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虚伪——请东海一枭回答这几个问题
荆楚
东海一枭在某坛一再要我列举孔孟之道之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奉命列举一二如下，敬请东海一枭回复：
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他一生授徒三千，周游列国。一辈子孜孜不倦地推销他的“仁、义、孝、礼、信”等主张。其坚定执着，其远志高洁，曾自诩之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也曾自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表面看来，其人格之独立，如鹤立鸡群。而当“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当子贡问及他干禄以求仕进的急切心情时，他只好不加掩饰的自承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而沽也！”（见《论语》述而、子罕篇）
再看孔子在他的学生和“小人”面前，他一生总是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甚至“割（肉）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其道貌之岸严，如凛然之不可犯者也。但他一旦被召入公门（官府），则是“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见《论语》乡党篇）
孔子还是一个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高手。对于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使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之。比之地位低下者，则倨傲轻慢；比之地位尊高者，则拜倒在他的脚下——“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见《论语》乡党篇）
孔子的一生，一直标榜自己“求道、求圣、求仁”，一直标榜自己“克己复礼”，一直标榜自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当少正卯开门讲学，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时候。孔子不是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的僵化呆板，不是思考别人在学术文化上胜过自己的原因，而是用屠刀来“讲理”。他当上鲁国司寇才几天，就挟公权而报私仇，以“邪说干世”的罪名，将少正卯砍下了头颅……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3)（《论语•子路》）
民众在孔丘的眼中还是人吗？背后说学生的坏话，是孔丘的一贯表现，也是万世师表的“为师之道”。
而被国人称为亚圣的孟夫子，感到屠牲杀畜而食之——“不仁”、“吾不忍其彀悚也”，但又不愿丢下其师孔夫子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口腹之乐，只好十分矛盾地自解说：“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一生也周游列国，致力于推销他的“王道”和“仁政”学说，谴责和反对“霸道”。但当墨子宣传他的“兼爱、节用”等主张、从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时，他气急败坏，竟然毫无理性和逻辑、也十分霸道地骂之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
儒学仅仅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却被拔高为信仰层面的东西来信奉
由于中国极权专制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从而产生了一种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学说。后经宋儒进一步将这种儒家学说引申扩展之后，这就产生了一种“专制理论伦理化，家族伦理专制化”的社会结构。通过这种温情脉脉的“专制理论伦理化”之后，专制文化已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就很难认同基督文明之“平等”的价值观。
儒学，从本质上来说，仅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伦理学。而伦理学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很小分支，根本够不上哲学的层次，那就更加够不上信仰层面的资格。但中国人在几千年儒家文化的强制灌输下，却把儒家学说拔高为信仰层面的东西来信奉。从而产生了一种大谬不然的文化结构，产生了一种荒谬悖乱的特殊人格。
儒家学说被几千年强制灌输之后，孔孟之道就构成了中国人人格的基本元素。墨子提出的“兼爱”的观念，尚且受到孟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严厉指责，何况基督文明“博爱”之价值观？
由于基督文明提倡上帝的子民“一律平等”的基本观念，这就更使深受专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寇仇视之。这就使得基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仅仅停留在下里巴人的层面上。而对于作为中国社会价值导向的士大夫和缙绅阶层，则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在基督文明的社会氛围下，知识者皓首穷经地执著真理和探索宇宙奥秘，是一种荣耀神的高尚事业。他们的很多形而上钻研和探索，虽然在当时看不到它的价值，但在后来却闪耀出人类智慧的熠熠光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和前途，从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在基督文明的社会氛围里，这些皓首穷经地执著于真理探索的人们，也能获得社会的普遍尊敬。
而在以孔孟之道为文化传统的中国，孔孟之徒一遇上形而上的问题，就逃避，就绕道走。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等等。在以孔孟学说为精神信仰的中国社会里，要是有人像在基督文明社会中那样地执著于真理探索和宇宙奥秘的钻研，将被这个社会视为疯子和异类，而遭到公众的唾弃。
在一个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国度里，人们汲汲于“学以致用”，汲汲于“升官发财”，汲汲于“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汲汲于追求自身的“出人头地”，从而缺乏对真理和正义的执著，缺乏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坚守，缺乏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缺乏对社会未来、民族前途的形而上思考……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者，产生了大量的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
对于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的落后贫穷，确实让不少先知先觉之士进行了不懈的思索，但他们思索的结果却是——急功近利地把宪政民主制度视为富国强兵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把宪政民主制度视为保障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一种制度设计。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
在一个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氛围浓郁的社会里，人们汲汲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不愿对那些关乎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的问题作深谋远虑的形而上思考，那么，就使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始终陷入灾难化生存之中，而难以自拔。
在一个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氛围浓郁的社会里，人们一旦遇到必须在坚持真理、追求正义与保全性命之间作抉择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难以涌现出照亮人类文明的示范人物和闪光事迹，从而难以涌现出坚持真理、执著良知的伟大人格和高贵灵魂。当年的大多数右派，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灵魂迷失的处境下，才纷纷妥协退让，才自虐性地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我有罪！我该死！
正如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说——“民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德行，立宪政体的统治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统治原则是恐怖。”由于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专制恐怖统治，经过两千多年的儒教之毒害，专制思维已深入骨髓，而无法跳出其精神控制。因而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专制恐怖政治的重压下苟活喘息，只能依附于专制机器上讨口饭吃，从而使得“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学”异常发达。相对的，比较缺乏独立人格，缺乏自由思想，缺乏批判精神，缺乏对真理、正义、良知、美德的执著，缺乏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坚守。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最多算是“准知识分子”而已。
在这种“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学”异常发达的知识分子群体内，人们一直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秉持“穷则独善其身”。一直汲汲于“识时务者为俊杰”，一直坚持“世无道则隐”的人生哲学。在这种“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学”异常发达的人格下，当年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遇上共产党的蛮横批斗，尽管开始试图抗争，但经历一定时间的批斗折磨之后，就纷纷地以认罪和退让来保全性命。而少数几个坚持真理正义、执著道德良知的人，就立即遭到共产党的肉体杀戮和精神消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摘选自拙作《一场以扼杀民族灵魂为目的的现代坑儒运动——“阳谋”五十年祭》一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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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荆楚 于 2012-8-28 19:1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