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祚來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無論是貧富差距還是腐敗嚴重,都使已有的經濟改革面臨新的陷進。極左開出的藥方仍然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與所謂的西方資本主義思潮或政治異見戰鬥,而民主自由憲政社會主義者們,卻在人類政治文明的文庫、包括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裡,尋找可資中國人借鑒的理論資源。
文革思維又上了人民日報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今天(3月30日)發表記者采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文章,原題是《帶頭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鳳凰網轉將文章標題改得更為直觀《領導干部應該與敵對思潮進行鬥爭》。
縱觀這篇文章,講的多是官話套話,讓領導干部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哪些是馬克思經典著作,李慎明沒有開出書目,哪些是馬克思主義原則,也一字不提,在鳳凰網數百條跟貼中,大量的疑似“網評員”跟貼,高呼左派口號,一方面質疑人民日報文章裡,為什麼沒有提及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將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並列,認為應該加強倡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路線不動搖。我們不得不佩服這些跟貼者的政治智慧,他們極其敏銳在聞到了雙重氣息,一是因為人民日報在倡導,所以馬克思主義沒有過時,他們為此欣喜,執政黨沒有從根本上拋棄左翼力量;另一方面李慎明居然沒有提到一句“毛澤東思想”,而這與網絡上傳聞的,中央內部有決定,宣傳文書中不再提毛澤東思想相吻合。如果傳言屬實,這對極左陣營的人們來說是繼重慶事件之後,又一棒擊。
李慎明在這篇專訪裡發言充滿火藥味,他說:蘇東劇變帶來的社會主義在全球範圍的低潮,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們進行“西化”、“分化”,加上對外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各種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使我國思想政治領域也出現了各種噪音。對這些事關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則的重大問題,對各種敵對思潮的侵害,黨的中高級領導干部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進行鬥爭。
蘇東巨變是蘇東人民的政治覺醒,是拋棄極左馬克思主義與蘇聯斯大林恐怖主義之後的民主化進程,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陣地的極左勢力不顧蘇東人民的感受,扭曲蘇東巨變的現實,嚴重誤導了中共高層的世界視角與民主發展觀,五年前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陳恩富副院長發表講演,我當面問他,如果你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通過研究,發現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你們怎麼辦?他的回答是:上面讓我們研究,結果不可能不符合上面的要求。這種唯上而不唯科學、不追求真理的態度,完全是一種實用的奴才哲學,這樣的研究機構怎麼可能對執政黨與人民負責呢?
將剝削思想與各種腐朽思想當成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沉渣泛起,也是李慎明們的一大發明,我們知道,孔子時代就有禮崩樂壞,腐朽沒落的思潮從那時從來就沒有禁絕過,這是人性與社會制度使然,社會對公權力沒有制約、公權力不能透明公開地行使權力,必然產生各種腐敗,它與“西方”沒有必然的關聯。孔子時代還沒有“西方”這樣的政治或地理概念,更沒有資本主義思潮,當時社會怎麼那樣敗壞與腐朽呢?李慎明的邏輯與雷鋒的邏輯一樣,雷鋒認為干革命不學習毛澤東思想不行,而李慎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觀點,就是反腐敗反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不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品不行。
這樣的革命鬥爭邏輯還堂皇在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這個時代離文革思維,遠嗎?
鬥爭哲學禍害無窮原教旨的鬥爭革命思想,以鬥爭的方式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理念,是文革之禍源,它沒有造成國家分裂,但它分裂了人民,在文革中甚至分裂了無數家庭,也使這個國家精神分裂,傳統社會的道德理念與人性倫理常識,都被鬥爭方式所毀壞,現在如果繼續“高舉鬥爭的旗幟”,而不用對話、妥協、和解、包容的精神來對待社會不同的政治理念,中國還會陷入文革之亂。
李慎明的另一大發明就是上綱上線,將自由民主憲政人權公平正義等等普世價值,當成“西方”的普世價值,只要任何概念被蒙上“西方”這樣一個黑頭套,哈士奇就立刻變成了狼,任何人都可以在理論上被順理成章地誅殺。
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極左思潮的領導與求是雜志社反對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一直成為中國學術界的敏感詞,甚至召開研討普世價值的會議也不得在大學裡進行。翻開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共主辦的報紙,或通過笑蜀先生主編的《歷史的先聲》,無論是憲政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都曾被大力倡導,軍隊國家化、普選直選相關的文章更是累篇累牘的發表。共產黨之所以當時得到百姓的擁護,人民用腳給共產黨投票,就是因為“共產黨它一心為人民,它實現了民主好處多”,無論民主方式在自己領地落實得怎麼樣,共產黨的普世價值倡導,振奮了知識人,凝聚了民心,使農民看到了擁有土地的希望,使精英看到了共和的制度,使工人看到了成為主人的夢想。
現在的極左力量故意遺忘了中共的普世價值追求與政治諾言,將中共曾經追求的普世價值,污名化為西方價值,然後將其敵對化,變成政治噪音,於是便有了李慎明在人民日報上放出的狠話:“對這些事關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則的重大問題,對各種敵對思潮的侵害,黨的中高級領導干部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進行鬥爭。”
這些敵對意識的形成,完全是文革思維的結果,將不同的聲音,當成噪音,當成對立的聲音,而對立的聲音,則當成敵對的聲音,既然是敵對的聲音,就要與之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文革之時,這種思維直接導致對人身的攻擊甚至消滅。所以,溫家寶認為文革仍然可能復活,因為文革是一種極端思維的結果,它背後的非理性的邏輯,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都是走上文革不歸路的潛在因素。
如果要說中共這三十年的成功經驗的話,就是摒棄鬥爭思維,向包容思維轉化的結果,萬裡包容了包產到戶,這在當時農村是冒著生命危險的一次試驗,而鄧小平包容了深圳特區,以及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與胡錦濤和諧理論,都有著包容與和解的精神蘊含其中。由於極左力量的堅守,普世價值沒有獲得進一步包容,憲政民主社會主義沒有得到承認,在新三十年產生的重大事件上,沒有包容心懷,所以沒有平反或和解,這些都形成政治改革的包袱,使中國難以在政治文明道路上前行。
胡錦濤曾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會議上提出要“實現包容性增長”,在201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又指出要“注重提高經濟發展的包容性”。如果沒有包容性政治,包容性經濟無從談起,而包容性政治,則需要寬容政治異見,任何組織與個人,不能因為掌握到話語權,掌握了公權,就將自己真理化,拿著馬克思主義的大棒,指向哪裡,哪裡就出現了所謂的敵對勢力,就打向哪裡。
馬克思經典原著裡有普世價值共產黨的知識精英應該摒棄鬥爭思維,現在中共體制內的許多教條主義者,固守著戰爭時期的鬥爭思維,像這位李慎明先生,仍然在引用在抗日戰爭初期,毛主席就說過的話,“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然後引伸到和平時代:從一定意義上講,革命前輩當年打江山,冒的是“槍彈”;我們現在建國家,冒的是“糖彈”。
戰爭年代面對槍彈,需要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平時代反腐敗的糖彈,需要的則是權力分立的體制,需要民主直選出的官員,需要的是自由的新聞監督。
馬克思主義除了鬥爭性或革命性,還有沒有一些理念當代共產黨人應該學習或思考?
著名新聞學教授展江在分析馬克思自由新聞觀時說提及,馬克思在第一篇政論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裡,為新聞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聲辯:“新聞出版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成為泡影。”在馬克思眼中,受檢查的報刊=不自由的報刊,書報檢查制度是政府壟斷的批評,“書報檢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並且還是拙劣的警察手段”。
自由就是流動的空氣,公開就是陽光,而自由的新聞與公開的信息,現在的中國仍然是極為稀缺的公共資源,它被權貴壟斷著,被無形的手控制著,我們沒有看到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原著出發,來糾正現實中限制新聞自由的弊端。
而民主憲政思想,亦可以從馬克思經典作品中找到啟示,中國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占陽在著作中,也談到了馬克思憲政社會主義思想原型,從《馬恩全集》看,在低度民主的政治環境中,馬恩關於未來高度民主的設想要點是:(1)建立沒有任何專政的新國家。(2)在這種新國家實行普選制。(3)建立基於普選制的議會,即人民代表大會。(4)使基於普選制的議會成為最高權力機關。(5)實行基於普選制的分權制衡。(6)實行社會主義法治。(7)實現和保障所有社會成員的人權和公民權。(8)國家公職人員工資水平中產階級化。(9)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教育官員,社會高於國家。馬克思曾將這種制度叫做“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它也可以被稱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
現在,馬克思主義者們需要靜下心來研究與學習馬克思關於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理論了,李慎明們也知道中國社會現在問題嚴重,無論是貧富差距還是腐敗嚴重,都使已有的經濟改革面臨新的陷阱。極左開出的藥方仍然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與所謂的西方資本主義思潮或政治異見戰鬥,而民主自由憲政社會主義者們,卻在人類政治文明的文庫、包括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裡,尋找可資中國人借鑒的理論資源。
路在腳下,但中國面臨選擇。
本文作者吳祚來,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社社長,多次被評為年度百名公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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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無恥下流 于 2012-3-31 10:4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