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好些天没来了，刚才来看了一下旧帖，觉得“我不知道”与“水水门”网友提供的国内信息特别难得，尤其是“我不知道”的帖子颇有老金风格，令人忍俊不禁，而信息却又十分丰富翔实，并非一味插科打诨。还希望Russ（这是他的自称，比那什么“我不知道”好多了）再接再厉，为我辈海外赤佬多提供点新鲜养分，谢谢！
本坛的一个优势，就是有国内网友来此贡献文章。这些同志都比较理性，并非网上司空见惯的左右愤愤。若这个论坛只有海外赤佬发言，则不旋踵就要变成只有??老调、毫无新意的死坛。海外有的是这种几十年如一日反复讲一个话题的乏味论坛，“民主”似乎已经成了某些海外华人的唯一的高频放电灶。切除了它，病人立即就要害上失语症。
在本论坛享有特殊地位与权力的陈皮大师或老师就是这种单功能的“来亨鸡”。最近他积极投入的关于素质与制度的辩论就再一次显示了这特点。这种海外流行病可命名为“张三一言化”，它似乎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共同归宿。最后大家都要统统变成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的“民主祥林嫂”，有的只是翻来覆去的“一言”，脑壳是没有滴。
既然业已扯到了这“一言”，那干脆我也就来言上一言（或数千言，是谓“轱辘言”）。在我看来，两派的分歧，涉及到以下从未彻底展开讨论的重大问题：
1）到底有没有“国民素质”这种东西？不同国民之间是否有素质高下之分？
“制度决定论”者从未正面回答这问题，但他们似乎也默认，较之欧美先进国家的国民，中国人的平均素质或总体素质确实相当低下。事实上，在骂国人的各种烂污德行时，制度决定论者往往是最激进的一群。只是他们认为，那是制度或政府决定的。国民的低劣素质，是中共犯下的最大罪行。在这点上，他们与“文化决定论”者其实并无分歧。
2）国民的素质是否对社会制度有影响？一个新建立的社会制度，是否需要因应既有的国民素质？民主社会的持久存在与正常运作是否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高国民素质？
制度决定论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他们看来，国民素质对社会制度毫无影响。因此，要建立一个新制度，丝毫不必考虑既有的国民素质。这是因为只有社会制度才是决定性因素（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主要矛盾”或“纲”）。只要全力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则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所以，完全可以无视当前空前低下的国民素质，只须发动民主革命便是。一旦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了，则国民素质就能在瞬间内奇迹般地得到改善，新建立的制度就能在瞬间内立定脚跟，开始正常运作，并能持久工作下去。南北韩、东西德、大陆与台湾的对照实验就是证明。至于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则存而不论，因为那对证明自己的主张无用。
这是不是就是制度决定论者们的主张？如果是，请诸位自己看看这是不是智力笑话吧。
我在“芦笛百万言”中反复说过，民主制度有别于此前一切社会制度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运转需要大多数国民的通力合作，与专制制度的运转只需要少数精英完全不同。让毫无公民觉悟的百姓骤然接管这复杂的国家机器，如同令祖国西南边疆走出来的阿瓦、景颇山胞去驾驶航天飞机一般，其结果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
制度决定论者忘记了以下问题：
1）万恶的制度是从哪儿来的？一种制度的产生，会不会是政客们因应国情民俗的结果？具体来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社会大倒退，是否与国民的素质有关？
制度决定论者立即就要否认，说共产邪恶制度是万恶的老毛子通过黄俄使用枪杆子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来的。这当然没错，可一种社会制度如果完全违反人民心愿，真的能强加到人民头上长达60多年么？
余生也早，也不如在本论坛享受特权的陈皮大师那么无知，对老一辈知识分子还是有点了解的。据我所知，中共上台之初，确实获得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我党表现出来的与腐败贪污的前任迥异的“清廉的铁腕”，赢得了他们的衷心赞颂：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与他们熟知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我在旧作中指出，客观说来，中国军队有军纪，乃自共军始。国军哪怕败走台湾后，还在那儿胡作非为，有蒋纬国回忆录为证）；旦夕之间，全城的妓女、大烟贩、瘾君子等等被统统捉将官里去；政府随之通过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买卖婚姻、童养媳等等，千百年的污浊一扫而空；国家铁腕整顿金融，平抑物价，保证了粮食供应；共军更在朝鲜战场上迭获大胜，使得国人空前扬眉吐气，觉得中国真的站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些，直到文革爆发，我家长辈都是竭诚拥护中共统治的。
记得故刘宾雁老有篇文章说，“解放”之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个人自由，换来了国家的统一强大。我觉得真情确实如此，只是需改为“换来了他们一厢情愿相信的国家的强大”。作为从未受过西方个人主义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心态乃是必然的——此前国家一直陷在没完没了的战乱中，如今战乱总算结束，国家再度统一，可以“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就是为此，他们才接受了“解放”这个最具有讽刺意义的名词——在他们心目中，“解放”不是人民获得被统治者剥夺的权利，而是国家的崛起。
文革中又如何？ 1967年，全面武斗开场。两大派在军队支持下，纷纷“抢夺”（明抢暗送）枪支弹药乃至重武器。是年年底，全国人民都已经基本武装起来。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郑义说的“趁机造反”，那么，哪怕只有一千万人民起来推翻万恶的共党制度，则共军就是装备再精良，训练再有素，也绝无可能弹压如此强大的武装（事实上，两派的武斗主力都是复转军人）。然而自始至终就从未发生过人民武装起义。两大派竞相比赛的，乃是对毛泽东的忠诚。待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党中央一声令下，两大派乖乖缴枪，交得还如此彻底，以致枪支并未因此流散民间，造成社会治安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像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一样，把大量的武器弹药发放给广大人民群众。他凭什么？凭的就是对人民效忠的绝对自信。而人民也没让他失望，在事实上获得了选择社会制度的机会时，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在各级党政领导统统瘫痪、国家完全靠民众自治而存在的长达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两大派表现出了举世无双的高度自律，严格按照毛主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行事。就连社会治安都非常好。当时的公检法机构都彻底瘫痪了，却从未听说过有持械抢劫乃至强奸、凶杀的恶性案件（武斗中抢劫国家财产与杀人不计，那不是一般的民间刑事案件），证明美国网友所倡“民众持枪有助于维护社会治安”论确实有理，可惜那是在中国而非美国出现的奇迹，alas.
所以，如果说1949年中国人民失去了一切个人自由，接受了一个邪恶制度，是黄俄用枪杆子威逼的结果，那么，在1967-1968年间，人民自己也一度获得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当时两大派都有自己的报纸，民间流通的基本是两大派出版的读物），具备了自己选择社会制度的可能性，也作出了毫不含糊的选择。在此之后，恐怕就再不能说那社会制度完全是外来强加的了吧？人民为何会心甘情愿地选择一种残害自己的制度？这与人民的素质是否有点相干哪？
当然，1989年，中国人的“民主”热情空前觉醒，学潮因此爆发。据此，咱们似乎也可以说，人民终于表示了与官家不同的选择意愿。然而在学运被镇压下去后，没几年人民就认同了政府的兽行。如今就连当年参加学运的积极分子，也有许多（不说是绝大多数人吧）认同了“屠民治国论”。为什么？理由无非是两条：第一，他们被苏联帝国的垮台吓坏了，发现民主有可能造成国家分裂，而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二，他们发现，民主其实并非致富的捷径，相反，不民主还能发得更快。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既然两者不可兼得，那当然是舍自由而取大一统，舍自由而求富裕。
“廊檐水，点点滴”，许多中国人在1949年后第二次作出的对中共政权认同，实际上与老前辈在1949年神州陆沉之际的考虑出于一辙，都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使然。
2）中国的民主制度为何垮台？与国民素质有无相干？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共党大国。为什么起步如此之早，而落后如此之巨？到底是什么毁掉咱们的“光荣革命”，使得民国成了黑色幽默闹剧？
国共两党早就提供了标准答案：全怪窃国大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但真实的历史根本没那么简单，先总统袁公等人当然要负责任，但孙中山等革命乱党尤难辞其咎。有如说民国毁在老袁和继任的北洋军阀手上，莫如说是毁在孙大炮及其徒子徒孙手中。
结束民初“咸与维新”、导致全国土崩瓦解的关键历史事件是三个：
第一、国民党人悍然发动“二次革命”。
李鸿章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洋人讲究按条约办事，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动机何在，但他们每做一事都讲究规矩，这点是可以肯定的，云云。他不知道，这就是西方与东方最大的区别，也是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根本区别，要实行民主，就凡事都得讲规矩、讲程序。不讲究这一套还要奢谈民主，就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消受的笑话。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讲程序，讲规矩，就是最起码的民主精神。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当时政坛里，孙中山心目所谓的“官僚派”，反而比以他为首的“民党”更有民主精神，因为官僚派更讲规矩，不像造反派那样血气一涌就胡来一气。
所谓“二次革命”就是这种胡闹。它的借口是两个：刺宋案与大借款，都是腾笑万方的弱智借口：宋教仁不管是被谁杀死的，都决不能成为国民党发动武装叛乱的理由。在正式调查尚无结果，甚至尚未正式开始调查时，便一口咬定赵秉钧和袁世凯是凶手，兴师讨袁，完全是蛮不讲理。大借款案就更是如此，姑不说临时参议院早就同意过借款，就算无效，也只能由国会再度表决，岂能不由分说便诉诸武力？世上有哪个共和国的财政是以武力决定的？
二次革命的恶果，是使得“民党”失去了与“官僚派”共存共荣、相反相成的可能，却被迫流亡海外，北洋因而变得一强独大。国会还不吸取教训，却去雪上加霜，试图以制宪彻底剥夺政府权力，把自己打造成丝毫不受制约的超级国会，逼得老袁动用枪杆子非法解散国会，制订了《民三约法》 ，最终导致袁世凯称帝。
第二、袁世凯称帝。
百年来，对袁世凯称帝的谴责汗牛充栋，但基本是道义谴责，鲜有指出其功利恶果者。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恶果，还是它是由辛亥启动的国家崩解过程的关键的一步，而朝野双方对此都有责任。
依愚见，老袁称帝，恐怕是“狗爬楼梯上猫当”——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作了个套子，百般怂恿他往里头钻。等到他真的傻乎乎地爬上屋顶时，便来个“上屋抽梯之计”，翻脸不认人，反把那事当成罪状，就此一棍把对方打入阴山背后，像煞了毛泽东多次使用的“拖刀计”。
史有明载，云南打响第一枪前，全国的督军以及各界人民纷纷通电劝进，无一省例外，蔡锷本人就是领衔劝进的军政大员之一。可待到蔡锷跑到云南（没有什么民间渲染的如何与老袁斗智、逃脱天罗地网的神话，实际上老袁对蔡锷非常器重），起兵讨袁后，大众却立即翻脸。老袁当即把那些劝进电文刨出来，问“独立”各省的督军们：当初是你们要我当这皇帝的啊，为什么出尔反尔？对方却嘲之曰：你当大总统曾宣誓效忠民国都不算数，我们说话为何要算数？
您说这是什么流氓哲学？在有关国体的原则大事上，岂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要反对老袁称帝，何不充分利用当时空前的言论自由，在事前就公开通电反对？就算京官们顾忌安危，不敢公开发言，地方实力派又有何顾忌？例如云南督军唐继尧，既然后来能伙同蔡锷兴兵讨袁，为何当初还要通电劝进？军政大员说话如同放屁，出尔反尔，毫无起码荣誉感与责任伦理观念，这种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变成西式共和国？
所以，老袁称帝确实是全民的耻辱，耻辱在于当时各界强人的政治娼妓行径，始乱终弃，反覆无常，无人出头时千夫诺诺，一旦大局有变，立即万众一心，墙倒众人推，变成了千士之谔谔。除了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论》的梁启超外，从政客到士子，有哪个是好东西？
令人扼腕的是，时至今日，似乎只有老芦一人指出这个问题，其他人都把蔡锷、唐继尧等人当成了英雄好汉。您说，作出这种评价的民族的素质能不能让人恭维吧？
第三，所谓“护法战争”
老袁死后，由蔡锷打响的“护国战争”自动停火。为顾全大局，段祺瑞等同意了南方代表的意见，废除《民三约法》，恢复《临时约法》，于是南北双方又在形式上复归统一。
但到了1917年，为是否对德宣战，先总统黎公与先总理段公发生了激烈冲突。段主战而黎反对（事实上，对德宣战是北洋政府作出的英明决定。中国在大局已定时参与打死老虎，不但无惊无险，有胜无败，而且趁机赖掉了对德庚子赔款，在战后还获得德国的巨额赔款，实为重大外交胜利）。黎元洪炒了段祺瑞的鱿鱼，召张勋入京调解府院之争。殊不知此各省督军们对共和深感失望，怂恿张勋出头复辟帝制。于是老张又来一次“狗爬楼梯上猫当”，进京后就解散了国会，将12岁的小孩子溥仪请出来复辟。段祺瑞立即在马厂誓师“讨逆”，“再造共和”。各省督军立即转向，张勋无计可施，只好避入外国使馆，段祺瑞返京重新执政。
段祺瑞拒绝重新召集已被张勋解散的国会，主张另选国会，重订宪法。这当然是借口，但也有充分理由。国会在中国完全没有起到建设作用，整个成了破坏捣乱的专职机构，杯葛得政府什么也做不成。而《临时约法》不但是个无法工作的模糊烂法，而且在国会选出后业已完全过时，早就该废除了。即使老段的主张不妥，南方也该与北方理性协商，求得妥协。如果南方真的认为他们代表了大多数民意，那就应该“走议会道路”，投入国会大选，靠多数票权说话，此乃最起码的民主政党的行为准则。
然而孙中山却以护法为借口，跟列宁一样甘当德国奸细，拿着德国人赏赐的二百万银元，贿买猪仔议员，煽动他们南下。尽管南下广州的议员只有150余人，远远不到法定人数。孙氏仍然无视起码的法律程序，悍然宣布召开“非常国会”，“选出”以他为“大元帅”的“护国军政府”（投票者仅91人，孙以84票“当选”）。孙文以“打倒假共和”为号召，出动“护法军”与北军交战，打响了南北分裂的第一枪，中国从此正式分裂，再无和平统一希望。
此后南方革命军阀不满孙中山的专制，非常国会议决改组军政府，以七总裁制代替大元帅制。孙文此时从德国讨来的钱已经用完，再也无法贿买猪仔议员了，只好辞职走人。但他不甘寂寞，又在1920年煽动粤军攻下广州。他本人也于是年年底重返广州，宣布重组护法军政府，并使用毒打、威胁等手段威吓议员投票。次年4月，在他威逼下，非常国会竟然声称“正式中华民国政府”成立，“选举”孙为“大总统”。
这种“大总统”，比曹锟还不要脸。孙文以“护法”相标榜，然而两次成立的政府都是对《临时约法》的放肆践踏，连个内阁总理都没有。北洋军阀好歹还控制了北方十几个省。他那“正式中华民国政府”连广州一地都控制不了。一年后他就因陈炯明“叛变”仓皇逃出广州。此后他勾结上俄国人，干脆彻底抛弃“民主”面具，以“党国”取代民国，以他本人制订的“治国大纲”取代宪法，并以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谬论，公开剥夺人民已经获得的一切政治权利，更勾结苏俄豢养共党，中华民国才从此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
所以，论荣誉感与decency，为大众期许赞赏的革命党就是不如“官僚派”。老袁无论是废除临时约法，订出《民三约法》，还是后来称帝，每步可都是按规矩来的，都作了“民意”与“立法”的背书。他的帝位是全国人民“选举”出来的，而且还根据传统规矩“辞让”过两次（按理应该是三次，但他只“逊谢”了两次，不知何故）。孙中山连这点表面上的程序都不讲，搞的直接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我在旧作中哀叹过，似孙文这种根本不讲游戏规则，以己意为天宪，随心所欲指他人为必须用暴力打倒的“假共和”，贿买、暗杀、恐吓、里通外国、出卖国土、资源与利权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流氓与搅局大王，在任何文明国家都只会被踢出局去，永无政治前途，在中国却不但能大行其道，而且还能成为万民世世代代景仰的“国父”、“伟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国民的民智低下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既然国民价值观如此颠倒，您又有何依据断言，日后中国不会再出这种“民主伟人”，把新建立的共和国再度变成闹剧？
3）为何许多生活在西方的华人的素质未因先进的社会制度而获得改善？
此也是制度决定论者刻意回避的盲区。我早在旧作中就反复说过了，海外所谓“民运人士”以及无党派的“自由主义者”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尤以“民运人士”的素质最为低下，或许是国人中最低劣的心态失常者。如果制度真是决定一切的因素，那么他们为何在先进的社会制度下折腾了30多年，却连个有点分量的统一的民主政党都无法建立起来，组织越来越多，人头越来越少，一个个都变成疑神疑鬼的疯子，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打成“共特”？
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便如何？海川分裂的榜样就放在那里。当年参加海纳百川俱乐部的19名成员，绝大多数是负笈海外多年的所谓“精英”，不但认同景仰西方社会制度与文化，而且对民主制度的运作有一定认知。然而在需要界定网站产权时，尽管我一再苦口婆心地呼吁大家放弃暗斗，理直气壮地明争，可他们就是不愿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割舍不下对阴谋诡计的迷恋，更不愿通过妥协与谈判实现双赢，却从放火烧毁科威特油田的萨达姆的英雄榜样中获得了无穷的精神力量，最后不惜走上抢劫网站财产、颠覆网站的犯罪道路。这一事实，难道还不足以昭示海外华人精英的低下素质，还不足以预警未来中国社会权力再分配时可能发生的巨大灾难？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否定社会制度对公民素质的巨大模塑作用。相反，我强调过无数次，中国的百姓素质原来并没有那么低下，除了缺乏公民觉悟之外，仁爱之心并不缺乏。老一辈知识分子跟咱们完全是两种人。中国人变成如今这个样子，最主要的是我党坚持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全民，前三十年以仇恨立国，把百姓变成??嗜血的野兽，后三十年以金钱为纲，把全民变成贪婪的经济动物。这就是最大的国情。一切关于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造，都必须从此出发。
如今中国的最大难题是，中共非但没有改恶从善模样，反而坚持以自己的面貌改造全民。很明显，如果国民素质水平持续堕落下去，和平过渡为民主社会的希望只会愈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作为一个选项也就越发有了诱惑力。因此，如今有这么多的革命志士，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虽则对这种饮鸩止渴之误，我已经在《反革命书》中作了详尽剖析。
但在我看来，情况也不是那么悲观。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从原来的一元化的奴隶社会进化成了阶级社会。随着工商社会的逐渐成熟，契约精神与双赢精神终将变为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互联网那只威力无穷的猛兽也绝不是哪个政府可以纳入牢笼的。如今公民享受的知情权与问责权已非十年前可以想像。我深信，再这样和平发展个三四十年，国人的道德素质与智力素质必定会上个大台阶，那时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就不会如今日这般缺乏软前提了。我真正的担心，是冥顽死硬的中共政府撑不到那会儿，在此前就被经济危机摧垮，让暴力革命再度毁掉30多年来的进步，让国民回到辛亥原点，重新潇洒走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