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銀川新聞網

山腰上的敖包

遠眺鹿盤寺
考古學者:無稽之談,不予理睬岩畫學者:站不住腳,缺乏依據民俗學者:不符合民俗,這怎麼可能?歷史學者:可以尋找,但別輕易下結論 文史館員:不排除炒作
6月23日,寧夏文史館副館長、研究員李憲亮先生致電給本報記者,說近日有網站和寧夏本土媒體發表文章稱,寧夏退休地質工作者王景武通過四十年的蒙元歷史研究和實地考察,宣布包括成吉思汗在內所有蒙古大汗和皇族陵墓的千古之謎,已經被揭開。這位地質工作者在賀蘭山東麓多個山谷陸續發現了至少二十五座疑似蒙元時代的帝陵級大墓,認為賀蘭山擁有名副其實的“帝王之谷”。李憲亮告訴記者,不少看到這個消息的讀者、市民紛紛致電寧夏文史館以及他個人,求證此發現成果的真偽及價值。他就此邀請本報記者一同前往賀蘭山,探尋所謂的“帝王谷”。
“蒙元帝王谷”,就在鹿盤寺? 6月24日一大早,李憲亮先生和幾位資深驢友會同記者一路驅車前往“帝王谷的核心地點——賀蘭山插旗口的鹿盤寺附近。
幾年前曾經來過這裡的驢友劉國慶告訴記者,以前他們從這裡前往鹿盤寺時,根本就沒公路,從銀川騎自行車到沿山公路旁的村子將車寄放好後,步行前往,後來有了摩托車了,才能勉強騎到鹿盤寺附近。
現在我們看到一條正在修建的公路正通往鹿盤寺,遠遠能望見巍峨的賀蘭山以及山下的這片較為開闊的衝積扇地帶,和我們同行的王先生對風水有研究,他說,相比較西夏陵,這裡的風水就差多了,任何一個帝王都不會埋在這裡的,何況成吉思汗這樣的世界級領袖。
發表在6月15日《華興時報》上的一篇《成吉思汗陵寢位置探秘研究在寧夏有新發現》一文中寫道:“六盤山,位於固原。但據雍正三年的地圖,賀蘭山插旗口的‘鹿盤寺’過去叫六盤寺,建國後改為‘陸盤寺’,後來又演變成‘鹿盤寺’。文中提到,據王景武探察,他曾經在這一帶發現的一座靈塔上看到“鹿盤山普陀寺”的字樣,便推斷這一帶在蒙元時期真正的名字很可能就是“六盤山”。
對此,記者查閱《賀蘭縣志》,上面對鹿盤寺這樣介紹:“在西夏時期所建的鹿盤寺,民國時所建的鹿盤寺小塔,均位於插旗口鹿盤寺溝內。”而我國的歷代文獻中對六盤山的記載為“關山”、“隴山”,六盤山僅僅是民間說法。記者采訪了因封山禁牧才從鹿盤寺附近的村子撤到山下的老村民,他們都說鹿盤寺得名是因為賀蘭山內有鹿,和寧夏南部的六盤山沒有什麼關聯。
對於王景武說的那個靈塔,寧夏著名考古學者牛達生更是不認可。這位曾經將考古足跡遍布
寧夏山川尤其是賀蘭山的學者反問道:“插旗口什麼時候有過靈塔?蒙元時期在賀蘭山內什麼時候修建過佛教建築?”王景武說的靈塔其實是21世紀初才立的兩座現代紅磚和水泥堆砌的小塔。曾經多次來過這裡的驢友黃先生告訴記者,嚴格來說,他們來時就沒見過這裡有什麼靈塔,而鹿盤寺對面山腰上的敖包,也是這幾年新加的。對此,寧夏文史館副館長、研究員李憲亮指著修到鹿盤寺前的公路,不無擔憂地說:“不排除這是為了開發旅游而設的局!”
接著,我們沿著鹿盤寺邊的山溝步行而進,一直抵達溝源,和拜寺口發現西夏佛教建築方塔、賀蘭口發現大量岩畫不同的是,這個溝內沒有發現任何有效建築構件來說明這裡是“帝王谷”。
元上都,出現在賀蘭山大水溝? 元朝遷都北京前的上都在內蒙古錫林浩特境內,這是考古學界已經確定了的事實,在王景武先生的考古發現中,竟然出現在了賀蘭山的大水溝內。恰好,目前鹿盤寺的住持是從大水溝來的,他在大水溝一帶也沒發現王景武先生提到的文物遺存。原寧夏考古所所長、著名考古學者鐘侃先生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肯定地說:“沒有任何文物能說明元上都在寧夏,這個聽起來像神話一樣,這樣的報道也毫無意義,沒有任何嚴謹的地方!元上都也好,成吉思汗陵寢也好,連影子都沒有,只能讓外界笑話!”寧夏著名文史學者、《寧夏社會科學》主編薛正昌則指出:“這是個世界性的研究課題,還是嚴謹些好!”
“太陽神”,解讀成吉思汗陵的密鑰? 王景武試圖破解成吉思汗陵之謎的最初線索,來自對賀蘭山岩畫的另類解讀。
王景武認為,這些岩畫分別繪制於不同歷史時期,其中一些很可能是蒙古人祭祀成吉思汗及蒙元歷代帝王陵寢的“路線示意圖”。王景武認為,青海、新疆等地的一些岩畫,其中在一些大的驛站附近,一些岩畫都是指向某一特定位置的。此前,他告訴媒體記者:“因為人馬每天都要補充飲水,所以這些岩畫主要是為了指明下一個水源地的方位和路程。沿著岩畫所指引的方向,一般都能發現水源,有的即使現在找不到,也依稀可以找到當年的河床或者泉眼。”他認為賀蘭山中的一些岩畫是當時只有一些蒙古人了解的路線密碼。順著岩畫指示的方向,他認為他最終找到了成吉思汗真正的安息之地。
王景武認為那幅舉世聞名、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賀蘭山“太陽神”岩畫,其實“正是成吉思汗陵寢的平面圖”。所謂“太陽神”的岩畫圖案,也和部分地區蒙古婦女的尖帽長角頭飾驚人地相似。這種頭飾,據說是也遂夫人為了紀念成吉思汗而設計的。王景武認為,也遂夫人創造這種頭飾的靈感“當然不是來自那幅岩畫,而是直接來源於成吉思汗陵的形狀”。
對此,寧夏岩畫學者李祥石先生則不認可,認為這種研究太離譜了:“不排除炒作!”
“帝王谷”的幾大存疑 第一,時間問題,成吉思汗身亡於公元1227年征服西夏途中,其身亡時,西夏國都中興府(今銀川市)還未淪陷,西夏政權怎麼允許成吉思汗葬於距離西夏帝陵幾十公裡之外的地方呢?成吉思汗的後人又怎麼能允許成吉思汗葬於地方國都附近?
第二,民俗與祭祀問題,鹿盤寺附近的山谷狹窄,且亂石橫布,根本不符合《蒙古秘史》中記載的挖掘坑穴埋葬後,再將草皮布置在上面的條件,鹿盤寺附近的荒灘上植被稀少,不是戈壁或沙漠地貌,更不符合蒙古人用駱駝踩踏墳地的習俗。我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民俗學者就此也指出:“他的觀點中的許多地方是不符合蒙古民俗的!”
王景武先生提出,拜寺口內發現人工開鑿的古道,是祭祀成吉思汗以及元帝陵的。曾負責挖掘考古拜寺口內的西夏方塔的牛達生先生說:“拜寺口的雙塔和方塔都是西夏時期的建築,修築方塔時,西夏動用勞力修建通往溝內的便道,利於運送建築材料,怎麼成了祭祀成吉思汗和元帝陵而修建的呢?”
第三,地形問題,王景武先生提出的鹿盤寺前面有兩側,有兩座月牙形的小山,這種小山像個女性生殖器——“鐵木真(成吉思汗)出生於此,故死於此類地方”,從《蒙古秘史》《多桑蒙古史》等史料中,成吉思汗出生地一般
是在鄂嫩河流域,怎麼和賀蘭山的地形相比,而且,我們在現場也看不出鹿盤寺周圍有像女性生殖器的地方。同時,王景武先生提出的成吉思汗陵的平面圖是典型的”人面穴“造型,且陵側兩個泉水出處為人面造型的兩眼。為此,我們徒步往溝裡而去,直到溝源處,也沒見一絲泉水流出,何來兩眼泉水?
王景武先生說:“鹿盤寺附近有兩座巨型敖包,高約8米,旁邊還有兩組各10個小敖包。”隨我們前行的黃先生是6年前就來過這裡,他說:“我們來時,這裡根本沒有什麼敖包,就是一座自然隆起的土堆,不知怎的,這次來,看見土堆旁堆上了不少石塊,即便這個是敖包,也就2米多,哪有8米,何況在內蒙古地區,比這大的敖包比比皆是,怎麼成了所謂的‘蒙古頂級敖包’了?”對此,來鹿盤寺不久的該寺住持卻反問記者:“周圍的居民早搬走了,你說那些石塊是哪來的?我認為不會是近期才有人堆放的。”
第四,史料問題。曾任寧夏大學校長的著名民族史專家陳育寧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王景武曾經就這個論點找過我,他常年在賀蘭山從事地質研究,我建議他,作為一家之言可以再做討論,但不能輕易下結論;他是一位地質工作者,觀點還是缺乏史料支撐;另外,這類研究,要尊重游牧民族秘葬的習俗。”薛正昌先生告訴記者:“他(指王景武)的觀點中,我沒發現有任何史料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