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出生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十年了。今年九十岁的他，对于辛亥革命没有任何记忆，但是对于“中华民国招牌下”的北洋政府仍然有些印象。
何兆武是清华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在学界享有盛名。他回忆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大有不同。北洋没有意识形态，国民党就开始意识形态的统治了，不过，国民党的思想统治也不彻底，学校里自由主义还是有相当大的比例。”
何兆武的大学时光，就是在洋溢着自由主义的西南联大里度过的。他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快乐的青春时光，“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西南联大毕业后，何兆武在先后到台湾、湖南教书，1949年开始“参加革命工作”。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他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了历史学家侯外庐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班子，作为侯先生的助手工作了三十年。
1949年以后的很多年里，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即使是学术研究机构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参加运动的余暇，何兆武偷偷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西方名著。“文革”后，何兆武将研究重点转到了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方面。他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收录他的八本译作。
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当下中国学者对历史哲学的最高研究状态，就不能不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如果你想通过中国学者的目光去审视西方的史学思想、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然后反转身来，再去审视当下的中国史学，同样不能不去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
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亟欲恢复往日文理综合大学的荣光，延揽人文社会学界的人才。于是，65岁的何兆武来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至今，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仍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的西南一隅，淡泊自然，安详快乐。
在简朴的书房里，何兆武先生和笔者畅谈辛亥革命。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的招牌换得多，实质内容变得少。”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大有不同”
马国川：您是一位世纪老人，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历史事件。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您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最早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何兆武：我对于北洋政府还有些印象。我出生在北京，那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大有不同。北洋政府学的是西方模式，有总统，有国会。不过那都是形式，实际上是军阀专政，谁的军队占领了北京谁就专政。北洋没有意识形态。那些军阀就只是为了捞钱，顾不过来意识形态，也不干涉学校。不然的话，“五四运动”也搞不起来。我做小学生的时候，都是童子军，童子军军歌唱“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 学校教什么，老师讲什么，北洋军阀不管。
到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形态的统治了。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共产党的，“以俄为师”。孙中山说过，“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所以，国民党完全是苏联的那一套，大搞意识形态控制。
马国川：那已经是北伐以后的事情了。
何兆武：是啊，学校里每个星期一是“总理纪念周”，第一堂课就是纪念课，纪念孙中山，背“总理遗嘱”，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这本来是国民党党歌，后来升格为国歌。这种思想意识的统治，北洋时期没有。
马国川：但是，国民党的思想统治并不那么严密，像鲁迅等反对国民党的人士在社会上大量存在，学校里的思想管制也很宽松。
何兆武：国民党干这事不彻底。国民党虽然强调三民主义，实际上学校里大多数是自由主义，不是三民主义。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个教室墙上挂一个孙中山的像，孙中山像两侧挂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有一位老师说要改一下，怎么改？“宋氏尚有一龄，同志仍需努力。”当时传说宋家除了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还有一个宋妙龄。改后的对联说，同志仍须努力，去追宋妙龄。那时候就能开这种玩笑。如果是解放后，谁要这么说，马上抓起来，劳改去吧。
马国川：在大学里，国民党的思想统治就更不彻底了。在您的口述史《上学
记》里就记载了许多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公开反对国民党。这是为什么？
何兆武：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没有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所以就留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一个教授不想干，可以走人，想去哪里去哪里。解放后，不行了。
1950年，我有一个老朋友从英国回来，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正是院系调整的时候，他临时当了北大的经济系主任，后来评级时只评了一个讲师，他很不高兴，辞职不干了。没想到这是新社会，不一样了，辞职以后马上就得搬家，也没有别的学校敢要，弄得狼狈不堪。后来总算在内蒙古大学落了脚，一直在那里到去世。
马国川：看来国民党还没有把饭碗控制住。著名学者吴世昌曾任牛津大学东方学学部委员，1962年回国，迭遭苦难。“文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学者座谈会，吴世昌感慨说，国民党统治时，我还能跑掉，解放后可跑不掉了，跑了之后，哪里领粮票布票，怎么能活呢？
何兆武：旧社会的话，往往农村有一个老家，先回老家再说。解放后，回老家也没有饭吃啊。
“内容不变，只换招牌不行”
马国川：当年做学生时，您对辛亥革命有什么认识吗？
何兆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民国以后每年这一天是国庆节，放假。官方也有些活动，学生也不太关心，放假就是玩儿。
马国川：现在，对辛亥革命各种评价都有，包括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慈禧，一些人就肯定她，认为她晚年还是搞改革的，晚清新政很有成就。
何兆武：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以百花齐放。
晚清的改革，“小圈子”太厉害了，满洲贵族把持着，所以什么好的都行不通。既得利益很厉害，改革要损害满清贵族的利益，他们就不干了，改革就搞不通了。
马国川：其实，从慈禧方面来看，恐怕她也不愿意真正触动自己的利益吧。
何兆武：那当然，每个人的现实利益是很现实的。有人说，如果慈禧再活十年的话可能情况大不一样了。辛亥革命可能就搞不起来。不行，满清的贵族当权，太腐败了。这些贵族都是世袭，损害他们的利益就麻烦了。
马国川：这样说起来，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了？
何兆武：辛亥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革命的浪潮挺高，各地方都有革命分子在活动。
孙中山等人搞革命学的是英美，国民党继承了辛亥革命，可是国民党不是模仿英美体制，我们老认为“国民党是英美的走狗”，实际上国民党学的是苏联体制，也是以党治国，党领导一切。包括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是学苏联的克格勃。
马国川：辛亥革命之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等到国民党统一，中国又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制。到底如何认识革命呢？如果当初不搞革命，而是按照维新的路子走下来，中国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