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下流

來源：蘋果日報

　　內地當局對網絡的查禁重趨嚴厲，一眾對政治改革、平反「六四」抱有期望的網民，自然感到失落。有評論稱，網禁重現是挺薄勢力的反撲。其實，網絡開放與否，與其說是倒薄、反薄勢力的較量，不如說是中共改革派、保守派的角力，與倒薄、挺薄沒有直接的關系。

　　隨著內地網站的查禁恢復常態，高層釋放權鬥風球的陣地已轉移到海外網站。其中，最引起爭議的是「官場觀察工作室」創辦人昭明在博訊披露，溫家寶在六四之後能免受趙紫陽拖累，反而官運亨通，是因為完成了鄧小平秘密交付的政治保衞任務，包括阻止趙紫陽召開政治局會議、推翻元老調動軍隊入京戒嚴的決定，以及防患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時公開反對戒嚴。

　　溫家寶作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歷經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位總書記，成為官場不倒翁，一直耐人尋味。

　　昭明披露的消息，關乎溫家寶「影帝」身份的真假，但或許與梁振英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一樣，在其有生之年都無法得到官方證實或否認，只有像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那樣，直到黨旗覆蓋遺體那刻才會真相大白。而昭明的真實身份也有待考證，有人指他是江曾（江澤民、曾慶紅）陣營，也有人說他來自胡錦濤的工作室。不過，昭明過往諸多文章顯示，他熟諳中國權鬥歷史和文化，也不時披露中共高層權鬥內幕，可能與曾慶紅陣營熟稔。

　　昭明的文章痛批溫家寶將中國未能實行政治改革的責任推給江澤民、胡錦濤，又將這顆點燃導火索的炸彈交給習近平，質疑溫家寶在記者會上表現出來的謙虛、忠義、自悔。

　　結果可想而知，溫家寶的支持者群起而攻，斥昭明是「曾周（曾慶紅、周永康）的寫手」、「江系打手」，但認同昭明觀點的人，則指溫家寶是六四最大受益者之一，「維護體制安全，同樣是他的最高使命」，當然也不乏看熱鬧的人：「老百姓還是看政績。權鬥就當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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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蘋果日報

　　英國《泰晤士報》引述在中國經商的知名英國商人踢爆薄熙來家族貪腐方法，他說：「誰想在薄熙來的地頭做生意，必須經過他老婆的律師樓以及交費」。有傳在重慶離奇死亡的英國商人海伍德（ Neil Heywood）就是這種買賣的中間人。

　　41歲的英國人海伍德去年 11月在重慶一家酒店的房間死亡，隨後很快被火化，死因至今說法不一。他究竟是醉死？還是與薄夫人谷開來交惡被毒死？至今內地官方未予正式回應，引起海內外傳媒揣測。

　　就讀於美國哈佛甘乃迪學院的薄瓜瓜，在他的父親薄熙來被免職後已沒公開露面，日前他寄一封電郵給英國《泰晤士報》稱：「我個人希望專注於學業，不想被捲入這些政治陰謀。不論目前事態如何，我只希望中國能夠平穩過渡。」

　　此外，被指與薄家利益輸送的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在薄熙來被撤職同一天起失蹤，該集團前日發內部通知稱，公司已向大連市政府作出書面報告，目前未收到任何關於徐明的正式訊息，也沒有任何部門、單位到實德集團及所屬各單位進行審查。聲明強調會與中央及各部門在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企業目前正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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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VOA

　　中國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星期天在博鰲會見台灣當選副總統、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吳敦義。隨著中共十八大的臨近，很可能成為下任總理的李克強，也開始漸漸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不過，有觀察人士指出，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和利益集團關系盤根錯節，不可能指望李克強和習近平當政後，能有什麼重大的政治變革。

　　*中國“准”總理會晤台灣准副總統*

　　在中共十八大後極可能成為中國二號人物的李克強，同即將成為台灣副總統的前行政院長吳敦義的會晤，是2008年以來海峽兩岸之間的第一次高層會晤。2008年4月12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在博鰲會議間隙會晤了台灣當選副總統蕭萬長。

　　會見中，李克強重申了胡錦濤不久前會晤吳伯雄時闡述的持續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基本思路。他說，要鞏固反對“台獨”、認同“九二共識”，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推動ECFA後續協商，加快推進兩岸金融合作，造福兩岸同胞。吳敦義表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值得共同珍惜和鞏固，希望雙方未來的交流、協商、合作能秉持求同存異兩岸和平、講信修睦、民生優先的理念。

　　台灣中央社說，這次李克強和吳敦義之間的會晤，沒有提供多少能了解李克強對世界或對台灣看法的線索。

　　*出身非太子黨 歷練四分之一世紀進中央*

　　與太子黨不同，現年56歲的李克強出身於一般干部家庭，曾在安徽下鄉四年，後於1977年考取北大法律系。畢業後，李克強從師著名經濟學家蕭灼基和厲以寧，分別獲得在職北大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李克強被認為是團派，從1982年大學畢業後留校任北大團委書記，到1998年從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位置，空降河南省委副書記，歷時16年都在共青團系統工作。

　　*行事低調 鮮少張揚*

　　李克強行事低調，鮮少張揚。從1998年開始到農業大省河南任職，到2002年從河南省委書記的職位，轉戰到工業大省遼寧任省委書記，歷時約10年，工作作風一直很低調，當地媒體很少大張旗鼓地報道他在公眾視線中出頭露面。據接近李克強的人士說，李克強相當西化，花大量時間研究西方文學和英語。

　　與公眾人物、家喻戶曉的習近平夫人彭麗媛不一樣，有關李克強夫人程虹的信息，很少見諸報端。只知道她是洛陽外院七七級英文系學生，後獲得社科院文學院博士學位，目前任首都經貿大學英語系教授。

　　*李克強：從刻意低調到更活躍於公眾視線中*

　　中央社說，李克強刻意的低調使得公眾無法知道他的個性和特點，以及過去的政績等等。這也招致了黨內一些人士的批評，說李克強可能不適合做下一任總理。李克強在2008年奉調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他是20年來最年輕的副總理。

　　不過，報道說，過去一年來，李克強更加活躍地出現在公眾視線中。2011年8月，李克強對香港進行了首次訪問，他還於2011年1月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同世界共同成長”的文章。

　　*校友：韜光養晦行為謹慎 仕途才會一帆風順*

　　李克強的校友、當年北大哲學系研究生胡平說，與“被貶”到西南重慶任地方官，用左的一套折騰，以達到重返中央、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目的的薄熙來不同，李克強以韜光養晦、行為謹慎而一直被中央決策人看好、重用，仕途因此一帆風順。

　　胡平說：“因為中國高層一直有人對他很感興趣，有意提拔。那他恐怕做事情就小心謹慎，按部就班。以他這種情況，他也不需要有特殊的表現。因為你要有特殊的表現，也可能給你帶來好處，也可能給你帶來麻煩。有些人要有特殊的表現，是要爭取上頭的人注意。像他這種本來就是被上頭栽培的人，那他就沒有必要格外做出一些特殊表現，以獲取上頭的人對他的重視。”

　　*胡平：沒有特殊原因 李克強難以施展政改抱負*

　　胡平說，中國有句俗話，“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個人在當官後，應不負眾望，拿出一些措施，作出一些實事。但中國的政治體制現實，不允許現任領導人在前任領導人仍能“垂簾聽政”時，大刀闊斧地施展他們的才干和抱負，而且也會遭到在中國各部門各行業掌權的龐大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他說，溫家寶在人大記者會上提政治改革，是在他第二任期即將結束之時，而且也僅僅喊喊口號而已。因此，在李克強根基不穩的時候，不能指望他能做出什麼重大的政治改革。

　　他說：“所以，從這個情況看起來，未來李克強、習近平他們上台之後，如果沒有大的社會運動，或者沒有嚴重的社會危機，或者沒有激烈的黨內權力鬥爭，那麼他們即便有這個願望，要啟動政治改革，也是相當困難的。”

　　香港《開放》雜志說，在李克強開始采取更主動的公關姿態後，他的政治時代才剛剛開始，政治觀察人士將從這位不久將成為中共兩位最高領導人之一的李克強身上，尋找他宏圖大展的蛛絲馬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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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金融時報

　　在重慶市人民公園內，一段樹蔭掩映的台階順著陡峭的山坡延伸向上，俯瞰著長江。路旁豎起了一塊大大的牌子，上面寫著“請勿大聲喧嘩”。此外，你還能看見其他一些提倡文明行為的標語。

　　對於重慶市民來說，這些標語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免職所引發的政治風波的一個縮影。這起事件在過去兩周震撼了整個中國，同時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未來提出了20多年來最為嚴峻的問題。

　　在公園與朋友閑聊的龔立斌（音譯）老人說：“這說明唱紅歌的活動結束了。”

　　“紅歌”（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提倡的宣傳歌曲）和政治宣傳教育活動已經成為薄熙來的一大標簽，也是更大範圍的重提毛澤東思想的活動內容。這些活動在為薄熙來打響知名度的同時，也促成了他的垮台。

　　3月15日，北京方面宣布由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接替薄熙來出任重慶市委書記。此後，中國問題觀察人士一直在討論，薄熙來受到整肅是否涉及了一場權力鬥爭，抑或屬於一場更大範圍、有關中國未來道路的黨內意識形態之爭。

　　“他走了我們都舒了一口氣，但關鍵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當地的一名律師說，“問題在於，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黨手中。一旦市委書記濫用權力，事情就會變成一場噩夢。”

　　重慶的知識分子們說，薄將重慶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沒有人敢反對他，因為在人們眼中，身為政治局委員的薄熙來並不是地方官員，而是中央一級的官員。

　　薄的另一個標簽是“打黑”。在這場持續了兩年的活動中，數千人因涉嫌參與有組織犯罪而被定罪。盡管“打黑”活動為薄贏得了“打黑鬥士”的贊譽，但律師和學者指責其濫用司法，迫害政治批評人士，打壓競爭對手，並打擊企業家。

　　法律學者童之偉在一份關於“打黑”的報告中指出，“重慶地方黨委及其所屬機構與官員強力介入了具體司法過程，在打黑中的活動明顯超越了憲法和法律容許的範圍”。

　　中共現在正試圖在不損害其合法性的情況下修復這些損害。重慶新任副市長、公安局局長何挺本周表示，要全面加強公安隊伍建設，還敦促公安機關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決定上來。

　　法律學者和維權主義者表示，薄熙來在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曾允許警方大量使用不經審判就關押公民等手段。一位法律維權人士稱：“這屬於行政措施，可以利用行政手段輕松撤銷，因此我們可能會看到大量此類案件被重審。”

　　然而，律師對於一些知名案件被重審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在薄熙來擔任重慶市長期間，重慶一些最富有的企業家被判死刑或終身監禁，他們的財產被瓜分並被充公。

　　“他們的罪名都包括賄賂和有組織犯罪，因此在政治上，要翻案極為困難，”一位律師表示。“我們最後很有可能像以往的政治運動過後一樣……用沉默掩蓋一切然後繼續前進。”

　　然而，薄熙來仍受到很多人的歡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好領導人，”龔立斌老人表示，“他讓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干凈、更安全。”這位73歲的老人所居住的樓房去年由政府出資進行了修繕，現在看上去煥然一新。薄熙來還讓這個城市變得更環保，去年在植樹造林方面就花費了70億元人民幣。

　　作為重慶市委書記，溫文爾雅的薄熙來讓重慶成為了外國企業直接投資的熱點，創造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惠普(HP)和富士康(Foxconn)等科技公司遷入這裡，福特(Ford)在這裡建設了其第二大工廠。巴斯夫(BASF)也正在建設一家工廠，新工廠建成後，預計該公司1000多人的外國員工數量將增加三分之一。

　　重慶市民特別喜歡薄熙來推出的可移動警務平台，包括穿著白色警服指揮交通的年輕、漂亮、化著濃妝的女警察。

　　迄今為止，這一切還沒有受到影響。“我們知道，張德江只是一個代理人，最終的接任者將在領導層換屆之後任命，”一位外交人士表示，“在那之前，我們只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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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德國之聲

　　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主席甚至認為王立軍已經填具了申請表。不過前白宮亞太事務主管以及前國務院情報官員都表示，美國駐海外使領館的標准作業程序非常明確，即一般"不給予政治庇護"。

　　王立軍在被帶往北京之前，曾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並滯留了一天。各方推測他可能向美方遞交了某些材料，也可能要求美國給予政治庇護但遭到拒絕。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斯-雷提南（Ileana Rose-Letinen）女士就整件事展開調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一場聽證會上，羅斯-雷提南女士說，根據中國民間人士的說法，王立軍已經填了表格，要求政治庇護，但是遭到美國駐成都總領館拒絕。

　　對於羅斯-雷提南的說法，曾經擔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局中國處長的譚慎格（John Tkacik）指出，美國的標准作業綱領是不給予政治庇護，1989年，方勵之進入美國在北京的大使館並不是要求政治庇護，而是由美國給予保護。譚慎格說，方勵之停留在美國大使館裡，後來如果不是中國政府同意，美國大使館沒有辦法把方勵之送出中國。譚慎格說，美國在其他國家的使領館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所以美國的標准程序，如果要申請美國給予政治庇護，必須是在美國境內申請。

　　稍早，曾經在老布什任內擔任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太部門資深主任的包道格（Douglas H. Paal）也說，美國在海外的使領館通常不接受走上門來的尋求庇護者，而是鼓勵他們設法出國或與當局溝通。包道格目前擔任華府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他說，美國外交官如果給予上門的人政治庇護，小小的使領館勢將面對週邊濃厚的敵意，日子不好過。

　　譚慎格和包道格都表示，只有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美國使領館才會給予政治庇護，著名的例子是1956年匈牙利的樞機主教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當時這位受盡共產政權迫害的宗教領袖進入美國在布達佩斯的大使館，獲得政治庇護，但直到15年後，經由外交折衝，他才得以走出大使館，前往維也納。在這段期間，布達佩斯的美國大使館在工作時不時遭到匈牙利政府刁難，例如使館房舍擁擠，想到擴建，卻始終得不到匈牙利政府同意。

　　美國駐外使領館針對可能申請政治庇護一事有如下說明："美國在海外的外交機構不給予庇護。依據美國法律，美國只對本人正在美國境內的外國人給予庇護。"這個訊息在美國的使領館網站都查得到。

　　譚慎格表示，美國使領館不提供政治庇護，也根本沒有所謂的申請表格。因此有關王立軍填表要求政治庇護的說法應該不確實。

　　華府智庫"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曾說，如果美國總領館會趕走一個前來尋求庇護的人，他覺得難以置信，因為會在美國國內招致各方抗議，激起強烈風暴；總統參選人也會抓住機會痛批行政當局。前美國駐北京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說，美國政府一句話也不說，絕對不讓人產生任何干預中國內政的印像，因為這是上門來的要求，不是美國走出去攬上身的事端。芮效儉認為美國的作法非常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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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VOA

　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一度在重慶推行的所謂“打黑”運動，即掃除重慶當局所說的“黑社會勢力”、“黑惡勢力”的運動可以說是巨大的成功，也可以說是巨大的災難。

　　*最佳代表王立軍*

　　在當今中國，人們依然在激烈爭議薄熙來及其“打黑”運動。但毫無爭議的是，激烈爭議雙方都可以相信，原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是“打黑”運動的大成功或大災難的最佳代表。

　　在大災難論者看來，王立軍一度試圖尋求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庇護，再清晰不過地顯示了重慶當局成功而徹底地掃除了一切法律保障，即中國民眾所說的“以黑打黑”，使法治蕩然無存，讓政府變成了比黑社會還黑的黑惡勢力，讓領導“打黑”的人到頭來也不得不擔憂自己在重慶的生命安全沒有法律保障。

　　在大成功論者看來，王立軍一度試圖尋求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庇護，則再清晰不過地顯示了打黑之後的重慶，社會治安大大好轉，秩序井然，即使是王立軍這樣一度權傾一時、令人畏懼的高官也逃不過法律的追究，以至於他要試圖尋求外國庇護，從而顯示了法律（或中國大陸所謂的“黨紀國法”）在重慶、在中國的至高無上的尊嚴。

　　*“打黑”與酷刑*

　　一度大有問鼎下屆中國執政黨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之勢的薄熙來3月15日被不留情面地解除了中共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薄熙來用以讓自己晉升最高領導層的兩個主要途徑，一個是“唱紅”，即動員命令民眾大唱中共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紅色”革命歌曲；另一個是“打黑”，即動用非常手段、包括非法手段，打擊當局所說的“黑惡勢力。”

　　在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打黑”的問題上，國際媒體與中國當局觀點明顯不同。中共當今最高領導層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共有9位成員，其中有6位到重慶進行了視察，對“打黑”表示贊揚。提出熱情洋溢贊揚的包括中國內定的下屆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即使是對薄熙來給予不點名的嚴厲批評的中國總理溫家寶也沒有把“打黑”提出來進行批評。

　　但國際媒體則是眾口一詞地譴責重慶的“打黑”，而且總是把那裡的“打黑”跟酷刑聯系起來。

　　3月28日星期三，法國主要報紙《費加羅報》發表駐中國記者阿爾諾.德拉格朗日的報道。其報道的主題是一個英國人在薄熙來治下的重慶神秘死亡所引發的現實中國政治戲劇的劇情突轉。德拉格朗日用法國人的戲劇化筆調，寫出這樣的新聞導語：

　　“在中國跟在西方一樣，一個人失寵之後，各種曝光、各種指控就大可能接踵而至。一度大有可能晉升權力最高層的薄熙來倒台兩個星期來，有可能牽連他的事情紛至沓來，其中有的還牽涉國際關系。英國已經要求中國當局徹底調查一個英國人在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死亡的問題。這一不祥的事件可能成為繼續橫掃北京的一場政治風暴的風源。”

　　在講述了英國人尼爾.海伍德在重慶神秘死亡導致薄熙來的前心腹、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跟薄熙來發生衝突、王立軍試圖尋求美國領事館庇護從而引發薄熙來倒台之後，德拉格朗日又提起了他的導語當中所說的“曝光”，說起了薄熙來在重慶“打黑”與酷刑問題：

　　“他用以打擊犯罪團伙的匆忙且非法的手段曝光，進一步增加了使薄熙來受制於人的把柄。在所謂的打黑運動期間，將近5000人被逮捕，其中包括黑幫團伙成員、商人、公司主管或警察。有13人被判處死刑並槍斃。如今，人們在談論打黑的大規模刑訊逼供，對商界大款的敲詐勒索，對政治敵手的收買。一位被告的辯護律師李莊被判刑1年半，罪名是教唆偽證，這一舉動被認為是薄熙來蓄意對整個律師界的威脅訛詐，並在中國激起義憤的聲音。”

　　*重慶之黑*

　　美國《華爾街日報》星期二發表一篇沒有署名的評論，題目是“中國的地方暴君：薄熙來倒台暴露中共統治的真相。”評論說：

　　“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不透明的制度之一，但中國的政治內鬥時常讓人們得以窺見在這個人民共和國權力究竟是怎樣運行的。一個眼前的好例就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一度希望晉升中共最高領導層的薄熙來本月倒台。本報近幾天來率先發表了好幾篇報道，顯示薄熙來將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上，其行為就像是在小城鎮橫行霸道導致民眾騷亂的那些黨委書記。”

　　在接著說起英國人海伍德在重慶的神秘之死、以及認為海伍德是被毒死的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跟薄熙來就此發生的衝突之後，《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將注意力的焦點由重慶轉向全中國：

　　“王立軍領導了重慶的打黑運動。中國的法律專家提出批評說，重慶的打黑踐踏法律。其他評論人士則指責薄熙來以打黑作為掩護，將忠於他的黑社會頭領扶持起來。商業界的一些人更是指責說，當局指控他們是黑幫成員以便沒收他們的財產。

　　“其中一些商界大款本身就有相當的影響力。例如，張明渝是重慶市人大代表，但這並不妨礙重慶警方在全國人大本月開會期間從北京把他抓走。張明渝說，他有證據顯示王立軍跟重慶市經營一家最大的金融公司的黑社會頭子串通一氣。自己的價值7億美元的公司被搶走、目前生活在國外的李俊則說，他受到警察和軍人施加的三個月的酷刑，其目的是從他這裡逼出不實的口供。

　　“在任何權力鬥爭中，把實話實說跟挾嫌報復之言區分開來都是困難的。但鑒於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所擁有的不受制約的權力，這一切都是可能的。這些人所說的親身經歷雖然令人驚恐驚奇，但在全中國，他們所說的親身經歷是常態而不是例外。”

　　*慘無人道，比比皆是*

　　《紐約時報》星期二發表記者沙倫.拉弗拉尼耶和安思喬（Jonathan Ansfield）的報道，題目是“前中國高級官員（薄熙來）醜聞，打黑是其一。”

　　這兩位記者聯合采寫的長篇報道講述了薄熙來如何在2009年6月開始發動“打黑”運動，試圖以此出奇制勝，更上層樓，問鼎中共下屆最高領導層。然而，“打黑”運動肆無忌憚、慘無人道踐踏法律的例證比比皆是：

　　“一些在打黑中遭打的人說，他們覺得十分富有反諷意味的是，中共到現在才開始調查薄熙來是否踐踏了法律。他們說，在兩年的時間裡，打黑運動肆無忌憚地無視法律。與此相關的例子比比皆是。48歲的龔剛模原先是摩托車廠商，40歲的樊奇杭是建築商。兩人被控犯下一系列重罪，其中包括下令謀殺一個男子。兩人都抗辯無罪。

　　“在被處決前的錄像問答中，樊奇杭說，他被秘密關押在一處軍人營地長達五個月，被銬在一根鐵柱子上，有一次連續五天被手銬銬在上邊，只有腳尖可以碰到一張桌子。他的手銬深深勒進手腕，以至於他的看守有一次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才解下來。

　　“樊奇杭說，他嘗試多種方式自殺，頭撞水泥牆，咬自己的舌頭。他由此而來的這些身體創傷都有醫院記錄為證。他的律師朱明勇說，檢察官的厚厚的卷宗，他只是看了幾頁。即使如此，‘（當局）違法的做法如此之多，你根本不需要再去搜尋了。’他說，樊奇杭後來被判罪名成立，在2010年被處決。”

　　*調查性新聞報道經典*

　　新聞報道當中，有所謂的“調查性報道”類別。在言論出版不自由的中國，盡管有成千上萬有才華、有干勁的記者，但在有關中國國內敏感問題的調查性報道方面，中國媒體和記者常不得不拜西方媒體和記者的下風。

　　在這方面一個最新的例子是有關重慶打黑的報道。盡管薄熙來已經倒台，盡管重慶的打黑長時間以來被許多中國人批評為“黑打”，“打的比被打的更黑，”但中國官方控制的媒體迄今依然沒有打黑之黑或打黑的刑訊逼供的正規深入報道。

　　在這方面，美國主要報紙《華盛頓郵報》和英國大報《金融時報》3月4日同日發表的長篇報道，可謂襯托中國新聞不自由的調查性報道的經典之作。這兩家報紙都是以采訪“打黑”受害者、只身出逃的重慶商人李俊、以及查證李俊遭受重慶當局的陷害和酷刑的詳細證據為基礎寫出的長篇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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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大連實德董事長，大連銀行董事徐明被傳因涉嫌經濟案件遭相關部門調查，並被控制後，又有一家大連公司陷入緊張疑雲，那就是大連萬達集團。據消息人士透露，不久前，萬達集團數位中高層一起吃了“散伙飯”，主要是對集團前景擔憂。

　　綜合媒體4月1日報道，對於此消息，大連萬達集團企業文化部總經理劉明勝表示，沒有聽說這件事，不知哪來的謠言，萬達集團經營沒有任何問題。而萬達集團一位獨立董事也表示，不清楚此事，他認為萬達集團資金鏈沒問題。

　　據財經國家新聞網此前援引兩個獨立消息源證實，3月15日晚間，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因涉嫌經濟案件被相關部門控制。隨後的消息是，與大連實德有著密切業務關聯的中國建設銀行，已經開始追繳實德的貸款，並對其全面停貸。

　　同一天，中國官方宣布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鑒於此前薄熙來曾擔任過大連市委書記一職，與徐明淵源頗深。薄熙來事件後，即有傳聞，因其與薄熙來的密切關系，徐明可能已經被官方調查，當時據傳一同被調查的還有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及大陸藝人趙本山。隨後趙本山通過媒體發布消息表示此乃謠言，自己沒有任何問題。

　　3月26日，有媒體記者就中國建設銀行追繳實德貸款一事向建行新聞處人士求證，對方稱，“我們對此傳聞的正式回應是，不予置評。”

　　於此同時，有大連知情人士向媒體確認了徐明被抓的消息，“而且不只他一個人”。上述人士稱，中紀委已經在大連駐扎多日。

　　目前實德集團總機號碼始終處於忙線狀態。大連各方金融機構均對此事諱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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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都重慶近日再掀廉政風暴，嚴控“三公”經費。2012年，政務接待經費支出、公務出國經費支出需實現“零增長”。而在政務接待中，禁用高檔煙酒。

綜合媒體4月1日報道，近日，重慶市機關事務局先後召開局黨組會和局長辦公會，傳達貫徹國務院及市政府第五次廉政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精神。

會議要求，加強廉政建設與搞好機關事務管理保障服務工作相結合，推進節約型機關建設相結合，強化廉政意識，落實廉政責任，嚴守廉政紀律，嚴控“三公”經費。

如何嚴格控制“三公”經費？重慶市機關事務局將重點從3個方面來抓，一是嚴格控制政務接待經費支出，進一步完善管理制度，規範接待報批程序，堅持厲行節 約，反對鋪張浪費，突出地方特色，不購置不使用茅台酒等高檔煙酒，不上高檔菜肴，確保2012年政務接待經費支出實現“零增長”。

二是嚴格控制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經費支出。繼續深化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將會同相關部門做好違規車輛糾正和處置工作，嚴格執行公務用車編制及配置標准管理，加強公務用車日常使用管理。

三是嚴格控制公務出國經費支出。落實公務出國管理有關規定，嚴格審批管理，減少公務出國批次，確保2012年局系統公務出國支出實現“零增長”。

另據報道，4月1日起，重慶市禁止明碼標價或實際零售價格超過1000元/條（約158.7美元）的卷煙。

率先發出禁令的萬州區煙草專賣局表示，從4月1日起，該局將派出大量稽查人員對全區範圍的卷煙銷售網點進行拉網式清查。並且，該局也希望廣大消費者 不要購買零售價格超過1000元/條的卷煙。與此同時，煙草專賣局也希望廣大市民積極舉報銷售1000元/條以上“天價煙”的違規行為。

重慶市煙草專賣局有關負責人證實，嚴查“天價煙”是國家煙草專賣局組織的統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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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委政法委書記姓黨，講政治始終是第一位的要求。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實際行動捍衛黨的領導、捍衛人民民主專政政權、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捍衛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好形勢。”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在全國政法委書記首期培訓班開班式上對各地政法委書記強調。

“為加強新形勢下政法領導干部隊伍建設，推動政法事業科學發展”，中共政法委決定對其體系內3,300多名政法委書記分期分批進行集中培訓，是中央政法委舉辦的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培訓。3月26日至31日，462名省、市、縣三級黨委政法委書記參加了全國政法委書記集中培訓計劃的首期培訓班。中共黨報《人民日報》4月2日刊發首期培訓班“側記”，記錄培訓過程。

“當前，國際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明顯增強，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政法隊伍在思想觀念、能力素質、紀律作風等方面還存在諸多不適應。”文章轉引中央政法委隊伍建設指導室負責人話說，隨著省、市、縣幾級領導班子相繼換屆，地方政法委書記隊伍變動很大。加強對各級政法委書記特別是新任政法委書記的教育培訓，顯得十分重要和緊迫。

文章稱，2011年9月，周永康就指出，隨著各級政法領導崗位人員變化，加強黨委政法委自身建設的任務更加繁重，從中央到各省區市黨委都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加強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今年１月，集中培訓總體方案制定後，周永康要求精心設計培訓課程，認真做好籌備組織工作。首期培訓班開班前，周永康專門聽取工作彙報，動手修改審定了培訓方案。3月26日，周永康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首期培訓班開班式並發表講話。

周永康對各級政法委書記提出了把好政治方向、服從服務大局、帶頭依法辦事、密切聯系群眾、狠抓基層基礎、帶好政法隊伍等六點希望，提出了勤於學習、勤於思考，密切溝通、團結共事，公道正派、清正廉潔，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等32字要求。他說，“黨委政法委書記姓黨，講政治始終是第一位的要求。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實際行動捍衛黨的領導、捍衛人民民主專政政權、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捍衛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好形勢。”

據悉，培訓期間，中央政法委機關領導和中央政法各單位、中國法學會負責人等授課。課程表中既有“關於政法工作和隊伍建設”、“社會管理創新的總體思路與整體推進”等解決政法委書記“干什麼”的課程，也有“如何做好黨委政法委工作”、“如何推進社會矛盾排查化解”等回答“怎麼干”的課程。

文章稱，參加首期培訓班的學員一致認為，這次培訓主題突出、內容豐富、收獲很大，為今後做好政法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大家一致表示，政法工作責任重大、使命光榮。要團結帶領政法干警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忠實履行法定職責，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新貢獻，為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對我這樣新上任的基層政法委書記來說，能參加首期培訓班是難得的學習機會。我將把學習成果轉化為工作效果，用實際行動築牢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第一道防線，讓黨放心，讓人民滿意。”浙江省諸暨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郭浩良參加全國政法委書記首期培訓班後信心滿懷。

文章還列舉了各個地方參加培訓的政法委書記的表態。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衛紅說，這次培訓課程安排科學合理、形式多樣，既有授課輔導，又有觀看專題片、現場觀摩、交流討論，還安排觀看反映基層政法干警先進事跡的話劇，讓人受益匪淺。

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建明表示，講政治，忠誠於黨和人民，是做好政法工作的前提、根本和基礎，是對政法委書記第一位的要求。要切實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領導管理好政法工作，把握好政法機關的思想動向、改革導向、辦案方向。

廣東省深圳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王穗明表示，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對廣大政法干警來說，排除一切干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容置疑！抵制“西化”、“分化”，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責無旁貸！

“我是一名回族干部。世界上不少穆斯林還生活在動蕩、貧困中。我國取得的成就確實來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決不允許任何人破壞。”甘肅省委政法委副書記馬湘賢談到，我們國家的巨大成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帶來的，一定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

北京市委政法委副書記、首都綜治辦主任滕盛萍說，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目前的矛盾和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科學發展逐步加以解決，絕不能因為存在一些問題而動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延清強調了構建大維穩、大防護體系和聯動協調工作機制的重要性，“把各方面的力量調動起來，打造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的銅牆鐵壁。”

“政法隊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捍衛者，又是黨員比例比較高的隊伍，保持政法隊伍的純潔性對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至關重要。”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李小敏說，一定要認真落實政治建警、素質強警、從嚴治警、從優待警的各項要求。

“通過學習培訓，使大家對中央精神有了更深刻的領會，對政法業務有了更透徹的理解，對有效履職有了更全面的把握。”浙江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李強談到學習體會時說，人民性是政法機關的本質屬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政法機關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如果背離群眾觀點、喪失群眾立場、違反群眾路線、損害群眾利益、放棄群眾工作，改革就會失去支持，發展就會失去動力，穩定就會失去基礎。

湖北省委政法委副書記夏志斌說，社會管理注重的是源頭治理，只有源頭治理好了，末端的問題才會減少，政法機關的壓力才會減輕。因此，黨委政法委和政法機關要善於從執法辦案中發現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規律性問題，積極參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努力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

河北省撫寧縣委政法委書記張岐手中的一份數據顯示，大多數群體性事件是由於不依法決策、不依法行政造成的。他說，黨委政法委要發揮職能作用，促進有關部門依法決策、依法行政，監督司法機關公正司法。

河北省滄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李繼中對此有著相同的看法，“政法委書記更要帶頭依法辦事，監督支持政法機關嚴格執法司法，既嚴格執行實體法，又嚴格執行程序法，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湖南省長沙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虢正貴認為，目前，基層政法機關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只有真正夯實了政法工作的基層根基，才能有效應對形勢和任務的挑戰。他說，強化基層基礎，既要注重發揮政法戰線的主力軍作用，又要注重動員廣大群眾積極參與基層社會管理、治安聯防、矛盾化解等工作，築牢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人民防線。

針對當前復雜的形勢，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孫建國強調了增強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的重要性，他說，要堅持守土有責，依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堅決遏制惡性政治謠言傳播擴散，堅決維護社會政治大局穩定。

陝西省西安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杜航偉說：“回去以後，我決心把學到的好理念、好思路、好做法運用好、轉化好，團結帶領廣大政法干警，以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奮發有為的工作狀態，不斷推動政法各項工作實現新發展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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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4月1日，大連實德集團對近來盛傳的徐明疑似遭紀委調查一事進行了回應。依照集團辦公室的說法，徐目前處於失去聯絡階段，截至目前集團本身運轉正常，也沒有相關部門前來調查。

公司交待“不要對外亂講”

實德集團總部辦公地址位於大連市一方大廈的14至18層。4月1日中午，上述辦公區域已進行了門禁管理。“31號還隨便進出”，大廈的一女保潔員說，可4月1日一早就必須刷卡進門了。有些忘記帶卡的員工只好先敲門後進屋。

“沒辦法，特殊時期”，一不願透露姓名的實德集團員工說：“這幾天公司一直都在強調，不要對外亂講。看見陌生人要及時彙報。”

1日下午，原本人來人往的實德集團辦公區忽然冷清了下來，三點不到，占據一方大廈整整五層的辦公區裡已鮮見工作人員。對此實德集團辦公室解釋為，放假是因為大廈24小時停水。不過這一消息並未獲得一方大廈物業部門認同，他們說，下午一點就已來水。

實德：徐明失去聯系半月

劉仁鐵是實德集團企業文化與品牌建設中心副主任。4月1誒，這名中年男子在辦公室裡對有關徐明的傳言先後兩次予以回應。在上午他說，集團運轉正常，高層正在開會，對於傳言集團不予置評。可到下午，他又表示，經集團確認，董事長徐明已與集團失去聯系近半個月，目前集團已向大連市政府彙報了這一情況，並決定由副董事長徐斌（徐明親兄長）等人組成的董事會領導小組，代行董事長職權。

“網上的傳言和相關報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們也不清楚。”他說“只有董事長回來以後才能澄清事實。” 他稱，截至目前公司未受到任何司法部門的調查。

大連市公安局新聞處一工作人員對媒體表示表示，警方沒有對徐明進行過立案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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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法廣
作者：肖曼

       被傳與薄熙來關系特殊的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因涉嫌“經濟案件”被相關部門“控制”，這個消息在3月30日被證實，但徐明被“控制”的實際時間卻是3月14日，和薄熙來3月15日被免職，可說是前後腳發生，吻合了徐薄兩案實為一案的性質。徐明神秘發大財的歷史曾經令許多中國經濟媒體人不得要領，而在幾年前，一些海外中文媒體還曾經盛傳徐明是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女婿。薄熙來倒台後，徐明又被揭露是資助薄熙來兒子留學的財神爺，到底徐明是哪路神仙，何許人也？

       徐明有不少響當當的頭銜，最主要的是大連實德集團的董事長，後來他成為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的老板，使其在中國出名成為娛樂界身價數十億的新聞人物。而他從實業走向金融業圈錢後，又成為大連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等。徐明神秘的發財史，並不是他自己吹噓的那麼干淨，他也不是真正的民營企業家。徐明的財富積累速度驚人，其身後時時有權貴支持，他反過來當然要對權貴“投桃報李”。這種資本積累的“原罪”，符合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發展的慣例，並無特別之處。特別的只是徐明身後的老板權貴中可能有薄熙來這個人。

       作為一個大連郊區農村長大的小孩兒，徐明的發財史非常神秘，號稱是大連一航空學院本科畢業的徐明，據有些媒體說，其實徐明只是這家學院成人學院的專科生。徐明真正的起步是在1994年從事的塑鋼產業，而當時的大連市長薄熙來非常重視用作建築材料的鋼塑材料，使徐明的企業受益。1995年2月徐明注冊成立了大連金德工貿企業有限公司，這家公司在1996年改名為大連實德集團公司，這時的實德集團名義上是民營企業，實際上靠著一家國營公司，即莊河市工業品對外貿易公司而發財。徐明還承包了不少大連市的標志性工程，實現連續六年的所謂的飛躍式發展。

       徐明還發展到石油化工領域，並曾經與沙特的本拉登家族企業聯合經營，搭檔就是基地組織頭子本拉登的老爹。徐明投身國際石化行業期間正是薄熙來擔任中國商務部長期間，因此有人懷疑：薄熙來可能是徐明身後的那位“貴人”。據研究徐明的中國媒體記者說：徐明做的生意雖然很大，但常常不了了之，在大大宣傳一番後就沒有下文了，又去做更大更驚人的生意，這更說明徐明圈錢的才能。

       徐明多次登上中國富豪排行榜，但上上下下起落很大，他的“商業帝國”到底有多大？誰也說不清楚。有媒體評論說：“這是一個偽問題，因為徐明這位中國富豪榜的常客，其財產和涉獵“疆域”時常處在飄忽不定的狀態中。徐明的核心資產大連實德集團有限公司2005年的資產總額曾經就有三個不同的說法。

       關於徐明被控制的信息目前也有不同說法：新華社旗下《財經國家周刊》4月1日援引大連知情人士的消息稱，徐明被有關部門控制的起因是：其在使用當地一塊產權不歸屬大連實德的土地為抵押、向當地銀行貸款15億元去外地投資的過程中，出現違規行為。與徐明同時被控制的還有當地銀行的一些高層。

       但《財經國家周刊》的報道還稱，帶走徐明的，應該是目前在大連辦案的中紀委專案組，一般認為，其目標是調查薄熙來相關經濟問題。

       而大連實德集團內部發出的通報文件顯示，董事長徐明已自3月14日起，“失去聯系”18天。“無任何部門、單位到實德集團及所屬各單位進行審查”。一無所知的實德集團卻並不急於尋找徐明的下落，而不忘書面表態，將堅決與中央及各級黨組織“在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

       除了實德集團以外，徐明還是大連銀行董事，據報道：與大連實德有著密切業務關聯的中國建設銀行，已經開始追繳實德的貸款，並對其全面停貸。媒體還證實，徐明已取消博鰲亞洲論壇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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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德國之聲

胡錦濤化解薄熙來問題，有望在卸任中央總書記職務後追隨江澤民腳步，擔任共產黨主席至少兩年。

在3月15日薄熙來失去重慶市委書記職位的同一周，北京政壇政變的謠言漫天，謠言內容越演越烈。然而，事實不過是共军被要求絕對忠誠和服從，旨在防止政治危機破壞共產黨團結的表像。

中國在重慶警察局長王立軍2月6日向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不久後，開始推行"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的指揮"。前"打黑英雄"王立軍在離開美國領事館一天後遭到北京安全局人員扣留。據傳文指出，王立軍告訴中央領導，薄熙來密謀動搖由胡錦濤領導的中央政治局的權力。

王立軍的某些指控無法被證實，如薄熙來試圖收買北京最大特務機構，竊聽政治局常委的談話。然而，可以確信的是薄熙來在2007年調往重慶後，竭力討好成都軍區高層。該軍區負責重慶、四川省、雲南省、貴州省和西藏的防務。薄熙來在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時，曾經捐款提升該軍區的設備和福利。既然薄熙來的職務只限於公民範圍，他討好地區"軍閥"從而與拉攏人民共军的行為，被胡錦濤和其他官員認為手段高明。

此外，在王立軍醜聞爆發後，薄熙來選擇展示他與共军的關系。在成都領事館事件後，薄熙來曾到昆明拜訪其父薄一波的舊部共军第14集團軍。薄熙來對胡錦濤的訊息十分明顯:別找我麻煩，我有共军作後盾。

令人訝異的是自二月中旬以來，共军展開"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活動，主旨在於要求軍官和軍人"堅定思想和政治意識，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錦濤主席指揮。" 與此同時，共军總部和分部展開名為"接過雷鋒的槍"的宣傳活動。雷鋒因為對共產黨中央的忠誠，在50年代受毛澤東贊揚而廣為人知。

據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徐才厚稱，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軍官"切實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高度的自覺性弘揚雷鋒精神、當好雷鋒傳人。"

除了徐才厚，其他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也發表談話，強調對總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胡錦濤絕對忠誠的重要性。另一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在上周在陝西的考察之旅時稱，軍隊在維持社會和政治穩定扮演重要角色。他指出，軍官們必須"確保一旦有事，能夠迅即行動，堅決完成任務"。

《共军報》也發表一連串的評論。本周27日一篇評論中甚至暗示道，權力鬥爭在北京正在上演。在提到共军必須"在任何時間和任何情況下"遵從共產黨領導人、中央軍事委員和胡錦濤的指示後，該評論進一步警告"如果不緊繃講政治這根弦，就可能在錯綜復雜的政治鬥爭面前迷失方向，就可能在個人進退去留面前患得患失。"

從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成功擊退薄熙來看來，這名最高領導人有望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維持地位，胡錦濤希望能確保他的中國共青團在共產黨中繼續維持領先派系的地位。

根據北京消息，胡錦濤很可能追隨前主席江澤明的步伐，在卸任中央總書記後有望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至少兩年。這也表示，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習進平在秋天接任中央總書記、以及在明年接任國家主席後，至少在2014或2015年前無法全面接管共军。

作者:林和立(Willy Lam) 編譯:張筠青
責編:樂然



[ 本帖最后由 無恥下流 于 2012-4-2 12:26 编辑 ]

無恥下流

    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刻，否認“普世價值”，滋生“文革瘟疫”。
   
   
   
    “普世價值”，給歐美帶來了 “民主廉政、高工資高福利”。
   
   
   
    否認“普世價值”，就為“文革”滋生 提供 溫床。
   

   
    想過浩劫這個詞的含義嗎？它對國人道德良心的摧殘是致命的。
   
     你見過兒子為自保，上批判台踢打或揭發自己父親嗎？
   
     你知道紅小兵的孩子們，用皮帶活活把校長和老師打死嗎？
   
     你聽過載著上千知青，遠赴幾千裡的邊疆，列車開動時 ，站台送行的親朋那震天的哭喊嗎？
   
     你相信文革中，廣西殺黑五類吃嗎?如果你在場，你敢不吃人肉嗎？
   
     你不相信，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折磨死，火葬時都不許用真名吧。
   
     這一切人類罕有的罪惡和苦難，沒有清算，沒有清洗，沒有懺悔。背著傷痛和罪惡，駕著痞風， 就一個筋鬥翻到市場經濟。
   
     起初是官倒，而後是貪腐，從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到幾個億。加上陰毛組織部長，鐵道部長，空軍副司令，深圳市長們瘋包二奶；再加上防不勝防的毒食品，躲不勝躲的騙子；醫療，司法，教育的黑幕；再再加上嚇死人的高房價和貧富懸殊。這一切的一切，把人心的良善，折騰的奄奄一息，消磨殆光。都成了冷漠的人。
   
     愛的反義詞不是恨，是冷漠。
   
     這冷漠是有無數無奈聚成。

無恥下流

來源：《黃花崗》雜誌

　  自古以來，馴良的中國百姓聽到“造反”一詞，無不膽顫心驚。受盡凌辱、以土谷祠為家的阿Q，也知道“造反”會遭砍腦殼的。然而，太陽竟從西邊升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神州大地，居然掀起轟轟烈烈的造反運動，五花八門的造反隊風起雲湧。

　　青年學子是“造反”的急先鋒。當年我在江城一所省屬重點中學任教，曾目睹“紅五類”子弟的狂熱行動。出身於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及工農家庭的學生，呼應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造反召令，以“老子英雄兒好漢”自居。他們高舉欽定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大旗，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新成立的“紅衛兵大隊部”糾集師生組成“破四舊”的革命隊伍，先衝向繁華的十裡長街商業區，砸毀帶有“封資修”色彩的店號招牌;後又奔上赭山歷史悠久的廣濟寺，揚言蕩滌“封建迷信”的神龕服飾。僧人豈敢阻擋?我曾悄悄瞥視老和尚靜坐僧房默讀紅寶書的凄涼景像。返校後，聽說天主堂附近的一所職業中專造反派，與我校紅衛兵隊伍是同時出動的，一些人試圖衝進天主堂砸掉鐘樓上的耶和華雕像，被市政府頭腦清新人士勸阻。

　　隨後，“勸阻”革命行動者，便成了“炮轟”物件，造反派揪住不放。“紅五類”子女驕橫不可一世，他們在校園舉辦“抄家戰果展覽”：從知名工商戶抄來的金條、銀元，從“四類分子”家中奪來的古玩、古書字畫，均在其列;他們還當眾焚燒了一批“封資修”書刊。出身不好的教工、學生家庭，此期也遭到掃蕩。坑害本校師生，激憤了善良人群。一般勞動家庭出身的學生聚攏了，他們堅信自己也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心向北京城”的革命小將;他們認為，鬥爭的矛頭應指向有實權的“走資派”，殊不知那正是“紅五類”子弟的靠山。這群學生成立了聲勢浩大的“為革命造反敢死團”，痛斥“紅衛兵大隊部”是“保皇黨”。一些溫和派的學生，不願介入兩派對立，另外成立了“韶山兵團”。

　　六月驕陽似火，校內再也沒有平靜的課堂。幾派造反隊爭相批鬥校長、教務主任、骨干教師，揭發他們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我們這所百年老校，被批成“古、大、洋、修”的毒草園。大字報貼滿牆，“走資派”被戴高帽子游街，有政歷問題的老教工遭剃花頭、掛著“牛鬼蛇神”牌子示眾。

　　校內人心惶惶，教工隊伍各有盤算。一慣“靠攏組織”的激進教工，組成“紅旗戰鬥隊”、“井崗山兵團”，追隨“紅衛兵大隊部”的革命行動。有正義感的教工，認為對待學生應當一視同仁，“家庭出身不好”怎能成為歧視對像?他們贊同“敢死團”的革命主張，於是成立了“老三篇戰鬥隊”、“永向前”造反隊。什麼組織也不參加的逍遙派，靜觀時局變化。少數有政歷疑點的人，被排擠在造反隊之外。數學組有個人“不服氣”，獨自一人貼大字報，署名是“鷹擊長空戰鬥隊”。

　　“走資派”、“牛鬼蛇神”是遭批鬥的靶子，造反派和保皇派都自詡“無限忠於最高統帥”、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勇猛戰士!兩派大辯論，架起高音喇叭爭吵不休;繼而，砸磚頭、舞棍棒，由“文鬥”轉向“武鬥”。兩派均與校外相關組織有串聯活動，並取得人力物力的援助。

　　國營造船廠的“工總決戰師”、郊區農委的“農總常勝軍”、公安系統的“驅虎豹造反隊”、醫科大學的“白求恩醫療戰鬥團”，均是工農力量聚集的造反組織，是我校“紅衛兵大隊部”依附的強大後盾。

　　市區兄弟學校組織的“刺刀見紅造反隊”、“全無敵尖刀連”、“武工隊”、“輕騎兵”、“大刀兵團”、“烈火金鋼兵團”、“衛東彪猛虎團”，均與我校 “敢死團”結為親密伙伴。不甘屈居社會底層的“小學教師造反司令部”成立時，“敢死團”派員前往祝賀!碼頭工人組成的“硬骨頭造反隊”頭頭，正是我校“敢死團”文宣部長的堂叔。勞改、勞教釋放人員就業困難，不少人投身建築工地以挖土方為生;這類新生自由人群，也大膽成立了“土聯兵團”。他們身強力壯、敢拼敢闖，其中就有“敢死團”成員的親屬。

　　正當兩大派激烈較量之際，校園居民區晚間常有值班人員敲響破鑼、面盆，此事驚動了看管“牛棚”的專政隊員。他們逮住了幾個穿著黑衣服的偷、砸、扒、拿分子;被審問者自稱是“五湖四海造反隊員”，晚間出來“籌備軍餉”。

　　公開亮相的造反派組織吃住不愁。校內兩大派的骨干分子各據一樓，吃在食堂，生活用品由米廠、食品公司同派組織源源不斷地支援。

　　學校早已停課鬧革命。高考制度遭廢除後，畢業班的學生更是無憂無慮干革命。市內很多工廠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鬧市街口，成了大辯論的戰場。京城南下串聯的大學生，大肆宣講全國造反形勢的新動向。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被造反派視為行動指南。

　　一九六六年“八一八”開始，最高統帥先後七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神州造反運動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驚濤駭浪。地方政府機構指揮失靈了;一九六七年初，各地刮起“奪權”風暴。我們江城以“紅五類”為核心的造反組織，得到地方軍分區的暗中支持，策劃成立“三結合革委會籌備處”，大唱“三籌處好得很!”另一大派不甘示弱，成立了“全市革命造反隊聯合總部”;簡稱“聯總”的游行隊伍高呼：“三籌處好個屁!”外地人都知道“江城兩大派：好派和屁派”。當年的 “屁”字並不粗俗，偉大統帥的詩詞中就有“不許放屁”名句。

　　“好派”和“屁派”由唇槍舌戰升格為舞刀弄槍了。槍炮轟響，江城變戰場。一九六七年“七一三”江城武鬥決戰，震驚中央，野戰軍六四零八部隊趕來平息了兩派殘殺，實行了軍管。武鬥死傷者、觸犯刑律受制裁者，皆是兩派造反隊員。時過境遷，受騙上當的青年學子，終漸醒悟。

　　四十年後，我回到江城時，一位年過六旬的老學生對我大發感慨：“我們是武鬥的幸存者，當年是喝狼奶長大的!”另一位曾經“身臨前線”的老學生劉人雲退休後，寫出一本四十萬字的歷史小說《暮色大江》(北京華藝出版社，二零一零年四月出版)，如實地反映了江城文革武鬥的慘烈情景。

　　筆者拙文，憑借記憶羅列了當年江城造反隊的一些名稱，僅能算作“雜貨鋪”;奉獻於市，或許有人“采購”。當今，不是有人懷念文革遺風而大唱“紅歌”麼?本“雜貨鋪”另有古董紅袖章、紅像章、袖珍語錄本、語錄歌曲光盤，欲購從速!

無恥下流

來源：重慶日報

　  重慶4月1日電重慶市政府4月1日召開該市民營經濟發展座談會。重慶市長黃奇帆針對民企遇到的問題一一作答，他表示，市政府會全力服務民企發展。

　　當日，重慶市力帆集團、金科地產、美聯國際物流、永輝超市等數十家民營企業參加座談。參會企業涉足重慶汽摩制造、房地產開發、物流配送、餐飲、商貿、文化、造紙、醫藥等多個領域。

　　按照黃奇帆的要求，發言的民企老總需完成“三步曲”表述自身企業的問題或困難；向政府提出要求；為政府如何更好地服務民營經濟提出建議。19位民企老總在會上發言，民企融資難、能源供應緊張、簡化行政審批程序等成為他們關心的問題。

　　“你希望我們做什麼？”黃奇帆在會上數次打斷民企老總的發言，詢問企業需要政府哪些幫助。黃奇帆在最後發言中一一答復了老總們提出的問題。

　　黃奇帆稱，重慶市政府會全力保障民企的能源供應，力爭做到不斷電、不斷天然氣，以保障企業的生產安全。他說，民營企業若遇到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可向政府主管部門請求幫助，政府會全力做好服務。

　　黃奇帆指出，民營企業應培養市場眼光，整合資源進軍合適領域；要合法融資，切勿變相非法融資，造成企業發展瓶頸。

　　目前，民營經濟已占據重慶市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重慶召開此次座談會意在收集民企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由政府協調解決，同時研究如何貫徹落實國務院出台的非公經濟“新36條”。

無恥下流

“薄熙來事件”的發生，讓人們開始審視曾經的重慶模式。這一最早由重慶經濟發展經驗被標簽化產生的重慶模式，在披上“運動式”的唱紅打黑的政治外衣，塗上濃重的薄熙來個人喜好色彩之後，其中就包含了諸多刻意的“編織”成分。而正是這些附著於重慶模式上非自然因素，讓所謂重慶模式的重慶發展經驗出現了異變，最終走向了背離中共科學發展共識所在的“歧路”。

重新審視重慶模式，可以看到，重慶在經濟、民生領域的作為並非毫無成效，這一點顯然是目前外界對於中國內陸唯一一個直轄市發展的共識。然而，究竟是什麼讓重慶模式這一概念發生了變異，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怪胎”？這些都是當前中共執政者應該反思的，同樣也是即將走上高位者們需要警醒的。

重慶模式的由來

2009年，一場金融危機讓中國曾經的增長典範——沿海地區的外向型增長模式遭遇滑鐵盧。就在金融海嘯席卷全球之際，中國政府迅速做出了內需導向的戰略轉移。而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大省由於路徑依賴等諸多原因，要實現迅速轉身，絕非易事。於是，中國開始轉向內陸，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山城重慶，這個中國南北、東西的幾何中點，就這樣被歷史推到了前台。

2009年2月5日，中國國務院對外正式公布了《國務院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國務院3號文件），把重慶定位為未來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長江上游地區綜合交通樞紐，以及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等。

國務院3號文件公布之時，正是中國經濟遭遇巨大困難而不知道底在何處之時。而當時的重慶卻上交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2008年的GDP達到14%，高出全國近5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重慶在2008年上半年就敏銳地注意到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的危害，比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早幾個月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財稅金融政策。

幾乎就在同時，“重慶模式”的提法開始流傳。《亞洲周刊》把重慶模式看成是“中國經濟反擊金融海嘯的新路徑”：以內銷為主（重慶的內銷占工業產值九成），啟動內需，融合城鄉，超越城鄉二元結構之弊，用低稅率刺激民間消費，落實家電下鄉政策，並大力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通訊業和高科技產業。

“今天中國經濟的重慶模式，帶來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希望。”該刊主編邱立本在一篇社論中寫道，“中國不再是靠全球化的紅利，只為西方人的消費而服務；也不是靠城鄉二元化的紅利，不斷剝削民工來賺取巨大利潤。中國還是回歸自己內部的巨大市場，開發那些長期被忽視的能量。”而重慶也在隨後的發展中借助中央特惠政策，利用國有土地和老工業存量資產撬動銀行融資，在完成基礎設施配套和老國有企業改造後，借吸引沿海工業梯度轉移和重化工業大量投資，開始實現經濟上的起飛。

發展中的異變

如果重慶模式沿著經濟主線這條線走下去，也許就不會有今天變故。

2008年6月的時候，薄熙來在重慶推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此後3年間，重慶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唱紅運動，薄熙來要求重慶的官員和普通居民唱革命歌曲“以振奮精神”，重慶的紅歌一度還唱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當薄熙來以類似毛澤東手勢揮手致意時，這種個人的色彩就愈發顯得濃艷奪目，分析人士這樣說。

2009年6月，重慶拉開“打黑除惡”專項整治的大幕，在從遼寧帶來的親信王立軍的幫助下，薄熙來在重慶發起的這場“運動式打黑”發動了3萬名警力，逮捕的黑社會成員和腐敗官員人數逾萬，以致部分看守所、拘留所爆滿，還把司法局長（也曾任公安局長）送上斷頭台。

而這些都是薄熙來一手策劃和導演的。盡管有批評斷定這些辦法反映了薄熙來的“文革式的思想和行為”，但薄卻似乎在重慶公眾中大受歡迎。

於是乎，“唱紅打黑”也開始成為重慶模式的一部分，這時，由經濟發展經驗而來的“重慶模式”，也就此塗染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和薄熙來的個人色彩。而這種被附著了“唱紅打黑”等各種元素的發展模式，顯然是以薄熙來為主體的，稱之為“薄熙來模式”可能更為名副其實。

“薄熙來事件”的發生，也讓人們開始審視發生異變的重慶模式（或者說薄熙來模式）。無論是組織學者開座談會研討，通過課題招標招募學者著書立說，還是多次對外宣稱中共高層的肯定，甚至招徠中共領導人（包括已退位和仍在位的）親屬進行背書，都可以看出異變的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並非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結果，其中包含了太多非自然的“編織”成分。

雖然薄熙來不止一次宣稱“我們從沒提過什麼重慶模式”，但在其治下重慶頻頻召開的有關討論重慶模式的會議，重慶政府還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財力支持。這也被普遍認為是重慶方面在有組織的推重慶模式，而薄熙來也被認為在試圖開創一套獨特的施政道路。

不過，也有不同的聲音質疑其中的所謂獨特性。有分析甚至認為，除了聲勢浩大之外，所謂的重慶模式其實沒有太多獨特的東西，包括打黑除惡、共同富裕，這些都是中央力推，其他地方也在做的事情。如果非要說有其獨特之處的話，那麼大手筆推動的唱紅可謂最為獨特，不乏喚起了一些人的共鳴，但更多的是對運動式推行的詬病。

性格注定薄成悲情主角

對於在薄熙來主政期間，重慶的發展經驗被推到重慶模式的高度。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薄熙來在唱主角，還是擁有3,000萬人的重慶在唱主角。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薄熙來絕對是這場大戲中的主角。分析人士指出，身處政治局委員高位，擁有“太子黨”身份的薄熙來一直是中共政治生態中異類。從大連到財政部再到重慶，他已經唱慣了主角，而這一切，有其客觀因素的影響，但顯然也是薄熙來的性格使然。

現年61歲的薄熙來，出身高干家庭，是標准的“太子黨”。

其父親薄一波曾任中共建政後的第一任財政部部長，其後歷任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在文革期間是紅衛兵組織“聯動”成員的薄熙來，“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就讀。1982年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此後，薄熙來在基層從政近7年後，於1992年主政大連，9年後就任遼寧省省長，3年之後從“封疆大吏”調任“內閣部長”，進入中央出任商務部部長。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當選政治局委員，同年11月30日接任汪洋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在主政大連8年間，薄熙來就以其高調的政治風格，將大連的知名度提升為國際級都市。薄熙來也在此期間受到外界的高度關注，當時的《華爾街日報》將薄熙來列為中共前景最好的20名官員之一。而薄熙來的強悍作風也引發許多爭議。薄熙來主政大連期間對大連城市形像的改造費用約百億人民幣，其中部分資金來自於扣發公務員工資，被批評為“形像工程”、“搞政績”。而2004年2月薄熙來甫自遼寧調走，時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就不點名地批評“某些干部將‘城市建設得像歐洲，農村發展像非洲’”，有人推測此言是針對薄熙來而發。

此後，在商務部部長位置上，薄熙來的似乎有些收斂。但2007年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薄熙來的高調則似乎又上了一個台階，短短幾年中，重慶就因“唱紅打黑”等被外界所熟知，但同時也因此飽受質疑。分析人士指出，“薄熙來事件”的發生，與他成長的經歷、出身背景以及從政的經驗均有關系，但他爭強好勝、鋒芒畢露的性格是整個事件發生、發展的關鍵。

分析人士指出，薄熙來個人的風格“照亮”重慶模式的同時，也使重慶的發展進入“運動式”的軌跡，讓重慶的發展有太多他個人色彩。當薄熙來在重慶10萬人紅歌會會場重慶奧體中心，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向紅衛兵揮手方式，向場內外近十萬人揮手致意時，這種個人的色彩就愈發顯得濃艷奪目，分析人士這樣說。

無恥下流

來源：金融時報

     在重慶市人民公園內，一段樹蔭掩映的台階順著陡峭的山坡延伸向上，俯瞰著長江。路旁豎起了一塊大大的牌子，上面寫著“請勿大聲喧嘩”。此外，你還能看見其他一些提倡文明行為的標語。
   
     對於重慶市民來說，這些標語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免職所引發的政治風波的一個縮影。這起事件在過去兩周震撼了整個中國，同時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未來提出了20多年來最為嚴峻的問題。

   
    在公園與朋友閑聊的龔立斌（音譯）老人說：“這說明唱紅歌的活動結束了。”
   
    “紅歌”（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提倡的宣傳歌曲）和政治宣傳教育活動已經成為薄熙來的一大標簽，也是更大範圍的重提毛澤東思想的活動內容。這些活動在為薄熙來打響知名度的同時，也促成了他的垮台。
   
    3月15日，北京方面宣布由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接替薄熙來出任重慶市委書記。此後，中國問題觀察人士一直在討論，薄熙來受到整肅是否涉及了一場權力鬥爭，抑或屬於一場更大範圍、有關中國未來道路的黨內意識形態之爭。
   
    “他走了我們都舒了一口氣，但關鍵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當地的一名律師說，“問題在於，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黨手中。一旦市委書記濫用權力，事情就會變成一場噩夢。”
   
    重慶的知識分子們說，薄將重慶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沒有人敢反對他，因為在人們眼中，身為政治局委員的薄熙來並不是地方官員，而是中央一級的官員。
   
    薄的另一個標簽是“打黑”。在這場持續了兩年的活動中，數千人因涉嫌參與有組織犯罪而被定罪。盡管“打黑”活動為薄贏得了“打黑鬥士”的贊譽，但律師和學者指責其濫用司法，迫害政治批評人士，打壓競爭對手，並打擊企業家。
   
    法律學者童之偉在一份關於“打黑”的報告中指出，“重慶地方黨委及其所屬機構與官員強力介入了具體司法過程，在打黑中的活動明顯超越了憲法和法律容許的範圍”。
   
    中共現在正試圖在不損害其合法性的情況下修復這些損害。重慶新任副市長、公安局局長何挺本周表示，要全面加強公安隊伍建設，還敦促公安機關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決定上來。
   
    法律學者和維權主義者表示，薄熙來在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曾允許警方大量使用不經審判就關押公民等手段。一位法律維權人士稱：“這屬於行政措施，可以利用行政手段輕松撤銷，因此我們可能會看到大量此類案件被重審。”
   
    然而，律師對於一些知名案件被重審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在薄熙來擔任重慶市長期間，重慶一些最富有的企業家被判死刑或終身監禁，他們的財產被瓜分並被充公。
   
    “他們的罪名都包括賄賂和有組織犯罪，因此在政治上，要翻案極為困難，”一位律師表示。“我們最後很有可能像以往的政治運動過後一樣……用沉默掩蓋一切然後繼續前進。”
   
    然而，薄熙來仍受到很多人的歡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好領導人，”龔立斌老人表示，“他讓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干淨、更安全。”這位73歲的老人所居住的樓房去年由政府出資進行了修繕，現在看上去煥然一新。薄熙來還讓這個城市變得更環保，去年在植樹造林方面就花費了70億元人民幣。
   
    作為重慶市委書記，溫文爾雅的薄熙來讓重慶成為了外國企業直接投資的熱點，創造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惠普（HP）和富士康（Foxconn）等科技公司遷入這裡，福特（Ford）在這裡建設了其第二大工廠。巴斯夫（BASF）也正在建設一家工廠，新工廠建成後，預計該公司1000多人的外國員工數量將增加三分之一。
   
    重慶市民特別喜歡薄熙來推出的可移動警務平台，包括穿著白色警服指揮交通的年輕、漂亮、化著濃妝的女警察。
   
    迄今為止，這一切還沒有受到影響。“我們知道，張德江只是一個代理人，最終的接任者將在領導層換屆之後任命，”一位外交人士表示，“在那之前，我們只好等待。”

無恥下流

作者：楊帆

2011年7月，有老左派寫長文，力圖整合左派內部思想，提出口號“共富為綱領，西來當總理”。策略說的很清楚，利用社會矛盾，鬧事逼中央分裂。標志著烏有之鄉完全實現了中左向極左的轉變。

記者：您是烏有之鄉的創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講一講烏有之鄉創立的背景和過程是怎樣的？

楊帆：烏有之鄉是2003年成立的。韓德強是北航學生處的副處長，他寫了一本書叫《碰撞》，這本書得到呼應，反對加入WTO。實際上加入後沒有那麼嚴重的惡果。但在當時，大家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也非常欣賞韓德強。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去稅務雜志開產業論壇，我問他是不是贊成民主，他說支持。我說堅持國家主義必須建立在民主基礎上。

烏有之鄉是在經濟學非主流派基礎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擁護國家宏觀調控。以後有高梁、盧周來、楊斌，韓德強加入，反對經濟自由主義，具體內容在我們論文集。他們說我是左派，就是這個時期的印像。其實我只反對經濟自由主義，不反對政治自由主義，我一直堅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親身在天津開發區設計民主評議會。後來對那些8*8落難的朋友們真心相待，真心相幫，他們可以證明我的人品。這不是那些極左的瘋狗能夠咬得動的。

經過十年鬥爭，從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勝利。我們的意見被中央采納，為社會基本接受。特別是2004年郎顧之爭，反對極右派企圖把國有資產按權力瓜分，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國退潮。

韓德強年輕，我一直說他是未來左派領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極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見，一直叫我楊老師。我和左大培，韓德強三次上書全國人大，人稱三劍客。

烏有之鄉是2003年成立的，基礎是經濟學非主流派。主要是韓德強跟手下幾個青年教師包括範景剛。除韓德強當副教授，其他人辭了職。韓德強發起的書店烏有之鄉，後來一直是他控制。韓德強絕非一般學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烏有之鄉名義開會，就要通過他們兩個人同意，我自己沒有權利召集開會。請一些左派人士參與，長期參加活動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楊斌。還有王小東，祝東立，黃紀蘇。

剛成立不久2004年出現郎顧之爭，主要是我一個人籌劃，邵振偉幫忙在搜狐開會。烏有之鄉剛成立，作為我們的陣地起作用。到2005年烏有影響就大了，以後就出現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勸告他們不要極左，不知多少次了，鑒於我的影響和組織能力，他們在表面上接受，實際在思想上不接受。

記者：烏有之鄉是一個文化公司嗎？

楊帆：是書店。最開始的時候經費困難，我們這些人都出了很多錢。比如我，每次只要參加會議，都是自己出錢請大家吃飯。推銷書、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換了幾次房子，越換越小。

記者：那現在是靠什麼來維持運轉呢？

楊帆：不知道。後來就說不清楚了。

記者：我看書店裡面賣的書好像都是以紅色經典為主。

楊帆：不是。什麼書都有。我自己也買過很多書。我有一個廣州開發區的朋友，我向他推銷，買了三次，每次上百本。在前期完全是我們幾個人共同發起和贊助。

主要幾次大事件我出的主意，都取得了成功。基本思想是中左的。當時的主要思想來自“經濟學非主流派”，烏有之鄉只是一個平台。以後才自己主導思想路線，走向了極左。

1994年經濟學非主流，到2004年和2005年，是中左思想的成功和勝利，是在民主法制軌道上的。當時上邊政策比較右傾，理論界是新自由主義控制。我站在中左的立場上是正確的，策略也正確，所以取得了成功。

記者：現在有人懷疑烏有之鄉背後是否有政府經費的支撐。

楊帆：我就不清楚了。上邊可能有意保留烏有之鄉，作為左派力量制約右派。這是錯誤的。利用極左制約極右的基本考慮是不要民主，上邊不喜歡中左和中右，寧願讓極左極右打來打去，形成幾年一次的思想和政策震蕩。2004年就是極右鬧事，這次是極左鬧事。希望中央能夠通過這次總結教訓，支持中左中右，走民主法治道路。

我提出重慶方面清查經費，張宏良馬上就急了，策劃一小撮人在網上謾罵。

記者：是不是說重慶出錢給他們？

楊帆：我哪裡知道？我要求重慶公布對極左翼贊助情況。馬上炸開鍋。左派哪裡來的錢？無論是來自打黑抄家還是財政，必須要全部公開和清退。

記者：據您所知，現在還不確定，就是有可能有？

楊帆：我不知道。等重慶答復吧，大家可以呼吁。

烏有之鄉今年1月1號，請了一千多人開會。一說要查經費，他們就害怕了，誰的經費都應該公布，這是國際慣例。說什麼“網友捐贈”，要公布是什麼人。經費的事，我提供不了更多消息，關鍵是敦促重慶公布。

記者：我看司馬南在微博上說自己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資助，他說“只有我資助別人，沒別人資助我。”

楊帆：我不知道。

記者：單純從烏有之鄉的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來講，烏有之鄉網站上沒有廣告，沒有廣告收入的話，它的唯一合法收入來源只能是賣書的錢。

楊帆：根本不夠。現在要求他們把贊助的錢公布，看看是不是跟重慶有關系。

記者：談談千人大會吧，它是什麼性質，你是怎麼評價？

楊帆：這個就不用問了，你自己去看看我的新浪博客。是張宏良先點我的名，要封我的嘴。

他們這伙人骨子裡信奉文化革命，在活動中間有意識加入文革思想。比如對茅予軾不叫起訴，而叫“人民公訴”，這就是文革語言，且變成行動，50000人簽字，是一次文革性質的發動。張宏良號召抓漢奸，是更大的一次正式發動。“漢奸”，已經成為他們打擊他人的口頭語。

我楊帆一貫是公開的愛國主義者，我1995年第一個提出增加軍費，1998年出版《大國戰略》，這是第一個提出大國概念的；2000年最早提出國家安全，以後提出國家戰略產業。敢罵我是漢奸，這謠言也造的太沒邊了，只有瘋狗才能這樣咬，這是誹謗名譽，我要把他們送上法庭。

記者：你說他們是張宏良背後的一些跟隨者，把烏有之鄉奪權了。這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楊帆：烏有之鄉到2005年2006年很有影響了。來了一個人，是文化革命三種人，現在他沒罵我，我也不點他的名。

中央定了幾十萬人為三種人。是陳雲一定要定，恨透了文革的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算學生，在工作單位裡當頭，有武鬥，打過人，有人命的。大多數人戴了個帽子，像反右派一樣，這次是反左派。三種人不許調工作，不許當官。辭職可以，評教授可以，政治權利都有。要調工作，調查是不是三種人，有沒有參加法輪功，這三十年還沒有放。對三種人內部整得極其嚴。

那人是三種人，沒工作，跑到烏有之鄉，說文革中林彪、張春橋、江青做得對。

我堅決把他趕走了，當時我說話還管用，我找了政府的朋友，請韓德強範景剛吃飯，對他們說，這個人不能在這裡講，刪除所有為文革翻案的言論。當時他們心理不願意，但比較尊重我的意見。後來他們自己鬧翻了，此人就走了，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2006年，張宏良有備而來，那段時間每天都發兩三萬字，他帶幾個人當托兒。到處講演，在開會有幾個人幫他罵。

在去年7月，烏有之鄉開什麼學術文化討論會，完全是張宏良的人在控制，一個河北老劉在會上多次喊“張宏良是左派領袖!”我制止他們說，這哪像學術會議？ 此人站出來破口大罵。我退場抗議，他們說“趕快滾蛋”，鼓掌歡送。我說你們是左派歷史虛無主義。張宏良裝著沒事。當時我感覺這個人是陰險的煽動家陰謀家。有年輕人注意了張宏良七八年，原來是右派說普世價值，沒什麼名氣，是民族大學證券研究所所長。是不是做股票虧了？看到烏有之鄉起來了，就到這裡來了，表現挺積極的。我說張宏良不錯，拿他當兄弟看，還請他吃飯，他叫我楊老師。

我找左大培韓德強簽名修改《物權法》，致兩會，我起草的信，我說把張宏良也寫上，我挺提攜他的，他很感激，說楊老師謝謝您。他們三人思想比較左傾，我說這次上書我來寫，你們簽名。最後成功了，物權法修改采納了我的提議。之前半年，有六百多左派簽字中央都不采納，因為他們極左。

中左領導全贏，極左領導就全輸。

張宏良後來不斷煽動。我不斷提醒他們，但他們不聽，我的底線是不能給文革翻案，不用階級鬥爭語言。我有中左說法，我也批判極右，說得比他們到位，更有效。

極左說法，右派根本不理，中央也不理，最後就是煽動老百姓，社會基礎轉移到邊緣知識分子。他們社會基礎並不大，只是利用了網絡。主要是邊緣知識分子，這些人當不了官，下海失敗，沒正式工作，有文化。他們不是窮得沒有飯吃，有的還有車，但很多人家庭分裂，沒有小孩，就一個人生活，主要不是經濟問題，是心理上受不了，失魂落魄。

記者：你在烏有之鄉是不是一直都比較主要的身份呢？

楊帆：我在學術方面是主導，前期組織了一些重大活動。

核心的問題是，操作者是韓德強和範景剛。前期他們太年輕，當然是比較聽我的。

他們掌握財物，包括組織活動，請誰不請誰，都是他們說了算。真正操控的是他們兩人。他們想請誰就請誰，不想請誰就不請誰。前期我給他們提出建議，他們也聽。以後他們私下裡背著我搞很多活動。我不贊成的他們也搞，我就不參加了。我發現他們在很多事情上排擠我，比如說給每個學者設專欄，就不給我設，把我擠到一般專欄。他們三個月在首頁推出一個學者，推了很多人，到現在也沒推我。我的文章發過去，有很多不發不回復。很多這樣小動作。開紀念成立6 周年的會竟然也不請我。

記者：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楊帆：2007年開始的，後來越來越疏遠。郭松民組織學術活動，對我很尊敬，雖然他自己宣稱信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說重慶模式證明了共產黨傳統模式可以成功。這次我讓他帶話韓德強，組織創始人開會，反思極左，韓德強置之不理。就是不想反思。

2011年我和張宏良吵架那次，烏有之鄉學術組織者換了人，是一個法律博士後，此人宣布法律都是騙人的，據她調查完全是幫助權力資本欺負老百姓的。我批評這次不像學術活動，她給我發郵件說，本來我們就不是學術性的，根本沒有誠意。

他們元旦開千人大會，也不通知我。意圖就非常明顯了。這是搞組織行動的會議，張宏良做政治報告。

我如果去了，我能讓他們干嗎？這就是他們一定要排擠我的原因，完全是思想路線不同，哪裡有什麼個人恩怨？我懷疑他們參與了重慶方面的政治活動。再次呼吁重慶方面進行清查!

此時王立軍還沒有出事。他們現在大罵我見風使舵。當時是什麼風？極左之風最盛!多少人都卷進去了？對重慶進行政治投靠。拿錢。以後揭發出來你們會大吃一驚!我作為重慶模式的作者，沒有拿他們一分錢，一直堅持原則，一再批評勸告，可惜他們不聽，卻和極左互相呼應。

如果聽我的，怎麼會一敗塗地？

記者：網上這些文章都要給稿費的嗎？

楊帆：一分錢沒有。我們都只掏錢。沒有拿過一分錢。

記者：是這些學者主動把文章給他們，然後他們發到上面？

楊帆：是的。後來就不知道了。他們有錢也是從這一二年開始的。有錢了他們就更左了，更不聽我的了。

記者：也就是說，從2006年張宏良來了之後，慢慢地在烏有之鄉占據了一個主導的位置。

楊帆：是的。實際是韓德強和範景剛操作的，是他們的意思，他們把張宏良放進來當煽動家，排擠我的學術地位。我是他們推行極左的主要障礙，我把握中左方向。他們搞簽名我都不參加。

張宏良來了把中左變為極左。篡權，是指篡奪話語權。李北方這樣的人進來瞎摻乎，他在廣州知道什麼？

有些老左派朋友雖然思想極左，但是因為比較老還有道德，不公開跟我頂。2011年7月見面，他們非常亢奮地和我說，左派能有今天大好形勢，我們不會忘記你楊帆，在左派最困難的時做的貢獻，你是最有戰鬥力的。

我說，你還有良心，不像那些小年輕拿我當障礙。但左派有什麼大好形勢，我怎麼看不出來啊？留神樂極生悲，唱一出歷史鬧劇。

結果如何？被我說中了。

韓德強範景剛在背後搞小動作，扶持張宏良，把我趕走，排擠王小東，利用黃紀蘇、祝東力。這些都瞞不過我去。

記者：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

楊帆：就是想搞極左。骨子裡從來就是極左，贊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喜歡馬克思，但喜歡文革。

記者：他們是如何綁架整個左翼和重慶模式？

楊帆：張宏良在網絡上煽動，帶著死黨參加會議。就這樣綁架。

我去年7月份特別找韓德強談一次話，要趕走張宏良，糾正極左的錯誤，韓德強根本不聽。完全是思想路線之爭，現在為什麼要否認，說成是個人恩怨？我和他們有什麼個人恩怨？根本沒有。他們比我年輕，我一直說他們是未來左派領袖，不希望他們走向極左，是為他們好。

韓德強也被形勢衝昏頭腦。他說，黨已變質退化成官僚資本主義和漢奸買辦。改良改革沒效果，要依靠人民革命。我說我是烏有之鄉發起人之一，應該有發言權。他說，沒有發起人。現在左派有了領袖，形勢不同了。現在的極左都是網絡造成的，和他們無關。

總之，真的是完全衝昏了頭腦。

2011年7月份，有老左派寫長文，力圖整合左派內部思想，提出口號“共富為綱領，西來當總理”。策略說的很清楚，利用社會矛盾，鬧事逼中央分裂。他們都不是純粹的文人。對形勢判斷是錯的，方法也是錯的。

就是在2011年7月，烏有之鄉完全實現了中左向極左的轉變。標志就是這篇文章，韓德強談話，張宏良和我打架，特別是元旦政治報告。

我發微博警告，這是害薄。不要搞歷史鬧劇。

這都是王立軍出事以前說的，見什麼風使什麼舵？

那時候，真正的風向是極左。我是開頂風船的。

記者：您現在對重慶模式有沒有新的看法，就是重慶事變之後？

楊帆：我基本上還是原來的看法，沒什麼變化。我在共識網上已經發了兩個月了，把我去年的微博和我幾次會的發言都整理出來，很長。那時點擊就上萬，今天晚上會更高。

重慶模式以去年2月份為分水嶺。

那以前它是民粹主義模式，用警察抓人，政府干預，干部實行共產黨傳統作風，依靠領袖個人權威，比較徹底地改變了重慶利益格局。特別是打擊了有錢人和腐敗干部。

保留一部分國有企業做主導，暗含因素。可能出現權力不受制約，安插私人。前提是能限制腐敗。這是一個問題。國有企業占主導甚至還占相當大的比重。

第二點是政府強，市場也強，兩個都強，這就需要唱紅，創造氣氛恢復共產黨傳統作風，讓黨團干部去聯系群眾，做准備工作，我認為做得很成功。只是不能持久。

第三點就是用警察，用群眾揭發。群眾揭發並不是群眾運動，這和文革不一樣。鼓勵群眾揭發、提供線索，接著用這個線索讓警察去核實。不能認為全是逼供打人出來的，他有基本的線索。

4月份以後，主要錯誤是抓律師，和北京極左派結合。

記者：這個群眾揭發和過去的鬥私批修有什麼不同？

楊帆：當然不同。群眾揭發是依法揭發。法制社會沒有證人還干什麼？西方那套東西說得好聽，沒有證人，你就誰都逮不著。你說保障人權，但你不能保障老百姓的人權，你保障的是犯罪分子的人權。

記者：現在重慶唱紅打黑可能爭議最大的是打黑，有人說是黑打，那麼您是怎麼看的？

楊帆：發動群眾揭發沒有問題。重慶市長發了個信封，絕密，請你揭發問題，前提是相信薄，一般的政府老百姓信不過也不敢。這很有效，確實薄很有威望。不能說什麼好事都沒干，那不是事實。在揭發這一點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實名。歷史上許多積案也有線索。王立軍特能干，效率就是高，抓人多。這是打黑的特點，比其他的有效，因為發動群眾了。發動群眾不是抄家，是讓群眾揭發，這是正確的。

記者：這裡面有沒有程序不正義的地方，有沒有冤假錯案？

楊帆：揭發就是程序，完全正義。別的地方就是沒有這個東西，講法治是假的，沒有效果。別的地方就抓這麼幾個人，重慶就抓那麼多。這一點是應該肯定的，全國以後抓腐敗也得用重獎。漢武帝武則天都重獎獎勵揭發，不問動機。獎勵額還要非常高，要不人為什麼要揭發？核心就是沒有證人這一點，他解決了。

第二點是警察刑訊逼供，這是堅決不能允許的。可通過法律程序，讓律師進行復查，有多少糾正多少。

第三條，不能夠干預律師去辦案。李莊這件事去年4月份我正好在重慶，聽了檢察院的說法、教授們的說法，中產階級都不支持。以後又打電話問了問北京一些朋友，他們也說做得不好。所以我5月份在共識網周志興請我去講重慶模式，我說我是這書作者，但我寫書的時候，沒抓李莊第二期。第一期已經判了罪，怎麼二期還抓啊？政府整律師怎麼也站不住腳。整黑社會如果有錯，要放的還得放。整律師怎麼說也沒大意思，刑滿還不讓出？這件事我認為是重慶模式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為什麼？這是歷史規律，凡一個人太順，他就經不起挫折。他沒想到會受挫，一旦受挫會繼續犯錯。比如說1988年搶購風之後變成政治動亂。比如顧雛軍2004年純粹就是他自己犯錯，到香港起訴郎鹹平，讓人家交不起律師費，讓他破產，這就沒必要了吧。兵敗如山倒。

抓李莊的錯誤非常大。

我一再地勸重慶說，趕快向右轉。細看我的博客，一步一步，說到後來越來越厲害。最後我說，千萬不能勾結北京的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要用中派學者，也包括中左中右。我特別把蕭功秦請去看重慶，看了之後都說好，很可惜重慶也不聽。我說的東西他們都知道，就是不見我的面。到10月份出來《民主法治十五條》，局內人都知道，說真聽楊帆的了，搞民主法治。我說好，可惜晚了半年。

這是10月底我想幫它轉型，把蕭從上海請到重慶。包括黃紀蘇，提出一些建議不要再唱紅，改為社會主義新文明。

重慶沒有多少紅色，尤其警察局裡全是黑色，一點唱紅也沒有。王立軍根本就反對唱紅，並沒有搞成紅海洋。那都是自由派的想像。你看的是經濟建設熱火朝天，廉租房也蓋得很好，我說它不能持續，因為沒有退出機制。

蕭功秦說挺好的，是桃花源，農民都能起個房子。他回去以後給重慶說好話。包括他哥哥，在北京癌症住院都病危了，他和他哥哥說了一下午重慶好。他哥哥是清華大學的教授，知識分子對重慶有偏見。後來到北京開會，發言就說重慶好話，他是自由派。同時說唱紅有文革因素，應堅決劃清界限，堅決不能和北京左派混；打黑是法制的問題，應該進行復查。我和他觀點一致，應趕快主動地進行復查。因為開始已經抓了，不抓的話就跑了。抓起來以後有對有錯，給人平反要主動，不能整起人來沒有止境。

我們提了這麼幾條建議：

一、重慶的發展一定說是中央的成就，錦濤同志主政治以來十幾年的成就。不要強調自己，這是科學可持續發展觀，中央政策支持。

二、共富不要提新階段。不能說現在才開始共同富裕，這是極左綱領。應該講注重民生，縮小貧富差別。

三、唱紅要和文革劃清界限，要明確表態。

四、遵循法律程序，對打黑進行復查糾正。

總不可能全部都抓錯吧？如果全抓錯，就徹底糾正。

應該先給李莊平反。

這是見風使舵嗎？當時王立軍問題沒有出來啊!所以現

在出來誹謗我見風使舵的，是別有用心，他們是上重慶賊船下不來了。

如果當時做，重慶模式不一定就站不住。可惜他們不聽，反而聽極左的。

另外打黑這方面有一個《刑事訴訟法》的空缺。不能用

意識形態的說法。我說超越左右就是從《刑事訴訟法》的角度看，能不能站得住。按照現行法律有沒有錯？現行法律應該修改什麼？一個修改法律，一個糾正錯誤，就可以了。

記者：據我所知，他們講的黑打就是對律師權益的保護，就是律師的偽證罪這一類的事情，還有就是有沒有刑訊逼供這件事情。

楊帆：有刑訊逼供應該糾正。但變相的看守所，變相的刑事逼供，刑訴法沒有明確規定，這是法律欠缺，警察惡意利用法律空缺，這可能是是相當大的一部分。限制律師的條款要改，什麼叫強迫做偽證？那一條應該改掉。讓你三天三夜不睡覺，叫不叫刑訊逼供？刑訴法要有細則。大量是法律不完善。法律上黑社會組織和企業的區別，黑社會非法收入和企業收入的區別，黑社會資產和個人資產的區別，法律有沒有詳細區別？好像沒有。

這就成為政治問題，現在只能從政治上平反了。

記者：在薄熙來下課的那一天，烏有之鄉那個網站剛好被關掉了，這個有沒有什麼聯系呢，還是說這是偶然呢？

楊帆：當然有聯系。剛剛那話我還沒說完。

如王立軍不出事，會有一種處理辦法，出了事又是另外一種處理辦法，這就是政治問題。現在只能平反，那沒辦法。

早復查政府比較主動，他還要感激你。現在不一樣了，王立軍進了美國領事館，政治上錯了，一敗塗地。有大反復，基本上該退的都退。說是黑打，完全否定，在歷史上也站不住腳，將來哪天又翻回來。實事求是，傾向於被整這一方，要賠償。

處理薄是必然的。王立軍進了美國領事館，是嚴重政治錯誤，現在證明他填了表，應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希望能寬大處理。比如保留公職到大學當教授，我們學校有證據學院，他是這方面的專家，可做研究員。如果有其他罪，那就沒有辦法了。

記者：薄被撤職的原因是什麼？

楊帆：按照黨政干部問責制度，調離是完全正常的。

小道消息我不能講。從兩會上我就知道他回不去。我料事如神。我沒什麼消息，就是認為共產黨組織原則不能變，忠誠於組織原則，我這輩子沒大錯。

人是你提拔上來的，是不是神經病都無所謂，就得辭職。他請辭了是應該的。怎麼處理查清楚再說，因為王立軍的事還需要查實，他和美國說了什麼，重慶又揭發了什麼。張宏良說我告密。告密的人不是我，因為我什麼密都沒有。告密的人應該很多，揭發很多東西，核實後才能定案。

相信中央，希望早做結論。

薄被調離職務非常正常，完全可以理解的，必須要做的，不能讓他回重慶。因為你那裡出那麼大事，第一把手要問責，最輕的就是調離工作，原崗位不要干了。孔慶東說是反革命政變，他不懂共產黨組織原則。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家，這麼點規矩都沒有，想走就走？有什麼委屈冤枉，也不能進美國使館。自由派是不是覺得投奔自由世界，他們不譴責王立軍。是不是大家可以往裡跑？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極左領袖出來干擾中央部署，瞎鬧什麼呀？裝神弄鬼。“間歇性神經病”，有也不能說，什麼叫間歇啊？如果承認這個，那整個法律就別要了。我現在揍你一頓，說是間歇？什麼時候是間歇，什麼時候不是啊？

出了事以後，他們表現太壞。我沒法容忍極左派的做法。他們說我是左派領袖，我一直說我不是左派。但是現在我還真得盡這個責任，就是打掉極左。搞宗派搞到這種程度，網上說什麼反正王立軍是打黑英雄，進了美國使館也是打黑英雄，這種話都有。

張宏良抓漢奸？王立軍是不是漢奸？最簡單的，極左道義制高點沒了。不能維護叛國的人。還抓別人是漢奸，有道理嗎？

第二個，不能拿著重慶的錢干擾中央的部署

第三個就是圍攻楊帆。

由中左打掉極左，才能保留左派。

張宏良他們有組織，微博是很重要的平台，集中來圍攻我, 說我是漢奸。我只要抓到證據，告他誹謗。

他所謂抓漢奸是極端惡毒的，文化大革命模式。

我剛解釋了半天重慶模式，不是文革模式，只是一種民粹模式。但抓漢奸運動絕對是文革模式，一模一樣，就是提出了一個漢奸帽子，這帽子沒有法律確切概念。文革提出，重點是整三種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神蛇，都沒有明確的法律概念。

第二條就是不通過公檢法，用群眾組織決定人命運。群眾說話是最沒有譜的，沒有操作性。用投票辦法，是多數說了算，還是少數說了算，什麼叫群眾呀？

這兩條就構成文革基本特點，必然是大規模濫捕濫殺。

烏有之鄉就成為宗教裁判所。

記者：所以溫家寶說文革還有可能？

楊帆：是有可能。不在重慶，而在於張宏良抓漢奸，他不是說說而已，是已經做了。他們說辛子陵也說了要殺左派。辛子陵說了，但他沒有做。

楊帆：我歷來不承認自己是左派，為什麼？

我的核心價值理念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左派因素，但是我也承認自由派的核心理念，比如說個人人權保障，特別是民主，我一直是堅持的。我的思維不是左派思維。我從來不用這些基本理論去反映問題，基本思維方法不是左派。世界上還有保守主義思潮，我有保守主義。

他們認為我是左派的頭，實際上我是一個中派。中間派領導左派能贏。在紅軍時期毛澤東就是一個山溝裡的土包子，他領導紅軍。那些學資本論的，跟著莫斯科跑的人，反而不行，這是一個道理。

等形勢大好，他們必然要排斥我。我這人從來不走極端，都認為我脾氣極端說話極端，實際思維和說話從來沒極端。

記者：能否談談您在天津搞的民主實驗？

楊帆：其實我就是民主派，在天津開發區，就是搞得競選，後來為什麼走到左派，是因為江澤民時期右傾。我主要是反對經濟自由主義，不反對政治自由主義。

8*8以後就是經濟自由、政治專制。

記者：您怎麼看待邊緣知識分子？

楊帆：王立軍接觸的是這類人，他不接受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喜歡搞陰謀的，江湖小神仙，這種人在中國民間特別有市場。

記者：您如何看待左右分歧，觀點相互撕裂的狀況？如何去尋找共識，好像完全談不攏，是一個對罵的狀態。

楊帆：極左、極右是不可能的，要堅決封掉他們的言論，要用行政手段做。他們都涉及刑法，涉及壟斷輿論，他們沒有言論，全是罵人。政府不能給罵人以自由啊。

政府壓制的是中左中右，縱容極左極右，為什麼呢？因為政府不想搞民主。中左中右都是想搞民主的，所以上面有意識地來壓制中左中右，極左極右就可以同時出現。這回傷到他們自己了。

記者：秦暉有篇文章，中國是左得勢還是右得勢，您如何看待？

楊帆：就是在不搞民主的情況下，極左極右互相爭鬥。中左中右永遠成不了勢力，為什麼呀，因為上面的政策造成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贊成我的看法，成不了主流是上面縱容極左制約極右，專制不變。期望這次有大的改善，就從清算極左開始。

中右的自由派也不要幸災樂禍，不要以為可以徹底鏟除左派。如果左派真是這麼惡心，被你們鏟除了，那你們就成了左派。中國仍舊沒有民主自由，而是極右的權貴資本主義專制，還是專制。還是誠心誠意和中左做朋友，進行思想交流和爭論，造就真正的思想與學術自由環境。現在好像有些人看熱鬧說風涼話，挑撥關系，唯恐天下不亂，沒有意思，遭遇意外收獲，適可而止吧。

咱們經過大折騰應該成熟了，再來一個極右派翻天，那麼10年以後又是極左派翻天，中國就徹底玩完了。

本文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答《時代周報》記者徐偉問。楊帆按語：問題都是徐偉問的，沒有任何變動。內容我加以修改，補充了一些事實。

無恥下流

來源：時代周報

司馬南的書房在北京二環邊南鑼鼓巷。書房進門有一面足有兩米直徑的大鼓，頗有衙門的氣勢，每有客人到時，他都會敲一通“咚咚”的鼓聲。而孔慶東則在回復采訪郵件中說：“光明不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我們自己的靈魂。正如貝多芬聾了，也能聽見最雄壯的交響樂一樣。風雨如磐的時刻，曙光，已經熹微在東方了。”

約訪司馬南很難，從聯系到做成，歷時4個月。

孔慶東更難，他幾乎從不接受采訪。

楊帆則爽快地答應了。

胡錫進、吳法天、司馬平邦一聽說是南方的媒體，當即予以拒絕，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對於南方的媒體，他們似乎都有著一份天然的警惕。他們擔心，那些“頌揚市場經濟的自由派媒體”會假采訪之名，歪曲己見，行打擊之實。尤其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各派論戰激烈”的情況下，尤其在中國的這個時候—“這個時候”，經常被輿論用來比擬20年前鄧小平南巡所處的歷史節點。

但正如司馬南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所說，“我與‘南方’很多人在觀念、政見上有分歧，但不應由此妨礙兩者間的交流，你們也可以出現在我所主持的節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軍闖美領館一個月後，溫家寶在“兩會”答記者問中說，“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而後，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緊接著，“烏有之鄉”“西奴網”等網站暫停運營，進行“後台維護”。

此時，國內互聯網上響起一片調侃之聲，“沒有了他們的聲音，還真不習慣”，“我們是不是也該為他們爭取言論自由？”

對此，對方未像此前那樣給予激烈回應，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靜默。

悲哀之余，他們覺得不為時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馬南與孔慶東一同出現在一個視頻節目中。在他們面前的桌面上，擺著一本由司馬南撰寫的由經濟科技出版社剛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條》。民主，正是這一期節目中他們所要談論的中心話題。

正如每個人所料到的那樣，他們批判美國式民主，認為沒有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種民主模式，中國必須找到適合於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中，司馬南說：“中國社會如此之復雜，用幼兒園大班好人壞人的‘二分法’來格式化思想界現狀，你不覺得失之於膚淺、簡單、片面嗎？我這個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馬南與孔慶東

1989年之後，《中國商報》主任記者司馬南開始“對政治哲學產生了興趣，經常通宵達旦地閱讀，思考，寫作”。此前，這位東北漢子在哈爾濱商業大學畢業後，曾任國家商業部教育司公務員，浙江工商大學語文教師。這時，33歲的“記者司馬南”尚未發表什麼政治言論。

而在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學會了“特異功能”“氣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誰是真的？他開始用他學會的那些“技術”去打假。

於是，從1990-2006年，他利用各種報告會，主持科普節目，現身說法，劍指“神功”。1998年，在終南山上，他被“神醫”胡萬林及其手下毒打並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萬林黨羽圍毆，但“最後終於把胡萬林押上了審訊台”。正是如此，經國內幾十家媒體所報道後，司馬南被贈予“打假鬥士”稱號。當時的《南方周末》也對他進行跟蹤報道，刊文《胡萬林司馬南決鬥終南山》，並連載他《神功內幕》一書。

司馬南遂成為名噪一時的“打假鬥士”，與《南方周末》也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而此時，他未來的朋友孔慶東，則在北大師從錢理群攻讀碩士學位。

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孔慶東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的學習成績總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會埋頭學習的書呆子，但是要比讀書考試這件事，我還真是天下無敵。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離，叫天塹”，體育也是滿分，“俯臥撐能做100個”。

1989年，孔慶東成為“研究生院自治會主席”，並因此受牽連，被剝奪了繼續讀博士的資格，“下放”到首都師大附中任語文教師。

在首都師大附中，高中生許知遠成了他的學生。許知遠被這位“不循規蹈矩，才氣非凡”的孔老師所吸引。

3年後，孔慶東重回北大，攻讀博士。而許知遠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師生情得以再續。在今天，許知遠回憶說，“從中文系所在的靜園四院走到學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時候，學生下課，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感覺像在追隨什麼東西”。

在他眼裡，這個時候的孔慶東，有著非凡的魅力。

但是，許知遠與孔慶東的關系並沒有維持太久，因為許知遠無法接受“孔慶東思想逐漸左傾，並支持文革”。

關於對“文革”的態度，孔慶東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我作為一個發達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東西。後來進入了知識分子的圈子，得知他們中的很多人，對文革是全盤否定的，我很理解他們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壞事，應該用理性的學術態度去研究，找到其產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後再次發生。”

博士畢業後，孔慶東留北大任教。

在他們的言論陣地上

2003年下半年，範景剛與韓德強等人籌劃成立烏有之鄉網站，並經營烏有之鄉實體書店。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參與了“烏有之鄉”成立後的第一次學術研討會。自稱為“烏有之鄉”創始人之一的楊帆對時代周報記者說，當初將網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軌道上的”。

“烏有之鄉”從2006年後開始有了更大的影響力，其後便與“四月青年網”等紅色網站言論陣地。

在今天，由司馬南與孔慶東所撰寫的言論文章與視頻，大多都能在這些網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司馬南開始撰寫文章批評《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為《冷看<南方周末>裸體衝鋒》。

關於此文，司馬南對時代周報記者說：“當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編輯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後，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發表了若干篇評論，談到普世價值，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向普世價值看齊的過程，中國共產黨也要看齊普世價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災行為說成是踐行普世價值，說成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在兌現關於普世價值的承諾，於是，我寫了致《南方周末》的公開信，我寫了抗震救災不涉及到普世價值，我寫了幾十篇針對普世價值這樣一個學術問題的探討的文章，我也發表了《叩問普世價值》這樣的演講。”

從此，“打假鬥士”司馬南涉足政治評論領域，並逐漸成為“某派思想陣地的領軍人物”。

關於毛澤東思想，關於朝鮮模式，他“開始有計劃地撰寫文章”，並將其彙集成《民主胡同40條》。

對於“普世價值”，司馬南認為，無論東方、西方，都沒有一種價值主張能"普世"，而中國，應該爭取普世價值的定義權、解釋權。

而此時正在研究武俠、魯迅與老舍的孔慶東，開始出現在CCTV百家講壇上，笑談金庸與武俠；還寫起了博客，自稱孔和尚。

此後的“北大醉俠”頻頻接受媒體訪問，發表各種言論。

他拋出“記者害國論”，言現在的媒體“歪曲報道現在鋪天蓋地”“記者現在是我們國家一大公害。”

關於此，他對時代周報說：“媒體要生存、要賺錢、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討好權貴，我都能夠理解，但是底線在哪裡？20年以前，記者是一個光榮的稱呼，是正義的化身。今天的記者是什麼形像？每一位新聞工作者，認真地想一想吧。”

他贊頌“朝鮮是一個偉大的人民政權”。並在2010年9月與“烏有之鄉”張宏良等人親往訪問朝鮮，他們瞻仰朝中友誼塔、吃石鍋拌飯、唱卡拉OK，參觀金日成綜合大學。

與此同時，他也積極回應社會熱點話題。他評點藥家鑫“就是長著一副殺人犯的面孔，中國很多人不對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慮個人權益”；還有，他評點“梨花教母案”，他批評郭敬明抄襲門，均有言辭犀利的批評。

打韓寒是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馬南與方舟子並肩出現在湖北衛視一套脫口秀節目《中國範兒》中。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討論的事件則是“方舟子打假韓寒代筆門”。

當節目進行到第4分鐘時，司馬南忽然說：“我周圍總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執，韓寒這件事值得那麼較勁嗎？我就跟他們說，方舟子哪是跟韓寒這個小孩在較勁呀，方舟子是和韓寒身後那幫大人，那幫公知們過不去，因為那幫人把一個小孩包裝成了一個神話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過是說了句實話。”

而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司馬南說：“韓寒又扮演成了意見領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語言來對今天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調侃，在網上引來了一片支持聲，再後來，韓寒成為美國《時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個重要人物之一，這個事情已經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

方舟子出來後，韓寒背後扮演槍手的人會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還是那些包裝韓寒、參與制造韓寒神話、並憑借著這點參與和制造分享韓寒在互聯網時代光環的那樣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

如此，讓人隱約看到一條邏輯鏈。

打韓寒，是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說，這麼多年來，你們看韓寒出現在南方報系刊物封面的次數有多少次？正是南方報系參與了制造韓寒這個神話，給他套上光環。

對於被稱之為“天下之公器”的媒體，司馬南說：“我批判那些總是把社會問題指向根本制度的媒體，那些試圖撬動底下最後一塊積木的人。”

對於“三罵”，孔慶東對時代周報說：“我其實並沒有在電話上罵那個記者（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曹林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時哪裡罵過人？那個記者後來也證實了。我是放下電話後，在微博上虛構了這樣一個情節，其實就是一篇第一人稱的‘微小說’，目的就是看看媒體和社會如何反應。結果不出所料，中國媒體的毫無理性暴露無遺。”

3月28日，曹林華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說，孔慶東的確在電話中罵了他，但只罵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媽”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馬南們的2012

2011年與2012年之交，台灣“大選”之際，曾經和孔慶東亦師亦友的一知名作家離開中國，並在網上發布一封《與孔慶東絕交書》。在這封絕交書中，這名作家詳述說他與孔相識、相交到交惡的經過，並以刻薄的語氣譏諷了孔的出身。

而司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華盛頓國際機場，被滾梯與懸牆間未設任何防護的夾角突然卡住頭頸，受傷入院。這一則消息在微博上傳出後，遭到了瘋狂的轉發與評論。它既成了某些人春節期間的“娛樂節目”，也成了某種陰謀論肇始，有人說，身為反美鬥士，為什麼司馬南去美國過春節，為什麼司馬南把孩子送去美國念書，司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贊助款送小孩去美國念書？

對這些質疑，司馬南對時代周報說：“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國讀書，這涉及到我個人的隱私問題，我從來不談我自己的孩子在哪裡，我從來不談我的家人現在具體的住所和工作場所，因為我有權利不講。原因是我過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騙子，多次遭到他們威脅、報復；現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敵人，他們在政治上、在學術上、在理論上無法駁倒司馬南，就危害司馬南的家人，這是非常卑劣的行徑，我不會給他們提供口實，所以司馬南到底有沒有小孩、有幾個小孩、是男孩還是女孩、在哪裡讀書，這樣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應。”

這些，便是司馬南、孔慶東和他的朋友們在剛剛開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國網絡社會中，關於他們的新聞，甚至帶上全民娛樂性質。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頭，有的人已經穿上了單衣，有的人還穿著羽絨服，大家互相穿過，平靜而從容。時局之變幻，猶如三月底的天氣，因每人的身體素質和感知能力，對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斷。

司馬南的書房在北京二環邊南鑼鼓巷。書房進門有一面足有兩米直徑的大鼓，頗有衙門的氣勢，每有客人到時，他都會敲一通“咚咚”的鼓聲。

在采訪中，司馬南談到自己的生活，說他正在籌拍一部紀錄片，正在寫一本關於六祖慧能的書，說他在北京的書房有很多書，歡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慶東則在回復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郵件中說：“光明不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我們自己的靈魂。正如貝多芬聾了，也能聽見最雄壯的交響樂一樣。風雨如磐的時刻，曙光，已經熹微在東方了。”

文辭優美的回答，與他在公眾面前所展示的形像有強烈反差。我們希望，這些並非幻像。

司馬南

中國社會如此之復雜，用幼兒園大班好人壞人的“二分法”來格式化思想界現狀，你不覺得失之於膚淺、簡單、片面嗎？難道除了左右沒有其他？前後上下呢？中道、中正、中立呢？我這個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告訴你，我是“國家利益派”，即13億人利益最大化那一派。

楊帆

自稱為烏有之鄉創始人之一的楊帆說，“當初，是在民主法制軌道上的”。

孔慶東

“我作為一個發達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東西。後來進入了知識分子的圈子，得知他們中的很多人，對‘文革’是全盤否定的，我很理解他們的心情。”

無恥下流

來源：南華早報

《南華早報》4月2日報道，作為博鰲論壇會員的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未現身博鰲論壇，證實他已經於3月14日牽涉經濟案件而被控，徐明和薄熙來私交頗深，未知是否受薄熙來事件牽連？

《南華早報》4月2日援引鳳凰網、《財經國家周刊》、馬來西亞《新民日報》等消息，已四面楚歌的薄熙來又一密友、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未能現身博鰲論壇，已經證實其於3月14日因為牽涉經濟案件被相關部門控制，《財經國家周刊》的報道稱，帶走徐明的應為在大連辦案的中紀委專案組，一般認為，其目標是調查薄熙來相關經濟問題。

大連實德集團內部發出的通報文件顯示，董事長徐明已自3月14日起，"失去聯系"18天，目前公司由徐明的哥哥、副董事長徐斌帶領董事會領導小組代行董事長職權。該集團已經向大連市委市政府進行書面報告，有關領導明確要求實德集團保持穩定，做好企業日常經營工作。德國之聲多次聯系大連實德集團，該公司發布的對外聯絡電話無法接通，網站上關於董事長的介紹依然為徐明。

據《財經國家周刊》報道，與大連實德有著密切業務關聯的中國建設銀行，已經開始追繳實德的貸款，並對其全面停貸。而3月20日，國內的新聞媒體還曾報道，銀監會曾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報送信托交易對像是大連或集團公司是大連的企業所有業務清單，引發公眾猜測。

徐明是薄熙來兒子的金主？

報道稱，薄熙來和徐明的"友誼"始於上世紀90年代，時值薄熙來作為中國政壇冉冉升起的一顆紅星主政大連，從1994年到2001年，徐明以大連為基地，創建了三家上市公司、三家商業銀行、兩家保險公司、一家基金以及10多個關聯企業。大連星海廣場、站前勝利廣場、星海灣、金石灘高爾夫球場等三十多個大型工程為該公司建立商業帝國夯實基礎。

後徐明從實業發展到金融業，再到石油化工領域，和海外的沙特等石油國建立合作，徐明投身國際石化行業期間正是薄熙來擔任中國商務部長期間。2005年，徐明曾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排名第八。2011年，在胡潤機構發布的首個《東北財富報告》中，徐明以130億元人民幣資產位列第五。

薄熙來之子薄呱呱，為官員後代中高非常高調的一位，網絡上曾曝出他"約會美國大使女兒"、"開紅色法拉利招搖過市"、"聚會中攬女"等多起事件，薄熙來被免職後，媒體揭出徐明是資助薄熙來兒子留學的財神爺。徐明負擔了薄呱呱在英國牛津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的學費。3月9日，薄熙來在兩會期間曾表示薄呱呱在國外獲得了全額獎學金。

早前德國之聲曾采訪重慶市人大代表張明渝，他明確表示，他是籍由徐明和趙本山與王立軍相識，薄熙來調任重慶後，徐明與重慶之間往來頻繁。

"徐明是編制外的財政大臣"

中國憲政學者、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的陳永苗向德國之聲表示，薄熙來和徐明的官商聯盟有著兩層意義："第一是徐明在薄熙來的保護下，從房地產進入其它行業，官商勾結，大發其財；另一層更重要的意義是當他不斷發展到規模足夠大，賺的錢足夠多時，還有為薄熙來政治上升鋪台階的作用，需要花錢的時候，諸如徐明此類的人就是像薄熙來這樣的人的錢袋子，他們是編制外的財政大臣。"

陳永苗也指這種官商聯盟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中是非常普遍的，省部級以上的官員，都有"編制外的財政大臣"："他們得隨時帶著錢袋子，例如賈慶林和福建商人黃如潤就是這樣的關系，賈慶林到北京後就把黃如潤帶到了北京。"賈慶林曾任福建省委書記，目前為中國政協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黃如潤為福建金源集團董事長。商人們也往往成為官場政治中的最為脆弱的棋子。

"'薄王事件'依然是'宮廷政治'"

陳永苗認為目前整個"薄王事件"，中國官方秘而不宣，依然是"宮廷政治"的發展脈絡，很多右派公共知識分子認為籍由此事件可以啟動中國政改，這些更像是很多公共知識分子良好願望的投射，很多右派、包括黨內民主派如喬石等，從對薄熙來為代表的左派的打擊中，看到民主的希望。

但陳永苗並不認為民主正在向中國靠近：" 從來都是政變的框架，對中共權鬥而言，目前薄王事件還是按宮廷政治發展是理所當然，現在的輿論或民間把'薄王事件'往政治開放或民主方向去靠，這只是一種幻想，沒有更大的可能性。"

無恥下流

來源：星島環球

旅美的中國政治評論家陳破空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處理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時，薄熙來原本居於4比5之勢，最後據傳卻是以1比8慘敗。

陳破空預定發表於香港《開放》雜志四月號的專文分析說，薄熙來是政治局大員，處理他的決定，只能出自政治局常委。贊成倒薄的，至少有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5票；反對倒薄的，至多是新「四人幫」的4票，即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其中，除了周永康死命挺薄外，吳、賈、李等3人未必能挺到底。最後的票決結果，據傳是8比1，只有周永康反對倒薄。而最後決定處置薄，是從黨紀開始，由賀國強執掌的中紀委執行，無關周永康的「政法委」。周插不上手，又只能眼睜睜看著薄被收拾。

陳破空指出，前幾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中共高層中惟有周永康明確力挺。周前往重慶視察，大贊「重慶模式」，還留下一句「打擊、剷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之後，坊間傳言，周有意把「中央政法委書記」一職傳給薄，而薄也有意接手。

三月「兩會」期間，政治局常委一級人物中，只有周永康出席了重慶代表團會議。那是三月八日，當日上午，薄意外缺席「兩會」，引發外界猜疑；但當日下午周陪同薄回到會場，當場高調挺薄，聲言「去年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新成績，多項經濟指標增幅位居全國前列」等。在王立軍叛逃新聞鼎沸、薄熙來灰頭土臉之際，周無所顧忌的挺薄，絕不簡單。

與周在「兩會」上高調挺薄和大贊「重慶模式」形成截然對照的是，一周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結束之日的記者會上嚴厲批評「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陳破空在文中指出，薄熙來轟然倒台，周永康必定氣急敗壞，其動靜成為中共政治新的看點，未來可能呈現三種走勢。其一是楊白冰模式。如果胡溫與周永康相持不下，江澤民等大老或許介入，一如當年鄧小平對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杯酒釋兵權」的作法，由江奉勸周體面退出，解甲歸田，為習近平接班讓路。其二是一場惡鬥，9常委中的「政法委書記」一職由誰擔任，將有一場殊死的拉鋸戰。其三，可能發生宮廷政變。薄熙來既倒，身陷絕地的周永康，可能做出孤注一擲的反撲。近來的政變傳言顯示中南海的焦躁不安。

陳破空是是旅美的中國作家，80年代曾上書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呼吁政治改革。「天安門」學運後，兩度入獄，服刑4年半。1996年流亡美國，從事大量寫作、時事評論。

無恥下流

來源：共識網

聂元梓

　  3月25日，好天氣，心曠神怡，騎車子一小時到了老太太家裡閑聊。屋裡停了暖氣，老太太穿了一件紅棉襖，特精神，我說沒帶相機，就用手機給你照幾張吧，我可是第一次用手照相啊。老太太說91歲的生日剛過幾天，現在92歲了。我說，羨慕你那，真是奇跡，記憶力這麼好，身體也好，我退休幾個月了，啥都沒干，淨看病了。

　　問她，知道唱紅歌的薄書記下台了嗎？回答說，知道，電視上不是宣布了嗎？唱啥紅歌啊，這薄熙來是真傻假傻？親媽都在唱紅歌中給唱死了，還唱個啥勁啊。我們那時候是聽毛澤東的話，唱紅打黑幫，現在啥時候了，不興這一套了！

　　閑談中，老太太說她長壽之道，還在於經常寫大字，我說認識您快十年了，也不知道你能寫大字啊？老太太躍躍欲試，說，給你寫一幅字？那敢情好啊，寫什麼呢？想起來我們是老鄉，於是想讓她寫一幅有故鄉味道的古詩，字數還不能太長。王維的雜詩“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後兩句想不起來了，於是打手機給小書友別問，讓他用手機上網查查，不一會，全詩發過來了。

　　本想讓老太太寫個條幅，老人說不會寫小字，那只有寫個大方鬥了。只見老人提筆運氣，手腕居然一點也不哆嗦，把王維的這首五言雜詩一氣寫就。看看這字，有漢隸風格，布局勻稱，真是一幅墨寶。一個92歲的老人，能有一手好字，真不簡單。當年第一張大字報，該不是出自老人之手吧？

　　本想看看老人，一會就走，沒想到待了三個小時，光是一幅字，就耗去一個多小時。老人興致很高，一點疲憊沒有，非要留飯，沒吃，走人。

　　騎車回去，陽光明媚，春意融融，又是好心情，一幅好字於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

無恥下流

來源：蘋果日報

趙紫陽和“政治改革辦公室”成員在一起，右3是嚴家祺

　　薄熙來垮台前，在3月9日對中外媒體記者會上發飆，兩次說“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這使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我覺得，也許是老父的多年教導，也許是遺傳基因起作用，薄熙來和他父親都是“發飆”能手。

　　1986年，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成立了一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由趙紫陽總理牽頭，中央顧問委員會、書記處、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各有一人參加，由五人組成。薄一波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參加了五人小組。另外三人是胡啟立、田紀雲、彭衝，是經鄧小平同意參加的。鮑彤、周傑、賀光輝和我是“五人小組”下面的辦公室(簡稱“政改辦”)負責人，也是經鄧小平同意的，實際上，“政改辦”的領導是鮑彤。

　　11月8日下午，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開會。會前幾分鐘，趙紫陽還沒有到，已經到的人坐在會議桌前聊天。會議桌是長方形的，一邊是彭衝、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另一邊是鮑彤、周傑、賀光輝、陳一咨、吳國光和我和一些人。這一天，我座位離薄一波很近，斜對著他。彭衝興致勃勃地談起《深圳青年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說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很大反響，有人怎麼怎麼說。我們大家聽著默不作聲，突然，薄一波發起飆來，繃著臉、大聲地、氣衝衝地說，怎麼能發表這樣的文章?這不允許，要追查!登時談笑風生的氣氛就一掃而光，彭衝也收住了笑容。

　　趙紫陽每次都是正時到會場，他坐下來就說，到時間了，我們開會吧。薄一波接著趙紫陽的話說：“讓彭衝先說一說，深圳要鄧小平退休。”這時，彭衝一反剛才的態度，嚴肅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報》的事情。薄一波要趙紫陽去處理這件事，趙紫陽對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傑說，會後你了解一下情況，你去處理。

　　這次會議是“政改辦”向“五人小組”的“彙報會”，主要由鮑彤談“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和重點”。在談到干部制度改革問題時，“政改辦”建議改變過去 “黨管一切干部”的做法，在中國建立“文官制度”。趙紫陽十分了解西方的文官制度，他說，政治性官員與文官是不同的，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性任命的官員，黨是要管的。趙紫陽說;“黨的領袖當首相、總理、總統，這個黨是要干預的。將來要研究，是否借鑒一下國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鑒一下。我們中國歷史上，干部制度也有一些規矩，也可以借鑒。”在討論“干部制度改革”時，薄一波話就多起來了，他講了許多話，我感到他對趙紫陽說的“文官制度”一竅不通、似乎沒有感覺。薄一波說去年開始實行“廠長負責制”，一個好廠長，還有一個好書記，都有能力，在一個工廠裡，就會鬧起來。當他談到“干部年輕化”問題時，他轉臉對胡啟立、田紀雲說：“現在青年人難以上來。我們活著，你們難以上來。啟立、紀雲你們也五十六、七歲了吧?我們不死，你們也上不來。”

　　這時，坐在薄一波左手一邊的胡啟立趕緊站了起來說：“我們希望老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健康長壽。” 我當時奇怪，大家圍著一張桌子開會，是不好站起來說話的，我也奇怪，胡啟立口頭說話怎麼用“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樣的“書面語言”呢。這些會議所有講話都有錄音，後來我看到整理好的文件上，胡啟立的話改成了“希望老同志健康長壽。”薄一波接著說：“為什麼不可以從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的人中選拔?五十幾歲的，再過幾年就六十歲了。”薄一波又轉向右手的彭衝說，“你們委員長裡面，九十幾的也不算甚麼東西。”“年輕化是一個大問題，要一下子也不那麼容易。還要照顧到老同志。”

　　在談到《深圳青年報》要鄧小平退休事件時，薄一波說：“《深圳青年報》如果是非黨的，議論我黨誰該上誰該下，不大好。黨內的，這樣來講也不行。西單牆也不能這樣的。我看這些人膽子不小。這是不是合乎大家都要求?黨還沒有開代表大會，怎麼知道。國外還沒有要求小平同志下去，只講小平百年後的連續性。民主也是有界限的，那麼自由地提出問題是不行的。要服從共產黨的領導。”薄一波已經要求趙紫陽嚴肅處理《深圳青年報》後，又“建議常委過問一下《深圳青年報》的事情。”

　　這次會議，在鮑彤彙報完了後，研討小組的五位成員又進行了討論。趙紫陽似有預感，竟然冒出“中國政治不可測”這樣一句話來。當時，胡耀邦還是總書記，薄一波還沒有對胡耀邦下毒手。趙紫陽在談到了“黨內民主”問題時說：“黨內民主的重點，是解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書記處之間的關系。這方面，你們看看其他國家有甚麼經驗。要真正依法辦事，按黨章辦事。我們現在實際上往往過分強調了核心，變成了政治局領導中央委員會，常委領導政治局、書記處。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於中央委員會監督之下，常委要置於政治局監督之下。這要立規矩，還要成為習慣。”他還說，現在這種制度，“沒有事很好。這種制度很難保證不出事。中國人背後計較，當面客客氣氣的。中國政治不可測。”

　　胡啟立補充說：“中國是先君子，後小人。如何保證文革不重演?紫陽講的這一條是關鍵。”胡啟立說，今後五年內，政治局如果出現分歧，怎樣解決?

　　就在趙紫陽、胡啟立這樣說後二個月，在一次“黨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上，薄一波又一次發飆，當面批判、責罵黨的總書記胡耀邦，歸納出胡耀邦“六大錯誤”。 “文革”結束後，胡耀邦為薄一波平反出了很大力，薄一波竟恩將仇報。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把胡耀邦趕下了台。趙紫陽說“中國政治不可測”，一九八九年在處理天安門學生運動問題上，因對按鄧小平意思寫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有不同意見，胡耀邦下台後新擔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也被趕下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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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德江的這一選擇足可令其後悔終生。作為分管工業和能源兩大高危行業的副總理，張德江的日子完全可以用戰戰兢兢來形容。

　　在中國不顧一切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重大事故接連不斷已成必然。張德江所分管的行業，則意味著他必須要承擔責任。令人失望的是，每當有大事故發生時，盡管多數時候他都會出現在現場，但因他的應對突發事故的能力有限，導致他沒有突出表現，引發多方不滿。

　　可這樣的一個相對弱勢的副總理，卻偏偏又碰上一個愛出風頭的老闆——總理溫家寶，從而使張德江的角色變得更喫重，更費力不討好，更容易變成民憤攻擊的目標。處理溫州動車追尾事故，溫張的兩極表現就更為明顯。

　　在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候選人中，凡是在地方主政過的，幾乎都遭遇過重大或特大事故和災難，但沒有人像張德江這樣成為媒體和輿論抨擊的主要對像。比如李克強，主政河南時遭遇至少兩場大火，調任遼寧後又發生的歌舞廳爆炸案和蟻力神事件，雖然李克強當時的表現並不突出，但由於當時的網絡媒體沒有像今天這樣迅速而普及，讓李克強得以全身而退。

　　相比之下，張德江卻沒有李克強幸運。溫州動車事故後，張成為網民們攻擊的主要對像和最高官員，各大媒體網站也把矛頭對准他，呼吁追究其政治責任。如此猛烈的輿情，對一年後召開的十八大必然會產生直接影響，也讓張德江的政治前景變得難以預料。

　　從中共慣例看，重大事故發生後，很少追究副總理以上國家領導人的責任，充其量只會拿部級以下的官員當替罪羊。此次溫鐵事故，雖然張德江不會被問責，但網絡輿論的炮轟，加上民眾的普遍不滿，已讓張德江遭受最嚴重的打擊。

　　在這種極其特別的情況下，張德江能否如願晉陞常委，一要看網民的憤怒會持續多久，二要取決於網絡媒體問責呼聲有多大。如果張德江真的衝上常委，那麼在中央委員會選舉時，他就會在選票上遇到麻煩，就像十六大時賈慶林和黃菊得票率很低。盡管中共的這些選舉都是自欺欺人，但在這樣的官僚體系中獲得最低票，其形像和權威都會大打折扣。

　　張德江能否入常的另一個變數是，還要看江澤民的身體情況。如果江撒手而去，張的晉陞希望就會因溫州動車事故而變得渺茫起來;如果江還能挺到十八大，作為江派的重要棋子，張德江可能會化險為夷。

　　由於張德江的變數最大，對其能否晉陞常委，目前我們還難以作出判斷和預測。

無恥下流

來源：RFA

    在薄熙來倒台前，一名中國記者在網上張貼了有關薄熙來的帖子後，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三年，目前該名記者正在服刑中。

　　該名記者的妻子披露，他因為抨擊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運動，被重慶當局判刑三年。

　　上月薄熙來被宣布免職後，記者高英樸(Gao Yingpiao音譯)的妻子首次公開披露了高的遭遇。高的妻子通過QQ微博表示，高英樸於2010年被一家重慶法院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三年。

　　高目前已被監禁了18個月，其“闖禍”的原因可能是他2009年在其QQ博客上貼出了一系列高調批評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政策。

　　記者周一致電高的妻子，電話無人接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