会尚处于原始氏族至奴隶社会阶段，自然与发达而成熟的中华文化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当时明朝掩有辽东之地，但仅设卫所，不置州县，可见明朝对此地的态度，不过是羁縻而已。《剑桥中国明代史》称：“明帝国从来没有明确的划定过这个卫（即建州卫，俺三红按）的疆界，没有证据表明，这个部族的首领的顺序继承是保持在帝国的严密监督之下的”，这一论点，应该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
而至努尔哈赤崛起，设立统治机构，创立女真文字，其制度均与中华大异。此时，努尔哈赤虽然仍受明朝封授，向明朝进贡，但稍有常识者，亦知这不过是他的权益之计而已。至1608年时，他就借口明朝边官“只要害我，途（图）功升赏”（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而停止了向明朝的进贡。而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后，已经和明朝是事实上的两个国家了。
而明朝政府对此的态度，基本上认为后金是敌国，而非叛乱。而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秘密谈判，则更是彰显了这一点。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称满清为“我国家”，而史可法《复多尔衮书》抬头即称“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则满清非中国也明矣。雍正《大义觉迷录》公然宣称“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更加说明了满清入主中原绝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内战或革命，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作战，是侵略。
因此，满清取代明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正常的朝代轮替，不是犹如中共一般的革命夺权，那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与取代，是征服而不是革命，是外战而不是内战。你中共公然歌颂施琅，而以满清自况，岂不是是以侵略者自居，这真是情何以堪？
其次，康熙取台湾，绝不是为了要统一国家。
每次俺看到电视上康熙皇帝慷慨激昂，说“中华必须一统，绝不允许台湾另立乾坤”之类的话语，俺就想大笑。
康熙为什么要打台湾？那是因为在台湾，有满清统治者最害怕的人。这不仅仅是郑成功，而且也包括被郑氏奉为正朔的明朝宗室。如果说国姓爷的雄才大略使满清统治者卧不安枕的话，那明朝宗室的存在，更是让他们如坐针毡。
满清以异族入侵，灭我社稷，亡我衣冠，肆虐荼毒，杀戮极盛，因此汉族人民的反抗，也是极其强烈。扬州、嘉定、江阴诸事，众所周知，诚不必多言，除此之外，诸如张献忠余部李定国、李自成余部郝摇旗等人，也都坚持斗争，而各地民众蜂涌而起，自发抵抗，并多奉宗室，如李定国奉桂王，李自成的侄子李锦奉唐王。明诸宗室，此时成为了一面面抗清的旗帜，无论李自成的大顺也罢，张献忠的大西也罢，都聚集在了这些旗帜之下，形成了巨大声势，对满清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甚至连后来吴三桂叛清，也是诡称奉“朱三太子”而起事，可见明朝宗室号召力之强。
因此，满清对这些明朝宗室或者是自称宗室的人，决不手软，务必要斩尽杀绝。到最后，明朝宗室被屠戮一空，唯有郑氏奉之而据台湾，这也就成了满清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拔之而后快，这才是他们对于台湾的战争的真实意图，而决不是为了什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其实，就在对台湾郑氏作战过程中，满清便与荷兰殖民者签订了协议，双方同意联合攻取金门、厦门两岛后，清荷联军应驶往台湾，攻取后，清军应将台湾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给荷兰人，以供荷兰人居住。如果满清真的是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份协议当作何解释？幸好该次清荷联合作战为郑氏所败，否则，台湾早在当年，就已经非中国所有了。难道这就是满清“谋求国家民族统一”的做法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在施琅平台之后，灭亡郑氏后，满清就差点把台湾抛弃，这更加说明他们所在乎的，不是台湾，不是国家统一，而只是郑氏和明宗室而已。
今天，我们要统一台湾，为得是中国的崛起，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这和当年满清平台，岂可同日而语？难道我们统一台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解决大陆政府的一个政敌吗？你中共把今天台湾的统一事业与当年满清的攻台相提并论，未免自贬太甚，过于荒唐了。
第三，施琅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值得我们对他大赞特赞吗？
无可否认，施琅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但才能并不能说明一切，吴三桂、洪承畴难道没有才能吗？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看这个人的气节人品，看他在动荡的大时代中进行何种选择。
如前所述，满清入侵，万民涂炭。中华衣冠不再，道统中衰。正如顾炎武所言，此正是“亡天下”之时，作为明朝的一个将军，到底该做出何种选择？是卑躬屈膝而投降，还是奋起而反击？前者如吴三桂、洪承畴之流，百多年来受尽世人唾骂，而后者如史可法、郑成功等人，却受万民景仰，则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明矣。
然而，施琅却选择了前者，选择了投降。如果是第一次投降还是因主将郑芝龙之故的话，那第二次投降，实是无可辩解。诚然，郑成功做法是有些问题，但施琅却因区区个人之恩怨，遂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不但悍然投降，而且决意以攻台灭郑为终身之事业，那就不是任何人所能辩解得了的。这种背弃国家和民族的行为，正应该予以斥责，而不是在国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予以褒扬。
细看施琅平生，先为明将，后降清，再反清，又降清，其人反复如此，气节何在？你看那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几个女子，她们以卑贱之身，而操瑾玉之节，义不降清。施琅身为大将，守节还不如几个妓女，诚为可鄙。即使我们今天要歌颂，也应该去歌颂她们才对。我们应该拍《柳如是传》，应该拍《董小宛传》，应该拍英雄传，而不是叛徒传。
英雄这个称呼，是人民给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我们看到，在满清统治的二百余年中，反清复明的口号贯穿始终。明朝初亡之际，诚不必说，即使后来，天理教、白莲教，莫不以此为号召，甚至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也以“驱除鞑虏，回复中华”为己任，则人心思明，可见一斑。而这位施大将军，却因一己之私怨，视海外孤忠为寇雠，非灭之而后快，则其人应得何等评价，不言而自明。
每当我们民族在面临外侮之时，总会有一批英雄出现。祖狄、岳飞、文天祥······，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进行着保护和拯救我们民族的事业，所以他们得到了我们整个民族几千年的尊敬和景仰。如果我们今天赞同了施琅的行为，那么我们将置这些英雄于何地？难道我们真的要象某位教授一样，褫夺他们“民族英雄”的称号吗？
施琅施三变
北宋之柳永初名“三变”，即所谓“奉旨填词柳三变”。三变这名字起得好生诡异，而他有两个哥哥分别叫“三接”和“三復”，也挺怪的。不过这篇文章里我想写的不是他，而是施琅。把“三变”这个称呼加于施琅头上倒是相当的合适。施三变郎，呵呵。
这施琅原名“施郎”，是晋江人，跟我也能算是闽南同乡了。按其自称，他“十七岁做贼”，从小就不是什么好鸟。明末乱世，施郎投到了南安人郑芝龙手下，充当下级军官。大家都知道郑芝龙当时乃是闽海一霸，东西洋商船往来于福建的都要向他交纳保护费。当时的郑氏集团不但富可敌国，而且还有一支相当宠大的海陆军队。郑氏的海军曾经数次击败来犯的荷兰海军，而当时郑氏的陆军人数亦不下十数万。
甲申国变，满鞑南下，崇祯、弘光两朝俱没后，郑芝龙于1645年扶持明宗室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逃到福州的朝廷自然是由郑芝龙来控制。郑芝龙与满清暗通款曲，不愿出兵北伐。时任首席大学士的黄道周不愿坐以待毙，向隆武帝请命出兵光复江西。郑芝龙象征性地进行了配合，派出一小批人马参加黄道周的队伍，其中就有施郎。进入江西后，施郎揣测黄道周之军队孤立无援，此行必败，便在半道抄小路逃回了福建。其人品可见一斑。黄道周后来兵败被执，英勇就义，那是后话。
1646年郑芝龙降清，隆武帝被满清杀害。像施郎这样的人，自然是追随郑芝龙剃发易服，降了满清。大家都知道，郑芝龙投降之后发现被满清骗了，教人武力胁迫带到了北京软禁，手下的军队也全部被遣散或收编。施郎被分到另一个汉奸李成栋的手下，跟他一起进攻广东。这是施郎的第一次变节。
李成栋出身流寇，后来被政府招安，满清南下后又马上卖身投靠，充当满鞑的马前卒。著名的嘉定三屠便是这厮所为。也许是同性相斥，施郎在他手下混得很差。1648年（永历二年）李成栋因为不满于满清对他不够信任，便在广东宣布“反正”，施郎跟着李成栋剪了辫子换上汉服，又成了政府军。这是施郎的第二次变节。
在反正后的李成栋的军队里，施郎依然很不得志，还老有被人火并的危险，于是他带队逃离广东，投奔了正在闽南兴起的郑成功。郑成功重用施郎，任命其为左前锋镇，统率精锐部队。郑成功的力量渐渐强大，控制了闽南沿海包括厦门在内的几个岛屿。1651年，反正的李成栋已经被清军消灭，广东又被尚可喜和耿继茂这两个汉奸占领。郑成功决定进攻潮州、惠州以解决粮源，于1651年正月率军渡海前往广东南澳。施郎又犯了老毛病，觉得此行不利，便拒绝同去广东。郑成功便将左前锋镇的指挥权移交给副将苏茂，而将其送回厦门。施郎从此对郑成功怀恨在心，日益跋扈起来。后来他又把头发剃光，要胁说他要去当和尚了。我怀疑他其时已经打定主意要降清了，否则剃发做什么？
到了五月，施郎擅自捉拿郑氏亲随曾德。郑成功严令他放还，而施郎居然不管不顾，“促令杀之”。于是郑成功判断施郎反形已露，将他们父子三人捉拿归案（包括其父施大宣和其弟施显）。可惜押送过程中施郎得以逃脱，潜入清军控制区，又一次当了汉奸。此为其第三次变节，由此也坐实了他“施三变”这一名字。投降满清之后，施郎改名施琅，以示对过去的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