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和余杰的军训
又到一年军训时
多年前，知道范美忠的不多，不知道余杰的很少（限于政治控，文艺控圈），多年后，知道余杰的已经很少，不知道范美忠大名的就很少了（不限于各种圈）。这两人个其实是有交集的。他们是都是四川人，同一届的校友，同在石家庄军训，同留下了一篇军训的文章。当然交集的范围不仅如此，他们彼此还熟知
范美忠先是对余杰颇有微词，认为其水平不行。余杰盛赞过范美忠是杰出校友（范跑跑事件后，北大历史系说范是耻辱），是真北大人，称赞他的选择。然后到了2006年，余杰王怡接受布什接见时，引发轩然大波，许多人激烈的批评他，而范在一次读书会上，却为他们辩护。在之后，汶川地震时，范美忠暴得大名。司马南趁着举国痛斥范跑跑之机，阴阳怪气的说“余杰，你为何不救范美忠”，仿佛是为了回答他似的。余杰在之后的在一篇文章中（好像是批王旭明的），提到了范美忠，称按照基督的理念（信了主就是不一样啊），范美忠做法是错误的，但是仍然肯定范。
当然，无论他们之间是彼此认同（好像也的确如此），还是互相批评（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俩人还真有不少共同点，除了以上几点之外，都是官方所讨厌的人，都对北大很不满。范美忠写过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君》，把历史系老师挨个批了一通，后来北大历史系接受采访时说：范一贯不尊重师长，中伤老师……
范美忠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个人：翁宝。
有意思的是，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就曾做过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报道，翁宝就是编辑。富士康当时把翁宝还有一个记者给告了，索赔千万。于是媒体界纷纷声援。当然，于此时，就会有”有关部门“的黑手出来调解，好像是什么国台办之类的出来协调双方，最后操弄之下，两方言归于好。没有真相调查，没有事件反思和处理，看似皆大欢喜，受害的其实是社会。几年后，富士康”多连跳“事件爆发。试想，如果当时能够反思和处理，建立相关的机制，还会有几年后的悲剧吗？！此事过后，翁宝离开了《第一财经日报》。在范的文章中，翁宝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你可以看到一个社会是如何磨平了一个人的棱角，让你”适应这个社会“。
当然，军训就是改造驯服措施之一。
范美忠：我的军训生涯
莫名其妙去军训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能跟军队沾上边儿。但无论个人还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有时都是那样的偶然。我高考的时候是想考中国政法大学。可是北大在四川是提前录取，由于我对自己的考试能力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也就闹着玩似的填了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当时在四川的招生是提前录取。考试分数下来以后，我都一直以为我是上的中国政法大学。当通知书下来以后，我才知道我被北京大学提前录取了，上面通知要到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看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了一惊，因为我读书的地方不过是四川的一个小县城，消息很闭塞，如果我早知道上北大之后要军训一年，我是死活也不会填报北大的了。但当时也没有特别的觉得不妥。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因为89年的民主运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取了主要的领导作用，一方面是为了惩罚，一方面是为了洗脑和进行所谓的纪律和革命传统教育，所以这两个学校才军训一年。其他的学校一般都是军训一个月。军训一个月是新鲜，有趣，好玩，一年就是折磨，痛苦，炼狱。那滋味不是人所能够忍受的。
我记得到了当年九月分，我就首先按照通知书上的要求坐火车庄，到那儿的时候好象已经是深夜两点多了，陆院有车来接，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
刚开始的时候，陆院的领导还装出一副很和蔼和关心的样子，看起来倒也人模狗样的。但接着就暴露残酷的一面。按照军队的规矩，刚进军队里面要对新兵进行三个月的强化训练。于是我们每天就是六点钟起床练队列，之后吃早饭，之后训练，上文化课，吃午饭，再训练，上课，一直要折腾到晚上睡觉。
最初的一周以后，我们进行身体检查，发现平均每个人的体重都增加了将近十斤。也就是说象猪一样，吃了饭就训练，疲劳了就睡觉，也不动脑子，吃的虽然是以馒头为主，倒挺长身体。我在那儿军训一年从来没有失眠过。一般都是躺在床上一分钟以内就睡着了，因为训练得实在太累了。
最初的三个月肯定是队列训练局多，反复地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后转，踢腿，摆辈，重复当中单调得发疯。但有些担任班长和副区队长的人也在命令和指挥人当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说实在的，我对他们极没有好感，我在当中看到了人在专制和奴役下的异化。
傻得跟驴一样唱歌
除了走队列之外，在走队列的时候还要一起高喊“一，二，三，四。”扯着嗓子象破锣一样的傻傻地狂喊，谁吼得越大声，就会获得教官的赞赏，因为他们认为谁的嗓门大，谁就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另外，就是唱歌，当然，不会是唱邓丽君的“在哪里，在梦里见过你”那样的靡靡之音，一般都是唱的革命歌曲，以欢快，雄壮，充满自豪感为特征。比如《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工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打靶歌》，《小白杨》，《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我爱北京天安门》等。一般在出去训练和回来的路上唱，各区队之间还要进行比较，看谁唱得最响，我的嗓子不好，常常因此羞愧地无地自容。而我们班上的彭兴林同学因为有一副嘹亮高亢的嗓子而被誉为二十四中队三大金嗓子之首，那都是天赋，吃金嗓子猴宝也没有用的，我对他特羡慕。除了在训练来回的路上外，还有几种情况下唱歌也成为惯例，比如每顿饭前，在中队门前要唱，在食堂前面等待小值日分餐之前也要唱，好象吃饭是多么自豪和庄严的事情。当然，也许这样扯着嗓子吼了之后能量消耗极大，吃饭要吃得多一些，有益健康也说不定。其次就是每天上课文化课之前也要唱，还有就是每次开会之前也要唱，每周一次的露天看电影，在看电影之前也要唱。
搞卫生狂人
除了唱歌之外，军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叠被子和打扫卫生。进行过多次反复演练我才能把被子叠得有点棱角，但总的来讲，叠被子都是我的弱项，在多次挨我们变态的区队长批评之后，才好不容易过关。因为动手能力一直是我的弱点。有些同学就因为被子叠得好一出了一些风头，至于具体是哪些人我倒是给忘了。还有就是打扫清洁卫生。尤其是每个周六下午的大扫除，说实话，本来十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军队对卫生的要求近乎苛刻，好象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体现在这上面，一遍又一遍的拖地还算不了什么，最要命的是窗户，每一个细微的角落你都得擦洗得一尘不染，因为我们的副中队长能够从发现清洁卫生的死角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估计其乐趣之大不会比跟一个性感风骚的女人做爱之后的乐趣小。在检查卫生的时候他常常是直奔最难打扫，最容易忽略的死角，用手一摸，然后说：“那还行啊，这样马虎！”他总能找出毛病来，我估计就算我们把每一个垃圾灰尘分子都容微波处理掉，他还会发现原子垃圾尘埃。十分钟都可以干完的活我们就要在那儿磨噌到吃晚饭为止，也就是装模做样地擦窗户，仿佛十分投入的样子，但我这人从来受不了这样无聊的事情，又不愿意做无用工作浪费时间，所以一般我认为自己打扫干净了之后，就自己看书，这时我们那个心理变态的区队长就会如狼似虎地蹦过来。
还有一次比较滑稽地是我们掏宿舍后面垃圾堆里面的垃圾，我们的区队长身先士卒，亲自掏垃圾，他的本意是做做样子，好象官兵平等，与我们同甘共苦的样子，然后我们感激涕淋，把工具抢过来说：“区队长，让我来吧！”还要争几下，仿佛打扫卫生是肥差，我们都争先恐后。但我最讨厌作秀，尤其是中国那帮腐败的官僚。所以我故意袖手旁观。当天晚上的区队会上王傻逼大为恼火，说：“领导就应该打扫卫生的吗？”具体还有些什么妙语我给忘了。
还记得冬天我们扫雪，早上漫天的雪花还在飞舞，我们就提着扫帚出去扫跑道上的雪了，刚一扫掉，白色的雪又覆盖了地面，总也扫不完。我觉得真的是有病！每当哪个国家的大使或者非洲国家的什么首脑或者上级领导要来参观的时候，我们就要紧急临时打扫卫生。据说二战时候日本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要去前线视察，本来是绝对机密，但高层领导提前通过电报跟前线通风，意思是你们先把卫生这些搞好一点，结果就是这封电报被美国破获，山本五十六也就因此被美国搞死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卫生打扫上。
真的很遗憾，还有很多好笑的事情，但全给忘了。
队列狂人
我们毕业的时候北大的六个中队要进行会操阅兵，也就是看哪个中队的队列走得整齐，我们提前三个月就开始训练，这样中午该休息的时间没了，周末该休息的时间完了，晚上休息的时间没有了，记得有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十一点我们总共练正步练了十一个小时，大家都麻木了。我们的指导员总是对我们说：“再练半个小时，只要你们练好了，马上就回去。”结果好象他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练好过，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按时回去过。说话不算话，那能叫军人吗？结果我们大家也产生了抵触心理，故意不踢好，结果最后阅兵的结果我们中队倒数第一，哈哈，我们大家终于有了一点报复的快意。
我的挨整史
记得还有比较滑稽的事情是有一次紧急集合。我那天晚上正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英语，紧急集合的时候我不仅没有听见哨音，而且同一寝室的人起床的时候我居然都不知道，直到他们都集合回来之后我才发现一个个从外面回来。我吃惊地问：“你们干什么呢？怎么集体去上厕所呢？”他们才知道我根本没起床，我也才知道紧急集合已经结束了，幸亏没有点名，否则本来就已经因为对抗军训而被区队长怀恨在心，被惦记上了的我肯定会被区队长趁机报复修理。
其实我这人挺实在，老实，刚开始都会给人错觉，记得刚开始军训的时候，我们的王区队长经常表扬我，他想把我树为典范。但老实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骨子里我反对任何强词夺理，反对任何奴化教育，反对任何对我的自由意志和尊严的侵犯。渐渐地他发现我不但要反驳他的话，还在行动上进行反抗，因为军队就是蛮不讲理，有很多让人火冒三丈的事情，我这人又是只服理不服强力不服权势的压迫的人，如果我认为什么事情不合理，我就要进行反抗。习惯了绝对服从，发号施令的军人当然对我这种桀骜不逊的人恨之入骨，我也知道我们的王同志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我进行报复。后来还真给他逮住一次机会。那天是我跟同样是历史系的李颖两个值日。那天是周末晚上按惯例是吃包子。我们分发好以后，李颖说：“咱们吃吧？”我有点犹豫：“万一被逮住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结果刚吃了一个就被我们的副队长给看见了，他说：“那还行啊！找你们区队长去！”我当时一愣，暗道：“完了！”但我不得不去找那煞笔，从他狞笑的表情我就知道，他终于要复仇了。他叫我跟李颖两个站到食堂前面的高台上去示众，别人都进去吃饭了我们还站在那儿。中队长看见了以后问我们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以后他就叫我们进去吃饭，但我们那区队长还是坚决不准我们进去，为了这样一件小事，在等级森严强调绝对服从的军队他居然不惜得罪顶头上司，可见他恨我之深！
其实，在一年军训期间，我们历史系挨整最多的就是我和翁宝，因为我与他两个最有反叛精神，最具有自由意志，自尊心也相当的强，最不能容忍军队的奴役和专制的不讲道理的压迫。
除了这次让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外，还有两次都跟听美国之音有关。一次是在军训快结束前的拉练途中，刚从陆院出发的第一站，是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我们住在村民家中，当时我正在整理被子，我放在旁边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美国之音，说实话，我绝非故意，因为军队里面不准偷听所谓“敌台”，尤其八九以后，听美国之音更是忌讳，在军队尤其如此。我要听也会偷着听，那天不过是随手放在那儿。我们警惕性极高，随时准备找我的麻烦的王区队长又听见了，他立即跳过来呵斥道：“你居然敢听美国之音，这是违反军纪的行为！”
我这人是只能以怀柔之策降伏或者叫做吃软不吃硬的人，牛脾气来了，天王老子也不怕，我立即顶撞道：“怎么啦！我又不是故意的，何况法律规定了不准听外国的电台吗？”“你是军人就不准听！”“我不是军人，我是学生，我是军训！”对军训满腔怨气饱受折磨的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你穿着军装就是军人！”他说着就去拿我的收音机，我的收音机放在军挎包里面，我厉声吼道：“别动我的包！”“我没动你的包！”他说着还是把我的收音机没收了。军训结束后回到陆院，我为了要回我的收音机，给了他一个面子，到他那儿去承认错误，要回了我的收音机。
另外我在寝室里面睡觉的时候也听，我这人就是这样，你不准我做的事情我偏要做。其实我并不真的想听美国之音，之前之后我都没有听过。就是在军训的时候我才听。我不仅自己听，听了之后还要向同学吹嘘美国之音都说了一些什么，也许是有人告密，也许是领导在寝室外面偷听到了，有一天我们中队的教导员又包我叫到了办公室。他对我说：“你听美国之音啊，美国是什么东西？他们是想和平演变我们，是想颠覆我们的国家，他们会安好心？民主？他们是想中国乱！”
“也许美国的目的是这样，但不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重要的是我们该不该要……”
我抗辨道。他们历史上侵略我们，还在中国支持动乱！”“那跟美国之音有什么关系呢？那跟民主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我继续辩论。他显然没有料到我这人这么人死理，这么不开窍，居然不接受领导的教育，理屈词穷之后，气急败坏地说：“你歇着吧你，回家种地去吧你，还读什么北大！”我一转身就走了，心里暗暗好笑，倍感荒诞和滑稽，从我小学开始，一直到初中，高中，到军训到出来工作，都有领导试图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结果都是自讨没趣。老子还要你来教育，我还想对你这些白痴庸众进行启蒙教育呢！
比我更惨的是翁宝，唉，他到底还是比我更有脾气，给了我们狗屎区队长一拳，我们大家都暗暗为他喝彩！这一拳打出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心声！但他也因此而被关了两天禁闭，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被关过，可是空前绝后！阿狗这家伙人模狗样了的当班长，但过年寒假回家之后就因为一场肝炎病第二学期就没有来了，这家伙倒狡猾，妈妈的。
制式文化生活
我们当时每逢过节什么的，还要搞文艺晚会，又没有请外面的来表演，就是我们北大和陆院那帮破人！很滑稽的是几乎每次表演的节目都是一样的。有的节目重复了五六次。比如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个陆院的学生叫做马时健的，每次都要表演一个相声。也不能说他那个节目差，但一个相声听五六次，那滋味可想而知！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上七个班的历史课，从第三个班开始，重复相同的内容我就很厌烦了，本来很好的笑话，我讲起来都表情尴尬，毫无热情！除了马相声之外，还有一个北大的老妞叫做郭莎莎的，经常回来跳舞，表现欲望真是太强了，我离开陆院就象逃离了集中营一样，再也不想回去，一想起它来就呕吐。但居然有变态的人经常回来；还有就是一个同一届军训的学生叫做贺亮的，会跳一点舞，每次都表演一个破舞蹈叫做《戎颜新绿》，而“戎颜新绿”这个词就是当时积极地办军训报纸的现在的所谓北大才子的余杰创造的，据说他现在还在给中华文明之光写解说词，人啊，真是复杂，所以我对余杰的看法是，你不要以为他真是一个思想者，斗士，自由主义者，象郭沫若一样，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姿态中有不真诚和空虚的东西在，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余杰的文章就让人觉得可笑了，这种投机和极不严肃的态度已经把他毁了。看看他写的关于911的文章就知道。哦，差点忘了，还有一个节目也是固定保留的，这是一个北大学生，每次必有他的节目，象郁钧剑一样深情地唱着：“小白杨，小白杨，陪我一起守半防。”或者是“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来来来……”客观地讲，还唱得不错，估计是特招的。
制式文化生活的另一表现是每周五晚上集体必须看的露天电影，大家排成队列整齐地跑到一个地方，全校学生都必须看，每次看电影之前，口令声，整齐的脚步声不断，仿佛要集合起来去打仗似的。而且每次看的电影都特别破。不管国产的还是外国的电影都是这样，比如《蒋筑英》我们就是这个时候看的。到这个时候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外国也有那么破的电影。要看好电影吗？周六晚上花钱到室内电影院去看吧。
制式文化生活的另一表现是每天晚上七点半我们都要集体看《新闻联播》，这么破的无聊的新闻还必须看，那滋味也可想而知！我们百无聊赖之下，就转向香港卫视（即现在的凤凰卫视），宁愿听香港三级脱星叶玉卿之流唱的性感挑逗歌曲。
由于在一个学期最多出去校门一次，书也没有，到军人服务社买点日用品和到图书馆借书都要请假，何况图书馆也没什么好书，我在军训一年间看的唯一一套好书是《约翰·克里斯多夫》，还有就是张贤亮的《感情的历程》三部曲，还有一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丛书，其它就只有看看王朔，米兰·昆德拉，听听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黑豹乐队的专辑，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也就这些人，唉，单调，孤独，无自由，乏味，我都他妈麻木了，快疯了，军队真不是人呆的地方，我先时候还特别喜欢看战争片呢，崇拜共军叔叔呢，喜欢玩打仗游戏呢，向往穿军装呢！军训了之后，我看见绿色居然有呕吐和恶心反应，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浪费一年光阴都还在其次！
洗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选集》，比如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等等。光学还不算，还要写读书笔记，学习心得，我极端反感，所以字写得特别大，表面上看起来写了不少，实际上只有两千字，写假话文章确实非我所能，尽管如果写心里想说的话的话，我可能一写就是一万字以上！记得行政管理系的胡永佳特厉害，写了一万多字，我们领导看的不是你写的什么，他是看你字数，仿佛你写的字数越多就说明你的态度越端正，学得越好！我才写一两千字，又给了我们尊敬可爱的区队长以把柄！
我们还进行过一次调查，问的是你是否赞成军训一年，我肯定投反对票，下来一问，好多都说投的反对票，但结果我在《共军报》上看到说据调查，我们百分之百赞成军训。唉，强奸了还要说你是自愿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从89年到92年，一共军训了四届，文革时候有个老三届，我们是否可以叫做新四届呢？我想凡是军训过一年的北大学生都留下了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记忆！都对军训充满了仇恨，记得我们九二级文科成立了一个军乐队，北大九十五周年校庆的时候他们回北大去表演，还傻傻地穿着军装在北大里面跑步，喊口号，结果军训过的老生看见后，石头瓦片，啤酒瓶就扔过来了，还一面骂：“傻逼，傻逼！”
其他傻逼事
北方冬天吃白菜比较多，我们用铁锹自己挖坑储藏白菜，这还不算最傻逼的，储藏白菜要用草帘来覆盖。我们去割草来编草帘子，这也没什么，傻逼的是我们没有镰刀，用什么去割呢，用削铅笔的刀去割，杀鸡用牛刀，我们是杀牛用鸡刀，鸡巴刀！不仅割得精疲力尽，而且手指无一例外地都起了疱，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太愚蠢！
还有就是秋天怕山上的枯草烧起来，于是怎么办呢？我们就傻逼得用铁锹去把满山的草给铲掉，好在还没有要我们把整个北方山坡上的草都铲掉！
搞笑的事情
搞笑的事情上面已经说了不少，下面再补充两件，一是我们联系瞄准射击的时候，都用铁锹在搁鸡巴那个地方的地上挖个小坑，女生来训练的时候不解地问道：“挖那么多小坑干吗呢？”虽说女人没那玩意，但想也应该想得到吧？我不相信她们就那么纯洁，纯洁得象白痴，纯洁得近于无知！妈妈的，女人！不过结果大家打靶成绩都还不错，记得我们班所有人的成绩都是在四十五环以上，打的是五发子弹，也就是说平均九环以上，我打的是四十七环，以我这个高度近视而论，相当不容易了。打靶算痛苦的军训生活中相对比较有趣的事情。记得联系打冲锋枪的时候，本来是先打五发点射，再打六发连射，结果我跟李颖两个为了玩得更过瘾，一梭子就把十一发子弹全打出去了。结果遭到中队长的痛骂，但还是又给了十一发子弹，目的总算达到了。
其他还有在地上摸爬滚打地练所谓单兵战术，根据地图找目标，在野外根据地图和罗盘测海拔高度等等。
最后还有拉练，主要在太行山区，现在还记得的地方有元坊村，井陉，什么什么发电站，西柏坡，记得当时在收音机里听施拉普纳带领的国家队打世界杯预选赛，在山区信号又差，躺在背窝里听都听不清楚。
拉练的时候每天走三十公里左右，倒也不算很累！但正是在拉练的时候我创下了躺在被子上一秒钟就睡着了的纪录！
我们一般都是住事先联系好的小学校或者会堂或者老乡家里。
领导笑话
军训的时候每个领导都有特点，很滑稽。我们区队长常说的是：“不要以为你们是北大的，你们的素质很差，我虽然读的是广州舰艇学院，我的考分比你们高，我考了四百七十多分！”我们一区队长不是军队院校毕业的，他是在越南战场立了一等功升的官。他经常给我们吹嘘战场光荣史，他说他们如果把越南哨兵的大腿卸下扛回来作为战利品。军训时候关于领导的最经典的笑话是他留下来的。在军队，军官通常要偷听士兵私下里说些什么。比如晚上哪个同学去桑厕所去了，军官就可能偷偷地溜近来，窝在他的床上偷听，你如果不注意，在睡觉前议论首长，大骂领导，发牢骚，就可能被他听见。他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躲在窗户外面偷听。一区队长就这么干过，结果凑巧一个同学顺手将一瓶开水从窗户那儿倒了出去，淋了他一头，他吃了这个哑巴亏，也不好意思声张，这可是丢人的事儿，结果第二天开会的时候他声色俱厉地说：“从此以后不准往窗户外面倒开水，谁要这么干我要你好看！”
副队长：“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不是我副队长说你们！”
中队长：“那还行啊！”结果他一讲话，我们就在下面一起说：“那还行啊！”很搞笑！
教导员“走，走走！”他在带我们练正步的时候，弯着腰说的形象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我们的伙食极差，而我们大队的大队长轮流到各中队吃饭，当他到我们中队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伙食明显改观，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军训生活极端枯燥，也有人去女生队泡妞的，尽管规定不准谈恋爱，男女老乡同学见面的时候要保持三米的距离。记得我们区队的和凌云去泡了一个叫做林萍的，到了北大以后我们才发觉这是一个著名的水性杨花的骚货，一会儿又换一个男朋友，大家也知道她是那种女人，也乐得跟她玩玩！
尾声
军训当中发生的滑稽可笑的事情实在很多，好多的事都记不得了，我真的希望我们北大军训过的四届同学都写写，大家互相补充，记录下这段历史，这不仅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留下一笔的，因为它跟一段特定的重要的历史相关。由于北大和学生均反应强烈，一方面也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我们之后的九三届的北大和复旦学生就不再军训一年，于是我们的经历也就成了一段特殊的经历。如果是军训一个月，大家可能都觉得新鲜好玩，但军训一年，你去试试？！
军训结束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都尽量不去回忆这段生活，地狱般的心理体验我并不想回首，但它却象梦魇一般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写下来，也就既抵抗了遗忘，也把这段经历和记忆埋葬了，连同那一段伤痛和荒诞的历史，知道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余杰：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前言：军训结束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他们的世界》的文章来回忆那段岁月，那是一篇感性的文字。再后来，我读到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著作，福柯是为数不多的让我产生“战栗”感的思想家。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好像专门针对我刚刚经历过的军训而写的。于是，我明白了那些掌握权柄的人士为什么要对我们实施军训；于是，我写下了这篇长文。可惜的是，在收入文集《铁屋中的呐喊》的时候，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只剩下开头的两千字了——其他部分是“不适合”在大陆公开发表的。在这里，我让这篇文章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每当我想到权力的结构，我便想到它的毛状形态的存在，想到它渗进个人的表层，直入他们的躯体，渗透他们的手势、姿势、言谈和相处之道的程度。”一九七五年，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发出这样一段警世之言。谁在行使权力?如何行使权力?对谁行使权力?谁替个人拿主意?谁禁止个人干这件事又不让个人干那件事?谁安排个人的行动和时间?谁强迫个人住在这个地方而在另一个地方工作?解开这一系列谜团，是福柯后半生的主要工作。
如果说前期的福柯，人生取向倾向于“普遍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以启蒙为已任；那么中后期的福柯则将自己限定为“特殊的知识分子”。在发现真理与权力的纠结之后，彻底的虔诚破灭了，沮丧之余，他所做的便是对假说的探求。“我从来阔步在历史的大道上，而总是在沟壑里踟躅”，他不愿充当宗教徒、教师或认知的主体，而愿充当一无所知的禅师。他的理论是“灰色”的，但背后有“伟大思想”的“蓝天”。他的著作中充满了问号，行文不停地被“也许”、“大概”、“可能”、“仿佛”这类字眼所打断。“一个人怎能在身体政治史的基础上建构现代道德谱系呢?”这是他在《规训与惩罚》的护封上的题辞。这是福柯后期最重要的权力学著作，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赤裸裸地揭示权力问题的著作。
翻开《规训与惩罚》，首先看到的是一段详细描述封建时代肉刑场面的文字。当时，路易十五对行刺者波·达米安处以惨不忍睹的肉刑。“他的胸脯、胳膊、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将被烧红的铁钳撕裂，他那曾持刀弑君的右手将用硫磺焚炙，那些被撕去肌肉的部位将浇以熔化的铅水、沸腾的热油、滚烫的树脂、蜂蜡和硫黄的熔融物，尔后将四马分尸，他的四肢和躯体将在烈火中烧为灰烬……”君主制度认为，公开的，残酷的肉刑将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然而，效果恰恰相反，以野蛮手段惩罚犯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重复犯罪。
法国大革命取消肉刑后，却祭起了新式的断头台。断头台安放在城市的广场中心地带，以吸引最大多数的目击者。但是，断头台的发明者却把自己也送上了断头台。平民的愤怒从罪犯移到惩罚执行者身上，杀戮成为诱发民众骚动的催化剂。以血止血的思路，换来的却是更大的流血，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之一。
时至今日，中国的中小城镇仍然可以见到对罪犯的“游街”情形，。一般是几辆警车开道，警笛长鸣，后面是庞大的解放牌军车。车篷去掉，左右两边面向外排着两行罪犯。罪犯头发已剃光，着囚服，胸前是标明其身分的木牌或纸牌，用毛笔大字写着“抢劫杀人犯×××”、“强奸犯×××”等字样。若是死刑犯，则在其名字上用红笔画上一个巨大的“×”，以示除名。我在小城曾无数次见到这样壮观的场面，观看这些场面曾经是我和同龄人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执行死刑一般在城外数里的森林或者荒地里进行，涌到那里去围观的群众如潮水一般，对此场面的津津有味的讲述则是小城人发泄过剩精力的手段。
学者迈克尔·瓦尔泽在《米歇尔·福柯的政治观点》中指出：“自由国家保留了它对纪律各种要素及监禁机构的限定，而这种保留就等于加强了这些要素和机构的内在规则。相比之下，独裁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藐视这些限定，把教育变成说教，惩罚变成压制，教管所变成监狱，监狱变成集中营。”在前两年所谓的“严打”（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嘲弄）期间，我还见过一次盛大的游街活动。其中，一名杀人犯是我童年的伙伴，他是个无业青年，一天喝醉了酒，在卡拉OK厅门前闹事，与老板发生争执，一位好心人上前来劝阻，他猛然拔刀把对方给杀了。这天，在他执行死刑前，被拉到闹市区最后一次巡游，远远地，我看见囚车上昂着头的他，目光呆滞，一脸茫然。他眼角的余光扫过人群，不知是否看见了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敞开的壮观场面跟罪犯，跟惩罚已经无关，它成了一次盛大的节日。这从一个侧而说明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就“规训制度”而言，某些方面我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某些方面我们却还停留在前农业化时代。遗憾的是好学深思的福柯没有机会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
法国在革命的帷幕落下之后，公开的对身体的惩罚逐步消失。现代司法体制的建立，使惩罚降低到次要地位， 改造、感化成为目标。“知识”大举进入惩罚领域，以“文明”的名义宣布自己为主宰，福柯指出：“现代灵魂和新型审判权的相关史，现代科学——司法相结合的系谱学，而惩罚权从这种结合里导出了它的基础、理由和规范，扩大了它的影响，并通过这种结合掩饰了它那过分的奇异。”现代社会在对惩罚肉体漫不经心的同时，却对控制灵魂乐此不彼。这一套思路、戴着启蒙运动以来仁慈、博爱、人性的面具，骨子里却是更加阴险毒辣的“战略”转变。
在描述了惊心动魄的肉刑场面之后，福柯摘引了“为巴黎青年囚犯监狱”制定的规则，例如：“当看守者打开牢门的时候，第一记鼓声响了，犯人必须一声不吭地起床和穿戴。第二记鼓声响起时，他们必须穿戴完毕和收拾床铺。第三记鼓声响起时，他们必须排队到小教堂作早祷。每记鼓声间隔五分钟。”读到这段话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那一年，那不是“鼓声”而是锐利的哨声，哨声划破北国高远的黎明的天空。在哨声响起之后的五分钟之内，所有的学院必须整理好内务，穿戴整齐，来到楼前集合并准备出早操。那时，哨音将我们从美梦中惊醒，无情地催促我们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所有的任务。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教官的面孔，但哨声跟他们的面孔一样严厉。
代表着某种意义的哨声驱赶着身体，同时也控制了心灵，尽管我们并非囚徒。暴力缺席了，血腥气也消失了，然而，统治者却通过对他人思想的控制而达到其身体的屈从。如同福柯所说，“一种比酷刑有效得多的身体政治学的分析”，像鱼网一样网住了所有的罪犯和“非罪犯”。
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他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最明智的贤君的固若金汤的基础便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十八世纪以来，深味此道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已经掌权的荷兰、英国、美国和法国陆续建立起“模范”监狱。囚犯在里面不再受严刑拷打，而受严密的监视，服从清规戒律式的活动程序，接受一系列的严格操练：“强制性的运动、有规则活动、独自反省、共同劳动、沉默、用功、尊敬、良好的习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俨然也充当“帮凶”的角色，而且对这一角色沾沾自喜。十八世纪以来欧美文学中，这样的心态昭然若揭，如狄更斯的小说。
十八世纪末，主雷米·杰瑟姆发表了《圆形监狱》一书，此书一直遭到世人的忽视。福柯却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将它发现出来，他称这部著作为“人类心灵中的重大事件”、“政治秩序中的哥伦布之蛋”，称作者为“警察社会的猎犬”。
“圆形监狱”使权力成为一双眼睛。“通过透明达成权力”，越是私人生活透明的地方，权力越畅通无阻。权力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来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被了解。福柯揭示出，“注视的目光”比发展军备、增加暴力的作用更大。“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都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 。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得到具体而细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价值。”路易丝·麦克尼论述说，在十八世纪出现的现代监狱体制中，用于犯人身体的“政治投入”的方法发展起来，并被加以精致化。在这些体制中，通过空间的控制，诸如个人的隔离、肉体的存在和活动动同化以及建立起永久而认真的监视，秩序得到了保证。约束技术也在另外一些新出现的机构体制中发展起来了，诸如学校、工厂、军队、医院等等，所有这些机构体制形成了一个“监狱群岛”（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时代，则发展成为庞大的“古拉格群岛”）。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监狱类似于工厂、学校、兵营、医院，而它们又类似于监狱，这令人惊讶吗？”二十世纪以来，圆形监狱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政体。
法国人鲍若望一九五七—一九六四年在中国蹲了七年的监狱。他写了一本回忆监狱生活的书《毛泽东的囚徒》，里面的很多细节，可以看作是福柯理论的印证。鲍若望发现：“在中国，思想与行动是同样重要的，而斗争是使思想进入人的脑袋并控制其思想的最有效的武器。”有一次，他所在的号子承担了斗争一个偷吃东西的犯人的任务。每个人每天在从田里收工以后的休息时间里斗他，连斗了三天。“从下午五点半到九点熄灯为止，我们又喊又叫，而其他号子里的犯人则自在地休息或打牌。人人都筋疲力尽了。”
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有一次，同班的一个同学因为触犯了某项规章制度而在中队会上被点了名，区队长感到大丢面子，于是大发雷霆，责令我班全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在训练之后的休息时间里，其他班都在读书、聊天，我班十二个人却不得不正襟危坐，围成一圈，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他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时不时地区队长在窗口看几分钟（我们宿舍大门的上部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长官随时可以透过玻璃审视里面的一切。这里没有私密的空间）。当发现有个批评者面上带着笑容时，他冲进来将其训斥了一番。我们提心吊胆，没有比这样的会议更令人痛苦的了。
大门上透明的窗户是一种精心的设置。后来，我看到著名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不禁感到我自己也曾经有过与肖申克相似的经历。学者莫里斯·布朗肖在《我所想象的米歇尔·福柯》一文中突出了福柯对“全景监狱”的论述，全景监狱显示了“完全可见性”所具有的绝对权力（这也是奥威尔小说的主题）。这种可观性（雨果甚至让该隐在墓中也受到这样的惩罚）具有一种可悲的优点，即它将过度的身体暴力施加于人，而身体却不得不屈服。“监视，受监视的状态，指的不仅仅是警觉的监狱看守所执行的工作，还包括一切令人顺从（遵守规章）并且具有生产力（因而有用）的行为。”可以说，石家庄陆军学院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全景监狱，如福柯所说：“在环形监狱式的社会里，禁闭是无处不在的盔甲。”
鲍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监狱的一大特色就是犯人必须上交“思想总结”。这种思想总结每月上交一次，每次用两个“学习时间”来写，然后向全体人报告，若不获通过则重写。鲍将其归纳为四条规则：一、思想的坦白应该是自觉自愿，它应该像化学反应那样，在每个公民犯了错误或违反规定的当时就自动地进行。二、如果不是这样，其他人就应立即给犯罪者以“耐心的帮助”。三、如果耐心帮助无结果，接着应进行“由具有良好愿望的人进行善意的批评”。四、再无效的话，则给予各种严厉处分——斗争，单独监禁，等等。这套规则是如此的有效，人的灵魂像被除草机修剪过一样，以致于鲍写道：“当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对其被判的刑期向政府及他们的狱吏表示真诚感谢的人时，我是怀着惊讶和轻蔑来看待他们的。后来，当我在第一监狱进行思想总结时，我也这样做了。不过有一点小小的内心保留。然而当我离开中国监狱之前，我也写下这些话并且真心相信这些话了。”
福柯认为，“圆形监狱”最神奇的功效就是让人感到“晕眩”。鲍若望陷入了这种“眩晕”之中，军训中的我也陷入了这种“眩晕”之中。这套机制不放过任何人，这是一项连它的发明者也无法控制的发明。看守的处境其实与囚徒一样，他们都得遵守“纪律”。而纪律是灵魂的天敌，“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在每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由此，权力由人的身体层面进入人的灵魂层面。
刚被捕时，警察按鲍若望的头部，要他“低着头”；出狱时警察要他把头抬高一点，“你再也不是一个囚犯了，为什么还象犯人一样低着头呢”?”
“习惯了。”鲍若望说。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头已经不是鲍自己的头了，而是监狱里被注视的身体的一部分。头低着，灵魂也就枯萎了。低头，取消了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将人降低到“物”的层次上。这样，对“物”的管理也就省事得多。
“低头”是一种极富象征意义的身体语言。早在福柯所谓的西方现代“人的科学”诞生之前，“低头”就是人类社会对越轨者的惩罚，这种理论在中国发挥到极致，即“磕头”。胡适之说中国样样比不上西方，其实中国还是有一样比得上西方，那就是“磕头”的本领和技巧。中国人的头不是用来思考的，是用来与土地碰撞的，在碰撞中放弃人格的尊严和个体的独立，以卑琐和鄙下的方式换取生存的权利。
我们军训时最重要的课程便是队列课。每天约有两个小时的强体力训练，持续半年，仅仅是为第二年七月初的一次“结业阅兵式”。阅兵式时，一个方队走过观礼台只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为此却需要付出半年苦役的代价。当时幼稚的我百思不得其解：阅兵有何意义?队列有何意义?即便是观赏队列的领导，他真的就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快乐吗？殊不知，阅兵和队列训练意义，已然溢出“阅兵式”之外，它在无限地膨胀着，潜入参与者的每个毛孔。我们一百四十四人排成十二列，每个头戴大檐帽，细则上要求两眼平视，收下巴，脖子紧绷，使军帽完全保持水平。这样，阅兵的将军看到一个方队时，整个方队的军帽联成一片，宛如宁静的水面，也像一面镜子。演练时，中队长时常站在台上，手拿高音喇叭。当他看见谁的帽子有倾斜时，便高声提醒：“第×排第×列注意了!头部姿式不对!”那个位置所对应的人便胆战心惊，赶紧自我调整，谁被中队长点了名，每天都有值日生专门记录。晚上开总结会时，班上便会拿出记录来，对该生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批评。“身体”上的错误被升华到“思想”的层面：出现错误，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引起重视，没有理解阅兵的重要性、缺乏集体荣誉感、个人主义泛滥、懒惰、耍小聪明……罪名可以一直罗列下去。每个罪名看起来都是冠冕堂皇、一针见血的。而被批评者必须表现出心悦诚服、痛心疾首的模样来，才可以顺利过关。
队列的意义恰恰在此，它完成的不仅是对身体的压抑、同化，更重要的是对灵魂的摧残与整合，几个月的队列训练，使人的名字也不存在了，人沦为“第×排第×列”这个简单的符号。这个符号容易识别，被训斥、被苛责、被蔑视、被嘲弄——教官是不会怜悯谁、尊重“符号”的。当教官从队列中剔出“第×排第×列”时，他绝不会考虑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自尊的、敏感的青年人。对于被取消、被遮盖、被侮辱的命运，长时间的队列训练会让队列中的每个人都安之若素。身体的疲惫，心灵的恐惧，这双重压力使人丧失所有的反思能力。
福柯的论述宛如击穿乌云的闪电：“我们不是置身于圆形竞技场中，也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权力效应的干预。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是其机制的一部分。”当我在队列中受表扬或受训斥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与我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反省的思想。我们绝望地行走，直到一百四十四人的脚步声完完全全地融合为一个人的脚步声为止。
当惩罚由身体向灵魂突进的时候，惩罚便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福柯细致地阐述了规训技术的四个方面：
首先，封闭的空间标示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一种整齐划一的保护区。此前，军队是一支流浪犬军；如今，军队却被束缚在固定的场所。公元一七一九年，法王颁布如下命令：“整个兵营应用十英尺高的围墙围住，围墙应从各个角度与兵营内房屋相距三十英尺远。这种布局能使驻军保持秩序和纪律，使军官们能够控制他们。”
在石家庄陆军学院，要想出校门，得经过门卫检查一系证件——从学员证到出入证一应供全，才得以放行。整个学院内，什么区域能去， 什么区域不能去，都被划分得清清禁禁。学院内人为地设置了许多“禁区”，其实里面并没有值得保密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感兴趣的只有图书馆，然而，小的可怜的图书馆只有特殊时间才能进去，而且我想借的书永远没有。这样，就只好整天呆在宿舍楼里，对“笼中鸟”的状态习以为常。
其次，单元定位或分割的原则。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这是一种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规训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路易丝·麦克尼概括出其中的一些关键的约束战略：对一种“圈住”战略的依赖，在这种战略中，一个与所有其它空间都不同的空间被留出来，以使约束的运作变得更为“单调”；在被圈起来的空间之内，对一种“分隔”战略的依赖，在这种战略中，每个人都被标明了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以消除含糊不清的运作和避免可能的消失；对一种“功能性场所的规则”的依赖，在这中规则中，特别的活动被局限于特别的场所；最后，对一种不同活动的加以等级制度化的依赖，这种等级制度确保将身体和个人嵌入约束性关系的具体网络之内。
陆军学院特别强调整理“内务”，比如在水房里，所有人毛巾、脸盆、牙缸和牙刷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模式摆放，连牙刷在牙缸中统统朝向北方都有明确的规定。某人刷完牙之后如果没有将牙刷按此朝向放好，他将受到斥责。
我应当忏悔的是，在陆军学院我参与了一件可耻的工作：帮助制订“行为细则”。虽然我仅仅充当“书记官”的角色，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我们区队长的一个口头禅是“量化管理”，这名刚刚毕业的军校学生，扛着中尉的两颗星，踌躇满志。他希望把人人都“量化”，把个人的表现纳入表格之中。每天，某人干了什么好事可以加一分，某人干了什么坏事则必须减一分，等到周末再综合排列所有人的得分，得分最少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第三，在规训机构中，关于职能场所的规则将逐渐把建筑学通常认为可以有几种不同用途的空间加以分类。某些特殊的空间规定为不仅可以用于满足监督和割断有害联系的需要，而且也可以用于创造一个有益的空间。
在陆军学院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比如，带有电视的教室里，我们所能看到的电视节目只有“新闻联播”。在军校里，“新闻联播”是例行公事，所有学员每日必看，据说这是总政的命令。电视机异化为一种只能播“新闻联播”的机器——在中国，“新闻联播”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则人人都心知肚明。
再比如，水房的意义不仅是梳洗的地方，更是评比“卫生”的地方。“卫生”在陆军学院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卫生”意味着思想意识、战斗能力和管理水平。在每次大规模的“卫生检查”中，中队都要经历“动员”、“战斗”和“总结”三个阶段。中队长会戴着雪白的手套，从一楼楼梯的扶手一直摸到四楼，如果手套还是雪白的，则通过了他的检查，可以迎接上级的检查了；如果手套上沾染了灰尘，他会命令所有人重新开始劳动。
第四，各种因素是可以互换的。因为各个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种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由它与其他因素的间隔所规定的。构成一个单位的是“等级”。福柯揭示出，“时间渗透进肉体中，各种精心的权力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人在等级秩序中分布和循环。
陆军学院中，从学员中选拔的“干部”全部都是临时性的——长官会根据每个人的表现，随时进行黜出和提升。在这种“不安定感”之中，人的反抗动力被无限度地消解了。没有官职的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官职，有官职的人小心翼翼地保持官职。这两种生活态度其实是一种。我的同伴中有一位来自河南贫困乡村的孩子。表面上看，他有中原人士固有的憨厚乃是，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比其他人更快地适应这套规训制度。显然，他上大学有着传统的“光宗耀祖”的梦想，考上了北大部分地实现了这个梦想。那么，在陆军学院如何继续这个梦想呢？换言之，如何在这群极其聪明的同伴中再次“出人头地”呢？有一次，中队厕所的马桶堵塞了，队长亲自来视察。正在此刻，他走上前去，连工具也不用，直接将双手伸到溢满粪便的马桶中疏通。队长深受感动，对其赞不绝口，不仅在中队例会上点名表扬，还命令负责黑板报的同学（我是其中之一）撰文歌颂，并要求所有同学向他学习。紧接着，这个同学升任班长，并成为任期最长的班长。
军训的时候没有读到福柯的著作，对我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在军训中，绝大多数同学都体验到了痛苦和无聊，而我更多的是困惑。我自己解决不了困惑，只好等待福柯了。“灵魂是政治解剖学的结果和工具，灵魂是身体的樊笼。”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一切。
把人为变成机器，这是军训的最终目的。在军事体育课上，体重一百多公斤、身高一米九十的巨人般的教官冲着动作不规范的我大骂、甚至把我拎起来的时候，我除了浑身发抖外，哪能像福柯那样沉着地思考呢——“人是机器的伟大著作同时具有两种记录：第一种是由笛卡尔第一个落笔，许多内科医生和哲学家继续撰写的解剖学——形而上学的记录；第二种是由一套规则与经验的和可计算的方法(这类方法与军队、学校、医院有关，旨在控制和改造身体的作用)构成的技术——政治的记录。”
当时，我们天天盼望着军训的终结，用两部影片的名字可以形容我们当时的心态：《飞越疯人院》与《胜利大逃亡》。我们秘密的举行庆祝活动：庆祝离军训结束还有两百天、一百天、八十天、五十天……每一次庆祝，希望都迫近了我们。我们天真地认为，军训的结束便意味着自由的降临。
结果，我们错了，而且错的很惨。到了北大之后，我们才发现：北大并非伊甸园。诚然，来到北大后我们享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可以睡懒觉，可以不叠被子，可以整天逃课……但我依然感到强烈的不自由，这种感觉的强烈比军训时代毫不逊色。是什么原因呢?是我太不知足，还是我的要求太苛刻?
早在福柯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以他那颗敏感的心灵感受了自由的虚妄。苦役结束后，在陀氏头上已不是一小块天空，而是整个天空。他是自由人，不受限制的人，和他带着镣铐时羡慕过的人一样。但是，看来他越努力，他取得的成功就越少。“自由的生活越来越像苦役的生活。。”无限的、整个的天空像牢房的矮小棚项一样，令人惑到窒息。理想，即被算作凶犯的陀氏生活在最渺小人们中间同他们共命时用以安慰自己疲惫不堪心灵的理想，并没有变得崇高，没有得到解放，而是像囚犯的镣铐一样，受到束缚和蔑视。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最形而上的领域凸现人类这一悲剧，那么福柯则从最形而下的领域凸现人类这一悲剧。“规范的法官无处不在。我们正处于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者—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中；而规范的普遍统治正是以他们 为基础的；每个人，不论在哪里他都会发觉，他的身体、手势、举止、才能和成就都得受到规范的制约。
监狱网络，以它严密或分散的形式，以它嵌入、分类、监督、监视的制度，已经成为规范化权力在现代社会的最大载体。”国家建立在普遍的“被注视”的基础上，“被注视的人”是国家金字塔的底座。一旦注视松懈下来，国家的垮台也就迫在眉睫了。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这是典型的“由小及大”的福柯式的思维方式。
鲍若望在《毛泽东的囚徒》中，有一段讨论“罪犯”回到社会的内容。刑满释放人员重新回到社会意味着什么?刑满就业工人与罪犯一样，也偏成几个大队，晚上同样被锁在小屋里。统一时间起床，工作，开学习会，每周有自我检讨会，以及每季度的思想总结会。那些自动遵守，相互监视、控告和揭发的做法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鲍很困惑：“如果我们刑满释放后依然干着同样的事情了此一生，我们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改造自己又有什么用呢?仅仅是从一座楼搬到另一座楼。”
鲍不是思想家，与我一样，他只观察到表象，而未能进入事情的实质。不论是否像鲍所说的那样对待获释者，获释者永远只能是获释者而已，他的灵魂已丢失在监狱中了。“一切东西都可以用来惩罚最微不足道的事件；每个人都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该受惩罚的泛惩罚旋涡里。”一个罪犯与非罪犯界限模糊的时代来临了，所有人都是罪犯。我们能怎么办呢?在军训中，我曾想过这个问题：是谁给予教官这样的权力，让他们像牧羊人对羊群一样对待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自由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取走了?
我们中队发生的爆炸性事件便是某夜一名学员A离队出走，留下遗书一封。他是受到区队长的痛骂之后，无法接受屈辱的现实，才写下一封短信，表示将告别人世，然后潜出大楼。一小时后，各级教官紧张地起床，吆喝学员们组织搜寻队。这些教官平时不可一世，此时却惊慌失措，乱了分寸。陆军学院后山极为广袤，要搜寻一个人无异于海底捞针。就连扛着将星的院长也起来了，“亲自”布置搜索。
为什么他们如此紧张?因为两年前发生了一起“已遂”的自杀，外电纷纷报道，搞得“上面”非常恼火，“下面”的各级官员不仅升职无望，还受了处分。这次再出一回事，岂不是几年的劳苦全泡了汤?
后来，总算找到了躺在学院后面山地旁边的草地上数星星的小A。原来，他在最后时刻又不想寻死了。这名“英雄”没有受任何责怪，反倒被待为座上嘉宾，好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教官都对他和颜悦色，尽管军训结束前还是给了他一个处分。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中队长苍白的脸色。这位身高一米七八米，腰杆笔挺、雄姿英发的老山特等战斗英雄（有很多邻队的女学生暗恋他），没有被前线的枪炮吓倒，却被一次事故给吓倒了。他不停地掏出雪白的手绢来擦汗。在矮胖的、阴沉着脸的院长的面前，他大气也不敢出。我终于发现：他们的命运跟我们的命运一样。牧羊人跟羊没有差别，都被一套制度、规则所戏弄。福柯如是说“支配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有形的和普遍的支配，而是社会内部实施的各方面的支配。因此，不是国王在他的中心位置进行的支配，而是他的臣民在相互关系中的支配；不是单一的统治权的大厦，而是社会有机体内部发挥作用的多重形式的镇压。”权利的系统，法律的范围，这些都是支配关系和压制技术的多种形态的永恒代表。在它们的面前，铁胆铜心的战斗英雄脆弱得像一只蚂蚁一样。不仅仅是我自己脆弱，所有的人都脆弱。
导致脆弱的因素有面子、前途等等。当我们区队在“大比武”中失利的时候，区队长便暴跳如雷。把全区队三十六人召集起来开会，他猛地把军帽扔在桌子上，站起来走来走去，边走边骂，声情并茂。刚开始的时候我怀疑他是在表演，后来仔细观察，他确实是全身心投入的。我感到骂人者比被骂者更难受。好像受了委屈的是区队长，是我们对不起他、辜负了他、毁了他的前程。我虽然与众人一样，坐在小板凳上，深深地埋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但从心底里来说，我可怜这位血气方刚的教官。
破口大骂的教官不过是可怜虫，真正高高在上的是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福柯指出，正是规范化的注视即监视才构成了限定、分类和惩罚。它在芸芸众生头上建立了一种可以区分他们和判断他们的可见性。这便是在监督的所有机制中，考查被高度礼仪化的由来。我又想起每次排队进饭堂时，教官命令四个区队分别唱一支歌，哪一个区队唱得宏亮、高昂，哪个队便先进去吃饭，别的队继续唱，直到他满意为止。这是最恶毒的折磨，让一群饥肠辘辘的小伙子拼命唱歌，并排出等级、先后次序来。这是非常极端化的例子。换言之，就是强迫人的心灵屈从于肚子。福柯大约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类的权力，没有比这样的做法更能戕害灵魂的了。人被置换成为了填饱肚子什么都可以放弃的野兽。福柯有这样一段极为精采的分析：“权力的仪式和实验的形式、力量的展开和真理的建构都在考查里结合起来。在监督程度的中心，它呈现了那些被视作对象者的屈从地位和那些唯唯诺诺者的客观表现。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的重叠在考查中确保了它那耀武扬威的气派。”直到今天，那等待吃饭时，闻着饭菜香味唱歌的痛苦还时常侵袭我的心灵。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最后一届军训过的北大生毕业了。而历史，不像美酒 能封存在漆黑的酒窖里。然而，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却被无限期的延宕了。这意味着，始作俑者获得了他们所期待的部分的成功，对我们来说，则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我以福柯的思想作为理论背景，重回那段伤痕累累的，自残的时光隧道里。我必须这样做，必须直面权力的极端状况、权力的最终归宿和权力的微观管道。这样才能洞见权力在什么地方超越了对它进行组织和限制的权利的规则，权力把自己扩展到这些规则之外，把自己付诸制度，具体化为技术，用工具甚至暴力手段来装备自己。
对于某些人而言，拯救也许是多余的。但就我自己而言，必须完成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拯救。
我绝不做囚徒。
余杰：他们的世界
重新阅读这篇大二时候所写的文字，觉得分外亲切。那时，离我们结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已经两年了，我有了足够的距离来对自己和自己同龄人的这段历史进行审视、进行观照、进行反思。北京大学1989级、1990级、1991级、1992级和复旦大学1990级、1991级、1991级的学生，一共大约15000人被迫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所谓“军政训练”，而我恰恰好是北京大学最后的一批军训学生之一。我承受了历史的“后遗症”。当时，我被迫进入“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方式存在，忍受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磨难。我有怨，但我不悔。
1994年所写的这篇文字，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幼稚，但是它们如此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我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展示了当时我对军训的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我把这篇文字看着自己思想历程中的一篇重要的文字，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毫不夸张的。很快6年过去了，我在整理这篇稿纸都已发黄的文章时，却觉得宛如是昨天所写的，墨迹刚刚干。
我拒绝遗忘，以我自己的方式。
——写在前面的话•2000年春
其实，那根本算不上苦难。当我看到自己放在箱子底的几套几乎还是崭新的军装时，终于有勇气对自己这样说。军装代表着他们的世界，而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融入他们的世界。即使我自己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宁愿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之中。
其实，那仅仅是一段注定了要由我们划上句号的历史。我们充当了这列火车的最后一批乘客，这没有什么幸运与不幸。我们都没有资格抱怨命运。并不是我们缺乏合理的理由，而是因为抱怨本身毫无意义。比起抱怨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的一个生活准则：与其同情自己，不如尊重自己。我有替自己感到无比骄傲的原由——当时，虽然我仅仅是一个不谙人事的少年，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没有被黑暗所吞没，我没有陷入到卑劣之中。我保持了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我让那些试图“惩罚”我们或者“改造”我们的人感到了后悔——拙劣的“惩罚”和“改造”反而使得对象变得更加聪明。我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想到此，我早已身在美丽的燕园。而燕园的花开花谢也已经两个轮回了。
一切都需要距离。尤其是回忆。当我身处黑暗之中的时候，整天害怕自己被黑暗所挟裹而去，我是一个脆弱的孩子；当我身处光明之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也曾经是肩负过闸门的那群人之一，那么，我又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脆弱和勇敢，集中在我的身上。军训的过程中，在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笑话——“哥哥调皮，弟弟挨打”。1989年的时候，我们这届学生都还在上初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面对这句充满禅宗机锋的幽默，我却没有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这种幽默无法让人笑。从短暂的、特定的时空来看，我们确实是无辜者，因为我们与上一段历史无关，我们是“身家清白”的70年代出生人；但是，从更加长远的、更加阔大的时空来衡量，我们却又并非完完全全的无辜者，自一出生起我们就被镶嵌在历史之中。
我不是受虐狂。我对耻辱比谁都敏感。然而，我又对自己说：既然渴望光明，就得直面黑暗。谁让我选择钻石的命运、而不选择沦落为泥潭呢？既然自命为钻石，就得经受最初的、与黑暗为伍的历程，之后才可能从黑暗中冲杀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暗当然不可能赋予钻石以光辉，但是它却能够让钻石的光辉更加耀眼、更加夺目。1992年我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之前，我就清楚地知道，选择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到此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一年的“军政训练”。至于“军政训练”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怎样进行的，那却不是一个18岁的、一直就呆学校园里的单单纯纯的少年所能洞悉的了。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一旦选择上北大，就意味着自己将在未来的365个日日夜夜里失去选择的权利。一旦选择进入“他们的世界”，自我将遭到最残酷的压制乃至于消灭。
我不想渲染自己所经历过的苦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轻如鸿毛。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著名学者张志扬来。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时代里身陷牢笼。据张先生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张志扬在仅有四平方米的囚笼中整整呆了8年的时间，一个人。他的手中只有两套书：一套是中文版的马恩全集，另一套是德文版的马恩全集。他用了8年的时间，仅仅依靠这两套全集，使用最原始的中文词语与德文单词对照的办法，居然完全掌握了德文——不会听、说，却能书写自如的德文。正是用这种办法，张志扬才让自己的精神免于崩溃。我在向张志扬先生的意志和毅力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自知本人决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如果说没有丝毫的痛苦会让人容易喋喋不休，而过度的痛苦却又会让人陷入永久的沉默之中，那么既然我还有想表达的意愿、而且我的表达又不至于冗长，这就说明我所承受的痛苦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当时，18岁的我猛然看到鲜活的绿色之后无边无际的沼泽地时，震惊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我虽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世界”，但我能够坚执说：我不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从小就恐惧“井”。在外婆家，有一口深深的老井，我老是担心掉进去。如今，我能否跨过这口“井”呢？这是在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爱、尊严、希望和怜悯被恨、冷漠、绝望和苛刻所取代，真、善良、坦率和友好被假、恶毒、虚伪和敌视所压抑。石家庄陆军学院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营，与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我的梦破灭了，我追问——人与人之间难道应当这样？应当是一种施加恐惧与承担恐惧的关系？我从小就厌倦甚至厌恶有关军队、有关武器、有关战争的一切。在情感上，我是一个胆怯的、懦弱的孩子，天生如此。自从出生以来，我就与暴力无缘。一个凶恶的眼神就能够让我恐惧半天，更何况粗暴的语言和行为呢？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不“正常”的。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一般都喜爱军队、喜爱武器、喜爱战争，以勇猛、以粗犷、以凶狠为美。就连女孩子也“不爱红妆爱武装”呢。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棵在荒漠中固执地生长着的小树。1992年9月8日，我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那一天，18岁突然离我而去，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变得坚强，但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脆弱。我知道，生命中有一份重荷是属于我的、一定要我来承担的。
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孩子。在军训的时候，我找到的许多做白日梦的机会。军训的全称是“军政训练”，一半是“军事”，另一半是“政治”。所谓的“政治”，对我来说无非是考试时背一条条的条文罢了，这难不倒有记忆天赋的我。于是，当教官在讲台上热情澎湃地宣讲他自己以为正确的或者连他自己也认为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我便倾听窗外白杨树在风中的沙沙的声音。我们的教室在四楼，但高高的白杨树远远比四楼还高，它们才不管什么规矩呢，一个劲地往天上长。树干上的斑痕就像是一双双的眼睛，它们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它们，同时开始做自己的白日梦了。我羡慕白杨树的自由，虽然被种植的时候，它们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它们却自由地生长着，向着无穷无尽的天野。每一丛树枝都是一只伸开的手臂，每一丛树枝都是一颗敞开的心灵。我在梦中变成了一棵白杨树。直到猛然醒来，才发觉教官已经讲到《毛选》第三卷了。现在，我在北大的校园里读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观古今于一瞬，抚四海于须臾。”回想起当日的白日梦，简直与书中的描述一模一样。吟咏着这几句话，顿有隔世之感。当时，做白日梦是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在一个没有一分钟私人的时间、也没有一厘米私人的空间的环境里，难道还有解放自己的其他办法吗？古代有哲人说过：“思想是不说话的言语。”然而，有些愚昧的人，总是以为不让人说话就能够断绝思想和扼杀思想。在那最艰难的环境里，我依然与这一邪恶的理念对抗着。有了白日梦，看上去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却拥有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而那些企图剥夺他人自由的家伙，却沦落到最缺乏自由的境地——他们连因和果都分不清。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他们最多是上面的尘埃罢了。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把我们当作奴隶来驱使，殊不知我们才是主人——他们连奴隶也不配。
白天，规范与命令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多久没有追问过“为什么”了呢？他们要我们绝对服从，要我们放弃思考的权利，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思考，也没有必要思考。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矩，这些规矩是屡试不爽的，你们只需要执行就行了。夜晚，等他们用手电筒查完铺，我才自由地开始思考。这时，空虚像闪电一样击中我的心灵。真正的痛苦是没有沟通和交流的痛苦。然而，既然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空虚，已然不是病入膏肓的空虚。病入膏肓的空虚是没有反省的。空虚的极致是麻木。某些肩头星星挤星星的人正是如此，某些与我一同来到这里的同学、已经被诱惑或者征服的同学也是如此。我为自己还有那么多值得执迷和眷恋的而骄傲、而自豪。我尊重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尊重人的世界。我信任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信任人的世界。敝帚自珍是此时此刻最宝贵的品质。
没有人身处黑暗之外。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黑暗有自己的态度。鲁迅先生说，肩起黑暗的闸门，让孩子们跑到光明的地方去。同时，他对肩着闸门的人是否会被黑暗所吞没有着深深的忧虑。南京的民谣：“找人找不到，自己顶石坟”，成了先生的自况。但先生却没有想到，他去世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闸门要让孩子们来顶，我就是孩子中的一员。你能否顶得起是一回事，别人要你顶又是另一回事。先生早料到他之后的时代会更加恶劣。
在许多“战友”都抛弃爱、尊严、希望和怜悯，抛弃真、善良、坦率和友好的时候，我依然抱着它们不放。在军训结束前进行的野营拉练中，我们走过太行山深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这些村庄破败的让我触目惊心。我来自富庶的成都平原，我第一次深入到贫瘠的北方的乡村。我发现村庄的土墙上用白色涂料写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一个被军官们誉为“太行明珠”的村庄，是陆军学院拉练时长期的“结对”村庄，他们派出了上百个小孩在村头迎接我们。然而，我却发现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眼睛中是一片茫然与困惑。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们仿佛是奇异的外星人。在休息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小男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他对我说：“我想念书！”眼睛眨巴眨巴的，却空空洞洞、没有一点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灵气。原来，他没有上学！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而真正能够入学的孩子却少得可怜。“希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希望。当时，我躲避着孩子的眼睛，无言以对，唯有泪落黄土地——仿佛我也参与了罪恶。肩头的闸门顿时显得如此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多少同胞在这样像蚂蚁一样卑微的生存着啊。
在村子里，军官们与当地的官员们组织了大会。大会让，让村支书讲述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幸福。这是他们安排好的节目，一年一度的节目。村支书已经相当娴熟了。他们把我们当作一群城里来看热闹的孩子。他精确地背诵出一连串的数字，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也许，按照支书的想法，这群学生娃娃只会读书，所以多讲些数据，就会让他们信以为真。然而，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这群年轻人的眼睛和心灵，他们以为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摆布的白痴。他们不知道，青年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欺骗的人。他们以为这是又一个“洗脑”的机会，没想到却让我们更加清醒了。
拉练的队伍在宿营地用晚餐。补给车上有充足的食品，老实说，质量确实不错。用完晚饭后，吃剩的馒头、油条都扔到了大桶里。人很多，桶很快就满扔了。这时，一个苍老的农夫肩着两只桶来搜罗这些东西了。而就在同一时间，又有一个中年妇女肩着同样的两只桶来了。他们互不相让，激烈地争执起来，而一名教官笑呵呵地在一旁调解，他的调解让两人的争执更加剧烈了。他大概有意如此，与其说是调解，不如说是挑拨。这样，自己好做一个不花钱的观众，开心地观看一场“好戏”。我知道，这名教官是农民的儿子。不久以前，他还在家里跟可怜的父母亲一起过着同样的生活。他是士兵出身，因为表现良好才被推荐上了军校，毕业后留校。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村子、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他是有意要这样做的，他要奋不顾身地脱离他过去的生活状态。我愤怒地扭过头去。我至今还为自己当时没有当面谴责那名教官而感到耻辱。我匆匆地走开了。面对千年沉默的大山，我痛苦地想，大山里有多少人像一棵棵的草一样生生死死。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在他们的眼中，我又是一个怎样的“我”呢？
拉练的另一个宿营地是著名的“圣地”西柏坡。这里曾经居住过一大群领袖。领袖们的故居被耗费巨资精心整修过，而村庄里依然缺水，村民们吃水要到几里外的水库去挑。又是一个夜晚，星光如水，只有在山里才有如此美丽的星光。我们在村边的宿营地上放映电影，电影是《蒋筑英》，当然是教官们精心安排的。但是，我却发现他们与蒋筑英并非一类人，人人都在从蒋筑英的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让自己变得聪明一些。他们都不当蒋筑英，为什么要我们当呢？他们躲在一边，粗俗地嘲笑着电影里那个迂腐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最瞧不起知识分子的，而我们却恰恰是“准知识分子”。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电影，但他们知道这样的电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对此，我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这部电影确实让我很感动。晚上，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们一个班12个人睡一个窑洞，12个人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并排着席地而睡。我彻夜不眠。尽管整日的行军已经让身体并不强健的我早就疲惫不堪，但太多的东西让我无法进入安眠的状态，它们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关于这即将“熬”过的一年，关于我即将到来的在北大的生活，关于我今后整个的生活，关于我与世界的联系，关于我在这个时代的位置。这是一间废弃已久的窑洞，其他11位同班的“战友”已经鼾声如雷。
这时，正是因为鼾声让深夜的大山显得更加宁静。在这似乎是永恒的宁静中，我忽然想起了遥远的法兰西，想起了那个最有智慧的法国人——加缪。我所体验到的荒谬与加缪所体验到的荒谬是一致的。加缪所说的荒谬，就是一种在非人性的因素面前产生的不适感，就是一种在我们所见的东西面前所引起的堕落。加缪认为，人一旦在平庸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到了荒谬，荒谬就开始了，而人也就清醒了。一方面，人看到了这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中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当我认识到纸上的真理的卑鄙无耻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我自己的、从生命中直接生发出来的真理。别人的拐杖支撑不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需要我自己制造的拐杖。这个时刻，真理早已晦暗不明，每个寻找真理的的人尤其要小心。加缪说过：“在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或违背历史剑拔弩张，为的是重新接受考验并夺得他已经拥有的东西：他田地里微薄的收成，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的爱情；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必须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想。我对生活的全部爱就在于此：一种对于可能逃避我的东西的激情，一种火焰上的苦味。我静止而紧张，没有力量反抗要把世界放在我手中的巨大激情。”是的，那些屈辱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会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我在经过了长久的犹豫之后，坚决地回答了加缪的提问：我能够义无反顾地生活。生活在过去，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未来。加缪说得那么好：“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具有荒谬的面貌，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都系于我的意识反抗与这反抗要与之斗争的暧昧之间的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有对被限制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的话，那我就应该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一点，我做到了。在一年的军训中，我没有获得什么奖赏，诸如入党、嘉奖之类的。然而，这段岁月成为我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它是我生命的暗流，它存在着，时刻在提醒着我保持清醒的头脑——那种企图摧毁我们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我从他们的世界里走了出来，而许多与我同时进去的同学却没有走出来，而且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了。我彻底洞悉了鲁迅先生“闸门”的意象。在阳光与苦难之间，在黎明与黑暗之间，在“他们”与“我”之间，在“我”与“非我”之间，我变得越来越强大。今天，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写作这篇文字时，我拥有了将军的气魄，尽管我依然脆弱，但我不再恐惧。
——1994年冬
1998年5月3日，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前夜，我与当年军训的“战友”、《南风窗》杂志的编辑翁宝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里彻夜长谈。翁宝是专程回母校来采访校庆的，但我们的话题却与校庆几乎无关，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当年的军训。我们回忆起他们的世界，并思考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
士兵与士兵之间是不同的，正如星星与星星之间的不同。翁宝是一个极其勇敢的“士兵”，他是1992年的北大军训生中唯一被关过禁闭的人。而原因仅仅是与教官的一次口角。他告诉我，当他在黑屋子里时，才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上的“生活”。自由只有在被剥夺以后才会觉得可贵。面对他，我感到惭愧，同时吸收到勇气。
那天晚上，许多要人们正在准备着在第二天的“百年庆典”上的发言，当然是慷慨激昂的发言。而我们却在舔着5年以前的伤口。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迎接校庆的到来。同样是经历过军训的人，像我和翁宝这样依然还有伤痛感的人已经“多乎哉？不多矣！”
一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淡漠的更加淡漠，空虚的更加空虚，麻木的更加麻木，卑鄙的更加卑鄙。于是，我更加觉得应当把这篇文字原原本本地发表出来，以纪念我当年度过的一年的青春岁月。这一年的青春不属于我一个人。它们嵌在了长城里。
这究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还是为了纪念的“忘却”呢？
——写在后面的话•2000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