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poper

　　很多人喜欢指出：“中国文化推崇道德，藐视制度”；又指出：“结果，就是中国人非常缺德。”
　　接下来，话风一转：“我们要打倒中国文化，杜绝这种思路。”
　　嗯，这是话风一转吗？它确实是，因为这种思路，其实就是“推崇文化，藐视制度”。
　　这里面有个误区，有人可能会一辈子也想不明白。

　　例如：你指责中国人缺德，那肯定是对的，因为事实如此。
　　但是，如果你就此嚷嚷道德，试图用言辞鞭策人们向善，那就错了。
　　中国人缺德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太喜欢嚷嚷道德的人太多，用说嘴来代替改良社会制度（从而提升道德）。
　　嚷嚷道德是没用的，而且转移了人们寻求正路的注意力。中国就是道德家过剩才坏掉的，你出来嚷嚷，就又多了一个。

　　再如：你指责中国人喜欢内斗，不肯光明正大地做事，喜欢暗中使坏，这是对的，事实如此。
　　但是，如果你就此嚷嚷团结，要求人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内斗，那就错了。
　　中国人内斗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国人太好面子，太重人情，不肯公事公办，不肯用合理的方式竞争。其结果，就只能用不合理的方式进行恶性内斗。
　　美国人四年内斗一次总统选举，两年内斗一次议员选举，其私人企业在良好的市场规则下，无时无刻不在内斗（竞争）。美国人用各种规则规范竞争，所以就可以多进行良性竞争，少进行中国式的恶性内斗。
　　而中国人则相反，中国人总是希望用“团结”来代替“竞争”，其结果，没办法进行合理的竞争，也就只能进行恶性内斗。中国人越是讲团结，讲人情，那内斗就越厉害。

　　道德、文化、制度也是如此。中国人就坏在看重道德文化，不重制度之上。你却不从改变制度（或要求改变制度）入手，仍然在搬弄道德、文化。这只能是适得其反。这种“看重道德文化，不看重制度”的思路，跟你喜欢什么文化是无关的，无论你喜欢什么文化，这种思路也是错的，大错特错。
　　美国占领日本，英国占领香港，他们并没有试图毁灭本土文化，但是带来了良好的制度，所以人民受益非浅。
　　洪秀全信仰上帝，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妄图以某种西方文化来毁灭中国文化，但却无法带来一个好的制度。结果不仅不能改良中国，反而把事态彻底搞坏，祸患至今。

　　注：洪秀全称耶稣为大哥，视之为“天兄”，不仅到处焚烧学府，而且“逢僧便杀”。而毛泽东则说“死后要见马克思”，同样以毁灭中国传统为能。耶稣和马克思，是两个犹太人。前者是从犹太教氛围下，创建了基督教的；后者是犹太拉比世家，幼年随全家改信基督教的。（“拉比”是神职，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

nkpoper

毛泽东的作为，到底是更像蒋介石、袁世凯，还是更像斯大林？
这一点你搞不清楚，那就没话说了。

中国的正常发展之路，肯定也会有坎坷，但绝不会大倒退。
不把问题归因于制度，而去找道德、文化的茬儿。这是中国人常见的问题，也不仅限于喜欢传统的中国人，反传统的中国人也一样。
决定性的是制度，而非文化。

[ 本帖最后由 nkpoper 于 2012-12-22 15:04 编辑 ]

nkpoper

很多事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仍然有主要因素。
以商鞅办法论。秦国的法律废弛，久矣。商鞅南门立柱，赢得人民的信任，从而可以推行新法。
事情只能这么办。不可能人民自发行动，自己给自己立个柱子。
香港也是如此。
香港贪污腐败，一度也很甚，后来有廉政公署，于是大治。
这两个例子中，文化风气都是被制度单方面扭转的。

法律、制度都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在其中发挥不了决定作用。原因在于：社会上不可能只有一种人，任何情况下，都是“什么人都有”。这其中掌权的那个人，未必是主流文化的遵从者。
这种情况下，掌权的那个人完全可能推行跟主流文化不同的制度。这种制度如果有合理性，或者有充分的暴力为基础，那它就可行。最后，文化风气也会被制度所改变。

当然，在民主制度条件下，这种情况貌似较难发生。毕竟专制统治者可以与人民相左，民主制度条件下似乎较难。（上面两个例子都不是民主制度条件下的。）
其实也不然。
民意的特点就是多变，它同样很可能选出和主流不太一致的领导人来。尤其是当主流招灾以后，就更容易如此。
例如，罗斯福的新政潮流，就很明显地扭转了美国人的意识；世界大战也有类似作用。美国人本来是极为个人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但是新政和世界大战则改变了美国人的这种态度。新政被接受（到现在也没完全废弃），孤立主义则大为衰落。

nkpoper

如果仅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答案其实很简单：蛋生鸡。
从生物学上讲，蛋和小鸡的基因类型肯定是一致的，和母鸡（或者说母鸟）则不同。
在进化史上，必然有一个时刻，某个蛋达到了“鸡”的标准，于是它就作为鸡给孵了出来。而它的母亲，虽然也进化得和鸡差不多了，但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nkpoper

什么是好的制度，是由其运转来检验的。
像香港廉政公署，它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一个反贪机构，也完全可能无效。但它有效，它就是成功的制度，或者说好的制度。这并不是由“文化、哲学甚至道德水准”来评价的。
即便是共产党，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文化、哲学甚至道德水准”跟廉政公署那边的不一样，就公然把廉政公署说成是坏的制度。只不过，他们会说“国情不同”罢了。
同理，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策，也符合共产党的“文化、哲学甚至道德水准”，但是它不成功，那么即便是共产党，也不敢说它就是好的制度。

至于量子力学，那个玩意儿我建议你不要当成真理来说事。
根据量子力学的标准解释，确实如你所说。但是，标准解释只是一种方便的解释，科学界并不把它迷信成真理。（至少爱因斯坦就不信。）

[ 本帖最后由 nkpoper 于 2012-12-24 23:05 编辑 ]

nkpoper

关键是：基因突变是在亲子之间发生的，不是在自己和自己之间发生的啊！
也就是说，必然有一个时刻，某只鸟的后代发生了突变，进化出了鸡。不可能是某只蛋自己发生了突变，变成了鸡。
到目前为止，亲子之间发生基因突变的例子，数不胜数；自己活着活着，突然发生基因突变的事，应该是从来也没发现过。

nkpoper

商鞅确实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是，他跟秦国道德文化也没关系。因为商鞅本来也不是秦国人。
同理，香港的法律，其实也是由英国定的，而不是当地道德文化的结果。
同理，中国共产党上台，也不是偶然的，肯定能地球上找到必然性的脉络。但是，这个脉络中的最主要的部分，却是日本和苏联相续入侵中国。
美国独立，那也是法国帮忙打赢的。
苏联解体，跟美国在冷战中的努力也分不开。

当我们论及必然性和整体性，那么很容易得出“一切都是必然的，并且服从于整体”这种结论。但如果这么考虑问题，结果就得到一种宇宙整体性，或者即便是局限在文化范围内，也是人类整体性的结果。
其结论...就是没结论。

如果要得出结论。则是这样一种情况，比方说：
某天，甲上马路，偶然被车撞了。如果甲那一时刻不上马路，那一定不会被撞。但是，结论不能是这个。用这个处理车祸事件，纯粹就是跟甲过不去。
结论只能是：甲和撞人的那辆车是否有责任。
只有这样找结论，才能惩办有过错的一方面，并尽可能减少车祸的发生。

道德、文化、制度问题也是如此。
一个国家的制度，无疑是和所有因素，包括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的因素有关的。但是，这并不是一定要从文化道德问题上找原因的理由。
你不能说，你那一时刻出现在那个地方，被撞了就一定是你活该。

nkpoper

引用:

原帖由 西来 于 2012-12-25 00:04 发表
“什么是好的制度，是由其运转来检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学都背烂了吧。你从来不怀疑你认为的“那还用说”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吗。

那你说是由什么检验的？

由你检验的？

nkpoper

　　一个政府，总是有一定的统治力。而且还可能很强。无论秦国的法家政府，还是香港这种殖民地政府，还是中共政府，其统治力都是很强的。
　　这些政府一旦确立，在其存续期间，就可以推行其意见。社会道德和文化，除非能达到可以将政府推翻的地步，否则很难改变政府的意见。反过来，政府却可以不断改变社会道德文化。
　　这就形成了单方面的重大优势。

　　在暴力面前，除了个别人以外，无论什么文化的人都要低头的。也许，历史上存在过从不低头的文化，那现在也都灭掉了。

　　至于民主国家，当然，文化和道德对制度的影响就貌似大得多。因为民主国家，政府和政策是有民意基础的，而统治者自身意见的结果。
　　但是有两条：
　　第一、民主国家，文化和道德文化影响较大，不等于建立民主国家的进程可以如此。因为在建立民主国家以前，统治力的因素还是照旧。我们更关心的，大约就是“建立”吧。
　　第二、民主国家照样要对现实低头，而且低头的速度一般要比专制国家要快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政策明显不符合现实，哪怕它是文化和道德必然结果，也很难存续下去。当然，如果只是一些不太重要的方面，倒是可以不急于向现实低头，毕竟在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事情都可以拖着。

nkpoper

　　“命运，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那只是，一瞬间的事。然后，人们就完全从命运中摆脱了出来，获得宁静的生活，和永久的和平。“——阿道夫 希特勒
　　希特勒这个话，显然有点过头。但是命运仍旧是存在的。无论是人生，还是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命运女神的摆布。而不是像基督徒或者马克思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历史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