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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读这篇访问，令我想起早年极崇拜毛泽东的林昭，她觉醒时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林昭反右运动时被划为右派，1968年被囚上海时遭秘密枪决，罪名是「反革命」、「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终年三十六岁。林昭在狱中以针与发夹刺破手指，留下数十万字的血书。如果李怡活在大陆，不知有何下场？

李怡从左至右，走过曲折的道路，走上忠于自己的路。

或许，李怡没有错信共产党的，是那最初的信念：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一个人要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一个政权要否定自己，是痛苦加困难。70年代从左派作家变为反共文人，现为《苹果日报》专栏作家的李怡先否定自己，再否定中共政权。如今，他走了一条忠于自己的路，但共产政权所缔造的谎言国家，在他眼里，已无去路。

「为甚么我的眼睛含着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1936年抗日战争前出生，从抗战、太平洋战争到内战，李怡处身在中国的苦难中，自小思想成熟。「我父亲很爱国，日本炸广州，他第一个带着摄影队去报道日本人攻打中国的情形。」12岁以前，他跟父亲过着战争的生活，在桂林参与抗日，后来到了上海，经历过被机关枪扫射的险境，后来又避走北平。人与国家，一起从苦难中走过来，相爱，变得自然。

因为国共内战，李怡12岁来港居住，从来没有在共产党管治下生活过，却跟它千丝万缕。母亲曾把弟弟及两个姑姐送到延安学习，结果，三姑姐在「抢救一个人」的斗争运动中被斗死了。而他的叔叔李刚，与现时中联办李刚同名同姓，也曾是对方的上司，曾官至文化局局长，属副部长级。当年文化局收到「李刚」信函，总会先交给较高级的叔叔过目。

曾信共产主义救中国

李怡与中国的关系，忆苦思甜，抗战苦难之中，他与当时很多人一样，都相信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当年共军入广州，没有骚扰人民，都睡在路边。」他说爸爸没有加入共产党，但1948年来港生活以后，却把他从最初入读的培正中学转送香岛中学读书。香岛五年，正值50年代初所谓新中国建立之时，左派中学里有没有洗脑教育？

「是爱国教育，左派教育。那时候的老师，多是抗战时在广州反对国民党的学生，有理想，认为应跟着共产党走。」相距半个世纪的爱国教育，对李怡来说，历史背景与意义很不同。

「不可说当时洗脑。牟宗三说：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出息，40岁后你还相信社会主义，你就是无见识。那时候，追求平等理想，信共产党可带来平等社会，但后来变化，有洗脑成份，因为他们把共产党变成永久性的权力，变成绝对的权力，用各种方法讲意识形态，讲社会主义思想，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变成绝对真理，与权力结合起来。」

他记得，那时候香岛的老师，不时会请学生在上课时间到教员室，做爱国思想教育工作。

「所谓洗脑，是你对自己的天性产生怀疑而去服从政治的倾向。洗脑是多少带宗教性，我没有盲目，纵然感情上以国家为先，可以牺牲一下自己。」

「你当时爱共产党？」

「是，爱那个政权。」

「排斥国民党？」

「那当然。当时整个社会是左右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除左报，大多是中华国民报头的。」

「但你当时不觉这是洗脑？」

「是自己一个人的信仰，亦因为受爱国主义教育，也因为有战时的经历。」

「这样的背景这样的选择，有没有对错之分？」

「那时代，进步的知识分子，有理想有追求。感情上相信，当时的道理是对。啊，不是说要反对一党专政吗？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当时国内有很多民主党派，「章诒和写过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都是国民党的反对力量，他们有人当了人大常委，章诒和爸爸章伯钧也是部长，1957年，反右，他们角色没有了。所谓民主党派，已渗透了好多共产党员，其实是一个党，外表是三权分立，实际是三权合作。」

李怡中学毕业以后，到了左派机构香港上海书局先任资料员及任编辑。当时中国大鸣大放，很多知识分子写了很多批评中国的书，李怡浸淫其中，也写哲学及社会学初阶书籍。他真心相信，当时的中共政权会为社会带来希望。后来，反右运动来了，那一个年代，很多人跟中国的关系，都变成段段苦恋。因为，国家没有变，有些人没有变，一个政权在变。

在早期的左派机构，李怡是少数抱独立思考的人。在一次韶山思想学习团，起了洗脑疑惑。那次参观，是要说明，中国农民革命，都依靠贫下中农。但毛泽东住的几间屋，摆明是富农。李怡问讲解员：「他（毛）住的屋子，好像不是贫下中农吧？」讲解员立刻回应：「你不可以替毛主席定阶级成份。」李怡噤声，但脑里反弹。

李怡认为，爱国的基本条件，是政府应由人民授权，宪法保护个人自由及权利。

不可以对自己不诚实

「文革学习班，个人崇拜好厉害，要早晚在毛主席像前滙报，在灵魂里闹革命，要斗私批修，老毛所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读过〈礼运大同〉篇：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毛泽东把它变成不将自己儿子当儿子，要把别人儿子当儿子，还说我们的思想已超越大同，我心里面的感觉，哈哈……」

从反右、大跃进、文革初期、至四人帮倒台，一个在左派圈子里打滚过的人，从矛盾到失望及否定，他很容易就说出一段清晰的内心独白：「写作时，受作家刘宾雁影响好深，他被打成右派，我好震惊。好多时，发生事，你怀疑，但又要对付自己：『你不应怀疑，应该相信。』要不断说服自己，有正面信息，告诉你那是个别小事，不影响大局。人用各种各样理由欺骗自己，是自己洗脑，有时不是人洗你的脑。是你自己相信，或你自己有利益。要彻底否定，是好难，你要用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我们说：前途是光明，道路是曲折。王思华六四后过世，他生前说过：前途光明看不见，道路曲折走不完。原来光明与道路都是假象，人会慢慢变，我变得快些。写作要忠于自己，最初为共产党政权辩护，要慢慢走出来。要放弃好多拥有的？还是要变成脑残的人？人好难否定自己，是很痛苦。」

最终，他选择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想法。以前写文章误导了人，他做检讨。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认知，但不可对自己不诚实。「我独立思考，好早有觉醒。但很多人在体制下，离不开。」

最痛苦是思想独立，现实环境却很难分割。

「有好多挣扎，因为我与左派关系好深。」

「挣扎甚么？」记者问。

「利益。」

「甚么利益？」

「离开左派阵营，太太要离开左派工作单位，每个月提供的住房，不能再住，现在说来长篇。」

他当时办的《七十年代》月刊，是左派杂志。依靠读者、作者与周边相关人士人赞助投资，挣扎了好久，大半年时间，才真真正正让思想改变化成立场与圈子的改变。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他看到林彪的下场，明白这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自此，他倾向对任何掌权的人抱怀疑态度。「我们办报写文章的人，一定要置疑，对任何掌权的人怀疑，对掌绝对权力的人绝对怀疑。所以，真正挽救香港特首或政府班子，只有通过人民授权，否则一定要怀疑。因为权力使人腐化，尤其权力来源是如此绝对。」

他认为，认识国家，一定要知道真相，要相信事实。但中国已成为他口中的谎言之国。「一位印度哲学大师说过，若你相信一样东西是绝对真理之时，你就是准备要说谎了。」为何中国可以在谎言中集体受催眠一样，全国假货假话变成常态，就如上街买豉油却必然说成去买麪。

「你讲大话人家都知道，为何仍当是策略，为何相信有效？」

「因为一旦拆穿了谎言，权力没了，我看不到中国有何出路。温家宝常说要改革，却总也不肯公开自己的财产。百分之九十的中央委员，都有财产或家属在外国。好奇怪，掌权既得利益的有钱人，要移民，但天光至天黑都叫人爱国。正如政府高官推爱国教育，自己子女在外面读书，自己讲都知自己不相信。」

谎言巩固权力，现在的既得权力与利益，比以往更大更难放弃，最后最悲哀的选择，是相信谎言。「萧伯纳说，对说谎者最大的惩罚，不是别人不再相信你，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事实。你不再相信任何人，这是最悲哀的，不相信任何人是个灾难。」

中港宪法精神大不同

从中港两地意识形态的不同，李怡认为香港推行中国模式的国民教育，是推行一个谎言政权的延续，不但对下一代是灾难，也是整个社会走上灾难的开端。在香港，国民教育只能是公民教育的一部份。他曾经爱国也曾经爱中共政权，漫长的思想与认知改变，已经很迂回曲折了，「一位国学大师说：国是无功无过的，党是有功有过的，对国，我是无条件的，它越穷我越爱。党，有功有过。你一塌糊涂，我怎去爱你。他对我影响很深，孙中山、杨衢云爱国，都是基于中国苦难，不是因为要发达。爱国教育，叫人认识中国文化，就要认识中国苦难，就要知道六四、李旺阳事件。若爱国教育叫你爱党，爱甚么？你这么丑陋，我怎去爱你？」

老爱国廖瑶珠，在法律的认知里，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说得最透彻。她反对中国宪法51条：个人行使自由与权利时，不可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相反，她努力协助催生《基本法》39条，认为个人自由及权利，除法律规定以外，不受限制，而法律的限制，亦不能与两条相关的国际人权公约相抵触。香港小宪法精神与中国大宪法精神是相反的，「中国是国民国家，香港是公民社会。两者不容易并存。」

以往为了国家，他认为可以牺牲一下自己，现在拥护法治，都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这是一个从左走到右的人对国家的视野。而当年与他一起读左校的同学，命途不一。「好多同学，被动员回国，读大学，满腔热诚，最后灰头土脸回来。我太太的同学，是周一岳的姐姐，在英文书院读得很好，因为爱国，到华南师范大学物理系读书。回国就被怀疑，认为她爸爸在教育司署工作，没理由送回国，一定是特务。海外关系变原罪，若不是左派，更不应回来。所以，好多人入香岛后回大陆读书，会后悔。」

而他自己，前半生跌跌撞撞，如他所言，虽然艰辛，最少一直忠于自己，「写作上，算是得一些人信任，自己相信自己。」70年代，曾有人给他讯息，希望邀请他当政协委员。「当时40多岁，我拒绝了。写作的人要拒绝。向北望好傻，你越是依靠他的权力，他越是看不起你。」

「像你由左转右而又成功的人，多不多？」

「好多呀，第一个是查良镛，罗孚也是共产党员。受左校教育的有陶杰、何守信，好像施永青也是。你越是知道情况，越是批判尖刻。坚林（《苹果日报》副社长林平衡）都是啊，他好明白好清楚的。」

还有不少一生紧跟左派的同学，雄心壮志逐渐在现实消失，最后觉醒时，已经掉落社会的低下层，「在香岛教书还好，有些人，我知道打住家工。左派学校，一来资格不承认，二来不适应这社会，好可悲。左派对他们的员工，比资本家还要刻薄，好高级的，都住好细好差的旧楼，靠微薄退休金过日子。在左派电影圈发展的，有些更是晚景凄凉。」

两年前，李怡开始学习拼音输入法，用电脑打稿，「打 KMJY就打出国民教育四个字了，比以前手写快多了。」76岁香港著名作家，走自己的路，越曲折，越精采。他的爱国教育经历，是不是与当下计划推行的国民教育有一点交错，可以思考，正如他这样一个从左派里醒悟的人，现在，还是 keep thinking，锻炼思考，不让自己凋零。

记者：冼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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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马泉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