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tfish

在无线电技术还没发明的时候，一个传播了比上帝诞生的还早的神秘讯号以无限循环的一组信号在地球上萦绕。 直到近代无线电技术开始普及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

无数的科学家，政治家，甚至商人都希望能解开这个神秘讯号的秘密，获得这个世界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故事贯穿了中国的近代以及现代真实人物，以真实的细节和独特的视角和来讲述2012可能发生的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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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注：此文网上分段不清，各有各的说法，作者博客也是直到第十八章才开始明确章节的，所以，为了统一阅读，咸鱼采用官方作者的比段，十八章前不记章节，从十八章起才开始。

本文已经完全贴完，以下提供TXT以及PDF下载。请注意，咸鱼本帖整理的是最适合看的，网络其余的版本都是有些非脱水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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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9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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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9 14:24

[ 本帖最后由 saltfish 于 2012-1-9 14:29 编辑 ]

gjianw

就这么多？

saltfish

    现在是2010年的12月21日晚24时，上海，我在离地面超过300米的金茂凯悦酒店一件房间内写下这些文字。

　　距离2012年12月21日下午3点14分35秒还有大约两年整的时间。

　　也许我所说的一切没人相信，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记录下来，到了那天，也许你会相信一切。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事情，可是我不想一一去证明，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细节，因为你已经感受到了某些不一样的地方，只是你还浑然不觉而已。我不希望你们看了以后能幡然醒悟，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一切可能都太迟了。

　　　　

　　开篇

　　　　

　　我是个普通商人，出生在上海，在香港有一家古董商店，开在临近荷李活道Hollywood street旁的摩罗街上。

　　很多内地客如果到香港旅游，肯定会到迪斯尼公园、海洋公园游览，也许还会到中环或者铜锣湾来购物。

　　但是有一条街，一些内地来的懂行的人都会去逛下，因为，这条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不仅记载着香港的百年沧桑世事变迁，还可以淘到不少宝贝。

　　这就是位于香港上环，横贯香港岛中西区的荷李活道。关于荷李活道的历史，我找了一段资料在这里补充给大家。

　　“1844年，在太平山脚下，东起云成街，西至皇后大道的地段，荷李活道建成了。很多人都认为，这条街的名称是取自美国“好莱坞”的译音。但实则不然，这条街的名字，原本是来自于街道早年种满的冬青树。冬青树的英文读音，被人念成了“荷李活道”。香港的荷李活道，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时代》杂志列入“世界十大购物街”。在荷李活道两旁的店铺，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斋”和“宝”。斋，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屋子的称呼，也就是说，这里的一个个店铺并非单纯地做买卖，也是在广交朋友、交流文化。

　　可是，真正让荷李活道变成大古董交易市场的，还是与它临近的另外一条街道——摩罗街。

　　摩罗街和荷李活道其实就相隔一排房子，位于皇后大道与荷理活道之间，东接楼梯街，西接乐古道。

　　摩罗街,我们本地人又名“猫街”Cat street或“贼仔市”，原因是早年那是贼赃的出转手地，而港人俗称贼赃为“老鼠货”，所以来买货的人就像猫一样。

　　至于这个称呼的来历，“摩罗”这个词据说是从前对印度人的称呼，香港开埠初期，许多印度水手喜欢聚在那里，亦会把行船时搜罗得到的货物带到那里摆卖，于是便把这条街称做“摩罗街”了。从那时起，摩罗街便充斥了琳琅满目的各种物品，琐碎至钥匙圈、襟章等特色纪念品，甚至连旧的电器、家具等大型物品都可以找到。

　　很多香港电影电视剧里，主人公去购买一些旧电器或小物品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有点点类似上海的虬江路的感觉，不过，不像虬江路那么杂。

　　许多人只是把这里当作是是寻找廉价纪念品的宝库。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里埋藏着个巨大的秘密，一个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 本帖最后由 saltfish 于 2012-1-5 13:59 编辑 ]

saltfish

    至于我，我并不是纯粹的香港人，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哪里人，我一般都会回答，我是上海人。我是16岁来到的香港，店是我小外公的店，我只是接手而已。

　  小外公的意思说他不是我亲外公，而是我亲外公最小的弟弟。

　　我们这个家族在解放前是个大家族，有很多的产业和不动产。我的外公的“过房爷”非常地有名，他的名字伴随了整个晚清的历史，有荣耀的，有屈辱的。

　　直到今天，按照家族的谱系来说，现在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和我还算远亲。

　　我之所以从上海来到香港，完全是因为小外公。

　　而他们的父亲，我的太公公很早就过世了，外公是长子，在当时的市政府工作，按今天话来说，是个普通的公务员。家中还有我的母亲和带我母亲长大的乳娘。

　　小外公是我外公最小的一个弟弟，也是最关心的一个弟弟。他们2人间相差了整整10岁。小外公小时候身体很差，总是吃药,药是外公托人从杭州吴山脚下的胡庆馀堂专门配回来的，每月家中众人的伙食费，小外公的药费，诊费，以及母亲的生活费等开支让只有点固定工资的外公十分地吃力。

　　我的外婆也算是名门闺秀，读过洋学堂，但是生下我的母亲之后就仙世了。外公痴情一生，终生未娶。

　　小外公在外公的悉心照料下，身体逐渐有所好转，后来在亲戚的建议下，去投考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同学里最要好的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他对我小外公的一生影响巨大。

　　小外公入校没多久，抗日战争开始，他随校转移到四川，很长时间都生死未卜。直到1946年外公去世，他也没有一点音讯。

　　我的母亲后来经人介绍和当时是个外科医生的父亲相识相恋，并在1948年结婚，于次年生下了我的姐姐。

　　解放后的一段时间，父母的日子相当不好过，先是被当做资本家的后代，赶出了我们家原来在霞飞路的老房子，搬到了位于南市区一个下只角的里弄里。老房子被征用为新政府的某局的办公地点。

　  随后的日子里，受到小外公身份的影响，父母又被当做坏分子给监视起来，还被居委会的人员勒令打扫整个里弄的垃圾，甚至还要在很早起来给各家倒马桶，洗马桶，就连我的姐姐很小的年纪也被逼着一起打扫街角，清扫厕所。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直到我的降生，才给整个家庭增添了些许的欢乐，父亲很开心地对母亲说，一儿一女，是为“好”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哦！

　　可是，我的出生并未给这个家庭真的带来什么好运，而是平添了一张吃饭的嘴，父亲这个时候已经被赶下手术台了，拿惯手术刀的手被迫拿起了锥子，帮人补鞋子；母亲则还是托关系，才找到了在家糊洋火盒子的机会。

　　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没什么奶水了，可是买不起当时最便宜的奶糕，平时只能用米汤喂我，只有夏天时候，会很奢侈地买根奶油棒冰在奶锅里融化了，让我喝。小时候的我，总是饿的哇哇大哭，可惜我的父母一点办法也没有，周围邻居有同情我们家的，会悄悄放点奶粉包在报纸里，偷偷地塞给我母亲，母亲每每这时，总会伤心地抱着我痛哭一场。

　　我的姐姐，从小就很懂事，也不吵不闹，每次看见我饿了，就会伸出手指头沾点糖水放在我嘴里，让我吸。

　　每每回忆到这里，我的眼睛总要湿润一会，我并不是在控诉什么，相反，那似乎是我人生里最美妙的时间了。如果我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我不会那么早离开他们来到香港。

　　我小的时候长的很像外公，我母亲说，虽然我没见过外公，但是母亲偷偷保存的一张外公的照片，我还是看见了。外公在那张照片里，约莫20多岁，眼睛明亮，鼻子高挺，嘴巴微微向上扬着，头发是当时流行的三七开的分头，穿着浅色的西装，内里套了件格子的衬衣，显得精神抖擞的样子，只是他的右胳膊搂了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子，一件贴身的浅色西装，里面是件白衬衣。脸色消瘦，头发有些稀疏，面容有点病恹恹样子。母亲告诉我，这个就是我的小外公。

　　而我听了一点也没什么感觉，那个人能给我奶糕吃么？不能！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对自己的身份也一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直到小学时，大家都开始套上红袖章，别着毛主席像章，争当“红卫兵”时候，我被组织者严词拒绝了，还叱责我是来抹“红卫兵”光荣形象，说我是反动派的后代，是“黑崽子”。

　　我有些懵了，哭着跑回去，问妈妈，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参加“红卫兵”，还骂我是“黑崽子”，妈妈抱着我，半天没说一句话。最后，扳着我的肩膀和我说了一句“儿子，记住！终有一天，天会变的！”我还是不明白，但是，我开始明白我和周围的孩子身份不一样，没有资格再和他们玩了，我变的沉默少语，每天只是蹲在家门口的树下，用树枝逗着蚂蚁玩。

　　远处，我的父亲抬起头看见蹲在地上默默无语的我，总是走过来，用早已粗糙不堪的手摸摸我的头，塞给我快饼干或者干瘪的苹果。

　　这样的日子似乎过了很久，当我16岁那年，城市和学校开始宣传革命知识青年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接受锻炼，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我们这样的有历史问题的家庭也自然受到了冲击，我的父母因为平时恭顺，对待每个人都是客气无比，连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了面，都十分友好地招呼，塞些饼干，糖果什么。

　　那个年代，形势虽然一片大好，可是人吃五谷杂粮总归还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毛病的。此时的医院早就乱套了，大大小小的医院里已经被成分好的卫校的小伙子小姑娘们把持着，老的医生有技术的医生被当成了“白专路线代表”早赶进了“牛棚”。

　　可惜的是这些“小将”们大道理都是慷慨激昂，治病救人，那是不会的；至于看病能否看好，那只有天晓得了。去医院的病人，看个病，医生们还要问下成分是什么。若是革命家庭，革命群众，还能随手配个药，打个针什么的；若是我们这般的家庭，那定是棍棒伺候，打将出去的。

　　幸好父亲早年是这个城市有名的外科医生，一般的内科毛病也多少能看一些。这个优势不但在当时保全了我们的家庭，也为我之后去香港带来了提供了机会。

　　许多的周围的邻居都会来家里请父亲诊断、看病，这个时候讲的是革命同志的情谊了，不在乎什么成分了。

　　人们在生死问题的面前总是卑微和恐惧的。

[ 本帖最后由 saltfish 于 2012-1-5 14:00 编辑 ]

saltfish

       记得，当时有个街道的革委会主任，吉林长春人，之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干事，是王洪文的同事加同乡，有了这层关系后，和王洪文打的火热。

　　文革开始后，是“工总司”的一个小头目，随王直接策划并参与了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业”以及随后的“康平路事件”等上海著名的造反活动。

　　但是这个家伙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与无数有夫之妇打的火热，气焰嚣张，平时又不把徐景贤放在眼里，为徐所厌恶。

　　后来因利用王洪文的幌子骗奸了原市委的几个干部的女儿，被这些老干部告到王洪文处，王此时正得到风声，即将上调中央，不想受人以柄，加上徐景贤一边吹风，此人于是被发配到南市区，来到我们家所在的街道革委会，当了一名革委会主任。

　　只是此人恶习不改，没有了显赫身份，反而越发肆无忌惮。不断利用职权强奸，调戏普通妇女，众人皆知此人背景，敢怒不敢言。

　　一日，此人找到我父亲，神秘地找去他办公室，找我父亲帮一个忙：原来，他属下一个街道办一个女性工作人员被他搞大了肚子，需要父亲帮他去处理这个棘手问题。

　　父亲虽然十分鄙视此人，但是，此人却是我们这个里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官了，只能强压恶心，勉强答应。

　　手术是在街道的一个下设小厂里做的，器械是这个主任早就按父亲的要求准备好的。因为没有护士，父亲只好找了母亲做了助手。

　　因为怀孕的时间还不算长，手术还算顺利，父亲最担心的大出血没有发生，那个主任很满意，送回女下属回去后，大包大揽地对父亲许诺，今后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帮忙。

　　父亲没有吭声，默默推着自行车和母亲回到了家中。

　　一回到家，父亲和母亲抱头痛哭，我和姐姐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父亲拉过我，一字一句地对母亲说“这个地方，小祥（我的乳名）和馨妤（我姐姐）不能再待了！我们必须把他们送走！”

　　母亲有些舍不得，但是看见父亲悲愤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关于2012，我想提前告诉大家的一点的是，那天虽然并非世界末日，但是是个倒计时的开始。我们所生存的宇宙其实是个漏斗，漏斗是对称的，并非我们意念中是个整体空间的概念，说的简单点，我们的世界是平行的，每个地方都有对应的宇宙节点，宇宙的外面是什么，你想过么？

　　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促使我写下此文的原因，是前端时间，美国的一批退役的空军军官集体出来追忆他们曾今接触过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故事（所谓UFO只是内地报道的一个障眼法）；还有新西兰公布了几千份有关不明飞行物的调查报告。大陆的央视也报道了，但是语焉不详，还有至今世界各地不断的“天坑”出现（大陆好像已经不报道了）……

　　我是在香港看见这些事情的报道的，很多事情的真相我很清楚。

　　大家完全可以怀疑这些报告99%都是假的，但是，如果有一件，只要一件！确实是真实事件的话，请仔细思索一下，那么你们的信仰和政治体系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想，是时候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父亲那天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后来意识到的。

[ 本帖最后由 saltfish 于 2012-1-5 14:01 编辑 ]

saltfish

       那件小手术事情发生以后，我发觉父母变的很神秘。母亲收藏了一部收音机，德国“根德”的老牌子，是外公的遗物。只是母亲一直很小心地收藏在外婆陪嫁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个大木头箱子下面，平时很少听，也从不让我们姐弟俩碰。

　　父亲是知道这个收音机的，也从不去关心。我曾今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拿出来用，他淡淡地说，没什么好听的。

　　我觉得也是，那时候各家虽然都没收音机，但是并不缺广播。在各个街道，弄堂口，以及学校操场，都安置着巨大的扩音喇叭。每天几乎昼夜不停地广播大好形势或是对某某领导的批判。偶有有点音乐，不是《东方红》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

　　有时深夜，喇叭好容易停了，也可能会突然噪杂起来，开始不听播放《东方红》，我们所有人必须立刻爬起来，穿好衣服，恭顺地集合在街道上，那是有最高指示出来了。

　　我觉得神秘的事情是说，我的家是个老式的厢房，一室一厅，父母在房间内睡，我和姐姐是在厅里各搭了个床睡，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

　　那时候没什么夜生活的，我们都睡的很早。

　　有天夜里，我发现父母房间里门是关着，但是传来一些很轻微的悉悉索索的的似乎有人报数字的声音。

　　我睡的睡眼惺忪，可又十分好奇，揉揉眼睛，就不管不顾地想推开门进去看看。门自然是反锁着的，里面的父母听见动静，不知道又在忙活什么，等了好一会才开门。

　　我推门一看，父母的床铺还是整整齐齐地铺着，没有一丝凌乱的样子。看样子，他们一直没睡觉。我好奇地问他们，干嘛呢。

　　母亲有些不耐烦地催我回去睡觉，叮嘱我不要声张。父亲则一声不吭地手里拿了张纸，对着台灯，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而我分明地看见，一直被母亲当宝贝收藏的收音机，正歪七斜八的放在父亲的脚边。

　　难道他们晚上在听收音机？可听什么呢？

　　那时，我已经小学快毕业了，从小受到的都是革命教育，满脑子都是抓特务和参加共军去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虽然自己没能成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但是我脑子里的警惕意识还是很强。难道，他们是在收听敌台？我的父母是特务？

　　回到床上，我被自己的答案给吓坏了。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想推醒一旁熟睡的姐姐，可不知道姐姐会不会也是特务，他们知道我要是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会不会杀了我！？

　　自此以后，我每天夜里都不敢睡的很死，看父母的眼光也变的怀疑和胆怯。父母似乎并未觉察我的改变，倒是母亲不住地叮嘱我不要把那天晚上看见的事情乱说出去。

　　我心里很害怕，但是也十分地兴奋，那时候，我正努力想加入某个红小兵的组织，我觉得，我要是能成为个英雄，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光荣的红小兵了。

　　这个想法像个蚂蚁一样不断侵蚀着我的内心，我既矛盾，又激动。

　　终于一天中午，我悄悄将这个事情，报告了学校管工宣的一个老师，他听见我的汇报后，兴奋的涨红了脸，摸着我的头，不住地表扬我是个革命意识坚定的毛主席的红战士，我听了，也激动不已。一股幸福感涨满了全胸。他关照我不要声张，会有人来处理这个事情。

　　汇报完，我出来的时候，整个人有种虚脱的感觉。回到家里，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和往常一样趴在饭桌上写作业。

　　吃完晚饭，正当我们全家在收拾桌子的时候，门被狂暴的敲门声给敲开了，中午听到我汇报的这个老师带领了一帮人冲进了我的家里。

　　他们一把掐住父亲的衣领，气势汹汹地追问他，电台在哪里！？母亲吓坏了，搂着我和姐姐站在父亲的背后，不住颤抖，父亲扭过头狠狠挖了我一眼。

　　我有些紧张，在母亲的怀里缩成了一团。父亲却很坦然，说，没什么电台，你们可以搜！

　　这些人于是毫不客气地在我家里外搜了起来，抛物砸碗，一片狼籍。我有点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事情，可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结果是这些人什么也没搜到，家里却被扔的里外都是衣物和书籍。他们有些不甘心，于是将我的父亲扭送出了家门。母亲上前去拦阻，却被推了个趔趄，被我和姐姐扶住才没摔倒。

　　这天晚上，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也一夜未睡。

　　过了几天，因为没什么凭据，父亲被人暴打了一顿，才放了出来。

　　母亲去接的他，两人相互搀扶着慢慢回到家里，姐姐打了一些热水，小心地和母亲一起帮父亲擦洗，我也想上前帮忙，却被母亲推到了一旁。自从父亲被抓走，母亲就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我委屈的哭了起来，父亲招呼我过来，拉着我的手安慰我别哭，一边擦着我的眼泪，说不是我的错，一边还嗔怪母亲不要把气都撒在孩子身上。

　　那一年夏天，我14岁，小学毕业了。

　　后来的2年，我再也没在家里看见那台收音机，也再也没听父母提起过这个事情。

[ 本帖最后由 saltfish 于 2012-1-5 14:02 编辑 ]

saltfish

       直到我16岁，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街道的工作人员开始不停地出入各个家庭，劝说家里有年轻人的要让孩子相应国家的号召，去更加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去开拓事业，支援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进行。

　　广播里天天发表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父亲每次听见都会很小声地说“用完了就丢，当人是草纸啊！”

　　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只是很坚定地表示，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想去外面的世界创一番事业。

　　那时候，家里2个孩子，可以留一个在城市，我毅然表示，我愿意出去，愿意去接受再锻炼！

　　母亲十分地舍不得，父亲不说话，看的出来，也非常犹豫。

　　日子一天天过去， 街道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家无数次，几乎就是下了最后通牒，再不放我走，就把姐姐送到去黑龙江的火车上去！

　　这天晚上，家人正在吃饭，我刚放下碗筷，父母对视了一眼，我觉得有点异样，果然，父亲要母亲把碗筷拿到外间的靠近楼梯口的水房去洗，还叮嘱母亲，小心点，我很疑惑，可没敢问。

　　父亲走进自己的房间，招呼我和姐姐进去，一进去，我就发现，他们的床下塞着2个厚厚的帆布提包，鼓鼓 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正要开口问，父亲先开口了“小祥，你今晚就走！走的越远越好！“我和姐姐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明天一早，小祥你去你姑妈家，那里会有人给你们安排好一起的。”父亲小声地说。

　　“去哪里？为什么要我走！？”我忽然像被打了一耳光，嚷了起来。

　　“为什么要小祥走啊？要走，我走！”姐姐以为是要去插队，忙挺身想换下我。

　　 父亲沉默了一会，才吐出口气，缓缓地说道“别吵！不是去插队，是去找你小外公。”

　　 我脑子里几乎没这个小外公的任何概念。姐姐倒是还听母亲说过一点小外公的事情，问道“他不是死了么？”母亲之前曾回答姐姐，小外公的下落时候，简单地说他已经打仗死了。

　　“他没死，倒是一直挂念着我们。”

　 　父亲看出我们的疑惑，终于告诉了我们一个至今我都不敢相信的秘密。

[ 本帖最后由 saltfish 于 2012-1-5 14:03 编辑 ]

saltfish

        原来我只知道母亲家姓盛，其他一概不知，也从未听他们提起，父亲告诉我说，我的外公一家曾经是上海的名门望族……（具体的家谱，我这里就不累述了），清代中叶自江苏龙溪迁至上海，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有一人成为当时国家的中流砥柱，这人即是太公公的同胞兄弟盛宣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下这个名字）

　　 太公公去世后，盛宣怀即将我的外公及其家族中人接到家中居住，照料。外公自小聪明伶俐，深得盛宣怀赏识，无论大事小事，都愿意带着外公去见世面，对外公视若己出，外公称盛宣怀为“过房爷（ya)"

　　外公在盛府长到16岁，即是我今天这个年纪。一日起夜，忽然见“过房爷”房内灯火通明，身影婆娑，很好奇，走上前去，拦住正欲进屋的平日府中教自己读书的问个陈师傅问个究竟，内屋的“过房爷”听到动静，推开房门，叫外公进去。外公进去后，发现“过房爷”招来的一个专门负责煤矿的英国工程师丹利文以及管家孙先生正围在“过房爷”的书桌上，凑着2只小孩腕口粗的蜡烛仔细看个东西，嘴里还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这个英国工程师丹利文粗通中文，平时一般是不到府上的，因为实际上他是李鸿章请来的人，在李众多属下中，只有外公的“过房爷”比较熟悉洋务，而且喜爱西式的物品，多次和其请教一些西方的风土人情以及工具器械，，两人遂经常走在一起。外公小时候还随其学过几年英文，因此也比较熟悉此人。

　　后李鸿章勘探萍乡煤矿，打算开采后，开办铁厂，在盛宣怀的推荐下，李指派丹利文负责萍乡煤矿的勘探以及开采等事宜的指导和建设工作。因为要左宗堂争办洋务，所以，多次指令丹利文不安排好煤矿开采事宜，不得随意回来。

　　外公还没喊出丹利文“师傅”，就被他一把拉了过来，递给了外公一个样貌奇特的物件——一个黑色的方方正正的盒子，非铁非木，不知道什么材质，中间有个半圆形状的突起的盖子，紧扣在盒子表面，怎么扳也扳不下来。更为奇特的是，侧耳倾听，似乎能听见盒子内有连续不断地不知道什么声音在嗡嗡作响。

　 “过房爷”轻轻从外公手里接过这个东西，放在了桌上，告诉外公，这个东西，是上周丹利文师傅在进入井下30多米的一个煤层勘探时候发现的。这口煤井是刚刚开挖的，除了前面探煤的工人外，再无他人涉足。发现此物时候，非常惊奇，因为此地地处偏僻，煤矿的勘探和开采是极其隐秘的，而且由于李鸿章关系，当地官府派了不少兵丁在此附近守卫，一般不可能有外人进的来。

　　而且，此处深达30多米，想下来必须要通过至少4个人放篮筐和吊索才能下的来，这么多人进来，不可能不被周围巡逻的工人以及官兵察觉。再说了，来这么深的地方，放个这样一个不清不楚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含义呢？

　　父亲说到这里里，我和姐姐都有些着急了，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还有这些事情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时候，母亲洗碗回来了，听见她开门后仔细地反锁了门，推门进来。冲父亲点了点头，问道“你都说了？”

　　父亲苦笑了一下，说“感觉是在说个故事一样，他们问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剩下的，还是你自己说吧。”

　　母亲听了，点点头，悄声和父亲说，要赶紧，小祥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一些事情要和他交代明白了。

　　我困惑地望着母亲，等着她的“交代明白”。

    母亲并未接着父亲前面的事情说下去，而是和我说，你爸爸已经告诉你了吧，你小外公还活着。

　　我点点头。她接着说“明天一早，你爸会骑车送你去姑妈家，然后，你姑妈会送你去她朋友那里，他那里有每天发往广州的运输汽车，你去了以后，那里会有人安排好接应你去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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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我一听，脑子一下炸开了，去香港？那个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有人接应？我更加怀疑父母是不是潜逃多年的敌特！？我是不是被他们从小拐骗来当掩护的孩子呢？

　　“我走了，你们怎么办？”我怀疑地问道。

　　“你不用担心这个，都安排好了，说你一早被街道推荐到了去新疆插队去了。”母亲回答道。

　　“啊！？那人家能相信么！”我惊叫起来。

　　 父亲走了过来轻轻拍了我下头，说“别叫，x主任（那请我父亲做了个恶心手术的街道主任）那我已经说好了。你插队的材料什么，X主任那里去处理。”

　　“就是可惜没法办理出入境证明了。”母亲叹气道。“到了广州，能不能去的成，还要看你的造化了！”

　　 我不知道父亲给了x主任什么好处，可我明白这个“帮忙“对我们家来说，一定是不小的代价。

　　 母亲从床下拿出那2个鼓鼓的帆布包递给我，有些舍不得攥着我的手轻声说“这里面有你平时的一些衣物，还有一些路上吃的东西。另外，这里是家里这个月的粮票，你都拿着！好不容易换的全国粮票。"母亲边说边整理着我的衣领。

　　  我知道，平时母亲能街道从领点本地的粮票和布票什么，都是省吃俭用，不肯多花一分钱。塞给我的粮票有厚厚一叠，我不知道有多少，可我想他们和姐姐肯定要饿一段时间肚子了。

　　 我非常不忍，更按捺不住内心一直的疑惑，我推开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走！我哪里也不去！你们今天不和我说清楚了，我什么地方都不会去的！”

　　  母亲吃惊地看着发怒的我，连忙上前捂住我的嘴，说，“你以后就都知道了！去吧！有些事情，我们自己都不很明白！但是到了那里，你的小外公应该会都告诉你的！”

　　  我正要继续发脾气，一直没作声的父亲忽然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不走，你的姑妈就白被糟蹋了！”我一下楞住了,吃惊地看着母亲,母亲泪一下流了出来。

　　　我那时候不太明白“糟蹋”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肯定是非常不好的意思，而且我从没见到一直好脾气的父亲那天的脸色那么难看。

　　　我忽然一下没了主意。

　　　父亲看了看母亲，对她说“事不宜迟，我现在就骑车送小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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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的元旦我去了徐家汇的交大，在南洋公学旧址的一栋一楼大厅里拜祭了家祖的兄弟，我抚摸着那尊铜像，思绪万千。南洋公学的创立，其实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以及我现在手里的这个盒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面我慢慢会说清楚的。

　　　上海真的好冷啊，徐家汇这里只有-3°，有些受不了。

　　　此时，我正坐在徐家汇附近一个公园里，抬头正好能看见徐家汇的藏书楼，这个藏书楼虽非太公公他们所建立，但是，也倾注了他们这辈人一生的心血。

　　　建筑剩下的只有四层的神甫楼了，曾是附近教士们会士饮食起居的地方，也是外公小时候经常出入的地方。里面按梵蒂冈藏书分类法分为36大类286小类。最多的时候有各国百科全书、语言类辞典和学术期刊2000多册，有包括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等。

　　　记得父亲曾骑车带我路过这里，告诉过我这里有一本最古老的书是一套16世纪的《对伦巴底＜名言集＞的评语》。他小的时候，教士还拿给他看过。

　　　我也清楚地记得这个藏书楼里有一本外公“过房爷”的日记，这本日记在文革时期不知所终。里面就记录了很多外公“过房爷”不为人所知的经历。

　　　有人对我写这么多关于自己家族的事觉得很不解，可能和我的题目不沾边，其实，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了解下1912年满清退位，民国成立，快一百年了。

　　　那时的中国真的是像历史里记载的那样动荡不安，民生凋敝么？

　　　呵呵，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胡适之先生的话“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中国的第一所煤矿，铁路，第一家电话公司，电报公司，轮船公司，银行，纱厂，都是那时出现的，按今天大陆的流行词汇来说GDP其实是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其实是逐步增加的。

　　　可那么巧，怎么都是外公“过房爷”所创立的，按照史书上说，此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跳里出来，那么轻巧的就博得了老奸巨猾的李合肥的信任，一个从未经商过的年轻人人就那么幸运的就打败了几乎不可一世的已经经商大半辈子的“胡财神”——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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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送我去了姑妈家，我们小时候喊她为“娘娘niangniang"”，为了大家看到方便，我还是称为姑妈吧。姑妈依然住在自己以前霞飞路上的祖上的老宅子里，只是不是什么大房子，而是顶楼一个不到20平方的小房间里，其他的房子解放后都被周围以前的老百姓一拥而上，给瓜分了。

　　 父亲见到姑妈没多说什么，姑妈将我安置好，就送父亲出门了，我在窗户前看见父亲和姑妈一直在说着什么，期间，姑妈还几次落泪，都被父亲给制止住了。

　　 我的姑妈，我一直不怎么喜欢她，因为她很少关心我们这些小孩。她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高傲，自刻薄的象征。已经四十岁的人了，可每天都会将自己打扮的很漂亮，很精致。即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依然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习惯。比如，她有个铜的蛋杯，大陆的人可能很少看见，可在国外，这个东西很普遍，是一个用来端上带有蛋壳的熟蛋的容器，这个蛋杯大小刚好可以盛下一个鸡蛋，吃的时候，直接用将餐刀将鸡蛋敲碎浇上了胡椒粉或者盐来吃，除了用来盛熟蛋，（蛋杯也是一种收藏品，国外收集蛋杯称为‘Pocillovy’。在英国，蛋杯大会是专为收集家而举行的，至今，在香港，仍有不少蛋杯的收藏家。）我自己的店里也有不少这样的器物，我是为了纪念姑妈而收藏的。

　　 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可想而知，也给她自己带了多少的麻烦！

　　 姑妈一直没有结婚，单身至今。

　　 小的时候，我曾听姑妈说过一些我父亲家里的事情，以及父亲从未谈起的爷爷的事情。

　　 爷爷和外公是自幼就是好朋友，两家在上海都算的上门当户对。两个人年轻时候有过很多疯狂的行为和举止。

　　 都爱好开车，上海最早的2部汽车，一部是上海的大亨哈同购买的，另一部则是来自欧洲的Dr.li的出诊专车，后来Dr.li因为回国，汽车被外公“过房爷”的一个儿子买去，经常拉着我的外公和爷爷去兜风。而“过房爷”的这个儿子就是后来上海“百乐门”的老板。

　　 当时能有人介绍父亲与母亲结识并成亲，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两家很早之前走的近的缘故。

　　 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关于爷爷为何母亲和父亲从不提起，每年即使去外公的墓前祭扫，也未见去爷爷的墓祭扫过，甚至在哪里都不知道。

　　 当天，晚上我是姑妈一起睡的，她搂着我，问我要是去了香港，还会想家想他们么，我扯着被子没作声。我很想他们，不想去什么香港。

　　 迷迷糊糊睡了一会似乎天就亮了，我被姑妈轻声地唤起的。匆忙带着行李，按照姑妈的叮嘱，小心地扶着楼梯慢慢下了楼，不想给其他人看见。

　　 在里弄堂不远的一个街道上停着一辆黄色的带斗篷的大卡车，这个车，我后来听开车的师傅说了，这是解放后国内自己制造的第一辆黄河牌卡车。

　　 我后来在香港一个古董车爱好者的车友会上看见过类似的一部，收藏者告诉我说，这部车是捷克的斯柯达706R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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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的是个叫陈师傅的人，看见送我走过来的姑妈，早早就打开了车门，让我爬进了驾驶舱。我隔着车窗和姑妈招了招手，车就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姑妈一直站在那，直到我们的车跑远看不见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后来在香港，我得知她自杀了，原因不清楚。

　　 带我走的陈师傅是专门从上海的杨浦区的汽运站跑广州的这条线的老司机，这次，正好是送一批货去广州的他的话一直不多，路上我曾问过他，是谁安排他带我走的，他说他不清楚，也是受人之托。我问不出什么，带着满脑子的困惑和好奇，昏昏沉沉睡了一路。

　　 从上海到广州大约2000公里，路上并不像今天的高速那么好走，很多是小路和夜路。

　　 路上，陈师傅教了我一些简单的汽车维修的知识，为的是万一碰见有人盘查，我好对付说是陈师傅的徒弟。路上没什么吃的，还好，母亲给了我一些全国粮票，这些粮票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东西，我可以用这些粮票在各个地方和一些店铺或者老百姓换些吃的和用的物品。

　　 汽车大约开了3到4天，我们终于到了广州的西关。

　　 陈师傅把我丢到了附近一家招待所，便急着去交货了。临走时候，他关照我说要我在这里住下几天，别乱跑，到时候会有人来找我的，我着急地问谁来找我？他说他也不知道。

　　 陈师傅走后，就再没回来过，也没人找过我。

　　 我住的地方在西关的十三甫正街上，是个非常破旧的招待所，只有2层楼，当时的广州远不如今天的样子现代，气派。

　　 和我同住一个屋子的还有一个人，叫李哲的画家，湖北人，大串联的时候来的广州，因为被当时广州的建筑——骑楼所吸引就常驻于此，那时候，我们年龄相仿，他还大我几岁，他满脑子的民主和法制思想，和我以前接触的人一点也不一样，我既讨厌他，又喜欢他。他其实也是想偷渡到香港的。

　　 在西关，我见到了很多在上海见不到的情景，比如马路两旁搭建起两三层的砖木混合结构的骑楼式楼房，全城有很多这样的房子，在上海是见不到的。还有就是在江面上，我看见很多船，和上海的不太一样，有很多船上住着各种各样的热人，似乎吃喝拉撒都在船上，一年四季也不上岸。甚至有些小孩子身后面都拴着绳子，李哲告诉我那是怕小孩子掉进水里。

　　 我在广州的每一天，心里都紧张的要命，因为我听李哲告诉我说，广州是偷渡到香港的必经之站，很多人都想偷渡过去，但是成功的机会很少。大部分人要么被边防抓住遣返回原籍，要么就是被直接开枪击毙。

　　 可就是这样，每年想通过这里去香港的人多不胜数。而相应地，这里的公安和便衣也非常多，经常检查一些招待所和他们怀疑的任何人。

　　 我听了，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出门，是需要介绍信的，要敲公章的，没有介绍信到处乱跑是有巨大风险的。如果我被查出，扭送回去，我肯定要给自己的家里带来巨大的麻烦和灾难。

　　 就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李哲帮我准备了一套红卫兵的服装，这个时候，虽然红卫兵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但是，依旧有很多红卫兵在周游全国，甚至来广州，想到资本主义世界去输出革命，成就事业。

　　 于是，我和李哲扮作了红卫兵的样子，他告诉我别怕，要是有人追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先要大声地背诵毛主席的语录，什么“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来到这里”之类的话，先扰乱他们的思路，再找机会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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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陈哲，常和带着我去广州郊区大金钟水库游泳，我发现很多人在里面来回游，陈哲告诉我，这不是一般的游泳，而是在做偷渡训练。

　　 在当时的广州知青里，流行着么这么首歌“翘脚求前程，做知青要劲努力，学游泳”。在广东语里，“翘脚”就是偷渡的意思。

　　 我也曾和陈哲偷偷去过沙头角，那里离香港只有一网之隔，是最近的地方了，沙头角地处广州附近的梧桐山，山这边是大陆的地界，上那边就是香港的地界了。只是山铁腰到山脚都围着一圈铁丝网，四周布满了公安的岗哨和警卫，甚至还有潜伏的暗哨。我们观察到这铁丝网不是一般的铁丝网是垂直的网，而是一卷卷，卷曲在一起的卷网，这样的铁丝网，想爬过去，几乎不可能。

　　 更可恨的是，警卫那里还有警犬，一有风吹草动，就叫唤不停，还会直接嗅到目标后扑过去撕咬，很多偷渡的人还没到铁丝网，可能就被狗给咬的动弹不得了。据说，当时有些偷渡者听说老虎的尿可以吓住狗，还专门去广州动物园去想办法偷老虎的尿液，也不知道成功与否？

　　 陆路不成，更多的人想的地方是海路，也就是从海面偷渡过去。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有十多公里的水面，由于面积较大，看守又是海面，相对于陆路来说，大陆这边的看守较为松点，偷渡的人一般乘自制的橡皮艇或者一切可以飘起来的物体冲过去。但是这里一般海浪很大，偷渡中，就有相当多的人淹死在这里。

　　 打算海上偷渡的人，首先要去惠阳，从惠阳走一个多礼拜的山路，几乎是兜很大的一个圈，才可以到达海边。到了以后，风浪大小，边防的出现，都完全要看运气了。

　　 后来，又有人想到了扒火车的点子，解放后，内地几乎每天都有给香港送货的火车，偷渡的人就藏在去往香港的货车中。但是想走这条路也不容易，要么买通当地的铁路运输系统的人，要么小心别窝在某个角度，被不知情的装卸工给用货物埋在里面，闷死或者压死。那几年，到了香港，卸车的工人经常发现偷渡者的尸体藏在某些货物的下面。

　　 对于我来说，哪条路都难，那条路我都没什么好办法，可是我知道，我没退路了。我和陈哲商量半天，决定还是从海上出发。

　　 我们开始四处准备，所谓的准备，其实就是去广州城里买新的篮球，因为，我们受到当时宣传中，一名泅渡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启发，他就是抱着几个篮球顺着湾流飘到大陆这边来的。

　　 可能想这个点子的人不止我们俩，再或是官方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那时候，广州的篮球相当的难买，甚至买一个都要开介绍信。

　　 就在我有些绝望的时候，终于一天，一个神秘的人来找到了我。

　　 那天，我自己一个人在招待所的房间看报纸，也没什么好看，《人民日报》，从招待所的服务员那里拿来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期头版的标题《大张旗鼓，除四害，讲卫生》，说的是除四害，讲卫生，是一件大事。

　　 陈哲又出去办法转悠了，再找不到办法，他就打算回老家闹革命去了。我半躺在床上百无聊奈地翻着报纸，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服务员，头也没抬，就喊人进来。

　　 来人不是服务员，是一个瘦老头，瘦高瘦高的，穿着当时非常常见的蓝制服，带着一顶深色的解放帽，大约50多岁，非常精神的样子。我好奇地问他找谁，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找你！”

　　 我很吃惊，在广州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谁能找我呢？找我干嘛？

　　 他小心地关上门，找了把椅子坐在我的床前，轻声说“祥少爷，是老爷叫我带您回家。”我吃惊地差点叫了出来，“少爷？老爷？”，谁是“少爷”？谁是“老爷”，那是万恶的旧社会里的坏分子的称呼吧？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满脸的惊愕，还是轻声说“对不起啊，祥少爷，让您久等了。老爷早就知道您到广州了，可是，这里现在正在闹腾着，一切都乱了套了，很多计划已经被打乱了。这让您受委屈了！最近我们有船正好回去，您这就准备下和我走吧。”

　　 我十分怀疑地看着他，他说的一切，我不知道他是谁，究竟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继续补充道“别怕，祥少爷，是您小外公要我接您来的。他在家里等你在呢。”我忽然想起，离开上海的时候，母亲和我说过，到了广州会有人来接应我去香港，难道就是这个人？

　　 我十分犹豫，不知道该相信他，还是不该相信他？走或者不走？我随口说了句，“我还有个朋友呢，他是和我一起的，我要和他一起走！”

　　 “他走不了！而且他不久就会有大麻烦。你不能和他呆在一起！”来人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和我说道。我也确实后来才知道，来人没说谎，陈哲确实惹了大麻烦，他写了一篇不该写的文章，讨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受到了当时广东一些领导的批判和定性，随后被当做现行反革命，给抓了起来，关了十几年，才放出来。他的案子在当时广州十分轰动，因为字字句句都都被视为反动话语受到批判。文革后，我托人找过他，他老了很多，不像过去那么多话了。现在是广州美院一位著名的画家。如果这里有广州的那个年代的朋友会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所好奇的是，来人怎么知道的，因为当时一点风声都没有，他是怎么知道陈哲要倒霉的？

　　 这个瘦老头似乎知道我的好奇和怀疑，说“祥少爷，我们知道的，比这事要多的多，也重要的多。”

　　 就在我还在怀疑和犹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整理好了了行李，本来也没多少东西，整理起来也很快。我心一横，反正自己也无路可走，就赌一把吧。

　　 走的时候，我关上门，心里轻地对陈哲说，朋友，多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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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老头是直接带着我一路行走，直接到了珠江边的一个码头，码头停靠了一艘捕鱼的机帆船，令我害怕和奇怪的是，这艘渔船的旁边竟然站着全副武装的哨兵和游动的公安。他不是来抓我回去的公安吧？我顿时害怕起来，不敢继续前行。瘦老头扭过头，抓着我的胳膊，轻声说“别怕，跟着我，没事的！”

　　 我被老头拉着，一路磨蹭，来到渔船边，哨兵和周围的公安似乎认识他，相互点点头，就让我和他登船了。

　　 渔船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和当地的捕鱼船一样充满了鱼鲜的腥臭味，拥挤的货仓里还有一些死鱼烂虾的残骸。

　　 船老大是个当地渔民，说着我当时还不懂的广东话，和带我上船的老头急忙说着什么。瘦老头一边听，一边招呼我去客舱里找地方休息。

　　 我好奇的要命，也怕的要命。

　　 难道就这艘船带我去香港？我们那么千辛万苦想偷渡过去，他就这么轻易带我登上一艘有武装哨兵和警卫看守的渔船？这艘船真是渔船么？如果不是的话，那这船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究竟要带我去哪里呢？

　　到了天黑的时候，我一直坐在船舱里，瘦老头不时钻进来招呼我喝水吃东西，对我所有的疑问，笑而不答。

　　 因为我没有手表，船里也没有鈡，而且我待的船舱可能是底舱，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我进去时候就一直亮着的昏黄的电灯。我不知道待了多久，只是似乎听见有人来回地走动，没多久，好像船起航了，因为我听见柴油马达发出的“哒哒哒哒”发动的声音。

　　 开了有一会了，瘦老头终于进来了，带了点饭菜给我。我也有些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点着一根烟，眯着眼看着我吃。笑着说“祥少爷还真有点像老爷，您去了，老爷的心也就定了！”我没搭理他，因为问他，也问不出什么来。直到我到了香港后，我才知道这个瘦老头是小外公家里的管家，也是他生意上的得力助手。在我们摩罗街上，人们都叫他“老鬼”。

　　 记得船是开出大概几个小时候，没有再开，而是抛锚停了下来，瘦老头叫我一起出舱看看，我巴不得出去活动一下。

　　 我出舱的时候，海面上一片漆黑，我所在的这艘船，全部熄灯停航，静静地飘浮在海面上 。驾驶舱里还有一些隐隐约越的人影，没有一个人说话，能感觉的出每个人神情都很紧张，只有瘦老头很镇定，看不出什么表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船舱里有人轻声地唤道“来了！”果然漆黑的海面上，有一处亮起来了光束，一闪一闪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船老大忽然打开了船舱顶上的探照灯，也一闪一闪地打起信号来。我有些亢奋起来，那时候我只在电影里看见过这样的情形，怎能想到自己也会身临其境呢。难道这是特务们在接头？可不是有共军把守的么？我有点恍惚，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发了一会信号，我们的船启动了，对方的船也慢慢向我们靠过来。没一会，2艘船就相会了。船上的灯也打开了，我惊奇地发现，2艘船竟然一摸一样，大小，颜色，也船的编号都是一样。太神奇了！

　　 不过我明显发现，对方的船吃水要重些，肯定有不少重物在船里。在我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2艘船几乎靠在了一起，2边的人搭好了几条跳板，对方有人来到了我们的船上，有人开始招呼起来，我依稀只听见“同志，辛苦了……”“XXX先生问候XXX先生”之类莫名其妙的话。

　　 瘦老头拉着我，不说话，冷冷地看着这些场景。过了一会，他拉着我轻声说“回去吧，祥少爷，海上风大。”

　　 我们回到了船舱， 他早布置好了床铺，让我躺下休息，我没什么选择，只能躺下，没多久感觉船又开动了。 瘦老头哪里也没去，就坐在旁边，抽着烟看着我。

　　 累了一天，也紧张了一天的我迷迷糊糊地随着船的颠簸也终于睡了过去。

　　 等我再醒来，船已经靠在了一个码头上，瘦老头明显情绪好了许多，也轻松了很多，见我醒过来，很兴奋地对我说“祥少爷，我们到了！香港到了！”

　　 我一听，立即爬起身，推开舱门就往甲板跑，果然，这里与我在广州看见的码头有些不一样，远处的山上多了一些高层的建筑，就连码头上也出现了我之前从未见过的白色的游艇，工人们在忙碌着在各条船上起着货，没有人注意一个一脸兴奋与茫然，脸上挂满泪水的16岁的孩子。

　　 香港，我来了！

　　

　　 此刻时间是1969年的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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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老头也随着我，走到了甲板上，两个穿黑色西服的中年人站在码头上迎着我们，他看见我，冲我友好地点点头，瘦老头带着我走到了码头上，2人非常客气地和他打着招呼，瘦老头很矜持地点点头，把手里的行李交给了他们。船上的人，我注意到，没人再下来，只有我们2个下了船。

　　走出码头，外面有一部黑色的汽车等在那里，我长这么大，除了坐过陈师傅的卡车，从来没坐过小汽车，这个汽车非常的气派，车门是从前往后打开的，里面有2排座位，是面对面坐着的。瘦老头帮我打开车门，嘱咐我坐好，自己也坐到我了前面的位置，关上了车门。汽车缓缓开出了码头，我记得路过了长长的海堤，白色的浪花轻轻拍打在礁石上，四周群山环绕，景色十分怡人。

　　途中，我再次好奇地追问瘦老头我们去哪里，他说我们回家。我又问他，为什么有一艘和我们一摸一样的船？为什么中间还要碰面一次？那船里究竟装了些什么？瘦老头还是笑而不语，两眼望着窗外，不再理睬我。

　　我也没办法，只能停止好奇心，向窗外望去，这个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没怎么让害怕。街上的行人，穿着肥大的喇叭裤，带着巨大的墨镜招摇过市，让我觉得好笑。

　　 车最后停在了一个很大坡道的房子里，这个房子很大，有着十分阔气的门厅和花园，房子的大门在我们车子进来后，很快地有闭合上了。

　　 瘦老头打开车门，先跳下车，站在车外十分恭敬地对我说“祥少爷，到家了！”

　　 我满怀好奇地下了车，四处打量这个只有在梦里以及电影里见过的房子，感觉眼睛好像不够用似的，看的眼晕。

　　 我来到客厅，我的汗一直淌个不停，一个上了岁数的阿姨穿着灰色的对襟小袄笑容满面地递上一条毛巾，让我擦拭下。

　　 瘦老头说了句，我去找下老爷，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觉得这一切真仿佛做梦一般。

　　 正在我梦游时，一个低沉的声音自我背后响起“小祥，你终于来了”

　　 我赶忙回头，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灰色的西装裤，身材挺拔，满脸老人斑的表情威严的老人在瘦老头的搀扶下出现了。

　　 瘦老头看见我有些傻了，赶紧提醒我说“快喊小外公啊，祥少爷！这是您的小外公啊！”

　　 我这下是真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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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外公由瘦老头仔细搀扶坐下后，上身挺直，双手轻轻搭在膝盖上，一点也没这个年纪老人的慵懒和蜷缩之感。

　　 他坐下后，之前给我毛巾擦拭的阿姨赶紧为他上了一碗盖茶，小外公很从容地掀开盖子，偏头吹了吹了茶里的浮沫，小心地抿了一口，我很好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小外公喝好水，把茶碗放下，微笑地看着我说“小祥，你终于回家了！你和我大哥确实很像！”“对了，见过你老鬼叔了？”他笑着往旁边指了指带我来的瘦老头，原来他叫“老鬼”。老鬼叔也微笑地看着我，俯身和小外公轻声说“老爷，我回房去换身衣服。”

　　“去吧。”小外公摆摆手。

　　 随着老鬼叔的离去，整个空荡的大厅就剩下我和小外公2个人了，我们谁也没说话，彼此细细打量着对方。小外公端详了我一会，咳嗽了一下，打破了寂静。

　　“孩子，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也还不适应这里，也不太相信我们，对么。没关系，慢慢来吧。我当初到这里，也很多不适应！你是我们盛家的后代，必须要承担起很多常人不能忍受的事情和磨难。这样吧，随我来，我给你看些东西。”

　　 我心想，到了这里了，不管是真的假的小外公，我都无所谓了。我关心的是怎么能告诉我的父母还有姐姐，我已经平安到了香港。

　　 我起身，随小外公去了2楼的一个很幽静的房间，是个书房，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书犹如城墙一样陈列在顶到屋顶的书架里，褐色的书架和暖色的灯光让我觉得温暖和恬静。

　　 小外公从靠自己书桌边的一个木柜子里，取出一架机器，我吃惊地看着这个机器，这不是2年前，在家里神秘失踪的那部“根德”的收音机么？怎么飞到香港来了？那天造反派来家里什么也没搜到，原来父母早就藏到小外公这里了？难怪呢？我想。我接着又想到，那么那天晚上，父母在摆弄这架收音机在干嘛，真是在发报收听敌台？我的脑子里一下乱哄哄的。

　　 小外公看见我的摸样，笑了，说“是不是你上海的家里也有一架这样的收音机？”

　　 我使劲地点头，等着小外公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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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器确实和你家的那部是一样的，但是也不一样！丹师傅早就把它们改了！”小外公出神地望着收音机说道。

　　 “改了？改了什么？不是收音机么？”

　　 小外公收回神，转身对我说，你是不是想给家里报个平安？

　　 我赶紧点头，可也好奇，怎么报？家里是没电话的，只有弄堂口的街道办公室里有一部黑色的电话，连碰都不会让我家人碰的。电报？这个时间，好像邮电局关门了吧？再说，从香港发电报？好像不大可能吧？

　　小外公坐到书桌前，摆弄起这个机器来，他从抽屉里拿出个圆头圆脑的银色的话筒，打开了开关，收音机开始发出通电后嗡嗡的声音。小外公对着话筒，轻声地报出了一串串数字，我当时记不住，只是知道是一些四位数的数字，没有重复。他大概念了10多分钟，放下了话筒，对我说“行了，他们会知道你平安到我这里了。”

　　 我脱口而出“小外公，您不是在给我父母发报吧？”

　　“发报？”小外公楞了一下，呵呵笑了。“差不多吧，不过，他们是否收到我还不清楚，等晚一点再说吧。走，换衣服，我带你下去吃饭。”

　　 我们出了书房门，老鬼叔早候在门外，没用小外公吩咐，他笑眯眯地带我去了楼上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四周贴满了好看的花纹，对着窗户的是一种旧旧的书桌和椅子，桌上空无一物，仅摆放着一盏绿色灯罩的，铜制灯柱的台灯。房子里还有一张宽大的西洋床，被褥都已经铺好，床上铺着一条薄薄的军绿色的毯子，头顶上是一架证缓慢旋转的4只扇叶的老式的铜风扇，还有一个家具就是个宽大的2门的衣柜，颜色也是褐色的，看的出，也有些年头了。这里面的陈设，我觉得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了。

　　 老鬼叔走到衣柜里，取出一件白色衬衣给我，要我换上，我衣服此时还是破旧的土黄色的解放装，已经是又脏又臭了，正要换上，老鬼叔轻轻拍了我下脑门，指着房间一角的一扇门说，“忘了，祥少爷赶紧去冲个凉吧，这身衣服就扔了吧。”我听了，乖乖地走过去打开门，那是一间带淋浴和马桶的洗浴间。我忽然又想起在上海，住在狭小厢房里的父母，他们是否安好？是否知道我来到了小外公这里？

　　 我拧开笼头，门虚掩着，就冲起澡来。哗哗的温水洗刷着我的身体，说不出的惬意和快乐。我知道老鬼叔还在房间里等我，我毫无顾忌地大声地问他“老鬼叔，为什么要喊你老鬼呢？”老鬼叔在外面听见我的问话，哈哈大笑，说“我其实姓桂，桂花的桂！至于为什么叫我老鬼，呵呵，可能因为我死了很多次的缘故吧，哈哈哈”我听见这话，忽然哆嗦了一下，后来反应过来他是在和我开玩笑，没再敢细问，就赶紧冲洗起来。

　　 我裹了挑浴巾跑出浴室，老鬼叔帮我换上了一套早准备好的西装裤和白色衬衣以及袜子，还有一双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穿过的三接头的皮鞋，从头到脚涣然一新。

　　 我乘着老鬼叔帮我换衣服空隙，又问了老鬼叔一个问题，问他在内地还有什么亲人么？还联系么？

　　 老鬼叔听了我的问话，手上明显慢了下来，他似乎很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的关系，他叹了口气说“当然有！但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为什么啊？” 我有些不解。“他走了！”老鬼说完就不再啃声直到我穿好衣服，陪我出了门，下楼去了饭厅。

　　 我后来听小外公提起过过老鬼叔的亲人，因为小外公有一些问题急需他这个亲戚来帮忙，这个亲人是老鬼叔的哥哥，早年去了美国留学，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沈阳、上海等大学任教。解放前是华中一所大学的物理学系主任。解放后，在国内创办了电离层电波传播专业，参与筹建了国内首个电离层自动垂直探测站和大型电磁台的建设工作，文革前在武汉病逝。

　  小外公正坐在餐桌前，看着报纸，见我下子，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十分欣喜。回头对老鬼叔说“看来我们的尺寸没弄错啊，呵呵，不过裤子短了点好像。小孩子就是长的快哦！”

　 老鬼叔毕恭毕敬地回答“是的，老爷！祥少爷的身高尺寸都是小爷叔告诉我们的，只不过，中间耽搁了点时间，没想到祥少爷倒是又长个了，呵呵” 小外公也呵呵笑了起来，只有我十分地不解，他们怎么知道我的身高尺寸的？这个“小爷叔”又是谁？

我喜欢资源

其待更新，看了感觉很悲哀，也感觉很神秘。想继续往下看下去。

yuyucaocao

未完待续。。。。。。。。。。。。。。。

hailidide

神秘de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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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也有个地方叫摩罗街，专卖旧货，从很早就很出名，现在终于懂得摩罗街是什么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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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后，众人都退下了，我和小外公再次来到了他的书房。他在房内多不了一会，站定。眼神炯炯。

　　他注视了我一会，我很窘迫，不敢看他。我注意到书房的墙上挂了一堆照片，其中一张，是个穿着抗日战争片中国军服的青年男子，似乎很像现在的小外公。

　　 小外公随我视线看去，见我正在盯着的照片，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是我！”

　 　我不敢说话，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那是我在部队的照片，很年轻是吧？”我点点头。

　　“可惜你的外公没看见了。”他仰头长叹了一口气。

　　“别着急，有些话可以和你说了，你一定奇怪这些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吧。”小外公的口气坚定，不容置疑。我只能点头。

　　 那天晚上，我终于知道了一些事情，一些让那时的我几乎不敢相信的事情。我捡最主要的来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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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外公首先回答了我，为什么送我来香港的船那么奇怪，为什么人们千辛万苦想偷渡来，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实现的事情，老鬼叔怎么就那么轻松地带着我登上了一艘竟然有共军守卫的船，直接来到了香港。

　　 原来，小外公在香港是经营古玩生意的，在荷李活道有家很大的古董店，那艘船是他的。他告诉我，其实那船一直以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从大陆乘着乱，走私文物和走私一些香港急需的物资使用的。因为陆路交通是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因为边境有共军和英军守卫，想从陆路走私文物和物资是十分危险和困难的。

　　 我知道这是实话，因为我在广州那段时间充分领略到了这点。

　　 小外公的海上走私也是十分地艰辛和充满危险，因为海上一样有边防巡逻艇和海上警卫在巡逻，抓到后轻则罚没物资，重则人物全部扣留。甚至，还有国民党海军和海匪在打这些走私船的主意。

　　 小外公就这样经营了一些年头，和各种势力斗智斗勇。

　　 直到一个意外的机会的出现。

　　 那是50年末的一天下午，小外公在家里休息，店里有老鬼叔打理，他一般也不用天天去。大门铃响了，家里的佣人去开了门，回来禀报说是有2个男子要求见小外公，口气十分彬彬有礼。送来的名帖上写着是中华XXXX贸易有限公司，小外公瞥了一眼名帖，心里十分纳闷，因为这家公司名义上是一家普通的贸易公司，实际上当时内地在香港的一家国有公司，专门在香港进出口限制物资的贸易公司。一般情况下，港英当局对这家公司的业务是睁只眼闭只眼，不去干涉他们业务，只在一些友盟势力干涉或者敏感时期，才象征性地去“关照”下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来找小外公有什么事情呢？小外公心里有些不安。

　　 来的人是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年轻人，年纪大点的自称姓王，年纪小点的自称姓张，也不知道真假了。我这里姑且称为老王，小张吧。老王是个负责的，十分客气地向小外公自我介绍了下，小外公因为对这家公司早有耳闻，也不陌生，点点头示意。小张随后说了一番话，让小外公恐惧不已。

　　 他指名道姓地说出了小外公的真实姓名和籍贯（小外公在香港从没使用过真名，真名只有老鬼叔知道），小张紧接着说，我们非常敬佩先生在抗战期间的卓越表现，对先生奋勇杀敌的事迹十分地尊敬。同时也对先生随后急流勇退，退居幕后，以及身怀使命，表示理解和尊重。这番话说的小外公顿时冷汗都出了，紧张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原来小外公当年抗战期间，加入的是国民党最为有名的余成万师，即国民党74军57师，在1943年的常德会战中以八千人孤守常德，对抗3万多日军进攻达半月之久，最后仅83人生还，这一仗打出了57师的天下威名。甚至来当时开罗

　　会议上的罗斯福通都过国际舆论听说了这一战场的惨烈状况，并且特意向蒋介石询问了守城部队番号和主将姓名，并将余程万的名字记在备忘手册上。

　　据说当时的蒋介石最喜欢的小说家张恨水因受人委托，写了他一生总唯一的一部军事小说《虎贲万岁》，“虎贲”一词遂名扬天下。

　　小外公当时以知识青年投军，加上和余同为黄埔学员，深受余的喜爱，招为贴身卫士，随余转战。战后，余成万率领两百余人渡江突围，因违背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被蒋关入监牢，突围而出的两百卫士，随之在余坐牢的地方，四处租房或从事小买卖，守卫师长。小外公也在其中，在街上的一家酒铺做了伙计。

　　就在小外公等待自己师长出狱的时候，一些神秘陌生人找到了他。交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继续追随余成万，但是要对余的一举一动都要随时汇报。

　　小外公起初没有接受这个任务，要他做内奸，比杀了他还难受。但是这些陌生人并不放弃，直接报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他们告诉小外公一个事情，让小外公几乎不相信自己耳朵。那就是，余在常德战后，因不被上峰所理解和重视，思想上有左倾倾向。上头又因余系黄埔一期，在部队，虽然自己是师长，但是资历比其74军的两任军长俞济时、王耀武还要老的多，就连两位军长私下见了余都要乖乖地喊一声“学长”。所以，一直保余的呼声不断，加上美国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表示了对余遭遇的同情和关注，余最终被获释。余获释后，始终郁郁不乐，身边一直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出没。处于当时青年人对政府以及对抗日局势的热情，小外公勉强答应了任务。

saltfish

　    余成万后任国民党军二十六军军长，因思想动摇，其后在内战期间，再无打过一场如常德会战一般像样的作战，解放战争期间，奉命守卫云南，云南王卢汉宣布起义，随即扣押了余，后在余身边地下人员的斡旋下，卢放走了余，余先是出走海南，后自称以“带罪之身”在香港定居下来，而这之前，余的家属早有秘密人员帮他全部安置在了香港。余在香港当起了小业主，开设了米店，当铺等行当，而所有员工均为原57师的老人，小外公也在其中。

　　当时的香港可谓鱼龙混杂，生意难做，开设任何店铺都会被洗劫和偷盗。唯独余的店铺，可能有其虎贲师长威名所震慑，也可能是当地各方势力敬重其当年的英勇，余的店铺从未有任何盗窃或打劫之事发生。即使有，想必那些57师的老战士也不是吃素的。

　　这期间小外公则因表现优异，被台湾当局随后授予上校军衔。之前，小外公追随余大半生，从投军时的少尉军衔到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二十六军任职警卫参谋，也不过是少校军衔。破格提升的很大原因是小外公一直没中断和对面的秘密接触，此时的中统已经更名为内政部调查局，是今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的前身。

　　 原来中统的负责人在余的事情上可谓功过相抵，功是在其威胁和引诱下，余最终并没有随卢汉起去路香港当寓公，还算是给国民党方面留点面子；过则是并没有真正查出藏在余身边的地下工作人员，让余思想摇摆，作战不力！

　　 小外公并不看重这个虚名军衔，因为一来这个是靠出卖老长官得来的，再者，小外公心里一直怀有着某种使命感，此时的他对这类名和利早已看得很淡了。

　　 对面交给小外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了解下余日常的生活和接触的人，积极向在港的联络站汇报。对面实在是不希望再出现某个曾经的高官又被大陆给动员回去了。

　　 此时，对面在香港的联络站以及情报点可谓多如牛毛，甚至和内地的一些情报单位是犬牙交错，异常复杂。当然，1965年的李宗仁事件发生后，实在是让台湾方面十分地无语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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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个板凳慢慢看， 这条咸鱼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