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下流

來源：明報

     今日是藏歷四月初七的佛誕日，大批西藏民眾聚集慶祝長達1個月的「薩嘎達瓦」節。但拉薩著名藏傳佛教寺院大昭寺昨日下午有兩名藏族人自焚，火勢不大，很快被駐寺官方人員撲滅，並封鎖現場，大昭寺周邊手機信號也一度遭屏蔽。此外，當局禁止黨員干部參加「薩嘎達瓦」宗教活動，違者一律免職。
   
     本報記者聯絡一名在拉薩經營客棧的漢人，他雖然當時就在大昭寺，知道事件，但以「不清楚」為由拒絕進一步透露情�āＳ性诂F場的游客隨後在微博透露，有兩名藏族人自焚，火勢不大，很快被駐寺官方人員撲滅，並封鎖現場，周邊可見大批武警戒備。
   
     有消息指一名自焚者名為才旦，22歲，在安多縣任職服務員，被警方帶走，訴求及傷勢不明。
   
     有微博網友稱，當局事後一度屏蔽大昭寺周邊手機信號，連西藏大學也暫時關閉校門禁止學生出入。微博有人以「大昭寺發生火警」「人為小火」等隱語指代事件，至夜間遭到刪除。
   
     大昭寺是藏傳佛教的核心寺廟，始建於公元7世紀，見證唐代文成公主與吐蕃王松贊干布和親，活佛轉世的「金瓶掣籤」儀式也通常在大昭寺進行。但寺中僧侶曾參加2008年「3．14」打砸搶燒，一度暫停對外開放。今年以來在四川阿壩、甘孜的藏族自治州發生連串自焚事件，西藏自治區原本相對穩定，不料竟在「薩嘎達瓦」期間出事。
   
     《西藏日報》21日發表西藏自治區紀委監察廳的通知，「薩嘎達瓦」宗教活動規模大、時間長、人數多，維穩工作任務較重，要確保在此期間「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爭小事也不出，為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通知強調，黨員、國家公職人員、學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參加「薩嘎達瓦」等宗教活動，一經發現，無論功勞多大，一律免職，再移交紀律部門，並在全區通報、在主要新聞媒體上公開曝光。此外，黨員和干部還要「教育引導」家屬和周圍人員不參加「薩嘎達瓦」。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流亡印度的海外西藏人民議會議員格桑堅參指出，在薩嘎達瓦節，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藏民參加轉經，「中共就非常的害怕，因為這樣些大的佛教節日的背景裡，他們擔心會出現所謂的鬧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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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蘋果日報

　「他夢見孩子就說不想活了，活得太累了！」六四屠城23周年前夕，死難者父親軋偉林（73歲）被發現自縊身亡，遺孀稱他留遺書以死抗議政府至今迴避六四問題：「他就說沒甚麼好怕了，我要以死抗爭！」軋的遺體已由當局迅速安排在昨日火化。香港支聯會昨游行起步前為這位天安門父親默哀一分鐘，並呼吁立刻平反六四，這些父母已經不能再等。

　　軋偉林是原核工業部二院食品部退休職工，其次子軋愛國於89年6月3日晚在北京公主墳一帶被戒嚴部隊子彈擊中頭部死亡，當時才22歲。

　　軋偉林在本月24日離家出走，一天後被家人發現在工作單位一新建地下車庫上吊身亡，警方封鎖現場並帶走遺體。

　　軋偉林遺體昨日上午已在北京門頭溝火葬場火化。患嚴重類風濕臥病在床的張振霞昨日對《蘋果》記者說：「我沒去，家裡怕我受不了。」

　　張說，丈夫日前連續兩天夢見死去的兒子，痛苦不已，並寫下了遺書，遺書大意是：「我的兒子被打死，到現在二十多年了，中國政府也不聞不問。我以死抗爭。」

　　天安門母親昨日發表的訃告稱，長期的悲痛和壓抑，終於導致軋偉林的絕望，他「以死來抗爭政府當局的殘忍與無道，真是舊怨未了又添新孽」。

　　張振霞回憶起丈夫在事發當日上午10時離家時依依不捨的說：「他說，『振霞，我不能伺候你了。』走到門口又回來，來回了十多次。他又說：『我捨不得你啊！』這一走，第二天下午發現時人已經死了。他們都瞞我，老家的親戚都到了才告訴我。」

　　張振霞說，次子軋愛國死後丈夫軋偉林變得沉默寡言：「他內向，郁結在心裡，這也終於解脫了。但扔下我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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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蘋果日報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共領導人一直把毛澤東的這一訓示奉為行動圭臬，哪怕被蒙蔽、哪怕是做騷，也時常要到基層視察、調查，以取得在高層會議的發言權。但官方透露，自2010年起，領導人的調研活動開始減少，而溫家寶每年夏天針對中期經濟形勢的調研、座談，也從去年的四場減少到今年的一場。

　　有雜志引述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統計稱，自2007年10月至2011年8月約四年時間裡，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在國內考察、調研共有386次，人均43次，其中，溫家寶的調研活動多達84次，平均不到16天就外出調查一次。

　　官方並未披露領導人近年減少調研的詳情，而新華網的領導人「活動報道集」顯示，胡錦濤今年未下過基層，溫家寶只到過河南、湖北，近日又去了湖南。背後原因自然引起猜測，是領導人察覺這些調研騷沒有實際價值，還是高層的權鬥已令他們無暇分身或無意離開北京權力中樞？

　　其實，頻密的調研行程，最大的功用是塑造領導人親民形像，而不是掌握真正的民情民意。最新曝光的「中央領導人某地調研活動接待方案」顯示，領導人的行程安排精確到以分鐘計，領導人到訪的村莊、接觸的農戶、談話內容和方向，事先都已安排妥當。名為安排縝密、安保嚴謹，實際上方便地方官欺瞞領導人。前總理朱镕基曾多次被騙，包括山西集市貿易、安徽糧倉等問題，溫家寶也曾在北京大學抱怨校方「把學生關在樓裡不讓出來」。

　　聚焦在十八大權力分配

　　國內外投資界關注的是，溫家寶今年的中期經濟形勢調查，比往年大大簡化，而且，在貨幣政策放寬問題上，國務院隨後舉行的常務會議並未呼應溫家寶在調研時的講話，顯示最高決策層並未達成一致意見。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高層權鬥的結果，中共領導人將聚焦十八大的權力分配，相信要到北戴河會議結束後，他們才會再分頭下基層，為十八大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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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蘋果日報

　　內地官場荒淫無恥，醜聞不絕，不但基層如此，高層亦不例外。剛落馬的中共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揭發原來在大連等地有眾多情人，包括電視台著名女主播等。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外表衣冠楚楚，其實與多名女子有婚外情，甚至有女人多次為他墮胎。

　　廣東省前政協主席陳紹基，平時一副雅士樣，卻包養電視台女主播為情人，甚至連廣東粵劇著名花旦也被他包下。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成克傑在廣西任主席時，荒淫到連前任領導的兒媳婦也不放過，甚至稱「共產黨恩重如山，情婦情深似海」。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包養140多個情婦，其中一名情婦，更是母女雙雙成為其情人。

　　湖北天門原市委書記張二江不但長期包養情婦，更嫖娼成性，連出差在外都不忘召妓，他記錄有染的女人多達107個。

　　重慶市原廣電局局長張小川，風流成性，有「采花大盜」之稱，重慶廣電系統美女主播、美女記者，不少都要先經他「審閱」後才能上崗，其情人多達7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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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明鏡

　  中共認為，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不僅使聚居的民族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而且使雜居的民族也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從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從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幾乎都成立了相當的自治單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權利。

　　然而，列寧提出的民族自治，不但沒有在中共手中“發揚光大”，相反卻毀於中共手中。中共目前在憲法中規定的有關少數民族自治權利的內容是有的，但遺憾的是，到了真正執行這些規定時，中共找出各種藉口，使其落實不到實處。

　　在拉薩“7·5事件”後，有專家指出，中共的民族政策雖然被迫進行重大調整，卻不可能指向正確方向。也有消息說，在新疆，中共有可能放棄自欺欺人的“民族自治”，用大量金錢搞“民族融合”，也就是加速對維族的漢化。這當然不可能成功，而很可能同時招致漢族和維族的不滿。

　　總之，由於胡錦濤沒有能力和政治實力進行真正的變革，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有可能進一步促使他集中權力，把更多資源用於維持自己任期內的穩定，使得中國的“維穩成本”，繼續急劇增加。這必然會進一步加大中共政權未來的政治風險，為中共十八大及未來中國的政局增添更多的變數。

　　說民族自治毀於中共的近因，就是胡錦濤親自掌控西藏、新疆和內蒙古三個自治區，致使三大區根本沒有自治可言。為了加強對三大區的控制，胡錦濤調派嫡系人馬為自己“看門護院”。從新疆自治區前黨委書記王樂泉，到西藏自治區前黨委書記張慶黎，再到現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胡錦濤任期的民族自治，其實就是“胡氏自治”——派自己的人馬親自治理。

　　北京政治觀察家指出，胡錦濤執政以來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在民族自治上更無法作為，任由王樂泉、張慶黎等嫡系人馬“胡作非為”。西藏出事，胡錦濤就給張慶黎更大的權力，更多的利益，讓張慶黎變成執行其強硬路線的急先鋒，所以張才敢喊出“黨是活菩薩，達賴是惡魔”這樣的文革口號。看到張慶黎在西藏實在不得人心後，才調派毫無政績可言但卻是李克強親信的陳全國接任。

　　還有2010年初才被調離的王樂泉，天下人都知道他必須要為烏魯木齊“7·5事件”負責，甚至連《紐約時報》都質問胡錦濤的親信王樂泉何時下台，但直到近一年後，胡才不得不調派“懷柔”的張春賢，接替強硬無比的“新疆王”。

　　在新疆，維吾爾人不喜歡王樂泉，漢人也很討厭這位封疆大吏。王在新疆執政15年，早已把那裡變成了山東人的殖民地，大搞“魯疆合作”，頻有腐敗傳聞。新疆人形容說，王樂泉最大的“政績”就是把新疆發生的一切都上昇到恐怖活動。

　　此外，胡錦濤還對王樂泉言聽計從，王提出的以剛制剛的治疆政策，一度變成胡錦濤采納的主要政策。知情人士指出，胡錦濤曾打算調派孟建柱接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但孟以身體為由推脫了，其原因之一就是孟並不認可剛性治疆。在孟建柱拒絕赴疆後，習近平才提出了張春賢，因此新疆才出現了懷柔新政。

　　然而，王樂泉所留下的遺禍不可能一日清除，於是便在7月份出現了數起恐怖襲擊事件，破壞了張春賢的懷柔新政。因此，習近平和李克強正忙著幫張春賢挑選人事班子。但中共政壇哪有幾個真正有能力、有想法的人！

　　北京知情人士還指出，最有趣的是，中共讓各省入疆各管一塊，說白了就是瓜分新疆。“你不是要搞分裂麼，我先把你分裂了！”知情者說。

　　國人受三國、水滸影響太深，裝義氣、耍計謀， 一點小事，也會引發大亂。

　　西方各國，政客無聊，政府無能，但出了大事也毀不了國家，法英近年也出現暴亂，但沒人認為這些國家會完蛋，沒幾天就會過去。

　　但中國則是小事引大亂，大亂不止，當權者和民眾均無信心，亂不壓下去中共就完蛋了。中共完蛋本沒什麼，西方政黨常常完蛋，但中共恐懼完蛋，因為他削平、鏟除任何潛在的挑戰勢力，讓中國只剩下他這個唯一的“蛋”。

　　這樣的惡性邏輯，加上惡性積累，全國如此，衹是維吾爾族、藏族和蒙族的血是熱的。

　　其實，新疆、西藏和內蒙古連續出事，不衹是民族問題，而是後共時代矛盾的必然反映，或曰：垮台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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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明鏡

　熟悉中南海的消息人士向《薄熙來事件謎局》一書作者董裴東透露，最近幾個月，江澤民並沒有住在上海，而是一直住在北京西山。最近，還在其住處會見了到中國訪問的星巴克咖啡連鎖集團執行長舒爾茲。

　　美國彭博通訊社曾引述一名美國商人的微博報導稱，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4月17日在北京會晤了來華訪問的星巴克咖啡連鎖集團的執行長舒爾茲。這位美國商人是居住在北京的Marketwatch.com創始人、自稱是“在北京的美籍純種老外”的Bill Bishop（利明彰）。他在自己的微博中透露，一名知情人士告訴他，85歲的江澤民在北京會晤了舒爾茲，但由於他未獲授權，因此，不能透露兩人見面的詳情。舒爾茲訪華的行程，還包括上海。

　　利明璋寫道，他認為江澤民又再用“出口轉內銷”的方式，通過接見外賓，來向國內傳遞資訊，除對十八大之外，還對薄熙來事件的後續處理繼續發揮影響力。

　　據瞭解，江澤民與舒爾茲見面的時間，是在薄熙來被正式解除政治局委員以及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的一個月後。彭博社引述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史宗瀚的評論指出，“江澤民要向外界宣示他仍然健康良好，能夠視事，勢必對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帶來不明朗因素。”

　　史宗瀚表示，江澤民的目的是要告訴全世界，他有健康和能力，十八大的安排，仍然有他置啄的余地，“這樣一來，任何一方如想主宰一切將更為吃力”。

　　香港評論員林和立分析說，江澤民選在十八大之前現身，顯然是要表示他的能耐，“江澤民是要告訴胡錦濤和其他派系，他對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仍然有影響”。

　　不過，來自北京政界的消息人士告訴《薄熙來事件謎局》，“胡錦濤曾就如何處理薄熙來，到北京西山拜見了江澤民，徵求江的意見。當時，江澤民表示，對薄熙來事件一定要依法辦事，處理他要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考驗，要辦就把它辦成一個鐵案。”

　　“江澤民還告訴胡錦濤，要把政治放在一邊，先查清薄的法律問題、刑事問題。在談到薄熙來的問題時，江澤民強調說，‘薄的問題已突破了人類文明的底線’。”這位消息人士引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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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明鏡

　　哈佛和中國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因此，當前重慶的黨委書記薄熙來的醜聞爆發的時候，哈佛也難免受到震動。兩者之間的聯系是薄瓜瓜。他是這位倒台的中共官員的兒子。小薄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研究生。四月，他沒再聽課，有人看到他在保安的護送下離開了校外公寓。（譯注：根據《華爾街日報》的最新消息，他參加了哈佛的畢業典禮，正式獲得了哈佛的碩士學位。）

　　薄瓜瓜即將獲得哈佛學位，這引起了人們對於所謂的"太子黨"在美國精英學校求學這一話題的興趣。這實不鮮見。中國的副主席，預計在今年秋季會成為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的女兒也在哈佛讀本科。兩名中國近期的高層領導人——趙紫陽和江澤民都有孫子輩子女在哈佛讀書。中國高層領導之一賈慶林的一個孫女在斯坦福。事實上，根據 Andrew Higgins 和 Maureen Fan 的報道，九名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五名成員的兒孫在美國學習。

　　不過，比紅二代們更重要的人物也在哈佛和其他美國常春藤學校求學，中共領導人自己。

　　10多年前，中共開始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努力，為官員們提供培訓，讓他們獲得能在越來越復雜的環境下進行治理所需的技能和專長，這種治理對於一個威權政體來說對其彈性的考驗。被精心挑選的官員們，也是被選拔出來的"明日之星"，被送到國外位列世界上最好的幾所大學中學習經過了特別設計的課程。第一批就被送往了哈佛。今天，中國當局已經將這一項目擴展到了斯坦福、牛津、劍橋和東京大學等。一年之前，我遇到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秘書長盧邁，他在管理著這個項目。他告訴我說："這是個重大的決定，我們已經派遣了超過4,000名官員。我不知道其他國家還有哪個的派遣規模有這麼大。"

　　這個經過了特殊設計的哈佛項目的課程類似於在職高管培訓。在肯尼迪學院的阿什中心，哈佛的老師們教這些中國官員的包括領導學、戰略和公共管理。（薄瓜瓜上的也是這個學院。）一些課程由著名的哈佛教授授課，包括羅傑·波特（Roger Porter 譯注：著名的政府與企業關系學教授）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 譯注："軟實力"概念的提出人。）雖然課堂只限於中共官員，這些共產黨員卻有充分的機會跟學校教職工和普通學生打交道。

　　借用了商學院的個案研究方法，這些課程包括特別題目比如美國政策和政府，媒體如何運作，策略談判，甚至是社交媒體。課堂補充內容還包括訪問麻州州議會、波士頓重建局，更大的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和聯合國。除了主要的為期八周的領袖項目，哈佛還有更多針對性課程。

　　其中一個題目是危機管理。另外一個項目則完全是為上海市政府設計的。一個新的能源項目將彙聚中國南方電網電力公司的高管。"目標是幫助中國政府在全球化的環境裡工作。"盧說，"為了追趕（世界）。"

　　哈佛可能是一個有競爭性的學校，但是和中組部比起來就不算什麼了。中組部是一個高度秘密機構，負責任命全國所有共產黨官員，並每年選擇一批官員到國外學習。中組部的工作幾乎都是秘密進行的。它位於天安門廣場附近一棟沒有掛牌的建築內。來自中組部的電話在你的座機上顯示的是一連串零。

　　被選中的官員身份不一：他們包括市政府官員，市長，省長，一直到中央政府副部長。要知道，在人口密集的中國，即使一個低級官員都可能影響數百萬人。盧邁驕傲地說，超過一半的赴哈佛進修的官員在歸國不久都獲得提升。盡管他承認："我們不知道他們被提升是因為培訓還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不錯。但是我們想說是因為培訓。"

　　哈佛的培訓項目已經持續了足夠長的時間讓它在其校友名單上列出一系列知名人物。李劍閣現在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中融類似於中國的第一家投資銀行。趙正永是陝西省省長，陳德銘是商務部長。不過，其中官階最高的是李源潮。

　　李源朝是政治局當中第一個在哈佛受訓過的成員。今天，他領導著中組部。今年稍晚的十八大上，李源潮預計將進入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國最有權力的幾人之一

　　一些人會覺得，哈佛教授中國領導人如何治理國家的竅門，這其中頗有凶險。他們說得有理。因為，不管你怎麼辯白，哈佛在幫助一個前所未有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專制政權磨刀，拋光並加強它的專業化。哈佛沒有教任何人如何審訊人權活動家，中國當局無需在這方面再接受培訓，但是他們是在幫助一個為了能不惜一切掌握統治權可以毫無保留地殘酷對待其人民的政黨保持領導力，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盡管如此，鼓勵改革和政治開放有不止一種方式。如果哈佛的課堂能打開中國官僚的眼睛看到另一種治理的方式，那麼與其拒之門外，不如開門迎之。

　　國際交換通常是值得贊賞的。如果我們對此事有不同想法，那是因為我們不肯定這些中國學生從課堂上到底學到了什麼。阿什中心的執行董事朱利安·張說，"我們希望這些項目能幫助學員更好的理解全球治理。"

　　更重要的是這些項目對中國是怎麼說的。在威權政府中，中國在借用外國的治理手段為其所用方面是最開放的。最近幾年，它已經試驗了選舉、公開聽證、民意調查、實時的市政府會議，以及一系列典型的民主機制來提升其治理。你可見不到利比亞的卡扎菲和津巴布韋的穆加貝到西方頂尖大學來學習。如果獨裁者們真的在西方設立教育項目的話，通常也是軍對軍的交換項目的一部分，比如印尼在蘇哈托治理時期，或者是埃及在穆巴拉克統治的時期，和美國軍隊進行的交換項目。

　　中國的官員們參加的課程包括環境政策和可持續性。應該承認，這些對於讓黨保持統治來說是好事，但這畢竟是好的治理。

　　我遇到盧邁的前幾天，我和一名中國官員、黨員談了談。他是俞可平，也是鼓勵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可以進行更大膽的民主試驗的領軍人物。他也在哈佛學習。談到"阿拉伯之春"，那時還是在事情發生了短短數周之後，俞說："我們可以從中東國家的混亂中學到教訓，公眾服務和人們的參與的必要性——透明度、問責制和社會公正。"他可能不是從哈佛學到了這些，不過他要是真的是從這兒學到的，那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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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月10日薄熙來正式下台後，有報導稱仍然鼎力支持薄熙來的太子黨有上將劉源，還有一個人就是陳元。據報導，薄熙來與軍方關系密切密謀政變，劉源和張海陽兩位上將都遭到調查。而陳元與薄熙來的關系，則是為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公開注入資金。

　　國家開發銀行（下稱，國開行）董事長陳元是知名的革命後代，其父陳雲與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戰爭年代便是親密戰友。陳雲的孫女、陳元的女兒陳曉丹曾經與薄瓜瓜是戀人。

　　查找國開行年報，可以看到幾項與重慶基礎設施相關的貸款投放。

　　2010年，支持重慶“二環八射”項目建設的貸款余額為人民幣337.39億元人民幣，對項目的累計承諾貸款達506 .83億元；

　　2009年，為支持重慶輕軌項目3、6號線項目承諾的貸款為人民幣111.9億元。

　　而重慶商業銀行的報表，也令國開行在重慶地方融資平台中的貸款浮出水面。多位重慶商行的大股東，包括號稱“重慶淡馬錫”的渝富資產、重慶市地產集團、重慶市水利投資公司等與政府融資平台有關的國字號公司，都將各自所持重慶商行股份中的大部份抵押給了國開行，總計質押股份達71,523 萬股。

　　有專家認為，“重慶從國開行獲得的支持力度，是其他省級政府都不可能獲得的。”也有分析認為，薄熙來讓兒子與陳曉丹“拍拖”，也是為了能更“正大光明”地從陳元那裡“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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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笑蜀

此岸向彼岸擴張的欲望愈強烈，政治的彼岸意義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強烈，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也就愈恐懼，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敵意也就愈深刻。知識分子必然要被當作政治上的異己力量。簡而言之，靈與物的衝突，彼岸與此岸的衝突，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現實衝突的本質。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運動，則是這一系列衝突的開端，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開端。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命運，建國前就已揭開序幕。

無庸諱言，中共始終對知識分子問題予以高度關注。五十多年前，毛澤東起草了一個決定，劈頭就說：“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據以要求全黨全軍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毛澤東嚴辭批評“許多軍隊中的干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在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最後強調：“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復。”

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策切實貫徹了。一批又一批作家、詩人、青年學生從國統區走出，走向延安，走向太行山……。但等待著這些“新知識分子”的不都是鮮花。土地革命時期即已流行的“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盡管毛澤東諄諄告誡“決不應重復”，實際上並未得到有效遏制。文盲半文盲出身的工農老干部，一直在黨內軍內占主導地位，他們天然地具有反智情結，如毛澤東所說：“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在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正是這種強烈的反智情結派生了“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派生了土地革命時期黨內軍內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際。抗戰初期全黨全軍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方面為中共輸入了新的血液，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對工農老干部的主導地位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對黨內軍內固有的權力結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工農老干部對黨內軍內新知識分子隊伍的集結和成長不免憂心忡忡，終於導致反智情結的再次大爆發，即1942年的“搶救運動”。如一份官方文件所承認的，“此次搶救運動中，在審查新知識分子工作上面，產生了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偏向。”這種偏向的後果，“是在知識分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是相當沉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新知識分子黨員的革命熱情……。雖然是經過甄別工作，時局又處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勢下，情況沒有也不致發展到最嚴重的程度，但這次留在他們精神上的創痕確實劃得相當深。”就連主持其事的康生事後也不能不這樣說：“在坦白運動中，又增長著不信任新知識分子的情緒，或懷疑其中很多人是特務，甚至有的工農老干部有報復主義的宗派思想，這也是錯誤，不相信新知識分子，對他們歧視，或對他們報復的宗派思想，要徹底克服。”那麼何以致此呢？當事人蔣南翔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有如下分析：
知識分子審查工作所以產生偏差的主要原因，我以為是由於在兩個基本問題上，我們有了錯誤。

第一個問題，是政治認識和政治估計上的不足。

不管自覺不自覺，不管承認不承認，在搶救運動中，是暴露了我們在政治認識上的模糊，暴露了我們對於馬列主義是指導中國革命的唯一真理這一點，還缺乏深刻和堅定的信心！

雖然我們平時也都抽像地承認馬列主義是有史以來全人類最優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中，馬列主義能夠戰勝任何黨派的思想，取得大多數革命知識分子的擁護，但在此次審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們自己完全推翻了這種情況。對於一般革命的知識分子來說，我們竟不相信馬列主義比三民主義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許多知識分子已在黨內受了好幾年的教育，做了好幾年的工作，我們仍還相信他們是堅決擁護三民主義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沒有接觸過其他別的思想學說的工農同志，才是保險和可靠的同志。這裡，馬列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就完全被看作為一種軟弱不堪，破爛不堪，絲毫經不起任何戰鬥的一堆廢物；而三民主義倒被看作是最能獲得廣大知識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種觀點出之於我們共產黨，說來是非常奇怪的，但事實確然是如此。例如隴東的搶救運動，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代表。那裡在搶救運動中，正式肯定了這樣的觀點：國民黨於1935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聽說這種說法是西北局已故的李景波同志在群眾大會上公開提出來的）！因此，隴東的外來知識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分子未被搶）。搶得所有的外來知識分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

第二個問題，是組織上的干部政策問題。

在搶救運動中，新知識分子同志大多被搶或被懷疑，並且大多是工農老干部負責審查他們的工作。但知識分子和工農同志是走著很不相同的道路來到革命陣營裡的，他們在生活習慣、社會經歷、思想作風等等方面，都會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因此從工農同志的眼內看來，知識分子的歷史就有許多不能解釋，並且他們又把這些不能解釋的肯定下來，認為是有了“問題”，而被審查者這時差不多是沒有自己的發言權，並不是絕對不讓他們說，而說了也根本聽不進。這樣客觀就使知識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處在一種缺乏比較公平合理的條件保證下，受著片面審判了！這樣，主觀上雖然不犯或者少犯錯誤，也是不可能了……。

蔣南翔的這些剖析，已經接近問題的實質——包括搶救運動在內的對黨內軍內知識分子的歷次清洗，不單是緣於“有報復主義的宗派思想”的一般工農干部在基層的興風作浪，而有其更深層的思想淵源，即對馬列主義的強烈的不自信——“馬列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就完全被看作為一種軟弱不堪，破爛不堪，絲毫經不起任何戰鬥的一堆廢物；而三民主義倒被看作是最能獲得廣大知識分子信仰的思想了。”這種強烈的不自信，必然導致對思想交鋒、文化交鋒的強烈恐懼，進而導致對思想本身、文化本身的強烈恐懼。正是這樣的恐懼，產生了對“一窮二白”的偏愛——一窮二白，才好描最新最美的圖畫，這既是就物質意義而言，也是就精神意義而言。思想上文化上“一窮二白”的工農老干部，才會毫不懷疑、毫無選擇地全盤接受馬列主義“灌輸”。知識分子不然。知識分子的思想素養和文化素養所積澱的自我意識，使知識分子不可能像工農老干部那樣天然地處在無我忘我的境界之中，馬列主義“灌輸”之於知識分子，也就不可能像“灌輸”工農老工農那樣，在一馬平川上長驅直入，而必然遭遇自我意識的審視甚或是排拒。知識分子的思想素養和文化素養因此非但無益，反而是馬列主義“灌輸”的消解劑，是革命陣營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解構力量。

“輕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廣大知識分子和馬列主義結合的可能性，輕率地剝奪對於知識分子黨員的信任”；這種“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也就必然得勢。

如果說，在新知識分子大量湧入之前，以知識分子為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解構力量，還只是一種直覺；那麼在新知識分子大量湧入之後，這種直覺便似乎得到了現實的印證。四十年代初，在新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延安，出現了以丁玲、蕭軍、羅烽、艾青、王實味等新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暴露派”。他們在奔赴延安之前，多已成就斐然，自視為文壇驍將，年輕氣盛，鋒芒畢露；而且他們覺得到延安就是到了家，在自己家裡當然可以暢所欲言。於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可避免地與急待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新的政治文化生態發生劇烈摩擦。“暴露派”認為，革命陣營並非純潔無瑕，舊中國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著肮髒與陰暗的社會，革命陣營存在於舊中國，何能幸免！何況當前的革命性質，決定革命陣營不僅要與農民及城市小生產者聯盟，“更必須攜帶其他更落後的階級階層一路走，並在一定程度內向他們讓步”；這就使革命陣營沾染上更多的肮髒和黑暗。肮髒和黑暗存在於革命陣營既是客觀事實，就不能諱疾忌醫。王實味說：“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肮髒和黑暗，清洗他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和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極的，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有人以為光明藝術家只應‘槍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點，便予敵人以攻擊的間隙——這是短視的見解。我們底陣營今天已經壯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點，但它還不夠堅強鞏固，正確地使用自我批評，正是使它堅強鞏固的必要手段。”艾青說：“希望作家能把癬疥寫成花朵，把膿包寫成蓓蕾的，是最沒出息的人——因為他連看見自己醜陋的勇氣都沒有，更何況要他改呢？”羅烽則感慨魯迅那“劃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劍已經埋在地下了，鏽了，現在能啟用這種武器的，實在不多。”大聲疾呼：“如今還是雜文的時代。”於是，他們效法魯迅，用一篇篇短劍似的雜文，解剖陰暗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連人對人的同情心也沒有”的冷漠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男女事實上的不平等……，革命陣營的種種“肮髒和黑暗”被他們揭示出來，無情地鞭撻著。延安文壇卷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抨擊時弊的“龍卷風”。

真正的批判精神必然源自獨立人格。“暴露派”既是革命陣營中最放言無忌的一群，也是革命陣營中最孤傲不羈的一群。“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他們是人生第一信條。在國統區，他們卻倍受專制之苦，對自由的向往因之愈加強烈。他們是為了掙脫枷鎖到延安的，艾青說得很明白：“作家除了自由寫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權。他們用生命擁護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們的藝術創作的獨立的精神。”對民主政治條件下寫作的不自由他們是絕對無法理解更無法苟合的；而他們覺得，他們用生命去擁護民主政治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在延安，政治與藝術，政治家與藝術家的關系依舊是主屬關系，“藝術創作的獨立的精神”依舊沒有保障，自由寫作之夢遙不可及。

一種不可抑制的失落和反感便迅速積聚起來，爆發出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吶喊便和“暴露黑暗”的“龍卷風”同時撼動了延安文壇。艾青抗議說：“作家並不是百靈鳥，也不是專門唱歌娛樂人的歌妓。他的竭盡心血的作品，是通過他的心的搏動而完成的。他不能欺騙他的感情去寫一篇東西，他只知道根據自己的世界觀去看事物，去描寫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創作的時候，就只求忠實於他的情感，因為不這樣，他的作品就成了虛偽的，沒有生命的。”艾青相信，作家之所以被看輕，創作自由之所以實際上被否定，主要原因，在於人的精神需求沒有得到正視，藝術的天職沒有得到確認，藝術的神性的光輝被掩沒於塵世之中。“文藝有什麼用呢？”政治家這種純功利、純世俗角度的質疑，既是對藝術的鄙薄，更表現出對藝術的無知。痛感於這種鄙薄和無知，艾青答稱：

文藝的確是沒有什麼看得見的用處的。它不能當板凳坐，當床睡，當燈點，當臉盆洗臉……它也不能當飯吃，當衣服穿，當藥治病，當六O六治梅毒。

所以反功利主義的唯美論者，戈諦耶會滿懷憤慨地說：“……我們不能從物喻得到一只帽子，或者像穿拖鞋般穿比喻；我們不能把對偶法當雨傘用；我們不能，不幸，把音韻當背心穿。”

但是人類還會思索，還有感覺，還知道恥辱和光榮，還能嫉妒和同情，還懂得愛和恨，還常常心裡感到空漠因而悲哀，還要在最孤獨的時候很深沉地發問：“活著究竟為什麼？”
這些事，都並不是凳子，床，燈，臉盆，飯，衣服，藥，六O六這些東西完全可以解決的。因為這些事，同樣可以發生在沒有物質憂慮的人們之間。

就連最原始的人類，也有他們的心理活動；就連最不開化的民族，也有他們自己的詩歌。
在艾青的視野裡，有一片廣袤的聖潔的疆域，那是牧歌之鄉。它遠離了塵世，它俯瞰著塵世。只有純粹的歌者，才是那一片牧歌之鄉的主人。正是清純的歌者所展現的神性的光輝，普照了塵世，賦予芸芸眾生以人的使命和尊嚴，而不致在滾滾利祿中沉淪。所以，作為牧歌之鄉的主人的純粹的歌者，與塵世的主宰即政治家有著同樣重要的位置，甚至更重要。艾青並且以史為例——

當法國資產階級的大詩人伐萊裡的《水仙辭》出版的時候，一個同階級的批評家曾以這樣的話頌揚他的作品：“近年來我國發生了一件比歐戰更重大的事件，即伐萊裡出版了他的《水仙辭》。”

這原因就在於《水仙辭》為爛熟了的法國資產階級——也可以說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提出許多使內心顫栗不安的問題。他的詩，通過他自己的深沉的審視，從哲學上引起了對生命實體懷疑的問題。

好像有一個美國人曾說：“寧可失去一個印度，卻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

這原因就在於莎士比亞是英國商業資本主義抬頭時代的代言人，是英帝國主義向世界擴張其勢的鼓吹者，是大英帝國直到現在還用以驕傲於世的偉大詩人。他的作品可以支持一個民族的自尊心理，從而換到不止一個的印度。

貝多芬、蕭伯納公開嘲諷王族和巨商，李白要高力士當眾為之脫靴，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知識分子向來以牧歌之鄉的主人而自傲；對塵世的主宰——不論是政治權力還是金錢——都不屑一顧。

“暴露派”頗具此類氣質。開天辟地第一遭的世界大戰，其重要性竟在伐萊裡的一部詩集之下；用多少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印度，其價值竟遠遠不及一個莎士比亞！物與靈判然分野，並將靈凌駕於物，作為塵世主宰的政治家，其權力觸角向牧歌之鄉的擴張因而於理相悖，藝術對政治的從屬關系，因而也是於理相悖的。

這一點，講得最直率的仍然是王實味。他對政治家藝術家的相互關系作了全方位的探討。他把政治家定義為“革命底物質力量底指揮者”，其任務“偏重於改造社會制度”，而把藝術家定義為“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發者”，其任務“偏重於改造人底靈魂”。他斷言，政治家固然有其長：“怎樣團結、組織、推動和領導革命力量，怎樣進行實際的鬥爭——政治家在這裡比藝術家優越。”但政治家並非全智全能，“藝術家也有他底優越性，就是：自由地走入人的靈魂深處，改造它——改造自己以加強自己，改造敵人以瓦解敵人。”而這恰恰是政治家無法企及的。藝術家固然有其人格上的弱點，如偏狹、傲慢、孤僻等等。但政治家在人格上也不是十全十美——“為著勝利地攻擊敵人、聯合友軍、壯大自己，政治家必然熟諳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縱橫捭闔。弱點也就從這些優點產生：在為革命事業而使用它們的時候，它們織成最美麗絢爛的‘革命的藝術’，但除非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總不免多少要為自己底名譽、地位、利益也使用它們，使革命受到損害。”換言之，政治家就其本能來而言，其於革命事業有如雙刃劍；因而在發揮政治家之長、利用政治家於革命事業有益的一面的同時，還必須對政治家抱有高度警惕。王實味毫不避諱地呼吁政治家：“貓底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來攫雞雛。”同時告誡戰友們：“對於那種無能捕耗子擅長攫雞雛的貓，我們更須嚴防。”

這裡，或許王實味本人並沒有意識到，盡管他主觀上將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完全歸結為舊社會的遺傳，但在客觀上，通過對政治家本能的理性解剖，他已經把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與權力的本質、與人的弱點聯系起來了。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的持久性、普遍性因之被揭示了出來，而這才是本質意義上的揭示。這樣本質意義上的揭示，為牧歌之鄉遠離塵世權力、為牧歌之鄉看守塵世權力，亦即為“藝術創作的獨立的精神”和藝術家固持的政治批評立場，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王實味本來是想通過對政治家和藝術家各自特性的比較，來說明政治家和藝術家各有所司，各有所長，相輔相成，因而必須彼此尊重，平等對待；卻無意中說破了政治家自身的“肮髒和黑暗”，給了革命青春期冉冉上升的偶像崇拜當頭一盆冷水。在這點上，王實味是比艾青進了一步。

根據辯證法原理，世間萬事萬物都處在對立統一的關系之中。行動家與批評家，便是諸多對立統一關系中的一種。有作家、詩人便有文學批評家，有政治家當然會有政治批評家。而其中最復雜最莫測的關系，應是政治家與政治批評家的相互關系。行動家就其本性來說是討嫌批評家的——誰願意自己的瘡疥被別人當眾指出呢？但一般的行動家雖然討嫌批評家，卻也對之莫可奈何，甚至有時還不能不故作姿態地歡迎批評家的批評，原因很簡單，作家、詩人手中有一支筆，文學批評家手中也有一支筆；畫家手中有一支筆，美術批評家手中也有一支筆……，他們並沒有超出於對方的特權，並不能借助於外在力量來壓倒對方，而只能在純學理層次上與對方平等對話。 

政治家則不同，政治家所有的是權力；而在並不存在分權制衡的社會中，權力是無遠弗屆的；這就使政治批評家的生殺予奪，往往取決於政治家的喜怒哀樂！這種情況下的政治批評和社會批評，因而是所有批評中最艱難、最冒險的批評！

“暴露派”所進行的，恰恰就是這樣的批評。他們自命為“社會良心”，自命為革命的清道夫。殊不知，他們的自命並不為政治家所認可。在政治家眼裡，他們的批判精神，他們的獨立人格，只能是離經叛道、桀驁不馴的同義語。而這就注定了“暴露派”所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命運。“暴露派”固曾風雲一時，但那不過是要借他們的吶喊壯大整風運動的聲威，以擊敗當時黨內主要的反對派領袖王明。一旦王明土崩瓦解，“暴露派”在政治上的實用價值不復存在，他們對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的“揭破和清洗”、他們對自由寫作的強烈呼吁，就再也無法容忍了，“暴露派”也就不能不填補王明留下的空白，成為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目標。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著名演說中，專就“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發了一席宏論。他仍然承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文化不發達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仍然承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緊接著就是一個“但”書。“但”書後有如下一段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堪稱刻骨銘心的警句：

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這裡“所謂知識分子”，固然包括留蘇歸來的王明等“馬列主義理論權威”，但同時也包括主要來自國統區的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對新知識分子的清洗由此發軔。三個月後問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矛頭更直接的和全部的指向“暴露派”及其所代表的新知識分子。毛澤東花費很大篇幅駁斥“暴露派”的主張，如“人性論”、“人類之愛”等等。對“暴露派”的核心觀點，毛澤東尤為深惡痛絕，以異常嚴厲的口氣逐次點評：“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毛澤東的答復是：“這裡包含著許多糊塗觀念。”“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毛澤東的答復是：“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知識的見解。”“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對此毛澤東倒是沒有一概否定，但毛澤東強大指出，魯迅筆法之不能廢除，是因為中國的反動派還存在，需要用匕首和投槍與中國的反動派作戰。“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換句話說，魯迅筆法並非沒有時空限制，魯迅筆法只能用於對敵。如果反動派不存在，比如在根據地，比如在全國勝利之後，魯迅筆伐是否還適用，這就不言而喻。

這實際上是說，魯迅之所以成其為魯迅，是因為魯迅在國統區，是因為魯迅面對的是國民黨當局。在根據地，在全國勝利之後，誰也不要想再當魯迅。毛澤東最嚴厲的點評是如下一段：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革命事業並無熱情，對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裡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至此，毛澤東已經交代得很清楚了：誰要固守其政治批判和社會批判的立場，沿用魯迅筆法，揭破和清洗自己陣營中的“一切肮髒和黑暗”，誰就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也就不可能為革命隊伍所容。現實只容許接受，不容許批判，這是“革命知識分子”必須遵循的鐵的定律。

否定批判精神，必然同時否定獨立人格。毛澤東一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知識分子“不大能區別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並由此弄出許多錯誤。”他提醒那些新知識分子同志——

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任務，我們宣傳的對像，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到了哪山唱哪山的歌。知識分子必須隨著時空的轉換而脫胎換骨。在國民黨統治區，他們固守精神世界的獨立性，堅決抵抗世俗權力向精神世界的擴張；並且以精神世界的主宰自傲，以世俗權力的看守者即道義制約的主體力量自命，對世俗權力即國民黨當局的專橫、腐敗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抨擊，這於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是有利的，所以共產黨是大力推崇、大力支持的，所以才尊此前的魯迅，此後的李公僕、聞一多為民族英雄。但處在新的時空，即在革命根據地，領導黨不僅掌握了世俗權力，而且掌握了世間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領導黨因此不僅是“革命底物質力量底指揮者”，還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發者”；不僅是世俗生活的天然主宰，還是精神世界的天然主宰。換言之，在革命根據地，物與靈並沒有判然分野，物與靈都在領導黨的管轄範疇之內。這才是根據地與國民黨統治區的“真正區別”、上海亭子間與延安的“真正區別”。這個“真正區別”注定新知識分子必須實現由獨立人格向他律人格的轉換——既然領導黨全智全能、至善至美，個人的自主判斷、自主選擇也就喪失了合法性，新知識分子也就必須徹底犧牲其證偽本能，批判本能，徹底舍棄自我，無條件地服從領導黨。

政治與文藝，政治家與文藝家的關系，因此只能是主屬關系而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雙駕馬車的關系。毛澤東堅定地宣稱：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人類生活的兩岸，即此岸和彼岸，也是諸多對立統一關系中的一種，彼岸必須與此岸分離，並高於此岸，才能夠具有對於此岸的強大的制約力量和導向力量。通常說中國人有強烈的入世精神，這句話其實意味著，中國人的彼岸意識本來就很薄弱，彼岸與此岸的動態平衡因此在中國從來都不曾實現。沒有彼岸的強大制約和導向，此岸的良性運行也就成為不可能，中國社會因此總是走不出治亂相循的泥沼。中國的世俗性宗教極不發達，如果說中國人還有一點微弱的彼岸意識的話，那麼這點微弱的彼岸意識則主要寄寓於文學藝術中。所以和世俗性宗教的極不發達相映照，中國的文學藝術一直蓬蓬勃勃，中華民族和法蘭西民族一樣以擅長文學藝術而著稱於世。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藝術對於此岸的超然性就顯得尤為重要。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所追求所呼吁的正是這樣一種超然性。

對這種超然性的最大威脅，來自現實政治。政治本來只是政治而不可能是別的什麼；它所追逐的實質上永遠只是權力，而無論它出於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理由。它永遠只是此岸之物。但是，權力都有無限擴張的本能衝動，假若不是遇到另一種同樣強大的力量的阻遏，那麼它的擴張就會無休無止，就會遠遠超乎此岸而侵入彼岸，政治就既是此岸又以彼岸自居，實則是此岸吞沒了彼岸。彼岸一旦被吞沒，對此岸的道義制約就從根本上消除了，政治批判和社會批判不復有生存空間。同時，作為一種虛擬的彼岸，政治暫時取得了神性，從此它不僅可憑借其強力迫使臣民順從，而且可憑借其神性令臣民頂禮膜拜。反抗不僅是不法，而且是不義。權力對人的全面征服因而也就是不可阻擋的。不能說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對這一前景已洞若觀火，但出於知識分子的敏感，他們確實對政治權力向彼岸的咄咄進逼之勢有所察覺並且深懷憂懼。他們並不是不明白毛澤東所說的上海亭子間與延安的“真正區別”，只不過是不能接受那樣一種“真正區別”。他們堅持物與靈的二元化，堅持將靈凌駕於物，實則是以彼岸的衛護者自命，抵御政治權力向彼岸進逼，從而不可避免地要與政治權力發生劇烈衝突。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運動，最重要的起因即在於此。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便是對此次集體抗議運動的直接回應。講話不單是否定了知識分子所特具的批判精神和獨立人格，而且完全排除了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彼岸在現代社會獨立存在的可能性。一切文學藝術都屬於一定的階級、一定的政治路線，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抑或互相獨立的藝術據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只是革命機器中的一個構件——齒輪和螺絲釘。這再也清楚不過地表達了此岸吞沒彼岸的勃勃雄心。毛澤東並且警告：“黨的文藝工作者，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是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

物與靈的二元化已被確認為托洛茨基余毒，誰若繼續堅持彼岸的獨立存在，繼續反抗此岸向彼岸的進逼，其政治前程之慘淡自不難想見。

文學藝術只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文學藝術只有政治功利價值。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思維，毛澤東建構了政治標准第一、藝術標准第二的文藝批評模式。用這樣的文藝批評模式主導文藝，才能保證政治決定文藝，政治家決定文藝家。換句話說，這樣的文藝批評模式是以此岸涵蓋彼岸，以此岸同化彼岸，從而最終消溶彼岸的不二法門。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當然難以接受，艾青就曾援引反功利主義的唯美論者戈諦耶的名言，批評革命根據地文學藝術完全功利化、此岸化的趨向，強調文學藝術的彼岸意義。對此毛澤東直言不諱地回答說：

唯物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裡，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

彼岸被涵蓋、被同化、被消溶，政治便取代了真實的彼岸，而構成虛擬的彼岸。即便是純粹此岸性質的功利主義，一旦歸屬於“無產階級的”，便也具有了似乎無可爭辯的神性。一方面政治的彼岸意義不過是純粹虛擬的；另一方面政治又竭力以真實的彼岸自居，絕對不肯舍棄它已經取得的靈的光環。這個巨大的矛盾，是政治缺乏自信力的終極因素。正因為缺乏自信力，政治的彼岸意義的虛擬性便成了不可言說的秘密。“暴露派”正是在這點上犯了大忌。他們對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的揭破和清洗，他們對政治家本能的理性解剖，至少在客觀上構成了對政治的彼岸意義的否定，有著把政治由彼岸拉回此岸的潛在危險。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危險性，針鋒相對地指出——

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因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文學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才能夠完全一致。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對的。

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灌輸”的消解劑，之所以是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消解劑，歸根究底，無非兩個原因，一是知識分子對此岸吞噬彼岸的抵制，一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彼岸意義的虛擬性的無意識破譯。進而言之，在世俗性宗教不發達的中國，知識分子天然地構成真實彼岸的主體力量，因而天然地具有反抗此岸擴張、排拒虛擬彼岸的稟性。這樣，此岸向彼岸擴張的欲望愈強烈，政治的彼岸意義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強烈，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也就愈恐懼，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敵意也就愈深刻。知識分子必然要被當作政治上的異己力量。簡而言之，靈與物的衝突，彼岸與此岸的衝突，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現實衝突的本質。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運動，則是這一系列衝突的開端，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開端。

無恥下流

來源：何清漣博客

    時下中國的怪事多，5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的出版發行，應該算得上一件。為什麼？因為這是部分文學藝術家向毛澤東親手制作的扼殺文藝自由的絞架頂禮。抄寫者當中，有些老人當年是歷次運動老將，有的在“文革”中曾被批鬥，一些年逾五、六十的中老年文人的成名，則是依靠80年代疏離毛的黨文化另樹一幟。如今，因向當局敬獻“投名狀”的政治需要，這些人終於走到一起來了，摹仿佛教徒手抄佛經的虔誠，將毛的這份講話抄寫了一遍。
   
    這是什麼精神？這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重症患者的精神；抄寫者在向當局展示他們的政治虔誠之時，更是讓世界看清他們盡管早已修煉成各種文化班頭、藝術教習，但終究不過是一群終身戴著鐐銬跳舞的宮廷舞者，朝廷有需要時得獻歌獻舞，恢復舞者本相。
   
    且說說這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篇什麼物事。在上世紀80-90年代，一些曾親身經歷過“延安整風運動”的黨內老人如李銳先生等都曾回憶過這段令許多革命者喪失尊嚴的紅色恐怖時期。這場運動起始於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是運動開始的標志；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運動宣告結束。其中，毛澤東1942年5月2日至23日的兩次講話（即《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據稱對延安文藝界的整風運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已故歷史學家高華曾對這段歷史有過獨具慧眼的深刻研究，他認為毛澤東召開文藝座談會的目的，是為了“最終確立自己作為文藝界大法師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文化人不聽話，不尊重領導”。這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標志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毛氏黨文化”觀包含五個層面：
   
    一、文藝是政治鬥 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與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 ‘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二、與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是最無知和最肮髒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對他們的改造。
    　　
    三、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
    　　
    四、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
    　　
    五、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在同類研究中，高華對這場運動的總結很到位。我無從猜想這百位抄寫者在謄抄這篇講話時懷抱一種怎樣的心情？他們難道真心承認自己比工農“肮髒”與“無知”？他們願意重溫當年“無產階級”對其曾施加過的半暴力“教育與改造”？他們難道聽不到今天中國的“工農兵（復員軍人）”正通過每年逾20萬起的群體性事件在發出反抗的怒吼？
   
    將中共比之為綁匪，可能會讓不少中國人覺得不舒服，但從中共挾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所有社會資源並迫使中國人聽從其號令這點來看，其實與綁匪本質相同。在淪為人質的中國人當中，這百位文化名人在才賦上自有其傑出之處，那麼多人拼命往上爬，卻只有他們能爬上文藝界階梯的頂端，足以彰顯其才賦優越。但才賦的優越也無法掩蓋一個事實：他們已完全被中共黨文化馴服，其行為具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所有特征。且看：
    　　　　　
    “人質感到加害者威脅到自己的存活”——中共至今仍然掌管著他們的飯碗與福利，在“不服從者不得食”的鐵則下，他們還需要依靠體制的物質恩賜；
   
    “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會出加害者略施小惠的舉動”——與同類群體相比，他們感到黨賜予他們的待遇很不錯。除了見到級別更高者需要打躬作揖之外，在大多數人面前，已經很有上等人的感覺；
    　
    “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部信息”——中共長期控制媒體，限制學術自由，而這些人由於自身的文化班頭、藝術教習地位，早已成為黨的宣傳工具，他們也不再傾聽官方媒體之外的聲音，部分人自覺地相信那是“腐朽的西方文化”，或是海內外敵對勢力在造謠。
    　
    “人質要相信，要脫逃是不可能的”——經歷過改革30余年，中國出現很多問題，朝野不少人虛構了一個平等、底層人人有工作與免費醫療的毛澤東時代並懷念之。於是這百位文化名人認為，要從毛的陰影下逃脫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做個在當局眼中表現優異的馴服者吧。
   
    知識群體的墮落，標志一個社會徹底的墮落。記得當年一位研究當代文化史的人士曾收集了許多文化名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親筆寫下的認罪書、檢討書，准備結集發表。但這些文化名人當中的在世者與逝者家屬均表示強烈反對，聲稱一旦出版，將全力以赴訴諸公堂，並在經濟上徹底整垮這位研究者。不讓出版的理由中最強的一條是：當時政治壓力太大，誰也頂不住。但觀看今天的中國，我實在不知這百位文化班頭對自身向創作自由絞架頂禮的可恥行為有什麼說辭？是什麼力量驅使著他們寫，個別人即使像“吃蒼蠅”也還要寫？是不寫這份投名狀會被處死，還是沒有高干病房入住？是升遷道路受阻還是擔心進不了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些人當中的不少人其實墓木已拱，黨能夠賜給他們的現世利益不會更多了，寫下這投名狀，只能說他們對中共專制只剩下諂媚的“勇氣”，只會說“聖上英明，臣罪當誅”。

無恥下流

來源：RFI

　　一年一度的戛納國際電影節已近尾聲, 雖然今年沒有任何一部華語影片入圍主競賽單元, 但中國網友和讀者還是能看到, 範冰冰、李冰冰和楊冪等女明星在戛納的紅毯上“花枝招展”地走秀, 這也被網友們質疑為“蹭紅毯”。

　　而楊冪在走紅毯時，還有“被保安驅趕”的傳聞，雖然事後她澄清不是被驅趕，而是被工作人員引導，但一時間各方對華語明星戛納紅毯秀也產生了不同看法。據《新京報》的報道，由於信息不對稱，可能有很多讀者都搞不明白，為何沒有任何影片在戛納電影節上展映和竟賽，還有如此之多的中國藝人跑到那裡去蹭紅毯“打醬油”呢？

　　實際上，想要在戛納走紅毯，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如果沒有入圍參賽影片，明星們仍然可以通過品牌贊助商的邀請、劇組主創親友等方式在戛納實現“紅毯秀”。已舉辦65屆的戛納電影節秉承歐洲人的優雅風格，在每日夜場（19點半之後）電影放映前都會有紅地毯儀式，電影節一共12天，每天大約有3場，也就是說，在活動期間至少要舉行40場左右的紅地毯儀式。那麼，所謂的紅毯指的是什麼呢？廣義上的走紅毯，是個人都可以走，因為戛納電影宮前面的紅毯白天是空閑的，每個記者進盧米埃爾廳看電影都會經過紅毯，路人經過電影宮也可以上前踩兩腳，叫上三五好友幫你拍張照，也算走紅毯了。

　　多次報道戛納電影節的資深媒體人董銘稱，狹義上的走紅毯，指的是要穿著正裝，手持首映式邀請函，通過組委會提供的汽車來到現場，並走過photocall區域（全世界攝影記者指定聚集地）。能完成這個過程的，一般只有劇組主創、贊助商邀請的藝人、劇組主創的親友，以及法國當地名流等。代表入圍電影節的影片走紅毯是最常規的方式，比如，今年華語片雖然沒有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影片，但有婁燁的《浮城謎事》入圍了“一種關注”單元，在開幕式上，中國明星郝蕾、秦昊和齊溪就是代表《浮城謎事》劇組走的紅毯。

　　沒有參賽片，品牌邀請走

　　不過，範冰冰等中國女明星今年能夠走上戛納的紅毯，都是受到某品牌贊助商的邀請前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明星們身上的包包、禮服和珠寶都是那些商家的產品，因此，這些明星走紅毯在展示個人魅力的同時，也是在為這些品牌做宣傳。此外，如果一部影片有首映式紅地毯，所有進電影院（一般是盧米埃爾廳）觀看的明星、名流和觀眾，甚至在紅地毯上拍照的攝影、攝像記者，都需要正裝出席。穿成什麼樣才叫正裝呢？女性要穿禮服和高跟皮鞋，平底皮鞋則會被拒絕入場。男性則需要黑色西裝、皮鞋、白色襯衫和領結，請注意其他顏色的西裝和襯衫是不會讓你進去的，也別跟保安抱怨說只有領帶而沒有領結。

　　額外加分 被主持人念出名字

　　報道又說，對於華語明星近幾年熱衷於走紅毯，資深媒體人董銘的看法是：“還是那句話，弄一張紅毯邀請函很容易，比紅毯函難的是禮賓車。比禮賓車更難的則是現場CANAL+電視台主持人認識你，假如他能發音准確地喊出你的名字，那基本就算混到國際明星了”。 想當初，範冰冰隨《日照重慶》劇組去戛納時，還曾被主持人喊錯名字, 這幾年大家就很熟悉她了”。曾跟隨電影《武俠》參加去年戛納午夜場放映的陸先生告訴記者, 按照組委會要求, 每個劇組的主要演員和導演一人一張邀請函, 每個主創最多帶一名隨從。此外, 參加報道的記者每人每場也能領1到2張。

　　董銘介紹說，邀請函的顏色也有區別，棕色的邀請函可以暢通無阻，但是藍色的邀請函必須和記者證一起使用才有效。除了組委會外，評委、影評人、影片發行宣傳、公關公司和贊助商手裡都有棕色邀請函，想要走紅毯，但又沒有影片參展、參賽的，就可以通過這些渠道拿邀請函。拿到棕色邀請函只是有了觀看夜場電影的資格，並不代表你能或者敢於大搖大擺走過photocall區域，完成“走紅毯”。陸先生告訴記者，去年《武俠》劇組湯唯、金城武、甄子丹等走紅毯，都是坐著組委會安排的禮賓車到現場。車子的安排也有講究，陸先生說：“打比方說，你有40個人，組委會一般給你7輛車，每輛車4個人，最多28人可以走紅毯，其他人就只能從旁門進影廳了。”

　　業內看法：紅毯商業且娛樂，影片才重要

　　綜上所述，資深媒體人董銘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盡管“蹭紅毯”這種說法稍顯刻薄，但還是很形像的，它所折射出的正是現在華語明星去戛納的現狀。在董銘看來，紅毯只是首映的一部分，和電影沒啥關系，國外媒體對紅毯報道的比例並不高，主要還是在於電影本身。“這幾年華語影片也不爭氣，如果有哪部華語片在戛納頗受好評的話，網友們也不會只盯著哪些中國明星蹭紅毯了”。

　　另據網易娛樂5月24日的報道，導演陳凱歌（微博）奉勸中國女星，走紅地毯不能當職業。近年不少中國女星為求紅地毯搶鏡各出其謀，其中有些走紅地毯的女星根本沒有電影主演。陳凱歌昨日在戛納開腔指女星不能說走紅地毯是個職業，他暗諷說：“昨天我也走了（紅地毯），不過我是受到組委會的邀請才走的；娛樂圈本身就是名利場，不過我們要知道自己是什麼職業的，至少你不能說走紅地毯是個職業。”意思也暗示了女星別以為有機會走國際影展的紅地毯就是國際明星，演員應該做好本分，而非紙上明星。

無恥下流

來源：旺報

      薄熙來失勢後，許多醜聞被一一揭發。日前海外媒體披露，薄案除了貪腐外，薄熙來更把觸角伸向海內外媒體，並加以收購，而資金來源則指向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薄熙來與周永康關系密切，薄還被視為是周的接班人。

　　博訊網25日報導引述來自重慶的可靠消息稱，重慶市長黃奇帆為與薄熙來撇清關系，揭露了重慶曾巨資「統戰」海內外媒體，並曾邀請海內外作家、作者以及網站編輯到重慶開會。薄以廣告買通編輯等手段，自2009年起滲透並控制了一網(一個網站：多維)、一刊(一份香港刊物)、一台(一家在香港的電視台)。

　　多維以在香港的記者收買了3位媒體人並常駐美國，參與多維網挺薄熙來、反習近平的宣傳。薄案爆發後，多維挺薄勢力仍藉機抹黑習近平。

　　據「大紀元」網站報導，薄早就在收購海外媒體，每年巨資流向新加坡《聯合早報》，該報專設重慶頻道，為薄搖旗吶喊，批汪洋、譏胡錦濤、倒習進平，卻沒有北京或上海的頻道。

　　報導指出，今年4月初，多倫多《星島日報》突宣告裁員15人;美國加州《多維》雜志突然消失，北美親共媒體因資金困難而停刊或縮減規模，被解讀為在薄熙來倒台後，周永康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完全失勢的結果。

無恥下流

來源：簡直

5月28日新華網據浙江在線報稱《網曝浙江永康發生大規模嫖宿處女學生事件 警方調查》。無獨有偶，同日，新華網轉載了京華時報對26日河南官方122字公布官員強奸多名幼女案的評論。

微博網友莫名驚詫：“嫖宿幼女為何屢禁不絕？——繼貴州習水、浙江麗水之後，浙江永康又發生大規模嫖宿學生處女事件，涉及多名人大代表和企業家，此事在當地幾乎人盡皆知，官方至今未有任何說法。”

鳳凰網郎遙遠博客文章認為，“買處”，這充滿封建社會荒淫無道的詞彙，很多年來就已經成為暗地裡的富豪權貴新時尚。在一些權貴尤其是為富不仁的老板心中，崇尚“玩處女體現成功人士身份”，“玩處女見紅，可以化災避禍帶來好運”。 前幾年震驚全國的習水縣公職人員嫖宿幼女案，記憶猶新；“麗水多名女中學生遭強奸，涉及多名村委會主任”的駭人新聞，驚悚在耳；甘肅一黑老大（老板）涉嫌強奸多名女中學生，家長舉報驚動省長。百度一下“包養中學生”，居然可見中介聯絡熱線。而今，這些企業老板、人大代表們玩中學生處女，玩出了火，收不了場。這些傷天害理、違背人倫的惡行，必在接受法律嚴懲同時受到公眾強烈譴責，而身敗名裂。

文章說，有權有錢的大爺們“買處”，一部分是基於少女年幼無知、好奇、虛榮而直接誘奸，一部分是通過中介介紹實施犯罪，當然也有貧窮少女為了謀生、救急而誤入歧途。不管何種方式，都涉嫌刑法嚴懲的強奸幼女罪。權貴們一次次的獸欲發泄，崩塌了一個又一個成長少女的童話世界，嚴重傷害其身心健康，精神傷害亦將伴隨其很長時間，甚或因此自暴自棄，毀了美好未來。“包養中學生、玩處女見紅”，如此荒唐的邪教惡念，像一種讓人上癮的毒素在某些權貴圈子暗中蔓延，其犯罪動因，已不僅僅是“及時行樂的淫亂思想，極為低下的道德水平，淡薄的法制觀念，人格脆弱和主觀意志不堅定”等主觀原因所能囊括。“什麼都已經玩膩了，去玩學生處女。”這種無道德底線的權貴新時尚，才是讓我們驚懼和憂慮的社會現像。因此絕不容許存在用權錢去擺平犯罪、大事化小的司法空間，放縱一個禽獸，就是慫恿一千個禽獸。

（羊城晚報：中國企業家單身俱樂部在廣州花園酒店組織了一場企業家私人征婚活動，320名佳麗從2800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

作者自稱，早在三年前，當“買處、嫖幼”犯罪態勢上升的時候，就寫過評論《“處女商品化”折射出中國式邪教惡行》。文中提到：“公務員嫖宿幼女案、傳銷式強奸幼女案成為典型案例。這些有權有錢的成功人士，已不再滿足於一般的玩樂享受和刺激，而要追求日日新鮮的性獵物，更千方百計奢貪牟取一種‘處女商品’。在沿海發達地區的燈紅酒綠場所，每年都有大批來自欠發達省份的少女，成為某些富豪和權貴們垂涎三尺的‘書包妹處女’，成為這些衣冠禽獸們日夜尋覓的‘熱銷商品’。從千元人民幣到數萬元人民幣，女學生的貞操、人格與尊嚴被標價出售，賤賣著、踐踏著、侮辱著。”

文章寫道，在近年發生“買處”事件中，引發憂思的，是企業老板群體的道德危機。當下中國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其產品生產極不道德，各種有毒的、有害的、造假的，層出不窮，賺錢昧了良心，無視法律；而賺錢以後呢？天價婚禮的老板、聚賭成癮的老板、鬥富鬥狠的老板、妻妾成群的老板、高利貸加黑社會的老板、淡漠慈善的老板、橫行霸道的老板、尋釁滋事的富二代、玩學生處女的老板，為數不少，生活方式毫無品質和精神境界可言，缺失道德和信仰，除了錢什麼都沒了，只剩下“食色，性也”的生理欲望。既然道德沒了，人欲就變成了洪水，任其泛濫，什麼都敢玩，越新鮮越刺激，就越趨之若鶩。

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所謂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克制消費欲望+全力積累資本”。西方企業家是將禁欲與謀利統一起來的獨特群體。

（羊城晚報：中國企業家單身俱樂部在廣州花園酒店組織了一場企業家私人征婚活動，320名佳麗從2800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

與西方企業家相比，中國企業家從一開始似乎就存在兩個缺陷。第一個缺陷是，封建官本位流毒較深，官商常常形影不離，相當一部分企業家是權力資本化的受益者，把公共資產從計劃系統中引向了市場，將其轉化為自己的謀利性資產。第二個缺陷是，中國企業家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精神，似乎缺少新教“禁欲+謀利”的培育階段，一開始就本能地成了“謀利+縱欲”的混合體。同時在文革階級鬥爭運動中，傳統文化受到毀滅性摧殘，而沒有“教堂”的市場經濟是魔鬼樂園，沒有完善法治的市場經濟是潘多拉魔盒，官場腐敗風氣更加劇了企業家精神世界的墮落。

郎遙遠博文後的網友跟帖認為：中國這些年復古風盛行，熒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現實封建那一套隨處可見，有但沒有學到西方民主的真正東西，反而好像是退化到了一個半封建社會。

浙江永康大規模嫖宿學生處女

（羊城晚報：中國企業家單身俱樂部在廣州花園酒店組織了一場企業家私人征婚活動，320名佳麗從2800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

27日下午14點16分，微博網友“奸商陶瓷”發出消息，稱浙江永康也發生了大規模嫖宿學生處女事件，而且有多名人大代表和企業家涉及其中。

永康究竟有沒有發生類似事件，記者向當地警方進行了咨詢。永康市公安局負責宣傳的一名陳姓主任告訴記者，對於此事的具體情況他不是很了解，不過確實有這麼個案件在調查中，目前不方便透露。

記者又從金華警方處證實，目前這起案件正在偵查，為了不影響案件偵破，不方便透露具體信息。

河南122字公布官員強奸多名幼女案

“河南永城市委常務副秘書長李新功奸淫幼女數十名被抓捕”的消息，連日來在各大網絡論壇不脛而走。內有受害者“我才13歲，叔叔別這樣呀！”的絕望哭喊，有受害者家屬的悲愴哭訴，有李新功作案的令人發指的具體細節，有公安機關在李新功辦公室及車中查到與案件相關的工具和信息。這一消息終於得到當地官方證實，然而全文卻只有122個字。

來自河南永城市政府網站的消息，只是確認了主要事實：原永城市委辦公室副主任李新功涉嫌強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被刑事拘留。在這則官方消息中，網傳“常務副秘書長”沒有出現、“數十名”變成“十余名”。而在其他諸多關鍵信息上，同樣留下了巨大的公眾需求真空。顯然，100余字的消息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信息渴求，微博對消息進行了大量轉發和評論，質疑和憤怒成為主要輿論情緒。

近年來，性侵幼女案並非孤例，此案涉及受害者之多則屬罕見。面對此類案件，各方關注的一個焦點就是適用罪名上。強奸幼女罪與嫖宿幼女罪，在作案的表現形式上有諸多相似，但量刑卻有很大差別，以致廢除嫖宿幼女罪、保護未成年人的呼聲十分強烈。因此，在此案的具體情節偵查和事實確認上，務必嚴細深實，嚴格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勿使“嫖宿幼女罪”成為一些犯罪分子輕易逃脫嚴厲懲罰的外衣。

陝西4名村鎮干部輪奸12歲少女

2011年12月1日新華網消息，華商報昨日報道了“略陽4男子涉嫌強奸12歲少女”一事，記者獲悉，該案已被略陽警方定性為“涉嫌嫖宿幼女罪”，目前已有7人被警方刑拘。令人震驚的是，這起嫖宿幼女案竟然是被害者同學充當了“中間人”。

“這名12歲的女生是和另外一名女生去‘做生意’的，在這個過程中，她是自願的，而且好像還收了人家的錢。”昨日下午，有知情人稱，這名12歲的女生其實是在他人的引見之下，和這些村鎮干部取得了聯系，才被人帶去開房的。

隨後，一名檢察機關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名12歲的初一女生是被本校一名初三的學生帶出去，介紹給了這幾名嫌疑人。而這名初三的學生也是為了撈取“中間費”才拉皮條的，而且這起嫖宿幼女案也早已在略陽警方的調查中。

昨日下午，略陽官方提供的材料上對此也作出了回應：程某伙同縣某中學兩名在校學生介紹兩名學生賣淫和魏某等6人嫖宿其中一名12周歲的幼女情況屬實。

9月18日，略陽縣郭鎮西溝村原村支書魏某在略陽城區一賓館內嫖宿12歲女生，10月11日晚，郭鎮兩名鎮干部在某酒店先後對同一幼女嫖宿，該幼女正是和魏某發生關系的12歲女生。

昨晚8時30分，略陽縣委召開常委會，決定對郭鎮黨委書記、鎮長、紀委書記等3名領導干部分別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略陽縣人勞社保局對涉嫌犯罪的郭鎮干部趙某、蔣某作出停職決定。

職校校長重金嫖宿多名未成年女學生

2009年7月10日新華網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福建省安溪縣華僑職業學校校長許新建身患直腸癌，不安心養病，卻通過社會上的賣淫組織，花重金嫖宿多名未滿14歲的女學生。

警方查明，去年10月至今年4月間，無業女青年楊相思、張寶英糾集黃愛玉、陳彩彬，以語言恐嚇、肢體威脅、物質誘惑等方式，組織、強迫安溪縣金火中學8名女學生(其中5人為未滿14周歲的幼女)和社會女青年兩人，通過林春來、張愛蘭等無業女青年介紹到安溪城區酒店，供許新建等人奸淫、嫖宿，從中牟取暴利。楊相思等11人分別涉嫌組織、強迫、介紹賣淫罪和強奸罪(共犯)，許新建等7人分別涉嫌強奸罪、嫖宿幼女罪，均已被依法逮捕。

據披露，當地有3名擔任領導職務的公職人員涉及這起嚴重侵害未成年學生的案件。除了嫖宿多名幼女的安溪縣華僑職業學校校長許新建外，還有一位正科級官員——安溪縣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鄭文山也因參與嫖宿幼女而被捕。此外，安溪縣西坪鎮工商所所長謝志騰因嫖娼的對像已年滿14歲，未涉嫌犯罪，受到了收容教育6個月的處理。

無恥下流

來源：多維

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28日刊發社評指，目前，中國輿論場把批判體制作為基本價值取向，並在西方的鼓勵和支持下，出現惡性膨脹之勢。社評呼吁中國知識分子站出來，在輿論場上反對西方價值觀對中國社會的灌輸，幫助中國公眾建立符合國家現實的價值判斷體系。

這篇題為“知識分子應敢於在輿論場說真話”的社評說，中國以互聯網為中心的輿論場在形成一種偏激的強制力，要求公開發言者把批判體制作為基本價值取向，形成了聲勢。

社評說，中國知識分子的說話環境一直不太好，曾在很長時間裡受到政府的強有力控制。改革開放以來，來自政府的控制在減弱，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如大學）尤其變得很弱，但來自輿論場這股勢力的壓力則快速增加。這造成與輿論場接近的一些人，走向所有言論都“批判化”的極端。似乎他們看到的所有現實都是負面的，說的每一句話都憤憤不平，都在控訴“公權力”。這同絕大多數人的真實生活和感受顯然並不一致，因為通常一個人不可能從未受惠於國家的進步，眼前永遠都一片漆黑。中國具有多面性，很多人對它的感情同樣是復雜的，愛它，但也會恨鐵不成鋼。這本來很真實，但卻不被輿論場上反體制的強制力所接受。那股勢力只歡迎“恨”，而不允許“愛恨交加”。

有人認為這種極端的輿論力量是對官方輿論的有效平衡，認為它有總體的建設性，有助於中國社會真正多元化的形成。但社評認為，實際上，這種輿論傾向的強制力在明顯過頭，而且在西方的鼓勵和支持下，出現惡性膨脹之勢。它開始打擊異己，試圖建立話語霸權，並且開始實際影響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行為。

文章認為，現在的危險是，輿論場上的偏激力量已經開始控制知識分子當中的很多人，形成對他們的權威。本應以知識和求真為生的人，開始在輿論壓力下“挑著說話”，為取悅輿論說“半真半假的話”，甚至直接說假話。中國需要一批有勇氣、有水平的知識分子站出來，敢於同當前不健康的輿論傾向公開鬥爭，敢於在輿論場上反對西方價值觀對中國社會的簡單灌輸，幫助中國公眾建立符合國家現實的價值判斷體系。

社評提醒說，知識分子可以趕別的時髦，唯獨政治的時髦不能趕。當前西方對中國大搞“政治掛帥”，互聯網上跟著起哄的人不少，知識分子應當表現出定力，不重復他們在中國歷史不同時期曾反復表現出的軟弱和搖擺。

社評還指，互聯網漸漸成為中國輿論的主導性載體，但它的價值取向與中國社會的真實價值取向有差距。對此政府需要反思，然而在政府影響輿論的能力隨著國家改革必然下降時，民間一些力量必將承擔起更多的責任。今天輿論場對“真”的定義是扭曲的，扭轉這種扭曲，離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參與不可能做到。

無恥下流

來源：博訊

    時節已經到了盛夏，北京的氣溫已很炎熱，景山公園裡的紅歌會與時事論壇會更是熱上加熱。

    這個周日，在景山公園紅歌會與時事辯論會場地，冒出來很多頂賣石頭的帳篷，據說從上周某天始，公園裡搬來了幾十家以賣石頭為主的商家，將紅歌會與時事論壇會的場地幾乎完全占領。有知情者透露，此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6.4快要到了，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為了不致於在這敏感時期敏感話題過於火熱，有關部門想出了兩全其美的妙招。常在此談天說地的人們被迫被綠化帶和帳篷分割成人數沒法大量聚集的 圈子。

    也就是在昨天（周六），有人在公園見到據說是薄熙來的妹妹來到公園演說，就有關薄熙來的有些事情進行說明，但演說開始不久便有幾名軍人將其帶走，目擊此事者還為數不少，議論紛紛。

    時節已經到了盛夏，北京的氣溫已很炎熱，景山公園裡的紅歌會與時事論壇會更是熱上加熱。

    這個周日，在景山公園紅歌會與時事辯論會場地，冒出來很多頂賣石頭的帳篷，據說從上周某天始，公園裡搬來了幾十家以賣石頭為主的商家，將紅歌會與時事論壇會的場地幾乎完全占領。有知情者透露，此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6.4快要到了，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為了不致於在這敏感時期敏感話題過於火熱，有關部門想出了兩全其美的妙招。常在此談天說地的人們被迫被綠化帶和帳篷分割成人數沒法大量聚集的 圈子。

    也就是在昨天（周六），有人在公園見到據說是薄熙來的妹妹來到公園演說，就有關薄熙來的有些事情進行說明，但演說開始不久便有幾名軍人將其帶走，目擊此事者還為數不少，議論紛紛。

無恥下流

來源：路透社

2012年是六四事件23周年，在一本近日將出版的新書中，現年82歲、保外就醫的北京前市委書記陳希同指出，他在六四事件中只擔任傀儡角色。

據路透社報道，在六四事件中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認為，他在六四事件中只是一名傀儡（figurehead）。他否認曾向已故中共元老鄧小平誇大學生運動的威脅。他指出，在下令鎮壓示威一事上，鄧沒有被下屬誤導，因鄧小平廣布線眼。“鄧小平怎會被欺騙？說這話的人是低估了鄧小平。”

他表示，當年被判貪污罪成，是受到不公平審訊，他否認曾經貪污，並指在權力鬥爭中，任何事均會發生，對手會使用一切方法奪權。而陳希同亦否認曾參與任何權力鬥爭。

另據香港商業電台報道，陳希同自2011年開始在北京的醫院接受訪問，由香港出版社編輯成書。出版這本書的鮑樸說，這是罕見地、由被指是六四事件幕後黑手的人，第一手談及當年詳情，陳希同認為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承擔過多的責任。

陳希同，1930年6月生，漢族，四川安岳人，1992年升任北京市委書記。其後被控巨額貪污，1995年被撤銷黨內外職務，1998年被判刑16年，2004年保外就醫。2009年4月有消息稱，陳因患末期癌症被送往北京醫院高干病房救治，生命依靠藥物維持，院方已多次發出病危通知。根據判決書，陳希同將於2013年8月1日正式出獄。

無恥下流

來源：金南克

      據路透社25日消息來源指出，胡錦濤5月初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200多人會議，敦促黨內緊密合作，並宣布薄熙來下台是一次“孤立案件”，江澤民也參加了此會，薄案定性， 胡拍板江支持習保持一致，一，薄案是一個“刑事案”而非“政治案”。二是，這是“孤立的不法行為”，周永康不受牽連。同時，消息來源證實胡錦濤的介入，是為了避免黨內更大範圍的分裂，並抵制一些要求清除薄熙來政策與支持者的其他勢力與壓力。

　　鳴乎，村夫一個月前在”權鬥的戲劇性結果 薄熙來事件的完整解讀”一文中就明確指出，切忌對薄熙來事件犯認知前提上的錯誤---------即認為整個事件的發展是中共最高層及大內高手按計劃操盤精確算計的結果！並進一步指出，這不僅不合事實，過高估計了贏家的戰略高度和決心以及操盤能力！更為有害的是，這種過分解讀，必然會導致在薄熙來事件結束後，對中國政改、政策取向、乃致中共內部諸派系重新組合的分析等一系列問題上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從而得出錯誤的預測和結論！

　　事件的進展證明了村夫的認識和判斷！薄案定性為刑事案，說明中共根本沒有反思薄氏現像產生的土壤及其對國家民族的嚴重危害！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曾造成全民浩劫的左傾思潮！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進行法制建設，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事實也確實如此，諸位冷靜看一下中共台面上的大佬，既否定唱紅，又從政治上正面表明對所謂重慶模式立場的，除溫公以外還有誰人？

　　不錯，胡幫主沒有去過紅都，但幫主十年來的作為，表明其絕對不可能旗幟鮮明地去反對唱紅！更甭提其余大佬，大部分都去過紅都捧場！

　　為對將召開的中共代表大會後該集團的政治走向有一個基本判斷和認識！下面從戰略高度、戰術決心、操盤能力這三個要素出發，再次看一看薄熙來事件，從而得出一點結論。

　　從戰略高度講，倒薄是阻其入常，絕非否其唱紅！

　　認清這一點極端重要！認清了這一點，就會認識到中共不可能在意識形態上真正進行深刻反思，痛改前非，痛下決心，在其代表大會後真正走上政改之路！

　　從戰術角度看，倒薄采取的路數還是老套路，繞了一大圈子，迂回從東北鐵嶺王教頭部下的腐敗問題，逼近王教頭本身的違紀腐敗，再深挖下去，即使搞不倒薄氏，也可搞臭薄氏，挫其銳氣！但正如村夫一個多月前就已指出的那樣，這一切原本只是阻其入常，而非從政治高度徹底否定薄氏，從法制建設上確保國家安定！

　　因此，薄案定為孤立事件，己經為將來某個時候薄氏現像的卷土重來埋下了伏筆！

　　從操盤能力看，贏家的策略倒也沒有什麼破綻，但也沒有新意，相反，從嬴家處於進攻的上風口尚且如此小心翼翼來看，更加證明現在的贏家在中共內部的優勢也是非常微弱的，基本上雙方處於一種"恐怖平衡”的狀態！如果不是王教頭戲劇性一奔，最後結局原本未尚可知！

　　搞清上面三個基本判斷，那麼無論誰上台，誰入常、九佬變七棍，還是胡溫改習李，諸位還會對下半年青紅幫大會後大刀闊斧政改，真正開始走向法治國家道路抱有信心和期待嗎？

　　還是老話，薄氏垮台，多半是傷其自己手裡！王侉子本來也只是拿海伍德命案來和薄氏搞恐怖平衡，無論當時侉子和薄氏交涉的形式如何，其實質還是想做交易，還是想尋找保護，求得安全，豈料薄氏這廝平素一向驕橫，做事太過狂躁，平時把侉子當老馬使，卻自始至終只有主人之心態而無半點憐駒之人情，自恃所謂開國紅二代，恥與草根做交易，結果，小不忍，亂了其奪上位的大謀，三十年黃梁化作南柯一夢，想必薄氏現在裡面面壁反思，恐怕腸子都悔青了。

　　行筆至此，村夫不禁又一聲長嘆，中共政權又浪費了一個良機，一個可以被稱為歷史轉折點的，使中國走上真正的民主法制道路歷史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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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蘋果日報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引爆薄熙來醜聞案的關鍵人物、重慶市前公安局長王立軍，他兒時玩伴形容，王立軍是頭「活驢」，性格倔強固執、桀驁不馴，「敢干敢殺」。他認為，王爭強好勝、好大喜功，「這些方面跟薄熙來很相似。」

　　好大喜功似主子

　　據報導，現居美國的林山泉，是王立軍的兒時玩伴，林山泉幼年隨父母下放到遼寧省蓋縣一處山村，和王立軍是鄰居。林山泉說，王立軍是內蒙人，家裡很窮，之後王立軍被送到遼寧的叔叔家寄養。不久發生文革，他叔叔被批鬥，王立軍隨即被送回內蒙。

　　林山泉說，王立軍兩次報考軍校都落榜，後來靠著岳父的關系，進了遼寧省鐵法市商業局當運輸駕駛，「他整天背著桿秤，給人家看市場。」1983年當地擴編警力，王立軍被推薦給公安局局長王海洲，展開公安生涯。

　　林山泉表示，王立軍性格強悍，「敢干敢殺」，「這小子是頭「活驢」啊，驢性!」他說，王相當聰明，「別人破不了的案，他能破」。此外，王爭強好勝、好大喜功，「跟薄熙來很相似。」林山泉透露，王立軍飛黃騰達後，曾很不屑地對他們這群考上大學的朋友說：「光會讀書有甚麼用?你們兜裡揣的是錢，我們銀行裡存的是數字。」

　　媒體握谷軍服照

　　而薄熙來妻子谷開來，日前被媒體披露，曾穿共军少將軍服闖入重慶市公安局會議室，疑似精神異常，香港政論月刊《臉譜》報導，已有中國媒體掌握谷穿軍服的照片，但不敢公開。報導指出，這消息不排除是薄家支持者放風聲，讓精神問題成為谷開來減輕刑責的藉口。報導稱，和谷開來一起毒殺海伍德的薄家勤務員張曉軍，據傳和谷開來也有曖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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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投書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走過了秦、漢、三國、晉 、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國等朝代，歷朝歷代都是這樣更迭表演著;每個朝代都想永遠統治江山，但每個朝代最後都逃脫不了被歷史淘汰的命運;一個朝代結束，另一個朝代又來;朝朝如此，代代相續;中華民族就這樣滄桑而又茁壯的走過了五千年，最後又走過了六十年血腥統治的紅朝(共產黨統治的這個朝代) 。到了今天，紅朝崩潰、政權滅亡的時間也到來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流傳“改革亡黨，不改革亡國”，也知道這個共產黨是不會自己找死，必然不會政治體制改革;二十年過去後，沒有改革的結果也到了亡國的地步---中共政權崩潰在即!

　　溫家寶前幾年就說“不進行政治改革，只有死路一條。” 其實民間輿論，從前年開始，海內外精英包括體制內有識之士，就已經發出驚呼：改革(改良的希望)已死，革命必來。所以到現在又談說什麼政改行什麼文件也都只能是空談，一紙空文。

　　中華民族的淘汰舊王朝，進入新朝代的歷史輪回時刻又一次來到了。

　　今天的中共國紅朝政權也到大清朝末期的末期的最後一刻。國庫已空，無官不貪，無民不刁，無處不拆，民怨極大，軍民思變，動亂頻傳，貧富巨差，官民對立，種種醜態，種種亂像，政權崩潰在即;這一切也確實是由中共的掘墓鬼江澤民領著它的邪惡的流氓統治集團血腥齷齪的鋪墊、完成了。

　　歷史是無情的!

　　本來呢，共產黨的起家就不光彩---巴黎公社流氓造反，因此這個黨的滅亡方式也早有安排，本或是要讓紅朝人民在這個政治流氓集團壓榨凌辱下活無活路、忍無可忍後，今朝的人民起來把共產黨推翻，軍民共同血洗共產黨，燒血旗、屠盡黨員，以慰天怒、平民怨、洗罪責。

　　只可惜胡錦濤還不如個隋煬帝認識時局透徹，楊廣到最後還能說出個“吾之大好頭顱誰可取之”的末日哀嘆。而糊塗的胡錦濤居然還在夢想十八大的安排，夢想穩定，其實都是水中撈月、夢裡看花、痴心妄想!實在是個看不透無情的歷史規律、鑽在蒼頭小利中的糊塗黨蟲!

　　歷史是注定的!

　　紅朝政權崩潰是注定的也是必然的!現在只是過程中的表現，瞬間就過。然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忍心生靈塗炭，想盡量避免過去歷朝歷代所出現的血腥場面，今從新安排，又指一條明路，意讓這個崩潰的政權從內部清洗、平和革命、自我過渡到新朝、新代、新政權。

　　表現形式或是：中共政權裡一個被天意、民心選擇的人帶領政、軍、民，先切割處理民怨最大、罪大惡極的政法委，以逮捕周永康為標志，清洗最大的血罪順帶洗清自己，把活摘民眾器官的大罪人一個個繩之以法;立即平反法輪功、六四等，安撫民意，依此為執行者個人換得巨大民心、民望，讓這個政權在崩潰前得已繼續殘喘幾天，得到一點點再統治時間和資源，然後用這些民心、這點時間盡快進行內部自我革命(絕對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只是某種“平和”的大革命)，大巨變中解體唾棄掉共產黨、完成立新黨、新政權、新國號的歷史步驟，走入新紀元。鐵血抓捕審判大罪人大首惡，讓邪惡的凶手屠夫、惡鬼邪靈去承擔這一切原罪，洗清民族恥辱，依此切割出大部體制內眾生和民族，使人民付出的代價最小，民族的陣痛會小很多。如此，眾生喜之，天地欣之。

　　本來胡錦濤、溫家寶是最有資格和希望承擔那執行者的角色，順天意而執行之。可惜的是胡錦濤雖然過去有成吉思汗的命，但今日卻好像可悲的淪為懦弱的黨奴、阿鬥。只盯著如何保黨、保權位利益，從不去想想自己的腦袋還有幾天可用，自以為通過高明的政治鬥爭手法就可以延續這個政權，自以為安排令計劃和自己人馬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權就能保自己，自以為安排再當幾年軍委主席就可以保住派系的利益，其實都只不過都是黃粱美夢罷了;退後幾十年，不否認胡錦濤的做法會很管用;但到了中共政權崩潰的今天，一切都不過是沉船上的螞蟻之舉--只不過是誤己誤人。

　　歷史是殘酷的!

　　胡錦濤盡管可以按照自己想法去做好了，沒人要求你去作什麼。如不順天意，那也只是在浪費自己最後的自救時間。“王者治國，兵征天下”。 如果你：王非王事，必有新王;是否血兵，還在天意。當新王舉義旗時，也可能就是你給這個中共陪葬的時候了，那實在是可憐可悲呀---胡錦濤本來或許能像元朝那樣成就一個新的龐大天朝，卻在瞬間成了一個荒郊棄屍。

　　至於誰是新王，在胡錦濤還沒有耗盡這最後幾天的自救時間之前，不敢言。然而其他各派、各行的有志人士卻大可抓住這個難得的成家立業的機會去自救，不必和胡錦濤一起給中共陪葬。順天意者得天下，方有未來。自救方式亦不需我多言了。珍惜這時間吧!

　　之前寫的文章大多只是根據表面而論現像，實不敢言明;此文一出，天機微現;老王膽驚，新王隱隱。

　　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保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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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RFI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以貪污罪判處陳希同有期徒刑1 3 年；以玩忽職守罪判處陳希同有期徒刑4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 6 年。

香港商業電台今天報導，6月要滿82歲的陳希同，去年開始在北京的醫院接受訪問，由香港出版社編輯成書。出版這本書的鮑樸說，這是罕見地、由被指是六四事件幕後黑手的人，第一手談及當年詳情，陳希同認為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承擔過多的責任。

中央社消息，今年是六四事件23週年，香港媒體今天報導，當年擔任北京市長的陳希同日前表示，在事件中他只是一名傀儡。

報導稱，陳希同在接受訪問時，否認曾經向已故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誇大學生運動的威脅。陳希同也否認當年參與任何權力鬥爭，強調受到不公平審訊，是文革以來涉及政府高層的最大冤案。

陳希同又說，在下令鎮壓示威上，鄧小平並無被人誤導，他指鄧小平廣佈眼線，外界不應低估其能力。陳希同於1989年六四事件時擔任北京市長，曾參與學生對話，1992年升任北京市委書記。其後被控巨額貪污，1995年被撤銷黨內外職務，1998年被判刑16年，2004年保外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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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博訊

     自從博訊揭露這些年一些人打著維穩的名義貪贓枉法，圖財害命以來，不但得到了廣大讀者的支持，也獲得一些體制內人士的認同與信任，一位在北京維穩辦工作的領導私下聯系了博訊，透露了這些年各地“維穩辦”以維穩之名所干的傷天害理之事，博訊將會以適當的方式逐一披露。需要說明的是，由於一些劣跡實在駭人聽聞，連編輯也覺得離譜，但苦於無法證實，所以我們不得不暫時壓下。
   
     這位良心發現的維穩官員說，稍微有影響一點的刑事案件，後面就有維穩辦與國保的黑手，例如最近告破的昆明殺人案只是一起刑事案件，可國保也不放過，他們多次下令各地媒體不得報道，不得跟蹤采訪，降低案件影響力，降低對破案的公眾壓力。很多案件就是在他們的壓制下，公安沒有興趣破案，公眾無法關注，最後不了了之。兒童失蹤與黑磚窯再現，維穩辦竟然通過自己的權力要求媒體不得報道，不得關注，美其名不得炒作。這位官員說，自己也是孩子的父親，就是這件事，讓他覺得應該站出來揭露惡性。他希望不但普通人應該知道真相，下一屆領導班子也要知道實情，不能讓這樣的邪惡之事繼續在地球上發生。他第一個要揭露的就是洛陽性奴案中維穩辦的醜惡行為。
   
    2011年9月，河南洛陽警方偵破了一件離奇大案，一男子在地下室挖地窖，先後囚禁6名坐台女當性奴，期間兩名女子被殺害。此案件引發社會極大震動，經過洛陽警方的緊張部署，成功將犯罪嫌疑人李浩抓獲。2011年9月22日，在案件中被解救的小晴、小美、丹丹、可可等4名女子被短暫安置調查後，全部被刑事拘留。
   
    這起建國來的駭人大案其實還有更加駭人的內幕，這名囚禁性奴的男子不但是在冊的公務人員，而且，他囚禁這些女子並不是單獨的行為，是得到一位當地科級公安官員的協助。這次事件並不僅僅是玩弄性奴，滿足個人欲望，而是無成本地逼迫性奴賣淫，適當的時候供應給當地的有錢人和官員活活“玩死她們”，滿足一些變態的達官貴人的獸欲。據說，那位公安人員也參與其中。兩個被囚妓女因為爭風吃醋而搏鬥與殺死對方時，被拍下錄像，這錄像可以滿足一些變態官員的欲望。
   
    按說，即便牽扯到公安干警，也屬於個人行為，是刑事犯罪。但當地公安系統的國保認為事態嚴重，很快介入，立即以維護國家穩定與公安干警的形像為名，壓下案件。並隔離了那幾位多少知道一些真相的女子，至今沒有公布全部案情。
   
    這位官員告訴我們，以公安國保為主力的維穩集團，給外界印像是政治走狗，沒有“油水”可賺的印像，實際上並非如此，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指導思想下，維穩辦的權力無孔不入，但早就從2007年開始，他們實際所作所為，不但不再是維護國家的穩定，反而是在破壞國家的長治久安。更惡劣的是，一些維穩利益集團開始利用維穩的特權而為自己某利。據這位北京的官員說，以前能夠壓下這種虐殺性奴新聞的，只有最高當局，現在出動一名國保和維穩官員就可以了。
   
    名義上是維護國家安全，實際上在為自己謀利，山東對付盲人陳廣誠的手法屬於比較低級的，但即便這樣，北京也專為對付一個盲人撥款近億元，其中早在陳光誠到美國前，山東負責陳光誠的公安廳國保兩位處級國保把孩子分別送到美國與日本留學。據山東公安廳劉姓科長透露，感謝陳光誠，這兩位處長才能從維穩經費中賺到了外快，才有經濟能力送孩子去美國。
   
    維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無恥下流

來源：博訊

     著名影星章子怡已經確認卷入薄熙來案，已經被調查組問話並禁止出國。
   
     消息人士透露，徐明供認他在2007年首次給了章子怡600萬人民幣，做為第一次和她上床的代價。之後，多次和她上床。同年，徐明安排章子怡和薄熙來上床，酬金是1000萬人民幣。在2007年到2011年期間，薄熙來和章子怡上床超過10次。據悉，徐明和薄熙來和章子怡上床的地點是首都國際機場附近和北京西山的徐明的會所。同期，徐明還將章子怡送給另外兩名高官（暫不公布名字，適當時候才公布），每次徐明都付酬金給章子怡。

    消息人士透露，章子怡以和富人睡覺撈取金錢、珠寶和房地產出名，一般她會有五、六名富豪男友，但只有一名公開的“正式男友”。博訊據中紀委的數據，章子怡在過去10年以性交易至少獲取7億人民幣，其中1.8億是來自徐明的現金。因為有徐明和其他官員的袒護，這些收入都沒有繳稅。
   
    消息還透露，徐明的實德集團已經欠銀行債務160億，他僅在章子怡身上就花這麼多錢，可見其企業的問題多大。

無恥下流

來源：蘋果日報

　   今年是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中國作家協會轄下作家出版社為表諂媚效忠，竟組織100名當代作家及藝術家「聯袂抄錄」毛的講話，並給抄錄者每人付1,000元人民幣酬勞；內地網民轟有關做法無恥，發起拒讀拒買他們的作品行動。有參與的作家不但後悔，更指有「吃了蒼蠅的感覺」。

　　當局表示會將名家們的抄錄稿整理出版，一是對紀念毛的「重要講話」，二可從藝術上讓讀者欣賞到中國當代名人名家的手跡簽名。牽頭抄錄者包括中共老文人賀敬之、全國作協主席鐵凝、副主席陳忠實、軍旅作家莫言、陝西鄉土作家賈平凹、《詩刊》主編葉延濱等。

　　抄錄者包括當今內地眾多有影響力的作家及藝術家，甚至還有曾被打成右派、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的作家王蒙。事件引輿論熱議，批評者指，毛那個講話是中共左傾文藝思想的圖騰，當局重新祭出這一舊旗，意識形態居心不良。

　　網民們更怒批抄錄的作者們是「奴顏婢膝」、「喪失骨氣」，指他們「好了傷疤卻忘了痛」，「是不是想回到極左的黑暗年代？」

　　批評炮火之烈，令不少作家後悔。作家葉兆言稱，回想此事就像「吃了蒼蠅的感覺」，為此他「深深懊悔」。作家周國平則坦言自己是「一時糊塗」。同時內地網民發起抄寫《世界人權宣言》活動，表達對中共當局踐踏人權、迫害異己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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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信報

　　今年中國政壇最受注目的是，中共將於今秋或秋後召開十八大，進行最高領導層換屆，產生第五代接班人，亦即新的政治局常委班子。

　　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雖然中共十八大籌備工作領導小組自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已對十八大常委班子候選人進行兩次考察、考核、評議，但黨政軍內部對新一屆常委班子人選仍然存在分歧，真可說是組建十八大常委班子波折重重。

　　不過，中共黨建專家認為，十八大籌備工作領導小組不會忘記鄧小平1992年南巡發出的政治囑託：「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要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真正關系大局的是這個事」。籌備小組應會再對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候選人進行考察，力求把最好的人選送進十八大。

　　消息人士說，去年10月在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上，中央政治局已草擬一份十六名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候選人的名單，依次為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王岐山、令計劃、張德江、張高麗、劉延東、劉雲山、汪洋、胡春華、周強、孫政才、俞正聲、孟建柱、薄熙來，由出席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共三百六十五人進行模擬選舉；選舉結果以得票多寡為序，前八名為王岐山、習近平、李源潮、劉延東、薄熙來、令計劃、孟建柱、胡春華。

　　今年3月至4月，由現屆中央委員、中央紀委、現屆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國防委員、中央軍委、各民主黨派中央和省級委員等六個方面，對中央草擬的一份三十五名十八大政治局委員候選人進行第二次考察、評議，評為優良、及格的，除軍方的四名候選人外，還有八名：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劉延東、王岐山、令計劃、孫政才、孟建柱；對中央草擬的一份十五名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候選人（薄熙來已不是候選人）進行第二次考察、評議，評為優良、及格的只有三名：習近平、王岐山、李源潮。

　　中共黨建專家指出，從內部選舉和考察來看，黨內外對常委人選分歧較大，認為最有資格當常委的只有習近平、王岐山、李源潮三人；其次是李克強、劉延東、令計劃、孟建柱、孫政才、胡春華六人。相信中央對六方「民意」會作參考，但不會完全認同。令中央感到意外的是，傳統可望入常的張德江、張高麗、劉雲山、汪洋、俞正聲五人的「民意」竟然都在九名之外。可見，組建常委雖然已排除薄熙來的干擾，仍是波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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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世界日報

　　重慶萬盛區再發生群眾抗議事件，上千群眾28日聚集萬盛人民法院和公安分局前，抗議一名國中學生遭治安巡邏隊毆打致死，激動的群眾要求官方給交代，公安分局宣稱並無此事，要群眾解散；群眾轉往子如廣場，越晚越聚越多，氣氛緊張。

　　群眾聚集後，當地緊急調派數十輛鎮暴警察車輛，數百名警察沿著觀景路兩側布防。載有武警的近十輛軍用大卡車28日下午五點多，從重慶主城經渝黔高速公路往萬盛方向疾駛，每輛車上都掛著「穩定第一」的橫幅。

　　重慶萬盛區公安局110報案指揮中心接受記者查詢表示，未接到學生被打死案件，另傳聞被毆死的「四九中學」門口，保全面對記者詢問時也否認此事。

　　28日下午三時許，數千群眾聚集在公安分局前，警方廣播車突然傳出一名自稱是被毆學生的家長向群眾廣播稱，「我是被毆學生的家長，我的孩子很安全，沒有大家所稱的情況，希望群眾趕快解散回家」。不過多數民眾不相信，且自稱是家長的人根本未出面，只聽到廣播。

　　到了傍晚群眾轉往子如廣場，情勢仍未緩解，警方在旁監視。

　　28日「學生被毆」傳聞，是萬盛近來緊張情況下的另一起突發案件，使居民與當局更加對立。

　　重慶市去年十月把萬盛區和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萬盛民眾不滿合並後經濟下滑、福利被削減，今年四月十日、十一日大規模抗議，多輛警車被砸被燒。

　　事發時正處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下台之際，當局宣稱與薄熙來事件無關。新任市委書記張德江上台後，極力維穩。

　　市府為安撫居民情緒，還將萬盛區改名為「經濟開發區」，不過居民認為只是緩兵之計。自月十八日起，萬盛的步行街又聚集上萬群眾「散步」（群聚），呼喊口號「還我萬盛來」！

　　萬盛街頭，三不五時就可見到全副武裝步行巡邏的警察。萬盛民眾形容，近來夜晚的萬盛形同戒嚴，超過晚上十點還在街上的民眾都會被警告快點回家，不然就會被毆打。現場居民紛紛表示，前晚一名十四歲的初中男生因為不理巡邏隊員的勸阻慘遭毆打，目前屍體與家長都不知去向，被毆地點就在法院與學校之間的路上。

　　居民聲稱，每到晚上過後，全城的網路就被封了，無法傳遞信息，還有多人的手機被監控。數名大媽說，「我年紀大了，為維護權益，根本不在乎，上街就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