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的记忆——潞月泗日，真相与思考 (转)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追求真理的人。
一 胆怯的声音
（本文写于2010年6月16日）12天前，是我们国家那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子”。伴随着这种事件的，永远是拨不开的迷雾和胜利者和流亡者之间的相互谩骂指责，因此历史的真相总是在双方相互的攻讦中变得无比模糊，然而，任何人为书写的历史都无法如现实般天衣无缝，在那些不经意的疏漏中，在那些虚无的呐喊中，我们却可能，得知，那历史的真相。
在12天前的那个凌晨，那些依旧关注着这一切的人们，在博客上，在qq心情上，在微博上，在人人网上，在推特上，在Facebook上，发表着略带隐晦又含义明了的文字，那些愤怒的，悲伤的，激昂的，伤感的文字，像是二十一年前那些愤怒、悲伤、激昂、伤感的年轻人，像是那些无法抹去又确实被消灭的生命，在静静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些不甘的声音，那些愤慨的声音，那些沉郁的声音，还有那些胆怯的声音。
是的，胆怯的声音，这种声音来自于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他们也知道自己本是一腔热诚，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当时的行为，也许有些并不那么光明磊落，他们更知道，也许恰恰是那些满腔热忱的人，导致了一个本可以更美好的时代的落幕，这一切的不自信都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
那件事，没有他们自己宣称的那么干净，也没有他们的敌人宣称的那么脏，他们自己并没有那么一心为公，他们的敌人，也没有那么穷凶极恶。
当每个人都在喊着还原历史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去看看历史的真相，这一次，不再将历史视作攻击对方的利器，而是仅仅去了解历史的真相，以免下一次，这个民族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时，不会发生同样的悲剧。
在我国的历史中，当权者曾经犯下的罪恶往往成为改朝换代之际新一代野心家最趁手的工具和旗帜，出于这种恐惧，我们永远不敢揭示历史的真相，因而导致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反思，永远因为同样的原因在盛衰兴亡的怪圈中轮回，因此我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愿望，尽管这种愿望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依旧希望：本文中所提到的一切，仅在于揭示历史真相，而不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弹药。如果您真的爱这个民族，如果您真的痛惜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个中途夭折的黄金时代，请您在将本文内容充作各种用途之前，想想我这点卑微的希望。
二 历史的真相
真相其实并不复杂，改革开放进行到那一年，由于法制漏洞所造成的改革种种弊端爆发，高达20%的通货膨胀迅速地消灭了人民在改革初期的喜悦，而伴随而生的腐败和官倒（即官员或官员子弟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在很短的时间里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
于是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走到一个统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十字路口。在这样一个时刻，急于登上历史舞台的学生首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最早，借悼念胡\耀\邦，学生们开始在广场上进行示威游行。后来在中南海发生冲击事件，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随即，向来只会激化矛盾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泗二潞社论，将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骚乱。
对于《人民日报》的官僚们来说，学生们的动机如何并不重要，因为在1987年，一次规模略大于当时情况的学生运动被顺利平息。这样的先例使《人民日报》并没有去想这篇社论会造成什么影响，当时的泗二潞社论的真正意义在于以此打击党内改革派势力，然而，学生领袖们却担心这篇社论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到此，学生领袖们退无可退，事件升级了。
学生们开始在广场进行长期的静坐示威，而后开始绝食。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学生进行了三次正式的会谈。第一次会谈，官方代表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第二次会谈，官方代表为改革派人物阎[明[复，第三次会谈，官方代表为国务院总理李[鹏。这三次会谈均因为各种原因无疾而终。
然而，在这三次会谈中，学生们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第一次会谈往往因为官方代表袁[木的保守派立场和当时打官腔的表现而被简单地忽略，然而，这次会谈却是学生们失败的开始。这次会谈持续四个小时，并进行电视转播。在这四个小时里面，学生谈判代表只在强调一个问题，即必须撤销《4[2[6社论》。而学生们获得市民的支持源自学生起初的主张：民主自由，打击腐败，平抑物价。而在这四个小时里面，市民们通过电视转播看到的却是学生代表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安全）在争来争去，曾经许诺的打击腐败，平抑物价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自此，市民们的支持逐渐减弱，乃至化为乌有。
2、第二次与阎[明[复的会谈，可以说政府是相当有诚意的，然而这次会谈没有进行电视转播，因此在广场上的大多数学生感觉被欺骗，于是开始冲击会场，会谈被迫中止。这次会谈的后果在于，从此之后，政府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代表学生的对象，沟通的渠道消失。
之后政府对学生绝\食的情况表示关切，并派出了医疗队，这种姿态给学生和市民们一种“变天”的错觉，大量的单位组织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局面更加混乱。
此间学生温和派试图将运动撤回校园，但被激进派阻止。
不久，党内改革派失势，保守派宣布戒严，军队试图进入北京，多次被阻止，但局势已不可扭转。
那个什么都没发生的晚上，政府下令强行清场，军队开枪，学生市民出现伤亡，一溃千里，在协商下，困守广场的最后几千人安全撤出广场。
路月叁日晚，赵【紫【阳派人传来口信，请学生务必坚持到次日凌晨，学生拒绝。此时沈阳军区的“勤王军”正在南下。在几个小时后，清场结束，军列被迫北归，事后，沈阳军区相关人员大多被撤职。
在上面的叙述中，有心的读者会清晰感觉到我的感情倾向，是的，我对当年的所谓“殉道者”向来不感冒。而且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一系列错误举措，造成了整个运动的主动权易手，最终两败俱伤，顽固派渔翁得利。
是的，对当年广[场上的那些人，我尊重他们的勇气，我感叹他们的牺牲，但是我鄙夷他们的谋略，我厌恶他们的功利心，我更无法容忍他们当时的一系列内讧、背叛、作秀、唯恐天下不乱和缺乏操守。这个国家不可能选择一群开了无数次冗长的会议依然不能统一意见的组织，这个国家也不可能选择一个毫无谋略的群体，正如这个国家曾选择了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毛[泽[东，却从未选择过孙中山一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超过我们生命长度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国依然不会走到革命的地步，那么改良就会是这个国家在这段时间里的主题。人民该如何与政府实现对立统一的和谐，人民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利益诉求，如何能在漫长艰苦的战斗中逐步实现国家民主法制的建设，最终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这才是本文关注的东西，而那些在政治斗争中似是而非的道德，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其实并不重要。总有一天，曾经的刽子手会走上历史的绞刑架，但是将几个屠夫绳之以法并不足以实现整个民族的前进，我们需要的，是智慧。
三 民主女神
198[9年5月31日，一具高10米的雕像被学生们竖立在天盫门广场，在从某个角度拍摄的照片中，这座仿照美国自由女神像的雕像与广场上悬挂的毛泽东照片相互对峙，当然，在雕像落成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也许并不知道，这座雕像会在4天后轰然倒地。据制作者们回忆，这座雕像所雕刻的少女面孔，来自学生领袖之一，北师大学生，柴【玲。
柴【玲是一个有趣的人，虽然每次提起这个人，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起一些国粹词汇，但是这不妨碍我称其为一个有趣的人。
这个人在运动中在某种意义上是广场上学生们的精神领袖，在其他温和派学生领袖如王【丹等人提出撤出广[场，双方达成妥协，回到校园巩固校园民主的时候，她用煽情的语言，声泪俱下的演讲，发动大多数同学等手段，反对学生撤回校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她是这个群体的实际领袖。
她泪流满面地向台下数以万计的同学们讲述着这个国家大地上发生过的苦难，用最痛苦的声音号召同学们为了这个国家而牺牲。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她声泪俱下地说“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
然而在那天凌晨一切都已终结的时候，她离开了，她的解释是：“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柴】玲只是当时学生领袖中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将运动的失败归咎与她是不公平的，同时她本身也没有这个能力。然而同时，从她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当时参与运动学生们身上的一些缩影。在学生中，有王】丹、吾】尔】开】希之类的温和派（事实上两人分属两种观点派别），也有柴[玲、封[从[德之类的激进派。事实上，柴】玲思想上并不幼稚，对运动的发起、控制、普通参与者和领袖们的想法，预测的最终结果，无一不中，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却昏招迭出。从当时这个松散混乱的领袖群体就可以看出，学生们的败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首先，我们需要思考，发生在二十一年前的那个事件，学生们的那次失败，究竟是一个道德问题，即“邪恶”压制了“正义”？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学生们的领导才能和斗争智慧远逊于顽固派，最终导致了整个运动的失败呢？
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理论”中，强调着一个观点即从历史长期的角度看一个时间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历史本身是无所谓善恶对错的，历史本身是无情的，是冷漠的，更是务实的，是剔除了一切人为附加上的道德标准的。而黄先生更在他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解说和对现实问题的应对，往往是用道德去解决技术问题，（作者注：譬如用宣传教化而不是法制监督去遏制不法行为）同时用技术去解决道德问题（譬如“高薪养廉”）
那个夏天的风潮，本质上是一场自由主义者与政府的政治斗争，而非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因为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复杂的决策机制，这种决策机制通过投票、选举、议会斗争来决定国家大事，这种制度要求它的真正参与者具有极高的智商和高超的政治艺术，同时他需求双方消除阶级斗争意识，通过斗争与合作，对抗与妥协，从而达到最终的合作。从这种角度来说，在进入二十世纪晚期时，要求民主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求政治技巧上的智慧。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暂且将那场运动的失败称为一个技术上的失败，那么让我们暂且抛开那些感人的话语，忘却那些催人泪下的画面，用一双冷眼，去分析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时代终究会冷却，任何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终会有落幕的时候，曾经无比壮阔的事业最终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化作朽没的陈迹，然而那场动荡给后世所有追求自由的年轻人所奉献的带血的教训，却应当是永恒的。
四 技术上的失误
1 学生们从头至尾都未曾成为一个整体。
首先，他们缺乏一个高效坚决的决策团体。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都无法代表全体或是大多数学生，他们的“保卫广[场指挥部”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能够“指挥”或者“领导”的机构，而这个所谓的领导核心从来不能统一思想，经常在达成决议并向全体同学发布之后，跳出来某个人（譬如柴【玲女士）声泪俱下地演讲，并推翻前面决议。
其次，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的节日”，这一点在那个夏天得到了深刻的印证。学生们喊着高尚的口号来到广场上，但是他们每天的行为则与这些口号无关，革命不再是一种斗争，而是一种生活。整个场地卫生状况混乱，因为没人打扫；时常有人上台喊一些激进的口号，晚上有自发的摇滚晚会，还有市民送来的食物饮料，生活与原本校园中平静枯燥的生活截然不同，其实从这一点就可以想到，说服学生们回到校园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而在运动后期，不停地出现某群人冲击广播站，宣称“现在由某某组织领导运动”，据学生领袖之一 封【从【德回忆，他每天要镇/压三四次这样的政变。而与此同时，李【鹏在争取各省官员和驻军的支持，支持者从开始的四个省市扩大到二十七个省市，学生的败亡，就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 学生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和主\义
究竟是要改良还是革命？对于学生们，这是一个从头至尾都没有真正统一思想的问题。也许事态发展得太快，从胡【耀【邦逝世时仓促发动，到社论发表，再到绝\食抗争，整个事件发生得太快，以至于这些年轻的风云人物们来不及去想到底该做什么。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到，从领导层到广\场上几十万学生再到各地的请\愿学生们，这个问题始终有着重大争议，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希望政府改革派与学生进行合作实行改良，而封【从【德等人则倾向于革命，而柴【玲女士则“期待（！）政府进行屠【杀，用学生的血\唤\醒\人民，带来下一次革\命”
对核心发展目标的分歧和冲突，导致学生们没能执行一个有效的方针。如果搞改良，那么就需要和政府改革派达成卓有成效的合作，不触及政府底线，用逐渐的让步帮助改革派在档内获得优势，同时保存自身独立性并用让步换取在立法和校园民主进程上的胜利；如果要搞革\命，就应当迅速建立高效的指挥体系和组织，并设法得到部分军队支持（虽然难度较大），保证整个体系能够令行禁止；如果要送死，好歹也该让人民知道他们因何而死，并且改善广\场上的纪律、秩序、卫生，不要让别人将他们看做一群危害社会治安的乌合之众。
然而这些他们都没有做，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静坐，等待，争吵，欢呼，怒骂，游荡。更糟糕的是，学生领袖们在那样一个万众瞩目的位置，自我表现欲和表演欲极度膨胀，他们曾经在校园内讨论时的理性不复存在，对峙的双方在一种极端压抑的情绪下针锋相对，比拼声音的大小和言辞的动人来争夺对运动的领导权，双方都提不出之后运动的明确方针，但是都试图争夺领导权，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心理在中国的各种运动中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种内耗之中，宝贵的时间流逝掉。当5月19日赵【紫【阳最后一次出现在广\场之后被解除职务，这场运\动已然进入单行道，汽车在飞速地奔驰，车上的人依然在争吵，直到一切都走到尽头。
3 学生们没有看清自己真正的敌人
这一点实际上是上一点的延续，当学生们试图走改良路线时，他们的目标决定了他们的敌人是政府内的顽固派而不是改革派，而当学生们试图走革命或送死路线的时候，他们的敌人就不再区分为顽固派或改革派，也不局限于政府，他们的敌人就成了包括政府、军队、司法等一切附在这个统治体系上生存的人。
参与绝食的知识分子之一刘xb曾发表这样的见解：“我们呼吁就是，要使政府和学生方面都消除阶级斗争意识，消除敌人意识，开始宽容。”“我觉得这次大学生运动的一个重大失误就在于，它只强调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关系，而忽略了甚至淡漠了自身的民主建设。你建设这个组织根本就不民主的话，咱们假定一个最好的前提——学管代替了军管——这恰恰不是这次民主运动的胜利，恰恰是它的最大失败，最大可悲之处！”
这样的观点并不算太高明，但是已经远远超出了广场上几十万热血沸腾的学生们所能理解的范围，况且当时已然是五月末，已经来不及了。
评论家们无数次地提到“与政府妥协”，学生领袖并不是不知道妥协，而是政府几乎没有答应任何实质性的要求，即便答应的非实质性要求，也基本都反悔了。这是由于政府内保守派势力强大，改革派并不能控制局势。更加糟糕的是，政府官员对于学生不屑一顾的态度，比如三个学生突然跪下，提交请愿书，群众热泪盈眶。但官员就从跪着的学生面前走过，视而不见，冷漠至极。（在当时给人的冲击力相当于一颗核弹，大家一直以为中国是我们的，突然遭遇这样的情况，心理完全无法接受。和现在不同，现在国内人人都知道自己是“屁民”了，官员不理，那简单，死缠烂打，上访，到处写文章该怎么骂怎么骂。）但是在当时，这样完全无法沟通的僵局远远超出了学生领袖们之前的设想，他们的举措失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后世的人尽可以去对那场失败指点江山，然而易地而处，能否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恐怕有待商榷。这场运动的爆发太过仓促，没有一个足以服众的领导，也没有一个足够智慧的决策团队，没有严格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当然，在几十万自命不凡的年轻人中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看起来有点困难。第一批领导只是一群更具热情和勇气的学生，而几十万学生，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任务，在广场上缓慢地游荡，正如这个古老的国家：无数精英人物聚集在一起，却使整个国家显得衰老、迟钝、缓慢，在病态的缓慢中维持一种可笑的优雅，对一切外界的事物反应极其缓慢，一个决策从达成到实行需要巨大的行政成本，不停的讨论、博弈、争执和交换，这种缓慢的节奏无疑会将一切热血沸腾的青年拖垮、拖死，消耗掉他们身上最后一点生命活力，最终变成一只只长满老人斑的手。
让我们假设，在那个什么都没发生的春夏之交，学生们和改革派达成了妥协，撤回了校园，没有发生“向毛[泽[东像扔鸡蛋”“民主女神像”“赵[紫[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妨碍戈[尔[巴[乔[夫行程触怒邓公”这样的事情，事情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学生们巩固了校园民主的阵地，通过校园刊物实行了一定程度上对执政党的监督，一步一步地推行整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而改革派由于“处理得当”获得党内优势，更进一步地推进了改革进程，同时由于这次运动没有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反而使这次运动成了政府打击腐败的警钟。
当然，也有可能在学生撤回校园之后，政府在消除了外部威胁之后又一次回到老路子上，而原本就无组织的学生们被分化瓦解，被沉重的课业和自身的职业发展所消磨，随着改革派失势,学生们被秋后算账，最终这个国家依旧没有改变。这都是有可能的。
历史无法假设，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每一个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除了感慨叹息在二十年前这个国家可能走上另一个转折的道路之外也许只能叹息这个古老的国家又一次错失了一次腾飞的机会。正如当时一位参与运动的工人所说：“还没有熟的一个果子，然后一些人很饿，饥不择食，然后忽然发现一个果子以后扑上去把它摘下来吃了，一口吃下去，甚至于连嚼都没嚼就咽下去，咽下去以后发现肚子痛，然后又苦又涩的感觉，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吃，你要说不应该吃，他饿，你要说他应该吃，他吃的是个涩的是个不可以吃的东西。”
五 是谁？
学生们，虽然激情澎湃，但是毕竟作为当时中国青年人最高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的代表，在理智上清楚有些东西是不能触碰的。5月23日，余志坚、喻东岳及鲁德成（三人分别为中学教师、杂志编辑、汽车司机）将预先准备好的颜料鸡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而在广场的学生表明只求政治改革，不求推翻统治，于是将三人扭送公安局。甚至在事变当晚，有人将从士兵手中夺来的步枪送到广场，刘xb立即将枪砸碎，避免给戒【严【部【队开枪的借口。这些行为虽然有些迂腐，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生们当时在潜意识里并不想刺激政府底线，最终兵戎相见。然而，我们又可以看到，在游行队伍中，不时有人喊出 “打倒【共【产【☭”这样的口号；当晚，长[安[街一辆军车司机被打死；西单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排长被打死后，被“剖腹挖眼”后，尸体被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崇文门过街天桥上，一名士兵被人从桥上扔下，被浇上汽油烧死，一名士兵的尸体被悬挂于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
在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报告中提到：6月3日暴徒开始策划于第二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暴乱，促使中央于6月3日下午命令戒【严【部【队进城。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发生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最后发生的事情。
这场运动的发起源自胡【耀【邦的去世，恐怕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一切，因此大致可以排除这场运动的发动是“蓄谋已久”，然而，为什么在之后的两个月里， 一次次试图和政府形成相互妥协，真正地推进国家政治改革、法制改革、打击贪腐、推行民主的努力全被莫名其妙地化为乌有，而总有一群人不断地挑动政府底线最终导致一切再无转圜机会。
这群人，究竟是谁？
电影《暗杀肯尼迪》中提出这样几个问题：“why was Kennedy killed ？Who benefited？Who has power to cover it up?who?”(谁杀了肯尼迪？谁获利？谁有权掩饰？谁？)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why?想知道幕后黑手究竟是谁，我们需要知道，谁从中获益，谁就是真正的黑手。
是党内顽固势力希望通过动乱打击政敌？也许，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传闻赵】紫】阳下台时，李】鹏是做好了当一把手的准备的，只可惜邓公从上海急招先帝入京。或者是美国人？不会的，当时前苏联尚未解体，冷战仍在继续，出于地缘政治的因素，美国人向中国卖武器买得不亦乐乎，意识形态问题远没有中国支付的外汇更诱人，即便是美国人在背后搞风搞雨也只会是美国共【产【☭那群二百五左派。
但是结合前文第二点学生领袖们对于终极目标的分歧，一些让我们扼腕叹息，一些过去让我们感慨“就差那么一点”的事情又有了新的理解，也许有些事情，没我们过去认为得那样干净。为什么第二次会谈，政府派出改革派代表人物阎【明【复，会谈一度可能形成更有成效的结果之际，会有大量的学生突然冲击会谈地点导致第二次会谈流产？为什么？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阻挡着双方实现相互妥协？
根据官方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无数次看到许多令我们疑窦丛生的细节，这些隐晦的细节，如同一串串阴冷的低语，让在一个同样燥热的夏天里的我，感到毛骨悚然。
然而用大历史的角度再一次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前苏联败亡在即，3月26日，前苏联举行人民代表选举，叶利钦违背前苏共中央的决定，擅自决定在莫斯科参选并以占选区90％的压倒多数选票击败前苏共在当地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前苏联人民代表。一个党员，置党纪政纪于不顾，公开与党抗衡，竟然，能得到90％的群众拥护，当上了人大代表——这是震惊世人的危险征兆，苏共高层为之胆战心惊，而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改革的态度可想而知，而此时中国发生了这样一个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这场和平请愿如果能演变成暴力动乱，对戈氏的心理影响又会如何呢？况且苏共高层也不会愿意这个强有力的邻国和美国打得火热，一场镇[压足以让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降到冰点，而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五 根源反思
中外历史上的任何针对体制的改革，其核心都在于改革的主导者与改革的获利者形成短期或长期的同盟，从而推行改革发展。道理很简单：任何改革，其本质都在于将社会利益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注定会使既得利益群体利益受损，在这种背景下，改革的主导者必须需找新的同盟，许以利益远景，在共同利益的维系下，推进改革进行。而在今日中国舞台上弄潮的商人群体，就是79年改革的同盟。
而在一个行政权力极大，法制建设不完善的环境下，官商勾结也就成了商人们最好的选择。而当高官们的子女们在十年动乱中浪费青春，并因为他们的父辈收到更多的摧残以至于未曾接受教育，被社会主流抛弃时，他们的父辈，出于某种补偿的心理，对他们的行为也大多不予管束。于是，高官们掌握着国家权力，制定经济政策，他们的子女们拥有了其父辈的政治红利，同时又游离于国家法制之外，商人们拥有金钱，当这三者齐备之际，官商勾结，官倒、腐败，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文革的结束解放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八十年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个春天，他们对政府不再如他们的父辈一般信仰，他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信也逐渐被化解，同时，对文革的反思也使他们对八十年代中国的道路采取一种审视的态度，虽然西方思潮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的嘴里和笔下也更多地出现“民主”之类的词语，但是在本质上，他们的思考依旧是中国式的，在他们的眼中，民主和法制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实际上，恰恰是这种模糊，导致后面整场运动在一开始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直到最后失败。
追求“民主”和“法制”，虽然我们现在都把二者连在一起来说，但是实际上追求这两个东西所代表的道路是不同的。如果是前者，矛头则直指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如果是后者，矛头则指向对现行体制的修补和维护，这是第二层的不同。
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国家，我们崇拜历史上那些武功鼎盛的帝王将相们，我们钦佩那些快意恩仇的侠客义士们，我们敬仰那些壮志未酬殒身不恤的英雄好汉们，我们感佩那些宁死不屈义无反顾的先驱烈士们。但是我们不会景仰那些忍辱负重的人，因为他们心机太过深沉。我们不会景仰那些躬身做事的人，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够爽利。我们都希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希望“圣人出，黄河清”，我们都希望所有的一切都能在一场疾风暴雨的剧烈动荡之后变得好起来，因此我们都习惯了激烈变革这种简单粗暴的社会改革方式，而忽视了社会变革其本身利益再分配的冷酷本质。我们宁愿千万人头落地，打一个江山易主，也不愿做长期的艰苦的日积月累的努力。而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改革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来最艰难的改革，其意义不亚于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切政权的更迭，在没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即便打出“民主自由”旗号，最终也不过是这个民族的又一场挣扎和徒劳。短暂的风雨雷霆也许会改变飘扬的旗帜，但是它改变不了在旗帜下顶礼膜拜立正行礼的人们，而如果改变不了这些人，那么历史终将走回原点。
06年台湾爆发“倒扁运动”，百万红衫军包围总统府，当时连总统府内宪兵都表示支持红衫军。冲进总统府，抓住陈水扁简直易如反掌。然而在这种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台湾没有爆发发生在北京、在布拉格、在曼谷这样的惨剧，除去政府本身的操守和修养高低不谈，台湾红衫军始终坚持着“非暴力”的底线，政府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惩治以陈水扁为首的腐败团体，而不是推翻整个制度，在这样的互相认识下，牺牲掉一个陈水扁换取社会稳定非常划算。而在那个春夏之交，政府并不知道学生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双方僵住了，局面造成了，政府试图和学生们沟通，但是诚意不够，学生们的条件和要求一直在变，学生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核心的要求该是什么，干脆把所有条件全都提出来而且死不松口，更何况还一直有人在里面把水搅浑。政府不知道学生的底线是什么，在这样无法沟通的情况下，一切所谓的“协商”“对话”都不过是画饼充饥的劳什子罢了。
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古老的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滥觞渗透在我们的骨血里，学生们试图反对的，是中国五千年的专制主义文化。换句话说，他们在追求一个新的答案，但是他们自己就生活在原来的答案之中；他们在反对一种文化，但是他们自己就成长于这种文化。实际上他们无法挣脱这种文化，这种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信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除了王莽，再没有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不是源于流血漂橹尸山血海的战争，没有一个时代的开始不是伴随着同室操戈你死我活的内战。因此这些学生代表，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针对当时学生领袖中激烈的内讧，领导者之一台湾摇滚歌手侯【德【健曾说：“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做这种秘密的、保守的、不公开的、私下的这种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就是你的父亲、和你父亲的父亲，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你反对、你打倒的一切。那么你用你反对你打倒一切的这些方法来打倒你打倒的对象，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必须再被打倒一次！何必呢？那么这个运动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五 为了谁？
有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这个问题又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这场运动的发生，究竟应该为了谁呢？
学生领袖们也许会给出无数感人的答案：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为了共和国、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如果这个话题有一天在中国可以公开讨论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会写出厚厚的专著论证当时各方面的动机等等，纷繁复杂光怪陆离，却将一切的讨论都偏离了历史的本质。
判定一切的社会变革的最基本标准就应当是这种变革能否为这个国家里的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包括物质生活环境、精神生活环境和政治生活环境以及宗教生活环境。我们推崇民主，并不是因为民主本身有意义，而是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工具有意义。这种工具可以让国家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底层民众的利益，这种工具可以让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受监督，这种工具可以让人民免于恐惧，这种工具可以让人民践行正义和道德而无需担心被九天之上的某只翻云覆雨手摧毁自己的生活。
为了人民。
这个答案是这场运动最终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因为学生们没有真正地为人民去争取民主，所以他们会在现场直播的会议中不停地要求撤销人民日报社论而只字不提打击腐败。所以他们会一次次地拒绝回到校园巩固民主阵地，推行法制监督。所以他们会在最终摊牌的时刻不坚持下去，在军列已达山海关的时候撤离广\场。他们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们被高尚崇高的口号所激发，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然而在高亢的口号背后，是整场运\动民主法制理论建设的苍白，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为了谁，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场运动从曾经一场民主请\愿变为一场示\威，最终变成学生阶层与政府博弈乃至尚未上位的新贵们自己的内耗和争执。最令当年的年轻人痛苦的是，这场失败，这场可耻的蜕变，就发生在他们眼前，就发生在他们手中。
如果他们真的能明确自己做的这一切都应当为了人民的生活，他们就会做权衡：自己有没有实力革命？如果没有，那么走改良的路子需要联合谁，打击谁？应当通过这场运动为人民争取哪方面的利益？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甚至可以避开“民主”这个敏感问题，学生们可以对“法制”这一点集中火力，通过敦促法制建设和对贪腐的打击逐步形成对官僚权力的遏制，假如人民通过法律监督和游行示威一软一硬这两手形成了对政府监督的强大民间力量，民主自然会水到渠成。
而且如果当时在游行可以得到正面评价的时候撤回校园，那么人民手中就永远有这样一件利器，随时可以在政府无良的时候拿出来示威。台湾红衫军领袖施明德对“倒扁”行动的评价就是：“百万红衫军上街反贪腐，不光是给陈水扁严重的警告，今后不论是谁当“总统”，谁当“部长”，都得考虑，一旦贪腐，将会激起强烈的民愤。今后，哪个官太太，还敢像吴淑珍那样穿金戴银，招摇过市？”然而由于这场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政府顺理成章地制订了针对游行示威的法律，于是中国人民也就永久失去了这件武器。
随着时间过去，一切美丽的口号都失去了曾经的神采，而当我们以长远的目光看待这一切时，我们就发现，那个春夏之交，不仅没有成为这个国家民主进程的里程碑，还成了这个国家民主建设的最大败笔。生命白白被牺牲，鲜血白白被播撒。那些人，那些事情，没有他们自己说得那么干净，也没有他们的敌人说得那么脏，他们喊着民主自由，打击腐败走上街头，却在口号与欢呼声中迷失了自我，交织着对国家的热爱和个人表演欲，纠缠于虚妄的社会理想和飘渺的论争，摧毁了一届政府并浪费了一个时代，他们只是这个民族前行的祭品，无所谓英雄，更无所谓先知。
六 结语
在1988年，有一部轰动一时现在却不为人知的电视剧，叫做《河殇》。
其中，我们第一次这样震撼地被告知：黄河，这条母亲河其实是一位暴君；长城代表的不是文明的辉煌，而是保守、不思进取；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只是一个集权专制的符号；以黄河为代表的我们的文化从根本上就不适应于现代化，它扼杀了我们民族的创造力，必须放弃它转而迎接"海洋文明"。
《河殇》论证，黄河周期性的水灾是中国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的象征，我们的历史是循环的，不是进步的。我们往往将朝代盛衰兴亡看成一种纯技术问题，我们用辛勤的双手在修修补补，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中华民族无数次呐喊和徒劳的根本问题，我们需要拥抱海洋文明，西方文明，从而彻底地跳出中华文明本身的怪圈。
《河殇》轰动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一些只言片语感受那个时代民族复兴的前兆。八十年代是新中国的“黄金十年”，它不仅是理想主义的十年，也是百家争鸣的十年，它虽然是信仰崩溃的十年，但也是新一代思想者在“一无所有”的歌声中重新寻找信仰的十年。然而历史却给中国开了一个蹩脚的玩笑，我们错失了一个全面推进民主法制的时代，我们错失了一个拥抱现代文明的时代，我们错失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够反求诸己，深刻地反思自己在历史中的责任和罪恶，为终将到来的民族真正复兴，做好准备。我希望，在下一场民族复兴的激荡风云来临之时，这个民族不再牺牲无辜的生命，而之前的一切牺牲，一切无声的呐喊，一切悲恸的号哭，都重新拥有了非凡的意义。
中国万岁。
