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治理国家，如同治疗痨病一样，是缺乏正确认识的。
主要问题是左倾。即便是反共知识分子如胡适，所谓“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苏联）估计也过高，更不用说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了。
当人们面临“饿死”的时候，是不惮于出卖自由而换取“面包”的。（饿死，可以是真饿死，这对于多数人而言还不至于；但极穷却是事实。）普通人也许还限于传统和常识，不去相信过分的宣传（左翼宣传），知识分子尤其善于“权衡利弊”“从善如流”。
这就完蛋了。
鲁迅等人之所以对国民政府阴阳怪气，骨子里并非因为他们对民主、独裁之类的问题有什么特别的认识。而是他们骨子里认为国民政府，相对于社会主义政府而言，是一个不肯“从善如流”的政府。只不过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国民政府是恶意的，而右翼知识分子则认为其中有不得已的因素。
他们都没有看到，所谓的“善”，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路，罪大恶极。
只有在苏联解体以后，这种罪大恶极才普遍被人类认识到。印度（作为民主国家）之所以到1990年才开始市场化改革，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也就构成了一个分水岭。不理解这个分水岭的存在，就无法理解我们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