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在足矣

2011年7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这次会见进行了大约了40多分钟。白宫方面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在会见中重申，坚决支持维护西藏以及世界各地藏人的独特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并强调保护中国国内藏人人权的重要性。”奥巴马称赞达赖喇嘛致力于非暴力原则，坚持与中国对话并奉行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奥巴马还重申了美方的政策，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并鼓励通过直接对话解决纠纷。奥巴马同时强调说，建造美中合作性伙伴关系十分重要。达赖喇嘛在会谈中说，他不寻求西藏独立，并且希望其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能够尽快恢复。

本次会见的地点在白宫的“地图室”，不对媒体开放。评论认为，奥巴马总统选择周末在“地图室”而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达赖喇嘛，是为了营造“私人会晤”的气氛，降低中方的不悦。奥巴马上次会见达赖喇嘛，也是在“地图室”进行，但还是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是次，中国外交部对奥巴马7月16会晤达赖喇嘛亦表示抗议，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官员以任何形式会见达赖喇嘛。”

原本以为，奥巴马见达赖，生气的应该是中国网民，不想美国网民却火冒三丈，中国网民反而见怪不怪了，非常淡定。之所以如此，是长期以来达赖喇嘛似乎成了大陆官方的死敌，人家一有点动静，官方不是极度不满就是强烈抗议，而且还非要把这些与“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国家之间友好”扯上关系，弄得屁民们总是被代表，被愚弄。

比如仅近几年，2008年12月份，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外交就此事提出严正交涉，并要法国“承担一切严重后果”；其结果是，萨科齐不理中国大陆官方的愤怒，依旧在波兰格丹斯克港市一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聚会上，会见达赖喇嘛。最终，大陆官方使用一贯言语回击“法方的错误行动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2009年2月份，达赖喇嘛访问意大利，罗马市长阿雷曼诺颁发“荣誉市民”奖章给达赖喇嘛，也表示支持达赖喇嘛争取西藏自由。紧接着，中国大陆官方外交部抗议意大利罗马市长颁奖给达赖喇嘛，称此举伤害了中国人民。同年6月份，巴黎市政府授予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荣誉市民”称号，中国大陆官方亦极表不满，指事件严重影响中法两共关系。今年7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又遭到了北京的抗议。……

尽管大陆官方指责达赖是“长期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藏独头目”；而达赖则坚称他所追求的是西藏的高度自治。在信仰面前，在普世价值与人权面前，中国大陆的屁民们不再象以前那么“愤青”，反而逐渐地“分清”了官方和自己的区隔。

和以前不同的是，美国网民这次“愤青”起来也很有特色，以中国官方长期以“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之矛，猛攻中国大陆干涉其“内政”之盾。请看雅虎以“奥巴马会见达赖惹怒中国”为题报道这事后，美国网民的部分评论：

1：中国应该停止干涉美国的国内事务。奥巴马想见什么人不关中国任何事！

2：：我们应该联合抵制中国。不再购买任何由中国生产的商品。政府应该鼓励在美国本土制造商品以刺激经济发展。中国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们的总统去见谁?

3：据我所知，达赖不是凶手，也不是强奸犯！凭什么不让我们的总统见他，难道就因为中国不高兴？

4：中国有十多亿人口，难道好怕一个和平主义者！

5：中国不想我们会见达赖，但他们却愿意会见苏丹总统（遭全球通缉）。

6：：中国应该停止干涉美国内政。

……  ……

对此，中国大陆网民回应说：“贪官污吏携家带口带着百姓上万亿的钱出逃国外，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狗法官贪赃枉法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遍地强拆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被污染的环境，被下毒的食品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个宗教领袖，一个藏传佛教的老和尚去趟美国，反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了！”

而此时，德国之声记者秦戈正在西藏旅游，对世界发出他的见闻录：“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刚刚过去，中国又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另一大庆祝活动：‘和平解放西藏60年’”。秦戈报道说，每天，大昭寺里人头耸动，来自藏区各地的朝圣者络绎不绝。朝圣者们捧着哈达，提着酥油壶，口里默念经文，一步一步靠近心中的神。他们的身体紧紧挨着，蛇形的队伍密不透风，在酥油香气氤氨弥漫的昏暗大殿里，宛如一道人体铸成的铜墙铁壁，静默而有序地挪动着。看起来这是最自然的宗教活动，然而在信奉无神论的汉族干部眼里，这副场景却触目惊心。一方面，中央政府明令禁止藏族干部参加宗教活动，将一切民族隔阂归咎于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在举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庆典前夕，当地《西藏日报》已经连续发表30多篇文革大批判式的社论，严词谴责达赖集团的分裂用意。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出巨资补贴僧人、翻修寺庙、修造灵塔，就像中央政府来始终标榜的，中央政府与大陆过去60年一直无偿支持西藏，每年财政补贴数百亿计。然而要换得藏人的内心归顺，效果甚微；有汉族干部抱怨，藏民的心里，感恩的对象永远是那些被供奉的菩萨。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汉化教育的效果也在逐渐显现；在八廓街一家书店里，18岁藏族青年扎西用流利标准的汉语，主动和顾客搭话。作为书店经理引以为豪的儿子，扎西从小成绩突出，被录取进“藏族班”，嵌入大陆的普通中学接受汉式教育。在初中阶段，扎西和藏族同学们还上藏语课；等到转到另一个省份上高中后，就接受汉式普通高中教育，藏语课取消了。藏文分数也不计入最后的高考。问到平时看不看藏文书，扎西说，“看，主要是历史类的，因为我关心我们民族的过去。”但是全拉萨的藏文书店屈指可数。在北京中路一家藏文书店里，陈列的藏文书籍不到二百种，除了藏汉词典、藏英词典外，最显眼的是藏文版的中国伟人传系列，邓小平、鲁迅传被摆在最前面。藏文书店里没有报刊、杂志，也没有藏文报刊。对此，藏文书店店员低声解释道：“藏文杂志，我们不允许卖的。”……

扎西成功考上上海一所高校，专业是行政管理，“想象过将来做什么工作呢？”扎西有些腼腆地笑了：“可能会去政府工作，当公务员。”秦戈报道说，像扎西这样憧憬当一名公务员，在中国国进民退的趋势下，不仅是众多大陆青年的理想职业，更是许多西藏人的首选志愿。原因是，西藏的经济产业单调，就业面狭窄。而在政府部门工作，意味着有一份稳定、体面的收入。此外，因为有丰厚的特区津贴，西藏公务员待遇在全国比也是高的。但进入政府体制的藏族干部，必须接受一定的体制制约，最突出的是宗教信仰。原则上，公务员不允许公开参加宗教活动，如转经，膜拜等。这也使许多笃信宗教的藏族干部，内心充满挣扎。对此，18岁的藏族青年扎西表示自己“宗教信仰当然从小就有，也不会放弃”，但对未来进入体制后如何取舍，踌躇满志的他似乎还没有考虑这么多。……

据一位汉族干部介绍，西藏党政机关更乐于优先“安排”藏人，进入政府机关门槛甚低。符合条件的藏人被录取比例高，比如西藏唯一的大学——西藏大学，每年毕业生约1万名，而面向他们的公务员名额多达7000个。在轻视手工、机械的文化传统下，政府部门不仅成为藏人大学生的最大雇佣者，也是藏族的最大单一雇佣部门。与喇嘛统治时代相比，藏族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庞大阶层：藏族官僚。

秦戈报道说，这些逐渐壮大的无神论的、汉化的藏族官僚，正在充当统治佛教徒的藏族民众的合作代理人。然而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虽然藏族享有名义上的自治权，但在自治区内的任何层级，汉族干部总是充任着党的领导，通过执政党的严密体制牢牢控制着藏族干部的行动、思想和决策。……

在秦戈报道西藏近况期间，刚刚当选西藏流亡政府总理的洛桑森格也在华盛顿参加座谈会。他表明将会传承达赖喇嘛的愿景，并且愿意与中国以各种方式对话。洛桑森格7月9日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座谈会上发表演说，谈到未来西藏流亡政府的方向。洛桑森格说，他谨记达赖喇嘛所说的“慈悲”，所以过去16年来，无论对方是多么极端亲中，或是对他进行政治宣传，他都愿意进行直接对话，只希望能够促进彼此的了解。洛桑森格提到多次举办有关西藏议题的座谈会，并且成功邀到中国官方学者参加的例子，认为对话是可能的，而在他领导下的新政府也将持续对话努力。但洛桑森格发现，即使愿意对话，北京方面还是存在着不信任。而北京自相矛盾的做法，也让他反思。他说：我2005年在北京，他们不让我去拉萨，不让我去到我的故乡，但同时中国官方和媒体却不断宣传：“欢迎大家来到西藏，亲眼看看之后，就会改变你的想法”。他说，当时他在北京与中国学者见面，被批判的体无完肤，不过他不在意，因为能够对话才重要。可是，在今年4月透过民主选举，当选为西藏流亡总理之后，中国大陆官方却关闭大门，表示不与他对话。洛桑森格表示，他可以理解北京的担忧与恐惧，因为他是经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所以如果与他对话，就像是承认了西藏流亡政府。但他表示，愿意接受各种对话的选项，“如果北京有诚意，并且想要解决问题，并且想要有实质性的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我们已准备好配合技术性的程序要求。”

洛桑森格表示，未来西藏流亡政府的方向，将会传承达赖喇嘛的愿景：将西藏社会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化的民主社会，期望西藏人民能够自立自强。洛桑森格表明自己对于西藏前途的想法：“我同时也要说，历史上西藏的确是个独立的国家。根据国际法，根据联合国大会1961年的决议，西藏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不过，达赖喇嘛尊者主张中道，而西藏议会也通过三个议案要采取中道，所以我支持中道。”不过他认为其个人意见并不重要，西藏的未来是操在西藏人民手中的。出生在流亡藏区，并且受西方教育的洛桑森格认为，自己是西藏政府转型的一代，而下一代的西藏领导人，将会更加世界化，更加世俗民主化。……

是次达赖喇嘛“窜访”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接见，中国外交部门又是召见美国使馆人员，又是发表谴责，大陆网民还是有说头的。网民分体制内外，先举一则体制内的。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有人问我奥巴马会见达赖时说了什么。这重要吗？我觉着达赖就是西方朝中国脸上唾过来的一口唾沫。好在他活不了几年了，西方在他身上积攒的反华能量行将溃散。达赖其实也蛮可怜的，奥巴马这次见他，又是在地图室，而且故意没打领带。”

而体制外的凤凰名博吉森林则坦言：让达赖说话，天塌不下来！

吉森林说，每当藏独的声音抬头时，国家就把所有的政治责任和不良后果都一股劲的往达赖身上推，认为达赖是藏独的万恶之源，达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达赖是一个十足的分裂主义者和民族败类。对于达赖这个人，我相信国内很多人对其了解和认知，仅限于他主导的藏独活动和国内媒体对其异口同声的斥责。一直有个疑惑，半个多世纪了，国家也和达赖的有关方面进行过多次接触和对话，达赖在西方国家也举行过数百场的各类演讲活动，但是国内广大民众没有一个人知道达赖方面和国家接触到底表达了什么诉求，达赖在西方国家的演讲，国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演讲什么和倡导什么？也就是说，目前国人所知道的达赖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达赖，是一个被人为封闭在黑罐子里的达赖。国家一直以来似乎对达赖采取的就是“两个凡是”策略，即凡是西藏的一切问题都是达赖造成的，凡是达赖的一切言行都是错误的。这样的策略，有其高明之处，就是只要西藏有点风吹草动，立即就可以找到一个背黑锅的人；这样的策略其缺陷也一样的突出，就是很容易人为的拔高一个人的“能力”，把他神圣化、妖魔化，让人感觉其深不可测，让一部分人对其产生盲从和无条件的支持。吉森林还说，西藏问题，一直成为反华势力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我们在批评声讨达赖的同时，是不是也要反思一贯以来对达赖封闭化的策略，不妨把达赖的声音释放出来，让人民自己来把控自己的是非观，而不是由少数人来“代表”。

体制外的凤凰名博杨恒均说：很多看上去无解的难题，只要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往往就不难解决。香港的自由与民主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国家有一些自治区，例如西藏自治区，有人说，不能给他们自治，给了自治，他们就要独立，你这个思维要不得，你怎么没有想到，恰恰是给了它名不副实的“自治”，他才老是想搞事？香港有高度自治了，有几个人要独立？你不相信的话，试着取消“一国两制”，我保准六百万香港人中有五百万人闹“港独”。换个思维吧。 西藏可以自治，广东也可以自理；重庆可以继续唱红歌，如果重庆人民不反对，还可以折腾出新的红卫兵代替公检法去执行扫黄打黑的任务；和台湾一衣带水的福建更是没话说……台湾到时一看，神州大地上的民众都能够自主发展，和谐一片，只有台湾还勒紧裤腰带养活军队保卫自治，不划算啊，干脆，把劳民伤财的军队与外交权丢给北京，主动要求统一……只要我们领导人换一个思路，这样的未来不是梦啊。 有人一听说自治就想到了“国家”，简直如丧考妣，请问，在这种各地实行不同模式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下降了？“国格”被削弱了没有？一个六百万人不到的香港，在全世界各地对提升黄皮肤中国人形象所做出的贡献，又岂是你北京、上海、和广州可以相提并论的？最近有朋友从新疆发来消息，说那里新上任的领导换了新思路，对新疆的治理见成效了。

现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在强调民主。什么是民主？一般是指基本普世价值观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民主正是通过宪政和法治被认为是普世价值。这是现代普世民主制的核心普世价值民主制建立后，“干涉别国独裁者压制民众”就成了民主制国家的一个外交基本行为。民主就是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是民主，民众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与模式中做出选择，也是民主。现在常说的用脚投票，大家都到国外了，为何不在国内建立一些政治特区，让大家用脚来投票？当然，同时也可以设立几个特区，包括继续实行奴隶制的政治特区。不能排除，一些人还是更愿意当奴隶的。

当然，这种“换思维”论，在中国体制内是阻力重重的。因为，推行民主、人权价值观的主要障碍来自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他们不敢说人权是人人平等的权利，而说人权是生存权，是活着的权利。他们最怕反特权，甚至连特权二字都不敢提。比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谈到欧美国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她认为较过去大幅收窄，从昔日广泛关注居住自由、择业自由等一系列议题，到近来只聚焦于少数个别人士的案件，“变成讨论这些人是否有权推翻中国政府”，而这是中国法律不容许的。有香港记者马上反问，“推翻”是指以选举或是以武力，美国不也常以选举“推翻政府”吗？傅莹说，美国的选举只决定民主共和两党谁执政，不会改变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网民说，请傅莹向中央建议：学习美国实行两党制也不会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大陆官方强烈抗议赖喇嘛“窜访”美国、美国网民抗议中国“干涉美国内政”、中国大陆的屁民们却相当“淡定”时，大陆网络却疯传一则新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直言俄罗斯年轻人争当公务员说明腐败很严重。梅德韦杰夫说，“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有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多吗？付的不多。这意味着，他们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中国网民感慨外国总统怎么把中国的实情说出来了。中国“公务员热”曾被显摆为机关吸引力大、优秀人才集聚，遇到梅氏，一针见血：“公务员热”其实就是特权、腐败热！

由此联想到德国之声记者秦戈在西藏旅游的见闻录：西藏党政机关不仅成为藏人大学生的最大雇佣者，也是藏族的最大单一雇佣部门。与喇嘛统治时代相比，藏族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庞大阶层：藏族官僚。而18岁藏族青年扎西在自己“宗教信仰当然从小就有，也不会放弃”与“对未来进入体制后如何取舍”的矛盾中，如果大陆掩耳盗铃和讳疾忌医，年轻人趋利避害的 “特权、腐败热”持续下去，西藏将不用达赖、洛桑森格诸人任何言语，仅官民深刻冲突，就会不可收拾。那么与之相伴随的，就是藏独的不可逆转！





达赖和中央曾经有过蜜月期
从印度首都新德里乘飞机约一个半小时到北部城市查谟，再乘车颠簸约3小时，汽车驶上一条平整的柏油马路绕山而上。沿崎岖曲折的山路向远处眺望，一边是悬崖下的北部平原，一边是顶端常年积雪的山峦，在群山环绕之中，一座山城展现眼前。这就是达兰萨拉。

50多年前，共军挺进西藏中西部地区，西藏发生暴乱，局势不稳。1959年3月17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和约八万名西藏人翻越喜玛拉雅山脉流亡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流亡西藏民众，自1959年出走西藏后，在印度北部山区开山辟建了这个流亡藏民的新家园，现在流亡海外的藏民人数已逾13万。数十年来，达赖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政府间，为解决达赖喇嘛的返国及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西藏“高度自治”问题，存在着时断时续的接触。

达赖喇嘛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他称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数十年在达兰萨拉追求的是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现在，他希望西藏要走向真正的民族自治。

这么多年来，返回家园始终是达赖喇嘛挥之不去的一份坚持。达赖喇嘛多次对媒体表示：“出走是因为无奈，回国完全发自内心。”

不要看现在北京和达赖经常隔空交战，大陆官员甚至骂达赖为“豺狼”，但在历史上，达赖和中央曾经有过蜜月期。达赖对此经常谈起，并记忆犹新。

1954年，北京邀请年仅19岁的达赖喇嘛进京参加人大会议，尽管当时有不少人劝说他不能去，会有生命危险，达赖喇嘛还带着约500随从如期出发了。他船载马驭一直行走到成都，在成都坐火车到西安，然后改乘火车进京。当年在北京，他被提名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他说，毛泽东把他当小孩，刘少奇、陈毅等国家领导都对他很好。

1955年快离开北京时，有一次毛泽东突然约他到中南海见面，那时他还在人大开会不知是否可以马上去，就向刘少奇报告，结果，刘少奇让他赶紧去。达赖喇嘛说：“当时见面就像父子一样，毛泽东很亲切、和蔼，给我很多教诲。毛泽东要我直接、秘密地联络他。”

1955年，达赖喇嘛到中国各地参观，参访了哈尔滨、沈阳、武汉、上海、南京、天津等，遇到很多地方共产党干部，达赖喇嘛回忆说：“他们说话直截了当，很诚实，非常好。那些非党人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很客气，所以我感到，这些共产党员真的是不同一般”。

当年达赖喇嘛还很年轻，但他感受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那些党员发自内心的追求。他称“我的上司”刘少奇非常好，朱德、彭德怀也是非常好的人，邓小平很伟大。“接触省一级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能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以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气质。可现在没有了。”

1957年，达赖喇嘛出访印度后回西藏，局势越来越复杂。他称给毛泽东写过两封信，却没有任何回应。地方正出现冲突，如果毛泽东有指示，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结果是石沉大海，令他无计可施。1959年3月17日离开西藏，是下午做出的决定，晚上就撤走。刚离开罗布尔卡时并没有计划要到印度，先到了西藏的南部，“我17日离开，20日大炮就响了，镇压开始了，这样我就离开来到印度。”他还透露，当年出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和他会谈时曾讲：“跟着我好好干，宗教都是骗人的。”这令他非常震惊。不过，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给他的良好印象让他难以忘怀。

现在各种资料均显示，毛泽东当年是有意放达赖出走的。因为按照周总理的说法，达赖是“神”，这种人留在国内杀不得关不得，西藏没法搞民主改革。在达赖出走后几年内，中央一直保留他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毛和达赖也一直保留书信往来，毛甚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达赖现在年轻，关系不能彻底搞僵，不然以后不好见面啦。周恩来总理也多次放话，让他回来，说长期不回来，中国人民就要忘记他啦，等等。

197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重新复出主持工作的中共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主动向出走20年的达赖喇嘛招手，并放话：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对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来说，这是一个甜密的回忆。邓小平个子不高，与身高近1.8米的嘉乐顿珠相比矮了一截，但当年邓小平果敢的作风、举手投足充满魅力的身影，给嘉乐顿珠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邓小平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宽容和谐政策、几次力邀达赖喇嘛返国的真诚，成为嘉乐顿珠美好的记忆。

早年，嘉乐顿珠没有接受毛泽东电函要他去北京的邀请，于1952年出走到印度噶伦堡定居。长时期离乡背井，嘉乐顿珠基于自身所经受的艰难磨练，又受到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西藏问题，寻求解决、结束流亡生涯的路径。他不能去中国大陆，就经常到香港，研究、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1978年底，复出主政的邓小平委托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李菊生派人寻找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几个星期后，经人介绍找到嘉乐顿珠。李菊生对嘉乐顿珠表示，邓小平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可以当天去当天就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嘉乐顿珠很兴奋，但他表示：“我的身份特别，我是达赖喇嘛的哥哥，要去北京的话需要达赖喇嘛的许可和同意。”回到印度，嘉乐顿珠向达赖喇嘛作了报告。达赖喇嘛表示同意，“如果邓小平先生要你去，你就去呀，你以私人的身份去拜访邓小平先生。”

嘉乐顿珠回忆，1979年1月份，正是北京严寒时节，李菊生陪同嘉乐顿珠去北京。“我们住在圆明园附近一个很特别的招待所，地方很大，听说早年彭德怀元帅在这里住了相当一段日子。”会见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一见面，邓小平就像老朋友般握着嘉乐顿珠的手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

由此，开启了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二十年后的首次高层接触。

邓小平率性直爽，他对嘉乐顿珠表示：“你今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谈。”嘉乐顿珠向邓小平表示歉意，没有及时到北京是因为去印度请示达赖喇嘛了，“他让我来北京，看看你老人家”。邓小平非常高兴，很直率地说，“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嘉乐顿珠表示，达赖喇嘛或“流亡政府”没有委托来谈判，是以私人的身份到北京的。这时，邓小平讲出一段影响历史的话：“你就谈吧，西藏独立问题，不要说我，就是未来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决定给西藏独立，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

嘉乐顿珠当时提出了3个要求。一是20年来，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与家人失去联络，不知西藏亲人的情况，他要求邓小平可以开放印度和西藏边境，使得海外的藏民可以回去探亲，找他们的亲人。话音未落，邓小平接上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在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我今天就下命令。”嘉乐顿珠接着又提出第二个问题，要求照顾上一世的班禅，他在这些年中受了很多委屈，因此希望能恢复班禅的自由。邓小平听后说：“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复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嘉乐顿珠再要求，在印度流亡20多年，达赖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办了很多的学校，教育了学生，亦培育了很多教员，听说西藏很多学校缺少藏语教师，可以派一部分人到西藏自治区做教育工作。邓小平回答说：“这很好啊。”他接着又问：“可以来多少人？”嘉乐顿珠说，初次可以派3、4人，以后每年增加。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你要派1000人来，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教语言的教师，西藏自治区需要，在北京的民族学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们的教员藏、英文都懂，可以来教。邓小平还说，他们来了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你们的青年人来，也可以贴大字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嘉乐顿珠至今印象很深刻的是，邓小平还劝他说，过去的社会迫害了很多人，别说藏族一个区域，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地方的人遭到迫害。邓小平举自己的例子，他都受迫害。他告诉嘉乐顿珠，自己不知关了多少年了。邓小平还转身问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你被关了多少年？”乌兰夫回答说，他坐了9年的牢。邓小平恳切地对嘉乐顿珠说：“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令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与北京政府开启了沟通的大门，也使达赖喇嘛下决心不再谋求西藏独立。

回到印度，嘉乐顿珠把会见邓小平的情况详细作了汇报，并劝流亡海外的藏人应该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多沟通，尊重邓小平的建议，多回去看看藏区的情况。虽然达赖喇嘛周围不少人有不同意见，甚至认为共产党靠不住，但达赖喇嘛接受了这样的提议并提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谋求独立，派人与中央政府沟通，派人去看看西藏的情形。”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在1979年8月，派了5人考察团离开新德里前往西藏和北京。考察团于北京停留两周，考察西藏4个月，开启了达赖喇嘛流亡后与北京政府接触的一页。自1979年到1980年间，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代表团到西藏。但前去西藏的访问团回来后的反映都不好，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哭诉所遭遇的苦难。嘉乐顿珠将详细情况告诉新华社社长李菊生。李菊生向中央作了汇报，这是直接导致1980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

两个月之后，65岁的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9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包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4000多人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

1981年7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乐顿珠，会谈约一个小时，胡耀邦交给嘉乐顿珠“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5条方针”。其中体现了邓小平“向前看”的精神，提出欢迎达赖喇嘛回国的邀请。“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可以当“人大副委员长”，也可以当“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中也希望达赖喇嘛不再兼西藏的职务，可以经常去看看，但不要在西藏定居。“五条方针”最后明确，达赖喇嘛什么时候想回国，以什么方式都可以，途经何处回国都由他自己定，“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迎接他，并发布消息”。

胡耀邦的豁达、谋求汉藏和谐的真诚感染了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随后亦宣布放弃西藏独立，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位或状态，也不寻求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而是取中间路线，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寻求整个西藏三区施行名副其实的自主自治。达赖喇嘛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达赖喇嘛与北京的中央政府之间在他出走20年后开始了一段蜜月期，却好景不长。1983年，达赖喇嘛就曾提出要去西藏看看。但以后因环境变化及胡耀邦的离任，接触中断。西藏“流亡政府”宣传指出，中间道路是通过放弃极端的立场，从而保证有关各方必要的利益。对西藏而言，中间道路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与民族特性之保护、延续与发展；对于中方，中间道路可以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与领土的完整统一；而对其他邻国或第三国而言，中间道路促使边界的安全、安宁与和平推进国际外交活动。

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深具政治经验的中共中央老一辈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那就是：达赖和西藏问题的解决，还是要让达赖回国才行，否则对国家很不利。这就是宗教的可怕之处，因为即便在今天，中央还在和达赖喇嘛谈判。



达赖喇嘛往何处去？
2010年2月24日《环球时报》报道，达赖喇嘛在美国故意宣称自己可以不再“转世”，以避免中国政府“指定”转世灵童。达赖还极力声援谷歌，表示中国政府无法阻挡西方媒体向中国传播民主理念的步伐。

据报道，达赖喇嘛2月22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为不让中国政府通过寻找转世灵童来宣布新的达赖喇嘛出现，他愿意结束转世制度。达赖表示，“如果西藏人民觉得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达赖还宣称，在转世灵童问题上，中国政府“比他这个达赖喇嘛看得还重”。

除继承问题外，达赖还借谷歌事件鼓动美国媒体继续与中国唱对台戏。达赖在洛杉矶发表演讲时称，谷歌没必要为之前在中国遭遇的困难而沮丧。他相信在西方国家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同努力下，谷歌一定会在中国重开发展的道路。

中央党校教授胡岩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达赖关于转世发表言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就在西方媒体上发表过在世转世、转成女身等多种说法。关于是否转世，不是达赖自己就可以决定的，而要遵守历史定制。自从五世达赖喇嘛接受清朝皇帝册封之后，达赖喇嘛转世都是遵守这种历史定制的，那就是圆寂后转世，最终认定权在中央政府。

胡岩认为，达赖喇嘛的这种说法置数百万信奉藏传佛教民众的意愿于不顾。数百年来，西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众，不是信奉某一辈达赖，而是信奉这一转世传承。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派宗教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

国际舆论认为，后达赖喇嘛时代，是一个内部多元化、外部国际化、以及北京不断强硬化的时代。因为民主进程的要求，因为“中间道路”不断受挫，流亡藏人中出现多种不同的声音；而国际社会已经接受达赖喇嘛率领的流亡藏人，出于普世理念及不同的利益考量给予支持；经济发展及国力强盛的北京政府对达赖喇嘛及其流亡藏人更趋于强硬对待。应对这样的时代状况，达赖喇嘛正考虑转变思路，实行改革走向民主、加强国际联络、并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将会是他未来的路向。

达赖喇嘛曾经表示，“我把右手给中央政府，左手也伸给了关心西藏的国际社会，当我的右手得不到任何东西时，我一定会将左手伸出去，让国际社会来关心。但是目前我的右手不仅是空的，还被火烧起来了。当有一天，我的右手有成果时，我可以跟国际社会说拜拜，我不需要了。”达赖喇嘛多次表示，对北京的信任降度低。“但我还是愿意信任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有文化文明，也是一个能了解现实，勤劳的民族。我想很多中国人了解西藏后，会对西藏的看法有改变。”达赖喇嘛与北京持续数十年对立、对岐、对抗，近几年转为对话，希望通过与中共领导的协商，解决他认为的西藏问题。但经过这一轮从2002年开始的多次会谈，达赖喇嘛终于感觉疲惫和无奈。

达赖喇嘛表示，北京提出没有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问题时，他发出公开的声明回应，很清楚表明，个人没有诉求，北京真的认为，没有西藏问题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谈的。“但他们还是要继续谈，也就谈吧。”这番话是否意味着，期望北京的西藏政策有所改变破灭，达赖对接下来的会谈不抱任何希望，如果没有什么突破，甚至会是这轮会谈的终结。

在进入“后达赖喇嘛及达赖喇嘛后”时代，流亡近50年的达赖喇嘛将思考如何走向未来。这是达赖喇嘛透露的资讯：达赖喇嘛要走自己的路。

经过几次没有结出果实的会谈，达赖喇嘛正在思考和探索新路，他强调不会放弃已经深思熟虑的“中间道路”，但面对后达赖喇嘛时期出现的内部多元化，外部国际化及北京中央政府的强硬化，达兰萨拉要调整策略。达赖喇嘛表示，西藏暴乱事件后，曾经觉得中共与以往不一样，有一个公开的新闻发布；胡锦涛总书记也与外界表述，希望有成果。

北京的新闻官员宣布，达赖喇嘛不能代表西藏，没有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回应说“我个人对中央没有任何诉求，如果是我个人的问题，1981年中央发布了五点意见，我就可以说，‘谢谢’，就回去了。但后来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我需要的是对整个西藏问题的改善。对个人，中共怎么讲我都无所谓。”

事实上，流亡海外的西藏人及达赖喇嘛正面对新的形势，一方面是内部多元声音的表露越来越明显，除了支持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主流声音外，要求西藏独立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甚至成为绝不融合的二股力量。有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的藏文报上批评达赖喇嘛，指他实际上是亲共者。前藏青会主席拉桑次仁公开表示：过去，可能解决了达赖喇嘛的问题也等于解决了西藏问题，但“现在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达赖喇嘛曾多次提到退休的想法，并表示，“面对民主开放、多元的时代，又遭遇北京的强权，我要进入一个退休状态，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的状态，很多大的事情由首席部长来决定。”不仅是寻求独立的藏青会，包括一些理性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提出诉求，他们都赞同政教要分离，“政要民主，教要自由”，他们中有人甚至批评达赖喇嘛对待“护法”“雄天宗”的态度；说达赖喇嘛坚定的劝勉所有藏传佛教的弟子，不要供奉有着邪恶精神的朵杰雄天（护法神），是“与毛泽东晚年同样，犯了排斥异己的错误”；同时提出要改革现有的“政府体制”，认为“西藏民族要存在下去，要从自身改革开始。”

知识分子担心的是，到十四达赖喇嘛后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占上风，可以延续达赖喇嘛的思想，但一旦激进主义占上峰，就会动乱流血。知识分子对下届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已不抱希望，依目前状况，未来十五世达赖喇嘛至少会出现3个：中国政府会挑一个；“流亡政府”会选一个；还有可能会在西方社会出现一个，甚至还有人称会在女性中出现。“佛教中有规定可在世选接班人，有人提议在达赖喇嘛在世时就选定15、6岁的接班人进行培养，以确保达赖喇嘛思想的传承。”

早在2008年4月，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教主开会，主要研究如何提升佛法，也讨论了达赖喇嘛转世事项。大家觉得达赖喇嘛在世时应该有一个接班人，使得所有的西藏人共同信赖。达赖喇嘛当时表示：“虽然我73岁了，但还没有那么着急。”他跟各大教派的教主、长者都说，“希望你们想一想，再思考”。知识分子的的考虑是，达赖喇嘛后时代，也许在宗教传承上不会受大的影响，但政治上就难保证了。不过，达赖喇嘛认为，流亡近来50年，西藏“流亡政府”是成功的，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美的机制。在教育、宗教、民主制度建设、藏人集中居住保留文化传统等取得成就，足以保证未来西藏的传承。因此，现在达赖喇嘛宣称自己可以不再“转世”，以避免中国政府“指定”转世灵童，恐怕不是中国官方媒体与学者所解读的“达赖喇嘛的这种说法置数百万信奉藏传佛教民众的意愿于不顾”那么简单。事实上，至少他是在顺应时代潮流中，一部分人“政要民主，教要自由”的呼声；也表示他“个人没有诉求”的真实性，连身后转世都可以放弃，还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呢？！

显然，在与北京的多次协商没有进展后，达赖以此来告诉世人，他不在乎个人的宗教地位，而在乎追求“向中国传播民主理念的步伐”。并且，他实际上早就开始了这种努力，信任中国人民。并且，他还注重用教育、文化的纽带，促进西藏文化传统的传承和藏汉民族的交融。

据悉，目前流亡藏人所建的学校有77所，共有在校学生28316名，达赖的妹妹正在印度南部筹办西藏大学。2006年，达赖喇嘛拿出自己著书的版权费，提供2500万卢比建立基金，供流亡藏人的子女攻读博士。2007年，流亡藏人有14位博士享受了该基金，培养的博士有一个哈佛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比如西藏青年桑杰，1993年还是小学六年级时就从青海藏区来到印度，由“流亡政府”提供免费读书，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又考入印度南部读大学，直至2年硕士毕业。桑杰学的是政治学，“政府”除了为他交付学费，还每学期提供6200元的生活费。桑杰还想继续读博士，注意到中国与印度都是两个崛起的大国，桑杰想到北京去读中印关系的博士，主要还是不想荒废自己的中文，但几次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去申请都被拒。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告诉桑杰，他背叛了祖国，所以不欢迎。失望的桑杰继续留在印度读书，据说，像桑杰这样学习成绩好，又有中英文基础的学生，要去中国读书的流亡藏人还不少，但都被拒绝。目前桑杰正在享受达赖喇嘛教育基金读博士，所有费用都由该基金提供。

目前，在西藏“流亡政府”有注册的西藏寺院有227所，共有僧人近3万人。当然，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没有注册的西藏寺院。不少中国境内的藏人把孩子直接送到印度的藏人佛学院。比如斌波多吉在四川藏区上学，当他有出家念头时，2000年父亲把他送到尼泊尔又转道到印度，入读达兰萨拉的宗萨佛学院。针对不断有藏人送子女到达兰萨拉学习，西藏专门发文件，阻止党员和公务员的子女到达赖喇嘛学校学习，达赖喇嘛表示：“我的观点很清楚，你们愿意来学习，我提供条件和环境，要回去，也可以。”

其实，到印度的西藏寺院和学校学习的不仅有中国境内的西藏人，还有外国人及汉人。达赖喇嘛希望通过这种学习交流方法，争取国际社会及汉人的更多了解和支持。比如9岁就流亡印度的丹增，在新德里西藏村开设了一家旅行社，他还用汉字为旅行社取名“亚尔乐旅行社”，以接待到印度，上达兰萨拉的汉人。因为他能说藏语、汉语、英语及印度本地语言，熟悉当地情况，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汉人都愿意找他帮忙。开始流亡藏人还指责他，不过，达赖喇嘛就公开支持这种交流，呼吁流亡藏人要接触更多的汉人。

达赖喇嘛还呼吁在美藏人，建立汉藏的协会。达赖喇嘛说，“我希望有什么节庆活动时，主动邀请华人朋友参加，他们有节庆活动，也要主动去参加，西藏话说是拿着碗去饭吃。如果有汉藏协会，发生问题时，有助相互交流、沟通。”为响应达赖喇嘛的这个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公开招募懂汉语的藏人，通过网络与汉人交朋友，说明西藏“流亡政府”的原则和立场，和西藏人民所追求的愿望。

达赖喇嘛往何处去？显见的是，他已经在改变西藏的右手不再伸向中国政府，而改为伸向中国人民，这成为他新的策略。但是，谁也不知道这能否成为他实现“中间道路”的一条新捷径？！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在国外公开主张，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暴力；主张通过和中国中央政府谈判解决西藏的一些问题。就凭这三点，中国国政府很难找到发对他的理由。看来，政府官员、官方媒体和体制内学者，再继续用陈词滥调去攻击达赖，将越来越失去道理和效果，被越来越多知道真相的人们厌烦和反感。

达赖喇嘛的右手改为伸向中国人民，如何应对，将成为中国政府和官媒、学者的一个考验。



中国在达赖问题上的审“美”疲劳
据2010年2月20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方反对于2月18日会见了达赖喇嘛。会见时无新闻记者在场，会见后奥巴马没有见记者，达赖单独见记者时也没透露与奥巴马会见的细节。西方媒体得到的唯一会场“传真”是一张静止的奥巴马与达赖坐着会谈的图片。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白宫的会后声明中使用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藏族的人权”这样的表述，表示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照顾了中方立场”。英国路透社说，北京意料之中地以激烈言辞相回应，但没有提及会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紧张的报复措施。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尽管北京方面把美国大使叫去说了一顿，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但关键词是“可预见的”；但同时又说，达赖事件让“今天早上在中国网络聊天室里充满反美气氛”。

在奥巴马与希拉里会见达赖之后，中国外交部虽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反对，但美国国务院却表示，美中关系是成熟的双边关系，相信两国能够像过去一样，化解分歧；美方很清楚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强调美国政府与达赖的沟通已经行之有年，奥巴马与希拉里会见达赖，是政策的延续。由此可见，美国并不将中国政府的抗议当回事，而是按照自己既定的政策走下去，显得轻松自如。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笔者以为，这和政府与媒体不愿意真实地面对达赖、也不愿意用真实的声音和对方言说的习气有很大关系。大陆总是习惯口头上气势汹汹、自说自话，却很不注重内在的逻辑性，无以服人；而且对外口头上看似强硬，但在行动上其实异常软弱。

比如，政府与媒体从不愿意宣传在西方世界的真实达赖。其实，达赖喇嘛在西方很有影响，这与他本人50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西方世界的利益和价值观都有关系。他一度被很多人作为和平博爱的象征。50年不短，能有今天的结果，作为个人很不易。他如果从未执政或是人们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个农奴制社会的最高领导直到1959年，他的形象会好得多；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一种悲哀。但是，大陆媒体总是纠缠在这一点上，却未必有多大的说服力；一来当时达赖承继的是千百年的传统制度，人们没有道理让一个青年承继者立即为这种制度背负罪责；二来当时中央政府也认可西藏延续农奴制社会，而且还让这个社会的“总头子”达赖担任国家领导人；三来西方社会认可的是50年后的达赖，而不是50多年前中国政府也认可的西藏农奴制社会“总头子”；四来即使达赖在50多年前是西藏农奴制社会“总头子”，但后来不是了，就如不丹国王自动放弃封建王朝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就是值得尊敬的人。

1979年，邓小平针对西藏问题提出“只要不独立，什麽都可以谈”；现在温家宝总理也宣布，这一点原则从来没有被改变。在达赖一方，他曾长期持有西藏独立主张，可是达赖宣称，他改变立场已久，现在坚持“不采用暴力、不放弃谈判、不独立、只要充分自治的中间路线”。这样，邓公提出“不独立”前提似乎已经得到满足。因此，大陆舆论一味再纠缠达赖于西藏农奴制社会“总头子”和“分裂国家”的问题，势必失去言说的公正性。

2008年西藏自治区发生了所谓打、砸、抢、烧“3.14暴力事件”后，大陆宣传机器一口咬定是由流亡境外的达赖集团幕后指使策划的。接下来，便有许多有地位、有官衔的藏人和自以为“代表”藏人的非藏人，大骂达赖是“披着袈裟的狼”。现在看来，这种辱骂并没有在国际上造成达赖的负面形象，在国内也没有激起人们对达赖更加的仇视；相反还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大陆官员的粗鲁印象。

中国大陆的舆论一直指责西方国家的领袖会见达赖是干涉中国内政，可是却忽略了一点：“不容干涉的国家内政”，其实并不是万能盾牌。一个男人与自己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自然是不容外人干涉的家庭私事；但是，这个男人假如在自己家中强奸甚至残害了自己的妻子，就是严重的暴力犯罪。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政权尽职尽责地为本国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自然是不容干涉的国家内政；但是，假如这个国家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的反人类罪行，就必须干涉。比如，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派出维和部队，那么是否也就构成了干涉别国内政？！

大陆的主流媒体，总是强调奥巴马会见达赖，背后有着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目的。实际上，在美国这样一个重视政治伦理的国度，不会轻易变更自己的政治目的。1991年，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首次会见达赖，开了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的先例；此后，在奥巴马上任之前，美国两党三位总统已会见达赖共11次。虽然奥巴马打着“变革”旗号上台，但在会见达赖问题上却不会“变革”。因为，美国已经形成固有的政治价值观，任何变革都革不去美国人民对人权、民主和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经济这些个固有的政治价值观。谁要变革这些，就会必然倒台。而这些价值观，却并不是为了“敲打中国”而存在。200年来，美国凭这些价值观，可以敲打任何国家，而就在这种政治伦理的坚守中，美国才一步步走上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不管中国大陆多么强烈地“抗议”，即使奥巴马下台，下一任总统照例也会见达赖。

大陆舆论认为，达赖借宗教身份与西方政要会面、推销其政治主张，是达赖多年来的一贯做法；然而必须明白一点，那就是达赖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和西方政要相一致，也和西方民众的价值追求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否则，西方政客就不会“错将达赖视为‘自由’和‘宗教’的捍卫者，而西方领导人又容易为民意所左右，从而作出会见达赖的错误决定”。毕竟我们要尊重一个基本事实：西方的民众和领导人，不都是能够轻易被“煽动”的白痴或者“愤青”。

西方政要会见达赖，也并不是某些中国某些媒体认定的“出于‘冷战’思维、更不是西方一些政治势力仍从殖民主义角度看待中国，不愿接受中国是一个对西方并不唯命是从的主权国家的现实”。当前，世界格局已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求合作、谋发展，符合中西方的根本利益，中美之间，更有着多元广泛的合作。

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一般看不到国际社会对奥巴马与希拉里分别会见达赖的支持、理解之类的舆论，网络上能看到的几乎都是审判达赖、审判美国的声音。比如环球网报道，他们会见之后，引起部分美国侨界的反弹，有人认为奥巴马做了错误的决定。菲律宾华人媒体说，奥巴马为什么这次接见达赖却选择在地图室偷偷摸摸进行？原因是中国政府事前曾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晓以大义，但奥巴马就是听不进去，执意要会见达赖；为避免刺激中国招来国际舆论非议，他只好选择在白宫的角落和达赖相会；等等。

这些媒体尽管跟随大陆媒体发声，但也几乎看不到任何有新意的说辞，无非就是重复多年来中国大陆媒体说过的话语而已。比如，“众所周知，达赖是一个披着袈裟的政治人物”；“为什么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反对，悍然和达赖进行会晤呢？第一、无视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不顾中国的反对，执意和达赖会晤，以此显示美国不受人支配的傲慢态度。第二、人们知道，达赖是一个分裂主义者，经常在国际上制造麻烦，给西方国家干预中国内政制造借口。在美国一些势力看来，达赖是一个‘宝贝’，也是一张‘王牌’，可以利用他来作为向中国施压和打击的工具。为此目的，不惜将尊纡贵，邀请他到美国访问，抬高他的身份，作为向中国要价的‘筹码’。”然而，一个显然被这些媒体忽略或者视而不见的是，达赖作为一个“宝贝”、一张“王牌”，利用他来作为向中国施压和打击的工具、作为向中国要价“筹码”，其内在原因，是中国自己首先将达赖当成了“宝贝”、“王牌”与“筹码”。

有舆论认为，达赖喇嘛被潇洒了！因为泱泱大国太拿他当回事儿！耄耋达赖，与年轻的奥巴马坐在一起，严重地被潇洒了。被谁潇洒了？“可以不客气地说，小家子气的中国外交部在为达赖进行乐此不疲的包装炒作”。

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发表谈话指出，“美方的行为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违背美国政府多次重申的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要求美方认真对待中方立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恶劣影响，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反华分裂势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此，白宫官员关于这次会的书面声明却说的是，“奥巴马表明强烈支持保护西藏人权，保存西藏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特色。两人又同意中美关系合作的重要性，奥巴马希望达赖可以和北京直接对话，化解分歧”；达赖在白宫西草坪会见也证实，他“与奥巴马会面时谈及促进和平、人道价值、宗教和谐及西藏人民的关注，奥巴马表示支持。” 而有关报道，更说明奥巴马意识到中国方面的不满和抗议，也考虑到中美关系，所以“奥巴马总统没有与达赖喇嘛作公开露面”；奥巴马也多次强调，他与达赖喇嘛的会晤是私人性质的。”

那么，根据上述内容，奥巴马这次与达赖喇的会晤，与“纵容和支持藏独、干涉中国内政”等等，扯得上任何关系吗？！这种“中国人不高兴”式的敏感和恼火，究竟对中国外交形象有利还是对面子有利？是能够增强软实力还是增强“尊严”？尤其是对于“希望达赖可以和北京直接对话，化解分歧”这样的话，中国外交部为什么就毫无应对？！要知道，其实这些，就根本不涉及主权问题。当然要声明的是，笔者是坚决拥护中国主权统一，反对藏独分裂的。但是，中国外交部为什么就不能摆事实、讲道理，而非要强词夺理、自说自话？！

人们知道，美国版图不小，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还隔着本土挺远，却没有人闹独立；英国英伦三岛曾长期有闹独立的问题，不靠谴责他国“纵容和支持”也可以摆平；欧洲那么多本来并非统一主权国家的版图，都能高度统一成欧盟，虽然有矛盾却看不出“分裂”之忧；……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中国人认真思考。

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很闹心的问题，就是从当权者到普通百姓，习惯假、而不习惯真。这在今年春节晚会上体现得十分彻底，几乎所有的小品都在证实这个问题：第一个小品冯巩的，做好事却担心被病人讹诈，——做假证；第二个小品郭东临的，仅仅“一句话的事儿”，接电话的人都说假话；第三个小品卖包子，假钞；第四个小品蔡明的，卖土豆做假；第五个小品黄宏的，整容在脸上造假；第六个小品赵本山的，捐款与被“捐款”，中国老百姓“不差钱”成为了大假话。

所以，笔者要提醒：大陆某些当权者和主流媒体，在对待达赖问题上，如果不以诚恳、真实的态度对待，自说自话，似乎是占了便宜，但恐怕最后还是要吃亏的。就比如这次达赖访美，一方面虽然成为了中国审判美国的审“美”，但目的却不会达到，仅导致了一场审“美”疲劳而已。



对达赖喇嘛，最忌情绪化地纠缠历史旧帐
在以前的文章中，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谈判，要给予对方信任，要确信对方是真诚的。但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有时候，信任也可以不必是谈判前提，“确信对方真诚”似乎也不是必要考量。在中方和达赖相互不信任的前提下，靠得住的是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做法。若出现双输局面，双方都应有反省能力，争取下一步走得更好些。


在大陆，这几年来对西藏问题的民众立场、媒体表述和政府表态大多走极端，走得黑白两分。其实，这种状态已经存在几十年。但当今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区域冲突应以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是依靠暴力抑或武力。事实是，中国境外存在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流亡群体，达赖又是中国境内外藏民共同的宗教领袖。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西藏问题必须通过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的和平谈判来解决。同时，这个观点也是当事双方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入具体操作。


落实到具体，中央政府有个谈判前提。1979年，邓小平针对西藏问题提出，“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温家宝总理也宣布，这一点原则从来没有被改变。在达赖一方，他曾长期持有西藏独立主张，可是达赖宣称，他改变立场已久，现在坚持“不采用暴力、不放弃谈判、不独立、只要充分自治的中间路线”。两头立场放在一起推论，似乎“不独立”前提已经满足，步入谈判应不成问题。


再深入下去可以发现，中方要求的谈判前提，并不是达赖放弃独立的“口头立场”，而必须是一个“真诚立场”。那么，达赖的“不独立”态度是否真诚？支持政府舆论的认为，达赖表态是不真诚的，证据是达赖过去主张独立，转变诉求后，他周围仍有人公开表示，自治只是步向独立的第一步。同时，一些主张甚至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人，和达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支持达赖一方，依据达赖无数次表态、也依据他们对达赖的了解、信任甚至信仰，认为达赖有诚实的佛教精神，人格高尚，劝说甚至指责对方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达赖今日宣言之真诚。其实，不必细究即可看出，这类争论假如被引入政治领域，是非常荒唐的，不仅永远都不可能相互说服，更不会引向任何具有政治可操作性的结果。因为一个人的内心“真诚”与否常常无法检测。在疑虑重重、互不信任的政治对立双方之间，讨论不可正证实的命题，尤其没有意义。


那么，是不是没有互信基础就不能谈判解决问题？


首先，要解决问题，最忌情绪化地纠缠历史旧帐、绝对站在自己立场上看待对方。站在中间可以看到，作为政治诉求来说，今天双方诉求都有其合理一面，关键是如何通过商谈、妥协、协调，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达赖曾把独立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站在他的立场，并没有什么奇怪，问题是，在对方拒不接受的情况下，几十年下来，他无法得到他要求的结果。作为政治人物，他转而宣布不再寻求独立，而是希望通过谈判寻求自治，实质是他的政治诉求退了一步。论证达赖退一步的表态是否“真诚”，没有意义，也无法精确论证。很简单，在一个不稳定地区，作为有号召力的精神领袖，他哪怕只是表面的和平宣言，都是值得欢迎的事情，总比他冲出去宣布号召暴力为好；对方有个宣称愿意和平谈判的首领，总比面对一群恐怖组织好，这是常识。同时，也至少说明谈判一方的起点在落低，于谈判本身当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其次，要面对今天由于民族、宗教的差异和历史、现在的种种问题，形成这个地区不稳定的现实。既然今天“不独立”是双方认可的前提、是中央政府守护的底线，那么，捧着一个看上去好像跃跃欲试的鸽子，担心一松手就飞掉，中方会感到紧张、越紧张越可能处理不当，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问题是每走一步，若出现双输局面，双方是否都有反省能力，争取下一步走得更好些。因此，对中央政府来说，如何理解宗教、如何妥善处理自己的政治对手恰是民众宗教领袖等问题；对达赖来说，如何进一步预防自己一方失控走向暴力等等，双方都应还有检讨的空间。


民族地区不稳定、冲突的情况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各有复杂和难处。一开始不谈判的都是因相互敌对、绝对没有互信；不谈判的后果都是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最后走向谈判桌，都不是因为某方开始信任对方“宣言真诚”，只是双方都厌倦了太多流血，终于看到暴力不是出路，最没有希望的谈判最后也达到双赢。


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12世纪中，英国入侵爱尔兰；1801年爱尔兰正式进入英国版图，分属不同宗教的两个民族不断暴力对抗，此间英国人大量移民北爱，北爱族人大量外迁，在北爱成少数民族。1949年爱尔兰独立，北爱因英国人占多数而留在英国。北爱尔兰问题由此产生。虽然英国对北爱尔兰从1921年就实行地方自治，但国防、外交、财政、邮电和部分税收权归英国政府。爱尔兰民族派坚决要求加入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政府对北爱也有领土要求。1960年代至1990年代，北爱暴力冲突不断升级，1972年自治权被取消。国际间曾无人看好北爱问题和平解决。可是，事实证明暴力打不开出路，虽然对立双方没有互信只有仇恨，却还是坐到谈判桌前，使得和平解决之路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


1985年11月，经谈判英、爱两国达成协议：爱尔兰政府有权就北爱事务提建议。1993年，两国“联合宣言”：实现和平为第一步目标；所有政党只要停止暴力均可参加谈判；以协议合作方式结束爱尔兰南北分裂局面。1994年，在25年暴力活动后，爱尔兰共和军声明“无条件无限期”停火。1995年，英爱两国政府协议：建立有限权力的北爱议会，英国从北爱撤出驻军8百人。1997年，爱尔兰共和军正式停火。1998年，北爱各方终于达成结束长达30年流血冲突的和平协议：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但将与爱尔兰建立更加紧密关系，英国北爱地区和爱尔兰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高票通过北爱和平协议。1999年，北爱自治政府开始运作；当日，爱尔兰议会修宪，正式放弃对北爱尔兰长达几十年的领土要求。


西藏谈判也经历漫长过程。从1959年至1979年中国政府与达赖一方没有任何接触。1979年1月，香港新华社社长李菊生与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会晤。1979年2月，嘉乐顿珠前往北京与邓小平等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会晤。1979年开始，达赖一方先后有三批参观团参观西藏，到1980年中止。1984年1月达赖一方的3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没有达成协议。1988年，双方曾试图开始谈判，却未成功。1992年6月，嘉乐顿珠再次前往北京，谈判未果。2002年至今，双方秘密会谈近10次，但谈判均无结果。


从北爱问题可以看到，谈判双方能够互信固然是好事，可是不论谈判前，还是今后谈判中，“是否确信对方真诚”可以不是必要考量。这对双方都是一样，中方不必信任达赖，同样也不必期待和要求达赖一方“信任”对方今天和未来的宣言。


在相互不信任的前提下，靠得住的是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做法，第一，要谈，在谈判中就要重视看得见、摸得着放在桌面上的声明、宣言、条约，而不要追究对方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活动；第二，要能够妥协，而不要制造新的对立；第三，取得的结果要务实，具有可操作性；第四，结果透明，具有可监督性。


在互信尚未建立时，对每一步条约执行的监督，以及协调的中间平衡力量就极其重要。英爱两国政府曾共同组成独立监督委员会，观察监督共和军活动，定期提出报告。假如双方没有建立独立监督机构，国际社会就是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


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却没有意识到谈判双方共同组成独立监督委员会的重要性，总是以“中国内政不容干涉”为道义制高点。事实上，根据普适价值，人权高于主权，西藏问题已经显现，数十万中国公民的西藏人流亡海外，散布世界各地，对他们的人权关注，就不是一个“中国内政不容干涉”能够轻易抵挡过去的。中国自己有数十万公民流亡在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出面干预，也就不仅仅是中国内政，同时也牵涉了其他国家的内政。比如现在，数十万中国公民在外流亡，但中国政府若不让他们回来，难道就只是中国内政吗？！


几年来，中国因为达赖，冷待默克尔，恶心萨科奇，现在又怒向奥巴马；而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这些人会见达赖喇嘛所至。达赖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在国际社会严重损害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际上，会见达赖和赞同西藏独立完全是两码事，迄今还没有一个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接见达赖，主要是因为他的宗教人士身份，以及本国国内的民意和政党政治导致民选上台的政要无法不接见他。即使是中国的一些外交人士也认为，达赖是宗教人士，他在国外公开主张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暴力；主张通过和中国中央政府谈判解决西藏的一些问题。就凭这三点，本国政府很难找到发对他的理由。按照中国外交部的立场，即达赖“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打着宗教旗号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显然，至少达赖双重身份中的宗教人士身份也是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达赖在公开主张非暴力、不独立、谈判解决分歧，这种跪着造反的方式和当年圣雄甘地对付大英帝国的办法如出一辙；而甘地，是得到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全世界公认的民族独立和自由、人权的领袖。人们知道，追求民主、人权和自由，和“从事分裂活动”完全不相干。在达赖非暴力、不独立、谈判解决分歧的宣言中，中国政府总是称他“分裂国家”，并不具备什么说服力，甚至损害自己的公信力。


当然，任何想要在西藏和平上有所作为的国际力量，最起码也要做到建立维护自己的公信力、公正维护双方的合理利益。拉偏架的结果必定是失去裁判位置，也必定会反过来伤害自己所要帮助的对象。任何道义目标必定要通过双方协调的漫长程序来完成，假如伤害程序与公正，道义目标也无法达到。这也是常识。


西藏问题的解决，唯有谈判、形成协议、条约逐步履行，慢慢建立互信，最终才得以圆满解决。而谈判能取得怎样的结果，不是取决于聪明计谋而是取决于双方智慧。


事实上，还有一个疑问可能在许多人脑海里盘桓很久，却不见政府或官方媒体予以解答：被英国人整整殖民了一百年的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采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弹性政策，已经切实可行地保证了香港作为大陆中国的文明净土的特区地位；那么，已经建立高度民主化的“流亡自治政府”的西藏人，为什么不可以回归西藏，建立一个香港式的“一国两制、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西藏特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