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在足矣

我和大部分人知道那个事儿的途径一样是一个纪录片，美国人拍的。通过几段零散的对话和视频，大概讲述了这个事件的全貌。我的反应也和大部分人一样，学生很无辜，领袖很可恶，而政府罪无可恕。我年轻气盛，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这个观点。为这件事情，我曾经和在青旅喝酒的时候跟老板吵过一架，也在穿越川藏的时候跟多大的学生扯过大半夜的时间。这当然是媚俗，我被自己的态度所感动。有自干五提过，说是民主人士都是姿势分子，我觉得没错。但是这个姿势确实重要，态度就像是生命，自由一样重要。



    再后来，我又读了一些书——大概是一些精英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吧。也跟如今在网上标榜纯粹理性的工科生一样，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立场不够中立，不够理性。我开始同情邓派，怀疑民主。为什么呢？人民是愚蠢的，被煽动的嘛。她们能够抢盐当然也能够上街。多数人是愚钝的，无知且热血。这种思想在我看完几本传播学入门书之后尤其明显。我也开始从左棍的角度，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从理性主义来说，多数人一定是正确的吗？再比如从实证主义来说，到底死了多少人？如果付诸于功利主义，我还能从那年前后的开放程度臆测，运动是不是堵塞了改革之路？我了解自干五们的思维方式也因为我的确经历过这个时候，对待历史事件，她们总是习惯性的以上帝角度来观察问题，而攻击者们则有意或无意扮演一位怀疑者。



    我那时觉得自己已经超出左右，直接中出了。如今我见到的人们则有增无减的——尤其是出国在大学喜欢critical thinking的学生们——更加热衷于怀疑与付诸理性，企图讲出任何事情的道理。我当然不反感这种立场本身，这是让一个人更新其知识而不陷入盲从的最佳方式，甚至我本人就是带有这个企图的。危险的是这种企图结合了对大众的鄙夷，特别是对大众盲目的鄙夷，对看不见的手的攻击，那它就成为了最没有根据的那种盲目，成为了一种无所谓生存的自高自大。这种自高自大简直随处可见，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看完乌合之众和利维坦就开始狂热的攻击“狂热民意”，或者熟练运用起来初中的辩证法质问“政府当然有错，但是学生就没有错吗”。幸运的是我在滑入左棍的理性陷阱的时候，看到了小白兔老师中立病里的一句话：



    人权，是伟大的价值，容不得半点“理性、客观、中立”来质疑，军队对民众开枪，上帝禁之。



     这句话无需道理，掷地有声。面对民众潮流般地舍身抵抗，面对为自由这个立场倒下死去的人，面对这种“上帝禁之”的极端恶劣，我当然没有为自由做出理论上的证明，但我如何在“人生而自由”这句话和这句话的强敌面前能清醒头脑，讲出一个可靠的道理来？除非我可以傻乎乎的装睡，梦见了马克思的真理，并且有这一群理性客观的大学生们与我为伴，帮我指责反对者没有清点清楚广场上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